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明王朝灭亡是一个思想文化剧变的时期。禅宗和阳明心学大发展，冲破了程朱理学和拟古主义的束缚，促使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思潮。反映到书法上，狂放不羁、真率自然成为书家鲜明的审美追求。在这股潮流中，徐渭发其端，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扬其盛，傅山继其后，以笔力刚强、狂放奇崛的行草书在书法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并影响到清代的碑学。
今年4月30日至6月30日，故宫博物院在武英殿举办“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特展”。这五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展览介绍说：“宋元以降，由于‘帖学’的昌明，行草书体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书法艺术创作的主流。明代晚期，松江董其昌标榜‘俊骨逸韵’，以生秀流美的行草风格风靡天下。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则以‘敏而好古’为号召，追求雄强、奇崛的书风，用直抒胸怀的笔触表现社会与心灵的激烈动荡。稍后更有王铎、傅山天才英挺，继踵而生。尽管他们人有清浊之分，地有南北之别，但书风相合之处，足与董氏抗衡，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另一大书法流派，影响至今不衰。”
五家中，无论人格官品还是学问书画，黄道周无疑是最有魅力的一位。论人格，忠君不二：当明朝灭亡时，他没有像倪元璐那样毅然决绝地自杀殉朝，而是四处奔走，组织队伍抗清复明，欲挽狂澜于既倒;论官品，刚正不阿：他上批皇帝，下劾阉党，二十余年在任，上疏直谏三十次，虽屡遭贬谪，却初衷不改;论学问，学贯古今：他在天文、理学、易经、历数等方面造诣精深，著述近五十种，并致力于教育，讲学授徒，桃李满天下;论书画，自成风格：他擅长小楷和行草书。黄道周小楷书主要得力于钟繇，宽博遒劲;行草书一方面学习钟繇、王羲之，一方面又学习索靖章草。其作品用笔圆劲中多用刚健的转折之法，节奏明显;结体欹侧而扁宽，压缩字距而疏朗行距;布局上，黑白对比强烈，但气局略显逼仄局促。黄道周的行草书对近现代三位大家影响很大——一是沙孟海，二是潘天寿，三是来楚生。尽管黄道周行草书成就很高，但后人公认最能代表其成就的是其小楷书。
黄道周小楷《诗翰册》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道周的小楷代表作有《孝经卷》《壬申元日诗册》《张溥墓志铭》等，尤其以《孝经卷》最为著名。本期所鉴赏的黄道周小楷《诗翰册》也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件作品。此作共56行，每行字数不一，计739字。该作为绢本册页，每开均纵24.9厘米、横29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诗翰册》不难看出，他的小楷师法钟繇，得其宽博。其用笔简洁爽快，结字以扁为主，体势欹侧耸秀中透出稳重，颇有古意。并且黄道周学习钟繇时有选择地弃去圆浑的肥笔，融入王羲之楷书的尖锋方折笔法，既增加了体势的峭拔，又强化了书写的节奏感。黄道周小楷虚实对比鲜明，又古意弥漫。为了营造虚实对比，他一方面强调点画之间的虚搭接，另一方面强化点画的收放变形，即往往缩短次笔、拉伸主笔。对比他的《孝经卷》，此作要洒脱自由些。《孝经》的内容在于教化，黄道周写过多本，并且有很多是他晚年在狱中应人请索而书。他用其一生做人的要求作书，故而这类书作自然会谨严规矩许多。而《诗翰册》或许是友人间唱和之作，没有“垂范”作品的拘束。再者，我们读魏晋时期的书法批评理论，经常看到一些诸如“古且劲”“古雅”“高古”等评论语。何以为“古”?就是书作中仍然保留着篆、隶书的遗意。黄道周此册小楷的许多横、钩(戈钩和竖弯钩)、捺等笔画依旧是隶书的写法。隶书用笔注重迟涩圆劲(点画中段)，更注重流转(行笔过程)，因此黄道周的小楷虽笔笔谨严，但行笔凝练而流畅，并无刻板气。在这一点上，相比于明代另一专学钟繇小楷的王宠来说，黄道周要生动自然些。笔者曾在教授小楷课之余，提过几句评王宠和黄道周的浅论：“有明一代，小楷最得钟元常古意者，唯王雅宜与黄石斋两人而已。然王书枣木气过重，唯黄石斋得钟书朴厚之意，而出之以清健秀逸之趣。又，石斋以道德文章显，故尤可宝之。”
黄道周一生以政治社稷为重，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认为不能沉迷于此而“玩物丧志”。但他又很在意自己字的好坏。其实看他的笔墨技巧，他是下过很大功夫的，不然也不会成为入古出新的一代大家。
顺便说一句，他的妻子蔡玉卿也擅写小楷，写得和他的小楷面目极像，是古代女书家中的杰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