1一、“性情”“本色”与“己意”:论印章的本质

自李贽提出“童心说”后,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主张文学要表现作家的性灵和本色。袁宏道在给袁中道诗集写的序中称:

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 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袁宏道所论的“性灵”,就是指作家真实的情感表现,是其自身特有的,是他的本色。明末以来到清初的学风对诗文艺术的风格也有影响,如黄宗羲主张文须“言之有物”,顾炎武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等,当时文人所选诗文如周亮工的《赖古堂文选》、邓汉仪的《诗观》、曾灿的《过日集》等书保留了当时诗人自抒胸怀的真实面貌。

2汉 冯安

3汉 丁苍之印

周亮工论诗“自道性情为主”,反对“舍性情而专言格调”“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所以不古也。”他说自己有时作诗也“略尚气色”,然更注重个人“本色”,决不“一味壮声嚇人”。钱谦益说:“栎园近在樵川,痛诗道榛芜,刻严羽《诗话》以风示海内。”正是周亮工看到诗歌创作有此芜杂之弊,不能表现诗人本色而宣传此书,以期人们来关注这一问题。

文学创作如此,印章创作是否如此呢?周亮工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印人传》中提出了印章也要能表现印人的性灵和本色。他以倪元路所论来谈印章:

倪鸿宝太史尝诮今之为时艺者,先架骸结肢而后召其情。予谓今之为印章者亦然。日变日工,然其情亡久矣。

“日变日工”,缺少个人情性,何谈印章?这里把印章的创作本质和诗歌中的创作视为一类,提升了印章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功能。

4汉 冯赏私印

5汉 韩众

《书姜次生印章前》称姜正学甲申之变(1644)后纵情于酒,“酒外惟寄意图章”,生动地描述了如何“寄意”的情形。他认为,印章表现性灵,寄托感情,主要是能突出“己意”:

安节幼癯弱,壮乃须眉如戟,负颖异质,诗古文词及制举业,皆能孤行己意。

工石章者,予所见数十辈,求其合古人之法而能运以己意者,尚百不得一,至切玉则杳然绝响矣。

皜臣治玉章则真能取法古人而运以己意者,即其乡人何雪渔尚不屑规模之,况其下者乎?

元方法汉矣,汉人又安得能前乎此者如元方,各为一类摹之耶?陆汉标以予言为是,故作印能运以己意,而复妙得古人意。

予独谓大年能运己意,千秋仅守何氏法,凛不敢变,不足贵也。

有“己意”,即有个人的发明创造,其内涵包含三点:一是指印章要和诗文之类一样,表达作者自己的个人性情,如《书王安节王宓左印谱前》所论“孤行己意”即是指个人性情。

6汉 翟谭

7明 文彭 何地置老夫

此外在《顾筑公印谱前》称顾氏“人品高迥,不屑从流俗,作印耻雷同”实际上也是强调印章要表达个人的性情。二是强调印章要“合古人之法”之后而能有个人的特点,《书江皜臣印谱前》《书陆汉标印谱前》中所论即以“古人”为参照标准的,这种“古人之法”就是指秦汉以来的印章传统和元代以来文人印章复兴后的传统。三是指要突破时人印风的笼罩而有个人面貌,时人特指影响较大的文彭、何震。如《书梁大年印谱前》中周亮工批评梁千秋而称赏梁大年即是以何震来参照的。以上三层含义,不论何种,都突出了印章是以寄托个人情感,表现个人性灵、本色、趣味、风格为宗旨的,这与其他艺术都是一致的,也是文人印章区别于“工人之印”的关键。

8明 文彭 琴罢倚松玩鹤

9明 文彭 琴罢倚松玩鹤

二、对文彭、何震等印章流派问题的批评

(一)印章流派观的提出

从弘治、正德到嘉靖、万历的百余年,是文坛上前后七子的活跃时期。而在印章上,万历年间,以“汉印”为师法对象的潮流占主导地位, 突出其师承关系和风格特征,虽然未有“派”别之称,但已呈现出明显的流派倾向。如许令典在《甘氏印集》序中称:

吴有寿承,寿承拾渖宋、元,而背驰秦汉,其文巧合、深剌, 利于象齿,俗士诩焉。自云间顾氏广搜古印,汇辑为谱,新安雪渔,神而化之,祖秦汉而亦孙宋元,其文轻浅多致,止用冻石, 而急就尤为绝唱。

10明 文彭 琴罢倚松玩鹤

11明 文彭 琴罢倚松玩鹤

这种以对比的方法来论印人,是最初流派形成的开始,在万历年间,对于文、何的讨论,尤其是对何震的批评,汇成一股明代印章论印的思潮,朱简作为以“派”来划分印人的理论家,归纳了明代印章流派兴起的情况。在《印经》中他指出:

国初尚故习,衰极始振,德、靖之间,吴郡文博士寿承氏崛起,树帜坫坛。

何长卿北面师之,日就月将,而枝梧构撰,亦自名噪一时。嗣苏宣出,力欲抗衡而声誉少损,乃僻在海隅,聊且夜郎称大, 或谓寿承创意,长卿造文,尔宣文法两驰,然皆鼻盾手也。

名流竞起,各植藩园,玄黄交战,而雌黄甲乙,未可遽为定论。乃璩元玙、陈居一、李长蘅、徐仲和、归文休暨三吴名士所习,三桥派也;沈千秋、吴午叔、吴孟贞、罗伯伦、刘卫卿、梁千秋、陈文叔、沈子云、胡曰从、谭君常、杨长倩、汪不易、邵潜夫及吾徽、闽、浙诸俊所习,雪渔派也。程彦明、何不违、姚叔仪、顾奇云、程孝直与苏、松、嘉禾诸彦所习,泗水派也。

12汉 赵音私印

13明 文彭 寿承氏

朱简对流派的讨论涉及时代条件、师承源流、活动地点, 明确了以文彭为中心地位的三派强大阵势,但对于流派艺术风格的讨论却未能展开,关于文彭、何震及其流派的讨论以及他们在清初的影响,在《印人传》中得到体现,其中许多记载是清初印坛的代表观念。

14宋 保捷弟一佰三弟六指挥使朱记

(二)《印人传》中关于文、何等流派问题讨论的价值与局限

《四库抽毁书提要》中专门谈到明代印章复杂的流派现象:“明文彭、何震而后,专门名家者遂多,而宗派亦复歧出。其源流正变之故,则亮工此传,括其大略矣。”《印人传》中关于流派问题的讨论着力谈到文彭和吴门派的形成以及关于何震、雪渔派及相关问题。

15宋 保捷弟一佰三弟六指挥使朱记

文彭是明中晚期印章兴起的开启人物,字寿承,号三桥,文徵明长子。《印人传》在“感旧的印章”之后,首先谈到了文彭的印章,称: “论印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在讨论其他印人时, 又不断提到文彭印章:

三桥力能追古,然未脱宋、元之习。何主臣刀能自振,终未免太涉之擬议,世共谓三桥之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

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近人惟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余尝言字学迷谬耳,惟赖古印章存其一线。然知篆籀矣,而雅俗等迷谬耳。国博胸中多数卷书,故能开朝花以启夕秀。

16宋 保捷弟一佰三弟六指挥使朱记

周亮工肯定了文彭作为文人在印章上“开朝花而启夕秀”的重要地位,指出他的印章能追溯古人,接汉代以来印章的“正灯”,有“开派”之功。但周亮工也客观地批评了他的印章不够苍茫古朴,未脱宋、元人印章的风气。文彭的印章之所以如此,是他要以宋、元以来的印风求得对古典精神的回归,因而要“专注于元”。傅抱石先生分析了文彭的印风探求,也肯定了他的成功处:“他的刻印,基本的精神,在于‘秀润’和‘雅正’。当宋、元屈曲盘回的积习之余,他出以‘秀润’,是比较刺激性轻微的。他用‘秀润’作了桥梁,挽转了若干印人回到‘雅正’的彼岸。”文彭在宋、元印章凋敝之时,提倡“雅正”的印风,确实起到了“振衰”的作用。

1气韵历来是中国艺术创作、品评和审美的重要标准,无论是音乐、文学、绘画还是书法领域,长久以来都对气韵学说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

从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始,气就被认为是世间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本源,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将之引申到书法上,书法之气即为阴阳之气,虚无而无功利,是生命存在与生命真实的体现,有清浊之分,乃相对于书写者自身而言,是其德行、修养、气质、品位、才情、学识、生活阅历、审美追求乃至实时情绪等综合素质的外化。气既是书法创作的动力与源泉,亦是书法作品的生命。

气通过书法实践的物化过程,凝结于笔墨之间,便生成韵,韵在中国书法中的地位亦不可小觑。书法之韵,是相对于书法作品本身而言的,具有纯美学的特征,是书写技巧与笔墨意象精神内蕴的自然流露,呈现着一种韵味、格调与高雅的审美取向,具有音乐般的律动之美和节奏感,在审美上具有多种追求,也是作为书法作品的审美客体与作为欣赏者的审美主体之间的感性交流,是客体的书法四要素诱发主体而产生的美感体验,主体却无法作用于客体而引发客体表与质的变化,具有客体之于主体的单向性。

“气韵”一词最早见于南朝齐谢赫《六法论》,其文乃“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生动乃气韵之特征,即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富于节奏的律动。一言以蔽之,书法的气韵,具有含蓄的特征,它的核心在于持续运动着的阴阳转化,是一种味之难尽的状态。气是韵的存在基础与内涵,韵是气之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的外化,虽抽象但是可被感知,二者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书法美学的至高理想。它是人的气质禀赋、阅历审美等素质在书法技法中的完美流露,依托于书法艺术本体却又高于之,对气韵的追求即是对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追求,对朴素自然的追求。

2弘一 清凉歌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出家后法号演音。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一个富足的书香门第。父亲为道光进士,曾官至吏部主事,后继承家业成为津门的盐业巨富,晚年喜爱钻研禅学。李叔同的母亲为侧室,生下他时只有20岁,其父已度68寒暑,在父亲去世后,母子的处境异常艰难,曾奉家人之命与年长两岁的俞氏开始了一段感情平平的包办婚姻,生下一子,无奈早年夭折。1911年从日本毕业归国,于天津任图画教师之时,适逢辛亥革命,李家遭变,濒临绝境。1912年前往上海,后应聘至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国画、音乐。1918年正值盛年并处在艺术巅峰的李叔同毅然决然的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淡泊名利、孑然一身,潜心修佛,四处游历,弘扬佛法,开始了苦行僧的生活,誓以佛法救国,身份由李叔同变为弘一法师,成为一代律宗大师。1942年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纵观弘一法师的一生,其书法的气韵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进行探讨,第一个时期为出家之前,第二个时期为出家后的前14年(1918年—1931年),第三个时期为1932年—1943年的十年时间。

3.jpg弘一 《佛三身赞》选三

一.弘一法师出家前书法中的气韵体现

弘一法师出家前无论写作篆、隶、行、草还是北朝楷书,都脱不开模仿的影子,临摹者固然,创作者亦然。从临摹来看,无论是《石鼓文》也好,《张猛龙碑》也罢,都形神兼备,可谓写什么像什么,但终究写的不是自己。再从此时期法师的书法创作来看,楷书创作在总体上呈现北朝碑板书法的面貌,然而受《张猛龙碑》影响最重。我们不难理解,此时期法师书法的气韵是明显带有他人痕迹的,自己的个性于其中略显不足。

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这一时期法师也学习“二王”等帖学一路的书风,但是总体来看依然是以碑学为主,就连行草书都明显带有北碑的影子,这固然与时下碑学大盛的社会风气有关,但是关键在于法师所受教育对他的影响。其自幼攻读《四书》等儒家经典,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加上清末经世致用和康、梁“维新变法”的激励,使得李叔同胸怀宏图大志,积极入世。在这种心态与理想的作用下,其书法艺术便处处透露着儒家之气,这股气凝结到笔墨里所生成的韵,只见点画凝重厚实、棱角分明、潇洒劲健、墨色深黑,充满积极向上的情怀和蓬勃的朝气。我们看到,法师所临摹的黄庭坚与王羲之的行草书也是饱满厚实而稳重的,线条较原帖明显略粗,这也是其书法中儒家之气的一种体现。

4弘一 《佛三身赞》选三

弘一法师在日本学画期间,由于受到西洋画布局的影响,他的书法多了一种从整体着眼的审美观念,在对细部的处理与过渡之上更加自然严谨,体现着艺术家之气。我们从弘一法师去日本之前所写《金缕曲》上可以看到,章法上不免让人产生左轻右重,上重下轻之感。而法师在日本学习西洋画之后所写的《高阳台》,其线条的粗细,结字的大小、擒纵等对比因素较之先前更加浑穆而丰富,技巧感显得更加强烈,特别是在章法上,较之先前更符合阴阳对立统一的中和思想,更具有图案化的韵味。这种书法气韵的形成,或许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他所造诣颇深的音乐、戏剧、文学等艺术门类的影响,当然关于这一猜测是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撑的。

此外,除专门的书法创作外,法师平日所写书札尺牍的气韵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法师在出家前与友人写信,多用行草书,章法安排较密,结字向右上倾斜,大小与粗细变化显著,书写的节奏感明显而强烈,常有故意拖长的笔画嵌在其中,极尽张扬之能事,透露着艺术家的气质与才情。此时期法师书札书法的气韵与其日常书法创作的气韵在一定程度上相通的,只是多了几分自在与豪放的韵味,传达着更加真切的性情之气。

总体看来弘一法师在此时期的书法气韵,呈现一股“浊气”与“阳气”,是在充满积极入世的态度和远大报复的基础上,所展示出来的厚重、果敢而有棱有角的韵味,充满一种雄强的阳刚之美,处处透露着儒家之气,又散发着纯粹的艺术的光芒,但是书法创作始终摆脱不了对前人模仿的影子。

5.jpg弘一 《佛三身赞》选三

二.弘一法师出家后前十三年所作书法的气韵

弘一法师出家后的前十三年,即1918年—1931年,是我们分析法师书法气韵的第二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法师书法生涯的一个过渡时期。

1918年,弘一法师将在家时的书作、油画、衣物、书籍、印章等分赠夏丏尊、刘质平等人与团体后,在虎跑寺剃度出家,结束了其绚烂的艺术生涯,诸种艺术门类再不插足,唯有书法难以舍弃,此时的书法变作一种弘扬佛法教义的手段,故而其气韵自当与先前有异。

而此时,也正是法师对佛法戒律逐渐熟识、理解、参悟,以致感化家人的一个自身对佛学不断加深体悟的过程,这一时期弘一法师便开始在先前书碑的基础上探寻一种佛门僧人应该持有的写经书法风格,处处透露着一股佛法悟道的专注的虔诚之气。印光法师曾对其反复规劝说:“写经不同写字屏……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体。若坐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这对于弘一法师书法风格的改变或许可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故而,其书法开始增加之前所积累的写帖经验,再融合锺繇楷书,来中和先前写碑的刚猛。从部分作品中可见,虽依然带有北朝碑板书法的痕迹,但是笔画不再像出家前那样棱角分明,而以圆笔代替之,增加了一股内敛与佛家的圆融韵味。

6弘一 行书示现舍离七言联

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到1931年,弘一法师的书法慢慢走出北朝碑板的影子,个人写经风格逐渐显露,书写时多了几分自在与适意,用笔上增加了侧锋的使用,先前的欹侧险绝之势开始归于平正,让人不难体会其间散发出来的些许静气。

故而,弘一法师此时的书法气韵,是在其自身佛教修养日增的基础上,散发出来的佛门之气所幻化出的不断消磨棱角变为圆融,变险绝于平正,逐渐增加静气与从容的韵味变化过程,也是“浊气”与“清气”,“阳气”与“阴气”的斗争过程。这一时期的气韵,是否可以推测为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与加深理解,重新探索的气与韵的结合呢?

弘一法师此时期所写书札的气韵同样呈现着这样一种变化过程,法师出家第二年致黄善登的书函,依旧神采飞扬,体现节奏鲜明的韵味,含有不少俗家之气。但是再看分别于1923年、1928年与1931年致刘质平的三封书信,我们极易看出其中的气韵变化,前者较刚出家时多了几分稳重与收敛,突出的长笔画消失不见,粗细对比不似先前那样夸张,书体也变为行楷书。1928年书函在之前的基础上, 继续弱化种种对比关系,增加了短促的线条,拉大了字间的距离。而1931 年书函的结字较前两者更加严谨收敛,线条更加短促。这种变化充分体现着弘一法师学佛事佛程度的逐日加深之气。

7.jpg弘一 行书示现舍离七言联

三.1932年—1943年的十年时间中弘一法师所作书法的气韵

自1932年开始,弘一法师的写经书法可以说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书写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朝着更加简静、恬淡、圆融、瘦细的韵味方向发展。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法师在以书事佛时,书法中所渗透着的浓重的宗教内涵,仿若礼佛,心静至诚,从容不迫。

法师在此期间,对南山律宗精心钻研,成为一代大师,四处游历讲律,将自己对律宗佛法的参悟融入到笔下,正如佛家所言“定能生慧”,因“定”而慢,慢或许正是弘一法师此时期书法气韵生成的重要原因。圆拙法师回忆他见弘一法师写小字时的情形说,法师“左手提纸,从桌面上竖起,状如诵经,以右手执笔,悬腕而就书之”,虽然圆拙法师并未提及弘一法师的书写速度,但是我们从其写字的姿势来看,可以推知其书写速度是很慢的,因为倘若不是,则在立起的纸上书写很容易将之戳破。此外,刘质平在回忆法师写大字《佛说阿弥陀经》时说:“落笔迟迟,一点一画,均以全力赴之,五尺正幅,需二小时左右方成”,足见其写字之慢。也正是因慢才形成了这种看似不着气力,实则内含韧劲的韵味。

弘一法师晚年时的写经书法下笔愈见迟缓,结字愈见瘦长,线条愈加圆润,点画与点画间愈加不相搭接,仿佛不食人间烟火那样一尘不染,唯有宁静空灵之气韵,只见虔诚,也是佛家修行所讲“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一种体现吧。他晚年在写给马东涵的信中谈及自己的书法说:“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规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观之,斯可矣。……又无论写字刻印等,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充逸之致也”。

总括看来弘一法师此时期写经书法的气韵凝结着厚重的禅意法音,处处透露着“以律严身”之气,将其对佛法戒律的精研深悟融会到笔端,便生成了他自己所说的“平淡、恬静、充逸”的韵味,流露着一股“清气”与“阴气”。

再来看法师这一时期的尺牍书法,其于1939年致刘质平和1942年圆寂前致夏丏尊的两封信。前者与其第二个时期中所写的手札书法差距不大,而后者明显可以让人感到与其这一时期的写经书法极其近似,结字修长,笔画细瘦,章法稀疏,点画分离,但是在其间似乎可以感觉到法师书写时那生命气息的微弱和至极的静气,此时这书札的气韵已经不仅仅是佛门之气的外化,而是生命之气的呈现。

纵观弘一法师一生的书法生涯,我们可见其书法的气韵是随着自身生活阅历、修为、学识的增加与强化而不断变化的,从抒发儒家积极入世之情到弘扬佛家四大皆空之律,从多变丰富的书写节奏发展为迟缓而相对匀速的书写,这不仅体现在其普通的书法创作与写经书法之上,也体现在平日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

1晋 王献之 中秋帖 11.9cm×27cm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中秋帖》(图1)是清朝乾隆皇帝“三希堂”中的三件宝贝之一,其他两件分别是《伯远帖》(图2)和《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为晋代王献之所书,另有一说认为是宋代米芾之笔。文字内容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这样的令古往今来谁也读不通的字句组成。尽管词句令人头痛,但并不妨碍人们对这件作品的欣赏。笔者十分同意这件作品不能归属在大令笔下,却不认同它是米芾想当然的臆造,更不赞成因它不是王大令的亲笔就看也不看它,因为不论书法还是由书法传递出来的信息,它都有极高的价值。

王献之(344—386)东晋书法家。字子敬,小名官奴,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幼年跟随父亲学习书法,继而又学习张芝草书。之后,又在父亲变法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王献之与王羲之被书法史上称为“大小王”或“二王”。小王曾官至中书令,后世敬称“王大令”。

大令书法重在气势,这与他作书执笔的方法有很大关系,简而言之:王羲之的用笔重在提按方法的运用,而大令的用笔则有偏于使转的发扬。虽然各有千秋,但后者就谋篇布局来说,幅成之后,自有雄阔排宕之势,就此而言,父亲或许稍逊儿子一筹。

2图2 东晋 王珣 伯远帖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书画家李嗣真《书后品》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

南朝人羊欣评其书:“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向为世人称道的“破体”,就是王献之在继承张芝、王羲之书风的基础上,变革先前朴拙书风所形成的崭新、华丽的风格,而其中的华彩乐句,则莫过于长风浩荡、连绵不绝的一笔书。恰恰这件作品因其干净整洁(虽语句难以读通), 能让人们一眼望穿,反而为我们非常好地诠释了王献之一挥而就的辉煌一瞬。

根据清代《石渠宝笈》记载:《中秋帖》素笺墨迹本,高八寸四分,横三寸六分,共三行二十二字。卷前有宋高宗赵构签题“晋王献之中秋帖”及清高宗弘历题引首“至宝”两个大字。卷后有明代董其昌跋称:“大令此帖米老以为天下第一。”据传, 帖前原有“十二月割”等语及帖末“庆等大军”以下文字皆缺失。

4图3 元 冯子振 题展子虔游春图

在中国书法史上,大王和小王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但是,自唐代太宗皇帝李世民写的《王羲之传》,其中不吝词句给予“大王”极高评价,如“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 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帝王开口定调,天下岂敢有相左之音?况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之下,谁敢倒逆呢?所谓:“胜母之里,曾参不入。”

李世民之后,遂关天下之口。

嗣后,就出现了抑小尊大的趋向。但是,唐太宗李世民也承认:“自晋、唐以来从大令问津以迄于成者,代不乏人。”

殊不知,王献之较之乃父,其实更具有开创的意义。他以外拓雄强的笔势引领千古,成就了不拘点画,意在全局的整体书风。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了王献之对父亲的一番颇有见地的言语:“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 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有如此见地,足可看出其以后的书法成就,而作为父亲的王羲之能不拘长幼从善如流,除能令人赞美古人学艺的胸怀,更让人发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感慨,当然,这也是父子亲情的一段佳话。

王献之的书法在当时已能和父亲并驾齐驱,或谓过之。

6图4 沈尹默 自述

南朝虞和在《论书表》中为我们讲了个故事:“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裓,著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褾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

在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献之为人书衫的美谈,不仅可以和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媲美,而且他的书法风格,已为时人所激赏,成为一种时尚。

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首先须取陆机《平复帖》来看,仔细玩味,这是西晋仅存的书家名迹。自然还有许多晋人写经卷和典籍残本存世,那都是属于经生体的一类,故不拟引作例证。《平复帖》是章草,十分古质,王僧虔说过:‘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他特别指出陆书是吴士书,那就说明江东当时流行的笔姿,是像他那样。但是应该意识到,当时一般人是章草和行书并用的,能章草的,必然能行书。这就是江东当时时尚的书法,不过陆机、王珣比一般人写得格外精一点罢了。试看《汉晋书影》中印行的北凉李柏简札,也是用类似的直质笔姿,所以到元代冯子振(图3)、杨铁崖、李孝光、虞集、饶节他们号称晋人书,也不过是取法了那种直质的笔姿,元时人用硬毫来造成晋时人通行的字体,如是而已。其结果是与元朝时代无关。据此,可以来说明一下羲献父子书法,高出与他们同时代的一般人的理由。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阙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明白了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庾翼起初每不服逸少的缘故。庾翼简札,《阁帖》中亦有存者,凡经摹刻,未免失真。推测言之,不过是王珣辈流,不能同羲献父子后来名迹如《兰亭集序》《中秋帖》等相提并论。因为庾王诸人,虽擅书名,但终身为时尚所局限,没有跳出那个范围。而羲献父子则‘肈变古质’,实成新体,既不泥于古,又不囿于今,因此,当时人都不能及他,遂使庾翼始而不服,终则大服。其中消息,不难于上述诸名迹中探得,但须熟观审思,方能有悟入处。”

7图5 宋 米芾 行书三帖卷之一

沈先生的这段话中,至少阐明了一个道理:“二王”的书法之所以成功,在于“既不泥于古,又不囿于今”。而被历史淘汰的书法,却大多因其只知“直质”,而不知“委曲”的奥妙,故而令历史将其“湮没”。书法里存在“扮”与“不扮”的道理。如何扮?扮多了不成,不扮也不成。关键是比例。合适的比例,体现的是美感,不合适的比例,就是做作。

从沈先生的话里,我们还知道,学习“二王”的书法,不可舍本逐末,如何求本?沈先生浓缩了一生的思索、实践,为我们精简成几个字,而这几个字又造成了多少误解沈先生的缘起,在未提这几个字之前,笔者试着再引一下沈先生的原话:“其中消息,不难于上述诸名迹中探得,但须熟观审思,方能有悟入处。”沈先生指的名迹,在他这篇文章中仅指的是:《平复帖》《伯远帖》《李柏文书》《兰亭集序》《中秋帖》,如果考虑到借镜的问题,那还可以加上元代冯子振、杨维桢、李孝光、虞集和饶节等几位书家的书法。

那么,沈先生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一句话:无非笔笔中锋!

我们为了印证沈先生的话,分别选取了他自己所书的《自述》(图4)和宋人米芾所书《行书三卷帖·之一》(图5)来作为参考。他们之中,一个是学习“二王”法书的典范,一个是服膺“小王”的痴人。他们的成就,为世所公认。他们的书法决不是那种不管用笔,纯任自然,偶然兴到,间有佳书的书家,而是笔不妄动,动则生辉,总是让人们眼前充满了新奇的乐趣,总是给人咀嚼不尽的回味。台湾王静芝教授是沈先生的学生,他回忆沈先生的文字有这么一段:“有一天,我看先生写一条幅,实在太好。我禁不住地称赞,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董其昌,我就顺口说:‘二先生,董其昌总算不错了!’先生正写着,抬头看看我说:‘董其昌?还差一点儿!’我直感地了解,先生是说董其昌比起先生还差一点。我连忙应声:‘哦,哦!’先生低下头去又写,口中自言自语:‘米元章以下!’这句话真使我惊讶!我的理解是先生真的自许。米元章以下无人可比……”而米芾则说:“一日不书便觉涩”……

从王羲之谢师卫,是不囿于今,成绩斐然,有目共睹。逮至宋代米芾,从集古字开始,浸淫书法之间夫人,到王子敬劝父另起炉灶,是他们父子不泥古,而他们不随当时士人习尚,变法图新,演成风樯阵马之势,突出沉着痛快之意,再到沈尹默先生崛起于民国年间,管领风骚至今,这其中纵有万千故事,但笔法的继承和创新的思想这两点,却不能不说是关键的关键。

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再去观赏《中秋帖》,帖外收获之多,却是始料未及。8 9

1徜徉在紫禁城中的内廷院落,会发现位于养性殿后方的乐寿堂、颐和轩廊壁上镶嵌着数百块石刻,院中斑驳的日晷伴随着这些石刻历经沧桑。细观石上文字,可以知道这些青黛色的石板正是著名的《敬胜斋法帖》刻石。

《敬胜斋法帖》是清代乾隆皇帝亲旨刊刻的著名丛帖,与同时期所刻的《御制三希堂法帖》《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兰亭八柱帖》齐名。这些皇家法帖刻石在二百余年里几经风雨,有的或残或损,有的荡然无存,唯独《敬胜斋法帖》刻石因镶嵌在紫禁城而保存完好,是代表清代皇家刻帖的珍贵文物。

提起《敬胜斋法帖》,不能不先谈谈“敬胜斋”。

2.jpg《敬胜斋法帖》 第一册 局部

敬胜斋是紫禁城中建福宫花园中的著名建筑之一。建福宫花园,俗称西花园,建于乾隆五年(1740),是参考江南园林设计而成。整座花园内建筑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相互之间以游廊相连,并配有奇石异木,所筑景致虚实相和,堪称是紫禁城里的一处胜景。敬胜斋位于建福宫花园西北,是一座面阔九间、进深一间的建筑,屋内饰有郎世宁所绘藤萝天顶画,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之一,里面收藏有大量图书、艺术品。乾隆皇帝对这处书房格外钟情,曾以这样的诗句题咏敬胜斋:

君道典谟备,始终惟一钦。丹书爰取义,白室此为箴。常有图书伴,如承师保临。凛乎朽索喻,逸豫敢萌心。

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治政之余常常在这里思索读书、临帖写字,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

3.jpg《敬胜斋法帖》 第二册 局部

正因为此,当乾隆皇帝准备将自己的书法勒石刻帖时,便援引祖父康熙皇帝以书房“渊鉴斋”命名《渊鉴斋法帖》之例,将自己的书法作品编辑为《敬胜斋法帖》。

作为皇家刻帖,《敬胜斋法帖》的刻石、传拓工作均在清宫廷内完成,由諴亲王允秘、果亲王弘曕总理。据学者考证,《敬胜斋法帖》的镌刻大体分为初刻、增刻、补刻三个阶段。其中,初刻阶段不晚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增刻阶段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当时大臣们建议增加部分新的书法作品,这一提议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应允。据《国朝宫史》所载,“(乾隆)皇上各种御书,先曾勒为《敬胜斋法帖》,久已示则书林。乾隆二十五年,内廷诸臣以宸翰日新富有,具词敬恳寿诸丰珉,昭示天下,永为程式。得旨俞允,仍以‘敬胜’标名。诸臣敬谨钩橅编次,凡御书御制诗十册,御书经书及旧人诗文十册,御临诸家名迹二十册,统为四十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 勒石”。至此《敬胜斋法帖》堪称完备。

4.jpg《敬胜斋法帖》 内页结尾部分

补刻阶段在乾隆三十九年,伴随乐寿堂建成,《敬胜斋法帖》石刻分嵌于乐寿堂、颐和轩廊壁上,于敏中等臣工又依据廊壁面积对需要镶嵌的帖石微加损益,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石刻规模。其景象,正如乾隆咏乐寿堂诗中所说“两廊排石搨,惭愧岂称书”。

全帖刻成后,乾隆皇帝曾令内府造办处椎拓过为数不多的全帖,供坤宁宫、漱芳斋、养心殿、敬胜斋、乐寿堂等殿阁陈设,民间鲜有流传。今日保存下来的《敬胜斋法帖》全帙凡四十卷,按内容分类排列,其中卷一至卷四为御制文,卷五至卷十二为乾隆御制诗,卷十三至卷二十为乾隆手书经书及古人诗文,卷二十一至卷四十为乾隆临摹古人书法之作。

5.jpg《敬胜斋法帖》 第四十册 局部

《敬胜斋法帖》当时传拓不多,流传十分稀少。据资料显示,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故宫博物院保存了六部,民间只有零星残卷流传。中国书店有幸保存有一部完整的《敬胜斋法帖》。这部法帖保存极好,经折装,以罕见的明黄锦绣装帧,随手打开一册,帖中墨色黝亮、微泛紫光,是典型的乌金亮墨拓本。细观此部《敬胜斋法帖》,其装帧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同。故宫所藏或为木夹板装帧,或为蓝布纸板装帧,而中国书店所藏从函套到每册夹板,均以清代皇室锦绣装饰,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用清代宫廷黄锦装帧的《敬胜斋法帖》。

如此出众的《敬胜斋法帖》同样有着精彩的制作工艺。据文献记载,此类清宫廷刻帖从选石至传拓都是由内廷督办, 各道工序精益求精。至于石刻碑帖能否传神,则与镌刻、传拓技艺、材料密不可分。

具体来说,在雕刻、拓印《敬胜斋法帖》之前,清宫廷已经镌刻过《三希堂法帖》,因此《敬胜斋法帖》的摹勒、刻石同样细微精妙,完好地再现了书法墨迹的神韵。

6《敬胜斋法帖》 第四十册 局部

除此之外,传拓之法对展现刻帖书法精神也极为重要, 技艺精湛的拓工往往能将石刻文字传拓得惟妙惟肖。传拓之法产生很早,据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唐太宗《温泉铭》等唐拓本实物,可以看出唐代即有技术成熟的传拓技艺,并在随后的历史中不断创新、发展。《敬胜斋法帖》采用的“乌金亮墨拓法”是一种对技艺、材料要求非常高的传拓方法,每拓一次用墨量也大,成本很高, 即使是清内府传拓,也只是帖石初刻成时才用“乌金亮墨拓法” 来拓印。例如镌刻时间比《敬胜斋法帖》稍早的《三希堂法帖》,只有初拓本为乌金亮墨拓本,当时仅拓数十部专供殿阁陈列及赏赐大臣,之后再拓时便只用淡墨擦拓。

7.jpg《敬胜斋法帖》 第四十册 局部

最后是材料,好的拓本在传拓时离不开好的纸、墨。清代内府印书、拓帖,因财力颇丰,往往采用最好的纸、墨。据现在流传的实物看,《敬胜斋法帖》所用拓纸质地细腻,洁白如雪,很有可能是用当时最好的开化纸所拓。关于开化纸,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在他收藏的《温飞卿诗集笺注》题跋中写到:

“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 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 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

开化纸这种薄而韧性强的特点,使得它在平滑的帖石上传拓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很受乾隆皇帝喜爱。

8《敬胜斋法帖》 第四十册 局部

清代宫廷用墨则更为讲究,均采用御墨。清代御墨制作始于康熙,至乾隆时发展到顶峰。现存资料表明,制作御墨要先将上等桐油燃烧后,于采烟通道内收取最轻最细的顶烟,再和以紫草、生漆、广胶、白檀香、猪胆、冰片、麝香等名贵材料,捶捣千余次,最后放入制墨模具压成,往往一百斤原材料方制成数两墨。乾隆皇帝为追求御墨坚而能润、黝而有光的效果,更曾谕令造办处在制墨过程中添加明代碎墨以提高御墨质量。

有了如此良纸佳墨,内府拓工在运技时更加运用自如,最终创作出像《敬胜斋法帖》这样登峰造极的艺术品。

9.jpg《敬胜斋法帖》 第四十册 局部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敬胜斋法帖》非常重视,这也与他极为偏爱儒家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在清朝历代皇帝中,他不仅文化修养及造诣颇深,而且对书法的嗜好更是超过祖、父。他在位期间,大力搜求历代书法名帖,藏帖、临帖、刻帖,成为其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波及黎庶,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刻帖活动的发展。

他的书法以赵孟丰圆肥润为基调,楷书中常有行书笔意,并杂糅二王草书之韵,点画圆润、行笔婉转流畅,虽略显骨力不足,但在有清一代帝王之中,还是显示出其书法成就。今日,人们对乾隆书法逐步加以认可,这不仅体现在拍卖会上乾隆书法作品价格上扬,而且各类题名也出现从乾隆书法中集字的例子。可惜平时所能见到的乾隆皇帝书法,或是附于书画首尾的题跋,或是高悬庙堂的榜书,不仅有管窥的遗憾,而且书体较单一。《敬胜斋法帖》则弥补了这个缺憾,其所收乾隆诸御笔之作,皆为自认为最为得意之笔,且书体多变,集中体现出乾隆特有的书法风格,将他对书法美学的理解与实践涵盖于其中,其珍贵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不言而喻。

10.jpg《敬胜斋法帖》 第四十册 局部

最后,鉴于《敬胜斋法帖》流传稀少,众多帖学著作未能收录其具体帖目,为便于读者能更好的了解这部法帖,将其帖目附录于后。

11《敬胜斋法帖》刻石

《敬胜斋法帖》帖目:

第一册 为君难跋 宫殿四铭 汉光武论 读唐太宗集

第二册 三希堂记 麦庄桥记 永安寺古井记 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 玉泉山竹垆山房记 玉杯记

第三册 宝月楼记

第四册 夜亮木赋 哨鹿赋 后哨鹿赋 南苑双柳树赋 叹夷齐松赋

第五册 觉生寺大钟歌 题元人君子林歌 昔昔盐二十首

第六册 登兴安大岭歌 拟古诗二十首 和江文通杂拟诗三十首

第七册 习字诗 拟古诗三十首 玉如意诗

第八册 南巡七律三十四首

第九册 南巡七律三十一首

第十册 南巡七律三十四首

第十一册 南巡七律二十九首

第十二册 舟行杂兴诗三十首 咏侧理纸诗 大宛马歌 己卯填仓日灯词 御园雪泛四首 雨后御园闲泛三首 哨鹿四章 上巳西苑凯宴诗 赋得和阗玉六韵

第十三册 复卦

第十四册 豳风七月篇 无逸

第十五册 洪范皇极 圣经

第十六册 张载东铭 张载西铭 刘禹锡陋室铭

第十七册 柳宗元梓人传 魏徵十思疏 陆机演连珠 仲长统乐志论

第十八册 千字文 节录蔡襄荔枝谱 张蕴古大宝箴

第十九册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木华海赋 谢惠连雪赋

第二十册 李白梦游天姥吟 王维桃源行 杜甫观曹将军画马图诗 苏轼烟江叠嶂图诗 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

第二十一册 锺繇力命帖 锺繇荐季直表 王氏三帖 王羲之黄庭经 王羲之乐毅论 王羲之东方朔像赞 王羲之兰亭帖 圣教序 怀仁集王羲之书孙绰兰亭诗后序

第二十二册 王羲之书四十三种

第二十三册 王献之十三行 王献之书三种 淳化阁帖二十四种 隋人书史岑出师颂 虞世南尺牍

第二十四册 褚遂良书枯树赋 褚遂良尺牍 陆柬之书兰亭诗 孙过庭书谱 颜真卿裴将军诗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第二十五册 颜真卿自书告身 颜真卿书五种 柳公权尺牍 杨凝式韭花帖 蔡襄诗帖 临蔡襄 蔡襄入春帖 蔡襄荔枝谱

第二十六册 苏轼天禧颂 苏轼天庆观乳泉赋 苏轼滟滪堆赋

第二十七册 苏轼制草 苏轼题李伯时黄庭内景写真赞 苏轼石恪画维摩赞 苏轼次韵王晋卿送梅花诗 苏轼题画诗 苏轼集归去来辞诗 苏轼孙莘老墨妙亭诗 苏轼春帖子词

第二十八册 苏轼妙高台诗 苏轼书钱侯不愿仕斋词 苏轼杂著 苏轼尺牍 苏轼若庐总管尺牍

第二十九册 黄庭坚书刘明仲墨竹赋 黄庭坚松风阁诗 黄庭坚送夏君玉赴零陵主簿诗

第三十册 黄庭坚呈孙莘老诗 黄庭坚山预帖 黄庭坚书跋 米芾方园庵记 米芾西园雅集图记 米芾天马赋 米芾文殊偈 米芾苕溪诗

第三十一册 米芾萧闲堂诗帖 米芾岘山诗 米芾送王涣之彦舟诗 米芾巨然海野图诗 米芾庆云帖 米芾观江帖 米芾题林逋诗帖

第三十二册 米芾书跋 米芾尺牍

第三十三册 吴琚尺牍 赵孟书洪范 赵孟书归田赋 赵孟书洛神赋

第三十四册 赵孟真草急就章

第三十五册 赵孟节书归去来辞 赵孟书陶潜饮酒诗 赵孟天冠山诗 俞和前有尊酒行

第三十六册 王宠书前后出师表

第三十七册 董其昌书孝经 董其昌书千字文

第三十八册 董其昌临淳化阁帖十三种 董其昌临虞世南破邪论序 董其昌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序 董其昌临杨凝式大仙帖

第三十九册 董其昌书栖真志 董其昌书晋唐诗

第四十册 董其昌橅兰亭诗 董其昌赠尹惺麓诗 董其昌游畸墅诗 董其昌书过始宁墅诗 董其昌书古柏行 董其昌书丛竹歌 董其昌书绝句二首

1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书法朋友,在书写中对笔法毫不将不讲究,自己创作时又胆大包天,任笔为体,尤其是年龄大的朋友,不愿意改变,不知道自己已落入俗的边缘,临帖也是“抄帖”,写古人的字,爽自己的手,堵别人的眼,还自我感觉良好,令人惋惜,年轻时的一点才华,也随之付之东流,作为好朋友于心不忍啊,只能旁敲侧击,下面就临习王羲之《兰亭序》谈谈我对书法学习中对笔法的理解与训练。

2《兰亭》是行书学习的重要法帖,里面包含很多元素与营养,字形偏楷,用笔痕迹清晰,易于学习。读帖,对单字,要注意观察它的外形,动态,可以适当的用红笔去做辅助线,如外接多边形,长方形,垂直线,水平线,这样可以加深理解字的外形、体势。

下面来看看如何练习,在笔法训练中,每个笔画都包含着起、行、收这三个过程,这包含很多技巧和细节。

◇起笔—如何入纸

要细心地观察字帖中单字的每一笔画如何入纸的,就像飞机如何落地,从什么方向落地,落地角度多大,速度怎样等因素。这很关键,这决定你是否能把起笔的形状写对,也决定你的笔锋状态是否便于书写下去,入纸的方向与字帖范字保持一致,还要注意笔画形态的藏露,在起笔时把藏露表达清楚也为后面的行笔提供比较好的笔锋状态和发力感觉。如《兰亭》中“初”字,点、横折撇的起笔,皆为露锋起笔,尖入纸,凌空取势,速度较快。而会字撇画藏锋入纸,起笔较慢。

3◇行笔—承上启下

在行笔过程要注意,首先是如何承接起笔,行笔过程中注意笔锋状态,或铺毫,或提毫,或提铺不断转换,或中锋,或侧缝,或方或圆,复杂笔画还包括绞转,在转折处要特别留心,是提是按,要根据具体的笔画来,还有可能要去反复试验,复杂的笔画要反复练习,不急于写完整的字,书写中还要看速度的把握,刚行笔是略快,而在接近收笔时略慢。如有老师的正确示范,效果更佳。如“咏”字右部笔画圆转较多,最后两个笔画之间有绞转,中锋行笔,提笔到一定高度,保持基本高度,速度较快,但不可飘浮。此类字需要不断反复练习,才能达到要求,才能感受到笔画的力度。

4◇收笔—如何出纸

在收笔处,很多朋友不细看字帖,一榻而下,只图自己舒服,其实你忽略了太多的细节,收笔处,有出锋的,有顿笔(大、小),有轻轻驻笔的,都需要你细心的表达。如“带”字,横收笔,横钩,竖画的收笔都是不同的,有出锋,有驻笔,有用爆发力,有用渐变力等等,都需要我们慢慢体会与大量练习。

5这是我们在临习法帖时注意的,有那么多细节,你还能很快的去写吗?还能去奢谈创作?还去大段成篇的临写吗?单字反复练习,个别的笔画可能要单独临写几十遍,都是有可能的,这功夫你下了吗?当代的书法家张旭光先生他不聪明吗?他都几十通的临写《圣教序》,陆维钊这样的大家《兰亭序》都是几十通的临,我等平凡之辈是否就这样信马由缰呢?踏踏实实练习吧,自己最了解自己掌握了多少,不要贪多!让自己专业起来!!

6◇导师简历

7张建祥

1978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淮阴区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淮阴书画院副院长。8 13 12 11 10 9

山水诗歌和山水画可以说是诗画同源理论的印证。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山水情结的萌芽期,这一时期,诗歌经过谢灵运、谢朓等诸多诗人的共同努力,山水诗已初见规模、表现手法也日趋成熟。而绘画,则多以人物画为主,虽宗炳将名山大川图之于壁“卧以游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但从现存最早的隋代山水画摹本推想,将山水作为画作主角,在当时并不兴盛。但在山水中“畅神”,是山水文化兴起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诗和画,都不约而同地从被动转向主动,从依附于人而转向确立主体价值,正是以“比德”为中心的儒家审美观向以山水为核心的个性审美观的转移的具体表现。这是诗画同源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中国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转型的一种表现。

宗白华对此也给予了肯定的态度:

晋代是中国山水情绪开始与发达时代。阮籍登临山水,尽日忘归。王羲之既去官,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山水诗有了极高的造诣(谢灵运、陶渊明、谢眺等),山水画开始奠基。

而到了唐宋时期,诗歌到达了顶峰,绘画自然也繁荣,山水诗画也随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活跃在开元与天宝时期的王维,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同时也是著名的画家,善画人物、丛竹、山水,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及声音的变化。

从王维就已经可以看到,只有能够体验山水等自然景物的情结,才能使其心灵去聆听大自然的空灵的境界,使其诗歌及绘画表现一种山水所赋予的生命的感触。这种感悟能力,是促使山水田园诗与山水画在后来之所以繁荣的重要载体,也是促成诗画共同表现文人情感的原因之一。而具有这种感悟能力的人,是那些追求精神自由的文人,那些寄兴于大自然,但是又在世俗中无法实现自己超脱而退避山林的文人的一种精神面貌。

就如李泽厚对山水画繁盛于宋代作的分析一样,他说:

六朝门阀时代的“隐逸”基本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宋元时代的“隐逸”则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有广狭的不同(前者狭而后者广),从而与他们的“隐逸”生活直接相关的山水诗画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也有深浅的区别(前者浅而后者深)。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经由考试出生的大批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富农、地主)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这正是为何山水画不成熟与庄园经济盛行的六朝, 却反而成熟于城市生活相当发达的宋代的缘故。

“隐逸”成为了山水诗歌与山水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这实际上也告诫我们只有真纯的情感,宁静的心灵才能体悟生活的真谛,回归自我。这也是诗画能够同源的真谛。

山水诗歌与山水画的发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具体的所指,就是山水诗画所能到达的那种诗画同源的融洽,诗画意境上的主动融通,使得山水画早在晋宋时期便被规定下来的以自然平淡为本的隐逸精神与基本性格得到了最终的归宿与实现。中国的山水诗歌以及山水画的相互作用可以说是书画同源理论实践性的产物,也就是说,山水诗歌能够引发阅读者的联想,去领悟诗歌里面描绘的景物画面,体悟诗歌的感情境界,这是“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画中有诗”则是观众在欣赏写意山水景物的画作时,能够通过具体的画面去引申出一个诗歌的境界,从画面中感悟画境中所表达的诗意般的景物。可谓诗借画显,画借诗发。

 

 

引言:画家为什么不愿意无偿送画呢?没特殊情况,画家一般不赠画,也决不会要求同行无偿赠画。同时,我们呼吁,不向任何人—–即使是你们的亲人画家—–免费索画!

我上大学之前的主要工作是画画—–在企业搞形象宣传。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四年间基本未拿画笔。

毕业后从北京回武汉,探访我以前的一个画家朋友。在欣赏了他的作品之后,我提出要求,希望他能送我一幅画。我想,我与他多年共事,且都是艺术爱好者,属于“铁哥”之类,此要求他一定会满足的。

哪知他笑了笑,说:“你也曾是个画画的,从现在起,你重新拿起画笔,两年后,你再向我提此要求。”我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心想,不送就不送,俺自己来。

于是,重操画笔,画中国画,以花鸟为主。画了两年,感到水平一般,并不理想。我又练了三年,并去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一年。结业后,开始有人向我求画了。

最初一律不拒,慢慢地,求画者越来越多,我感到力不从心了,于是将求画者的名字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排个队,按先后次序送画。

又过了一段时间,感到越来越不愿送画了,并且深深理解当初朋友不愿送画给我的原因。

以我为例,考虑画家不愿赠画,理由大体有四。

1一、随着水平的提高,画家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越来越严。

国画的特点是只能有“加法”,不能有“减法”。即每落一笔,就不能将它从宣纸上去掉。于是稍不留意,就会出现“败笔”。有时,画一幅画花了好长时间,突然一笔画坏了,咋看咋不舒服,但又无法将它抹掉,前功尽弃,真是烦恼极了。

如果一幅画从头到尾不出现败笔,真如 “叫花子拾金—-满心欢喜”。可惜,这种机会不多,往往一幅画要重画多次,才能满意。这样得来的作品,更舍不得送人了。

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瑕疵的画拿不出手,满意的作品舍不得送人。(据我所知,每个画家每年都要烧掉一些有瑕疵的画,这些画是既不能卖、也不能送人的,只好烧掉。)

2二、画一幅画的“成本”较大。

以画一幅六尺宣纸的画为例,完成这张画,一张纸最少要七元(质量好的纸一张要十几元或更多),颜料钱约三到五元,花鸟画一般要花两天时间,山水画要花四天时间。

以我为例,每天的工资一百几十元,这样,不算长时间学画投入的“培训成本”,只算眼前最基本的“物质成本”,完成一张画也要花费三四百元。

这还是以“一次性成功”来计算的,如果因出现败笔而返工,成本就要大大增加。想想这个成本,要送人,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3三、画画是个既费脑力,又要体力的活。

画一天,真地很累,如果我们请一个小工做点体力活,如搬煤、运白菜之类,干一次也要付对方几十元;如果请人写一篇文章,也要自觉地送人几百到上千元。不然从心里感到对不起别人。

但要求送画的朋友不会这样想,他们认为画画不费气力,是件好玩的事,所以得画后往往心安理得,很快就忘了,不会考虑绘画者付出的劳动。

得画后也不会珍藏,请人简单装裱一下,挂在家里,两年后,就坏了,然后毫不犹豫地丢掉。这使辛苦作画的画家很苦恼,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价值,连一个干体力活的小工也不如。因此,更不愿送画了。

4四、上了年纪的 “非著名画家”。

想到那些著名画家,如范曾等人,仅一幅画就能卖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而自己辛劳一生,画的画没价值,越想越沮丧。这时,即使有人向他买,钱少了他也不愿,何况要他白送!

因此,画家没特殊情况一般不赠画;画家也决不会要求同行无偿赠画。在此,我要真心地对我的朋友们说:请别让我为难。并且,我建议你们,不向任何人—–即使是你们的亲人画家—–求画!

1背影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

在20世纪初波澜壮阔的人生舞台上,有一位留学东瀛的富家子,专业是西洋美术,然而却对音乐、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反串演起了《黑奴吁天录》,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或许正是他这种卓尔不群的个性与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在后来的岁月中仍选择了“背尘合觉”的一条道路。

2李叔同·《偈语横披》

他的前半生,可谓放浪形骸的任情与恣性。茶肆酒楼、烟花柳巷,都有过他的身影。从“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自负,“觞断樽前百感生”的多情,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生命圆满,他为这个世界示现了一个从艺术到智慧的心路历程。

3李叔同·《警训立轴》

此外,关于他的身世、关于他的情感,还有他的出家,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进而这个时代更把他推向了“流行”的行列。

其实,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和尚。出家之后,过着简朴的生活,践行着严格的戒律。他诸艺皆放下,唯以翰墨作佛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日里,他写下了“悲欣交集”四个字,成为他的人生绝笔与生命的休止符,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谶语般的谜面。

4李叔同·《楷书立轴》

他的书法取法北碑,个性使然,更兼时代风气。骨格劲健,笔势放达。行草稿札也是今不同弊,志在应用。出家后,其书风大变,化劲健为空灵,以枯槁作放达。正如后人所评其人生轨迹一样:绚烂至极,复归平淡。人生与艺术,艺术与人生,在此浑然一体。

5李叔同·《以戒为师》

慈云缈天末,

明月下南楼。

这是他的诗,也是他生涯的状括和完美的写照。他,就是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

6李叔同·对联《缓事宜急》

7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蒙统治,建立了明王朝。此后政局大定,经济逐步发展,包括书法在内的文化艺术也呈现出新的气象。

明代书法艺术的演进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1明代立国之初,朱明王朝在思想上大力推行儒学,论书者多推崇中和平正的书风。其书法创作则承接元代余绪,受赵孟頫影响很大,具有创造性的书家很少。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征召天下善书尸火进京缮写官方诏制、文书等,并授予官职。由于其书法有着统一的要求和体格,很快便形成一种官方书体流行于世,人称“台阁体”。“台阁体”书家重学书功力,讲究工稳平正,但大都缺乏个性。

明代中期书坛“台阁体”仍广为流行,书作妍媚有余,生气不足。不过随着苏州、杭州、扬州等江南城市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和文人书家的荟萃之地,吴中(今苏州)地区形成了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历史上都颇有影响的“吴门书派”。吴门斗古派的成员多是亲友或师生,彼此习染,上下传承,形成了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且又各自成家。他们重学识,讲清雅,在书作中讲究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明中期的书坛为之一亮。

明代后期书法主要向继承传统和变革求新两个方向发展。以继承传统为主的书风,其代表除台阁体书家外,还有一批以董其昌为首、继续和发展了吴门书派规整一路的书家。力图变革求新的书风,则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路等“晚明狂放派”为领军,他们延续并弘扬了吴门书派豪放一路,追求书法面目的个人风格。这种在书艺上的标新立异,正好些迎合了明未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

明前期书法

所谓“明前期”是指人气明代建国(1368)到成化(1465~1488)年间,其代表书家有“三宋”、“二沈”和解缙。“三宋”即是宋克,宋璲和宋广。宋璲擅长篆,楷、草书,尤以小篆最工。宋广擅草书,师法张旭、怀素。“三宋”中对绝就最大的是宋克,他小楷学钟繇,行、草法二王,章草师皇象、索靖,尤以章草影响最大。“二沈”即沈度和沈粲。二人分别擅长楷书与行书。沈度最受明成祖宠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台阁体”代表。而解缙则是位能突破“台阁体”时风、独具个性的书家。其书小楷精妙,行、草俱佳,狂草亦名重一时。

宋克(1327~1387) 字仲温,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官至凤翔同知。宋克擅小楷、行草,章草成就最高。元末明初,书坛为赵孟頫书风所笼罩,宋克另辟一路,力攻章草,其书取法皇象、索靖,俊逸而古朴,展示出一种新的书体风貌。宋克还将章草生与今草融合,使草书面目为之一变。其小楷也十分精秒。代表书迹有《七言绝句》、《急就章》等。

台阁体 台阁,本为尚书之别称。明初上层官僚中形成的一种典雅工丽、粉饰太平、颂扬统治者的文风,称为“台阁体”。

与此相联系的是,朝廷各官像机构中流行的一种实用性的楷书书体,它讲求方正、光洁、乌黑、齐整,也被称为“台阁体”。明初沈度的楷书清秀婉丽,雍容华贵,朝廷中凡有重要公文,必命度书。其书风即为“台阁体“之典型。

明中期书法

所谓“明中期”是指从弘治元年(1488)到隆庆(1567~1573)这一时期。“台阁体”书法仍然是广为流行的实用性书体,书家学晋唐,学赵孟頫等仍是主流。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吴中(今苏州地区)出现了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沈周、唐寅、吴宽等为代表的吴门书家,有人称之为“吴门书派”。吴门书派的书法既非唐宋面目,又与“台阁体”有别,使明代中期书坛呈现出一片别样的风景。其中尤以祝允明、文征明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在吴门书派之外其他书法家亦有特色。如松江张弼以草书闻名,茶陵李东阳精篆、隶,并自成一家。

吴门书派 吴门是苏南大都会苏州之别称,也称“吴郡”、“三吴”等。吴门书派成员多为信奉儒家思想而又未仕或免官、辞官的文人,他们儒雅风流,诗、文、书、画兼擅,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沈周、吴宽、李应祯、徐有贞等人倡导古法,超越元人而上追晋唐,成为吴门书的发端。“吴门书派”重视传统,由学赵而上溯魏晋,形成雅正清新的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祝允明、文征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及影响下,吴门书达到高潮。其后期传至文彭、文嘉、周天球等人.却不能应时而变,抱残守缺,终为时代所弃。“吴门书派”亦由此衰落。

祝允明(1460~1526) 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生于书香世家,资禀聪颖,才思敏捷,为吴中四才子之一。其仕途坎坷,后官至应天府通判。擅书,楷书、行书均笔致生动,富有特色。其草书格调雄奇,气势奔放,用笔中锋间用侧锋,用墨浓淡富于变化,章法布局纵横交错,开创了草书的新体势、新面貌。传世书迹有《杜甫诗轴》、《前后赤壁赋》、《棱陵山馆诗稿》、《春日醉卧等诗卷》、《关公庙碑》等。

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后名征明,字征仲,别号衡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幼不慧,但勤奋学文习书作画,终成就非凡。26岁始参加乡试,直至53岁,10次应考,均未及第。幸由巡抚李充嗣推荐,到京城做翰林院侍诏。但很快厌倦仕途生活,随即回乡精研书画,主盟吴中书坛数十年。其书擅长真、行、草、篆、隶诸体,以小楷、行书成就最高。篆书师李阳冰,隶书法钟繇,草书学怀素。小楷法王羲之,温纯精绝,圆劲古淡。行书受苏轼、智永、赵孟頫影响,后刻意学《圣教序》,笔法严谨,遒劲姿媚,气韵浑穆。传世书迹有《草书七言诗卷》、《后赤壁赋》等。

王宠(1494~1533) 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书法家。早年屡试不第,后以邑诸生贡太学,在南京国子监当一名太学生。其书初学虞世南,后上溯魏晋,取法王献之,笔调拙中透雅,自成面目。其小楷结体疏朗,点画含蓄。行草学献之、智永,又出以己意,神韵超逸。只可惜因中年早逝,未能有更大成就。传世书作有《五言律诗》、《张华励志诗》、《送陈子龄会试诗》等。

明后期书法

所谓“明后期”是指从万历时代(1573)以后直到明末(1644)。其书坛可谓百舸争流,不拘一格。在众多书家中,徐渭的书作尤显得狂纵恣肆,个性鲜明。所谓“晚明四大书家”,指的是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和董其昌。但实际上这四个人的书作除了追晋尚韵、法宋尚意、各有新的艺术风格而有别于于“台阁”书家外,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四人当中成就最突出的是董其昌,他继承二王又立宗于开派,书法自成面目。而由于书风的狂放与怪异,后人又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一起,归入了“晚明狂放派”。

徐渭(1521~1593) 明代后期著名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布衣等,人称“徐文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天资聪颖,20岁中秀才,后多次应乡试,均落榜。做过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幕僚,晚年穷困潦倒。病归故里。曾自云:“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徐渭最擅狂草,其书点画狼籍,笔墨恣纵,气势磅礴。初师米、黄,继法索靖与张旭,但后来已难从其字迹中辨出学书渊源。传世书作有《夜雨剪春韭诗轴》、《七言律诗》、《杂诗》等。

董其昌(1555~1636) 字玄宰,号香光、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由于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党祸酷烈,故托病告归。赠太子太傅。死后谥“文敏”。董其昌才华横溢,诗文书画兼擅,长于金石,善于鉴别。早年学时人书体,后师法颜真卿、虞世南、钟繇、王羲之。其创作追求一种古雅、自然、平淡、萧散的境界,字间、行间琉朗,秀逸空灵。董氏将自己比之赵孟頫,认为赵书“作意”而自书率意,赵书“熟”而自书“生”。曾自作诗曰“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是颇为自负的。清初康熙酷爱其书,大加提倡,形成了清代书坛的学董热潮。其传世书作有《晁文公语》、《乐毅论》、《苏轼重九词》、《王维五言绝句》、《储光羲五言诗》等。

晚明狂放派

自明代中期开始,思想文化和艺木领域出现了追求个性、离经叛道的思潮。在书法方面,一部分书家推崇明中期以来徐渭、祝允明等的奔放书风,作书时自由挥洒,纵笔取势,形成狂放不羁、怪伟奇杰的特征。特别是一些草书书迹,点画纵横奔突,结体恣意缠绕,章法欹侧跌宕,与匀停工雅的书风形成鲜明对比。后人将这些书家称之为“晚明狂放派”,代表者为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十月立。明万历间出吐于陕西郃县旧城,1956年移存西安碑林。该碑书法秀美整饬,为汉隶代表性作品。传世最佳拓本为出土后初拓本,首行“因“字不损,称城外本。

清代朱履贞云:《曹全碑》碑阴五十馀行,拓本既少,笔意俱存。虽当时记名、记数之书,不及碑文之整饬,而萧散自适,别具风格,非后人所能仿佛于万一。此盖汉人真面目,壁坼、屋漏,尽在是矣。”该碑拓本确如朱氏所言,多见碑阳,碑阴则鲜见,因此这里编发部分碑阴原石照片,供兰友参考。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