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天生写不好,学也没有用!

天生写不好?这是谁下的死定义?谁天生就会走路、天生就会说话?不学怎么证明可以学会呢?

那些说天生写不好的,只是为自己没努力学好找块遮羞布而已,没有天生就会写字的,也没有天生写不好的!这样只能给孩子写不好早早找个借口,万万要不得!

2.学过一次,没进步停了

学过一次就想学好,把写字把书法当成什么了,那不是学穿袜子,一学就会,不要说学一次,就是学一年,你能写好字,那也是天赋极高的孩子了,写字是慢活儿,急不得,需要时间,如果一学就会那就不叫艺术了,那人人都成书法家了!

3.看人家写的挺好,他不是那块料

不能拿自己孩子的短板比人家孩子的长板,家长更多要从孩子身上找优点,善于发现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用肯定的语言去鼓励孩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再说,进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跳跃式的,有的是缓坡式的,只要有进步都需要肯定和鼓励。

4.可能现在还小,等等再说

学习写字不能等,否则等来的只是“后悔莫及”。小有小的优势,越小越有利于良好书写习惯的养成,越小越能打下深厚的童子功,反之,越大书写陋习越多,越不容易纠正,就好比是“旧城改造”,先得需要拆,而后才能盖!

5.先学学试试吧,看看行不行!

很多家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的,其实这无形中给了孩子偌大的余地,什么余地?学不好的余地。其实学习是不能试的,告诉孩子你来了就是要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学,而且要学好!没有任何余地!你上学还能试试吗?你人生还能试试吗?

6.字就是练出来的,不用找人教

很多人认为字人人都会写,想写好就是多练练就行了!这是错误的理解,没有孙海平,可能我们不知道刘翔是谁。找老师教只是为了帮你找到学习的方法、找到你的错误所在,让你少走弯路。正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7.我孩子写的很好,还用学吗

孩子写得好,是家长的福气,但有时候也是障目之叶。你所谓的好很可能就是写得正规而已,不一定合乎书法美学的要求哦!如果家长满足于这个标准,那很可能耽误了孩子的写字学习,甚至埋没掉了一个书法家。

8.离得有点远,就近找个看看

学习地点的选择,我感觉更应该注重教师的选择,而不是只考虑到地理位置,能找到好的老师舍近求远也值得,距离不是问题,教师的差距才是大问题。九、学的时候还行,一写作业又回去了!相信这是每一个书法教师都头痛的问题,其实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学习初期还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程度,正如学武术,开始练的蹲马步、站桩是基本功,打起仗来可能用不上,不是很正常吗?当练到一定程度,达到一定境界,一出手一投足都是真功夫。

1沈周(1427年-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玉田生、有竹居主人等,明朝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明四家之一,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宣德二年,卒于明正德四年,享年八十二岁(虚八十三岁)。不应科举,专事诗文、书画,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传世作品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旧图》、《沧州趣图》。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2 10 9 8 7 6 5 4 3

1蔡襄像,清人绘

蔡襄(1012-1067),字君谟,汉族,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专家,奸相蔡京的从兄。原籍福建仙游枫亭乡东垞村,后迁居莆田蔡垞村,1030年(天圣八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号忠。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且学识渊博,书艺高深。

蔡襄学识渊博,书艺深湛,又精于茶道,德性端厚亦为世人所敬,其书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列,合称“宋四家”。蔡氏行楷书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草书潇洒劲逸,结体欹正灵活,疏密随心所至。

苏东坡称:“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黄庭坚赞曰:“君谟真行简札甚秀丽,能入永兴之室。”(编辑注:永兴,指虞世南)

蔡襄作品欣赏2 10 9 8 7 6 5 4 3

写字要有墨法。浓墨、淡墨、枯墨都要有,字“枯”不是墨浓墨少的问题。

多搞墨是死的,要惜墨如金。

怀素能于无墨中求笔,在枯墨中写出润来,筋骨血肉就在其中了。

王铎用干笔蘸重墨写,一笔写十一个字,别人这样就没有办法写了,所谓入木三分就是指此。

把墨放上去,极浓与极干的放在一起就好看,没得墨,里面起丝丝,枯笔感到润。墨深了,反而枯。枯不是墨浓墨淡。——与陈慎之谈

笪重光论用墨:磨墨欲浓,破水写之方润。 ——与魏之祯、熊百之等谈

厚纸用墨要带水,薄纸、皮纸要用焦墨写。

用墨要能深透,用力深厚,拙中巧。

会用墨就圆,笔画很细也是圆的,是中锋。

用墨要能润而黑。用墨用得熟不容易。

笪重光:“磨墨欲熟,破水写之则活。”熟,就是磨得很浓。然后蘸水写,就活了。光用浓墨,把笔裹住了,甩不开。 ——与庄希祖谈

早年闻张栗庵师说:“字之黑大方圆者为枯,而干瘦遒挺者为润。”误以为是说反话,七十岁后,我才领悟看字着重精神,墨重笔圆而乏神气,得不谓之枯耶?墨淡而笔干,神旺气足,一片浑茫,能不谓之润乎?

“润含春雨,干裂秋风。”不可仅从形式上去判断。

墨有焦墨、浓墨、淡墨、渴墨、积墨、宿墨、破墨之分,加上渍水,深浅干润,变化无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墨要熟,熟中生。磨墨欲熟,破之用水则润,惜墨如金,泼墨如渖,路子要正,切勿邪途。

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

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

1《“苏解为”陶盖文》

篆、隶书体成熟已凡两千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曾因作为官方书写文字而盛极一时,亦曾因去古已远,古法殆亡而没落。而今,作为全国各级展览的主流书体,篆、隶书法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每每得到习篆、隶书家的广泛参与,热闹非凡。

2《公羊传砖》

一、篆、隶书体之名实及发展历程

1.篆书

篆书为大篆及小篆的统称。大篆涵容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古文等字体,每每保存有“鸟兽蹄迒之迹”的图像化象形特点;小篆亦名“秦篆”,最初为秦代的通用文字,为秦代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取史籀大篆又颇省改,以作“三篇”字书,得而将小篆的基本形体及审美规范确立下来。

3《封龙山颂》(局部)

每种书体浸淫于历史长河中不免涤荡着时代风气,支离硬挺的甲骨文体现了商周时期的巫觋文化;醇厚规整的金文则备具周人对于礼乐制度的认可及祈福于天神的愿望;秦系籀文严饬如小篆,草率刻画的剑铭文字及奇诡艳丽的鸟虫书则印彰了六国文字的绚烂文明;小篆接踵战国秦系文字的正统,在经历了秦皇七块刻石妍美工整之风采的鼎盛之后,迅速地走向衰微;汉晋时小篆往往杂糅隶、楷或传抄古文之笔意,极富虚华装饰之美,且因禁碑的政策及古籀孑遗的缺损,篆书从碑刻墓志的阳阴位置移至碑额,且文字的存世数量尠寡;

4《秦诏版》

至于唐承隋制,国子监设“书学”,其时书家多善小学、通篆法,其中声名极盛者当属李阳冰,其刊定《说文》, 修正古今小篆笔法,所书并承秦篆正统,有唐一代如李庾、唐玄度等承袭少监余风,以至“学者不坠”;宋初人文国典粲然复兴,统治者以文字为“六艺”之本,五代十国的遗民书家款附昭代,如徐锴、王文秉、释梦英、郭忠恕等人于篆书一体多有造诣,徐铉因整订《说文解字》得以名垂古今;元代的篆、隶书体在赵孟頫、虞集、吾衍等人“托古改制”的倡行下,开始纳入文人书法的范畴,将书法之自觉地抒情功能臻于极盛,亦开启以篆入印之鼎革,故此时期可谓是秦汉之后篆、隶书法式微以来复兴的第一个高潮;

5《大吉买山地记》

至于清代严酷的文化独裁及考据学者访碑订史的时代风气,带动起相当一部分书家研碑刻、习古体的兴趣,碑学在如郑燮、邓石如、赵之谦等各具潘江陆海之才的书家之书论及实践中,于清代中后期逐渐掌握书坛的发展主流,盛行近千年的帖学书派方始走下神坛;

6《冯焕神道阙》

2.隶书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约”,通过陆续出土的秦系简牍可知,隶书作为篆书的草体,在战国时期已经萌芽,并于秦代作为日常手写字体被广泛应用;后于敦煌出土的汉武帝时《太始三年简》可见,隶书已由笔画圆通劲挺的“秦隶”演变为具备“蚕头燕尾”形态的长笔画及扁阔方整体势的成熟“八分书”;进入东汉,其时隶书之载体多为简牍及碑刻,简牍墨迹上之书体更多体现为时人手书时的便捷,所以隶书点画或潇洒精熟,或逐渐出现快速书写中的波磔脱落现象,由此可知,当时戾家书写体中隶书体已然呈现杂糅有楷、行书笔意的萌芽状态;至于东汉桓、灵帝时经学之师惜家法、重品行,外戚、宦官尚厚葬虚名,故立碑之风极盛,当时可谓八分隶书入碑的鼎盛时期,所书碑刻的隶字亦风格各异:

7《白石神君碑》(局部)

如方正端严的《乙瑛碑》、奇崛瘦硬的《礼器碑》、方拙直倔的《鲜于璜碑》及宽博圆厚的《衡方碑》等皆抃风舞润、不一而足;三国两晋虽去汉未远,然已脱离日常手写书体之具草、楷、行书的流变笔意,于碑刻、题署之上略呈过于端稳、斩截的装饰意味,艺术语言的丰富性及艺术成就的厚重性已不可与东汉时书法同日而语;北魏推行汉化,亦不禁碑,故碑刻夦富,而其时日常手写体日趋楷化,且北方游牧民族所立碑志多属急就,故碑刻字体虽欲昭示典重选用隶书,然字体或深具楷意,或充溢粗犷不羁之风尚,以至南宋赵孟坚有言:“

8《韩仁铭》

北方多朴,无晋逸雅,有隶体,谓之毡裘气”;后于唐代,为改革狃于世风的翰林书体,唐玄宗倡导端稳宽博之隶书体,并颁布《字统》以规制书体形式及写法,至于当时集贤院、翰林院内多有善隶书者,如并称“唐隶四大家”的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所书隶体多具玄宗隶体的规整对称、装饰意味浓厚之祈尚,笔画斩截直硬有如魏晋碑刻隶体,其时虽可称隶书之中兴,但其艺术成就并不太高;

9《海内皆臣砖》

宋元明之际,《阁帖》的刊刻使得文士多流连于魏晋氏族之行草余意,习篆作隶者甚少,偶有如米芾、吴睿者,所作隶体总不脱晋唐遗风,字形方整、章法满密,虽波磔飞扬以彰神采,但排布亦却“算子”,与汉隶相较,点画平庸而显做作;书坛入清,一如篆籀书体之发展轨辙,因考据朴学之兴,隶书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如邓石如、伊秉绶、吴熙载等人所书隶体皆以篆法为之,且杂以魏碑笔意,以至结体虽纵,取势为横,此隶体的审美形态一直影响至今,丁文隽《书法精论》所言清代碑学发展脉络时称:“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而这些书家大多习隶。

10《云梦睡虎地秦简》

明代中期,随着苏州地区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其文化影响也在吴门一带显现出强大的优势。吴门画派随之占据了画坛的主流地位,而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浙派开始走向衰微。浙派的衰败除了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外,最主要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趋势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成熟之后,老庄思想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绘画中即表现为淡泊、简古的意境,反对狂放和剑拔弩张的风格。而浙派绘画在艺术格调上恰恰与平淡、柔润的画风相悖。同时,明初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士人生活环境的好转,使得以元画为审美基础的文人画思想开始重新回到绘画创作中。明中期绘画从政治束缚中走了出来,而那些蕴含雄劲、阳刚之气的程式化、规范化的南宋院体风格就成为了倡导文人画者的攻击对象和非议目标。加之戴进、吴伟的后继者在画风继承上的单一、轻佻,使得这一时期的浙派绘画虽墨气淋漓,但过于肆野且缺乏内蕴。这些特点既不符合文人清雅之口味,亦未能融于市民的情趣中。至明代晚期,浙派出现了一位大家,此人便是蓝瑛。

蓝瑛大约于 1607 年开始学习黄公望的风格。那一时期,以董其昌艺术思想为主导的绘画思潮开始在松江地区发展。蓝瑛来到松江,与文人墨客交游,得以吸收“仿古”的品味和技巧。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展现出在“仿古”上的造诣。蓝瑛《仿范宽山水人物图》(见下图)为绢本设色,纵 171 厘米、横 51.4 厘米,现藏于广西博物馆。画家在画面右上角题款“:范华原法于云间贶远阁。南湖外史蓝瑛。”下钤“蓝瑛之印”白文方印“、田叔氏”朱文方印。此作以“高远”取景,描绘出重峦叠嶂、浑厚雄壮的景致,笔墨韵味颇有范宽之气。山下溪水潺潺,河滩边的大小山石错落有致。山石以浓重而润泽的笔墨绘成,皴擦多于渲染,使画面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画家以浓墨点苔,进一步体现出北方山石浑厚的质感与沉着的韵味。山石间的树木相互掩映,树干以粗笔短线勾勒而成,笔力劲健,渲染厚重,展现出苍劲挺拔的特点。陡峭的山壁间有条蜿蜒崎岖的小路时隐时现,引领观者的视线在这古拙之景中徘徊。瀑布从山涧中飞流直下,透过画面仿佛可以听到水流击溅山石所发出的隆隆声。山下有一小亭,亭中一人独坐,似在感受这大自然的壮美之态。近景中,左侧的松树与右侧的柏树相互呼应。整幅作品画面丰富、层次分明,展现出浓浓的古意。蓝瑛虽有很多仿古之作,但并不囿于某人成法,而是将古人之法为己所用。他的师承意识并没有南、北之分,作品既有北派山水的雄浑,又具南派山水的细腻。《仿范宽山水人物图》体现出蓝瑛最常运用的构图方式——近景有水流,屋宇和树木被安排在陡峭的山腰间,画面的山势沿坡石而上,至中景时峰体以“V”字形迅速向上展开,顶端则是方形的顶峰,险峻而硬朗,体现出北方山水“峰峦浑厚,势状雄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特点。在山体的描绘中,画家多运用“斧劈皴”和“雨点皴”来表现险峰的气势,使画面整体趋于古拙浑厚。

1蓝瑛仿范宽山水人物图

蓝瑛,字田叔,号蜨叟,晚号石头陀,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厉鹗在《东城杂记》中写道:“蓝瑛,字田叔,杭人,善画山水,知名于时,家东城,自号东皋蜨叟,又号东郭老农,榜所居曰‘城曲茅堂’。”蓝瑛八岁时就已展现出才华。他曾跟随大人进入一厅堂,随手蘸以坛上的香灰,就地画了一幅山水画,画面中山川、云林皆备。蓝瑛学习了界画的技巧,并以宋画,特别是传统的宫廷仕女画的风格绘制人物。他还对唐宋名家作品进行临摹、学习。他一生倾心于绘画,留下了大量的画作,但却很少有文事流传于世。由此可见,蓝瑛是一位典型的职业画家。

与浙派早期代表戴进相比,蓝瑛的画风中更多了一些“逸气”。在浙派走向衰落之际,蓝瑛的出现又使这一画派重新焕发出生机。《图绘宝鉴续纂》中有关于蓝瑛的记载:“书写八分,画从黄子久入门而醒悟焉。自晋唐两宋,无不精妙;临仿元人诸家,悉可乱真。”董其昌和陈继儒对蓝瑛都赞誉有加。潘天寿更是对蓝瑛极力推崇,认为可将蓝瑛与戴进、沈周合称为“三家”。

刘俊京是近年来异军突起于当代书坛的名家之一。笔者之所以和很多人一样看好他,有很多理由,比如他文思文脉涵养深、亦求亦舍自出新、慧眼慧心师造化等等。说得直白些,即看重的是他扎实娴熟的书法技法和兼而有之的深厚的国学涵养。因为当代书坛存在一个人所共知的怪象,就是很多书法家(包括名家)只靠玩技法进行所谓“创作”,国学底蕴一塌糊涂;或有国学深厚者,书法技法又一塌糊涂。俊京先生能够双翼齐飞,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1刘俊京书《寄怀得意》联

文思文脉涵养深。俊京先生文化涵养深厚,这来源于他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勤奋学习。十几年前他从事中医工作时,对医学书当然下过大功夫。后来服从组织安排转行做企业,则拿出很多精力啃起书法理论乃至文、史、哲的许多经典著作来。《左传》云“: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数年来,他对“学—知不足—学”这个属于许多成功者更属于他自己的“一三一”学习认知模式感悟多多、获益多多。他事业的成功和书法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来自于他能够静下心来闻思修证、博学参悟,来自于他高度自觉的心灵皈依和日积月累的文化积淀。书本里的诸多古人智慧涵养了他儒雅淡定的文人情怀和文质彬彬的君子般的风格。作为一位以技法见长的书家,俊京始终认为书法创作应该有较深的文化涵养乃至理论修养,走以学养涵养艺术的路子才行。他很庆幸自己想的、做的和授业恩师欧阳中石先生的教诲非常吻合。

2刘俊京节录《黄帝内经》

亦求亦舍自出新。书有法,取乎上。学书法首先要“挖宝”,但“挖宝”是手段、途径而不是目的。俊京先生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学书伊始便一直在魏晋书风中探求,将晋人书韵和“二王”风骨作为建构艺术精神的旨归。面对纷杂的书坛、浩瀚的书法传统和古今卓然成群的书法先贤,刘俊京始终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头脑,丝毫不为时风所动,而是审慎且冷静地选择了一条稳扎稳打的学书之路。经过多年的探索、思考和实践,他使自己的书风日益朝着简静雅致的方向发展。近年来,他的书法创作兼擅多体。其楷书以魏碑为宗,注重笔法的精到和对线条质感的把握,追求畅达的气息和高雅的格调。用笔流动,点画婉约,甚可感受到墓志之峻利疏朗及欧楷的严谨细腻,均在其笔下表现得气脉贯通。其作品法度谨严,笔力清健,提、按、顿、挫均骨清气朗。其隶书法乳金农,再以圆笔融合汉简笔触,强调结构变化,但不拘于藏头护尾等理法,着力于求气韵、求变化、求古朴,摆脱了一般书家囿于一家一派之拘谨、僵化的弊端,结字欹正相生,触变成形,在视觉形象上以字形的动势、张力来获得审美表现的丰富,从而使作品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其行书宗“二王”,笔法灵活精致,行笔方圆相济并增加方笔和侧锋的运用,倾斜欹侧,给人以新颖而别致的感觉,更增添活泼和灵动之态。俊京于艺术有着较高的慧眼,悟性颇高。其行书作品端严中巧寓变化,收敛多于舒展,含蓄多于开张,不激不厉,顾盼有情,洋溢着文质彬彬、潇洒自如的君子之风。俊京勤于思索,因而能博采众长,取精用宏。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用自己恬淡灵秀的心灵来书写表现其运笔的畅达和线条的灵秀与精致,展示给人的是一种自然与率真。

3刘俊京节录《黄帝内经》

慧眼慧心师造化。如果说只有有了静笃自在的心态,才会有和风细雨般的笔墨诉求,那么,俊京在书法艺术上的长足突进,则在很大程度上赖于他数年来所独有的慧眼慧心。正是缘于对于以儒、释、道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厚爱,包括对于儒家正气俊拔、佛家和气致祥、道家清气自然诸家精神融合的皈依,才使他在学书和做人的路上如虎添翼。笔者每每品读俊京先生的作品,总会油然生出清新之气、和悦之情、正大之怀的心灵共鸣,仔细思考其原因,然感到应是“教育者先受教育”使然。一个用善念善心做人做事也用慧眼慧心投身于书法创作的人,其人必谦恭、书必良隽。高尚真诚的情操、虔诚和敬的心灵,均注入和化育为俊京先生独具气象的书法面貌与风格,魅力自然而生。

俊京先生正值盛年,有此慧眼慧心助力,有此文思文脉滋养,有此矢志不渝的修炼精进,相信他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书法佳作。

4.笔势承接起与收

《圣教序》是怀仁从王羲之不同法帖中抽取出来再行组合而成的。因此,尽管每个字皆似承接上下笔势,然毕竟不是原先墨迹,所以就气息贯通而言,悬殊较大,甚至还可能中断行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字的入笔与收笔不必过于纠结是何种方式或方向,以自然书写为上,入之合规,收之中矩。甚至在整行临习之时可以有意识地注意上下字的笔势承接,以使气脉贯通。惊蛇入洞、飞鸟出林固然妙,但不可拘泥于拓本,结合“二王”尺牍的笔势往来,或可知“取法乎上”的有益之处。

5.楷行草间速不同

《圣教序》字体以行书为主,间有楷书与草书,三体熔于一炉,圆通无碍,有时行行草草,亦可觅行云流水之境。由三体本身特点所决定,楷如立,行如行,草如奔,楷法持重,草法飞扬,所以在用笔方面力求协调统一。临习此法帖,既不可一以贯之,又不可各自为政,偏于楷者须加强一些行书笔意,偏于草法若乖使转,不能成字。因此,行笔三体速度本有不同,但协调于一体,当疾者疾,当迟者迟,正如现实中的行走之人不可在跑动之中骤然停止,也不可由立定而忽然加速。注重每种字体的速度有别,又要趋向于合理。

16.方圆刚柔与疾徐

《圣教序》通体方圆合度,刚柔相济,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起笔以方为主,而使转多变,或方折,或圆转,或方中寓圆,或似圆实方。这是临习时凸显书写性的核心笔法之一。若过于追求拓本之方,则近乎刻板;过于圆,则伤于弱。解决之法就在于找准发力点之所在,如运太极,力道似绵裹铁,动若脱兔,静如处子。一般而言,柔处行笔宜疾徐合宜,过徐则力软,过疾则浮滑。刚处行笔宜疾不宜徐,落笔蓄力,兔起鹘落,干净利索,且力含其中。

7.连断自然有呼应

单字之内有断有连,断不失势,连则助势,总之呼应顾盼,游刃有余。就临习《圣教序》而言,此为重  点所在。为什么即便是刻帖依然神采焕发?就是因为单字大多原本来自于羲之法帖,很少挪移与变动,字中之笔势与尺牍手札等一脉相承。因此,对于帖中不易觉察之少有连带处,亦可循承上启下或顾盼之意而强化之,如此也就增加了更多的自然书写之趣。

8.偏旁组合求化合

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构,偏旁多假借,盖集书不得不尔。”由此可知,此中除绝大多数外,定有以偏旁组合而成者,只不过临习者较少关注到此细节。因此,对于多个部件组合的字,尤其对于略显生硬者亦须慎重审视,或可加强笔势之连贯,在创作借用之时不是机械组合,而应化合无痕,方为上乘。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字,不可偏离临习正道而随意改动之。

清代蒋衡《拙存堂题跋》云:“沙门怀仁乃右军裔孙,得其家法,故《集字圣教序》一气挥洒,字里行间神采奕奕,与《兰亭序》并为千古字学之祖。”寥寥数语直中肯綮,其所言之神采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笔法。对于《圣教序》而言,从笔法入,边临边悟,方可期得“二王”之法也。

1图一为“娱”字,图二为“娱”字所在位置的左右关系,图三为“其”字,图四为“其”字局部

毫无疑问,《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然而,这个经典却不是一种物理的事实,而是一种认知的事实。《兰亭序》至今仍被讨论,是因为对它的认知尚未定论。当下,由洪亮先生所提出的“纠错笔法”而引发的讨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以往的争鸣中,各位方家都看到了“纠错笔法”所带来的精彩,而有人却对精彩出处发出了质疑,认为纠错笔法“无中生有”“难以成立”。其实,纠错处处有,中国书法史上的“三大行书”件件都有纠错的痕迹,但“纠错笔法是否存在”成为此次争论的主题。

2笔者认为,纠错分为两类。一类清晰可见,称为“显性纠错”,主要指文辞的修改。比如《兰亭序》第4行上部补足“崇山”,第13行第2字“因”的改动,17行下部“向”字和“之”字的改动,倒数第4行中部的两字涂抹,以及下部“夫”字的修改等等。另一类微妙难辨,称为“隐性纠错”,比如洪亮先生所指出的第7行中下部“畅”字的竖笔、第11行的首字“娱”字的短横,这种纠错比较隐蔽,不经过仔细的观察与研究难以发现,“纠错笔法”在这部分中得以显现。

3首先,无论“显性纠错”还是“隐性纠错”,前提都是“错”,即错误在先,然后纠正。那么,何为错?有误即为错。误又指什么呢?误差。从书写者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进行一下复原试验:以“畅”“娱”二字为例,从纠错之前的入笔处出发书写,然后对照原作中的上下字行气和本字的空间处理。对比之后不难发现,王羲之纠错之后的调整处才是更加恰当的起笔位置。抛开笔法来讲,“其”字起笔靠下,顺笔下去,势必造成与上字的空隙过大。“畅”字的竖笔起笔处本来是衔接行气的一般性起点,但是,下笔之后方知上方的“以”字势向左下方,“畅”字重心向右偏移,难以与“以”字构成呼应,故竖画起笔后纠错向左,以此呼应上方的“以”字。作为单行首字的“娱”字,起笔处与“其”字相同,都是偏下了,在笔锋按下之前,提笔向上,弥补了下笔之处位置的不足,只是这一次呼应的不是上一个字,而是整篇“上齐下不齐”的抬头。而且,“娱”字左半部分“女”字短横的高度决定着整个字的重心高低。如果以王羲之在短横的起笔处按笔上提,无论怎样倾斜,都无法有效提高整个字的重心。一旦这个字重心提不上去,那么这一行与右侧两行抬头的位置相比,显然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此时王羲之尚未写到左侧一行,也未必考虑到下一行首字是“一”字;如果王羲之能够预知“一”字在“娱”字之左,则更没有理由不提高“娱”字重心以取得平衡。

4其次,笔者以为,洪亮先生所指出的第6行上半部“其”字的起笔应另当别论。如图所示的“其”字,是整篇《兰亭序》中五个中的一个。审视其余四个“其”字起笔,再无此种起笔法出现,故此种起笔是一个特例。在此基础上,深入观察这个“其”字起笔,与“娱”字和“畅”字清晰的运笔轨迹相比,“其”字起笔似乎处在笔锋不受控制的状态。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个纠错笔法,而是无意中错了之后的重新书写。这个“其”字的起笔部分虽然在位置上起到了纠错的作用,而从其所形成的形态来看,这是笔锋在未受人为控制的状态下所形成的,很可能是下笔之前的犹豫使毛笔无意间触碰纸面所形成的痕迹。这个痕迹显然启示了新的入笔之处,其上部尖锐而微小的笔锋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个新的起笔。

其三,纠正误差同样需要方法,只是这种方法更加高超,也更难以掌握。这个“纠错笔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纠错是指在入纸之后,感觉到入笔位置失误,在片刻之间再度提起,运笔至合适的位置,再度按下书写。这显然是一种规律、一种方法,因此称之为“笔法”。相比之下,任何作用于纸面的痕迹都是由笔墨运行实现的,所以,笔触只是结果,而非过程,也非方法。用“笔触”取代“笔法”的观点是在用结果解释结果,有违于逻辑。

5或许,王羲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不当的落笔位置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有强大的控制毛笔的能力,在随后的修正中一带而过。然而,笔者认为,当我们把眼光还原于历史,还原王羲之所处的时代,还原于永和九年的三月初三那段觥筹交错的快乐时光,还原于《兰亭序》草稿书写的性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显性的纠错人人可见,隐性的纠错并非“无中生有”。

“术”即技艺、技术,书法的“术”,顾名思义,就是汉字书写的技艺、技术。通常我们一讲到书法,脑海里必然呈现两个意念:一是练字,二是掌握书写技巧。练字就是下功夫苦练基本功,似乎把基本功练好练扎实了,字就写好了。掌握书写技巧,就是讲究技艺、强调技术。“术”是学习书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一个人如果字写不好,连起码的“术”都没有掌握,就无从谈书法,更不能称其为书法家。

书法的“术”通常包括笔法、字法(结字)、章法和墨法四个方面。

笔法就是用笔和行笔的方法,即中国特有的线条艺术,所用工具一般为尖锋毛笔。要使书法的线条、点画立起来、有质感,必先讲究执笔,即运笔时所掌握的笔的提按、轻重、虚实、徐疾等等。前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中锋行笔,侧锋取势”“藏露互见,方圆兼备”“如屋漏痕”“如折钗股”“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以及“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等笔法,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研究。张怀瓘《玉堂禁经·用笔法》曰:“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永字八法”是楷书的用笔法则。赵孟頫《兰亭跋》曰:“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笔法是书写技法的关键。通常情况下,书者以逆锋入笔、中锋行笔,书写结束时再回锋收笔,而成为学书的用笔之道。

1李建中《土母帖》

字法就是五体书各自所具有的书写方法。汉字呈方块形,故也称“方块字”。也就是说,真、草、隶、篆、行,无论你使用哪一种字体,大体上都不能离开方块字的特点。因此,中国书法要求汉字书写遵循“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原则。要求密处不合,疏处不离;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计白当黑,调匀点画;点画呼应,顾盼有情。其中“计白当黑”尤为重要,它是书法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汉字的结字规律在《易经》“阴阳相推,八卦卦象”里也能找到。如我们平常使用的“九宫格”就应用了《易经》里九宫八卦的象,我们所讲的“中宫”就是太极图的中心部位。在一个字的结字中,只有紧守中宫,才能使整个字主笔、副笔安排得错落有致而不致比例失调、歪斜倾倒。同时结字圆润、饱满、洒脱、奔放,也是汉字结字的规律和特点。

《永字八法》曰:“一字之法,贵在结构;一笔之法,妙于起止。”字法因为是以点画结构成字体的,故又称其为结体、结构、间架结构等。孙过庭《书谱》中所谓“积其点画,乃成其字”以及“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等,都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书法的字法。

章法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时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顾盼等关系的方法,亦即整幅作品的布白。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不仅在笔法、字法、墨法的运用上要得当,而且在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呼应,行与行之间的顾盼、衔接,以及上与下、左与右、疏与密、虚与实的处理上也毫不含糊、恰到好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阴阳调和、气血畅达,也是我们所倡导的“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美的标准。具体到某些部位,比如使用留白。优秀的书法作品都会出现留白,根据创作需要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书法包括中国画中的留白部分所表现的空间意象是书画家留给读者的无限遐想。所以,在意象思维里,“空即是色”,即有着多层丰富想象的墨和色。中国书画家把意象思维里的禅意、道境应用到自己的作品里,画家画虚处,以不画为画;书家计白当黑,以不写为写,实在是高明和一大创造。为此,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由此可见,章法在一件书法作品中的重要性。

2王导《省示帖》

墨法亦称“血法”,因为墨离不开水。既是水墨,当以墨为体、水为用。而墨又分五色,墨法的运用源于中国造纸术的产生,尤其是宣纸的发明和发展,使墨法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和用武之地。常用墨法包括积墨法、焦墨法、破墨法、宿墨法和冲墨法等。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下》云:“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墨色的变化还在于用笔:“笔是骨,墨是肉。”墨的燥与润、浓与枯与行笔的速度有关。行笔速度相对较慢时,笔在纸上有瞬间停滞,笔流就多,故点画宜浓,反之则枯。一般情况下,快书时多蘸墨,慢书时少蘸墨。而且,用墨与字体的关系较大,不同的字体对墨的要求也不一样。通常情况下,篆、隶、楷等正书的笔法是笔笔独立的,在运笔过程中,速度相对较慢,墨色要浓;而行、草书笔法自由度相对较大,笔画可粗可细,笔势可断可连,行笔较快,墨色可淡一些。但也不宜过淡,过淡不仅有伤神采,而且损势,所以必须做到“浓欲其活,淡欲其华”。另外,用墨与用纸也有一定的关系。书法创作通常用的是宣纸,而宣纸有生熟之分,生宣洇水性较强,适宜写行、草,写楷、隶、篆等正书行笔要快,要有很好的把控能力方可;熟宣洇水性较弱,一般适宜写正书、小楷。梁《评书帖》曰:“矾纸书小字墨宜浓,浓则彩生;生纸书大字墨稍淡,淡则笔利。”当然,墨色变化主要还在于人,个人的功夫、笔力以及对水墨的适应和掌控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在创作中,笔、纸与墨三者之间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具体到某个字的墨色处理时要随机应变、顺其自然,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个中奥妙只有自己清楚。墨色变化不仅影响到作品章法———整体布白的艺术效果,而且对作者贯注于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及意境的表达影响重大。

然而,要真正学好书法,做个优秀的书法家,光有“术”是不够的,还必须理解和掌握书法的另一个要素———“道”。道是宇宙、社会总根源总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属艺术美的范畴。中国哲学既讲天道、地道的“自然之道”,又讲社会、人事之间的“人道”。但天道、地道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人事之间的“人道”根本上又是相通和一致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其表现的范围与形态,因此,中国哲学所讲的天地之“道”和“艺”是相通的。

中国艺术中这种“以道为艺”的本体思想,使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哲学理论密不可分,成为理解中国艺术的一大关键。自然之道无处不在,无所不包。“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它始终贯穿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支配着它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蔡邕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只有超越技法,日臻于道,方能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孙过庭曰:“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这种物我无间、天人合一、由技入道的“技道观”,反映了古人对技术达于艺术的创作过程的深刻体验。

3张芝《冠军帖》

中国哲学“合内外、平物我”的“见道”方式使中国艺术不局限在所描绘的一事一物上,应把它放到体现人道相通的整个宇宙中去观察。而作为文化精粹的书法绝对是综合因素的反映,比如学识、修养、审美、见识、胸襟、气度、品格、为人等等。所以,书法作品绝不单单是力感和技巧的再现,而是文字线条和书写内容、格调、意境、载体以及天地之道的和谐与统一。

“道给了艺以深度的灵魂。”离开了道,艺将成为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因此,最高境界的道即是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完美的和谐与统一。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许多高明的书法大家在练好书法基本功、掌握书写技巧的同时,向书本、社会、自然学习与“索取”,练好字外功,以求突破与质的飞跃。

向书本学习就是认真读书,精研细读,一方面读有关书法理论和学说方面的著作,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以理论引领创作、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读文学、历史、哲学、国学及有关艺术、宗教方面的书籍,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与审美境界。因为做好学问是学好书法的必要前提。同时还要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注重品德和思想的修为,因为“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自古以来,只有“书以人传”,没有“人以书传”。纵观历代书法大家,都是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高洁之士,王羲之如此,颜真卿同样,苏东坡亦然。像秦桧、严嵩、汪精卫之流,即使字写得再好,也不会受人尊敬,在书法史上留下任何痕迹的。

向社会学习就是不要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要走出去,多和别人沟通、交流。否则,关起门来学书,不跟外界接触,耳目闭塞,信息不灵,就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听不见不同意见,久而久之必然陷入孤陋寡闻、目光短浅的境地,成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井底之蛙”。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别人的言行举止必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而看到别人的缺点,就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即加以改正。看人要看其长处,要放得下架子,拉得下脸面,不耻下问,虚心向虽然社会、学识地位不如自己,但在某些地方却比自己强的人学习、请教,努力做到取他人之长,弥补自己之不足。

向自然学习就是要多观察自然,善于从自然中看出门道、发现问题,得出结论。汉字的创造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源于自然的产物。道家观乎天地的思想,开辟了中国书法师法自然的思想。蔡邕云:“书肇于自然。”郝经云:“必观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求制作之所以然,则知书法之自然,犹之于外,非自得之于内也。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自然是书法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的源泉。只有具备一颗求道之心,不断地从各种自然造化的神工中摄取美好的事物,才能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完美的作品。古先贤们非凡的举动和流传至今的一些碑帖、墨迹就证明了这一点。张芝从道教学说中领悟万物之变,在章草的基础上汪洋恣肆,开创了今草和“一笔书”;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器中悟出书写的迅捷和出其不意,从担夫和公主在羊肠小道上争道各不相让中,得出主次之分;怀素通过观夏云的变化而破解自然之谜,寻求书道之秘;黄山谷从众人摇桨中领悟运笔的轻重、圆转和力道均衡等等。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书法与社会、自然以及宇宙万象的关系。无论是张芝的《冠军帖》、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贺知章的《孝经》,还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米芾的《蜀素帖》;无论是陆机的《平复帖》、王导的《省示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祝枝山的《赤壁赋卷》,还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杨凝式的《韭花帖》、李建中的《土母帖》,这些经典之作无不妙合天理、浑然天成,无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无不信笔挥洒、妙趣横生,无不神融笔畅、放逸生奇,无不与天地、社会、人伦联系在一起,无不是人类智慧和自然社会相契合的美的结晶。

道虽然是宇宙根源、万物本体,却“淡乎其无味”。道创造了天地大美,却无意于现其巧;道造化生了万物“众形”,却无意于现其能。这天工之巧乃是艺术创造物不可逾越的典范所在,这自然之美乃是朴素的美至极致之所在,故“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也”。书家唯有消除内心的成见、欲念,从各种世俗的功利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一种空澈澄明的心境来观照道,达到“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的境界,才能真正领悟和把握道;才能智巧兼优、心手双畅,“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才能下笔有由,游刃有余,“无招胜有招”,打开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成功之门。这就是书法的最高境界,也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