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我在收看“杭州G20峰会”现场直播。当播报到习主席一一接见各国来宾并与之合影时，我注意到大厅背景的挂画。我是读画之人，却一时无法判明这幅挂画是幅水墨原作还是一件印刷品，甚至无法确认它是否属于中国画范畴还是什么别的绘画品种。以我的直觉，认为它更像是一幅装饰画。如果是中国画，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挑选这样一件并无特色的作品挂在如此庄严的场合?我想到过世不久的孔仲起先生，找一幅他画的《钱塘潮涌》挂在这里该有多好!恰与习主席讲话中提及的钱塘潮相映成趣，何其生动!这是在“水墨西湖”，中国画乃至传统文化本应熠熠生辉，却不料乱花(烂画)渐欲迷人眼，西子面前丢颜面。事后，我通过微信得知“G20峰会挂画”引发风波，尤以普京总统身后的牡丹图(见附图)为甚，出镜率极高，引起的非议也最大。
一场盛会的背后有多少辛勤劳动，也会有鲜为人知的公关，挂画必是奇葩交易吧?作者的狂妄自大、私欲膨胀姑且不论，负责官员是否也应为此担责?要说他们都不懂画谁会相信?牡丹、葡萄、猫王、狗王，书画市场兴起早期，这类作品曾经盛极一时，后来被统称为江湖画、地摊画。时至今日，竟能堂而皇之地挂在“G20峰会”的大堂上，以国家的名义对其大加肯定，何其荒唐如此?令人颇多猜疑。国家一面倡导弘扬传统文化，以期向世界展示、推广包括中国画在内的文明成果;一面却优劣不分，良莠莫辨，将国家殿堂、公共场合等重大平台和资源拱手让与伪画家或是文化掮客，促其营私，既是对我大国盛世的抹黑，也是对优秀画家的轻看、蔑视。
事后，我读到一位美术评论家撰写的两篇述评，一篇对牡丹画大加鞭挞，一篇对山水画推崇备至。从述评看，山水画的作者是位老先生了，但是画挂在那里，依我看，至少它不具备峰会重要背景画应有的分量。其一，它偏重装饰，过于雕琢，缺乏写意画应有的写意精神，因而也难有抒情、难显才气。其二，画的尺幅大而格局小，小笔小墨小技巧，皴皴擦擦，少有变化及意境，更莫说视觉效果，不好看，没新意。其三，画的是西湖吗?可有西湖的风貌?既无自然之美，亦无情致、情绪，更莫说大山水应有的气势。这类画何以大行其道?画家的背后是评论家，是官家和商家。往往，越是缺乏才能的画家甚至伪画家，就越有本事占据平台，公关营销，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如果听凭这类人物搅局，大家睁眼闭眼，只要不损害到我的利益且由他去，则毫无疑问，像“G20峰会挂画”这类事情还会一再发生。画坛水深，还会有人不断地溺水。
挂画风波看似偶然，且会很快被时间和新事件翻篇，但它留与我们的反思和警觉却不免沉重。试想，长达年余的会议筹备期，哪怕一切就绪之后，从中国美院邀请几位国画名家现场评估，对此类挂画予以把关，何至于给画坛抹黑，使一场盛会空留遗憾。在杭州，孔仲起先生走了，还有童中焘、曾宓、卓鹤君、张伟平等山水画名家，还有吴山明、刘国辉、吴宪生等人物画大家，随便请几位，联手画几幅，必定珠联璧合，厅堂岂不生辉?如此盛会，国家招呼一声，画坛谁不踊跃?还不用给钱，还能为国争光，还能借此向世界宣传中国画特有的魅力——如此天成之美，无端酿成风波，可见画坛水深，多有能人搅局。
我说此事无独有偶，还因以往所见多矣。比如在北京乘地铁、坐公交，总会看到一些劣质国画作品海报般地到处张挂，大幅度地普及宣传，也大范围地误导国人。又比如一些星级宾馆，即使有好画也不挂，以安全为理由堆在库房里，任其流失，化公为私，而以低劣之作权当装饰。虽是大堂挂画，海报宣传，但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很严肃的议题：中国画的弘扬推广，到底是谁在担责?有无国家层面上的管控引导，以正风气?
“文革”结束后，文化部曾经组织一批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老画家集中创作，为国家画画，拿这些画换外汇，支持国家建设。孙其峰先生对我说，光他自己就画过不下200张，全是无偿，而且乐此不疲。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同龚文桢先生相商，要为他出版“大红袍”(美术圈熟知的一套大型图书，入选画家须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龚先生说：“好事呀!可是我没有图片资料呀!”人美说，图片好办，我们派人为您拍摄，保证质量。龚先生叹声说：“画也没有呀，都在国家手里呀。我跟他们联系联系看看吧。”龚先生是位为国家作画的人，当年年富力强，应邀大量作画，仅为外交部就画了不下30幅，绝大多数都是工笔，都是大画。龚先生找他们交涉，询问这些作品的下落。答复说，多数挂于驻外使领馆，有一幅挂在联合国。龚先生一生从未出过国门，不可能为寻找这些作品远涉重洋，“大红袍”出不成了。龚先生说，起码打个条，给个凭证，叫我知道它们在哪。在先生的要求下，有官家送来了字据，署名是某局物资处。龚先生是田世光先生的嫡传，曾经入选全国政协“全国中国画优秀作品展·北京20名家”。他与南京的喻继高先生齐名，我称之为“南喻北龚”，系当今画坛工笔花鸟画的代表性画家。他们的大作庄严、整肃，工细而不失康庄，笔随心运，笔笔相应，寓动于静，生机勃勃。如今，俩人均已垂垂老矣，画大画已然难哉。喻老看上去气色尚好，岂知心血管早已打了多枚支架。龚先生常年伏案画工笔，颈椎不堪重负，以致血管筋脉狭窄粘连，不胜其苦。
由于体力不支，近年来龚先生被迫推辞国家交办的任务，不再为会所楼堂画大画了。我看到坐在电视机前的他，多么渴望从画面中看到自己的作品。当初，这个部对他说，你的画准备挂在哪个哪个会堂里;那个部说，你的画是几号几号首长亲自点名……他一直画着，也一年年失望着。我为什么在提及“G20峰会挂画”后紧接着写到龚先生?因为那些挂画很自然地使我联想到龚先生，联想到他那些八尺整纸乃至丈二匹大画，若能挂在峰会大堂里该是多么气派。画都哪去了?本应用于为国争光又谁知会下落不明。龚先生这样的大画家，为国家画了那么多的大画，连个美协理事都不是，你信么?公平不?连美协主要负责人都觉得过意不去，私底下找他说，你别老没动静，你得跑呀!一句简单暗示揭示一个谜——理事是跑出来的，画价是炒出来的，名利是争取来的。龚先生若想争取还真不难，也许打几个电话就成了，但他不为所动，乐得与世无争。
有一年秋天某时，我到津门看望孙其峰先生，他嘱我带封信给杨力舟、王迎春夫妇，信的抬头称谓是“力舟、迎春同志”。信的中间有一段写道：“您们俩过去那些大作，可都清清楚楚留在我的脑子里，尤其‘开山的’‘过黄河’‘铁壁千仞’……那都是传世之作，希望您们俩趁身体还好的时候，再画些这种传世大作。”(注：孙老信中所提3幅画分别是《挖山不止》《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其中《太行铁壁》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我将信带到时，正值《太行烽火》问世。在我的记忆里，这对画坛上的“金牌组合”好久没有联袂推出大创作了，借助国家推动，总算又出硕果。我顺着孙老信中的希望，询问他们何不多画大画?王老师反问：“为什么要画大画?画出来往哪搁?”原来他们的住所极其普通，空间有限，以至于俩人合用一间画室，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大画家个个富得流油。显见得，国家推动，国家担责、给力，对于繁荣创作极为重要，若无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也就不会有《太行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