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丑书”的争论甚嚣尘上。冷眼反观，其中不乏人云亦云者、强词夺理者、幸灾乐祸者、偏激狂妄者、别有用心者、围观热闹者，不一而足。很多争论一旦公开化，特别是进入网络之后，最终的结果必然不会以某几个人的愿望和目标为转移，扭曲和背离几无疑议。学术争论一旦堕落为口水战，就应该适时改进、调整，回归应有的理性，否则，不但没有结果，也只会徒耗时间和精力。笔者自始至终一直在关注，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最终的结论是———“丑书”之争可休矣。
虽然现在口口声声在讨伐“丑书”，实际上“丑书”并不存在。这是批评者强行扣上的一个帽子。严格地来说，自古以来并没有“丑书”一类。这是今人不断解释出来的结果，自一开始就存在“过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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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教审帖》
有关书法之“丑”，可以从宋代米芾和清代傅山的言论中找到相关依据。米芾《宝晋英光集》中写道：“颜柳挑踢，乃后世丑怪恶札之祖”，《海岳名言》中有言：“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重点强调的是“恶札”，特点是“丑怪”，而非明确的“丑书”。应该说，“丑”是一种评价标准，“丑书”则是一个群类，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完全对应。理解时要考虑到古今语汇有很大差异，古人不说“创作”，只说“书写”，不说“创新”，只说“变乱古法”。比如米芾曾经说过“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从取法上来说，米芾得力于颜鲁公，却又批评颜“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看似矛盾，实际上说明米芾具有清醒的理性。米芾提出了“丑怪恶札”，实质是个人的批判意识。现在的“丑书”一说，很大程度上以傅山的“四宁四毋”为理论基础，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傅山年轻时曾讥讽赵孟頫书法，认为有媚俗之气，“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晚年傅山有所反思，认为赵功不可没，“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傅山虽然体会到赵孟頫的书法确实炉火纯青，不过还是看不起赵孟頫，把他称为“厮”，赵夫人管道昇被称为“婢”。傅山评赵的出发点是为人，由人及书。事实上，正是赵的筚路蓝缕之功，使得晋韵唐法得以薪火相传。有关书与人的关系，此处按下不表。其次，傅山强调的本质是“作字贵在天倪，无布置等当之意，信手行去，一派天机”，强调书写时注重自然而出，反对“状若算子”的人工安排，抒发真情实感，体现生命的意志，直探本质。再次，“宁……毋……”的表述是一种优先选择关系，言下之意，如果要媚俗，不如丑一点，绝不是非此即彼，更绝非强调故作丑态。对照傅山书法，有龙腾虎跃、振衣千仞的气势，放浪形骸，本身并不丑。将“四宁四毋”演绎为“丑书”的立论依据，实际上是对傅山之本意多有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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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墓表赋》
毫无疑问，对“丑书”存在过度诠释，直接表现在现今很多人将当下书坛一些被指认为“丑书”的作品与古代的苏轼、黄庭坚、徐渭、金农、郑板桥，直至近代谢无量、徐生翁的作品对接起来，这是极不严肃的，也是很荒唐的。苏轼和黄庭坚曾相互讥评，却始终可以大度友好地相处，不仅仅是艺术主张不同能够成为朋友，甚至政治观点相异也可以成为知己。苏轼曾经说黄的字是“死蛇挂树”，黄庭坚说苏轼的字是“石压蛤蟆”。戏谑中包含着敏锐锋利的批评意识。虽然尖锐，但并没有上升到“丑书”的层面，不过是针对风格与习气之间关系的一种评判。黄比苏小七岁，毕生以师尊侍奉。苏轼去世后，黄庭坚前去吊唁，别人认为二人齐名，不必拘于师生之礼，黄则大声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可见，黄庭坚将艺术观点与为人处世分得很清。徐渭是一个疯子，因个人境遇极度压抑，使其变得歇斯底里，书法乃“非常之态”，不是一个“丑”字所能衡量和概括的。金农和郑板桥同属“扬州八怪”，“求怪”乃是求变突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符合当时盐商卖家猎奇的心理，多有异态，别见奇趣，亦是非一个“丑”字所能衡量。近世谢无量、徐生翁，宗法北碑，奇拙天真，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分不开，尤其是徐生翁，个人几乎深陷“生活窘境”，揭不开锅，最终“闭门造车”，书风迥出时流，自成一格。概括为一句话，前人是“自然丑”，有各自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原因，今人是“故作丑”，是不是从书法本体出发，尚待观察，不可定论。
古今“丑书”不是一回事，不能随便混同。即使就今人而言，“丑书”目前成为一个焦点，实际上存在一个很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且作为一个归类，其中各色人等，水平参差，不能整齐划一。从多数所涉及的人物来看，自最初的“现代书法”到后来的“流行书风”，再到如今的“丑书”，有一定的渊源。创作时通常借鉴西方绘画手法，强调字形夸张，尝试赋予一定的视觉冲击力等等。客观地讲，这当中有一部分勇敢的尝试者和探索者有思想、有勇气，但结果能否尽如人意，甚至得到历史承认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的差别在于，主导者、领头者也许具有先锋意识，有过人之处，但跟风者则未必。所以，最终难免会变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需要指出的是，现今一些批评“丑书”者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别有用心地将一些“江湖书法”和“老干部体”的作品也混入其中，企图来一个“一勺烩”，将“丑书”打翻在地。这种偷梁换柱的伎俩为人所不齿，丧失了必需的学术立场和公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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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草书司空曙七绝》
综合衡量，在对“什么是丑”“什么是丑书”等无法严格界定时，再多的争论也是枉然、徒劳。
言及至此，不禁要问，“丑书”为什么会出现?
任何一种艺术现象的产生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根源，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就像明清时期“馆阁体”的出现和消失，都不会平白无故。该出现时一定会出现，该消失时一定会消失，因为社会环境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不断发生变化。有鉴于此，可以从当下社会环境、书法本体和书法主体等三个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这三大因素彼此之间也是互动的。
当下时代的转型超过历史中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古今、中西、新旧等因素，相互对立、碰撞，转型的剧烈程度毋庸赘述。在这样一个巨变时期，必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出现，无需大惊小怪。
眼下不但处于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全面商业化的时代，即便出现奇形怪状的事，都不足为奇。商业时代中一切皆有可能。为了商业利益目的，炒作手段会无所不用。从这一点来讲，像“江湖书法”等各种所谓的“流派”出现，出发点是共同的———无利不起早。
网络等各种电子媒体有解构、推波助澜作用，致使争论不断升级。就审美理解而言，过去常常定于一尊，现今则是众声喧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进入新媒体时代，益加去中心化。对书法审美的理解多元是一件好事，但接近于泛滥就应该反思。有关艺术之美中对于“丑”的理解实质上有多层含义，包括奇、拙、朴、野、怪等因素，有时有所侧重，有时相互交叉。在书法审美中，美不等于漂亮、好看，漂亮也未必就是好。书法很多时候恰恰忌讳过于整齐美观。如果去掉“丑”的标签，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丑书”，在心理上会缓和一些，倾向于支离、率真。这与傅山等人当时所倡导的碑学气质相对应，也就是说，“四宁四毋”的提出有针对性，不能断章取义。后来刘熙载《艺概》强调：“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在说这句话之前还曾有言：“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说出这样一段话，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同样分不开。有人据此将“丑书”和“丑石”“丑角”等结合起来对比，从审美上来讲，有相通的部分，“以丑为美”，但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书法不仅仅是形式，不仅仅是技艺，而是一个综合体，需要全局判断，不能单独就某一方面而论，否则会支离琐碎。与此同时，也要结合书家自身的艺术实践来看。因为各种原因，会口是心非。内藤湖南针对金农和阮元的书法就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述，金农是“学而不倡”，阮元是“倡而不染”。意思是说，金农取法碑学却很少大声宣传，只说“众能不如独诣”，阮元倡导碑学却自己不学，因为身份不允许。像这样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情况，书法史中多见。从以上分析来看，很多言语观点需要设身处地来看。如果将“丑书”站在反对媚俗、甜俗的立场来看，有积极价值。但是，随意解构、任笔为体，不值得提倡。如果不能掌握好“度”，只会适得其反。虽然书法审美理解可以多元，却有共同的底线。这正是书法的奇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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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生翁《行书立轴》
不难看出，“书法的纯艺术化”也是从事“丑书”创作的借口之一。这一观点站不住脚。从“纯艺术化”出发，书法由此被界定为“视觉艺术”，直接导致更多争议。尽管书法的实用性有减退趋势，但并非一直完全进化下去。篆书早已无实用性，依然生命力旺盛，就是明证。电脑等各类电子技术无疑会影响到书写。其实如果深入思考可以发现，电脑只能影响到硬笔书法。只要书法存在，就会与汉字有天然关系，与诗文书画就有密切联系，必然对于书写内容有一定的要求，包含一定的技法功力和文化修养要求，而非绝对的形式、单纯的形式。纯粹以“视觉形式”来评判书法，最终只会走入误区、走入极端。
俗话说，争论不如反思，夸夸其谈不如放手实践。目前关于“丑书”的争论，已经预置了前提，很难回到学术规范的轨道上来，更遑论有某种学术成果。从美丑之争到利益之争，再到权位之争，极大地扭曲变味。相应地，扣帽子、抓辫子和打棍子等做派也冒出来了，最终演变成人事纠纷，更觉无聊。
需要指出，虽然现今习惯上将书法归类为艺术，实际上，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因为涉及到书写文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一种敬畏心态。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律令。书法不能将审美标准强制统一，但必须有共同的底线。一旦突破底线，就是伪书法、反书法和非书法，出现盗用书法名义践踏书法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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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对书法产生影响，书法也会记录每个不同时代中各自的特征。必须强调一点，书风个性必须在书家人性的基础上自然成长起来，否则只是花样，而不是风格。要站在各自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一切。前文已有论及，有关“丑书”，古今不同，不可等量齐观。最大的差别是古人已有定论，即使现在看起来狂怪若斯、古拙奇逸者，亦是不可动摇的经典。今人尚没有明确定论。更重要的一点是，古人“丑书”虽丑而不恶，可以从中发现别具一格的美，可以亲近，如果今人的一些“丑书”既丑且恶，则另当别论。
时下虽然存在有关“丑书”的争论，但“丑书”一直很难界定。不要说争辩的内容，即使争论的名目都可能站不住脚。这不是空架子又是什么?反过来讲，只要没有违背法律，没有违背社会公德，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的范围内尝试写“丑书”，也未尝不可。古语有云：“君子如水，小人如油。”如果整个世界整齐划一，就会变得无趣，最终只会消亡。一如自然界中的物种，书法同样需要多样性。人生需要有趣，书法也需要有趣，才能持之以恒。其实古人也有炒作，名利很难摆脱。比如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曾经以长发濡墨，将长头发浸透墨液写字，一点也不比现代人落伍，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但这一路最终没有能够留下来，证明类似的尝试行不通。书法传统是一根链条，如果想进入书法史，必须进入这根链条，从来没有孤立存在的个案。书法史是千百万人智慧的结晶，少数人即使很聪明，也无法与之相抗衡。尽管这个时代的书法，存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仅仅是“丑书”，巧立名目者不计其数，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最终将会被淘汰。书法优胜劣汰的规律永远不会改变。当然，这当中可能有偶然性———写得好未必能传世，写得不好肯定不会传世。既要反对类似“馆阁”的展览体、俗体，也要反对借书法名义而故作高深的卖弄及刻意标新立异、畸形炒作的各种主张。“江湖书法”和“老干部体”等对比现在所谓的“丑书”更危险、更恶心。
对于书法家来说，做好各自的分内事是最主要的，既要反对别人试图对自己指手画脚，也不要试图处处充当审判官的角色。书法家靠作品说话，其余的交给历史。历史最终会在合适的时间成为澄清池，做出公正的裁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