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篆书较早，大约十三四岁时便喜欢了。其时随恩师齐慧海先生习大楷，每日于青石板上描摹勾勒，仿影悉出先生之手，皆“正大光明”“振兴中华”等词句，孩童时无知，现在想来乃极“正能量”之语也。后以柳公权《玄秘塔》为范本，临池不辍。稍长，展示欲望渐浓，每成一小幅必张壁观之，常恨名下无印，遂以木块削平，尖刀凿之，一印既成，心大乐，抄古诗，钤红印(办公印泥)，张于床尾壁上，洋洋得意、心满意足之情今思之犹陶陶然如在眼前。
此后，刻印之心愈重，习篆之念愈浓。1984年前后的原阳小县城，书法碑帖及篆刻工具书尚极匮乏，每作一印，篆字无从查考，识篆、习篆皆于报纸插印中寻觅。犹记于邻居奶奶家得见《书法》杂志石鼓文专刊，如获至宝，朝夕揣摩，所得尤多。
思孙过庭《书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之句，逃“篆不懂结字，行难于使转”之境，我遂自汉碑入，初习《曹全》，喜其流美舒展，后腻之甜俗，转习《礼器》，喜其挺拔不群。再由武威、敦煌、居延、甘谷诸简书中寻觅消息，其纵横跳荡处悉与《礼器》暗合，习之最久，得之亦最多。
学书者众，个体有差异，取法无定则，然宜由正书入手。正书中，我以为先由篆入为优，篆则先学清邓石如、吴让之墨迹为便。然后上溯周秦三代以上，既知本源，顺流而下，汉、唐后之隶、楷、行、草诸体尽收眼底矣。
学篆入门必先得中锋，次求体势，起、行、转、收，笔笔使锋在画中，中锋既得，手、腕渐稳，由邓石如、吴让之墨迹入，细心揣摩，得笔、得势、得体、得熟，渐悟擒纵自如、心手互动、循序渐进之理，久而久之，身正手稳，心平气和，必有所成。
李峰书王翰《凉州曲》
作篆最忌描画，起承转让，提按顿挫，一如真、行，辅以枯湿疾徐，自有所得。盖文字之始，以书写记事为用，无描头画足、粉饰展示之功。细察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名作，温文恣肆之间笔挟风雷，进退自如。观黄宾虹、沙孟海诸先生作篆运笔，如行云流水，缓急互见，绝无滞塞之笔也。
篆书用笔须指、腕相合，最忌使转僵滞，所谓八面出锋者，非行草独有，其源在篆也。既得中锋，心、眼所到处，指、腕互用，长线须腕沉，短画必指运，转折顿挫处八面出精神。
作篆之难非难在用笔，而难在识篆、用篆。古人作篆，用字之严谨自不待言。近世之名家如商承祚、沙曼翁者，虽博古通今，名播宇内，而于篆法稍有疑惑必查典寻经，然后书之，盖敬畏之心存焉。
李峰书《每临不信》联
隶书虽于东汉始趋成熟，然其雏形早现于春秋战国之长沙子弹库、马王堆、郭店等楚帛、楚简书中，其体势由纵转横，波挑渐现矣。
古人云“不究于篆，无由得隶”，学隶须究于篆法，熟知隶变，一味《曹全》《史晨》便落死套，难避唐隶之病也。清隶诸家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何绍基者，之所以能超迈宋唐，直逼两汉，盖多得于“究于篆籀”也。
学隶须从汉碑中寻厚重，自简帛中求飞动，于篆籀间得意象。一味厚重则板滞，一味飞动则虚浮，一味意象则苍白，所谓知繁就简存意象，学浅言多徒空谈。我虽知其理，奈何资质愚钝，不能得之。
学隶之门必先入汉，以一家为律，得用笔、体势、神采，然后博采众长，察其同，辨其异，互相印证，方可登堂入室。
世人多以隶源于小篆，实则不然，盖小篆取古篆之工整一路规范而成，汉隶则为古篆之手写体衍生演变而来，二者实为相去三百余岁之胞兄弟也。
我学书法失之在不能专精，得之在“杂烩”亦香。窃以为篆、隶、楷、行、草诸体犹如食之米、面、油、盐、茶，功用体貌虽不同，而皆能食之而化，互充互补，合为血脉。试观古之卓然成家者皆兼擅诸体，鲜有以独习一体而传之久远者。今人则相反，但观电视报端，未得一碑一帖之皮毛而夸夸然自居名家者多矣，盖其非无畏也，乃无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