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即技艺、技术，书法的“术”，顾名思义，就是汉字书写的技艺、技术。通常我们一讲到书法，脑海里必然呈现两个意念：一是练字，二是掌握书写技巧。练字就是下功夫苦练基本功，似乎把基本功练好练扎实了，字就写好了。掌握书写技巧，就是讲究技艺、强调技术。“术”是学习书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一个人如果字写不好，连起码的“术”都没有掌握，就无从谈书法，更不能称其为书法家。
书法的“术”通常包括笔法、字法(结字)、章法和墨法四个方面。
笔法就是用笔和行笔的方法，即中国特有的线条艺术，所用工具一般为尖锋毛笔。要使书法的线条、点画立起来、有质感，必先讲究执笔，即运笔时所掌握的笔的提按、轻重、虚实、徐疾等等。前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中锋行笔，侧锋取势”“藏露互见，方圆兼备”“如屋漏痕”“如折钗股”“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以及“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等笔法，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研究。张怀瓘《玉堂禁经·用笔法》曰：“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永字八法”是楷书的用笔法则。赵孟頫《兰亭跋》曰：“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笔法是书写技法的关键。通常情况下，书者以逆锋入笔、中锋行笔，书写结束时再回锋收笔，而成为学书的用笔之道。
李建中《土母帖》
字法就是五体书各自所具有的书写方法。汉字呈方块形，故也称“方块字”。也就是说，真、草、隶、篆、行，无论你使用哪一种字体，大体上都不能离开方块字的特点。因此，中国书法要求汉字书写遵循“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原则。要求密处不合，疏处不离;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计白当黑，调匀点画;点画呼应，顾盼有情。其中“计白当黑”尤为重要，它是书法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汉字的结字规律在《易经》“阴阳相推，八卦卦象”里也能找到。如我们平常使用的“九宫格”就应用了《易经》里九宫八卦的象，我们所讲的“中宫”就是太极图的中心部位。在一个字的结字中，只有紧守中宫，才能使整个字主笔、副笔安排得错落有致而不致比例失调、歪斜倾倒。同时结字圆润、饱满、洒脱、奔放，也是汉字结字的规律和特点。
《永字八法》曰：“一字之法，贵在结构;一笔之法，妙于起止。”字法因为是以点画结构成字体的，故又称其为结体、结构、间架结构等。孙过庭《书谱》中所谓“积其点画，乃成其字”以及“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等，都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书法的字法。
章法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时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顾盼等关系的方法，亦即整幅作品的布白。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不仅在笔法、字法、墨法的运用上要得当，而且在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呼应，行与行之间的顾盼、衔接，以及上与下、左与右、疏与密、虚与实的处理上也毫不含糊、恰到好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阴阳调和、气血畅达，也是我们所倡导的“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美的标准。具体到某些部位，比如使用留白。优秀的书法作品都会出现留白，根据创作需要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书法包括中国画中的留白部分所表现的空间意象是书画家留给读者的无限遐想。所以，在意象思维里，“空即是色”，即有着多层丰富想象的墨和色。中国书画家把意象思维里的禅意、道境应用到自己的作品里，画家画虚处，以不画为画;书家计白当黑，以不写为写，实在是高明和一大创造。为此，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由此可见，章法在一件书法作品中的重要性。
王导《省示帖》
墨法亦称“血法”，因为墨离不开水。既是水墨，当以墨为体、水为用。而墨又分五色，墨法的运用源于中国造纸术的产生，尤其是宣纸的发明和发展，使墨法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和用武之地。常用墨法包括积墨法、焦墨法、破墨法、宿墨法和冲墨法等。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下》云：“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墨色的变化还在于用笔：“笔是骨，墨是肉。”墨的燥与润、浓与枯与行笔的速度有关。行笔速度相对较慢时，笔在纸上有瞬间停滞，笔流就多，故点画宜浓，反之则枯。一般情况下，快书时多蘸墨，慢书时少蘸墨。而且，用墨与字体的关系较大，不同的字体对墨的要求也不一样。通常情况下，篆、隶、楷等正书的笔法是笔笔独立的，在运笔过程中，速度相对较慢，墨色要浓;而行、草书笔法自由度相对较大，笔画可粗可细，笔势可断可连，行笔较快，墨色可淡一些。但也不宜过淡，过淡不仅有伤神采，而且损势，所以必须做到“浓欲其活，淡欲其华”。另外，用墨与用纸也有一定的关系。书法创作通常用的是宣纸，而宣纸有生熟之分，生宣洇水性较强，适宜写行、草，写楷、隶、篆等正书行笔要快，要有很好的把控能力方可;熟宣洇水性较弱，一般适宜写正书、小楷。梁《评书帖》曰：“矾纸书小字墨宜浓，浓则彩生;生纸书大字墨稍淡，淡则笔利。”当然，墨色变化主要还在于人，个人的功夫、笔力以及对水墨的适应和掌控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在创作中，笔、纸与墨三者之间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具体到某个字的墨色处理时要随机应变、顺其自然，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个中奥妙只有自己清楚。墨色变化不仅影响到作品章法———整体布白的艺术效果，而且对作者贯注于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及意境的表达影响重大。
然而，要真正学好书法，做个优秀的书法家，光有“术”是不够的，还必须理解和掌握书法的另一个要素———“道”。道是宇宙、社会总根源总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属艺术美的范畴。中国哲学既讲天道、地道的“自然之道”，又讲社会、人事之间的“人道”。但天道、地道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人事之间的“人道”根本上又是相通和一致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其表现的范围与形态，因此，中国哲学所讲的天地之“道”和“艺”是相通的。
中国艺术中这种“以道为艺”的本体思想，使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哲学理论密不可分，成为理解中国艺术的一大关键。自然之道无处不在，无所不包。“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它始终贯穿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支配着它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蔡邕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只有超越技法，日臻于道，方能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孙过庭曰：“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这种物我无间、天人合一、由技入道的“技道观”，反映了古人对技术达于艺术的创作过程的深刻体验。
张芝《冠军帖》
中国哲学“合内外、平物我”的“见道”方式使中国艺术不局限在所描绘的一事一物上，应把它放到体现人道相通的整个宇宙中去观察。而作为文化精粹的书法绝对是综合因素的反映，比如学识、修养、审美、见识、胸襟、气度、品格、为人等等。所以，书法作品绝不单单是力感和技巧的再现，而是文字线条和书写内容、格调、意境、载体以及天地之道的和谐与统一。
“道给了艺以深度的灵魂。”离开了道，艺将成为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因此，最高境界的道即是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完美的和谐与统一。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许多高明的书法大家在练好书法基本功、掌握书写技巧的同时，向书本、社会、自然学习与“索取”，练好字外功，以求突破与质的飞跃。
向书本学习就是认真读书，精研细读，一方面读有关书法理论和学说方面的著作，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以理论引领创作、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读文学、历史、哲学、国学及有关艺术、宗教方面的书籍，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与审美境界。因为做好学问是学好书法的必要前提。同时还要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注重品德和思想的修为，因为“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自古以来，只有“书以人传”，没有“人以书传”。纵观历代书法大家，都是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高洁之士，王羲之如此，颜真卿同样，苏东坡亦然。像秦桧、严嵩、汪精卫之流，即使字写得再好，也不会受人尊敬，在书法史上留下任何痕迹的。
向社会学习就是不要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要走出去，多和别人沟通、交流。否则，关起门来学书，不跟外界接触，耳目闭塞，信息不灵，就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听不见不同意见，久而久之必然陷入孤陋寡闻、目光短浅的境地，成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井底之蛙”。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别人的言行举止必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而看到别人的缺点，就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即加以改正。看人要看其长处，要放得下架子，拉得下脸面，不耻下问，虚心向虽然社会、学识地位不如自己，但在某些地方却比自己强的人学习、请教，努力做到取他人之长，弥补自己之不足。
向自然学习就是要多观察自然，善于从自然中看出门道、发现问题，得出结论。汉字的创造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源于自然的产物。道家观乎天地的思想，开辟了中国书法师法自然的思想。蔡邕云：“书肇于自然。”郝经云：“必观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求制作之所以然，则知书法之自然，犹之于外，非自得之于内也。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自然是书法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的源泉。只有具备一颗求道之心，不断地从各种自然造化的神工中摄取美好的事物，才能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完美的作品。古先贤们非凡的举动和流传至今的一些碑帖、墨迹就证明了这一点。张芝从道教学说中领悟万物之变，在章草的基础上汪洋恣肆，开创了今草和“一笔书”;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器中悟出书写的迅捷和出其不意，从担夫和公主在羊肠小道上争道各不相让中，得出主次之分;怀素通过观夏云的变化而破解自然之谜，寻求书道之秘;黄山谷从众人摇桨中领悟运笔的轻重、圆转和力道均衡等等。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书法与社会、自然以及宇宙万象的关系。无论是张芝的《冠军帖》、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贺知章的《孝经》，还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米芾的《蜀素帖》;无论是陆机的《平复帖》、王导的《省示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祝枝山的《赤壁赋卷》，还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杨凝式的《韭花帖》、李建中的《土母帖》，这些经典之作无不妙合天理、浑然天成，无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无不信笔挥洒、妙趣横生，无不神融笔畅、放逸生奇，无不与天地、社会、人伦联系在一起，无不是人类智慧和自然社会相契合的美的结晶。
道虽然是宇宙根源、万物本体，却“淡乎其无味”。道创造了天地大美，却无意于现其巧;道造化生了万物“众形”，却无意于现其能。这天工之巧乃是艺术创造物不可逾越的典范所在，这自然之美乃是朴素的美至极致之所在，故“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也”。书家唯有消除内心的成见、欲念，从各种世俗的功利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一种空澈澄明的心境来观照道，达到“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的境界，才能真正领悟和把握道;才能智巧兼优、心手双畅，“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才能下笔有由，游刃有余，“无招胜有招”，打开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成功之门。这就是书法的最高境界，也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