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1230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1233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1234“天下第一楷书”《麻姑仙坛记》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大力宣扬王羲之的书法之后,历代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都对王羲之推崇倍至,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则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而王羲之就是这最高峰上的至高点,被誉为“书圣”。

一千多年来,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以上的观点,也许只有米癫子米芾酒醉时才把王羲之的书法大骂了一通,其余的就很难听到什么批评意见了。那么,王羲之真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吗?其实并不见得。

一、东晋的书法并不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

撇开以刀刻为主要书写工具的甲骨文不管,以毛笔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应该是从秦朝开始的,只不过当时的书体还比较单一,主要以小篆为主。汉代则出现了隶书,三国和西晋时期才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了草书、行书、楷书等新书体。应该说,此时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新书体还是很不成熟的。而此后不久的东晋时期还正是新书体发展的初期,我们很难想象,就在新书体出现才一百多年的东晋,中国书法就达到了它的最高峰,而此后近一千五百年的发展竟没能超越这一高峰。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高潮和衰弱的过程,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从最早的《诗经》到清代的诗歌,至少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发展史。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峰出现在唐代,而杜甫和李白就是最高峰上的至高点,而李白、杜甫的时代距《诗经》的编定年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在此之前,古代诗歌已经经历了几次发展高峰,《诗经》是一个高峰,楚辞是一个高峰,魏晋诗歌是一个高峰,而在盛唐的李杜则是最高峰上的至高点。在李杜之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诗人,如屈原、曹植、陶渊明等等,可以说到唐代,诗歌已经有了很高的发展起点,再加上唐代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重视以诗取士,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也就理所当然了。而作为盛唐诗歌最强音的李杜诗歌,自然是这最高峰上的至高点。其他的艺术形式,如古代散文,从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开始到明清的小品文,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最高峰出现在经历千年发展之后的宋代,而中国绘画拥有更长的发展史,高峰也出现在宋代。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其最高峰的出现总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而唯独发展历史同样漫长的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却被认为出现在中国书法发展的初期,这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

虽然东晋时期书法风气很盛,书法的发展水平也确实很高,但毕竟起点较低,也就是说在东晋之前,我们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大书法家。大概在王羲之之前的书法家中,最值得一提的只有张芝和钟繇了,虽然后人对张钟二人有极高的评价,但张钟二人的书法真迹在唐宋就很罕见了,现在则早就失传了。所以我们现在评价张、钟二人的书法的依据只能是唐人的评价,而唐代以前或唐代初期的书法批评家又无缘见识以颜、柳为代表的唐代书法和苏、黄、米为代表的宋代书法,所以,他们二人得到的仅次于王羲之的评价也不能证明他们的书法高出后世的这些著名的书法家。更何况,从后人临摹翻刻下来的作品来看,无论张的草书还是钟的楷书,都还带有明显的隶意,也就是说他们正处在新书体的发展阶段,还远没有达到新书体的高峰。至于王羲之的师父卫夫人,连王羲之本人也认为其水平有限。既然王羲之的前辈水平有限,而王羲之的出现就突然令中国书法达到了其两千多年发展史的最高峰也就是令人怀疑的事了。

二、王羲之被推上“书圣”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唐太宗的极力宣扬

东晋以后书法的发展水平又如何呢?从唐代开始至明清,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书法,而且很多著名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都是书法家,他们的出现更提高了书法的艺术品质,书法在原有基础上向更高层次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众所周知,君临天下的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欣赏王羲之的书法,甚至到了极度崇拜的地步,他大肆收集王羲之的真迹,又命令他的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诸遂良等大量地临摹翻刻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以传播天下。王羲之的名贴《兰亭序》更是被推上了神话般的地位,出现了无数的临本、摹本、刻本,后来又由于真迹陪葬昭陵,《兰亭序》更是被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无数人以毕生精力临摩研习,乃至后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一代圣主的推崇,天下掀起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当时,而是影响了今后一千多年的书法发展史。历代的帝王、书法家、书法批评家都对王羲之有太多的赞美之辞,王羲之终于被推上了中国书法的最高峰。

其实王的书法在东晋乃至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得到高度评价,甚至还不如他的儿子王献之。应该说艺术的评价水平是和艺术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如果说东晋的书法水平是最高的,那么东晋的书法批评水平也应该是不低的,但王在东晋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直到李世民的出现。而反观其它的艺术形式,如李杜的诗歌,在当时就与日月同辉;如韩苏的散文,在当时就有万人景仰。这也使人怀疑王羲之的书法水平。当然,书法家的水平不能只看批评家对他的评价,还要看他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的实际水平。但不幸的是虽然王留下了很多作品,但真迹几乎没有了,著名的《兰亭序》当然是摹刻本,就连名列“三希堂”之首的《快雪时晴》帖,其文物价值似乎更在其书法价值之上。而从《兰亭序》来看,其字姿婀娜妩媚,与传说中的魏晋人物有的那种萧散简远之气似乎相去甚远,所以很难从现存的书法作品来肯定王羲之书圣的地位。

三、历代书家对王羲之的高度评价源于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崇古”情结

中国人的“崇古”向来是最出名的。我们的古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要先说“古之圣人如何如何”,我们历来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的时代在上古时代,最圣明的君主是尧舜,最大的圣人是孔子,最好的医师是华佗。其实就先不说别的,最好的医师是华佗就简直是一个笑话。同样的,在书法领域,也需要一个圣人,这个书法圣人首先在书法领域要能算得上古人,当然要有一定的书法水平,在唐太宗的极力鼓吹下,人们选择了王羲之。

中国的古代书法家往往就是中国的文人,中国的文人是谦虚的,但往往又是自负的,又具有文人相轻的特点,他们往往自称不敢与古人相比,但跟本朝相比还是绰绰有余的。如赵孟 、董其昌等都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们往往对古人谦虚,对今人自负,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特点。

四、唐宋时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期

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应出现在唐宋时期。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各种书体日趋成熟,各种书体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一个书法家精通所有的书体也就越来越困难,因此,各种书体的最高峰由不同的书法家达到也就不足为奇了。具体地说,楷书的最高峰是颜真卿,草书是张旭、怀素,行书则是宋代的苏轼,其主要理由如下:

1、楷书方面,唐代书法历来被称为“尚法”的书法,而讲求法度正是楷书发展到一个极高水平的直接体现。有唐一代涌现了大批著名的以楷书见长的书法家,如:初唐的欧、虞、诸、薛,以及后来的颜真卿和柳公权。而颜真卿更是大家中的大家,是唐代楷书的集大成者。颜真卿的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体现出了大唐王朝的磅礴与雄浑。唐王朝是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期,唐代的艺术水平也无疑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天下之能事毕矣。”苏东坡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艺术全才,诗词文赋,书画医佛无所不精,加之他时出唐王朝之后文化艺术同样高度繁荣的宋王朝,他无疑是最有权评论中国古代的艺术发展水平的。当他在评价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时,在书法领域选择了颜真卿而不是王羲之,把颜真卿和杜甫、韩愈相提并论,他无疑是慎重的,也无疑是结论性的。因此,颜真卿的楷书作为中国古代楷书艺术的最高峰是毫无疑问的。虽然王羲之的楷书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那更多是楷书发展初期的所体现的那种原始的古朴的美,那是一种风格,但那绝对不是最高水平,就好象甲骨文所体现出的那种古朴苍凉之美,那也是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美,不是书法的最高水平。

2、行书方面,虽然王羲之的《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但前面已经提到,那更多是由于唐太宗极力鼓吹的缘故,其实,就《兰亭序》所表现出来的妩媚婀娜之风来看,几乎不是王羲之的风格,至于所谓的萧散简远的晋人风骨更是一点也无。其实行书的真正高度繁荣是在宋代,以著名的苏、黄、米为代表,而以苏轼为最高峰。二王父子的行书水平也很高,但那是发展的起步阶段,唐代则不时尚行书,虽然颜真卿的行书也倍受后人推崇,而他的《祭侄文稿》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但颜真卿毕竟以余力为之,乃无意为之。书法,有意为之为第一层次,无意为之为第二层次,先有意为之而后无意为之为最高层次。而王、颜的行书都是第二层次。而宋人的行书才是最高层次。由于宋王朝的时代特色,宋代的文人已缺少了唐代文人的万丈雄心,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在书法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后人所概括出来的“尚意”倾向。而行书也包括行楷书、行草书的繁荣正是符合了这种“尚意”潮流。应该说宋代的文人生活在唐代文人的阴影下是不幸的,他们要想从唐代文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也正是靠创新,宋代的文学艺术又在唐代之后出现了高度繁荣。宋词是一个例子,宋代的古文运动也是一个例子。书法艺术也是一样,只有创新才有出路。以苏、黄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就是走一条完全不同于晋人和唐人的路。注重我书写我意,注重个人情感的宣泄。苏轼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从这里都可以看出,苏轼是很注重创新的,他既不同于晋人的尚韵,更不拘泥于唐人的法度,是无法之法。

从刚才所说的书法的三个层次来看,苏的书法是最高层次,苏还曾说过,“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就是一种有意而后无意的境界。唐代著名的书法批评家张怀谨曾说过,杰出的书法家,自然要有极其娴熟的书写技巧,但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有“天性”即天赋,所谓:“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从这一点上说,宋代的书法家无疑是有天赋的。宋代的书法家往往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在文艺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天赋。如苏、黄、米、宋徽宗等,他们的书法往往体现了他们自身的文学修养,体现了他们的艺术气质,是他们真正天性的流露。特别是苏轼,他的诗歌是宋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词也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水平,作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最后完成者,其散文也代表了唐宋古文的最高成就。在绘画方面,他还是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创始人,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苏轼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文学艺术全才,他的书法就是他无与伦比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其书风天真烂漫,豪迈洒脱,既无王羲之婀娜之态,又无颜真卿做作之姿,作品所流露的书卷气决非王、颜可比,所以,苏东坡的行书才是中国书法行书发展的最高峰。

在草书方面,最高峰应是张旭和怀素。应该说,草书是最适合于书法家书写性情的书体,当然更适合于表现豪迈、洒脱、奔放不羁的性情。而王的性格显然不是很适合于草书的要求,反观张旭和怀素则不然。张旭是唐代著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绰号“张颠”,其诗歌也有一定名气,而其草书更是和裴旻的剑,李白的诗并称“三绝”,能与李白的诗并称,其草书的水平可想而知。而怀素更被称为“狂素”,他的一生就是草书的一生,他就是为草书而生的,甚至他就是草书的化身了。所以他被后人誉为“草圣”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虽然王羲之在草书,行书、楷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中国书法史上罕见的诸体皆精的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史的一座丰碑,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书法发展史涌现了许许多多杰出的书法家,从单种书体上说,王羲之并不是真正的最高峰。真正的最高峰,楷书颜真卿,草书张旭和怀素,行书苏东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的养生时代已经来临。越是物质丰富的时代,越是注重生活品质的时代。在物欲横流、功利浮躁、信息加速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中,现实中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我,物质日益发展与精神日益荒芜,在这种环境之下,恰恰最需要让心静下来。

1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无疑为当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足以承载“生理”与“心理”的港湾。关于书画与养生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定论,许多传统医书把书画作为“愈疾良方”。诸如何乔《心术篇》说:“书者,抒也,散也,抒脑中气,散心中郁也。”同时也流传着诸多“观画愈疾”的佳话。诸如宋代词人秦观曾患肠胃病,久治不愈,后因日观王维的《辋川图》,置身于山清水秀的画境之中,顿感心旷神怡,其病不治全愈的故事。从科学角度分析,“观画治病”类似于“望梅止渴”,具有心理暗示的疗效,人的生命是生理与精神相互依存,精神愉悦势必促进生理的协调。而书画与养生的另一个佐证,就是书画家的寿命。有学者曾经将明清两个朝代的帝王、高僧与书画名家的享年作了比较,调查结果是:书画家平均寿命80岁,高僧66岁,帝王则不足40岁。纵观中国书画史,书画家普遍高寿,诸如智永习书百岁而寿乡,欧阳询享年85岁,柳公权88岁,文征明99岁尚习小楷,近现代书画家中吴昌硕84岁,齐白石97岁、林散之90岁,陈叔亮91岁、刘海粟99岁,沙孟海93岁,费新我90岁,启功94岁等等,最为典型的是上海两位书画老人,均享年105岁,一位是近现代国画大家朱屹瞻,另一位是苏局仙,其养生之道,自言:“唯书画而已。”

传统的书画艺术的重要功能是能够让人的心“静”下来。书画创作是一个“修心过程”,强调心平气和,调息凝神,排除杂念,正所谓养心莫如静心。西汉文学家扬雄说:“书,心画也。” 唐孙过庭说“人书俱老”,都提出了书画艺术之于人的功能性意义:书画作为养生的载体,可以有效地调节人的精、气、神,达到平衡与最佳状态,因而书画艺术具有多种生理与心理治疗的功能。比如篆书使人舒畅,隶书使人恬静,楷书使人平和,行书使人潇洒,草书使人亢奋。传统的花鸟“五君子”题材,画梅可散去肝郁积闷,画兰令人心旷神怡,画竹可排除胸中怒气,画菊可助人不畏艰难,画松则可令人胸襟广阔。而传统的山水画则是一次佳构山水的心灵之旅,在青山绿水与鸟语花香的笔墨世界中,使人忘却世间的纷繁俗虑,心灵得到净化。

所谓“志有所专,即是养生之道”。传统书画艺术的功能之一是养生。无论是书法经典的《兰亭序》,山水佳构《辋川图》,还是八大、石涛富有禅意的花鸟画,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物象的合一之境,即“天人合一”的书画之道,这种境界的核心就是养心与养生。于是一代大师黄宾虹凭借他对于传统艺术精髓的学术理解,把书画艺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黄宾虹《书画之道》中提出:“画学中兴思救国,特健药可医百病。”又有《与朱砚英书》:“书画称特健药,可使有病者无病,无病者不病。”最终在66年前,85岁的黄宾虹先生提出“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不但足以养中华民族,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不仅指向个人,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的高度,成为黄宾虹画学重要的艺术理念之一。

2毫无疑问,在书画领域极度市场化与功利化情境之下,书画家背离“养心与养生”传统而热衷于书画经济的今天,提倡“书画养生”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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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辉,书法家、词作家、策展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书法院特聘书法家。

曾策划天地之中全国书法大展、嵩山少林杯全国书法大展、大河风起河南优秀书法家展、翰逸神飞当代中青年书法邀请展等多项全国性书展,策划举办登封原创音乐会。书法作品先后入展中国书协举办的各项展览20余次,书法作品作品和理论文章见诸于《中国书法》、《书法导报》、《书法报》、《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书法之友》,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芒种》、《文学港》、《文汇报》等报刊杂志。出版有《薛明辉书法作品集》《翰逸神飞-薛明辉书法卷》《明辉微语——薛明辉微博自选集》。创作的歌曲曾获省五个一工程奖。曾连续十余年担任登封春晚的总撰稿,2012年以来,先后出任《登封好声音》《登封故事》《好好学习》等大型综艺电视节目的策划、导师、评委,受到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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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觉得书法无非就是写写字,甚至有些机构以“速成”为口号作为宣传,把传统当做快餐一样。书法的内涵与意义绝非如这些人口中的那样简单,我们看看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是如何说的。

1明代徐渭草书《白燕诗卷》

当下,一些人在品评书法时,却把所谓“高古”作为评判书法优劣高下标准,若被指为“取法高古”,便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低下的。流风所及,一些人便摹写秦汉篆隶、魏碑,以求“取法高古”,甚至刻意描摹秦汉碑版中,那些刀锋刻划以及被岁月风雨浸蚀的痕迹,故作颤抖曲折之笔,以求“古拙”效果。这给当下书坛带了一些不良习气。

其实,“高古”并非是品评书法优劣高下的标准,而是指一种艺术风格。唐代司空徒《二十四诗品》中提出了24种艺术风格,“高古”仅是其中之一。书法风格同样丰富多彩,不同风格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带给人们不同的审美感受。而一些人却主张书法要“取法高古”,以秦汉篆隶和北魏碑版为“上”,轻视楷、行、草书。例如,饶宗颐《书法六问》中主张,学习书法要先从秦、汉、魏开始。饶老此说正确,但他又说:“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如此轻贱唐代书法,这就有失偏颇了。

书法艺术的成熟和发展高峰不是在秦汉,而是在魏晋,从那时开始,书法才成为一种人们自觉追求的艺术类型。对此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有过确论:“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从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而变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这里,他对真、行、草、楷的产生,大声讴歌。

对于书法来说,东汉、魏晋以后草、楷、行书的出现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此之前,殷商甲骨、周朝金文、秦汉篆隶甚至北魏碑版,完全是为了歌功颂德、纪事立言,书写者或受王命、或为公务、或受人请托,书写的内容基本上与书写者没有多大关系,写字纯粹是实用;其中大多数只是摹写字形,少数高手佳作才算得上是书法。而东汉、魏晋以后,草、楷、行书的出现,纸张的普遍使用,不仅大大方便了书写,而且书写内容更多地从公务扩展到个人事务,使个人情感和兴意的表达成为可能,从而赋予书写能够成为艺术的本质特性。这才有了王羲之“写《乐毅》则情怫郁,书《画赞》意涉瑰奇……”

可以这样说,草、楷、行书体的产生,是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书写者的个性解放。所以,从东汉赵壹《非草书》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新书体——草书的出现是多么欢欣鼓舞、趋之若鹜。就连崇尚秦汉篆隶和北魏碑版的饶老,其《书法六问》中也不得不承认“晋代以来,书法更成为了一种抒发书写者内心感情的艺术。这一情况在晚明表达得尤其淋漓尽致。”“我们不妨说书法,尤其是行书、草书,是冰解冻后的长河,是瀑布形的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的广阔天地。”所以,篆隶书体在晋唐以后开始衰落,尽管对先秦汉魏金石碑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没有停止过,但是直到清代前期,它都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书法家的兴趣。

唐代孙过庭《书谱》中指出:“古质而今妍”是书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今人“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呢?所以,如果将“高古”作为一种书法风格来追求,或者将篆隶魏碑作为一种书体来学习,都无可厚非。但是,品评书法,言必秦汉北魏,用“高古”来吓唬人,那就错了。其实,楷有“八法”远甚于“篆只一法”“隶有波磔”;以楷入草、作草如真,比起以篆入草、以隶入草,更能够带来草书线条的万千变化和鲜明的节奏;而行草书写更有利于书法家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

有些人觉得书法无非就是写写字,甚至有些机构以“速成”为口号作为宣传,把传统当做快餐一样。书法的内涵与意义绝非如这些人口中的那样简单,我们看看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是如何说的。

1俗话说书法是一个人的脸面,如今书法却面临着键盘的威胁,好在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和政府的重视,自今年秋季起,书法教育将全面进入我国中小学课堂。近日,人民美术出版社《书法练习指导》教材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也就书法进课堂话题给予关注。

据介绍,从2011年起,教育部开始研究设置中小学书法教育课程,先后出台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等文件,要求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自2015年秋季起,书法教育将全面进入我国中小学课堂,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三到六年级每周将开设一节书法课。沈鹏认为,对中小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传承,文字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因此书法教育进课堂意义重大。

不过,学好书法并非易事。沈鹏说,学习书法不仅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也要有对书法艺术的悟性与理解,并且书法教育也要把握重点。社会上一些培训机构有“30天写一手好字”等宣传口号,但书法进课堂不是单纯训练学生写字,而更着眼于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理解甚至比会写还要重要。能够通过书法来理解美,那么将来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以后,就能够把事业做好。”

对此,一位在学校从事学生书法教育的老师也深有体会,他说,学习书法不仅可以培养审美,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提高综合素质。学书法讲究“字外功”,字外功就是要多学传统文化,就要向“姐妹艺术”学习,如从绘画中学布白,从音乐中悟节奏、韵律,从诗词中找意境等等。

据悉,沈鹏先生主编的《书法练习指导》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书法教育专家、学者、一线教研员和教师编写,小学三到六年级部分教育部已审定通过。

1王献之被谢安问:“你和你爸爸的书法,哪个更好?”王献之说:“当然是我。”谢安说:“大家可不这么看。”王献之说:“他们哪里晓得?”关于王献之不够谦逊的传说很多,我觉得这是一种世俗的偏好,不管它是真是假,我倒看出王献之确实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父亲。当今书坛,有很多名气大得吓人的书法家,有很多超过6000每平尺的润格,也是很狂,可一看作品,实在寒碜。

2书法之狂,和其他的狂不大一样。书法之狂,于笔法惊觉之狂,于胸有笔墨之狂,是以满腹经纶狂傲之姿立身书法殿堂,持真材实料之狂,不是虚无之轻狂。而当代不少“书法家”大多只是轻狂。

张旭被达官显贵邀请,在张旭的头脑里形成的概念是:“被美酒相邀。”他一喝酒便逸兴横飞,目空一切,甚至把代表身份的帽子都扔了。张旭也是被当时的世人看不起的,在张旭的头脑里形成的概念是:“没有一个人值得让张旭看得起”。李白也是大书法家,《上阳台》写得惊天动地,可是也得不到尊重,否则李白写了那么多的诗,怎么就流传下一个《上阳台诗稿》?当今社会,看中的是名气,是地位,谁看中内涵?谁能真正理解李白之狂?

3怀素草书,惊骇世人,震绝千古。拿张旭来对比,拿“狂”、“醉”做大旗,读来有不可一世的狂傲。可他担笈杖锡,低三下四拜见名公的时候,谁看得起他?怀素一揖到地的时候,没人能看出他的狂傲。他勤奋得狂傲,痴迷得狂傲。

4黄庭坚说,得草书三味的,只有张旭、怀素和他自己。有趣的是,没人说他狂。这,是真狂。他写的书法,优游不迫,穿插有法,世人看不出狂来。真狂,就是一种超越。他写字的时候,从不计较工拙,看世间万缘,都如“蚊蚋聚散”。狂!

5王铎是狂野周末。霸气、狠劲,粗拙,墨色飞扬。这种狂,融入了家国之恨,融入了平生执着。第一个让我花大价钱买字的,就是王铎,家中四壁之上挂满王铎,清气淋漓。

毛泽东研究书法的深入程度很令人吃惊。那些不讲道理的狂草字形,他都做了改变,变得有理有法。独特的美感,独特的落款,甚至从来不用印章。

这些狂人!正是他们的狂,成就了书法的狂。我把他们的作品张之四壁,朝夕相对,恍惚间时而是颠张,时而是醉素,时而黄庭坚,时而王觉斯……

6不狂不大家,这就是中国古代那些登峰造极的书法名家之秉性。

入古,似乎是在寻找人类延续下来的优秀的共性特征;出新,是在这种共性上树立个性。   一、什么是书法的古意?

11、所谓“古意”指的是作品所包含的、统一在作者创作当时特有节奏(也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志”—“诗言志”的“志”。参见拙论怀素自敘帖)基础上的“生命节奏量”、“个人信息量”(也就是所谓的“气量”)的多少。换句话说,“气量”大的“古意”就多,否则就少。

按:“气量”是一个“感觉话语”,就像我们对一个东西的“目测”或“感觉怎么样”是只能用多数人的“共识”来作论定的。不能以一个局部的、具体的概念来直接衡量。它的大小与多少的总和才构成它的总体的“气量”的“多少”—由于“气量”没有一个公认的量词,姑且用“多少”这个词—就像物体的“体积”那样,不能以任何一个边的长度来作判断。

2、我们之所以要追求“古意”是因为那样我们的作品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也就是“人气”—“气量”多的作品就会更有“人气”)—把握了生命与节奏就把握了“人气”也就会名副其实地“出色”(出之以色)了!

3、说“没有古意”不够恰当,可以说“缺少古意”—“缺少古意”的作品影响力就比较小。

4、所谓“太多新意”实际上是因为作品“气量”不足,“生命节奏量”、“个人信息量”不够,比较“单薄”,所以即使它在某一个方面特别出色也难以被很多人所认可,就像那些特别的东西那样,有接受者,但不会太多。

5、多少年以后的“新意”是否被认为是“古意”那得看是否被当时的社会审美需要所接受和认可。而“当时的社会审美需要”是由于当时的物质世界的影响与这个影响所造成的厌倦与不满所导致的“审美冲动”的下意识的选择(所谓“集体无意识”)。

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可以预测,但难以毕现),所以也很难肯定以后的审美需要会向哪个方向去发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是有明确的节奏表现力的东西。原因是:明确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节奏是作品之所以感人的直接原因。

因而,我们都应该努力增加作品的“生命节奏量”、“个人信息量”(也就是所谓的“气量”),这样,我们的作品也就增加了“古意”。使得我们的作品就有可能被更多、更长远的人们所接受。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增加作品的“生命节奏量”、“个人信息量”(也就是所谓的“气量”),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我个人的意见是:不管是“师古人”还是“师造化”,都可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实事求是,只看实际的效果,没有绝对的规则。

二、没有古意的书法不是好书法!

《汉语大词典的》关于“古意”几个解释: 古意,1.思古之情;2.古人的思想情趣或风范。书法中的古意,一是风范、典则,书法是有审美定式的,没有这种规则性作基础,无法谈及出新,正如演讲,如无一定规则性的约束(如语言),听者如果无法与其表现的语言沟通,纵使演讲者讲的天花乱坠,听者或许也以为是一只鸟儿在瞎叫唤;书法同样如此,举手投足之间会有某种规定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来自传统的提炼,是对几千年书法传统的提炼,是欣赏书法者潜意识中的一种规则。

书法中的古意,当然古雅的气息,经过历史洗礼后的悠远感和厚重感,一种非常深远、非常醇厚的气息。如碑刻刚刻出来,可能不“古”,经过几千年风雨洗礼,自然会变得古趣盎然,因为历史的鬼斧神工赋予它特有的沧桑感。

有了古意,才有了书法审美的继承性和可比性,才有了一定的深度、厚度,有了如饮琼浆的深厚感而不是喝蒸馏水淡而无味。本来每个人看作品,其脑中是有参照系的,鉴定家积几十年经验之法眼,来自于对所见传统的综合体验。

2另外,人的眼光往往有追求新奇,人本身也是个个不同的,在作品中体现个性是必须的,这往往也是作品先声夺人之所在,有人谓之视觉的“刺激性”。至于能否传之久远,最终也变成经典,那恐怕要有历史的考验了,如张旭,黄山谷,徐渭的出现,在当时不可谓不新,到现在也成经典了。能否站的住脚,不被历史淘汰,我觉得恐怕还是要看他的新意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五代以来,写狂草者大有人在,今多不传,也是典型的例子。3 4

1颜真卿(709-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颜真卿的字体博大雄浑,形成以“筋”为主的“颜”风格,素有“颜筋”之称。他的字粗壮而不笨拙、刚毅而不呆板,备受后人赞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人。颜真卿的楷书已形成一种范式,后世学习者极多,甚至有“学书当学颜”的说法。

2宋璟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四大名相”之一,邢州人。《宋璟碑》是宋璟墓的神道碑,全称为“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因碑文题后结衔有“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字样,所以也称为“颜鲁公碑”。该碑现坐落在河北省沙河市东户村乡中学院内,碑高4.08 米,宽1.6 米,厚0.47 米,碑的正面、阴面和左右两侧均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书,洋洋洒洒三千余言,尽述宋璟“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碑首呈半圆形,浮雕缠尾四龙,矫健雄浑。碑额为方形,正中阴文篆书“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20 个大字。原有仰首赑屃碑座,上刻褡裢花纹,庄严稳重,但如今已逸失。《宋璟碑》被称为人、文、字“三绝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笔者试图从《宋璟碑》看颜体书法何以常兴不衰的角度,浅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宋璟为《宋璟碑》打下基础、搭建平台,颜体让《宋璟碑》光彩照人、流芳百世。

宋璟作为唐朝一代名相,尝作《梅花赋》并以梅花自喻,品格高尚,政绩卓著。正是由于他“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为时人敬仰。尽管宋璟本人在世时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在他身后会有《宋璟碑》的事宜,然而,他一生的人品、风骨、政绩、功德,确确实实为《宋璟碑》打下了基础、搭建了平台。唐代名臣、大书法家颜真卿出于对宋璟的敬仰而操笔撰写道德文章、书写《宋璟碑》碑文时,已经65 岁,可谓“人书俱老”,书法艺术已至炉火纯青的境界。于是,《宋璟碑》集道德文章、翰墨艺术于一体,赫然问世,光彩照人。此碑书体圆健浑厚,古朴苍郁,是颜书中影响较大、历来为人称道的碑刻。正是宋璟的功德、颜真卿的书艺相映生辉、相得益彰,才使得《宋璟碑》传世并名闻中外。正如清大学士魏裔介在《宋广平碑跋》中所说的:“其神道碑文乃颜鲁公撰并书,文则景星庆云,并字则龙翔凤翥。盖文贞公为有唐一代奇绝人物,而鲁公气节皎皎,与日月争光,精神相耀,故不肯轻着一笔,真世之鸿宝也。”

二、“刚直不阿”与“忠义光明”相映成趣,颜真卿的人品奠定了其书品的历史地位。

宋璟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正好与颜真卿的“忠义光明”相映成趣。颜真卿正是抱着一颗对宋璟的崇敬之心投入到《宋璟碑》的撰文和书写中的。而颜真卿的“忠义光明”思想和他忠义大节、道德君子的高洁人品正照应了其“刚正不阿”的书体。书法艺术象征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人品对书作的影响是通过作者对书法总体的审美取向显示的。书法作品是作者精神的物化形式,作者的精神境界会自觉地融入到作品中;作品不仅荟萃了作者的独特见识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同时也体现着作者的人格和修养。颜真卿的书法,其笔画中的刚劲独立、挺然奇伟的特色,代表了当时社会壮美的时代风格,展示了一种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时代精神。人们论书品当提人品。书法作品要达到“风神”的境界,首要的条件是人品高。由于宋璟“刚直不阿”的高尚人品感染了颜真卿,而颜真卿则以精湛的书法将自己“忠义光明”的高尚人品渗透进《宋璟碑》中,两者高尚的人品、人格的“神”与“韵”相汇相融、相辅相成,从而成就了《宋璟碑》的流传价值,也奠定了颜体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关于颜真卿的“忠义光明”,笔者曾听到过不同的声音。多数人对其“义”没有异议,而对其“忠”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有人甚至说,颜真卿的“忠君”思想其实是一种“愚忠”,是取悦于统治者而背叛劳动人民的思想,他的书法是被统治者“捧”起来的。对此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相反,笔者觉得,他的忠君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笼统地拿“造反有理”的框框来套用,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针对历史现实,颜真卿的忠君在当时来说就是爱国、爱民,他忠君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过上稳定的安居乐业的日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企求和谐社会。

至于有论者说是统治者“捧红”了颜真卿,笔者更不敢苟同。因为,稍有艺术常识的人都懂得,书法是高尚的艺术,书法的含金量不是谁捧谁不捧的问题,能够世代流传才是上乘佳品。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他们心中的秤“称”出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才能够流传后世,颜真卿的作品正属于此。相反,若单凭几个统治者的“捧”,颜真卿的作品又能被“捧”上多少年?

历代书评者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更多是谈颜书的忠义、君子之气。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颜氏书法的同时,早已承认了颜真卿的忠义之气,忠义之气也贯穿了他的书法。且看颜真卿的人生轨迹,即足以说明他的忠义之气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

颜真卿被世代推崇的是书法,其实他在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所做出的努力也是被人称道的。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在官场上几番起落,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皆以忠于社稷为重,并最终定格在忠臣这一称号上。天宝九年(750年),颜真卿由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在此期间,御史吉温出于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宰相宋璟之子),颜真卿于是上折:“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宰相杨国忠及其党羽便把他当成异己加以排斥。天宝十二年,颜真卿被调离出京,降为平原太守。平原郡属安禄山辖区,安禄山谋反初露苗头时,颜真卿暗中高筑城墙,并在墙边深挖战沟,招募壮丁,积储粮草,加以防范,表面上却做出每日与宾客泛舟饮酒、不问世事的假象。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河北二十四郡除了平原城守备很好外,其他城均失守。建中三年(782 年),唐德宗想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却引发了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兵势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向朝廷进攻,朝野大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欲借机铲除异己,于是推荐了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此时颜真卿已经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镇去做劝导,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只带了几个随从就赶往淮西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后为李希烈缢杀。

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从不阿于权贵,不屈意媚上,以“忠义光明”名扬于时、流传于后世。书法史上视人之忠奸而评价不同的例子有不少。宋代蔡京本为大书家,近年有人提出“宋四家”之“蔡”当为蔡京,而非蔡襄,只因蔡京奸佞,故其书不为人所重,其书名也大受影响,这是典型的一例。类似的有元代书家赵孟頫、明末清初的王铎,后人对其评价亦有微词,厌其人遂恶其书的事是很正常的。反观颜真卿,其书法所达境界确实可与王羲之比肩,他同时又是一位忠臣义士,二者合美,因而其书名传于书史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宋璟碑》彰显了宋璟的功德,颜体的艺术魅力道出了常兴不衰的奥秘。

《宋璟碑》彰显了宋璟一生“刚直不阿”的高风亮节,同时也展现了颜体的艺术魅力,道出了其常兴不衰的奥秘。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他开创了宏博深厚的书风,其书法和前人相比显示出不加雕凿的坦率和真诚,大刀阔斧,深厚刚健,峻劲纯朴。他的字既没有“二王”的柔媚灵巧,也不是张旭的华丽多姿,不靠人为的雕凿,全然出于天然的本性。透过《宋璟碑》,我们可以看到颜体一贯的艺术魅力。如他的行书《祭侄稿》,运用方笔居多、圆笔为少,即使圆笔也是立体感的线条本身之圆,从整个字的外观来看,基本为正方形。这即是常说的“内圆外方”,给人宽厚仁慈、博大深邃之感。颜真卿67岁时在浙江湖州任上所书的信札《刘中使帖》通篇矫健奔放,纵横开阔,又笔酣墨饱,意态恬适,欢快的心情跃然纸上,开创了宏伟壮观、气势开张的新气象。

颜真卿这位从小以黄土帚扫墙习字的颜氏幼苗,几乎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较高的书学起点上。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的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而在书学上他则经过了几乎长达三四十年岁月的历练,才稍成自己的面目与气候。继之又以数十年功力百般锤炼、充实,使得“颜体”形神兼具,而其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颜真卿一生书学经过三个境界的历练。第一境界从初唐而来,又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面目。这种境界的历练又多循张旭所示之门径。第二境界是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时间为其50 岁后至65岁。在这一阶段颜体形神兼具,已渐成熟。颜真卿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其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从书生到斗士再到统帅,从立朝到外黜再到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生体验更加丰富,艺术体味也就更深。这些,皆被颜真卿“一寓于书”。他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神形兼备,终至成熟。从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横画形成“蚕头燕尾”,竖画则成弓弩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上说,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篆隶书般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此时颜真卿已一扫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真可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颜体”。颜真卿在65岁以后至被害的十年中,可以说是第三境界的历练。此时他的书法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颜书在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真卿晚年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其生命与书艺在反省中得到悟彻,并将生命哲学与书艺哲学打通,因此,既在点捺撇画中留着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颂歌;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光辉。至此境界,其书如老枿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生机盎然。

颜真卿的许多书碑创作形成清雄遒伟、宏博开张及古拙淳厚、圆健雍容的两种书风。其书磊落奇伟,气魄宏大,书体苍劲遒丽、古朴苍郁。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颜真卿高尚的人格相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颜真卿的一生及其人品和书品,给予今天学习颜体字的人们一个启示:学颜体应重在学习它的神与韵的精髓,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其形、仿其表。也应像古代书法家那样在学习颜体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如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等书家都是在学习颜体的基础上创新的,这些都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高度。颜真卿是书法史上继“书圣”王羲之之后又一位开一代书风的人物。其书艺精湛宏远、博大精深,对后世学书者有深远的影响。研究探讨颜体的诸多课题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必须进一步将颜体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在新的的高度上让颜体理论于更深、更细之处开花结果。

1 2所谓流派,乃众多艺术创作者或者艺术团体因为各种原因在艺术风格创作中趋向相同的一种艺术潮流或者艺术思维。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一般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共同的主张、观点(或称艺术见解、宗旨、思想、观念,形诸文字,便是纲领);二是有大范围内相似的风格特征(包括选材、布局的审美意向与表现手法等等);三是有一个具延续性(并往往有承传关系)的艺术家群。

从历史上看,中国绘画著名的流派中,六朝三杰指六朝时期东晋的顾恺之、宋的陆探徽和梁的张僧繇三位画家;五代四大家指五代时期四大山水画家,即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北宋三大家,指董源、李成、范宽三大画家;南宋四大家指南宋画院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也称“南宋四家”;元四大家指元代山水画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四人。四大高僧指明末清初画家石涛、八大山人、石谷、弘仁;扬州八怪的“扬州画派”,主要有金农、黄慎、汪士慎、郑燮、李单、李方膺、高翔、罗聘八人。

就当代书法群体而言,当代每一流派大致有基本相同的艺术纲领或主张,其风格特征具有相近的美学风格,并具有一定的书法家群体互动性。就此而言,当代书坛大抵有五种流派并存:帖派、碑派、碑帖融合派、现代书法、后现代派。其实,民国时期同样有几大书法流派,如:吴昌硕与“吴派”;康有为与“康派”;郑孝胥与“郑派”;李瑞清与“李派”;于右任与“于派”等。

近30年来,中国书法复兴运动的审美特征表现为:一、书法观念复兴,每个人通过不同的书法观念和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二、书法作为国粹,是一门表现国家文化身份的艺术文化;三、书法具有新时期当代国际交往的属性。可以说,正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西方才有书法团体的互相交流访问和展出,包括青少年书法、女性书法、学者书法、名人书法的多国互动,迎来了书法发展的新局面。流行书风流行过小草风、小楷风、广西现象、学院派创作模式、现代书法、二王风……书法流派,名目繁多,如行为派、文字观念派、墨象派、字体变形设计派、流行书风、古典主义、书法主义、学院派、新文人书法、艺术书法、文化书法等。

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书法界的现状是多种潮流的多元并存,但有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诞生书法大师的意识。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派在当代理论上比较薄弱,但是支持者最多。其次是现代派,其宣言很煽动,如书法主义、后现代书法、墨象派,将书法与绘画联系起来,人数虽少但呼声甚高,占据了传媒,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流行书法其实很大,人数众多。学者书法则较为松散,甚至冷清。

传统不是僵死的,传统是生生不息的,流淌到每一个人身上。传统也可以发展,因而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分对立的,而是可以并立的,传统与现代的并立可以使传统不断转化,现代不断吸收传统,那么中国书法才会有新的未来。

1传统的感觉—思维方式妨碍了人们对书法作品中的空间进行清晰、深刻地认识,而着意于字以及字的缀合(章法)。作品中字结构是精心结撰的部分,字结构所制约的那一部分空间,也相应地得到了关注,它们与字结构的情调是吻合的,但是字结构之外的空间,通常不是被创造出来,而是被动地“形成”的,与字结构和字结构控制内的空问截然异趣。把注意力同样放在“字”上的赏鉴者是发现不了这种失调的,赏鉴中他们会自动地避开那些未能尽如人意的空间。然而所有空间都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该是“趋向同一目的的器官”(丹纳语),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品,对于具有现代审美经验的观众来说,是缺少感染力的—除非在欣赏这一类作品时,重新换过一套特殊的感觉方式。

应该在一开始就告诉学生,必须对作品中所有空间加以关注,而不是在长期的训练中培养出一种颇多缺失的空间感觉。书法领域中这种古典式的空间感觉与近代以来人们在视觉艺术中获得的成就是不相适应的,它妨碍了人们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取得发展空间感觉的借鉴,妨碍了书法与近现代造型艺术在感觉层次上的交流,从而对书法自足的形式体系起到了某种保护作用。

这里可能产生的误解是,认为只有创作所谓“现代派”作品才需要新的空间感觉。创作古典风格作品亦应以新的感觉方式为基础,因为它使我们重新审视古典杰作,给我们的感受和评价都带来一些崭新的东四,它使古典风格的创作更容易找到新的视角、新的构思,同时也可能更富有表现力。

教学中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对空间情调与协调的敏感。

所有内容的教学中都应该注意讲述方式与练习的设计,感觉是个既难表述又难检查的东西,教学中更需要加以合理的组织。

例如,可以将一件作品(范本或其他)的单元空间(被点画所分割的独立空间)随意抽取一些,描摹出来,让学生体察它们的情调与协调感,统一感。对习作进行这样的练习,可以找到作品空间上的失误以及作者空间感觉上的缺陷。在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可以设计一系列练习。

对字结构以外的空间也应该进行分析和训练。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这样,可以使学生逐步养成从空间角度来感受、评价书法作品的习惯。

(二)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面对各种艺术作品时,都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对抽象空间的敏感。

对于自然、生活,或其他艺术作品,人们都有习惯的感知方式,例如面对一帧人像摄影作品,被摄对象的表情、处境、心态很可能成为观赏者关注的中心,但作品中所有块面的转递、连结、对比又同时可以被当作抽象形来感受和评价。一位书法艺术家必须具备将所有视觉对象转化为抽象形体来观察、感知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轻易地转移到书法创作中去,但对个体的感觉方式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左右个体的创造才能。确实也有人无意中获得了这种能力,但把某些无意识中出现的东西提取到意识层面,并通过适当的手段予以训练,便能使那些玄奥神秘的驾驭感觉的技巧,变为普遍可以掌握的基础技能,人们的创造力和敏锐的感觉,便可以朝新的方向发展。

(三)充分关注现代艺术,并注意将它们与书法作品的空间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现代艺术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绘画、雕塑、建筑。

20世纪初,现代绘画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动。抽象绘画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空间观念的重要改变:不摹拟任何物象的抽象形能够与人类复杂的精神生活产生密切的联系。形和色与人类感觉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研究。这种收获影响到一切绘画作品—写实性绘画也同时注重所包含的抽象形的表现力。今天这种对抽象形的敏感已成为所有现代画家必须具备的素养。

雕塑中的抽象作品儿乎与抽象绘画同时出现。雕塑虽然展示的是三维空间,但它们能方便地映射为视野中的二维空间,同时,视角逐渐改变时,空间感觉的连续变化对书法有特殊的启发作用。此外,雕塑山于离开了色彩,对抽象形体的感觉、思考都更为纯净。

现代绘画与雕塑中众多的杰作在这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提炼抽象形体;抽象形的转接、变化与统一;形体内、外部空间的交融与对比……

建筑始终是关于塑造静态抽象空间的领域,现代建筑以其对此高度的自觉意识与对空间特有的理性精神,成为现代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在塑造静态抽象空间这一点上,书法与建筑是非常相似的。书法无疑可以从建筑中汲取有关的启示与灵感,而建筑领域对静态抽象空间的理性探讨,对书法空间感觉的思考和教学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对其他领域空间处理的借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表面上的模仿与真正的创造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教学是建立在深刻的理性基础之上而改造人的活动,空间感的培养与转移同样如此。对书法和其他现代艺术的空问特征进行深人的比较研究是富有成效的方式,其中建筑艺术又是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对象。现代建筑领域在空间的连续性(历史的连续性和空间构成上的连续性)、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关系、单独空间对人们心理的作用等方面,都代表着当代艺术中深刻而细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