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四家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古。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就中蔡襄楷书虽努力学古,也并不成功。米书称从兰亭出,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若遇游山玩水,探胜访奇,兴会来时,攘袖挥毫,摩崖题壁,草草数行,尚有些动人处。函简往还,叙述家常琐事,跋赞法书名画,间或记点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书。至若一本正经的碑志文字,四家实少佳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荔子谱》,《万安桥记》,都笔不称名。理学大儒,馆阁词臣,元勋武将,词人骚客,也留下许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韩绛、吴琚、范成大、陆游,大多数可说是字以人传,无多特别精彩处。其中倒还是范成大和陆游较好。即以四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即以对于艺术兴趣特别浓厚赏鉴力又极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三两行瘦金体书,笔墨秀挺自成一格,还可给人一种洒落印象。写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难称佳制。《墨庄漫录》称:海嶎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数人。海嶎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倪思评及宋贤书时,也有相似意见。大米虽有痴名,人实不痴,对于自己一笔字,平时倒看得极重。其实论到宋代几个有名书家笔墨长短时,这种应对可谓相当准确,并非完全戏谑。说宋人已不能如虞欧褚颜认真写字,并不为过。

宋人虽不长于认真写字,可是后世人作园林别墅匾对,用宋人字体写来,却还不俗气,照例可保留一种潇洒散逸情趣,容易与自然景物相衬。比仿颜柳字体少市侩气,呆仿六朝碑少做作气。就中米苏字体,在卷轴上作一寸以内题识时,笔墨尽管极力求脱俗,结果或者反而难免俗气。若把字体放大到一尺以后,不多不少来个三五字,却雅韵欲流,面目一新。

然放大米书容易,放大苏书似不容易。因此能作大字颜黄体的有人,作苏书的不多见。

二、近代笔墨

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欢喜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南海先生实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

其实欲明白清代书法优劣,为南海先生议论取证,不如向故都琉璃厂走走,即可从南纸店和古董铺匾额得到满意答复。因为照习惯,这百十家商店的市招,多近两百年国内名流达宦手笔。虽匾额字数不多,难尽各人所长,然在同一限度中却多少可见出一点各自不同的风格或性格。北平商店最有名市招,自然应数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西鹤年堂”一面金字招牌,传为严分宜手书,字体从小欧《道因碑》出,加峻紧险迫,筋骨开张,二百年来还仿佛可从笔画转折间见出执笔者性情。至于琉璃厂匾额,实美不胜收。二十六年最摩登的应数梅兰芳为“伦池斋”写的三个字。乾嘉时代多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咸同之季多儒将手笔,曾左可作代表。晚清多诗人名士手笔,……入民国以后,情形又随政体而变,总统如黎元洪、袁世凯,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记者学者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罗振玉、林长民、邵飘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笔墨,都各据一家屋檐下,俯视过路人,也尽过路人瞻仰。到民八以后,则新社会露头角的名流,与旧社会身分日高的戏剧演员,及在新旧社会之间两不可少的印人画家,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石工诸人写的大小招牌,又各自补了若干屋檐下空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近两百年来有象征性的大人物名姓墨迹,还可从执笔的身分地位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先是名公宰臣的题署,与宏奖风雅大有关系,极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作号召。再其次是遗老与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这些人本身也必然承认了这个平等观。“民主”二字倒真象快要来到了。再其次是玩古董字画卖文房四宝,已得用新的一群作象征,也可知事实上这个新的一群,在时代新陈代谢中,已成为风雅的支持者了。1a

三、市招与社会

若说从故都一个小街上的市招字体,可看出中国近百年书法的变,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陈代谢及社会风气的转移,那从此外各地都会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点东西。凡较热闹的省会,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件事,即新的马路和新的店铺,多用新的市招。虽间或可从药店和糕饼店、南纸店,发现一二旧式匾额,比较上已不多。可知这三样旧社会的商业,或因牌号旧,或因社会需要,在新的都会中尚勉强能存在。但试想想,旧药房已不能不卖阿司匹灵,糕饼店也安上玻璃柜兼售牛奶面包,南纸店更照例得准备洋墨水和练习簿,就可知大都会这些旧牌号,虽存在实勉强存在,过不久恐都得取消了。(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与财神庙的匾额,这是中国人五十年内少不了的。)虽然新式理发馆或大银行门面,依然常常有个伟人题字点缀,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办丧事人家题铭旌,只是题字人的功名,字体好坏实已不再为任何方面注意。

不过从执笔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点代表地方的象征。譬如说,南京多革命要人,市招上题名也大多数是这种要人。民十八以后,南京的旅馆、饭馆以及什么公司,都可发现谭于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点民国权要的气度。山东究竟是文化礼义之邦,济南市面虽日益变新,旧招牌尚多好好保存。较新的牌号,大多数还是一个胶东状元王摝所包办,《醴泉铭》作底子的馆阁体欧书,虽平板些尚不失典型。长沙是个也爱名人也重伟人的地方(未焚烧前),各业匾额便多谭延闿先生争座位颜体大字,和书家杨仲子六朝体榜书,两人秋色平分。杭州是个也有名流也要书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处可见周承德先生宽博大方的郑文公碑体写在朱红漆金字大匾上。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园亭,却多国内近三十年名流达官的题署。上海是个商业都会,并且是个五方杂处英雄豪杰活动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闻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题字。近代社会要人与闻人关系既相当密切,因之凡闻人的大小企业,却又多要人题字。

  大凡欢喜写写字,且乐意到一个新地方从当地招牌上认识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征人物的,都可能有个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体有越来越不高明趋势。或者因为新式商店门面宽窄无定,或者因为油漆匠技术与所用材料恶劣,居多招牌字体比例就不大与匾额相称,匾额又照例难与门面装饰相调合。至于请求名人动笔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坏不问好坏情形,只是执笔的官位越大或为人越富于商标性就越好。至于写字的名人伟人呢,若还想把它当成一件事作,好坏之间还有点荣辱感,肯老老实实找个人代笔,还不失为得计。不幸常常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些人或者还特别欢喜当众挥毫,表示洒脱。不是用写径寸字体的结构方法放大成对径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么东西作成的笔,三涂五抹而成。真应了火正后人米颠说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论成就,却与古人成就相去多远!虽说这种连扫带刷的字体,有时倒也和照相馆西药房这些商号本身性质相称,可是这一来,在街上散步时,我们从市招上享受字体愉快的权利,可完全被剥夺了。

权利去掉后自然多了一种义务,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头的伟人字和美术字。这两者合流,正象征一种新的形成,原来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凑”。从写字看文化,使我们感觉到象上月朱自清先生对于政府十年前迫学生用毛笔的复古担忧为不必要,也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会的修理工作的意见,同意以外觉得茫然。因为党国要人中虽还有个吴稚老,欢喜写写篆字。至于另外一位于右任,本精六朝书,老年手不得用,写的字就已经象是用大型特制原子笔画成的蔬菜条笔锋了。

从写字也可让我们明白,社会在变,字体在变,可是字的存在为人民继续当作一种传达意见情感的工具来运用,至少在中国,总还有个百十年寿命。字本来是让人认识的,如象北伐以后,近二十年来政工人员写的美术字标语,使我觉得即此一事,提出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也就还有其必要!

但是向一个现代从事政工人员说“标语明白简单醒目而有效果,宜于从传统学习”,当然象是完全胡说!因为他正在打倒“传统”,而学的却是有现代性的“美术字”,辩论结果,只会大家头痛。

沈从文:读展子虔《游春图》

相传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是一幅名画,它的经济价值,传说值黄金四百两。我意思可不在货币价值。这画卷的重要,实在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的桥梁意义,恰象是近年发现的硬质青釉器在青瓷史上的位置,没有它,历史即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今古接连不上。有了它,由辽阳汉坟壁画山石,通沟高句丽魏晋时壁画山石,《女史箴》山石,及传同一 作者手笔的《洛神赋图》山水,北朝几件石棺山石,以及南朝孝子棺上刻的山水木石,及敦煌北魏前期或更早些壁画山石,麦积山壁画山石,才能和世传唐代大小李将军、王维及后来荆浩、关仝山水画遗迹相衔接。

这个画入故宫年月,或在严嵩家籍没时,或时间稍晚,约当十八世纪。流落民间却并不多久。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时,带走了大几百种旧藏贵重字画,就中即有名画一堆。照故宫溥仪起居服用日常生活看来,不象是个能欣赏字画的末世帝王,所以把这些劳什子带出宫,用意当不出二事:一换钱,托罗叔言转手换日人的钱。二送礼,送日籍顾问及身边一小群遗老应时进见行礼叫一声万岁的赏赐。可是这些画后来大部分都给了溥杰,有些九一八后即流传平津,有些又在抗战胜利后,才从各方面转到当时东北接收大员手中,或陆续入关。

1a  关于这个《游春图》的旅行经验,一定还包含了一段长长故事,只可惜无一个人详悉。我从昆明随同北大返回北平时,是一九四六年夏天,这幅画在琉璃厂玉笥山房一位马掌柜手中待价而沽,想看看得有门径。时北大拟筹办个博物馆,有一 笔钱可以动用,我因此前后有机会看过六次。我觉得年代似有问题,讨价又过高,未能成交。我的印象是这画虽不失为一件佳作,可是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式,都可说有问题,未必出于展子虔手笔。约过一年后,画已转入张伯驹先生手里,才应燕大清华友好请求公开展览了两次。当日展览会四十件字画中,陆机《平复帖》数第一(内中有几个章草字失体,疑心是唐人抚本)。《游春图》作画幅压卷。笔者半年中有机会前后看过这画八次,可说十分幸运。凡看过这个尺寸较高小横卷的人,在记忆中必留下一点印象:不能如传说动人,却会引起许多联想。尤其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有些意见,即这幅画在设计上虽相当古,山石处理上也相当怪,似熟习,实陌生。保留印象一面和其他一些佳迹名墨相融会,一面也觉得稍有扞格。这个“融会”与“扞格”原居于相反地位,就为的是画本身离奇。我说的是辽阳汉墓日人摹下的壁画,通沟高句丽坟内壁画,相传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孝子棺刻画,北魏敦煌着色壁画《太子舍身饲虎图》,高昌着色壁画《八国王子分舍利图》,世传王维《辋川图》,传世《明皇幸蜀图》(实即《蜀道图》)……以及故宫和日本欧美所收藏若干种相传唐人山水画迹,和这画有些矛盾处。若容许人嘀咕,他会发生下面疑问:

这画是展子虔画的?

若说是真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从著录检查,由隋郑法士《游春山图》起始,唐宋以来作春山图的名手甚多,通未提及展作此画,谁能确定这幅画恰恰是展子虔手迹?就是有个宣和题签,也并不能证明画的真实可信。从《贞观公私画史》到《宣和画谱》,这画似均未入录,装裱也非《云烟过眼录》所谓中兴馆阁旧式。认为展子虔作《游春图》,实起于元明间。然而元代专为大长公主看画作题的冯子振辈,虽各有几行字附于卷后,同是侍奉大长公主的袁桷,于至治三年三 月,在大庆寺看画三十六,却不记《游春图》。明茅维、詹东图、杨慎,都似乎看到过这幅《游春图》或相类而不同另一 幅,当时可并无其他相关比证,证明的确是展画。若说它是假的,也很难说。因为画的绢素实在相当旧,格式也甚古。从格式看,可能是唐人画。即或是唐人手笔,也可能属于《宣和画谱》记载那四十多幅《游春山图》中之一幅,还可见出隋人山水画或展子虔画本来样子。尤其是彦悰、张彦远意见,有些可以作为展画注解。

2a也许我们得放弃普通鉴赏家所谓真假问题,来从前人画录中,试作点分析检验工作,看看叙录中展子虔作过些什么画,长处是什么,《游春图》和他有无关系。可能因为这种分析综合,可以得到一点新的认识;也可能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我的意思是这种分析虽无从证实这幅画的真伪,却必然可以引起专家学人较多方面观摩推论兴趣。我不拟涉及收藏家对于这个画所耗费的经济价值是否值得,也不打量褒贬到鉴古家啧啧称羡的美术价值是否中肯。却希望给同好一种抛砖引玉新的鉴定工作的启发,我相信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是需要有许多人那么从各种角度注意提供不同意见,才会取得比较全面可信证据并相对年代的。

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 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了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分。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

宫阙祠庙有画饰,史志上著录明确。孔子如周观明堂画,徘徊不忍去,欣赏赞叹不已,很显明这些画必不只是史迹庄重,一定还表现得十分活泼生动。王逸释《天问》,以为屈原所问关系根据于楚民俗习惯,先王公卿祠堂无不有前人彩画,包罗广大而无所不具。秦每破诸侯,必仿写其宫室于咸阳北坂。(此说历来有分歧,若连缀后边记载,有饮食歌舞不移而具,及近年从咸阳北坂所发现的各种瓦当看来,所谓“仿写”,实仿造诸国建筑而言,和画无关。)汉未央、甘泉、建章、寿宫、麟阁……无不有彩画。《南蛮传》且称郡守府舍也有画。这些画的存在意义,都不仅仅作为装饰。至于西蜀文翁祠堂之画,到晋代犹好好保存,使王右军向往不已。从古乐浪川蜀漆器彩画之精美推测,文翁祠壁画,可知精美活泼必不在漆器下。

3a宫观祠庙由隋入唐,因兵燹事故名画珍图毁去虽不少,保存下的也还多,尤其是当时的西京长安,南方之江都,唐人笔记常多提及。隋之工艺文物有一特点,以雕刻为例,似乎因南朝传统与女性情感中和,线色明秀而纤细,诗、文、字,多见出相似作平行发展。画是建筑装饰之一部,重漂亮也可以想见。这种时代风气,是会产生《游春图》那么一种画风的。彼时如《天问》所涉及古神话历史屋壁式刻画已不可见,汉代宫室殿堂画名臣,屏风图列女,亦渺不可见。然汉代石阙坟茔刻石规模,犹可以从武氏祠及其他大量石刻遗物及《水经注》纪录得知一二。唐裴孝源论画,谓“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隋《经籍志》且称大业中尚书省即有天下风俗物产地图,隋宫室制度,既因何稠等具巧艺慧思而大变,具装饰性并教育意味壁画,已不再谨守汉晋法度,局限于作忠臣列女,或其他云兽杂饰,具区域性之奇花美果,风俗故事,已一例同上粉壁。五代西蜀江南花果禽兽之写生高手,宣和画院中之同类名家,可说原来即启承于隋。至于寺庙壁画,由名手执笔,产生时且带比赛意味,各尽所长,引人注意,则自晋顾恺之瓦棺寺画维摩募缘时,似即已成风气。

陆探微、张僧繇著名遗迹,当时即大多数在庙里,隋唐时犹把这个各竞所长制度好好保存,且加以扩大,所以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庙中观画,张、陆、杨、展名笔,与阎立本、吴道子、王维、尉迟乙僧等名墨妙迹相辉映,罗列廊壁,专家批评得失,有个共通印象可以参校。入庙观画,也成为庙代士大夫娱乐之一种。段成式或张彦远等所记,不仅可以见出壁画格式位置,且可明白内容。当时已多杂画,佛神天王之外,花木竹石,飞走游潜,无所不具。说法变相,且将画题扩大,庄严中浸透浪漫气息,作成一部具色彩的平面史实或传奇。唐代又特别抬举老子,据《封氏闻见记》所述,听吉善行一片谎言,唐王朝就把老子认作祖宗,天下诸道郡邑都设立玄元皇帝庙,除帝王写真相外,铸金,刻石,及夹糦紵干漆相,同有制作,当时都供奉入庙,听人进香。此外按乐天女,仙官道士,当时摩登行列,也都上了墙壁(敦煌且有合家参庙壁画,如《乐廷瓌夫妇行香图》)。至北宋真宗祥符间,供奉天书的玉清昭应宫的兴建,由宰相丁谓监督工事,集天下名画手过三千,选拔结果,还不下百人,分为二部(见《圣朝名画》评《武宗元传》),还收罗天下名画师,各竞表现,昼夜赶工,二烛作画一堵。西蜀江南之黄筌父子侄,徐熙祖孙,以至于李方叔所称笔多诙趣之石恪,无不参加,各在素壁上留下不少手迹。若非后来一把无名火将庙宇焚去,则这个大庙墙壁上留下的数千种名笔妙墨,拿来和较后的《宣和睿览集》千余册纸素名画比较,将毫无逊色。调色敷彩构图设计新异多方处,且必然会大大影响到后来。别的不提倘若当时有一个好事者,能把各画特点用文字记录下来,在中国中古绘画史研究上,也就必然一改旧观,不至于如当前一片朦胧景象了。

4a由晋至宋所谓名笔还多,从壁上作品记载看来,展子虔画迹也多在寺庙中保存。

在宫观庙宇壁画上,唐人记述展子虔遗迹的,似应数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二书,比较说得具体。

江都东安灵宝寺、光明寺,洛阳云华寺,皆有展子虔画(《贞观公私画史》)。

上都定水寺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子虔画。海觉寺双林塔西面展画,东都龙兴寺西禅院殿东头,展画《八国王子分舍利》。浙西甘露寺,展子虔菩萨两壁,在大殿外(《历代名画记》)。

所记自然未尽展留下笔迹全部。唯就部分看全体,也可知展于南北两地名刹大庙中,均有遗作。这些画可能有普通故事人物,大多却必然与佛教相关。又《公私画史》另载展画计六卷:

法华变相一卷

南郊图一卷

长安人物车马图一卷

杂宫苑图一卷

戈猎图一卷

王世充一卷

《历代名画记》则称: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有《法华变》,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朱买臣覆水图》并传于代。

又可见用纸素的作品,世俗故事即多于宗教作品。

这些画很明显是纸或绢本,所谓“并传于代”,照唐人习惯,即不仅有真本,且还流传有摹本,其《长安车马人物图》,且注明是麻纸,同时有杨契丹作,与六朝以来名手所作《洛中风物图》及相似题材,到后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设计,可说即从之而出。《杂宫苑图》,又必为唐之二 李,宋之二赵,及宣和画院中专工木屋楼阁的高手所取法,但不及山水,只除非《南郊图》也有山水。

又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隋展子虔《大禹治水图》。从山石嶙峋如斫削而言,后世传周文矩《大禹治水图》,行笔均细劲,也可能从之而出。这个图上的山石画法,和《游春图》不相近,然更近展画。(后面当可说及)宋代著录展画较详的,当数《宣和画谱》。在《道释部》计有十二种,共二十件,计有:

北极巡海图二

石勒问道图一

维摩像一

法华变相图一

授塔天王图一

摘瓜图一

按鹰图一

故实人物图一

人马图一

人骑图一

挟弹游骑图一

十马图一

北齐主幸晋阳图六

从名称推测传授,则唐宋画人受展子虔影响的实在很多,如《维摩像》、《摘瓜图》、《石勒问道图》、《授塔天王图》、《挟弹游骑图》、《十马图》……唐宋若干名世之迹,或有不少即出于展画粉本。周密《云烟过眼录》称:“宋秘书省有展子虔伏生”,或者也就是世传王维《伏生传经图》所本。《中兴馆阁续录》记宋中兴馆阁的储藏,计古贤六十一轴,中有展子虔画梁武帝一,佛道像百二十七轴,中有展子虔伫立观音一,太子游四门二。若阎家兄弟及吴道子笔法师授,实从展出。我们说传世《帝王图》中梁武帝,及吴画武帝写真,还依稀有展子虔笔墨影子,说的虽不甚确实,却并不十分荒谬。

就叙录论展画长处,特点实在人物。画像与普通风俗故实,都必然以人物作中心,米疯子《画史》中早说到:李公麟家有展子虔小人物,甚佳。系南唐文房物。

然并未限于人物,唐沙门彦悰《后画录》论得很好:“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只千里。”

文章作于贞观九年三月十一日,可算是叙及展画兼善各体的最早证据。后二语且似乎已为《游春图》预先下了注脚,倘若说《游春图》本是一无名人画,由于宋元人附会而来,这附会根据,即因彦悰《叙录》而起。

唐张彦远《论画六法》,也批评到展子虔,语句虽稍抽象,和《游春图》有点相关:“中古之画,细密精致……展、郑之流是也。”

展即子虔,郑即同时之郑法士。《宣和画谱》人物部门无展之《游春图》,却有郑法士《游春山图》二。这个题目实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假若我们肯定现在《游春图》是隋画,可不一定是子虔手笔,可能移到郑法士名下去,反而相称一些。

若说是唐宋人本,非创作,实摹抚,说它即从郑画摹来,也还可以说得去。

又张彦远论山水树石,以为“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缕叶,多栖梧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彦远时代相近,眼见遗迹又多,称前人批评意见,当然大有道理。所以论名价品第,则以为:“近代之价,可齐下古,董、展、郑、杨是也。……若言有书籍,岂可无九经三史。顾、陆、张、吴为正经,杨、郑、董、展为三史,其诸杂迹百家。”

唐李嗣真《后画品》,中品下计四人:“杨循、宗炳、陶景真、展子虔。”朱景玄《名画录》展子虔不在品内。

同出于唐人,价值各有抑扬,所谓选家习气是也,方法多从评诗,评文,评字而来,对于画特别不合式,容易持一 以概全体,甚不公平。所以到明代杨慎时,就常作翻案,对于唐人“顾、陆、张、吴”,以为宜作“顾、陆、张、展”,用子虔代道子,对于时代上作秩序排列,意见也还有理。

彦远叙画人师笔传授,即裴孝源心目相授递相仿摹意,以为田僧亮师于董、展,二阎师于郑、张、杨、展。又谓:……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阁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

……展则车马为胜。

……俗所共推,展善木屋,不知董、展同时齐名,展之木屋,不及于董。李嗣真云“三轮休奂,董氏造其微,六辔沃若,展生居其骏。而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此论为当。又评董、展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如此之论,便为知言。

张引李所言董展优劣,措词甚有见地,唯时间一隔,无迹可作参证,自然便成悬宕。谈展画马较明确具体,还应数欢喜用《庄子》笔法题画的宋董逌《广川画跋》:“展子虔作立马而具走势,其为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势,若不可覆掩也。”米疯子素号精鉴,亦称许展画《朔方行》小人物佳甚。

画为李公麟所藏。

至于涉及展的山水人物,比彦悰进一步,以眼见展之遗迹。说得十分具体,也极重要的,却应数元汤垕《画鉴》:“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宗之,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度具足,可为唐画之祖。”

二李山水得展法,世多知之。世称张萱画美妇人明艳照人,用朱晕耳根为别。原来这个画法也得自子虔,并非纯粹创造,这一点说到的人似不多。

明杨慎喜作画论八股,翻旧案,谈丹铅。《丹铅总录》称:“画家以顾、陆、张、吴为四祖(用张彦远语),余以为失评矣。当以顾、陆、张、展为四祖。画家之顾、陆、张、展,如诗家之曹、刘、沈、谢,阎立本则诗家之李白,吴道玄则杜甫也。必精于绘事品藻者,可以语此。”虽近空论,比拟还恰当;唯说的似泛指人物画,即从未见过展画,也可如此说的。

《艺苑卮言》谈及人物画时,则谓“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为一大变。”指的方面虽多,用笔粗细似乎是主要一点,其实细线条非出自顾、陆、展、郑,实出汉魏绢素艺术(顾之《洛神赋图》与《小列女图》线条并不细)。至唐号受到吴道子莼菜条革命,至宋又有马和之兰叶描革命,然细线条终为人物画主流正宗。王维,郭忠恕,李公麟,王振鹏,尤求,一路下来,俱有变本加厉,终至细如捻游丝者,过犹不及,因之游丝笔亦难有发展。道子一路,则始在宗教壁画上发生影响,沿袭直到元明,从敦煌及山西宋元以来大量壁画看,虽若难以为继,尚可仿佛二三。且因近代坟墓发掘,汉晋壁画发现,陶瓷砖甓比证,才知道子的雄劲粗矿,亦非自创,很可以说从彩陶时代工师即有这个作风,直接影响还本于魏晋以来圬壁方式,不过到彼手中,下笔既勇猛凌厉,天分才赋又特别高,实集大成。圬壁出于工艺,绢素本不相宜,起此笔墨竟作成前有古人而后无来者趋势。至宋元代,即有意为云水壮观如孙位,画鬼神如龚开,作钟馗如颜辉,笔均细而不悍。石恽牧溪又近于王洽泼墨,有涂抹而无点线,嗣胤寻觅,却唯有从磁州窑墨画刻镂水云龙人兽,吉州窑的水墨花鸟虫鱼,尚得一脉薪传。直延长到明代彩绘及青瓷,勾勒敷彩,面目尚具依稀;至于纸素艺术,虽会通于王洽泼墨与二米云山,衍化成大痴、仲圭、方壶、石田、青藤,有意认亲,还是无从攀援,两不相关也。吴生画法,在纸素上已可说接手无人,如不嫌附会,可说直到千年后,才又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居然敢纵笔作人物,写草字,画花鸟虫鱼。但几人能把握的,已不是具生命机动之线条,来表现人物个性或一组故事。伯年画人物员比吴伟、黄瘿瓢见性格,着色又新鲜大胆具现代性,比吴彬、陈老莲活泼有生机,其实用线造型亦不佳,带俗气,去古人实在已相距千万里。吴老缶笔墨淋漓,在六尺大幅素纸上作绛梅,乱点胭脂如落红雨,十分精神。其特别见长处,还是用石鼓体作行草字。白石翁得天独厚,善于用墨,能用点代线,会虫禽骇跃之理,花果生发态度。然与其说是由道玄笔迹而有所悟,不如说两人同是圬壁手,动力来源相同,结果自然也有些相似成就。唯一则身当开元天宝物力雄厚宗教全盛时代,作者生于这个豪华狂热社会背景中,自然全生命能奔放燃烧,裴鬻舞剑略助其势,天王一壁顷刻即成。一则生当十九、二十 世纪间外患内忧时代,社会一再变革,人民死亡千万,满地为血与火涂染,虽闭门鬻画,不预世事,米盐琐琐,不能不分心。因之虾蟹必计数论价,如此卖画四十年,即或天赋高如道玄,亦难望有真足传世伟构。老去作菊虾,极生动然亦易模仿。因之多伪托,真赝难辨。5a

展子虔之《游春图》见于著录,不在中古,却在近古。

明茅维《南阳名画表》,记韩存良太史家收藏山水界画目中,首即著录一行:“南北朝展子虔《游春图》,宋徽宗前后小玺,元人跋名《春游图》,非《游春图》,是则画在明代即已著名,茅维所记犹旧名。”只云“宣和小玺”未云“题签”,私意当时列缀于前,正如阁帖诸迹与《平复帖》及其他名笔,还象秘阁官库本藏字画习惯。

张丑《清河画舫补》称:

“展子虔者,大李将军之师也。(近人傅熹年先生评此画年代有极好意见——从文注)韩存良太史藏展子虔《游春图》卷,绢本,青绿细山水,画法与李思训相似,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御题,双龙小玺,政和宣和等印,及贾似道悦生葫芦图书曲脚封字方印,第其布景与《云烟过眼录》中所记不同,未审何故。”

又传严氏藏展子虔《游春图》。

詹景凤《东图玄览》复称:

“展子虔青绿山水二小幅,致拙而趣高,后来二李将军实师之。”

又言:“李思训绢画山水小幅,布置溪山、村落、人家,大与今画布置殊,殆是唐无疑。”

明《严氏画记》则载《春山图》,大李将军二卷、小李将军二卷。

张丑所见作《游春图》,且明说是青绿细山水,笔与李思训近,有徽宗题,唯与《云烟过眼录》所记不合,《云烟过眼录》:画为胡存齐咏所藏,徽宗题,一片上十余人。

詹景凤则见二小幅,内容“致拙趣高”,以为“二李实师之”。又言“李绢画布置有古意,是唐无疑”。不及题跋。又言“唐人青绿山水二片,行笔极轻细”。很显然,同时实有好几件不同小幅画,或署展名,或署二李,或无名,格式却相差不甚多。詹景凤识力极高,所言必相当可信。

王世贞《艺苑卮言》谓:“画家称大小将军……画格本重大李,举世只知有李将军,不尽其说。……大抵五代以前画山水者少,二李辈虽极精工,微伤板细……”所言精工而伤板细,易作目前所见《游春图》评,或有首肯者。若有人觉得这画实细而不板,则应明白明代人所谓“板”,院画一例在内,和现代人观点本不甚合。

《云烟过眼录》称宋秘书省藏有展子虔伏生,涉及装裱,阅秋收冬藏(四个字号)内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则加以金花绫,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樱且说关防虽严,往往以伪易真,殊不可晓。今所见展画装裱似不同,有人说是宋装,有可疑处。

我们若假定不是展子虔画,有许多画可以伪托。

宋《宣和画谱》下,黄筌有《寿山图》七,黄居宝《春山图》二,黄居宷《春山图》六,燕肃《春山图》六,李昭道《春山图》一,李思训《春山图》一。在人物部门,则有隋郑法士《游春山图》二。《南阳名画表》还有李确《春山游骑图》。

其他画家高手作春山图尚多,因为作风格致不近,不宜附会到传为展作之《游春图》,所以不提。

张丑又言:“庚子宷日偶从金昌常卖铺中获小袖卷,上作着色春山,虽气骨寻常,而笔迹秀润,清远可喜。谛视之,见石间有‘艳艳’二字,莫晓所谓。然辨其绢素,实宋世物也。

越数日,检阅画谱,始知艳艳为任仲才妾,有殊色,工真行书,善青绿山水。因念仲才北宋名士,艳艳又闺秀也,为之命工重装,以备艺林一种雅制云。”此明言袖卷,和本题无关。

《游春图》既题名展子虔作,树石间即或有艳艳字样,也早已抹去。然从装裱上,却似元明裱,非宋裱。有同是东北来一军官,藏元人裱同式裱法可证。世宜另有其他明季装裱横卷,可以参考。

从著录掇拾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一、隋郑法士有《游春山图》,唐宋名家有许多《春游图》;二、《春游图》本来可能为茅维所见《游春图》。或“游春”,或“春游”,明人记录已不大一致,且当时有画迹相似而署名不同或无作者名若干画幅。三、本画可能是詹东图所见称为展画之一幅,或王世贞所见大小李画之一幅。(也可能即张丑所见艳艳临抚唐人旧迹)又或者还只是宋画院考试国手时一幅应制画,画题是唐人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萤雪丛说》说,徽宗政和中设画学取士,即有这个画题。又詹东图传闻文征仲家曾藏有右丞“花远重重树,云深处处山”纸本小帧,布景极美,落笔精微。笔记传闻有不可靠处,惟把两句诗作目下《游春图》题记,却也相当切题。又好象为刘禹锡“紫陌红尘”诗作插图,不十分切题,却还相关照。

一面把握题旨,一面遵守宋人画诀,“春山艳冶而如笑……品四时之景物,务要明采物理,度乎人事,春可以画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游,翠陌竞秋千,渔唱渡水……”《山水纯全集》作者意见或在先或在后,都无关系,就画面空气言,却可帮助我们欣赏《游春图》,认为是唐诗格局。

这点印象宜为对绘画史有知识的人所同具。

又张彦远论山水树石,多根据当时存下名笔而言,批评杨、展画迹时,他曾说:“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

冰澌斧刃如可靠,则展画石方法,宜上承魏晋六朝,如通沟坟墓壁画山石,敦煌北魏壁画《太子舍身饲虎图》山石,六朝孝子故事石棺图山石,以及《洛神赋图》山石,山头起皱,必多作方解矾头式,下启大小李衍变为荆、关、马、夏直到蓝瑛,用作花鸟配衬物则影响黄居宷。居宷迹不易见,林良吕纪画石还可依稀仿佛,作山或金碧堆绘,或墨笔割切,方法上终属于北派。《容台集》说:“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驹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而不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五百年而有仇实父。”一脉传来,均不与王维细笔山水相通。

现存传称周文矩《大禹治水图》,山头方折如大小李,从史志看同一题目名迹,吴道玄、展子虔、顾恺之均有作品,《历代名画记》谓,“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

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辏承平之时,此道甚行。”此《大禹治水图)作山方法,似稍近冰澌斧刃,不仅有子虔板处,还有顾虎痴精微处。《游春图》却大不相同,因之就《游春图》作山石笔意言来,这幅画作展子虔,反而不称,估作与子虔作风不同之唐五代或宋人画迹,均无不可。《宣和画谱》称西蜀黄筌、黄居宷、居宝三人曾共有《春山图》计十五幅,如说这画是十五幅之一,可寻出下面几点例证,补充解释。

一、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与唐初体制。淡红衫子薄罗裳,又似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风致恰如《花间集》中所咏)。世传五代画纨扇小人物,与董源《龙宿郊民图》,及松雪用摩诘法所作《鹊华秋色》卷子上人物,衣着均相近。直到实父仿赵伯驹画五丈长《子虚上林赋》画意,妇女装扮还相同。而山头着树法,枝柔而欹,却是唐代法。宋元人论画,即常说及蜀人得王维法,笔细而着色明媚。

二、黄氏父子侄本长于花鸟,用作花鸟法写山水景物,容易笔细而色美,格局上复易见拙相。唐人称展特长人马故实,宋米芾且为目证。凡此诸长,必特别善于用线,下笔宜秀挺准确,不过于柔媚。此画人马均不甚佳,衣着中的幞头和圆领服,时代都晚些,建筑时代也晚。山石树木亦与冰澌斧刃、刷脉缕叶也不相称。张彦远叙六朝杨、展山石作法时,还说及如“细饰犀栉,冰澌斧刃”这种形容,若从传世遗迹中找寻,唯敦煌隋代洞窟壁画中维摩五百事小景足当此称呼。(画录中则称陈袁蒨绘有此图)

三、从绢素看,传世宣和花鸟所用器材多相近,世传黄氏花鸟曾用细绢作成,不知世传李昭道诸画及某要人藏周昉士女用绢如何,若说展画是隋绢,至少还得从敦煌余物中找出点东西比较。若从敦煌画迹比较,如此绵密细笔山水,至早恐得下移至晚唐五代较合适。

我们说这个画不是展子虔笔,证据虽薄弱近于猜谜,却有许多可能。如说它是展子虔真迹,就还得有人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那还会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代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

按:因为是网上发言,想到即说,有时前后不一,言不及义,有时重复罗嗦,这到要请网友们原谅!

1,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所谓现代书法教育更改了中国书法最核心的价值——使这一门艺 术变得浅薄无聊,徒有其名。在学院为人师者岂可不慎乎!

现代的书法教育弄得后生们不会看字了。比如,若有一张文雅亲切,法度谨严,与作者本人精神紧密相连的好 字他看不了,或者觉得不过瘾;一张哗众取宠,笔墨狼藉,人格萎缩或者与其人没有任何关系做出来的字 他反而说好。这真是怪事!

曾印泉认为:改变此现状的第一步:必须革除意识形态的干扰,首先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书法史。

2,书法这东西是不是可比附于西方美术的艺术?如果不,那它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可不可以像绘画一样离开作者本人谈好坏?如果离开了作者的笔迹性格,像王大教授说的向壁搞一种艺术书法(制造展览书法的效果)出来,到底有没有难度?有没有文化继承和构建上的意义?

3,惊醒我们的是拍卖行的锤声,那些卖家和买家他们不教书法,也不高书法创作,更不钻研理论,他们遵循得是与古代书法传统基本一样的原则,这个原则即离不开作者的精神世界。

如书法界,鄙人知道刘涛和白谦慎他们都写字,但是那些书法专业教出的学生会认为他们的字不好,就像某些人评论启先生的字一样。殊不知他们的字是自己问学之余自然酿造出来的,与他们学问密不可分。如果他们的形式超过了古人,他们就有了创造,人们可以追索这种创造。如果他们达不到古人的高度,他们就的认命。我以为这才是学书法的正途。现在一些学生什么都不干,字倒是你帮我、我帮你造得适应了展厅的气氛了,挺吓人,但是那不过行尸走肉耳。

4,有人说“如果是老邓的字,老江的字,老胡的字,你喊多少都有人要。”,我觉得我们应该服气。因为书法在历史上从没有因为技术就能站住了。不然就有违书法流行一千多年的铁律。

书法是个简单的东西,人们须认清楚了人才来看字。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书法高贵呢。雍书者,或者牛皮大王包括技术上好的多了去了,但不会有任何收获。——如果您行为污秽却写一笔弘一的字,这叫我如何看?

5,然鄙人的话语是针对具体现象而发的。鄙人所批评的还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告诉学生,学习书法传统修养有多重要,须正面面对古代文化;而是他们甚至不能对书法最核心的价值保持一个企慕的心态——从学校老师这儿就缺省了这一项,这不能看作正常现象。他们所用的策略是:向搞流行艺术或现代艺术的人学来一套方法和语汇,作品则是将古典书法的手札感觉放大,经无数遍调试,达到古典作品展览的视觉强度。然后再“东方西方,哲人天才,毕加索马蒂斯“等等用无须任何证明地诠释他们写字的伟大意图,弄出的是经包装的一种浅薄的文化,结果学生们也就只会这个。他们完全忘记了书法必须一次完成,不能修改造作的特性,忽略了书法最有价值的笔迹学(为书法隐藏高尚人格最美妙的地方)审美特性。

当然不能否认,专业书法教育使得一些后生写子的基本功练得不错,如果仅仅如此,倒是有职业教育的意味——能不能找到工作还另说,但在文化学上没有任何意义。

“书法是从来不是一部书法家的历史。远得不说,咱举成书于北宋末,据说米芾曾参与其事的《宣和书谱》为例,上面除了列下本朝新党所认可我们也熟知的王安石、蔡襄、米芾等外。对于前代的收藏,如晋唐,仍有许多不知名的专以写字出名的作品,但唯独没有宋四家之首的两位“苏黄”(当然这有政治原因)。但是在我们今天人的眼中,却是苏黄站得最牢固。兄弟,并不是今天才有职业书法家的,在北宋的中书省,靠专业书法吃饭的达一百六十多位。庸俗的像今天一样的书家历朝都有。——曾印泉发另一网贴中语

6,老曾所谓的“核心价值”只有一点,也就是他母亲幼年教导的“字如人衣”,稍长看得刘熙载的那个“如”,或刚看到的欧阳修的话——“字法中绝将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书为贵。而追迹前贤,未有三数人。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灭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忠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备要本《欧阳文忠全集》卷一百二十九)。

况且,今日所谓言技法者,乃一从日本人那儿学来的展览谋划,图几秒钟庸俗的评委快感耳。当面作书,一遍而过书可看者,只沙、启、林先生们会得(高不高另说)。至于取法,那就更是你钞我的,我抄你的,风格面目雷同。他们有几人是从古代大家中学习来来的?浙美的朱、王与沙、林之书、央美的王大教授与李可染风格(虽然他自己不说)之关系,皆等而下之者。至于书家所必需的气骨文采,更无渺无音迹。当然,如果这些人只是自家娱乐,别人不能更有言语,但是若以书家之名教后生知识,别人就有了闲谈的理由。

7,书法教育或者做书法学问欲与时弊有间,则非要从王国维、宗白华那儿开始检讨。他们那几代人因为国家没有了或者国力弱了,实在没有什么可自豪的,就按照西方的方式祭出自家的文艺,就像蛮荒时代被强盗欺负后就贡献女人一样啊。本人认为王静安的观点总有点想象的自虐。。。。。唉,光清理,这一件工作,我们这代人恐怕都难以完成——鄙人一老友,在美元执牛耳者,数年前一起喝酒,我举出此语叮咛之,彼公则曰:我乃下定义者。您说,这不赶上了那个“甚么功”吗,当然,鄙人也可理解,因为公等只会这个,天天有人上门,如此轻易吃饭,人也就庸俗罗。

8,1,欧阳修不但是合格的古文老师(唐宋八大家五个曾、王、三苏出他门下),也是合格的书法老师(北宋的大字《泷岗阡表》额是他写的,著有《金石录》为碑学的祖师爷),且在晋唐以后,那本谈书法的书能省略他的话?不听他的话,我们听谁的?2,书法是古老的艺术,能死记硬背就不错了,能理解和传承就是天才罗。我们有多大的肩膀?敢说创造。难道我们吃着老祖宗的饭,不要说虔敬,实事求是的精神,连那些唱京剧的“演员“都不如吗?

书法界最大的流弊就是一大批会文艺理论的进来了,结合一大批的搞展览的书法家在搞娱乐活动。当然娱乐活动没有什么不好——像那些画画,搞流行艺术的,但是应搞来钱,否则活动不能继续。然而他们办一个展览就他们自己看,别人罕有到者,因为他们所做的国人不认,国人认为他们在乱搞书法。为什么?因为,论学问他们与其他专业的没法比,论创作比画画的容易多了——不信您去上全国美展试试(当然里面也有猫腻,但那猫腻也比书法难)。故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书法是到了需要批评和检讨的时候了。

9,当代书法界的对传统的认知到了只给人提供笑料的地步。鄙人提供一小故事,可以说明老曾的疑问有几分道理。

十多年前,大概是95年吧,在故宫博物院召开世界书法研讨会。历博和故宫都拿出了他们的镇店之宝。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故宫北门内一小院落里看东西,我们见到了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一件行书卷子。可是东西一打开,就有数人离去——都是美院所谓创作和理论顶呱呱的人物,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看。鄙人一友甚至还轻语:不服不服。当时,我人惊讶极了!陆游是什么人,我们吟着他诗句长大的。现在他越过800年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一无感知?甚至连一点儿崇敬怜惜之意也没有?这也能也能号称书法家?——他们的眼睛大概只习惯了自己或者同代人为展览造作出来的东西。

10,既然书法不能像过去那样教了,那么叫什么呢?还是那话儿,回到古典。教古典哲学,古代文论,说文解字(光这一部书,就够学上几年的),工具材料,金石学,书法史。。。。。就是不能教“书法创作”,此最为无稽之谈,书法界许多无聊甚至丑陋的事,都是在这个幌子下干出来的。

一、艺术是一种主张

传统书法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这已是学者的共识。然而,书法与文化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书法从何处体现文化精神?往往是云遮雾罩,越说越糊涂。对于传统书法,不能单纯用美学观点来研究,还必须透过形式美的表象去作文化上的思考:传统书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怎么树立起来的?在她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人文主张在支持着它?这一切都指向传统大文化这个深厚的土壤。

二、传统文化对艺术的主张

艺术其实就是一种主张。司空图《廿四诗品》说的是诗的意境,其实处处都体现人的主张,比如“典雅”一则: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这里似乎处处在写物写景,其实无一不是在体现人。典雅为什么是茅屋修竹而不是高楼宫殿?为什么是白云、幽鸟、绿阴、飞瀑?为什么是落花、淡菊?这背后就是人的主张,这主张源自中国山川的特点与古人崇尚自然以及君子处世的理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我们也这么认为,而且越是在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今天,我们越是强烈地怀念茅屋修竹,以致于在房屋装修中融入这些元素。但在西方人眼里典雅可能是宫廷高贵的器具与绚烂的壁画,这是东西方人文化土壤的差异。

1a因为传统文化主导了传统艺术的审美观,所以书法人对于传统文化应有必要的了解与认同。传统文化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与释、道二家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长于归纳,似乎不相干的事物经过归纳彼此间产生了关联。现代科学越分越细,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入,但若归纳起来,也就是自然、社会、人。而传统文化仍能把这三者归一,这个“一”就是“道”,这就是独特的中国一统大文化。一本原是占卜的《周易》,经过儒家《易传》的演译就提升为哲学著作了。

儒家学说的重点是人的学说,是君子的学说,因而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也是拟人的,君子化的。书法是小道,但在传统文化中它与人的结合,使得它在意境上具有了人格形象,我们常用的书法审美感受诸如:儒雅、浑朴、含蓄、温藉、宽博、大度、和气、天真、倔强、雄健等等,都是人格化的用语。作品表现文化,表现人的性情,是一统大文化在审美中的反映,这也就是传统书法艺术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指导初学时就表现的十分明确而强烈:

必须中锋用笔,追求线条的厚实。

必须回锋用笔,藏头护尾,体现含蓄的意味。

笔画要横平竖直,间架要匀称对称,结构要稳重。

这与其说是对初学者学书的规范,不如说是对人格塑造的教化。《论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 南朝梁的皇侃解释说:“重为轻根,静为燥本,君子之体,不可轻薄也”,从传统文化对君子的主张来看待传统书法便觉得容易理解了。

传统书法论述中关于人格化的审美评价很多,这里只简单引三则如下:

袁昂《古今书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苏东坡:“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有同样的论调:“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

可以这么说,在传统书法中,无论书体如何演变,取法如何不同,但人格化的追求始终不变。

《辞海》对艺术是这样定义的:“艺术是人类以感情和想象作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象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具体说,他们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

要注意到“感情”和“想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个“感情”自然是正面的,健康的,总之是君子的;这个“想象”就是对书法这个审美客体与人格之间进行着互相对象化。

这个“感情”比较容易,而这个“想象”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也就是说如何在书法这个审美客体与人格之间进行着互相对象化?这自然必须通过在传统书法中学习、熏陶,从对线条、笔墨、结体的感悟中去实现。

这时我们不得不赞美一下我们的书写工具——毛笔,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中国人最初使用毛笔很可能只是因地制宜地实用而已,但却因此成就了书法艺术。“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书写的线条有着无限的形态,使得中国人能在毛笔线条运行轨迹中充分发挥着丰富的想象力,从而能够轻松实现书法这个审美客体与人格之间进行着互相对象化。这个时候未必笔笔中锋,也可以有侧锋;未必都要藏头护尾,也可以有露锋;未必都要横平竖直,匀称对称,也可以造险造空。

项穆《书法雅言》中说 “初学条理,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终及通会,行所无事,得意而忘象”因为在毛笔的运行中,我们有了知觉,有了意念,这种知觉,意念依然还是对人格化的感悟,但却有了极为广阔的自由空间。

2a当然,传统书法的审美除了与人格化相对应的审美外,还有与自然物事相比拟的审美,如梁武帝说钟繇书“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书“龙跳天门,虎卧南阙”,更有孙过庭《书谱》中的一段典型描写:“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这也是项穆说的“因象而求意”,这种书法自然物事化的审美就如前面所指出的一样:看似在写物写景,其实无一不是在体现人,体现人的主张。在传统大文化中,天地自然与人是融合的,正所谓“天人合一”。因而人格化审美与自然物事化审美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矛盾的,是一致的。

三、赵之谦的话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说:“书家有最高境者,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

这就是作品表现人的典型鼓吹。这一段话很多人引用,但多有望文见义之嫌,没有认真思考其中蕴含的意思。

“不学书”指大儒,这里的“书”指书法,大儒不攻书法。“不能书”指稚子,这里的“书”指书写,稚子连基本的书写都不会,只会涂鸦。大儒由深厚的学养脱去技法的桎梏,而能直抒胸臆见神韵;稚子不会技法,全凭儿童的天性涂鸦亦能自然流露出天真无邪的本质。从艺术表现文化与性情的传统主张来看,这二者是高境界。这一段话其实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如果不表现人不表现文化,只在技法层面上做书法,则连三岁稚子都不如!

有人狭隘简单地理解这段话,以为既然大儒与稚子是高境,那就学他们好了。于是书家学者化被提出来了,但这显然不现实,王羲之不是学者,吴昌硕不是学者,所以这个口号太武断,没有人响应,也没人响应的了。学大儒不成,学稚子总可以吧!于是模拟童稚的东西出现了,说是烂漫天真、返朴归真,这总可以算高境了吧!

误解啊!不是说稚气就是高境,高境是表现传统文化与自家性情。你不是三岁稚子,你表现出的稚气不是你自己的而是模拟孩童的,说白了也是技法的表演。这算什么高境呢?

1a许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说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点了一个点,问:这是什么?如果是成年人,答案就是一个点。如果是儿童,答案就五花八门了,小星星、小石子、小蝌蚪……。由此作者感叹成年人想象力很萎缩,而儿童的想象却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这议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儿童有儿童的想象力,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想象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成年人早已过了儿童这个年龄段,已经没有了儿童的天性,成年人能够理解儿童的想象,但不能自觉地做儿童一样的想象。如果一个成年人也自觉地作小星星、小石子、小蝌蚪之类的想象,那一定是大脑还没有发育。

有人可能会问了:三岁稚子由着自己的涂鸦是高境,成年人难道就不能由着自己去涂抹吗?

不行的。这是因为孩童是单纯的,我们看孩童的眼睛,漆黑、纯净、明亮,孩童的一举一动,没有半点的遮掩,全是天性的流露,所以即便是涂鸦,也是天性所致,所以可爱。而成年人呢?你看那眼睛,浑浊啊!那是尘世的污染。成年人沾了太多世俗的东西,机心很重啊!这机心掩盖了天性。所以成年人如果由着自己涂抹,出现的必然多是野气、浮躁气、酒肉气等等,总之是世俗之气。

传统书法是追求人格化的,所以很重视风度气息,气息要雅要正,我们常说的“古”,其实就是“雅”,就是“正”,就是不艳,不腐。

对书之气,清人刘熙载有高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艺概》)

所以成年人如果不明白传统书法的主张,而我行我“素”地去涂抹,所显之气必然为士之所弃。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这里的“无法”不是说没有技法,而是说在意象上没有去规模哪一家,哪一法,是自己“意造”,这个“意造”是遵循传统书法的主张建立自家的艺术语言,树立自家的艺术形象。

2a其实就书法来说,三岁稚子的所谓高境是虚幻的,史上也没有三岁稚子的书法被奉为瑰宝的例子,赵之谦只是以此说明书法表现性情的重要。小孩子总是要长大,天性总会被淹没,眼睛总要变浑浊,因此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书法艺术,都要适时加以学习与熏陶。待到长大了,孩童的天性没有了,但文化修养却丰富了,便能摈弃自身的机心,抵御世俗的东西,表现真性情、高品格。陆游有诗云:“文能换骨余无法,学到寻源自不疑”,是很意味深长的。

所以,在我看来赵之谦这段话不是叫人们做大儒做稚子,而是用一种极端的话语提醒人们表现性情表现文化才是书法的真谛。

听说某教授研究指出:从甲骨文到吴昌硕之5000年中国书法没有真正的艺术创作,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只是“书写唯一”行为。这让有些人很是惊讶不解,以为这是教授故作惊人之语,而我以为这很正常,传统书法并不是纯粹的艺术,这是个基本道理。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纯艺术行为是低层次的,是匠人,是被看不起的,艺术必须依附于文化才能提升品格,艺术必须用文化来阐释才能得到升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虽然五千年来书法没有艺术创作只有书写,但因为讲文化,五千年来出现了丰富耀眼的书法精品,这就更加说明了传统书法的特点。

四、君子什么样?

按照传统的教化,书法要表现君子的高品格,那么会不会使得书法变成保守迂腐,没有生气而千人一面呢?

在古人那里,君子是什么样的呢?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这个词,现在是形容一个人很斯文,很文雅。其实原意不是这样的,原文出自《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是后天的教化。

质,是先天的禀性。

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先天的禀性盖过后天的教化,那就会显得“野”,野就是粗野,如乡野村夫,粗俗少教养;反之,如果一个人后天的教化盖过先天的禀性,又会显得“史”,就是呆板无趣(史是古代祭祀仪式上祝官,就是司仪,祭祀仪式上的司仪,严格按程序操作,毫无个性特征可言,所以说是呆板无趣)。故而孔子提出了“文质彬彬”的要求,“文质彬彬”就是“文”与“质”要兼备,要相当,只有做到文与质都兼备都相当才可以称得上“君子”。孔子他也是很人性化,似乎是后人把他涂抹成一个顽固不化的迂老头。今天我们说“文质彬彬”,仿佛是一个戴着眼镜,从不会大声嚷嚷的柔弱书生,其实按孔子的说法这就是“文胜质”,也就是“史”,呆板无趣了。

书法要体现君子的形象与品格,也是要从“文”与“质”这两方面下工夫。

文是后天的教化,就是对书法从技法到思想乃至整个文化的学习修养。

质是先天的禀性,就是自家的性情。

如果质胜文,则浮躁、无法度而成野道。

如果文胜质,则墨守成规毫无个性而成写字匠。

必须让文化与性情在书法中得到相当的体现,才具有君子的品格,也就有了艺术的魅力。

《宣和书谱》卷四在杨鉅这一条有这么一段话:“杨鉅,史失其传,喜作字,得正体。其沉着处,有类钟繇,而点画则柳公权法也。当时赠警光草书诗序者,无虑数十人,而各出一家之见以附载于文,独鉅之立论以性之与习,自是两途。有字性不可以无学,有字学者复不可以无性,故其为言曰:‘习而无性者其失也俗,性而无习者其失也狂。’盖以谓有规矩绳墨者,其习也;至于超诣绝尘处,则非性不可。二者相有以相成,相无以相废,至此然后可以论书欤!”

“字学”就是“文”,是后天的学习、熏陶,“字性”就是“质”,是先天的禀性。“学”与“性”都具备,才是好书法。

由此看来传统的主张也并不迂腐保守,在这里有相当广阔的个人空间,关键是文与质如何融合相当。

五、从形式美与文化美来看“同”与“异”

孔子赞美韶乐说:“尽美矣,又尽善也”。

美是艺术形式,善是文化本质。传统文化对艺术的主张就是以美的形式来表现善的本质从而去感动人,这是个总纲领。

赵子昂《定武兰亭跋》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引起今人的争议,主要是“用笔千古不易”这六个字,有人把它理解为:用笔的方法千古不易,因而提出质疑批评。赵子昂是宋元人,他不会看不出之前书法用笔上的变化,应该不会说出用笔的方法千古不易这样的话。“用笔千古不易”,是说用笔的重要性千古不易,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用线条去表现书法的魅力这个规律千古不易。毛笔的线条太重要了,这是东方中国的线条,是书法的生命,能承载大量的文化信息,能彰显丰富的文化意象,这是书法艺术语言的“母语”,书法人理应用力打造自家书法的线条,让它具有生命,让它会说话。这个重要性千古不易,线条的重要性如果被否定了,书法就死了。

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叙述赵子昂这段话的意思,可以这么说:书法以线条上乘为第一重要,这需要下大功夫;结字在其次,也需要用功。这是因为字体往往随时代而变化,而线条的魅力无论到那个时代它的重要性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赵子昂这段话实际上归纳出了传统书法审美的两个方面:文化美感与形式美感。

线条的审美多属文化美感,结字的审美则多属形式美感。形式美感是外在的视觉效果,诸如形状、疏密、平衡等都是构成形式美感的重要元素,形式美感也能给人有一定的比附联想,但总的说来是属于生理的、科学的,是共性的。而书法的文化美感则是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历史、文化等诸方面信息的综合感受,所以文化美感是属于心理的、人文的,是民族性的。

从创作上看,前人书家正是在这两方面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形式美感主要讲创新,要与人不同,给人以新颖的视觉效果;文化美感主要讲表达讲诉说,表达历史文化,诉说情感理想。若没有形式美感则表达欠力度,若没有文化美感则作品无灵魂。形式美感显示艺术家的艺术天赋,文化美感考量艺术家的文化修养。形式美感与文化美感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一般来说形式美感宜于激进,文化美感则要坚守。因此赵子昂才说: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传。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止书法有一个“千古不易”的艺术元素,戏剧也有。传统戏剧应该是伴随着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简单的道具,简陋的布景,百年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更新。由于戏剧也有一个“千古不易”的艺术元素——唱腔,从而流派纷呈,大放异彩,让人如痴如醉。虽然戏剧也重视人物故事、形体表演等,但唱腔的魅力无疑是第一位的。说唱腔千古不易,不能理解成唱腔的方法千古不易,唱腔本身是传承发展创新的,而是说唱腔的魅力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个重要性千古不易。这个唱腔就象书法中的线条,这是东方中国的艺术元素,这个审美是文化审美,是有民族性的。当初梅兰芳在美国、苏联演出也曾引起巨大轰动,但外国观众恐怕是被新奇的脸谱、服装、中国人物、中国故事所吸引,而对京剧唱腔的欣赏是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观众对唱腔是很看重的,欣赏能力也是很高的,不说“看戏”说“听戏”,就颇能反映出观众欣赏的重点所在。

如果将现代电影与传统戏剧对比较我们会看到许多有趣的地方,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化。

电影的诞生与其说是一种新艺术形式的出现,倒不如说是一项新技术的出现。而百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技术更是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到了今天,电影人专注于用大量的金钱动用高科技来打造宏大刺激的场面与逼真的效果,当代电影与传统戏剧比较正缺少一个“千古不易”的艺术元素,而“刺激”与“ 逼真”有可能逐渐成为电影“千古不易”的魅力,但显然这不是文化是技术。不可否认,电影有文化,但是这个文化越来越俗,越来越俗……

戏剧比电影抽象,简单的道具也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的场面,而且观众也乐于接受,看似小孩过家家,其实大有内涵,大有道理。而电影孜孜不倦地去表现真实,不惜展示血腥、暴力、恐怖的场面去迎合观众,激发了人性恶的一面。电影一开始是比较雅的,是记录的工具。但随着技术的应用,受众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俗。戏剧一开始是比较俗的,是大众娱乐的形式。但随着艺术性的提炼与提高,越来越雅,受众也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下票友了。传统书法更近于戏剧,而不是电影。

这个“千古不易”的东西很重要,它是艺术的文化内含,是传统艺术审美最看重的东西。在这样的审美主张下,传统书法重“新”更重“好”,这个“好”就是人格化、君子化,这个“新”则是形式上的新颖。只好不新不行,只新不好更不行。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个“贞”与“实”就是善。

艺术创作不能不追求“异”,但追求这个“异”还是为了表现“同”,这个“同”就是文化上的共相。对传统书法来说,这个共相就是表现人!表现人的情感理想人格魅力,宣泄正面健康的情绪,彰显正人君子的艺术形象。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只求表相的“异”而缺少内质的“同”便不是大家!

1a六、人品与书品

当传统书法主张表现性情表现人的时候,必然遇到人品与书品的问题,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形成不同的说法,但似乎没有很令人信服的解读。

西汉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这是较早有关为人为艺的论述,虽然有人指出这里的“书”是指文学作品或记录语言的书籍而不是书法,但这无关宏旨,在一统大文化里这些都是相通的。

一直到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也依然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从扬雄到刘熙载近两千年间,一直延续着这种说法,也因此有着书因人贵或书因人废的现象,最典型的是赵孟頫,因侍元朝,而又因其字偏柔,故被后人斥之“媚骨”。清初的傅山尤其看赵孟頫不顺眼,极力诋毁。他在《作字示儿孙》中说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凌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不知董太史何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傅山把晋唐法书比着正人君子,把赵孟頫书比着匪人,学匪人易而学君子难。同时傅山也指出“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所谓“学问”,是指君子道德。从而告诫儿孙慎之。傅山这段话似乎很能体现传统主张,从而也很有煽动性,影响很大。

但傅山却是专门针对赵孟頫的,王铎同样也是侍异族统治者,傅山却很欣赏他,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这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如果按照傅山的逻辑,王铎的道德学问应该更下一等。

我们比较一下赵孟頫与王铎:

赵孟頫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就已是大厦将倾,南宋灭亡时他才25岁,之前只是一个地方管户籍的小职员,南宋灭亡后,赵孟頫归乡闲居了7年,直到32岁,因朝廷举贤,赵孟頫才被引见给忽必烈从而受到重用。

王铎是明天启二年(1622)的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时王铎都52岁了,居然率官降清,官至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可谓晚节不保,是个真正的软骨头,连后来的乾隆帝都鄙视他,将他列入《贰臣传》。

要论民族气节,赵孟頫还可以谅解,而王铎是绝对要遭谴责的。从傅山对待赵孟頫与王铎的矛盾态度上可以看出傅山真正的着眼点其实是字而并不是道德学问,实在是因为赵孟頫的字不符合他的审美喜好,恰好赵似乎有些气节问题,竟然还享有“五百年中所无”之大名,于是借题发挥,大加鞭挞。而王铎的字很对傅山的胃口,傅山就不说他的人品气节问题了,还称他为“大家”,向他学习,傅山大字作品中有相当的成分都来自王铎。

还有张瑞图,依附魏忠贤,畏惧权贵,助纣为逆,替魏忠贤生祠题书匾额,其行径为士林所不齿,《明史》将他列入“阉党”,但由于张瑞图的书法属于傅山喜爱的狂狷一类,所以傅山就不计较这些气节问题了。

傅山与清朝不共戴天,他也曾被推贤举荐,可就是不去,据说还被人硬绑着去,封他官位,他也依然不受,可谓傲骨铮铮。而王铎直截了当降清为官,傅山却视而不见,放着眼前奴颜媚骨为仇人服务的王铎不管,偏偏揪住几百年前的赵孟頫不放。由此可见,傅山的所谓人品书品的推理是很虚伪的,是信不得的,在书法理论上他也只是以个人的审美偏见来代替传统书法的审美观而已。

到了晚年,也许傅山的心境平和些了,当他再看赵孟頫的字时,态度终于有了改变:“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虽然还是有“贱态”这样贬词,但还是承认了赵书“未可厚非”,“润秀圆转,尚属正脉”。这也充分说明了赵孟頫书法的品格魅力。

虽然“书如其人”是两千年来一直延续的说法,但其间也不断有人反对。

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既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大节气不行,书法却有大家之范,这是事实存在的,否定不了。

还有董其昌,贪婪横暴、恶霸乡里,还因纵子为自己强抢民女、凌辱妇女,引发了轰动江南的群体事件,愤怒的乡民烧毁了董家豪宅。清人毛祥麟在《墨余录》中这样评价:“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然而董其昌创造的生秀超脱的意境,已然是洒脱君子的面目,亦不可否定。

苏东坡《题鲁公帖》说“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

苏东坡在这里表达了四点意思:

其一,看一个人的书法,也有能看到他的为人的。

其二,如果说看一个人的书法就能断定他是君子还是小人那是不对的。

其三,我喜欢颜鲁公书法,确实是因为他的书法精彩,并不完全因为他的为人,如果说能从颜鲁公的书法中见到他诮卢杞、叱希烈的凛然正气,那其实是心理作用,就象韩非子邻人疑斧的寓言故事一样。

其四,也有能从书法上粗略得看出作者的是君子还是小人的。

究竟能从书法上看出作者的什么呢?苏东坡也很为难:有的能看出为人;辨别君子小人却是不可能的,但有时又能粗略得看出。

在传统书法中存在着书品与人品的巨大反差,那么如何理解书法表现人这个基本主张呢?再看一下最早的论述,扬雄的那段话: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就是说声画一呈现,君子小人立刻见分晓,这就简单化绝对化了,后人也一直附和,所以就有了“书如其人”的说法。其实扬雄这段话的精要在前面八字,后面完全可以不要,“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已是精准的概括了。

“心画”是“心声”的形象化,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心声”未必与人的行为相一致。比如王铎、张瑞图,在种种社会原因及个人原因下妥协了,丧失了气节,但他们也痛苦,他们内心深处跳跃着向善的声音,这种难以表达也无处表达的声音最终通过抽象的书法宣泄出来了,所以王铎书法中有着倔强跌宕的奇气,而张瑞图书法中有着宁折不弯的骨气,这虽然与他们的行为大相径庭,却可以看着是他们内心的独白。

又比如蔡京、榛脍是奸臣,董其昌是个乡愿,人品也不怎么样。他们都是读书人,都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他们知道什么是正人君子,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现实中做不成正人君子,但并不妨碍他们在书法中去表现正人君子。所以他们的字虽然缺少个性倒也显得温文尔雅,也正是心声的反映。

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说巴依问阿凡提:“道德与金钱你要哪个?”阿凡提说:“我要金钱!”巴依得意地笑了,说“那我肯定要道德。”阿凡提不动声色地回答:“那是,缺啥要啥呗!”虽然是一个讽刺幽默的笑话,其实也蕴含一个严肃的道理,“我要道德”对某些人来说是做不到了,但若说是心声也未必都是虚伪的。

这也是为什么文人士大夫都喜爱诗书的缘故,因为他们都有宣泄内心情感的强烈愿望,而诗与书正有着表达“心声”的功能。这个心声是作者的理想人格或者至少也应该是正面情绪。没有人愿意在书法中表现自己的阴暗面。

徐渭、傅山因为不得志而疾世愤俗,他们狷狂的书法,寄托着他们的性情,是不满情绪的宣泄,也同样是心声。

至此,我们基本理清了这个问题的头绪:

“书如其人”的说法只是书法人的理想追求,而不是书法审美的评判标准。

就象傅山作字示儿孙诗中所倡导的: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

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

……

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

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

这也只是一种教化,而不是审美的评判。

从传统书法的功用来说,就是表现文化,表现人的情感理想,简而言之,就是表达“心声”(这个“心声”也就是作者理想的人格形象),当这个“心声”与作者这个“人”高度契合时,就是 “书如其人”了,比如颜真卿、苏东坡;当这个“心声”与作者这个“人”并不契合甚至相反时,就只是表达“心声”的“心画”而已,比如张瑞图、王铎。

评判书品的高低,要看这个“心画”塑造的形象是不是有血有肉,生动鲜明,文质相备的君子形象,而不是用对作者的道德评判去替代对作品的审美评判。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凡二十六行,每行字数不一,共一百二十五字,《石渠宝笈三编》著录。黄庭坚在此卷中,书写了唐代隐士寒山的劝诫诗与居士庞蕴的诗偈。

寒山,即寒山子,唐代诗僧,唐大历(766—779)中人,一说唐贞观(627—649)时人,居始丰(今浙江天台)寒岩。好吟诗唱偈,与国清寺僧拾得交友。其诗多表现山林隐逸之趣和佛教的出世思想,对世态亦有所讥刺。有诗三百余首,后人辑为《寒山子诗集》。寒山所作之诗被后人称为“寒山诗”,大多为通俗诗、白话诗,又极富奥旨。“寒山诗”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

庞蕴(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禅者,字道玄,世称“庞居士”、“庞翁”,湖南衡阳人。曾参谒禅师石头希迁,颇有领悟。遗有《庞居士语录》。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中寒山的劝诫诗与居士庞蕴的诗偈,皆是以诗来写禅理,规劝世人放下人间一切痴狂,回归自性。这两首诗蕴藏着禅机哲思,但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上又能自由洒脱、朴实亲和。

黄庭坚在《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后面提到的“任运堂”,为其晚年的住所。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49岁的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之事,被贬谪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元符元年(1098)到戎州(四川宜宾),安置在城南无等禅院。秋冬之间,在当地文人、居士及无等禅师的协助下,黄庭坚在寺旁建居所“任运堂”。由此可知,黄氏的《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应为其晚年所作。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用笔十分老辣,又极富韵致。黄庭坚作字如画兰竹,潇洒大方,自然随性,在雄强刚劲之中,自有一种风流。通篇结字力趋险绝,点画长短随心,极富变化。然而欹侧之中,中宫稳定,通体安详。常用一二长笔纵横取势,打破行间的空白,使每个字都神采飞扬,产生一种极强的运动感。字内空间也处理得极富特色,往往密处越密,疏处更疏,使字内空间洞开,与字外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丰富的节奏,令人感到变幻莫测。整卷作品风度翩翩,纵横飞动,得褚遂良之遒媚、颜真卿之端庄、《瘗鹤铭》之雄强、《石门颂》之飞扬,并形成自家之面目。然不脱经营之迹,不如苏、米天然,是为一憾。1a 2a 3a 4a 5a 6a 7a 8a 9a 10a 11a 12a 13a 14 15 16

1a《高昌墓表八种》包括《令狐天恩墓表》(墨书)《张买得墓表》(墨书)《麴弹那及夫人张氏麴氏之墓表》(墨书)《赵荣昌妻韩氏墓表》(墨书)《田绍贤墓表》(墨书)《任法悦墓表》(朱书)《王阁桂墓表》(朱书)《史伯悦妻麴氏墓表》(朱书)。时间跨度从北魏延昌十一年一五二二一至唐永徽五年(六五四)。此墓表皆书于长、宽约四十公分左右的砖上,或是墨书或是朱书,当是其时书丹之后而未刻就者,皆弥足珍贵。

此选八种墓表,皆为一九三○年新疆吐鲁蕃雅尔湖出土,《高昌砖集》有著录。

书法简评学习书法,结构可看碑刻,用笔则非墨迹不可。而魏晋至唐,碑志虽时可见之,但多为刻石,墨迹绝难一见。今此册所选墓表,或为墨迹,或是朱书,魏碑唐楷之笔法昭示无余矣。习书者得此,自可免暗中摸索之困惑,而获书之真谛也。今所选墓表,风格颇见不同。或谨严端庄,如《令狐天恩墓表》《史伯悦妻麴氏墓表》,皆可见楷法之妙;或飘逸流美,如《麴弹那及夫人张氏麴氏之墓表》《张买得墓表》《赵荣昌妻韩氏墓表》及《田绍贤墓表》,字密行疏,又可见行书之趣;至于《任法悦墓表》《王阇桂墓表》字为行楷,而章法浑然草书矣。

2a《画承墓表》砖,石刻,《画承夫人张氏墓表》,尺寸不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承墓表》石刻,章和十六年(546年),《画承夫人张氏墓表》朱笔 永平二年(550)。新疆吐魯番出土。见《高昌砖集》。

【释文】章和十六年岁次析木之津冬十二月己巳朔三日辛未,高昌兵部主簿转交河郡户曹参军殿中中郎将领三门子弟讳承字全安春秋七十有八。画氏之墓表。

(朱笔)夫人张氏,永平二年岁在鶉火二月辛已朔廿五日乙巳合葬。上天愍善,享年七十有九。

3a《赵荣宗妻韩氏墓表》砖,墨笔,纵35×横35×厚3.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昌建昌元年(555年),墨书六行四十五字。

墓砖有刻字填朱和直接墨书或朱书两类,后一类往往先涂一层粉垩使砖面平滑易写,粉垩吸水性强,使提按转折、浓淡燥润的用笔历历在目。

【释文】建昌元年乙亥岁正月朔壬午十二日水巳,镇西府侍内干将赵荣宗夫人韩氏,春秋六十有七,寝疾卒。赵氏妻墓表。

4a《田绍贤墓表》,砖,墨笔,纵34.3、横34.3、厚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昌建昌五年(北周武成五年,559年),墨书五行四十四字。

北朝后期墓志书法峭厉,此表和《赵荣宗妻韩氏墓表》则已趋圆美。墓文与佛经的书写都应郑重、工整,然而佛经要求更加严谨、整饬,于是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内形成有特色的经生体,这又是二者的差异。

【释文】建昌五年已卯岁四月朔戊午廿九日丁亥,镇西府兵曹参军绍贤,但旻天不吊,春秋册有九,寝疾卒。田氏之墓表。

5a《令狐天恩墓表》砖,墨笔,纵41.6、横41、厚4.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昌延昌十 一年(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墨书,有界格,六行四十八字。

书法甚得北魏《高贞碑》筋骨,又得《马鸣寺碑》用笔取势,功力深厚无寒险气。如此妙笔神韵,于石经洞中万卷遗书也难遇见。

【释文】延昌十一年辛卯岁四月朔戊寅六日水未,前为交河郡内干将,后转迁户曹参军,字天恩,春秋六十有八,令孤氏之墓表也。

6a《张买得墓表》,砖,墨笔,纵35.6、横36.3、厚4.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高昌建昌十五年(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墨书五行四十六字。

写经画乌丝栏,碑志有界格,每行字数相等。高昌砖分有界格与无界格两式。无界格时,楷书兼行,短长俯仰,左右参差,各随其体。本表和《麴弹那及夫人墓表》即如此。灵秀健拔,与《张猛龙碑》笔意同趣。

【释文】建昌十五年乙未岁七月癸丑朔九日辛酉,镇西府散望将,追赠功曹吏,旻天不吊,春秋五十有六,字买得,张氏之墓表。

不似之似

对于“不似之似”,齐白石的说法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本质是中国画对象形、形似的超越。现实中虾的眼睛是圆点,而在齐白石的画中,虾的眼睛变成两个“直道”。他不是在画虾的眼睛,而是在画虾游动时眼睛在闪光的感觉,这样显得更生动更传神。你说它不像,实际更像。山水画也是,宋代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在山脚下描绘的,但山上的树林却描绘得非常清楚,在山下根本看不见,这需要提升视点才能看到。可见,范宽描绘这幅画并没有固定在一个立足点,而是不断地移动视点,当然不是实际的移动,是想象中的移动。这幅画中所描绘的景象在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跟实际景象拍摄出来的图片绝对不一样。似与不似之间,还可以表现为“语带双关”,清初画家梅翀《松芝图》中的松树,既像松树又像山,但又都不完全像。如果看作松树,则松枝是一边倒的;如果看作一座山,“松枝”则是山的脉络纹理,画家是用视觉的“语带双关”的形式,来表达寿比南山不老松的祝寿美意。这是一个特例,此类作品不太多,但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1a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2a清 赵之琛 松芝图

舍形悦影

中国画特点之一是舍形而悦影,就是从投影的启示来把握对象。元代画家顾安擅长画竹,说是得自唐代画家萧悦观墙上竹影而得画竹的启发。历史上有很多记载都是在画影子,而不是在画形。比如陈淳《白阳集 墨牡丹诗序》中说:“甲午春日,戏作墨本数种。每种戏题绝句,以影索形,模糊到底耳。”他讲的就是通过形来找影子,再通过影子来把握形,要模糊地把握对象。明代画家徐渭在《徐文长集 画竹》也说道:“万物贵取影,写竹更宜然。”清代郑燮有一段《板桥题画》非常生动:“余家有茅屋两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买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凉蝇触窗纸上咚咚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20世纪以来,我们对古代传统画作的认识有些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有时候被遮蔽,所以我们在力求建立传承体系时,有时候还要挖掘传承。

3a清 郑燮 兰竹图

4a现代 潘天寿 露气

程式语汇

中国画的另一个特点是程式化。中国画的图像是程式化的,是对应物象的符号,不是如实描写。闻一多先生曾讲过,中国画是提示性的,通过意会就能达到目的,比如画竹从程式入手,程式用活了,修改程式变成自己的语汇,就有了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程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对应物象的图式,另一方面是按照一定的程式来操作。

5a宋 文同 墨竹图

奥理冥造

中国画还有一个特点是奥理冥造——大胆的想象与幻化。奥理冥造为北宋沈括所言,就是说要大胆的想象与幻化。齐白石《自秤图》中,一只小老鼠跳到一杆秤的秤钩上,似乎想称称自己的重量,奇怪的是,上面的秤绳不知由谁来提,秤砣不知由谁挪动使之平衡。画中的图像其实是齐白石的想象,通过想象来调侃小老鼠:你这只小老鼠偷油吃,偷粮食吃,不要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到底有多大分量,不妨自己来称一称。所画内容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再说一个大胆想象幻化的例子。清代黄慎的《瓜月图》中,瓜藤上的西瓜是切好的一牙西瓜,旁边题诗:“剖开天上三秋月,飞作人间六月霜。”说的是,夏天天气很热,晚上如果剖开一个像月亮一样的西瓜,吃到嘴里一定会很凉快。再看八大山人的《鱼鸟图》,说是鸟,但有鱼的尾巴;说是鱼,又有鸟的翅膀。对此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八大山人作为明宗室后代,明代灭亡对他来说可谓国破家亡,清初又实行极端民族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八大山人这样的前朝王孙,只能出家做和尚,意为不留头发,并不是承认清代政权。从这个角度理解,他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身世悲剧,内心非常悲凉,如果想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句古诗,会感到海再阔,鱼也没法跃;天再高,鸟也没法飞。再一种则从大的禅僧身份来索解,意在不执著一物:鱼和鸟是可以转化的,这件作品的题跋就是引用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这种大胆的想象,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文献典籍的依据。

现代 齐白石 自秤图

仿佛有声

中国画还讲究“仿佛有声”,即视觉的转化。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通过画水里游来的蝌蚪,表现远处的蛙叫,用视觉形象表现听觉的感受。这是一幅作家与画家合作的作品,是作家老舍先生命题请齐白石所画,老舍写信说:“蛙声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齐白石根据老舍的意思画了这幅画。中国画不仅要表现画外意、象外意,还要表现视觉以外的其他感觉。俞成《萤雪丛说》言,“徽宗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不知伦选几许人也……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无以见得亲切。一名画者,恪尽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表马蹄香出也。”这位画家通过视觉表现了嗅觉。钱钟书在《通感》中说道:“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口、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感觉,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近年来,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诗歌讲究通感,我觉得在现代艺术创作中也可以发挥通感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好的传统。

6a现代 齐白石 蛙声十里出山泉

7a现代 黄宾虹 青城山中坐雨

比兴如诗

中国画追求诗歌一样的比兴手段,重视儒家的比德思想。五代荆浩就在《笔法记》中以儒家“比德”的思想赋予松树人文精神。宋代《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主张,通过表现诗人一样的感受(“寓兴”)来寄托情怀,与观者进行精神的交流,所谓:“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意者,率能移精神遐想,如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虽然混同了“象征”和“寓兴”,但揭示了两种表现精神世界的途径。南宋画家陈居中的《四羊图》中,嬉戏玩耍的两只小羊活泼可爱,母羊慈爱地欣赏着两个孩子的玩耍,公羊则站在上面显现出比较严肃的样子。这幅画充满了亲子之爱,是在画感受,也是拟人化的。

陈居中 四羊图

8a现代 赵少昂 1936年作 山水

9a现代 黄宾虹 溪桥村居图

以书入画

以上的“寓兴”主要是中国画跟诗歌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传统中国画与中国书法的关系也很密切。南宋画家马远的《水图》中,黄河的奔腾澎湃、长江的烟波浩渺,都是靠线条表现出来的。靠线条轻重、虚实、刚柔、组合,再稍微着墨就会把对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这跟毛笔关系密切。元代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是其非常著名的作品,画后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讲的是笔迹形态与物象的结合,要画石头就用飞白来画,表现石头历经千年风霜的沧桑;要表现树木的生命力就用钟鼎文,线条是很圆润的;而画竹枝竹叶“永字八法”都能用上。书法入画,对线条、点画形成了一种历史积淀,积淀了质量上的要求,黄宾虹论笔墨讲“平如锥画沙”、“一波三折”、“屋漏痕”,都是对点画质量的基本要求,更能体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天地之心”。再说墨,可以是泼墨,一气呵成,也可以是破墨,先用淡墨再着浓墨,也可以先着墨再用水,形成不同的形态。黄宾虹《九子山》图,就是用积墨,一层一层地着墨,线条是编织的、不重叠,黑中透亮。笔墨除状物外,还可以写心,让点线形成一种节奏或韵律,跟人的性格及当时的感情状态相对应。10a

传统山水画,到了北宋,形成三大流派,即董巨、荆关,李郭。三家鼎立,构成中国山水画的丰富传统。三家面目,各不相同。董巨写江南山,峦头圆浑,无奇峰怪石,上有密点,是树木丛生的样子。荆关写太行山一带石山,危言峭壁,坚实厚重,很少林木。李郭写黄土高原一带水土冲失之处,内有丘壑,而外轮廓没有没有锐角,树多蟹爪,是枣树槐树的一种。三家各因其对象的地域不同,到达真实的表现。因之他们外在风貌各不相同,截然两样,但也有相同之处,即是都到达艺术上的高度境界。

1a唐代的山水画派,尚属草创时期,后来荆关出来,斧劈画派,遂 趋成熟。以至五代后期,董巨画派,以披麻为主,创为新调,于是画法大备,到达了中国山水画的全盛时期。各家各派,自立面目,争妍竟艳,百花齐放。但到后来,董巨画派,由盛而衰,直到南宋初年,江贯道可称董巨画派的末流,于是刘李马夏,代之而兴,以苍劲见长,斧劈为主。这样延续了一百余年,亦已到达衰败阶段,所以元代赵松雪一变南宋画派,远宗董巨,有所发展。黄、王、倪、吴号称元四大家,于是水墨画派,独盛画坛。下至明初,亦已逐渐失去活力,无甚创新。浙派继起,戴进、吴小仙、蓝瑛等只不过袭用南宋画法,建树极少,直到沈、文、唐、仇出来,才算是代表这一时期的作者。

2a唐、仇是明显地运用斧劈皴,沈、文亦多短笔勾斫,上加圆点,其用笔也近于斧劈。沿袭到明末,这一画派只有老框框,干巴巴,毫无生气。已近于衰亡了。于是董其昌创为之说,而褒南贬北,实则主张恢复董巨披麻画法,下开四王恽、吴,号为六清六家,他们类多模拟古法,无甚生气。同时石涛、石溪、能于四王风气中间挣扎出来,赋予新意,但不过是在主流中间的一个回波,还不能取而代之,一直到达解放之前,中国山水画是处在低潮时期。现当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时期,相信一定能在山水画坛,融会众长,从而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自古大家无不在传统的基础上,看山看水,做到〈外师造化〉,然后有所取舍,加入一己的想法,所谓〈中得心源〉。

3a看古名迹,还可提高识辨。看到了第一流的作品,以此为标准,此后再有看到,用此作比较,好坏就一目了然。眼光提高了,再加以相应的肌肉锻炼,手就跟上来,这样就前进了一步。

学画的提高,当然需要不断地画,在自己的实践中取得经验,这是得到提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须多看前人或他人的好作品。一件好作品,在技法上总有他的好处,也一定有不足之处,所以第一必须要有辨别好坏的能力,看出哪些是它的好处,那些是它的不足之处。即使是它的好处,有些对我有营养,可以吸收;但也有些虽属有营养,对我却是不能吸收。要择取其可以吸收的东西尽量吸收过来,加以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这其间一定要有选择。

前代大家,一向不是无条件崇拜,我认为即使大家,定有所长,也一定有所不足。

学大画要有定力,不为他名高所慑服,要心中有数,何者宜学,何者宜改,何者宜化,以我为主,目标既定,勇猛直前,罔计有他。

有些青年人,喜走近路,不肯在用笔上痛下功夫,靠小聪明,鄙视传统,想一朝一夕成名成家,这样功夫不扎实,离开传统越远,一旦想回过头来研习传统,已属不可能的事。

山水画必须学习传统。但传统不能学死,必须化,也即是运用前人已有的技法,加进一己的感情、修养,以及技术训练,把传统技法化得更接近于对象,更能表达自己的感情。

4a学到一点传统,到大自然中,描写各地的山川,要抓住各地山川的典型特点,有了旧的,再加上新的,从古法中乘除化,以达到较为正确地反应对象的效果。天下的山,其石骨皴法,各各不同。就是同样的树,也有各不相同。黄山有黄山的石骨皴法,松树也有它特异的姿态。在泰山上,石法不同,松树也有异样。其他土山石山,以及丛树覆盖,不见土石的山——如井冈山等,更加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只掌握一种技法,要把这唯一的技法来套天下变化无穷、形质万状的山川,怎能顶事?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貌写各地山川对象,不能只靠一己的创造,必须借鉴古法,在古法的基础上予以加减变化,融会贯通。一眼看上去是新的独特面目,细看却是都有来历,或是融合多家的笔法或在某一家的笔法上有所更改变异,便成自己的东西。如果能够这样,不论碰到任何山川,都有可能得到解决的办法。

有些人的想法,认为有了传统,就是老,就要妨碍创新。把学习传统和创新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如果不在传统的基础上扎下结实的功夫,来谈创新,这个创新,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站不住脚的。

论气韵

何者为气韵。中国画主张在拟与不拟之间,所以一幅画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具象部分,即所谓〈拟〉摄取形象,令观者看懂所描写者为何物;另外一个是抽象部分,即除去具象部分以外,其他一切,都包括在抽象部分范围之内。即所谓〈气韵〉是一幅作品完成后的整体效果、气势等等。以上种种,首先要生动,即要有生气,以及灵动的感觉。中国画应和书法一样,点画要能独立存在,画上一点画,除了为形象之外,要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气气韵之高下,大部分是通过点画显示出来的。点画用笔必须活,如书法讲求一波三折,以及龙飞凤舞、高空坠石、渴骥奔泉等等,简言之,也不外一个活字,都是要达到生动的境界。所以不仅仅其中气势要有动感,即如韵味、品格、气质等等,也无不要有生命力。有生而有动,有动而后不呆板,而后有高格调、好韵味。所以不是先有气韵而后生动,而是先生动而后气韵出焉。所以有人认为有了气韵,再论生动与否,这样本末倒置是错误的。实则天下没有不生动的气韵,有了气韵,一定生动;生动的对面是死的板,既是死板,哪里还有高格调、好韵味?更说不上有气势了。

画要有生动势或流动感,也即要有生气,这样开创了一个面目。即使如以前论画,主张贵有静味。但我们知道静不是死,静和动是内涵和外拓的两个方面,都要有生机,死了也就一切都完了。

我们看一幅画,拿第一个标准去衡量,看它的构皴法是否壮健,气象是否高华,有没有矫揉造作之处,来龙去脉,是否交待清楚,健壮而不粗犷,细密而不纤弱。第二个标准看它的笔墨风格不同于古人或并世的作者,又能在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多有变异,摒去陈规旧套,自创新貌。而在新貌之中,却又笔笔有来历,千变万化,使人猜测不到,捉摸不清,寻不到规律,但自有规律在。第三个标准要有韵味。一幅画打开,第一眼就有一种艺术的魅力,能抓住人,往下看,使人玩味无穷。看过之后,印入脑海,不能即忘,而且还想看第二遍。

论修养

画在技法上的提高,除了下生活、读书、写字等等,此处要做到四个[多],即看得多,听得多,想得多,画得多。

看不到好的作品,也听不到人家的评论,是很难提高的。一件东西的好和坏,是从比较而来,看不到好的,怎能知道好的标准,那么把次的东西也当作挺好得了。所以必须看到好的,最最好的。看的标准越高,设想也越高,在自己手里也就跟着提高。

看到好画,不知道好在哪里,看到坏画,也不知道坏在哪里,这样也限制了识别能力,所以一定要听人评论,然后再去看画,看了再想,领会他的意思,默记在心,习而久之,眼界也就高了。

眼高手低是普通的现象,世上决没有眼低手高的。所谓[眼低],就是脑子里的思想低,识见低。手是听脑指挥的,低的脑子,哪里会有高的手来呢?

如果一头只埋在画里,没有其他学问的互相促进,到一定程度,再提高是很难的。我们不能求速效。

学画在初学阶段,兼学写字,并读些书,看不出什么效果,但到一定的阶段,便见分晓,就觉得读书写字,有些功夫,对提高有很大的好处。不仅在读书的时候要想到画,写字的时候要想到画,而且在平常生活的接触中,也要时刻想到画,不能一张纸摊开来才想到画。

学画早年成名,不一定是好事。成了名,应酬多了,妨碍基本功的锻炼,也没有工夫去写字读书,有碍于提高。所以学画切忌名利心太多。年纪轻,扎扎实实做些基本的功夫,博收众长,冶炉自铸,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有的人下笔就是脏,有的人下笔就是这种[干净],一时很难更改,这也可能有关每个人的笔性。多读书,多写字,脏者求其收,[干净]求者其放,使笔墨精炼,飞动变化,洗刷恶浊,招来清灵,时时存想,习而久之,是可以更改克服的。

论创新

自从西画流入我国,它的造型方法,如块面、色彩等等,有独到之处,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也应该拿过来,为创新得到借鉴。

在章法上动脑筋,求变异,这也是必要的,不过仅仅是这样,技法不变,看上去难免有差不多、老一套的感觉。所以必须技法变,才能有出新的面目。

一个人形成自己的风格面目,不强求硬做而成。如果涂了花脸说他有面目,这个面目也不可贵,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各种修养,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这样形成一个面目,才是可贵。但也不是说有了面目就算好,獐头鼠目,也是一个面目,但这个面目不讨人喜欢,必须有一个使人看了心爱,过后还要想看的面目。

创新是指创出一种新的技法,为新的内容服务。传统与创新是不矛盾的,传统基础越扎实,创新的路子就越阔。没有传统就想创新,是无根之木,没有生命的。现在许多年轻人对传统不屑一顾,一味创[新]。这种创[新]在实践中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