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明王朝灭亡是一个思想文化剧变的时期。禅宗和阳明心学大发展,冲破了程朱理学和拟古主义的束缚,促使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思潮。反映到书法上,狂放不羁、真率自然成为书家鲜明的审美追求。在这股潮流中,徐渭发其端,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扬其盛,傅山继其后,以笔力刚强、狂放奇崛的行草书在书法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并影响到清代的碑学。

今年4月30日至6月30日,故宫博物院在武英殿举办“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特展”。这五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展览介绍说:“宋元以降,由于‘帖学’的昌明,行草书体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书法艺术创作的主流。明代晚期,松江董其昌标榜‘俊骨逸韵’,以生秀流美的行草风格风靡天下。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则以‘敏而好古’为号召,追求雄强、奇崛的书风,用直抒胸怀的笔触表现社会与心灵的激烈动荡。稍后更有王铎、傅山天才英挺,继踵而生。尽管他们人有清浊之分,地有南北之别,但书风相合之处,足与董氏抗衡,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另一大书法流派,影响至今不衰。”

五家中,无论人格官品还是学问书画,黄道周无疑是最有魅力的一位。论人格,忠君不二:当明朝灭亡时,他没有像倪元璐那样毅然决绝地自杀殉朝,而是四处奔走,组织队伍抗清复明,欲挽狂澜于既倒;论官品,刚正不阿:他上批皇帝,下劾阉党,二十余年在任,上疏直谏三十次,虽屡遭贬谪,却初衷不改;论学问,学贯古今:他在天文、理学、易经、历数等方面造诣精深,著述近五十种,并致力于教育,讲学授徒,桃李满天下;论书画,自成风格:他擅长小楷和行草书。黄道周小楷书主要得力于钟繇,宽博遒劲;行草书一方面学习钟繇、王羲之,一方面又学习索靖章草。其作品用笔圆劲中多用刚健的转折之法,节奏明显;结体欹侧而扁宽,压缩字距而疏朗行距;布局上,黑白对比强烈,但气局略显逼仄局促。黄道周的行草书对近现代三位大家影响很大——一是沙孟海,二是潘天寿,三是来楚生。尽管黄道周行草书成就很高,但后人公认最能代表其成就的是其小楷书。

1黄道周小楷《诗翰册》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道周的小楷代表作有《孝经卷》《壬申元日诗册》《张溥墓志铭》等,尤其以《孝经卷》最为著名。本期所鉴赏的黄道周小楷《诗翰册》也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件作品。此作共56行,每行字数不一,计739字。该作为绢本册页,每开均纵24.9厘米、横29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诗翰册》不难看出,他的小楷师法钟繇,得其宽博。其用笔简洁爽快,结字以扁为主,体势欹侧耸秀中透出稳重,颇有古意。并且黄道周学习钟繇时有选择地弃去圆浑的肥笔,融入王羲之楷书的尖锋方折笔法,既增加了体势的峭拔,又强化了书写的节奏感。黄道周小楷虚实对比鲜明,又古意弥漫。为了营造虚实对比,他一方面强调点画之间的虚搭接,另一方面强化点画的收放变形,即往往缩短次笔、拉伸主笔。对比他的《孝经卷》,此作要洒脱自由些。《孝经》的内容在于教化,黄道周写过多本,并且有很多是他晚年在狱中应人请索而书。他用其一生做人的要求作书,故而这类书作自然会谨严规矩许多。而《诗翰册》或许是友人间唱和之作,没有“垂范”作品的拘束。再者,我们读魏晋时期的书法批评理论,经常看到一些诸如“古且劲”“古雅”“高古”等评论语。何以为“古”?就是书作中仍然保留着篆、隶书的遗意。黄道周此册小楷的许多横、钩(戈钩和竖弯钩)、捺等笔画依旧是隶书的写法。隶书用笔注重迟涩圆劲(点画中段),更注重流转(行笔过程),因此黄道周的小楷虽笔笔谨严,但行笔凝练而流畅,并无刻板气。在这一点上,相比于明代另一专学钟繇小楷的王宠来说,黄道周要生动自然些。笔者曾在教授小楷课之余,提过几句评王宠和黄道周的浅论:“有明一代,小楷最得钟元常古意者,唯王雅宜与黄石斋两人而已。然王书枣木气过重,唯黄石斋得钟书朴厚之意,而出之以清健秀逸之趣。又,石斋以道德文章显,故尤可宝之。”

黄道周一生以政治社稷为重,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认为不能沉迷于此而“玩物丧志”。但他又很在意自己字的好坏。其实看他的笔墨技巧,他是下过很大功夫的,不然也不会成为入古出新的一代大家。

顺便说一句,他的妻子蔡玉卿也擅写小楷,写得和他的小楷面目极像,是古代女书家中的杰出者。

对中国画画家来说,“天人合一”这一艺术创作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常挂嘴边的未必就能入心入脑。在实际创作中,能真正达此境界者寥寥可数。抄袭古人、模仿他人、从众跟风等现象,在山水、花鸟画中尤为明显。大同小异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千篇一律的群体情感和群体意境,这样的作品随处可见。真正独具特色、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面貌,能表现时代精神、抒发个人真性情的作品少之又少,有独创精神的作品和画家更是难得看到。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画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趋向,加上各色各样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不断消解着传统文化的权威,致使追求直接、浅薄的审美趣味和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在当今画家中毫无节制地成长起来。可悲的是,很多画家、评论家还在这些缺乏精神内涵、似曾相识的作品前津津乐道,述说着当前中国画的“辉煌”。今天的中国画创作,表面看繁花似锦,实质上很多作品已陷入到浅薄、庸俗、毫无精神思想的纯形式之中。不少画家已远离了艺术作为表达个人对宇宙大自然、人生、社会的独特感受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中国画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精神。这对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来说绝对不是一种好景象,可以说已偏离了艺术发展的规律与方向。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既有客观层面的,也有主观层面的,并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不无关系。但问题的关键还是画家经不住名利的诱惑,忘却了真正的艺术理想与追求,缺乏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思考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失去了深入挖掘和表现自己真情实感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画家就难于静下心来,难于与大自然、社会、人生相通共融,难于体悟艺术创作的真正奥秘,难于步入艺术创作的“天人合一”境界,更别说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去体悟、去创造了。

影响步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几个主要因素

艺术创作本是个体的事业,一旦失去主体的独立性,就无个人面貌可言,也等于失去了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对中国画画家来说,只有努力追求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艺术的创造性,步入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殿堂。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天、地、人相契合的生命精神所在。中国画就是对宇宙万象与自然生命的一种体悟。如山水画的“天人合一”,源于自然,肇于自然,参赞化育,是生命、灵魂与精神的回归。画家以“道”来审视天地万物,将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神与物游,体悟自然的神圣与美妙之境,进而通过笔墨语言、艺术形式表达对艺术精神的追求,以生命情调传达艺术意境。因此,中国画是灵魂的艺术,笔墨与形式之间承载的是灵魂与情感,其穿透表面外在形象,直达内心深处。物象与精神的撞击宣泄在画面上,融合成新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实现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但在创作实践中,要坚持个人的思想、个人的创作道路并不容易。从古到今,只有为数不多的画家能保持个人的独创性。遗憾的是,当今这类画家已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

趋同化的社会环境弱化了艺术家的个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先天带着与众不同的特征,具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眼光和与生俱来的真性情。但现代社会强烈的趋同化特征不断弱化着个体的个性特征,加上大众传播强化着“新奇”“权威”和基本相同的爱好和审美形式,普罗大众容易丧失个人观点而盲目跟进,以博取他人和社群的认同。特别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你要融入社会,适应群体的生活,首先必须被迫努力缩小与别人的差别,削弱或放弃自己与别人不同的个性,去学习、适应群体的共同性格。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群的接纳,才能相融于群体的社会之中。这种群体的同化效应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它会抹杀个体与众不同的性格,压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自信心,形成对个性与创造性的扼杀。这对艺术创造来说,可谓是釜底抽薪。

只重技术不重精神,矮化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当今的画家大都出于专业院校,学习阶段接受的艺术思想、观念与方法对以后的创作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而美术教育存在着偏重于传统的因袭等倾向。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学习方法,传授和接受的是群体的审美角度、群体的情感、群体的笔墨和传统的艺术形式。当社群观念成为一切判断的标准,学校教育就会与社会教育一样,提供的均是塑造非个性的、群体性的环境。通俗点讲,怎样勾线、赋彩、造型都属于技术,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但艺术创作的灵感如何产生,人的思想感情如何才能与大自然沟通,如何表现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怎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等涉及艺术的深层、关键性的部分,是无法在课堂上照着本本教与学的。很多画家只凭着“能学会”的那一部分,便以为可以招摇天下。其实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画的学习,需要进得去,还能出得来。比如不少画家、研究者认为,中国画的笔墨就是中国画艺术的精神。这种认识导致创作者普遍在艺术形式、技巧上下功夫,为了笔墨而笔墨,缺乏对真正的中国画艺术精神的认识与把握,缺乏在人文精神上的深入表现和思想境界上的开拓。这是当今中国画创作中存在的极大弊端。艺术创作只有真正地深入进去后才知道,在技术上即使再下功夫、再磨炼,若缺乏精神上的深入,最终还是难于体悟到艺术创造的真正奥秘与真谛。“重形式、轻内涵,重技术、轻精神”等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画要创新与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艺术理想越来越淡薄,经济头脑越来越发达,淡化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当今的不少画家比较现实、“理性”,功利性比较严重,喜欢去迎合潮流。为了早日成为名画家,他们乐于在一些公共场合频频露面、彰显自己。他们奔忙于一个接着一个的笔会、雅集和研讨会,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哪里还有心思静下心来创作呢?即便有一些所谓的“创作”,也不过是手上那点笔墨技巧的表演功夫罢了。许多画家,手在画,而心不在画;艺术理想越来越淡薄,而经济头脑却越来越发达。对他们来说,艺术不再是一种精神与体力的劳作,不再是生命个体对宇宙大自然感应后的情感抒发。特别是在当今把艺术作为挣钱工具的状态下,还有多少人能创作出富有精神内涵的作品来呢?不少作品连画家自己都感动不了,哪里还能感动观众呢?更不要谈个性化的创造和“天人合一”的艺术高度了。今天的不少画家已然成为社会活动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画家了。

对“天人合一”艺术精神缺乏真正的认识与把握,是艺术家缺乏创造性的根本原因。“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画艺术的品质和独特精神,是中国画艺术源远流长并影响世界的魅力所在,也必然深刻影响着现代艺术的发展。在中国哲人与艺术家心中,宇宙大自然是一个有情的天地。天地间的一山、一石、一云、一水、一花、一木都充盈着生命精神。艺术家应该从大自然、人生出发,去触发真情实感,待达成“天人合一”后,方能进入真正的艺术创造。但早熟的中国画在形成一定的创作和赏析模式后,也带来了一些创作发展上的弊端。比如传统中国画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已基本融合化解了主观与客观、人与物的矛盾,赋予了表现的多数物象以道德的性质,建立了一定的艺术审美的精神高度。而我们也要看到,自然物象逐渐成为概念化的精神象征,绘画符号与精神内涵趋于模式化、固定化等问题日趋严重。一些画家囿于某些规范、模式,不敢在精神境界上走出半步,只是抄袭前人的精神来代替自己的精神,模仿前人作品的意境来代替自己作品的意境。很多题材内容、主题意境都是前人千百遍描绘过的,而当今画家仍在千百遍地重复、抄袭、模仿,创作中缺少张扬自我个性、伸张主体意志、表达自己思想的创造精神,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不利于个性化的创造,更违背了艺术创作表现独特个性情感的本质要求,也与“天人合一”的境界相差十万八千里。

特立独行、耐得住寂寞,是步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前提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和谐统一关系,体现了人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种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过程中的特殊精神境界或状态。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而人类艺术行为的目的,便是打碎这些加于人身上的枷锁,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要想步入“天人合一”的境界,首先需要艺术家秉承和保持特立独行的品格,顶得住压力、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宁静,是艺术家步入“天人合一”境界所需的基本素养。艺术创作往往缺少的是执着和深入。而真正的执着和深入,就必须把艺术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对待。因为只有深入进去,才能静下心来发掘人生的最大潜能。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创作都能做到专一、执着,往往能守得住宁静。守住宁静的人,在摈弃世俗的杂念之后,他的智慧、灵感、创作的潜能就会集中起来、调动起来、迸发出来,就可能创造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任何独思、独行、独立、独创的精神,都是在宁静中造就的;而自尊、自强、自信的人格力量,也都是在宁静中铸成的。当一个人在内心真正宁静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的灵魂穿梭在远古和未来之间,遨游于太空与大地之间,从而真正地审视自我,找回那份真正的自我。

宁静心境的养成需要经得起名利等的诱惑,耐得住寂寞。寂寞本是人生一种介于孤独与落寞之间的思绪,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应该避而远之的;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寂寞应该成为一种难得的心境。因为真正的艺术创作是寂寞的事业,它与热闹、喧嚣、浮躁无关,也无缘。它需要慎独、清静、冥思、深悟。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自我,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回自己与生俱来的真性情。

寂寞则精神专一,专一则达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乃至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去除各种外在利益和内心欲望(心斋坐忘),而与宇宙自然直接融通对话(游心于物),最终在自由自在、悠游天地的审美观照中达到的。落实到中国画创作,前人云:“万物在天地中,天地在我意中。”艺术中所表现的“天意”“物意”都通于“人生之意”。宇宙是大自然的放大,万物就是心的外化。人心中所要抒发的情感都可以在大自然中寻找到相通的对象,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其实,大自然中的物体是不存在情感的;但艺术家可以把它视为自己的化身,对它注入情感,赋予其生命,达到个性化的“天人合一”。只有这样的创作,才具有真正的个人独创性,才有艺术的灵魂,才有价值与意义。

特立独行是艺术家步入“天人合一”境界必需的根本品质。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特立独行的品质,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思想、审美角度和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独特的体悟。要能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创精神,在前人没有达到或被忽视的问题上做文章,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和精神境界。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去提炼适合自己精神思想的表现技法,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独树一帜的艺术作品。

与此相伴而来的,因为你特立独行,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与别人不一样的艺术思想,所以势必难与别人沟通。因为别人不一定会理解你,所以你也就不得不与寂寞为伴。历来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都是怀着对艺术的酷爱与执着,以自己的特立独行,从孤独寂寞中走出来的。因为只有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对社会、人生、大自然的独特体悟,才不会走与别人相同的路,才会坚持特立独行,才能耐得住寂寞。也只有孤独寂寞才会让人去反省人生、叩问人生,才能激发自身去与大自然沟通,进而有所感、有所发,创作出既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又有独特的精神内涵,且境界高、生命力强的作品来。

艺术创作为何难以步入“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课题。而对于真正想要步入艺术创作神圣殿堂的艺术家来说,首先要看你能不能坚定特立独行的品格,能不能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这是考验一个艺术家能否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必要前提。这也是普通画家不愿意去做或难以做到的,因为要达到这个要求,需要太多太多的付出。而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就在于对艺术的执着,能真正把艺术作为自己的生命来对待;就在于能寻找到自己的世界,善于用行动来塑造自己的世界,使绘画的形式、内容和意境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开掘出来。因为艺术其本质是独立的创造,故艺术家必然是特立独行的。害怕孤立于潮流之外,不是艺术家的“英雄本色”。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文忠”,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进士。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宋高宗时追赠为太师。

苏轼是宋代文艺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的修辞方法,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并称为“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擅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并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其一生创作出的艺术经典无数,影响深远。

苏轼是书法史上屈指可数的“跨界”人士。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仅仅就“苏黄”师徒二人,在书法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属于开宗立派的人物。尽管书法家大力提倡所谓的诗、书、画、印“四绝”,然而即便像赵之谦和吴昌硕这样的人,其诗歌创作在书法篆刻领域出类拔萃,但毫不讳言,他们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苏轼不仅是书法和文学的天才,在绘画、诗词领域也是绝顶高人。在当时的情境下,他可算是一个通才,诗文书画融会贯通。然而具有如此槃槃大才的人物却是命运多舛,一生受尽牵连和折磨,颠沛流离,最后死在归途之中。

尽管苏轼一生坎坷,但很少能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凄苦、迷离的词句。只有极少数能见到感伤,如《江城子》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黄州寒食诗》中“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是一时的愁绪涌上心头,才写下如此伤怀的诗句。苏轼心态绝对好,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所以他总能逢凶化吉、悲去喜来,因此“豪放派”之称绝非虚誉。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个“乐天派”,与北宋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苏轼在品评前人书法时的眼光非常独到,往往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洞见前人的心灵。通过批评,苏轼表露了个人的审美倾向,不满前人所提倡的瘦硬书风,标举劲挺清秀寓于丰腴厚实之中,倡导“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审美理想,崇尚平淡深远之美。苏轼的诗词、书画是共生而相互促进的,得益于完备自足的个人理念。也许苏轼的诸多观点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却始终能体现个人立场,比如他在书论方面有一句总结性的话:“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再比如执笔上的“但使虚而宽”,作书上的“晓书莫如我”,主要思想就是一种“闲适”,我手写我心,我书故我在,以闲情逸致来领先,这也非常符合苏轼一生的行事观念和处世风格——适我所适。苏轼的过人之处在于重视一个人的学识素养、思想情性对作品的影响,所谓“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他认为,书法除了留意于物,掌握规律和法度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修养,再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熟能生巧,游刃有余。实际上,苏字的风格正是由其文化品位、学识素养所决定的。从苏轼的个人实践来看,书法创作还必须有创作的冲动和欲望,做到“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再加上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造诣,“不烦绳削而自合”,最终才能“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有鉴于此,苏轼强调要做到“技道两进”。“技”是外在的技术,“道”是内在的思想、品性等。他主张“技”“艺”合一、“有道有艺”,提倡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如是,书法的精神内涵和诗、文、画等必定极度相契合。

有了这样的思想理念,再加上深厚而全面的文化功底,苏轼自然成为“尚意”书风的领袖。这其中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尚意”,其实是董其昌总结出来的,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和接受。二是唐“尚法”与宋“尚意”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过去习惯上所强调的“法”与“意”之间似乎截然对立,“意”是对“法”的否定和解构。实际上,“法”与“意”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法”和“意”是不断发展和转化的。当唐“法”走向极致、流于刻板,成为康有为所批评的“状若算子”之时,已经不是“法”,而是一种禁锢和枷锁,需要以解构的方式来重新确立一种“法”。所谓的“意”也是一种法。它不是可视的,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即所谓“法本无法”“无法即法”,完全是“我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法”与“意”绝非相互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苏轼所倡导的“尚意”最终也异化成一种桎梏。当“尚意”书风走到南宋时期,变成了一种狂荡无法、无序甚至失控的状态,所以才有后来的赵孟頫的“复古”——提倡对于晋韵唐法的回归。

其实“法”与“意”的关系从苏轼等人的取法书家和学书过程也能感觉到。苏轼一生转益多师。按照他的理念和习惯,其诗文、书画很少归属于某一家,“新”意是其必然的追求。“宋四家”和颜真卿都有密切的关系,然各自有别。苏轼的传世书迹主要有楷书和行楷书两类。大字楷书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与颜楷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部分就是笔画的厚重,但笔法和气势绝然不同。颜字呈现出一种刚强博大气象,苏字肥美流宕、欹侧生姿——毕竟盛唐气象和北宋国力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一个是碧海苍穹,一个是小桥流水,徒守半壁江山,哪里有一统天下的气概?书法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而存在。苏字对颜的改变对后世书家有很大的启发,最典型的如清代的刘墉和郑板桥。刘墉用笔肥美,更加夸张,但不免有“墨猪”之诮。郑板桥将苏、黄结合起来:短笔画粗重,借鉴苏轼;长笔画延伸夸张,借鉴黄的成分多。但郑的糅合并不成功,火候未到,是一种“夹生饭”。苏轼将颜书从儒家的刚强变成道家的阴柔,着意夸大秀气部分,又注入很多的个人情味,再加上个人修养超群,故而能别具一格、傲视书林。

尽管苏轼是“尚意”书风的领袖,但他对后世书家的直接影响不及米、黄二人。米芾在技法上是胜过苏轼的。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书,尤其是草书,具有极大的开创性。苏轼的影响更主要在审美理念层面。他喜用偃笔,其执笔法类似于今天的钢笔字执笔,所以撇画舒展而捺画收缩,结字扁沓,被黄讥评为“石压蛤蟆”。如果辩证地来看,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求变方法。宋代书家在处理结字上,苏轼用压扁字形的方法;米芾字左低右高;黄庭坚将短笔画延长,使结字形成中宫紧缩而向四周辐射状;而蔡襄和薛绍彭相对来说能显晋唐风韵,笔笔到位,但时过境迁,总是略显不足,没有自己的发挥创造。苏轼以其独特的理念引领了“尚意”书风,并加以身体力行。

苏轼书法给人的第一观感就是丰腴、丰润,极少枯笔、飞白,用墨浓重。他自己的描述是“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黄庭坚在《与景道使君书》中称:“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赵孟頫说的就难听了——“黑熊当道,森然可怖”。其实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因为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用到极致、用得好,就是个性。苏轼书法笔画横轻竖重、对比强烈,明显受到颜体的影响。同一幅作品中,字体大小对比悬殊最典型的即是《黄州寒食诗帖》,已经达到极致,然而又能做到自然率真,毫无狂怪做作之意。

黄庭坚作为苏轼的门生,对于苏轼书法的评价自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黄将苏书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着。这种变化无疑和苏轼一生的经历有关。苏轼曾以积极入世的儒家理念从政,因直言敢谏而屡遭贬谪。坎坷的仕途不仅对其人生境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开阔了他的创作视野。苏轼对庄子思想颇有感悟,尤其到了晚年,常常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高度看待一切,讲求随意自然、优游自在,以一颗旷达、虚静之心对待变故。因不同于流俗,加上性格不合时宜,故常常事与愿违。身处逆境之中,苏轼便以佛家禅理和道家哲学为精神支撑,借助书法创作来排遣苦闷。经过时间和阅历的打磨,苏轼书法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其核心在于一个“趣”字。这也是苏轼人生观的一部分——人一定要活得有趣。有趣的人大抵聪明、乐观、幽默,并且感性,肯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晋人王子猷居山阴,一晚忽降大雪,他被冻醒后,索性来到院中边饮酒边观赏雪景,心绪起伏之后吟起诗来。像这样有趣的人,心无羁绊,直抒胸臆,至性至情。做个有趣的人并不难,首先便是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趣味主义是一种生活态度。一句话:有趣的人才是懂得生命真谛的人,也是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苏轼传世书迹主要是碑刻、法帖和手札三类。其碑刻多为大字楷书,法帖多为行楷。唯有手札最具华彩,主要是行(草)书一类。言及到此,必然要谈到唐、宋两朝之间书法的差异。一个时代的书风总是多种合力相作用的结果。其实除了时代气象极其悬殊之外,书家主体也截然不同。“尚法”除了整个时代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还在于唐代书家主要是官僚阶层。当然,其本质上仍是文人、读书人。但毫无疑问,宋代书家的文人角色更加突出,诗文创作在书法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整个文学史中影响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手札比起书家的正规法帖更具魅力。苏轼平生所作除《黄州寒食诗帖》外(其实《黄州寒食诗帖》仍属草稿形式,类似尺牍),其个人意趣、媚趣、闲趣、自由、从容、乐观等等都可以在手札中一览无余。

尺牍是书家作品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古代文人非常喜爱和擅长的类型。其因内容的随意性,可长可短,言之有味,不拘成法,所以光彩照人。像苏轼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手札自然文采斐然,言之有物,内容也非常有趣味。加之他结交的对象皆当时名流,酬唱往来间,才情自然是水涨船更高。种种因素相叠加,使得苏轼的尺牍在所有书家中名列前茅,不是法帖胜似法帖,当中有诸多后世耳熟能详的经典。因而也可以说,经典没有固定的形式。

对于苏轼尺牍的赏析,不应该局限于某笔某字,而应该观照全篇乃至全部手札,强调一种“整体性”。弄清全篇要义非常重要,可以使整个印象变得非常清晰,在临习时游刃有余。否则只能是机械地模仿,只存皮相,而没有精神。技法当然是重要的,但关键在于对其中趣味性的把握。如果局限于某点某横某竖,势必变得非常支离,丧失整体意趣。

许多书家专门书写的作品虽有严谨的风貌,但整体意趣不免有所失落。尺牍可谓满足苏轼这种趣味性书写的绝佳形式。苏轼尺牍虽有个性面目,但技法并不是重点,可以呈现不同意趣才是最重要的。其个性面目可以概括成一个字,就是“媚”。但这个“媚”有多重理解,是柔媚、妩媚、媚趣,而不是媚俗,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也不妨拿苏轼和王羲之对比。有人对王羲之的书法提出批评,认为有“女郎气”。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媚”——“雄媚”。“二王”书风柔中有刚,雄秀兼得。很多人学“二王”,失去了刚,变成了单纯的秀气,甚至媚俗。王铎则对“二王”做出了极佳诠释,还原了“二王”的本来面目。苏轼的“媚趣”是一种文人自适心性的自然流露,不苟求法度,不苟求完美,完全放松自己,自然书写,一派天机,故而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这种书风是非常难得的,不是单纯的技法功力所能解决的,靠的是阅历,是文化修为;火候不到,绝难实现。也就是说,苏轼尺牍是其个人文化修养的浓缩符号,非他莫属。

1苏轼《辩才诗帖》

2苏轼《归安丘园帖》

铁线篆小篆书体之一,由秦代《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玉筯书风中脱出,因用笔匀细如线坚韧如铁而得名。新莽时期,同律度量衡的铭文,笔画纤细,盖即铁线篆之先河。《城隍庙碑》全学李斯,虽较细但很圆润。《谦卦碑》笔画纤细刚劲,风格独具,是典型的铁线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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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线篆的体势是标准篆书的变体,结字是篆书第一法,它以圆熟优美的形体结构,施以毫厘不爽的线条,来成就铁线的定义。前朝人写铁线篆,极尽婉转流动之能事,降至近世,则参以方折劲峭的笔法,故能圆融刚健相佐,视觉上既流美又端凝,因而,它的书写特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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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有耐心,并能细心地去分析、品味铁线篆,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着被精炼到极限的种种美感。它的线条可以比作行云流水,极美而且极为自然。也可以比作美女清歌曼舞,有着说不尽的空灵飘动高雅而不矫饰,超尘拔俗、雍容华贵。

杜甫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语,恰好是铁线篆的一种气质境界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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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线篆不仅有玉篆的骨力,而且用的方法与线条的质感又要与玉篆相同。要想写出名副其实的铁线篆,对笔的选择势必要花费一番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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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铁线篆书的笔锋不宜太短,笔锋短了,含墨量也就少了,会增多蘸墨的次数,直接影响通篇的控制。

在行笔上,要能清晰看出起笔、行笔、收笔的过程,根据字的结构线条要有微妙的粗细变化,才会流动婉约,产生一定的节奏感。笔宜用羊毫,固是锋挺而能杀纸,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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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写,夜写,原来是为了试笔

by冯错

IMG_1469【铁线精微,焉敢妄笔】

IMG_1470【沉浸其中是最好的方式】

IMG_1475【手捧琉璃盏,把那危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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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风赵格——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珍品展

展览时间:9月22日至11月30日(每天9:00至17:00,16:3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

展览地点: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西湖文化广场)

9月22日,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内一场“吴风赵格——吴让之赵之谦书画印珍品展”正式亮相。吴、赵两人皆为晚清的篆刻名家,除精篆刻外,亦能书善画,二人之艺术成就对近世书画篆刻艺术发展史影响深远。这次展览也是继去年澳门艺术博物馆特展后,吴让之与赵之谦精品的第二次集中亮相。两人存世真品很少,这次杭州特展集结了浙江省博物馆、西泠印社、君陶艺术院等文博机构的相关书画、篆刻精品157件(组),其中印章87枚,印谱1件,书画6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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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共分为三个主题单元,即“做实致精——吴让之书画印”、“求异拓新——赵之谦书画印”、“承上启下——名人之书画印”,展出书画作品150多件。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吴让之、赵之谦在书画印创作上的艺术成就和风格,以及他们传承先贤的艺术足迹及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展览展品中不乏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珍品,如吴让之刻《学然后知不足》,此句出自《礼记·学记》,一方只有三厘米左右的印石,上刻六字,难度不小,经吴让之巧排布阵,如比划较多的“学”、“然”,将字与字之间的比划穿插,使印面骤然开阔,避免拥挤感。这是其朱文印代表作;赵之谦刻《二金蝶堂》白文正方印,全印下刀稳重,线条霸悍,力度感很强,为赵之谦强调疏密对比的代表作品。

展览持续到11月30日结束。

第一单元

做实致精——吴让之书画印

吴让之(1799-1870年),清代著名篆刻家、金石书画家。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扬州)人。其书印对后世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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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让之行草书纯学包世臣法,为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篆隶学邓石如,俱称妙品。篆书结构廋长,舒展自如,有吴带当风之妙,朴茂不及邓石如,而流丽有过之。隶书则中宫内敛,撇捺舒展,挺健遒劲。其篆隶在晚清书坛中有甚高地位。其绘画晚学,是书法篆刻之余事,传作不多,善画花卉,多法陈白阳,清容淡荡,颇具品赏。

吴让之篆刻驰名晚清印坛,堪称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见邓石如篆刻,“尽弃其学而学之”,以深厚的汉印基础糅合邓派篆刻。其特点是:使刀如笔,冲刀浅刻,流丽生动,健朴圆润。其以“做实致精”的篆刻理念,将吸收汉碑额篆的笔画元素,来完善发展“邓派”篆刻艺术,使邓石如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呈现出新的艺境。后来学邓石如者多取径吴让之,其对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篆刻都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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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让之  篆书七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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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让之  花卉图轴

第二单元

求异拓新——赵之谦书画印

赵之谦(1829-1884年),晚清代著名篆刻家,金石书画家。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其书画印的巨大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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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是晚清碑派书法最有力的实践者,行书初学颜真卿,后学北碑,用功深厚,是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尤其将魏书之笔法和体势直接运用到行草之中,可谓始创此格,独树一帜。在绘画上,善画花卉,兼能人物等,笔墨技法传承了“青藤白阳”、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等,构图善于取势,笔墨豪放,设色浓艳,雅俗共赏。呈现出金石书法入画,设色从俗,求异拓新的画格。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海上画派”的重要先驱之一。

赵之谦书画印兼善,尤以篆刻成就及影响最大。其篆刻“初遵龙泓(丁敬),接学完白(邓石如),后乃合徽浙两派”,此外继法古鉥及秦汉印,广泛吸取秦诏版、汉镜铭文,钱币文字、碑版文字入印,善通书画之法於篆刻之中,达到其所言的“古印有笔有墨”和绘画那种“茂”的浑厚艺术效果,并首创以阳文魏书体刻印边款的先例。由于赵氏篆刻诸多创新拓展成就,学习明清流派鲜有不受赵之谦影响。同时,赵氏终年56岁,存世印作有限,其篆刻印章成为艺林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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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  闽中名花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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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  魏书轴

第三单元

承上启下——名人之书画印

吴让之比赵之谦长30岁,应是赵之谦的前辈,但并不存在师徒关系,吴以做实致精而开宗立派,赵则以求异拓新而“鹤立鸡群”。清中期以来,论篆隶中兴史,向来是以邓石如(安徽)、吴让之(扬州)、赵之谦(绍兴)为正宗一脉的承传。同时,纵观吴、赵两位在书画印的学习和承传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为了让观众能形象领会到吴、赵两位大师的艺术学习历程及对后世之影响,本单元特选择了相关作品,以佐其证。其中有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名家大师的作品,以及邓石如、丁敬等篆刻大师的作品,还有受吴、赵影响的黄士陵、吴昌硕等篆刻书画作品一并展出,以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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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  葡萄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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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独松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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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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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孟頫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元朝为官,因此他总是怀念自己的祖上宋朝,再加上背后老有人骂他“二臣”,越想越觉得窝囊,宦海沉浮,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真是闹心啊!

《种松帖》是他写给老家的书信,信中提及自己顾念家乡之事,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事必躬亲。他把田地上的账务、山上遍种松树、购置穴位边上的山地之类等事托付给他人办理。2 5 4 3

第一步:线质

我们知道:儒家讲和合(中和)、道家讲阴阳、佛家讲虚灵,

这些用在书画中和美的线质上,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苍润的线质。苍润的线质一般是书画最高的线质形式。

如下图:

1林散之苍润的线质

2绘画中也是苍润的线质,所以书画同源

3黄公望苍润的线质

4张迁碑苍润的线质

5石门颂苍润的线质

白砥君曰:用笔绵实,和缓,富有节奏,使苍涩由线丝及涩节转为极细小的点的组合,线两边毛涩,古人所谓“锥画沙”、“屋漏痕”正是。这种涩感,既苍老又温润,是中和美中刚柔两极反差极大又极为奇妙地融合的结果。如黄公望、黄宾虹、林散之的部分线条,另如《张迁碑》、《石门颂》等。

6第二:结构

7我们看《爨宝子碑》,结构因字异形,奇正相生,打破常规。有的长方形,有的正方形,有的扁方形,且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结构奇特,显得天真活泼。

风格质朴而浑厚。康有为评价:字字如古佛之容。

8第三:呼应

9字与字之间要连贯,它们有的虽然字字独立,但气脉连贯,即上下连贯,左右亦连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注意以上三步,书法就可写好。

当然,这是步入书法“道”的门径,不会走弯路。要想有更好水平,应该对“儒释道”有全面的解读与体悟。

以上是书法既简单又深奥的入门—书法“道”之门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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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行书要有行气,一行的字与字之间笔断意连,气息贯注,连绵不断。

启功先生曾说:“行气就是在书法作品中字与字的连接状态。行与行的行气叫横行气,字与字叫纵行气。”清冯武论笔法十门第九门曰:“通气门”亦曰“通水”,凡点划会通其气使血脉相通。

清笪重光说:“气之舒展在撇捺,脉络不断在游丝……”《毛笔书法大全》一书中“行气贯通”一节讲到,行气是指上下字之间的气势,这种气势不可中断,不只一行中,就是前后两行也不中断,这叫行气贯通。上字的末笔与下字的首笔要呼应顾盼,气韵贯通,在隶楷是暗的,在行草是明的。上下字(上下行)的点划呼应,勾连得体,形成作品的动态感,即是脉络通畅、血气充盈。怀素的“自叙贴”中“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的“中妙怀”三字即是例证,还有行与行之间、一字与一字之间的体势相应等尤以兰亭序中行与字的行气贯通更为明显。

显然,在一幅书法作品中,行与行、字与字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是由一个字一个词的个体组成的,康有为曾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可见书法与人一样,同样是鲜活的有机体,字里行间应表现出丰盈的筋骨血肉。表现出气韵的通畅,给观者以遐想和共鸣。这就是书法行气的微妙之处。

行气体现在行与行,字与字的连接上,明连靠游丝,暗连靠笔意,即笔断意连。游丝本是上字的末笔与下字的起笔在过渡时依据提按程度形成的粗细笔道。笔意是收笔的走势,虽断而连。上下行的连亦同样道理,一是末字与首字连带,二是行势的照应,如果上一行笔势收敛,下一行就有所放纵,或轻重有别,浓淡有序,彼此照应,通篇和谐。

行气的圆满靠功力,靠熟练,靠自然,启功先生说:眼熟则记忆真,每笔起上轨道准确,如走熟路。熟能生巧,放到一字一行一篇均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决不是看一字写一字,个个独立互不相关的。

行气更是一种精神,是书家长期养成的一股正气一种思想境界,书写时高度集中,不知有我。清代梁同书说:写字要有气,气从熟中来,有气则有势,势在字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