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藏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局部)
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其时国难当头，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且措辞尖锐，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特别是一些诗文信札的手稿中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这值得寻思。王铎崇拜杜甫，并以杜甫况比自我，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而晚年境况大变，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还可以托古避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若早五年十年，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