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让人骄傲的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各个时代的艺术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各地区的文化也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地域特点。宋代绘画注重思想表达和情感力量。元代绘画艺术气息浓厚,讲究逸气。明清时期画派林立,各有特色,使中国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时期,众多大家的绘画不仅对现实物象有着传神的描绘,而且对它们的象征意义有着深层的发掘。明代前期的宫廷绘画继承了两宋院体艺术特点而重新昌盛,出现了边景昭、林良、吕纪、谢环等院体大家。明中后期,宋、元以来的文人水墨画风得以复兴。清代各画派精彩纷呈的局面是中国绘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的一页,对后世绘画有着深刻的影响。

文人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体系,其作者多为具备较全面、较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它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印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近代著名美术家、艺术教育家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文人画讲究诗情画意,讲究以超然的画面格调来表现内心的情感。长河飞霞、雪山莽原、激流浅滩让文人画家心潮澎湃。他们用画笔营造种种意境,表露自己的思想和心境。他们的作品有的描绘风花雪月的宫廷夜宴,有的记述“竹林七贤”的诗词歌赋,有的讲述远古的故事,让种种情感、意趣和意境跃然纸上。意境是文人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笔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画可以从意象、情景、气韵等方面体现各种意境。本文拟从中国古代绘画史中选取若干较有特色的文人画,对其意境的表现与精神寄托进行分析。

从宋代宫廷绘画到明清时期的意笔绘画,从范宽、李唐到“四王”“四僧”,各时期的绘画阶段性地发展着,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人画的兴起与发展是传统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果,是自然与人格完美结合的产物。其形式、内涵、哲思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财富。文人画的笔墨是淡雅而旷放的,加之浓厚的文人书卷气,使画面有了人文气息,有了情感的力量。品读宋元时期的山水画,我们获得的不仅是画家的笔墨技巧,更是一种渗透着诗意的世界。宋代范宽的《雪景寒林图》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构图描绘出山势高耸、白雪皑皑的博大气象。画家借助笔墨的皴擦点染把深谷寒林间萧寺掩映、流水无波的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画家精神世界的豁达。全画布置严整有序,笔墨质朴厚重。苍老的笔法、厚重的渲染展现出北方山石的质感,让画面更有视觉冲击力。

1雪景寒林图 范宽 作

与《雪景寒林图》的气势磅礴相比,元代黄公望的文人画作《富春山居图》则显得闲逸平淡。

在“元四家”中,黄公望对后代山水画发展影响最为深广。其笔墨直接受教于赵孟頫。黄公望的画品格极高,其晚年纸本水墨的技法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山水画技法博取众家之长,注重绘画的笔墨语言,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对文人画的笔墨语言进行了创新。他的作品对后来的许多画家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受到极大的推崇。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是他绘画风格完全成熟时的巅峰之作,也是文人画中的代表作之一。此画反映了文人画的笔墨语言特征:出于自然,表达主观感受,重在寓意;以书入画,注重笔墨的形式美;注重意境的营造,追求笔墨的疏野淡泊之美。该图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远山隐约苍茫,中景山峦群峰争奇,山下江水茫茫。林间树木葱郁,山谷、村落安闲其中。全画山水交叠,小桥弯弯,渔舟轻荡,一派祥和景象。画家以清润、简远的笔墨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出神入化,传达出“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意境。江水中的渔舟垂钓让全幅更显生气。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层次分明。山石的勾皴、用笔的顿挫转折,都随意而似天成。画家笔墨有时苍劲干练,有时浅淡轻灵,将富春江畔的景色描绘得浑朴自然。他的用笔、用墨随景物不同而有不同变化:山用干笔以大披麻皴擦出,笔势潇洒大气;树、石用浓墨点染,墨色苍茫厚重。淡墨画出的山石将景色推远,浓墨皴出的山石、村落构成近景,在视觉上拉出前后景深,使山水空间的架构展现得辽远、广阔。笔墨的浓淡交错,使整个画面形成独特的交响感。黄公望在作这幅画时极注意画面远近、虚实的关系,以及小桥弯折的角度,又极注意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深远意境。

与“元四家”中的另一员——王蒙晚年画作的苍莽茂密重写意相比,黄公望晚年之作率真、简约但具象。清初画家恽寿平赞赏《富春山居图》说:“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这幅作品确是一幅从真山真水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杰作。

2《富春山居图》局部 黄公望 作

对于文人山水画来说,笔墨是表达方式,山水是心之所托,诗书是画面底蕴。这些《富春山居图》都具备,所以自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都能在《富春山居图》中找寻到精神的寄托。

关于文人画的精神寄托,郑夑用以寄托“用世之志”的画竹作品尤其值得圈点。

郑燮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他喜画竹、兰、石,认为它们有节、有香、有骨。他笔下的画竹之作大多歌颂不为俗屈、挺然坚劲的精神。徐悲鸿曾在他的一幅兰竹作品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竹有着“未曾出土便有节,纵使凌云仍虚心”(宋徐庭筠诗句)和宁折不弯的特点,画家常借以表达士人的品质和操守,体现君子般谦虚而刚毅的精神。郑燮以放纵的笔触表达出文人的浪漫情怀,其笔下的竹石图堪称中国水墨竹的翘楚:体貌疏朗,风格劲峭,不泥古法,自创一格,使后学可望而不可即。郑燮是一个注重师法自然的人。但他的水墨画不求形似,只求神韵,有时画中物象甚至与实物相去甚远,但含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曾在一幅作品上写下自己的体会:“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他从竹子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中得到灵感,让“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然后借助于笔墨,挥洒成“纸上之竹”。他画的竹子比现实之竹更加灵动活泼,且寓意深远。他在《兰竹山中相对图》中题道:“君是兰花我竹仗,山中相对免相思。世人只作红尘梦,那晓清风皓露时?”由题诗可知,郑燮性情清高淡雅,追求远离尘世的超然之境和淡泊萧然的君子之风。

文人绘画之美并不仅仅在于描绘自然景色,更重要的是笔墨本身所呈现出的美感以及画面所传达出的格调、意趣、情感和意境。文人画是画家、诗人、理论家、学者进行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淡化了很多墨迹,但文人画所隐含的静雅意境、文人风骨依然值得今人细细研学、品味。

曹铭(1926—2010),江西新建人,画家。自幼受其母熏陶,喜爱绘画,1942年考入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曾获书画名家刘海粟、唐云、汪声远、来楚生等指点。毕业后与同学创办鼎镕书画社,广交艺友,研讨国画,同时师从王雪涛专攻花鸟画。

曹铭所绘白梅和白牡丹驰名画坛,曾多次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出,还入选全国和省市联展,并多次获奖。曾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交通大学东方艺术交流中心顾问。作品及传略入编《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中国书画家名家书画藏品选》等。主要斋号为一枝斋、梅室等。

11989年初夏,曹铭前往镇江开画展。焦山寺茗山法师获悉,认为其“梅室”斋号直露,不如以“一枝斋”为佳。曹铭一听,大喜过望,连说:“好!好!好极了!”茗山法师乃命人取来文房四宝,执笔一挥而就“一枝斋”三个大字。但见疏密相间,端庄有力,曹铭看了十分欣喜,乃装裱后,悬于室内。

曹铭知道,唐代齐己有名诗《早梅》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此诗中“一枝”原作“数枝”,齐己好友郑谷改“数”为“一”字,齐己因此称郑谷为“一字师”。吟诵“一枝”,又令人油然想到“江南无所赠,聊寄一枝春”的咏梅名句。其中既寓有“一枝独秀”“早得玄机”之意,又蕴有“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谦逊含义,还含有“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在“一枝斋”匾额下,曹铭又录写了辛弃疾的《咏白梅》诗中两句:“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作为对联悬于两边。“一枝斋”内也多梅花。

曹铭从小喜欢傲霜斗雪的梅花,闲散下来,就爱侍弄梅花,信笔画梅,其母曾为他取斋名“梅室”,以示鼓励。

曹铭自己也一度以“梅室主人”自居,以后虽然改了斋号,但有时为怀念母亲,仍会用“梅室主人”之称。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又号西庐老人、西田主人、西田遗老、归村老农等,江苏太仓人。他善诗文,长分隶,博览古今名迹。他出身书画世家,曾投师董其昌门下。他曾任太常一职,明亡后选择归隐山林,潜心习画,致力于与文人艺士交流书画以及教授学生等事情上。除此之外,他还常购买、借阅心仪画家之作,加以学习模仿。他追随董其昌的脚步,画山水多推崇宋元画法,尤以元法为重,其中受黄公望的影响最多。黄宾虹在《古画微》中对王时敏有“布置设色,勾勒渲染,悉有根柢。于大痴墨妙,早岁即穷阃奥,晚年益臻神化”的评价。

王时敏《仿古人山水图册》为纸本墨笔、设色,每页纵28.7厘米、横20.7厘米,现藏于广西博物馆。此册引首题:“西庐逸兴,丁未嘉平,王时敏自题。”钤“王时敏印”朱文方印、“西庐老人”白文方印。尾页题识:“丁未冬日,仿宋元诸家十帧。西庐老人王时敏,时年七十有六。”钤“檂阁”椭圆印。由题识可知,此册页作于王时敏76岁之际,属其晚年作品。

1图一

2图二

图一为设色山水,左上角题“临赵大年”,钤“王时敏印”白文方印。赵大年即赵令穰,其作品多描绘水滨凫雁飞翔的情景,整体风格清新典雅。王时敏的此幅临仿之作乃青绿山水,以近景、中景、远景阶梯式布局。近景处碎石堆叠,柳枝垂岸,曲径与小桥相连,采用重设色、轻墨色的表现方式。叠石以淡墨勾勒轮廓,以三绿和赭石交织渲染。水边的青苔多以浓淡层叠的色点进行表现。近景与中景以小桥进行衔接。中景中,在平缓的坡岸上,两间茅屋被围拢在葱木叠翠之中。茅屋右侧的树木呈曲线式排列,蜿蜒融入远景的云雾中。远处,云雾笼罩,烟云与叠嶂相互缭绕,使得画面颇具缥缈的诗意。图二为王时敏仿王蒙之作。画面右上角的题款为“仿王叔明”,钤“王时敏印”白文方印。王蒙受赵孟頫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师法董源、巨然,集诸家之长并自创风格。王蒙的作品以繁密见胜,重峦叠嶂,长松茂树,气势充沛,变化多端,苔点多以焦墨枯笔点成。此幅仿作展现出画家对层峦茂树、溪流幽谷等江南山水景致的“王蒙式”刻画风格。近景处,一文人临水而坐,面前山涧溪水,身后松树挺立。中景处,山势走向蜿蜒,多苔点,墨色浓淡相交。远山巍峨,以淡墨染就。图三是王时敏对赵孟頫的仿作。画面右上端题“仿赵承旨”,钤“王时敏印”白文方印。赵孟頫崇尚“复古”。他引晋唐为法鉴,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创作理念。实际上,从王时敏的此幅仿作中并不容易看出“赵孟頫”的成分。画面中,宽疏的皴法、层层渲染的设色都更倾向于元代后期的绘画风格。图四为王时敏仿巨然的山水画。款识为“仿巨然”,钤“王时敏印”白文方印。巨然师法董源,专绘江南山水,多以矾头画山顶,以长披麻皴画山石,林麓间多绘卵石,并掩映以蔓草,多设置细径、危桥、茅屋于画面。此仿作远山起伏平缓,以淡墨渲染,使得空间感得到拉伸。画面中景处山峦独立,山麓林木丛生,其间露出宅院屋宇。在画法上,此作以披麻皴为主,皴擦、点染相协,笔墨细腻而富有层次感。近景处的茅屋、草堂呈直线排列。屋旁土丘之上,高木三两一组,枝叶茂密,墨色浓淡相交,给人以层次感和韵律感。

3图三

4图四

大约在晚明时期,仿古山水画册开始流行,很多画家都绘制过此类仿古册,其中以董其昌及其传人王时敏所仿尤多。王时敏《仿古人山水图册》虽为仿古之作,却并不局限于对古人之作的详实摹写。他将古人画作中的结构特征引为己用,以丰富个人画风。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仿古册也是清初正统派画家最显著的商业标签。

书法批评的独立不是一种封闭,也不是一种隔绝,而是一种态度和精神。

当下书法批评界萎靡不振,批评面临诸多危机。其中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批评主体,它关乎书法批评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是批评独立的态度与意识不够。很少有人愿意将书法批评作为一种专业阐释去探讨,书法批评面临内外交迫的困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书法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史料的反证。有关书法批评主体能力的突破,必须从书法批评独立意识开始,因为书法批评观察的视点、理解的方式,包括批评写作的话语都是从独立意识开始的。当下的书法批评更多地成为书法创作的附庸和宣传的工具,夹杂于书法史与书法理论隙缝中,沦为配角;同时在功利、消费主义观念渐涨与相对萎缩的学术勇气中让人窥见批评界缺少独立的学术品格。呼吁书法批评独立的学术品质成了一种需要,也成为目前的必然。

批评不应该是作品和书法家的附庸,首先它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同参与、互动与相互影响的平等关系。

一种潜在观念认为,书法批评是以作者与作品为基础的写作,这种关系被指认为依附关系,进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批评家与书法家相比,其声誉是相当低的。从现实功利看,一流的批评家不如三流的书法家。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代书法界,在文学、绘画里自古已然。然而大部分批评家也已接受潜在观念,服务书法创作成了批评注定的命运。所谓批评写作也在服务的态度中被媒体宣传和会议发言所代替,那种微弱的、专业的批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可疑。甚至连批评家本身一度也糊涂起来,从而忘记了自己本应履行的责任,书法批评变得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然而这种服务的批评写作却常常受到书法家的轻视和责难。

批评写作成为服务于书法创作的一种手段,进而成为书法创作实现功利目的的帮凶。把它当作宣传工具招之即来挥之而去,以实利为最终目标的炒作,给予涂脂抹粉的包装,或者作为空洞玄虚的人情炮弹。众多的书法家也操起了批评来,以为批评无非是说说好话、做做吹鼓手,他们打心里瞧不起批评,认为批评更像书法族里的“贱民”。大家对书法批评大都失去了信心,读者不看,书法家不承认。事实上,批评不是广告,不能把它当作包装和宣传的工具。我们已经看不见有多少学理性、思想性的批评文章,已经有太多的人对书法批评表示出了不满,它在书法中的作用也日益衰微,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书法批评固有的功能被层层简化。

让批评走出服务的关系,恢复批评品质的独立性。批也好评也好,磨出一种有学术锋芒和精神锋芒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以澄清评论中经常出现的误解和越来越模糊的界限。当代书法批评走出服务的意识,可以有更广阔的解读视角和独立的精神;更有助于完善批评写作自身的架构,也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的系统,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和体系。当然,如果批评写作被评论对象自主地加以删改或断章取义地摘取语句,作为广告宣传的文章则另当别论。这种批评与被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对书家气量、品格的考验。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我看到了书法家不自信的心理、脆弱的神经、不够光明正大的人格、对真率的艺术批评不能直面,要在艺术上获得大成功怕是不易。

批评也不应该是作品和书法家的附庸,批评的写作不只是对作者和作品简单的介绍与表层的技术分析,而是在批评写作里要有自己的书法观和批评家自己的精神世界。批评一词常被人误解,很多人认为批评要么是对作者或作品的结论,要么是对作品或作者的介绍。如果书法批评仅仅是对人物的介绍与作品技术的分析解说,那么批评写作还是依附在创作上,这样的写作只需要他们准确地描述、叙述、解说而已。如果批评失去了深刻的书法理解、正确的价值判断、高远的审美理想、动人的情怀、整体的书法观念,那最终不仅不能唤醒读者对书法创作精神活动的珍视,还将进一步把书法创作当作一种标准技术的工匠活。

在我们的书法批评中最常见的是从某种既定目的出发,如从笔法、结字、章法、用墨、用水、用纸之类的某些艺术成规来判定作品达到的艺术高度。这样的批评无助于书法批评本身的发展,也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文化创造意义。书法批评只能是书法创作的“马后炮”而已,只能是一门普通的技艺学,我对那种干巴巴的所谓“技术”分析持很强烈的怀疑态度。书法创作本是情感外化的结果,或是对审美理念追求的结果。这些都是在瞬间感觉中完成,硬要说创作中的细节表现,哪一笔不到位、哪一笔太长了等等,这种仅仅拘泥于目的性的思维往往会局限人的视野,甚至会窒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活力。也许正是缘于单一性、标准性的思维,面对古今的书法成果,人们会感到真理几近穷尽,会感到无话可说的窘态与苦闷。其实越是高妙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越是难以用既有的理论规范、技法分析去衡量。如说用一套规范的“二王”技术体系标准来评说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你会得出他缺乏细节表现的能力,结字带有左低右高的变形习气的结论,那么《黄州寒食帖》的精神尽失。而面对那些蕴含着思想创造契机的真正具有独到性的作品时,批评家反倒毫不感知。因此它更依靠书法批评家广阔的书法视野和高品位的多向审美能力,这都离不开批评的艺术直觉,离开了这种直觉,再多的书法知识和文化知识都无法抵达批评对象的核心。

1苏轼《黄州寒食帖》

书法批评在展开价值判断时,判断已具有批评者心灵的意向。书法批评活动往往从书法文本符号的描述、分析开始,最终落脚在主观价值的判断上。当然,在批评活动中有时也会从批评者敏锐的眼光、独特的感受去寻找批评对象,并对自己的审美印象做出描述,对审美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以及造成主观上的某种印象的原因,做出理论上的阐述。因此书法作品的文本只有在与批评活动的互动中完成价值的判断,在批评的话语里激发生成新的书法意义。

由此可见,批评不应该是作品和书法家的附庸,也不是一种矛与盾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关系。批评家和书法家的对话关系,一直以来充满紧张和冲突,批评要么成为创作服务的工具,要么成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关系。书法家认为,批评家是个指手画脚的旁观者,天生抱有敌意,常常挖苦批评家,连字都写不好的人怎能批评人家。批评家被书法家视为无能的且爱教训学生的老师,书法家在批评家眼里常常被简单地视为仅仅掌握了书写技巧的写字匠。其实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怀有两种不同的书法视野,两种不同的书法认识与体验。只有当对话产生时,他们通过交流与融合相互激发灵感。书法家可以从批评家的文字中得到更为深入的理性梳理,批评家可以从书法家处得到更为鲜活的审美体验。具体说来,批评家需要广博读书、广泛关注、判断分析、寻绎学理,这些价值体系和思想方式都与书法家不同;书法家更注重书写的直接体验,需摹帖临碑,斤斤计较于点画,计较于字体结构,专注于章法布白,在心追手摹中体悟笔情墨性,寻找心、手、笔、纸协调统一的感觉。书法批评的困境和书法创作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确立书法批评的价值,首先是要确立书法创作的价值、相信当代书法创作的价值,批评精神的独立是通过对书法、对书法作者的深刻理解,进而出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书法和人性的深度体悟来达到的,这就是批评的核心价值。

批评家在深入考察书家和作品的同时,也需对批评和批评家自身进行反省、质疑与拷问。书法批评并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和权力式裁决,批评是一种智者之间的对话,是高尚心灵之间倾心的交谈。也正是因为批评要从作品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它渴望以自己的创造性见解来赢得属于批评该有的尊严。书法批评不能成为书法创作的附庸角色,批评的独立意义就是通过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个案构建属于批评家自己的见识。当这种独立和自由建构起来的批评风格的着眼点落实到了书法价值的肯定、人性的存在上,也就意味着批评从作品单一的、幽闭的价值世界走向了宽阔的精神世界。从这个起点出发,书法批评的独立有望重塑书法的价值观念,并引导大众积极分享书法的精神世界。

我接触篆书较早,大约十三四岁时便喜欢了。其时随恩师齐慧海先生习大楷,每日于青石板上描摹勾勒,仿影悉出先生之手,皆“正大光明”“振兴中华”等词句,孩童时无知,现在想来乃极“正能量”之语也。后以柳公权《玄秘塔》为范本,临池不辍。稍长,展示欲望渐浓,每成一小幅必张壁观之,常恨名下无印,遂以木块削平,尖刀凿之,一印既成,心大乐,抄古诗,钤红印(办公印泥),张于床尾壁上,洋洋得意、心满意足之情今思之犹陶陶然如在眼前。

此后,刻印之心愈重,习篆之念愈浓。1984年前后的原阳小县城,书法碑帖及篆刻工具书尚极匮乏,每作一印,篆字无从查考,识篆、习篆皆于报纸插印中寻觅。犹记于邻居奶奶家得见《书法》杂志石鼓文专刊,如获至宝,朝夕揣摩,所得尤多。

思孙过庭《书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之句,逃“篆不懂结字,行难于使转”之境,我遂自汉碑入,初习《曹全》,喜其流美舒展,后腻之甜俗,转习《礼器》,喜其挺拔不群。再由武威、敦煌、居延、甘谷诸简书中寻觅消息,其纵横跳荡处悉与《礼器》暗合,习之最久,得之亦最多。

学书者众,个体有差异,取法无定则,然宜由正书入手。正书中,我以为先由篆入为优,篆则先学清邓石如、吴让之墨迹为便。然后上溯周秦三代以上,既知本源,顺流而下,汉、唐后之隶、楷、行、草诸体尽收眼底矣。

学篆入门必先得中锋,次求体势,起、行、转、收,笔笔使锋在画中,中锋既得,手、腕渐稳,由邓石如、吴让之墨迹入,细心揣摩,得笔、得势、得体、得熟,渐悟擒纵自如、心手互动、循序渐进之理,久而久之,身正手稳,心平气和,必有所成。

1李峰书王翰《凉州曲》

作篆最忌描画,起承转让,提按顿挫,一如真、行,辅以枯湿疾徐,自有所得。盖文字之始,以书写记事为用,无描头画足、粉饰展示之功。细察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名作,温文恣肆之间笔挟风雷,进退自如。观黄宾虹、沙孟海诸先生作篆运笔,如行云流水,缓急互见,绝无滞塞之笔也。

篆书用笔须指、腕相合,最忌使转僵滞,所谓八面出锋者,非行草独有,其源在篆也。既得中锋,心、眼所到处,指、腕互用,长线须腕沉,短画必指运,转折顿挫处八面出精神。

作篆之难非难在用笔,而难在识篆、用篆。古人作篆,用字之严谨自不待言。近世之名家如商承祚、沙曼翁者,虽博古通今,名播宇内,而于篆法稍有疑惑必查典寻经,然后书之,盖敬畏之心存焉。

2李峰书《每临不信》联

隶书虽于东汉始趋成熟,然其雏形早现于春秋战国之长沙子弹库、马王堆、郭店等楚帛、楚简书中,其体势由纵转横,波挑渐现矣。

古人云“不究于篆,无由得隶”,学隶须究于篆法,熟知隶变,一味《曹全》《史晨》便落死套,难避唐隶之病也。清隶诸家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何绍基者,之所以能超迈宋唐,直逼两汉,盖多得于“究于篆籀”也。

学隶须从汉碑中寻厚重,自简帛中求飞动,于篆籀间得意象。一味厚重则板滞,一味飞动则虚浮,一味意象则苍白,所谓知繁就简存意象,学浅言多徒空谈。我虽知其理,奈何资质愚钝,不能得之。

学隶之门必先入汉,以一家为律,得用笔、体势、神采,然后博采众长,察其同,辨其异,互相印证,方可登堂入室。

世人多以隶源于小篆,实则不然,盖小篆取古篆之工整一路规范而成,汉隶则为古篆之手写体衍生演变而来,二者实为相去三百余岁之胞兄弟也。

我学书法失之在不能专精,得之在“杂烩”亦香。窃以为篆、隶、楷、行、草诸体犹如食之米、面、油、盐、茶,功用体貌虽不同,而皆能食之而化,互充互补,合为血脉。试观古之卓然成家者皆兼擅诸体,鲜有以独习一体而传之久远者。今人则相反,但观电视报端,未得一碑一帖之皮毛而夸夸然自居名家者多矣,盖其非无畏也,乃无知也。

元代书家多以“二王”入手,行、楷、草书兼长。鲜于枢(1246—1302)是元代十分出众的书法家,字伯机,号困学民、直寄老人、虎林隐吏等,祖籍渔阳(今天津蓟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鲜于枢为箕子后裔,故其自称箕子之裔。其官职不高,常赋闲家中,这才得以充分发挥其艺术才华。除书法创作外,鲜于枢也是一位文学家,精通音律,特别是散曲的创作,以《八声甘州·江天暮雪》一套最为出名。鲜于枢在书法上成就卓著,最擅长行草书。赵孟頫曾言:“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彼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吴宽云:“鲜于困学书名,在当时与赵吴兴、邓巴西各雄长一方。”足可见其书写之精湛。其子鲜于去矜,其孙鲜于端,皆能传其家学。

鲜于枢本幅草书《唐人水帘洞诗》凡七行,每行字数不一,共60字。纸本墨笔,纵38.2厘米,横27.5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幅作品的释文为:“乱泉飞下翠屏中,似共真珠巧缀同。一片长垂今与古,半天遥听水兼风。虽无舒卷随人意,自有潺湲济物功。每向暑天来往见,拟将仙子隔房栊。鲜于枢书。”

1鲜于枢《唐人水帘洞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鲜于枢的书法墨迹,特别是行草书,多学唐人,再上溯至东晋“二王”,因而其书法所学脉络清晰,这在本幅字帖中也能晓见。这件《唐人水帘洞诗》的用笔特点与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书法在用笔上有相契合之处,可见其所学渊源。整体而言,鲜于枢的草书书写前后呼应,在具有狂扫之势的同时也有严谨法度的一面,可谓既活泼又能保持聚敛的书法个性。鲜于枢的书写所用之笔多为有弹性的硬毫,因此书写的墨迹往往转折、停顿都十分自然,毫无拖沓之感。在运笔的笔势上,鲜于枢善用圆劲且回转之笔,多回腕,呈现在纸上则有多处使转、回旋的用笔痕迹。在本幅行草书的书写过程中,书家的用笔转折也十分多见,特别是一笔连贯的转折,常有一气呵成之感,如“乱泉”“真珠”“虽无”等字,用笔连贯,字与字之间的映带十分自如。鲜于枢在点画形态美感的表达上具有个人特点,其笔画多用点,且点的形状大小依字间关系而定。按照点的行笔特点,其有正、侧、挑之分。比如,一个字开头的点多用粗且侧锋的笔势,多用浓厚的墨笔,类似“乱”“飞”“虽”等字的表现较为具体。一般书家在用墨的处理上多以浓淡示之,笔尖随着蘸墨水量的变化而呈现出深浅之势。鲜于枢不但兼顾浓淡墨色,更是将粗细的处理与浓淡相结合,整幅字看起来更有灵活多变之状。特别是粗细的变化有兼以前后字间映带关系的处理,十分富有个性风格,如“舒卷”“来往”等字,则是行间点画中调节字间气氛的书写。尽管鲜于枢在行草书的书写中多用圆润的转笔和回腕的笔势,但是遇到硬挺的转折,在圆转之外亦能体会到其用笔劲道之处,如“屏”字的转折,能窥见其用笔凝重的一面。

鲜于枢生活的元代,书法在宋代经过重新洗礼后,元人书法有直接追溯晋唐书法之势,所以在书写承袭上,唐人的影响大于宋人。宋人书法追求个人法度,书法不拘泥于原有的路数而更求另辟蹊径,所以才有米芾、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名家彰显个性、独树一帜。元代书法复古之风盛行,特别是以赵孟頫为首的书家有意抛开个性取法,转而追求更为高古的境界。鲜于枢与赵孟頫一样,取法甚高,字里行间透出晋唐法书的影响。但与赵孟頫行楷草书兼长不同的是,鲜于枢更为擅长行草书的创作,笔尖的游走有行云流水之势,与赵孟頫严谨一派之风稍有区别。鲜于枢用笔悬腕回锋,多用圆润之势的转笔,注重墨色浓淡以及映带关系的变化,这些与赵孟頫的书法也多有相似之处,由此也可以窥见元人书法的一般面貌。

李霞(1871—1938),字云仙,号髓石子,又号抱琴游子,福建仙游人。其少年随伯父李芳林学画,兼习诗文、书法,16岁开始卖画为生。清末,其闻名于闽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赴福州参加乡试,居西禅寺。当时的名士陈宝琛(1848—1935)有诗赠曰:“仙游大画家,寄迹西禅境。遗我古美图,笔姿含秀挺。”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霞由清末御史莆田人江春霖(1855—1918)推荐晋京,与北京名流纵论古今,又经常参观京城各大博物馆、艺术馆和私人大量收藏珍品,眼界大开。故在北京期间,李霞画艺突飞猛进,所作《麻姑晋酿》《麻姑献寿》《神仙富贵》和《富贵寿考》等作品深受旅京外国人士的喜爱,并被争相购买。李霞笔下的麻姑形象表现中华女性之美,使其赢得“麻姑李”的称号。宣统元年(1909),江春霖题写《李云仙抱琴独立图序》曰:“仙游李君云仙,以画名于时,始习着色丹青,继乃学为写意山水人物,各极其胜,为丈尺大幅,尤具有笔力,以僻处闽中,无以尽其长……”

1神仙富贵 李霞 作

宣统二年(1910),李霞自北京南返,作品参加南京博览会和上海天马会的展览。国画大师吴昌硕在上海观赏其作后赞其为当时“人物第一家”。国画大师黄宾虹亦评曰:“李霞笔墨功力深厚,保存了中国传统人物画艺术之精华。”上海诸报刊登了李霞的作品。这两次展览会之后,李霞名气大振。民国三年(1914),李霞作品《十八罗汉渡江图》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全球博览会,获优等奖。民国十二年(1923),李霞作品《函谷跨牛图》再度入选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全球赛会,又获优等奖章。之后,其作品《麻姑献寿图》和《坐鼓观书图》均被美国纽约博物馆收藏,《群儿闹学图》被法国巴黎博物馆收藏。这样,李霞的人物画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声名远扬。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教授评曰:“李霞的画,在中国台湾、福建一带有巨大影响。在任伯年之后,徐悲鸿、蒋兆和之前,他应算当时杰出的一家。”李霞胸中充满正大气象,矢志丹青报国。民国十七年8月,年近花甲的李霞首渡台湾。因其绘画艺术早已闻名遐迩,创作题材大家又喜闻乐见,故其在台中中华会馆举办个人画展时,深受大家欢迎,影响很大。当时,在日本“皇民化”统治下,台湾的文化艺术受日排斥和压制,文艺界虽愤怒据理抗争,但无济于事。此时,李霞大义凛然,到台湾举办个展,与同行切磋传统优秀国画和诗文,并收徒传艺,给当时的台湾艺术界注入一股强劲的振作之风。李霞在台湾与画家范耀庚、周笑轩和郑雨轩诸同行关系甚密。范耀庚让女儿范侃卿拜李霞为师,以传承中国优秀文化。范侃卿深知老师诗文书画俱佳,自己曾作诗《题云仙我师抱琴独立图》,称赞李霞的艺术魅力及其人格力量。李霞也为范侃卿玉照题诗:“传神阿堵笔无痕,赖汝支持吾道存。一事最生衣钵恨,可怜山水异中原。”从最后一句诗可见李霞的爱国之心。

2十八罗汉渡江图(1935年) 李霞 作

民国十九年(1930),李霞自台湾返回福建,居住福州,绘《阴阳合德》《梅花书屋》和《八仙》四条屏。其间,李霞在福州与李耕、郭梁、陈子奋等二十多位艺术家成立福建省第一个绘画组织“龙珠画苑”(之前有史料言为1925年创立,实误),为推动福建美术创作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民国二十二年秋,李霞自福州再赴上海,创作《麻姑献寿图》《四快》等。民国二十三年,其作《济河焚舟》。民国二十四年,李霞把自己创作的50幅国画精品带到南京,与画家何遂举办联展。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赠题序曰:“宅水兹蔼,不惜精神腕力之所得。以拯当前之艰危,是岂第计一身一家食着已耶?”又曰:“耳云仙先生画名……先生儒雅风流,文字翰墨,皆优为之。”同年春,李霞又作《十八罗汉渡江图》长卷,获林森、于右任、许世英等名士题跋嘉赞,并出版画册《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著名学者、《福建通志》编撰者陈衍先生十分敬佩李霞的为人,曾于1935年为《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题跋:“云仙人品高洁,平时所向往者,皆古今名贤逸士,故此册所绘壮缪外,若淮阴侯、岳武穆、谢太傅、白太傅、陶靖节、苏玉局,率逸趣横生。其元神与千载上之人相会合,从可想已。”之后,李霞转赴南昌,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作《历代先哲明贤》百幅。民国二十五年,李霞于上海作《群仙祝寿图》;同年底生病,返回家乡仙游。

3《白描四快》之一 李霞 作

4《白描四快》之二 李霞 作

5群仙祝寿图 李霞 作

闽中李霞,丹青报国,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开始,李霞抱病坚持作画助饷,每幅作品皆钤“国难当前,卖画助饷”,彰显爱国情怀。李霞牢记并秉承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从小学习中国古诗文书画,长大事业有成返梓,捐资修建仙游东山横塘小学。他当年为倡导人们学习忠孝文化,带病还用心创作一套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孝图》。民国二十七年(1938),李霞居福建永春创作期间遭遇日本飞机空袭,病情复发,次日辞世。

2016年是李霞先生诞辰145周年,笔者编著《李霞画集》,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以此纪念“闽中画派”这位以丹青报国,曾为中国画艺术赢得国际声誉的杰出艺术家。

李霞作品的风格豪放大气,笔墨洒脱,法度严谨,雄浑古穆。如《山水人物》四屏之一的《秦穆求贤》,宗法“闽中画派”开派宗师李在《山庄高逸图》的构图经营和笔墨精神。该作所绘山水细润精雅,高古飘逸,笔墨精妙,气韵生动。作品描绘秦穆引领几位随从骑驴过桥往深山访谒求贤的情景。整个画面高山流瀑、云雾绕山、树木苍郁、小桥过水、曲径通幽、墨气淋漓,刻画出秦穆心旷神怡迈进山庄渴求高士、隐士、贤人的生动画面。

6秦穆求贤 李霞 作

李霞作于1935年的《十八罗汉渡江图》传明代莆田宫廷大画家吴彬佛像人物和莆田明代“波臣画派”创始人曾鲸的人物画技法衣钵。此作为水墨白描工笔长卷,画心纵46.5厘米、横260厘米,为李霞晚年精品佳构,也是其代表作之一。其绘画技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自此可管窥一斑。该作因先后有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以及于右任、许世英等名士题跋而颇具影响力。林森题曰:“云仙先生夙擅六法,尤工人物,家藏吾闽画家华新罗、黄瘿瓢、上官竹庄真迹甚夥,规抚久之,而得其神味。新近见其白描罗汉渡海横帧,妍淡生姿,耐人寻味,可贵也。”大书法家于右任观赏此卷后欣题曰:“云仙先生昔为《抱琴独立图》,江杏村先生题之谓其太古雅音,并太息无知音者,今已二十六七年矣。近晤之于海上,以《白描罗汉渡海图》见示,气韵浑古,笔墨流动,知世必有真知者。昔山谷题渡海罗汉,谓此甚古,俱神通,何至拖泥带水如此?予谓拖泥带水方是罗汉成佛者,岂能逸于风波也耶?”闽地学者许世英观之题赞:“神妙。”

李霞1937年所作《二十四孝图》可谓工写结合的线描佳构精品。组画绘上古的虞舜一人、周代五人、两汉至三国十人、两晋至南朝五人、唐代一人、宋代二人。其中含人物、山水、花卉、界画、虫鱼、走兽,样样俱佳。24幅图中的人物形象高雅古朴,法度严谨,笔法娴熟,风格统一。画家采用自己擅长的传统人物工写兼备的笔法,结合自己在京期间学习到的西画中人物解剖和界画建筑物透视的原理,表现民间孝行的优良传统美德,诚可视为宣传中华文化的一份可贵图卷,亦是研究李霞中国古装人物画十分宝贵和难得的技法教材,其文学艺术价值和民俗文化内涵值得重视和传承。

7虞舜孝感动天 李霞 作

李霞人物画闻名遐迩的还有其《关公》《麻姑》《八仙》和《历代名贤百图》等。其笔下的关公英姿飒爽,威武昂扬,浩气凛然。民国五年(1916),李霞已46岁,开始喜用自制独创的鸡毛颖作画,以此来表现诸如关公等大气磅礴的人物形象。据传,李霞作画是先把宣纸四边打上浆糊,绷贴在墙板上,接着喷洒一些清水,待宣纸干后绷得更紧,也更平整。然后,他才站立悬腕作画(此法为“闽中画派”传唐代吴道子画法,与其在寺庙绘制壁画的方式有关)。李霞作关公图常用自制的中、大号鸡毛颖画笔绘人物轮廓,衣纹线条用折芦笔法开笔,多用中锋或侧锋,浓墨落笔,飞墨收提,娴练疾就,得酣畅淋漓、气势豪迈、雄浑古穆之妙。其大写意人物画《寿星图》《八仙图》的笔法亦与此同。此盖与李霞胸襟大气、性格豪爽相关。其《麻姑采药》也称《神仙富贵》,画中人物麻姑亭亭玉立,丰肌秀骨,肩背草药,手执灵芝。如此“接地气”的画风深受人们喜爱。

8关公也读《春秋》 李霞 作

李霞的画发端于“闽中画派”,继承了明代莆田画家李在、吴彬、曾鲸的人物画传统技法,又吸收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黄慎(闽籍)的粗犷、率直、苍老而流畅的艺术风格。其实,吴彬开创的“晚明变形主义”画风直接影响到龚贤(龚贤直接影响自己的学生上官周,而黄慎又师承上官周,李霞自谓私淑黄慎)和蓝瑛(蓝瑛又影响到其学生陈洪绶)等金陵绘画大家。此前,徐悲鸿评仙游“二李”之一的李耕作品时,亦言李耕“追踪瘿瓢(黄慎)”,言之有据,但不够精准。事实上,仙游“二李”(李霞、李耕)多追莆阳乡贤吴彬遗韵。美国著名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教授曾在《风格与观念》一书中评曰:“作为晚明的一位山水、人物画家,吴彬从来都不是中国批评家心目中的大艺术家。后世的画家也不认为其作品对他们有何风格的影响。”之前,中国绘画史学家、学者未能深入研究并考证吴彬的艺术生平、艺术风格和其对后代的影响,实为缺憾。

“闽中画派”涌现出李在、吴彬、曾鲸、宋珏、黄卷、戴昂、杨津、林肇祺、李霞、李耕和黄羲等一大批诗、书、画、印学养修为较为全面,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皆擅的全能画家。这些画家文脉正统,传承有绪。他们大多从“线纹开始”,注重攻习书法、诗文,强调学习历史人物故事的人文精神与其精髓内涵。历史上,口传面授人物画要学习相术,绘山水须了解、掌握堪舆之术,写翎毛、花鸟注重观察各种禽鸟千姿百态的神情特征。同时,“闽中画派”画家又重视到乡间、寺庙大量临摹并创作壁画,千锤百炼,反复实践,因此方可得心应手地描绘出历代人物故事和人物组画情节。他们能把人物有机地融入山水之中,谓之“山水人物”;以人物为主,山水配景的人物山水也无所不能。此道在“闽中画派”画家中代代相传。仙游盖尾龙纪寺的瓷雕壁画《五百罗汉图》的底稿设计者为李霞。1917年和1950年,李耕分别在仙游度尾瑞云书院和榜头玉新书院绘制《林龙江倡教图》《儒道释夏》和《十殿阎王》等壁画;2009年11月,这两个书院均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羲在永春县湖坂村绘制《罗汉图》。周秀廷在莆田华亭兰亭寺绘有《十八罗汉图》《观音组画》壁画等。

“闽中画派”画家所作古典人物画保存较完整、较系统,而李霞是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贡献功不可没。闽中画家尤其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而大多精通绘画理论。李霞曾述其伯父李芳林教导他:“读书虽难,作画亦不易。读书必先明书理,作画必先明画理。其运笔又与书法同,当自有法始,而后至于无法。且人物之画,较山水、翎毛、花卉更为深邃。画人物者必于山水、翎毛、花卉诸法纯熟后,精神通肖,气韵生动,人物乃可言也。尔既酷嗜此道,非师古不可。”

李霞之所以有如此精湛而全面的绘画技艺,盖得益于他在“自序”中所言:学画“初从线纹入手,旋习写意,而私淑吾闽华新罗、上官周、黄瘿瓢诸大家……”他注重吸收“闽中画派”前辈乡贤的笔墨气韵、构图经营和画学思想,又尝博考顾恺之、张僧繇、曹仲达、周昉、马远、夏圭之人物,李龙眠之佛像,以及牧溪、梁楷、贯休、吴道子、阎立本、董源、巨然、米氏父子等人的绘画。我们可从其《十八罗汉渡江图》和《二十四孝图》中隐约看到历代名家的笔意,可见他学画路子之广。在绘画学习过程中,李霞深悟:“寓意专攻写意,恐流粗率;专攻线纹,恐失拘牵。”他在研习、掌握传统绘画技法和绘画理论方面的严谨和勤奋态度至今仍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在字形具有多笔平行的同向笔画时,邓石如的处理手法可谓是匠心独运,如“之”“世”“此”“涉”“随”等字。“之”字的三竖画自左而右逐渐拔高,分别呈现出方、圆、尖的变化。“世”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令人称奇的是,在起笔当中竟然有方笔的创造。篆书惯常使用以圆笔居多,方笔极为罕见,这与邓石如早期篆书笔画较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像晚年一些作品那样,笔画很粗壮,则难免会显得突兀,正可谓见微知著,不拘定式。“随”字中自然入纸的笔画极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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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几处最为显眼,多而不乱,避免相互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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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起笔决定了一个字的框架,收笔则决定了一个字的成败好坏。邓石如的收笔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受到隶书的影响。“也”“秀”“木”“大”四字展现了这一特征。“也”“秀”二字收笔渐粗,略带弧度,笔画饱满有力,“木”字中右侧“

”笔画,收而顿挫,更为明显。“大”字有四笔垂画,两笔长竖画差异很大,虽然有刻工的作用,但可以想象,原迹势必也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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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多笔下垂笔画时,参差错落,加以长短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则,然而如何使字形妥帖而均衡,从视觉效果上感觉到很平稳,则是临习时要考虑的重点。

“南”“代”二字皆有三笔竖向笔画,“南”字突出中竖画,“代”字自右而左渐长,一稳重一欹侧,各见手法变化之妙。“容”“带”二字有四五笔竖画,“容”字外侧笔画短而内侧长,“带”字中间长而两侧短,各见妙趣,因字而化。“焉”“茑”二字中“

13”笔画一垂直一平放,各臻其妙。“骈”“俯”“伤”“为”几字有多笔竖向笔画,既要考虑到左右偏旁各自的要求,又要考虑到整个字形的特点,既有错落之变,又有最终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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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涧”“鸾”三字涉及到整个字形的对称或局部对称,书家充分考虑到笔画的错落变化以及最终的协调,安排得有条不紊,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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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报》今年第24期6版发表了章北湘先生的文章《〈古诗四帖〉乃贺知章手笔》。章先生以贺知章所书《孝经》与《古诗四帖》分别从笔法、结体、用笔习惯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后断定:“古诗四帖乃贺知章手笔。”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章先生认为:1.《孝经》有用偏锋的习惯,《古诗四帖》有中锋转偏锋、偏锋转中锋。2.《孝经》和《古诗四帖》都把下直竖写弯。3.《孝经》和《古诗四帖》都用连笔。4.《孝经》中侧锋用笔技巧娴熟,变换频率高,《古诗四帖》结体固定,笔顺一致。5.《孝经》结体熟练,笔顺固定。章先生还把两帖中的一些相同的字做了对比,认为用笔习惯、笔顺和字形惊人地相似。

1《孝经》局部

2《古诗四帖》局部

但笔者认为:1.中侧锋并用非以上两帖所独有,古代名帖中随处可见,只是中锋侧锋哪个用得多哪个用得少的问题。2.把下直竖写弯,这是草书的一般笔法,“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孙过庭《书谱》),圆转有利于连笔纵横。3.关于连笔,今草作品中时有连笔,如王羲之的一些草书,也有少连笔的如孙过庭《书谱》。大凡大草、狂草连笔就多些,如张芝的《知汝帖》,小草少连笔的如智永草书。4.至于结体固定熟练,笔顺一致,结体熟练应该是写草书的基本功,而固定却是草书的大忌,草书的结体应该因势而定。5.章先生所列举的数十个单字恰恰证明两帖的不同:一个是苍茫劲健,不拘定格;一个是涓涓细流,孱弱乏力。这仅从《孝经》与《古诗四帖》中的“贵”字就可以说明,《孝经》中的“贵”字偏侧锋居多,且不流畅;《古诗四帖》中的“贵”字基本是中锋,使转自如。因此,章先生所列五点完全不足为证。

3孙过庭《书谱》局部

再来看两帖其他不同处。《古诗四帖》点画雄浑老辣如枯藤老树,圆笔居多,而《孝经》却点画纤弱浮滑。《古诗四帖》气势磅礴,结体变幻莫测,通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狂草书的极致。在章法上,《古诗四帖》大胆留白,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墨色变化无穷。而《孝经》则显得平淡些,其线条虽然敏捷,但过于浮滑,也过于“熟”了,单薄、圆滑、浮于纸上,且方笔居多。

判定一件作品是否为某人所书,除了笔迹鉴定外(古帖真迹年代久远,多有破损。尤其像张旭真迹难寻无法比对),更有效的办法就是从笔法、气势、墨法、章法上去比对分析。当然,一些题跋、印章也是重要的佐证,历代鉴赏家、书法家的赏鉴文章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4《孝经》中“贵”字

5《古诗四帖》中“贵”字

笔法、气势、墨法、章法上面已经做了比较,下面再来看贺知章草书属于哪一类。朱以撒先生认为“唐草约略分为二科:甲、章草一路,孙过庭、贺知章之类;乙、狂草,颠张狂素为属”。其实贺知章的草书很接近孙过庭的草书,虽然贺的草书还是不及孙的丰满多姿,但他们的草书都有章草的影子。杨仁恺先生1978年在《书法》第一期《试谈张旭的书法风貌和关于〈古诗四帖〉的初步探索》一文中,从唐代草书发展脉络中发现了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稿》与张旭的渊源关系,因此推断《古诗四帖》为张旭所书。他认为张旭是唐朝狂草书的开创者,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中锋圆笔上,这是此前少有的。颜真卿、怀素、李邕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笔法,分别把它运用到楷书、草书、行书中。

笔者认为杨仁恺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古诗四帖》绝非贺知章手笔。

山东画家崔忠有着耿直刚正的性格和虚怀若谷的情操。我曾见过他的一幅名为《秋韵》的作品。画面暮霭沉沉。苍郁的背景中,藤萝摇曳,秋花怒放,但见满纸墨色,满幅生动,呈现出笔线、墨韵、天趣之美,令我过目难忘。在被问及其作品风格时,崔忠十分真诚地说:“我的作品谈风格还有些早,正在探索,只能说还在路上。”这一回答令我多少有些意外。很多画家在谈到自己作品风格时都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而崔忠的回答却是如此简单、坦率。

崔忠善用泼墨泼彩的手法。他在将泼墨、泼彩运用到作品中的同时,又不放弃对中国画笔墨要素的追求。他的泼墨泼彩实质上是一种笔墨浓重豪放的写意画法,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质。他对笔墨和意境表现有着较高的要求,将“骨法用笔”与“随类赋彩”相融合,将用线造型和泼墨泼彩的表现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在作品《大雨洗荷图》(见下图)中,画家把传统笔墨语言与泼彩技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被雨水冲洗过的荷花,显得娇嫩欲滴、清雅不俗,正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诗句)。画家着力表现出雨后荷花的清新典雅。他将从大自然中捕捉到的富有情趣的画面再现于宣纸之上,通过明暗、色彩的对比展现出雨后荷花的神韵,以灵活且富有张力的线条表现旺盛的生命力。画面中,大面积的墨块和小面积的荷花虽有着较为强烈的对比,却并不显失衡。画家或以浓墨绘荷叶,再将石青、石绿泼洒其间,以色破墨;或以石青、石绿写叶,再用浓墨趁湿勾勒,以墨破色。画面中的墨色有着丰富的变化,有的地方偏黑,有的地方偏灰,在“墨分五色”中加深了作品的内涵。整幅作品气韵连贯、节奏明快,在使观者陶醉于这迷人景色的同时,也表达出画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追求和不向庸俗、浮躁低头的倔强个性。

1崔忠的《花鸟八条屏》(下图为作品局部)令人眼前一亮。四条屏和八条屏均是中国画的传统表现形式。八条屏在画面整体处理上有着较高的要求。崔忠此八条屏中的每一幅都能独立成章,具有自身的美学整体性;而八幅合在一起又能体现出“八合一”的整体性。此八条屏笔墨沉着,气势宏大,具有“画气不画形”的审美追求。画家力求笔墨语言和绘画形式的和谐统一,使每一条幅既有独立的美学品格,又有相互间的呼应、烘托,从而使画面内涵更为丰富,意韵更为浓郁。

2崔忠种过田,经过商,执过教,又学过西洋画,最终被中国传统水墨所征服。他本着“师心而不蹈迹”(宋晁补之《跋董元画》)的态度,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绘画技巧。他遵循着“三七开”的创作原则——学前人三分笔墨,还自己七分性情,并借助这一原则逐步确立自己的笔墨语言。崔忠从徐渭之恣肆、八大之清逸、老缶之苍辣、白石之神韵中左右采撷、兼收并蓄,又加以自己对笔墨的理解。他从细处揣摩笔线的提按顿挫以及中锋、侧锋的转换变化,从大处把握画面的起承转合以及物象之间的呼应关系。从他的作品中,观者也许会发现某位前人大家的影子,但其中也不乏某种隐秘的“物质”,让画作呈现出另外一种审美气象——浑厚大气中又有着几分野逸和洒脱。他的大写意花鸟画构图多样,讲究疏密有致,注重笔墨意趣。在色彩表现上,他或轻敷、或重彩,使作品彰显出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蕴大气于朴拙,由细处见精神。

崔忠的作品与其人一样,浑厚大气、朴拙自然,同时又自有慧心藏于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