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与“拙”涉及到的是审美范畴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一个人不同阶段时于美所持的标准都有差异,有时这个差异还很大。书法的审美也是如此。

1“巧”是相对“拙”来说的,看待巧的问题,应该从两个角度切入:

第一,从技术层面上讲。

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讲道:“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水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也就是说, 学书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要求学书者要有相当精熟的技法,精熟的技法是书法创作的基础,就是“工夫”。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视技法为目的,因为技法不只是艺 术本身。佛语说“登岸弃舟”,要到达彼岸,无船恐怕是不行的,而视技法为目的者是不想登岸的。这就如王镛先生在其印作“不阿世”的边款上刻的一样:“巧, 艺之大忌也。印亦然。初多喜巧厌拙,或以整齐鲜华为能事,或以无端造作为聪明,皆伤于‘巧’字,若悟心不开,终不免堕于小家气耳。”一句话,“巧”就是卖 弄技法。

第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

“巧“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书作者一是没有思想,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依靠一定技能或技能尚不足够的情况下去“追潮流”、“赶时尚”。东倒西歪或 涂涂抹抹,其作品貌似拙,实为巧,不是发自心底的真性情,是他性情,很快就会被“潮流”所淹没;二是有一定的思想,也有相应的技能,但修养不够,放不下, 登上了岸还背负着船,就是“悟心不开”,“无端造作”,为了效果而做形式和装饰设计。这是沽名钓誉者急功近利的一种心态,是“小家气”。

“拙”就不同。它更加指向了书家的一种境界,一种审美的高境界,是人的真情流露,是本质的内在美的体现。

“拙”作为审美范畴,很早就被提出来了。黄庭坚《论书》中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而唐代窦蒙也早对“拙”做过阐释:“拙:不依致巧曰拙。”(《述书赋》)提到 “拙”,通常学书人会想到“稚拙”或“古拙”。“稚拙”是儿童出于天性的本质表现;“古拙”往往是出于实用的一些无意的制作,因材料和时间的关系而形成 的,如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大量金石文字,是真实的自然流露。虽然它们可能存在技法上的某种缺陷。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有自然之趣,少人为痕迹,真率、质朴,这正 是艺术家所追求的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的最为宝贵的东西。赵之谦曾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 不能书者为工。”刘熙载说:“名家贵精,大家贵真。”“大家”以“真”为贵,追求的是“真率”,白石老人所谓“天趣”者。

2在书法创作中,“拙”就是“登岸弃舟”,“不工者,工之极也”、“复归于朴”的境界,白石老人常说要“无画家习气。”因为你写的是书法,不是做字,不是按照 某种标准或主义的规定创作什么主题的作品,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为技法和形式所左右,是修于内而发于外的真情,就是不要有所欲,“欲”是障,它使你不能本 真,情不真,意便不切,作品就会“巧”,不能感人。

如傅山所说:“藏于见皆有心者也。有心则貌拙而实巧,巧则多营,多营则虽有所得,而失随之。”这也说明“巧”和“拙”是辩证的,“大巧若拙”,但“拙”不必藏,藏“拙”而实“巧”。

“拙”不是固有的审美,而是随书法艺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时代的产物,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却是人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回归。这才是“拙”的真意。

他的书法,不但当时国内有名,就在日本同样享有很高名气。据何乔遴《名山藏》所记,日本国门高十三丈,为求匾额,曾遣使来我国,请姜立纲书写。“立纲为书之,其国人每自夸曰:此中国惠我之至宝也”,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史上的一则佳话。

1姜立纲,明朝人,字廷宪,号东谿,浙江瑞安梅头东溪村人。叔父琨,善书法,由太学生“拔南棘台写题奏”。姜立纲从小天资聪颖,勤奋过人,因家学渊源,7岁以“能书”出名,代宗时选为奇童,召入北京,命为“翰林院秀才”。明天顺七年(1463),授中书舍人内阁制敕房办事。成化二十一年(1485),升为正五品吏部郎中。弘治四年(1491),以誊录《宣宗实录》升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

2姜立纲的书法,不但当时国内有名,就在日本同样享有很高名气。据何乔遴《名山藏》所记,日本国门高十三丈,为求匾额,曾遣使来我国,请姜立纲书写。“立纲为书之,其国人每自夸曰:此中国惠我之至宝也”,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史上的一则佳话。3 8 7 6 5 4

王铎 (1592-1652),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传说王铎入阁拜相后,皇帝让他书写一匾额:天下太平。楷书巨匾挂上后,在一片赞扬声中,一个太监忽然发现“太”字少了一点,成了天下“大”平。众人抬头细审,果然是真。正待发问之时,但见王铎不慌不忙地手握颓笔,饱蘸浓墨,将笔向匾上掷去,不高不低,不歪不斜,恰好点在“大”字左下方,遒劲洒脱的一个“太”字,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时一片喝彩,齐夸王铎神功。皇帝惊喜万状,脱口称赞道:“王爱卿真乃神笔也。”从此“神笔王铎”驰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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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工真、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梁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清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具“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近世对日本书风有极大影响。

1薛绍彭《危涂帖》 行草书,纸本,31.8×60.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藏巧于拙,笔势圆逸,锋藏不露,字态清俊遒丽,绝无倾险浮急之态、虽笔墨丰润而骨气所存,无枯槎寒柯之病、望之端秀而无姿媚俗态,章法行气则萧散虚和,风流渊穆、溯源魏晋、追随右军而近智永。世将薛、米并称,实风格一静一动,各擅胜场、论风云变幻、薛不及米、论循之古法、则米不如薛。此帖录于《石渠宝笈》。2 6 5 4 3

1、毛笔在书写过程中的动作

不同 “笔画部位”,对笔豪的使用也是要讲究的。笔豪的动作、笔杆的相应动作,用语言很难描述,所谓“心之所达,不易尽于明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这是古人的感慨。

2、笔画的“外延线”。比如:

1我们看三个“乎”的第一笔短撇:第一个是《多宝塔》,短撇的上沿线是比较直的,下沿线是向内弯曲的;第二个是《九成宫》,短撇的上沿线向内弯曲,下沿线向外弯曲;第三个是《玄秘塔》,短撇的上沿线向内弯曲,下沿线也是向内弯曲的。

3.字的轮廓

大形状——也就是这个字外形,是方的,还是长的、扁的?必须首先养成一个良好的观察习惯,首先着眼于字的外形、轮廓。小形状——字中某个部分,也要用轮廓去概括。比如:

“暑”是个长形的字,上面的“日”是长形的,下面的“日”稍微方一些。“架”是放行的字,“而”是扁形的字。在临写一个字前,先做这样的观察、分析,对一个字的整体形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4、笔画的位置关系

也可以说对应关系,就是一个笔画与另一个笔画的对应。写字时,从第二个笔划开始,就要注意这个关系。这样,写一个笔画就有了很多的位置上的参照物,就容易把一个笔画方准位置了,位置更具体了。

5、笔画的轻重关系

我们在写某一个笔画时,有变化的节奏,有轻重快慢,这样会使写出的笔画姿态变化万千,是灵动的,活脱的。

6、笔画的倾斜角度

我们看古人的楷书经典作品时,并不是“横平竖直”,横很少平,竖经常斜是现实。“横平竖直”是要不得的。临帖时,要研究每一个笔画的“斜度” 。2

7、笔画的“弧度”

古人叫做“笔势”,说明古代人练字很早就注意这一点了。笔势的存在,一是为了取得变化的效果,使得笔画姿态更丰富;再就是形成笔画之间的照应。

8、占格

就是字在格子中占的空间是不同的,我们如果对比颜柳欧以及更多经典作品,会在章法上产生疏朗、紧凑的不同效果。

8、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属于练字的方法范畴

就是写完一个字以后,不要急于写第二遍,必须要弄清楚自己写的字,与范本上的字的差别在哪里,这是临帖时观察的重中之重。这样做,知道改哪里,才可以在写下一遍时更加准确;其次是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范字到底是怎么回事。既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范字。用以上的几个点观察,研究范字,研究自己的字。

第二节 按文书类型分类

一、诏制及朝廷文书

皇室及朝廷文书上的具名一般为发文府第、发文官员,如御史大夫、丞相府及其主官名,以及皇帝批准文字“制曰可”等。不过这些具名仅是文书的拟制、签发单位(人),亦即只表示发文单位、批准人,并非文书书写者。皇帝制敕、朝廷文告等需要颁布全国,就要自中央到地方逐级下传,即写移书、传抄。中央政府、州、郡、县各级由上而下逐级传达、传抄才是这些文书实际抄写之主体部分。换言之,这类公文需要经许多层级、无数吏员(也是全国范围的吏员)之手抄写,才能传达到社会基层。汉简诏书简册有明晰的内容层次,一般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称“奏”,是丞相、御史大夫等部门主官的请诏文字(或含诏书内容);第二部分是皇帝批示(有的含诏书内容);第三部分是中央至地方传达诏书或中央训令的下行文字,文末一般有各级政府属吏的具名——这部分与文本书写关系较密切。这三部分可概括为请诏、本文、下行文书(下移辞)。

居延旧简中有一组七枚简,日本学者大庭脩将其复原为一册书,即《元康五年诏书册》(下文中的D、E为一枚简):

A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书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壬子日夏至,宜寝兵。大官抒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臣谨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别火。

B 官先夏至一日,以除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

C 制曰:可

D 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E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少史庆,令史宜王、始长

F 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下属国、农、部都尉、小府、县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守属宗、助府佐定

G 闰月丁巳,张掖肩水城尉谊以近次妆行都尉下候、城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守卒史义

H 闰月庚申,肩水士吏横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令史得

以上A、B简为御史大夫上奏的请诏文,C简乃皇帝批示,D至H简为诏书逐级下行传达之文(即前述诏书简册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下行传递文书中,文末大都含具名:丞相府为少史庆,令史宜王、始长;张掖太守为守属宗、助府佐定;肩水都尉府为守卒史义;肩水候官为令史得。

这七枚木简除C简为单行,其余皆书两行。值得注意的是,七枚简字迹风格一致,应为一人所书。由诏文及朝廷文书下行传递规制,逐级传抄,这组简应为最后一级接文者抄写,即H简之“令史得”所书。令史得为肩水候的属吏。每级行政机构接到诏书后即照单抄录,并加入下移辞后向下级传达,文末具名者即是该级单位具体收发处理、抄录该文书的吏员,具名两人以上的则名居后者常常为简文书写者。

不过也有些诏书简册的各级下移辞中具名不全或省略。如居延新简EJF16:1—16为16枚简编成的简册诏书,简册后部有张掖太守府、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三级下移辞,前两级文末并无属吏具名,仅肩水候官下移辞末署有“士吏猛”。

二、奏疏文书

奏疏文书指地方政府及官员个人上奏皇帝的文书。目前所见简牍中,奏书类书迹多作为草稿留存下来。其字迹特征一是多为草体,二是文中具名者(上奏人)多空出或以“△”“ム”代替。如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奏书:

守先到臣再拜钦到知审以状闻臣△稽首再拜

臣ム伏自念天姓愚顿未有以结诚达信

奏章正本因上报朝廷,今不得而见,目今所见皆上奏人所在地出土的留存底稿。正本肯定以规范正体誊写,草稿多草率。马圈湾所出汉简中奏书有103枚,占马圈湾全部简牍的8.44%,且均为草书。事实上,马圈湾T5∶1至马圈湾T5∶121这组简实为一则奏书。其字迹风格相同,皆为草体,内容主题围绕同一中心,即新莽中期在西域进行的一场战事,也就是《王骏幕府档案》简书的一部分。简文中有“使西域大使武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简文中各处“臣△”即王骏自称。这些奏书是由王骏属吏为他起草(书写)的,起草、书写者未具名。

四、白描花鸟画的临摹

临摹学习是开始白描画研究的重要一步。对于绘画来说,基础研究一般都从临摹开始。在白描临摹中,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 读画

我们能临摹的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古画原作及原作的仿真影印本;另一类是通过木版印刷术留存下来的古代单幅画、年画、古典书籍的各类插图。在临摹中,前者基本上能看出作品的线形和用笔关系,以及用笔起止、墨色浓淡、造型趣味等元素;后者因流传过程中刻本的不同及版本的残缺等因素影响,有些线形、结构关系显得不够清晰明确。但后者的经典作品很多,如明末清初肖云从的《离骚全图》、陈洪绶的《水浒叶子》《西厢记》等。《芥子园画谱》中的很多插图(见下图)也是很好的临摹范本。所以,不能因一些客观因素而舍弃对这类作品的临摹。当然,临摹原作及仿真影印本是最好的选择,但也必须做足准备,要对画作的材质、尺寸等进行初步了解。对于初临白描画的人来说,读画是最重要的一步。读画能解决很多问题,如材质、尺寸、笔墨工具的运用、勾线的浓淡以及用笔起止的趣味等。当这些问题弄清楚后,再进行临摹就会感到心明手畅。

1 2(二) 临摹技巧

首先把底稿放大到一个最接近原作的尺寸,然后将相对较薄的宣纸或绢蒙在稿子上,准确地展现出线条的起止、形态关系等,根据画中物象用墨的深浅来表现前后关系,依据用笔特点进行调墨、勾线。调墨前要先将笔用水浸透,不然会产生用笔不畅、用锋不顺等问题。勾线时要心静气平,让手处于松紧自如的状态。可先在废纸上做圆圈、横线、竖线的练习,然后再在画纸上正式勾描。若作品需要用到几种不同的墨色,可先在墨碟中分别调出,再进行勾线。白描画一般先从位于前端的物象画起,然后再根据前后关系逐步画下去。若作品层次复杂,则要注意作画的次序,须一层一层地依次画下去,否则会遗漏一些物象结构,使画面显得不够完整。

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明王朝灭亡是一个思想文化剧变的时期。禅宗和阳明心学大发展,冲破了程朱理学和拟古主义的束缚,促使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思潮。反映到书法上,狂放不羁、真率自然成为书家鲜明的审美追求。在这股潮流中,徐渭发其端,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扬其盛,傅山继其后,以笔力刚强、狂放奇崛的行草书在书法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并影响到清代的碑学。

今年4月30日至6月30日,故宫博物院在武英殿举办“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特展”。这五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展览介绍说:“宋元以降,由于‘帖学’的昌明,行草书体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书法艺术创作的主流。明代晚期,松江董其昌标榜‘俊骨逸韵’,以生秀流美的行草风格风靡天下。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则以‘敏而好古’为号召,追求雄强、奇崛的书风,用直抒胸怀的笔触表现社会与心灵的激烈动荡。稍后更有王铎、傅山天才英挺,继踵而生。尽管他们人有清浊之分,地有南北之别,但书风相合之处,足与董氏抗衡,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另一大书法流派,影响至今不衰。”

五家中,无论人格官品还是学问书画,黄道周无疑是最有魅力的一位。论人格,忠君不二:当明朝灭亡时,他没有像倪元璐那样毅然决绝地自杀殉朝,而是四处奔走,组织队伍抗清复明,欲挽狂澜于既倒;论官品,刚正不阿:他上批皇帝,下劾阉党,二十余年在任,上疏直谏三十次,虽屡遭贬谪,却初衷不改;论学问,学贯古今:他在天文、理学、易经、历数等方面造诣精深,著述近五十种,并致力于教育,讲学授徒,桃李满天下;论书画,自成风格:他擅长小楷和行草书。黄道周小楷书主要得力于钟繇,宽博遒劲;行草书一方面学习钟繇、王羲之,一方面又学习索靖章草。其作品用笔圆劲中多用刚健的转折之法,节奏明显;结体欹侧而扁宽,压缩字距而疏朗行距;布局上,黑白对比强烈,但气局略显逼仄局促。黄道周的行草书对近现代三位大家影响很大——一是沙孟海,二是潘天寿,三是来楚生。尽管黄道周行草书成就很高,但后人公认最能代表其成就的是其小楷书。

1黄道周小楷《诗翰册》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道周的小楷代表作有《孝经卷》《壬申元日诗册》《张溥墓志铭》等,尤其以《孝经卷》最为著名。本期所鉴赏的黄道周小楷《诗翰册》也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件作品。此作共56行,每行字数不一,计739字。该作为绢本册页,每开均纵24.9厘米、横29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诗翰册》不难看出,他的小楷师法钟繇,得其宽博。其用笔简洁爽快,结字以扁为主,体势欹侧耸秀中透出稳重,颇有古意。并且黄道周学习钟繇时有选择地弃去圆浑的肥笔,融入王羲之楷书的尖锋方折笔法,既增加了体势的峭拔,又强化了书写的节奏感。黄道周小楷虚实对比鲜明,又古意弥漫。为了营造虚实对比,他一方面强调点画之间的虚搭接,另一方面强化点画的收放变形,即往往缩短次笔、拉伸主笔。对比他的《孝经卷》,此作要洒脱自由些。《孝经》的内容在于教化,黄道周写过多本,并且有很多是他晚年在狱中应人请索而书。他用其一生做人的要求作书,故而这类书作自然会谨严规矩许多。而《诗翰册》或许是友人间唱和之作,没有“垂范”作品的拘束。再者,我们读魏晋时期的书法批评理论,经常看到一些诸如“古且劲”“古雅”“高古”等评论语。何以为“古”?就是书作中仍然保留着篆、隶书的遗意。黄道周此册小楷的许多横、钩(戈钩和竖弯钩)、捺等笔画依旧是隶书的写法。隶书用笔注重迟涩圆劲(点画中段),更注重流转(行笔过程),因此黄道周的小楷虽笔笔谨严,但行笔凝练而流畅,并无刻板气。在这一点上,相比于明代另一专学钟繇小楷的王宠来说,黄道周要生动自然些。笔者曾在教授小楷课之余,提过几句评王宠和黄道周的浅论:“有明一代,小楷最得钟元常古意者,唯王雅宜与黄石斋两人而已。然王书枣木气过重,唯黄石斋得钟书朴厚之意,而出之以清健秀逸之趣。又,石斋以道德文章显,故尤可宝之。”

黄道周一生以政治社稷为重,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认为不能沉迷于此而“玩物丧志”。但他又很在意自己字的好坏。其实看他的笔墨技巧,他是下过很大功夫的,不然也不会成为入古出新的一代大家。

顺便说一句,他的妻子蔡玉卿也擅写小楷,写得和他的小楷面目极像,是古代女书家中的杰出者。

对中国画画家来说,“天人合一”这一艺术创作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常挂嘴边的未必就能入心入脑。在实际创作中,能真正达此境界者寥寥可数。抄袭古人、模仿他人、从众跟风等现象,在山水、花鸟画中尤为明显。大同小异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千篇一律的群体情感和群体意境,这样的作品随处可见。真正独具特色、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面貌,能表现时代精神、抒发个人真性情的作品少之又少,有独创精神的作品和画家更是难得看到。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画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趋向,加上各色各样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不断消解着传统文化的权威,致使追求直接、浅薄的审美趣味和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在当今画家中毫无节制地成长起来。可悲的是,很多画家、评论家还在这些缺乏精神内涵、似曾相识的作品前津津乐道,述说着当前中国画的“辉煌”。今天的中国画创作,表面看繁花似锦,实质上很多作品已陷入到浅薄、庸俗、毫无精神思想的纯形式之中。不少画家已远离了艺术作为表达个人对宇宙大自然、人生、社会的独特感受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中国画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精神。这对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来说绝对不是一种好景象,可以说已偏离了艺术发展的规律与方向。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既有客观层面的,也有主观层面的,并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不无关系。但问题的关键还是画家经不住名利的诱惑,忘却了真正的艺术理想与追求,缺乏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思考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失去了深入挖掘和表现自己真情实感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画家就难于静下心来,难于与大自然、社会、人生相通共融,难于体悟艺术创作的真正奥秘,难于步入艺术创作的“天人合一”境界,更别说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去体悟、去创造了。

影响步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几个主要因素

艺术创作本是个体的事业,一旦失去主体的独立性,就无个人面貌可言,也等于失去了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对中国画画家来说,只有努力追求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艺术的创造性,步入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殿堂。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天、地、人相契合的生命精神所在。中国画就是对宇宙万象与自然生命的一种体悟。如山水画的“天人合一”,源于自然,肇于自然,参赞化育,是生命、灵魂与精神的回归。画家以“道”来审视天地万物,将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神与物游,体悟自然的神圣与美妙之境,进而通过笔墨语言、艺术形式表达对艺术精神的追求,以生命情调传达艺术意境。因此,中国画是灵魂的艺术,笔墨与形式之间承载的是灵魂与情感,其穿透表面外在形象,直达内心深处。物象与精神的撞击宣泄在画面上,融合成新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实现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但在创作实践中,要坚持个人的思想、个人的创作道路并不容易。从古到今,只有为数不多的画家能保持个人的独创性。遗憾的是,当今这类画家已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

趋同化的社会环境弱化了艺术家的个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先天带着与众不同的特征,具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眼光和与生俱来的真性情。但现代社会强烈的趋同化特征不断弱化着个体的个性特征,加上大众传播强化着“新奇”“权威”和基本相同的爱好和审美形式,普罗大众容易丧失个人观点而盲目跟进,以博取他人和社群的认同。特别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你要融入社会,适应群体的生活,首先必须被迫努力缩小与别人的差别,削弱或放弃自己与别人不同的个性,去学习、适应群体的共同性格。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群的接纳,才能相融于群体的社会之中。这种群体的同化效应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它会抹杀个体与众不同的性格,压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自信心,形成对个性与创造性的扼杀。这对艺术创造来说,可谓是釜底抽薪。

只重技术不重精神,矮化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当今的画家大都出于专业院校,学习阶段接受的艺术思想、观念与方法对以后的创作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而美术教育存在着偏重于传统的因袭等倾向。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学习方法,传授和接受的是群体的审美角度、群体的情感、群体的笔墨和传统的艺术形式。当社群观念成为一切判断的标准,学校教育就会与社会教育一样,提供的均是塑造非个性的、群体性的环境。通俗点讲,怎样勾线、赋彩、造型都属于技术,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但艺术创作的灵感如何产生,人的思想感情如何才能与大自然沟通,如何表现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怎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等涉及艺术的深层、关键性的部分,是无法在课堂上照着本本教与学的。很多画家只凭着“能学会”的那一部分,便以为可以招摇天下。其实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画的学习,需要进得去,还能出得来。比如不少画家、研究者认为,中国画的笔墨就是中国画艺术的精神。这种认识导致创作者普遍在艺术形式、技巧上下功夫,为了笔墨而笔墨,缺乏对真正的中国画艺术精神的认识与把握,缺乏在人文精神上的深入表现和思想境界上的开拓。这是当今中国画创作中存在的极大弊端。艺术创作只有真正地深入进去后才知道,在技术上即使再下功夫、再磨炼,若缺乏精神上的深入,最终还是难于体悟到艺术创造的真正奥秘与真谛。“重形式、轻内涵,重技术、轻精神”等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画要创新与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艺术理想越来越淡薄,经济头脑越来越发达,淡化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当今的不少画家比较现实、“理性”,功利性比较严重,喜欢去迎合潮流。为了早日成为名画家,他们乐于在一些公共场合频频露面、彰显自己。他们奔忙于一个接着一个的笔会、雅集和研讨会,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哪里还有心思静下心来创作呢?即便有一些所谓的“创作”,也不过是手上那点笔墨技巧的表演功夫罢了。许多画家,手在画,而心不在画;艺术理想越来越淡薄,而经济头脑却越来越发达。对他们来说,艺术不再是一种精神与体力的劳作,不再是生命个体对宇宙大自然感应后的情感抒发。特别是在当今把艺术作为挣钱工具的状态下,还有多少人能创作出富有精神内涵的作品来呢?不少作品连画家自己都感动不了,哪里还能感动观众呢?更不要谈个性化的创造和“天人合一”的艺术高度了。今天的不少画家已然成为社会活动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画家了。

对“天人合一”艺术精神缺乏真正的认识与把握,是艺术家缺乏创造性的根本原因。“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画艺术的品质和独特精神,是中国画艺术源远流长并影响世界的魅力所在,也必然深刻影响着现代艺术的发展。在中国哲人与艺术家心中,宇宙大自然是一个有情的天地。天地间的一山、一石、一云、一水、一花、一木都充盈着生命精神。艺术家应该从大自然、人生出发,去触发真情实感,待达成“天人合一”后,方能进入真正的艺术创造。但早熟的中国画在形成一定的创作和赏析模式后,也带来了一些创作发展上的弊端。比如传统中国画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已基本融合化解了主观与客观、人与物的矛盾,赋予了表现的多数物象以道德的性质,建立了一定的艺术审美的精神高度。而我们也要看到,自然物象逐渐成为概念化的精神象征,绘画符号与精神内涵趋于模式化、固定化等问题日趋严重。一些画家囿于某些规范、模式,不敢在精神境界上走出半步,只是抄袭前人的精神来代替自己的精神,模仿前人作品的意境来代替自己作品的意境。很多题材内容、主题意境都是前人千百遍描绘过的,而当今画家仍在千百遍地重复、抄袭、模仿,创作中缺少张扬自我个性、伸张主体意志、表达自己思想的创造精神,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不利于个性化的创造,更违背了艺术创作表现独特个性情感的本质要求,也与“天人合一”的境界相差十万八千里。

特立独行、耐得住寂寞,是步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前提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和谐统一关系,体现了人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种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过程中的特殊精神境界或状态。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而人类艺术行为的目的,便是打碎这些加于人身上的枷锁,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要想步入“天人合一”的境界,首先需要艺术家秉承和保持特立独行的品格,顶得住压力、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宁静,是艺术家步入“天人合一”境界所需的基本素养。艺术创作往往缺少的是执着和深入。而真正的执着和深入,就必须把艺术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对待。因为只有深入进去,才能静下心来发掘人生的最大潜能。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创作都能做到专一、执着,往往能守得住宁静。守住宁静的人,在摈弃世俗的杂念之后,他的智慧、灵感、创作的潜能就会集中起来、调动起来、迸发出来,就可能创造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任何独思、独行、独立、独创的精神,都是在宁静中造就的;而自尊、自强、自信的人格力量,也都是在宁静中铸成的。当一个人在内心真正宁静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的灵魂穿梭在远古和未来之间,遨游于太空与大地之间,从而真正地审视自我,找回那份真正的自我。

宁静心境的养成需要经得起名利等的诱惑,耐得住寂寞。寂寞本是人生一种介于孤独与落寞之间的思绪,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应该避而远之的;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寂寞应该成为一种难得的心境。因为真正的艺术创作是寂寞的事业,它与热闹、喧嚣、浮躁无关,也无缘。它需要慎独、清静、冥思、深悟。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自我,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回自己与生俱来的真性情。

寂寞则精神专一,专一则达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乃至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去除各种外在利益和内心欲望(心斋坐忘),而与宇宙自然直接融通对话(游心于物),最终在自由自在、悠游天地的审美观照中达到的。落实到中国画创作,前人云:“万物在天地中,天地在我意中。”艺术中所表现的“天意”“物意”都通于“人生之意”。宇宙是大自然的放大,万物就是心的外化。人心中所要抒发的情感都可以在大自然中寻找到相通的对象,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其实,大自然中的物体是不存在情感的;但艺术家可以把它视为自己的化身,对它注入情感,赋予其生命,达到个性化的“天人合一”。只有这样的创作,才具有真正的个人独创性,才有艺术的灵魂,才有价值与意义。

特立独行是艺术家步入“天人合一”境界必需的根本品质。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特立独行的品质,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思想、审美角度和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独特的体悟。要能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创精神,在前人没有达到或被忽视的问题上做文章,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和精神境界。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去提炼适合自己精神思想的表现技法,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独树一帜的艺术作品。

与此相伴而来的,因为你特立独行,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与别人不一样的艺术思想,所以势必难与别人沟通。因为别人不一定会理解你,所以你也就不得不与寂寞为伴。历来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都是怀着对艺术的酷爱与执着,以自己的特立独行,从孤独寂寞中走出来的。因为只有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对社会、人生、大自然的独特体悟,才不会走与别人相同的路,才会坚持特立独行,才能耐得住寂寞。也只有孤独寂寞才会让人去反省人生、叩问人生,才能激发自身去与大自然沟通,进而有所感、有所发,创作出既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又有独特的精神内涵,且境界高、生命力强的作品来。

艺术创作为何难以步入“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课题。而对于真正想要步入艺术创作神圣殿堂的艺术家来说,首先要看你能不能坚定特立独行的品格,能不能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这是考验一个艺术家能否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必要前提。这也是普通画家不愿意去做或难以做到的,因为要达到这个要求,需要太多太多的付出。而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就在于对艺术的执着,能真正把艺术作为自己的生命来对待;就在于能寻找到自己的世界,善于用行动来塑造自己的世界,使绘画的形式、内容和意境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开掘出来。因为艺术其本质是独立的创造,故艺术家必然是特立独行的。害怕孤立于潮流之外,不是艺术家的“英雄本色”。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文忠”,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进士。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宋高宗时追赠为太师。

苏轼是宋代文艺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的修辞方法,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并称为“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擅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并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其一生创作出的艺术经典无数,影响深远。

苏轼是书法史上屈指可数的“跨界”人士。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仅仅就“苏黄”师徒二人,在书法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属于开宗立派的人物。尽管书法家大力提倡所谓的诗、书、画、印“四绝”,然而即便像赵之谦和吴昌硕这样的人,其诗歌创作在书法篆刻领域出类拔萃,但毫不讳言,他们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苏轼不仅是书法和文学的天才,在绘画、诗词领域也是绝顶高人。在当时的情境下,他可算是一个通才,诗文书画融会贯通。然而具有如此槃槃大才的人物却是命运多舛,一生受尽牵连和折磨,颠沛流离,最后死在归途之中。

尽管苏轼一生坎坷,但很少能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凄苦、迷离的词句。只有极少数能见到感伤,如《江城子》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黄州寒食诗》中“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是一时的愁绪涌上心头,才写下如此伤怀的诗句。苏轼心态绝对好,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所以他总能逢凶化吉、悲去喜来,因此“豪放派”之称绝非虚誉。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个“乐天派”,与北宋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苏轼在品评前人书法时的眼光非常独到,往往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洞见前人的心灵。通过批评,苏轼表露了个人的审美倾向,不满前人所提倡的瘦硬书风,标举劲挺清秀寓于丰腴厚实之中,倡导“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审美理想,崇尚平淡深远之美。苏轼的诗词、书画是共生而相互促进的,得益于完备自足的个人理念。也许苏轼的诸多观点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却始终能体现个人立场,比如他在书论方面有一句总结性的话:“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再比如执笔上的“但使虚而宽”,作书上的“晓书莫如我”,主要思想就是一种“闲适”,我手写我心,我书故我在,以闲情逸致来领先,这也非常符合苏轼一生的行事观念和处世风格——适我所适。苏轼的过人之处在于重视一个人的学识素养、思想情性对作品的影响,所谓“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他认为,书法除了留意于物,掌握规律和法度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修养,再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熟能生巧,游刃有余。实际上,苏字的风格正是由其文化品位、学识素养所决定的。从苏轼的个人实践来看,书法创作还必须有创作的冲动和欲望,做到“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再加上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造诣,“不烦绳削而自合”,最终才能“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有鉴于此,苏轼强调要做到“技道两进”。“技”是外在的技术,“道”是内在的思想、品性等。他主张“技”“艺”合一、“有道有艺”,提倡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如是,书法的精神内涵和诗、文、画等必定极度相契合。

有了这样的思想理念,再加上深厚而全面的文化功底,苏轼自然成为“尚意”书风的领袖。这其中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尚意”,其实是董其昌总结出来的,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和接受。二是唐“尚法”与宋“尚意”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过去习惯上所强调的“法”与“意”之间似乎截然对立,“意”是对“法”的否定和解构。实际上,“法”与“意”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法”和“意”是不断发展和转化的。当唐“法”走向极致、流于刻板,成为康有为所批评的“状若算子”之时,已经不是“法”,而是一种禁锢和枷锁,需要以解构的方式来重新确立一种“法”。所谓的“意”也是一种法。它不是可视的,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即所谓“法本无法”“无法即法”,完全是“我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法”与“意”绝非相互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苏轼所倡导的“尚意”最终也异化成一种桎梏。当“尚意”书风走到南宋时期,变成了一种狂荡无法、无序甚至失控的状态,所以才有后来的赵孟頫的“复古”——提倡对于晋韵唐法的回归。

其实“法”与“意”的关系从苏轼等人的取法书家和学书过程也能感觉到。苏轼一生转益多师。按照他的理念和习惯,其诗文、书画很少归属于某一家,“新”意是其必然的追求。“宋四家”和颜真卿都有密切的关系,然各自有别。苏轼的传世书迹主要有楷书和行楷书两类。大字楷书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与颜楷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部分就是笔画的厚重,但笔法和气势绝然不同。颜字呈现出一种刚强博大气象,苏字肥美流宕、欹侧生姿——毕竟盛唐气象和北宋国力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一个是碧海苍穹,一个是小桥流水,徒守半壁江山,哪里有一统天下的气概?书法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而存在。苏字对颜的改变对后世书家有很大的启发,最典型的如清代的刘墉和郑板桥。刘墉用笔肥美,更加夸张,但不免有“墨猪”之诮。郑板桥将苏、黄结合起来:短笔画粗重,借鉴苏轼;长笔画延伸夸张,借鉴黄的成分多。但郑的糅合并不成功,火候未到,是一种“夹生饭”。苏轼将颜书从儒家的刚强变成道家的阴柔,着意夸大秀气部分,又注入很多的个人情味,再加上个人修养超群,故而能别具一格、傲视书林。

尽管苏轼是“尚意”书风的领袖,但他对后世书家的直接影响不及米、黄二人。米芾在技法上是胜过苏轼的。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书,尤其是草书,具有极大的开创性。苏轼的影响更主要在审美理念层面。他喜用偃笔,其执笔法类似于今天的钢笔字执笔,所以撇画舒展而捺画收缩,结字扁沓,被黄讥评为“石压蛤蟆”。如果辩证地来看,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求变方法。宋代书家在处理结字上,苏轼用压扁字形的方法;米芾字左低右高;黄庭坚将短笔画延长,使结字形成中宫紧缩而向四周辐射状;而蔡襄和薛绍彭相对来说能显晋唐风韵,笔笔到位,但时过境迁,总是略显不足,没有自己的发挥创造。苏轼以其独特的理念引领了“尚意”书风,并加以身体力行。

苏轼书法给人的第一观感就是丰腴、丰润,极少枯笔、飞白,用墨浓重。他自己的描述是“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黄庭坚在《与景道使君书》中称:“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赵孟頫说的就难听了——“黑熊当道,森然可怖”。其实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因为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用到极致、用得好,就是个性。苏轼书法笔画横轻竖重、对比强烈,明显受到颜体的影响。同一幅作品中,字体大小对比悬殊最典型的即是《黄州寒食诗帖》,已经达到极致,然而又能做到自然率真,毫无狂怪做作之意。

黄庭坚作为苏轼的门生,对于苏轼书法的评价自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黄将苏书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着。这种变化无疑和苏轼一生的经历有关。苏轼曾以积极入世的儒家理念从政,因直言敢谏而屡遭贬谪。坎坷的仕途不仅对其人生境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开阔了他的创作视野。苏轼对庄子思想颇有感悟,尤其到了晚年,常常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高度看待一切,讲求随意自然、优游自在,以一颗旷达、虚静之心对待变故。因不同于流俗,加上性格不合时宜,故常常事与愿违。身处逆境之中,苏轼便以佛家禅理和道家哲学为精神支撑,借助书法创作来排遣苦闷。经过时间和阅历的打磨,苏轼书法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其核心在于一个“趣”字。这也是苏轼人生观的一部分——人一定要活得有趣。有趣的人大抵聪明、乐观、幽默,并且感性,肯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晋人王子猷居山阴,一晚忽降大雪,他被冻醒后,索性来到院中边饮酒边观赏雪景,心绪起伏之后吟起诗来。像这样有趣的人,心无羁绊,直抒胸臆,至性至情。做个有趣的人并不难,首先便是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趣味主义是一种生活态度。一句话:有趣的人才是懂得生命真谛的人,也是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苏轼传世书迹主要是碑刻、法帖和手札三类。其碑刻多为大字楷书,法帖多为行楷。唯有手札最具华彩,主要是行(草)书一类。言及到此,必然要谈到唐、宋两朝之间书法的差异。一个时代的书风总是多种合力相作用的结果。其实除了时代气象极其悬殊之外,书家主体也截然不同。“尚法”除了整个时代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还在于唐代书家主要是官僚阶层。当然,其本质上仍是文人、读书人。但毫无疑问,宋代书家的文人角色更加突出,诗文创作在书法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整个文学史中影响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手札比起书家的正规法帖更具魅力。苏轼平生所作除《黄州寒食诗帖》外(其实《黄州寒食诗帖》仍属草稿形式,类似尺牍),其个人意趣、媚趣、闲趣、自由、从容、乐观等等都可以在手札中一览无余。

尺牍是书家作品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古代文人非常喜爱和擅长的类型。其因内容的随意性,可长可短,言之有味,不拘成法,所以光彩照人。像苏轼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手札自然文采斐然,言之有物,内容也非常有趣味。加之他结交的对象皆当时名流,酬唱往来间,才情自然是水涨船更高。种种因素相叠加,使得苏轼的尺牍在所有书家中名列前茅,不是法帖胜似法帖,当中有诸多后世耳熟能详的经典。因而也可以说,经典没有固定的形式。

对于苏轼尺牍的赏析,不应该局限于某笔某字,而应该观照全篇乃至全部手札,强调一种“整体性”。弄清全篇要义非常重要,可以使整个印象变得非常清晰,在临习时游刃有余。否则只能是机械地模仿,只存皮相,而没有精神。技法当然是重要的,但关键在于对其中趣味性的把握。如果局限于某点某横某竖,势必变得非常支离,丧失整体意趣。

许多书家专门书写的作品虽有严谨的风貌,但整体意趣不免有所失落。尺牍可谓满足苏轼这种趣味性书写的绝佳形式。苏轼尺牍虽有个性面目,但技法并不是重点,可以呈现不同意趣才是最重要的。其个性面目可以概括成一个字,就是“媚”。但这个“媚”有多重理解,是柔媚、妩媚、媚趣,而不是媚俗,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也不妨拿苏轼和王羲之对比。有人对王羲之的书法提出批评,认为有“女郎气”。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媚”——“雄媚”。“二王”书风柔中有刚,雄秀兼得。很多人学“二王”,失去了刚,变成了单纯的秀气,甚至媚俗。王铎则对“二王”做出了极佳诠释,还原了“二王”的本来面目。苏轼的“媚趣”是一种文人自适心性的自然流露,不苟求法度,不苟求完美,完全放松自己,自然书写,一派天机,故而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这种书风是非常难得的,不是单纯的技法功力所能解决的,靠的是阅历,是文化修为;火候不到,绝难实现。也就是说,苏轼尺牍是其个人文化修养的浓缩符号,非他莫属。

1苏轼《辩才诗帖》

2苏轼《归安丘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