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批评的独立不是一种封闭,也不是一种隔绝,而是一种态度和精神。

当下书法批评界萎靡不振,批评面临诸多危机。其中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批评主体,它关乎书法批评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是批评独立的态度与意识不够。很少有人愿意将书法批评作为一种专业阐释去探讨,书法批评面临内外交迫的困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书法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史料的反证。有关书法批评主体能力的突破,必须从书法批评独立意识开始,因为书法批评观察的视点、理解的方式,包括批评写作的话语都是从独立意识开始的。当下的书法批评更多地成为书法创作的附庸和宣传的工具,夹杂于书法史与书法理论隙缝中,沦为配角;同时在功利、消费主义观念渐涨与相对萎缩的学术勇气中让人窥见批评界缺少独立的学术品格。呼吁书法批评独立的学术品质成了一种需要,也成为目前的必然。

批评不应该是作品和书法家的附庸,首先它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同参与、互动与相互影响的平等关系。

一种潜在观念认为,书法批评是以作者与作品为基础的写作,这种关系被指认为依附关系,进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批评家与书法家相比,其声誉是相当低的。从现实功利看,一流的批评家不如三流的书法家。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代书法界,在文学、绘画里自古已然。然而大部分批评家也已接受潜在观念,服务书法创作成了批评注定的命运。所谓批评写作也在服务的态度中被媒体宣传和会议发言所代替,那种微弱的、专业的批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可疑。甚至连批评家本身一度也糊涂起来,从而忘记了自己本应履行的责任,书法批评变得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然而这种服务的批评写作却常常受到书法家的轻视和责难。

批评写作成为服务于书法创作的一种手段,进而成为书法创作实现功利目的的帮凶。把它当作宣传工具招之即来挥之而去,以实利为最终目标的炒作,给予涂脂抹粉的包装,或者作为空洞玄虚的人情炮弹。众多的书法家也操起了批评来,以为批评无非是说说好话、做做吹鼓手,他们打心里瞧不起批评,认为批评更像书法族里的“贱民”。大家对书法批评大都失去了信心,读者不看,书法家不承认。事实上,批评不是广告,不能把它当作包装和宣传的工具。我们已经看不见有多少学理性、思想性的批评文章,已经有太多的人对书法批评表示出了不满,它在书法中的作用也日益衰微,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书法批评固有的功能被层层简化。

让批评走出服务的关系,恢复批评品质的独立性。批也好评也好,磨出一种有学术锋芒和精神锋芒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以澄清评论中经常出现的误解和越来越模糊的界限。当代书法批评走出服务的意识,可以有更广阔的解读视角和独立的精神;更有助于完善批评写作自身的架构,也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的系统,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和体系。当然,如果批评写作被评论对象自主地加以删改或断章取义地摘取语句,作为广告宣传的文章则另当别论。这种批评与被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对书家气量、品格的考验。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我看到了书法家不自信的心理、脆弱的神经、不够光明正大的人格、对真率的艺术批评不能直面,要在艺术上获得大成功怕是不易。

批评也不应该是作品和书法家的附庸,批评的写作不只是对作者和作品简单的介绍与表层的技术分析,而是在批评写作里要有自己的书法观和批评家自己的精神世界。批评一词常被人误解,很多人认为批评要么是对作者或作品的结论,要么是对作品或作者的介绍。如果书法批评仅仅是对人物的介绍与作品技术的分析解说,那么批评写作还是依附在创作上,这样的写作只需要他们准确地描述、叙述、解说而已。如果批评失去了深刻的书法理解、正确的价值判断、高远的审美理想、动人的情怀、整体的书法观念,那最终不仅不能唤醒读者对书法创作精神活动的珍视,还将进一步把书法创作当作一种标准技术的工匠活。

在我们的书法批评中最常见的是从某种既定目的出发,如从笔法、结字、章法、用墨、用水、用纸之类的某些艺术成规来判定作品达到的艺术高度。这样的批评无助于书法批评本身的发展,也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文化创造意义。书法批评只能是书法创作的“马后炮”而已,只能是一门普通的技艺学,我对那种干巴巴的所谓“技术”分析持很强烈的怀疑态度。书法创作本是情感外化的结果,或是对审美理念追求的结果。这些都是在瞬间感觉中完成,硬要说创作中的细节表现,哪一笔不到位、哪一笔太长了等等,这种仅仅拘泥于目的性的思维往往会局限人的视野,甚至会窒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活力。也许正是缘于单一性、标准性的思维,面对古今的书法成果,人们会感到真理几近穷尽,会感到无话可说的窘态与苦闷。其实越是高妙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越是难以用既有的理论规范、技法分析去衡量。如说用一套规范的“二王”技术体系标准来评说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你会得出他缺乏细节表现的能力,结字带有左低右高的变形习气的结论,那么《黄州寒食帖》的精神尽失。而面对那些蕴含着思想创造契机的真正具有独到性的作品时,批评家反倒毫不感知。因此它更依靠书法批评家广阔的书法视野和高品位的多向审美能力,这都离不开批评的艺术直觉,离开了这种直觉,再多的书法知识和文化知识都无法抵达批评对象的核心。

1苏轼《黄州寒食帖》

书法批评在展开价值判断时,判断已具有批评者心灵的意向。书法批评活动往往从书法文本符号的描述、分析开始,最终落脚在主观价值的判断上。当然,在批评活动中有时也会从批评者敏锐的眼光、独特的感受去寻找批评对象,并对自己的审美印象做出描述,对审美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以及造成主观上的某种印象的原因,做出理论上的阐述。因此书法作品的文本只有在与批评活动的互动中完成价值的判断,在批评的话语里激发生成新的书法意义。

由此可见,批评不应该是作品和书法家的附庸,也不是一种矛与盾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关系。批评家和书法家的对话关系,一直以来充满紧张和冲突,批评要么成为创作服务的工具,要么成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关系。书法家认为,批评家是个指手画脚的旁观者,天生抱有敌意,常常挖苦批评家,连字都写不好的人怎能批评人家。批评家被书法家视为无能的且爱教训学生的老师,书法家在批评家眼里常常被简单地视为仅仅掌握了书写技巧的写字匠。其实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怀有两种不同的书法视野,两种不同的书法认识与体验。只有当对话产生时,他们通过交流与融合相互激发灵感。书法家可以从批评家的文字中得到更为深入的理性梳理,批评家可以从书法家处得到更为鲜活的审美体验。具体说来,批评家需要广博读书、广泛关注、判断分析、寻绎学理,这些价值体系和思想方式都与书法家不同;书法家更注重书写的直接体验,需摹帖临碑,斤斤计较于点画,计较于字体结构,专注于章法布白,在心追手摹中体悟笔情墨性,寻找心、手、笔、纸协调统一的感觉。书法批评的困境和书法创作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确立书法批评的价值,首先是要确立书法创作的价值、相信当代书法创作的价值,批评精神的独立是通过对书法、对书法作者的深刻理解,进而出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书法和人性的深度体悟来达到的,这就是批评的核心价值。

批评家在深入考察书家和作品的同时,也需对批评和批评家自身进行反省、质疑与拷问。书法批评并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和权力式裁决,批评是一种智者之间的对话,是高尚心灵之间倾心的交谈。也正是因为批评要从作品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它渴望以自己的创造性见解来赢得属于批评该有的尊严。书法批评不能成为书法创作的附庸角色,批评的独立意义就是通过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个案构建属于批评家自己的见识。当这种独立和自由建构起来的批评风格的着眼点落实到了书法价值的肯定、人性的存在上,也就意味着批评从作品单一的、幽闭的价值世界走向了宽阔的精神世界。从这个起点出发,书法批评的独立有望重塑书法的价值观念,并引导大众积极分享书法的精神世界。

我接触篆书较早,大约十三四岁时便喜欢了。其时随恩师齐慧海先生习大楷,每日于青石板上描摹勾勒,仿影悉出先生之手,皆“正大光明”“振兴中华”等词句,孩童时无知,现在想来乃极“正能量”之语也。后以柳公权《玄秘塔》为范本,临池不辍。稍长,展示欲望渐浓,每成一小幅必张壁观之,常恨名下无印,遂以木块削平,尖刀凿之,一印既成,心大乐,抄古诗,钤红印(办公印泥),张于床尾壁上,洋洋得意、心满意足之情今思之犹陶陶然如在眼前。

此后,刻印之心愈重,习篆之念愈浓。1984年前后的原阳小县城,书法碑帖及篆刻工具书尚极匮乏,每作一印,篆字无从查考,识篆、习篆皆于报纸插印中寻觅。犹记于邻居奶奶家得见《书法》杂志石鼓文专刊,如获至宝,朝夕揣摩,所得尤多。

思孙过庭《书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之句,逃“篆不懂结字,行难于使转”之境,我遂自汉碑入,初习《曹全》,喜其流美舒展,后腻之甜俗,转习《礼器》,喜其挺拔不群。再由武威、敦煌、居延、甘谷诸简书中寻觅消息,其纵横跳荡处悉与《礼器》暗合,习之最久,得之亦最多。

学书者众,个体有差异,取法无定则,然宜由正书入手。正书中,我以为先由篆入为优,篆则先学清邓石如、吴让之墨迹为便。然后上溯周秦三代以上,既知本源,顺流而下,汉、唐后之隶、楷、行、草诸体尽收眼底矣。

学篆入门必先得中锋,次求体势,起、行、转、收,笔笔使锋在画中,中锋既得,手、腕渐稳,由邓石如、吴让之墨迹入,细心揣摩,得笔、得势、得体、得熟,渐悟擒纵自如、心手互动、循序渐进之理,久而久之,身正手稳,心平气和,必有所成。

1李峰书王翰《凉州曲》

作篆最忌描画,起承转让,提按顿挫,一如真、行,辅以枯湿疾徐,自有所得。盖文字之始,以书写记事为用,无描头画足、粉饰展示之功。细察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名作,温文恣肆之间笔挟风雷,进退自如。观黄宾虹、沙孟海诸先生作篆运笔,如行云流水,缓急互见,绝无滞塞之笔也。

篆书用笔须指、腕相合,最忌使转僵滞,所谓八面出锋者,非行草独有,其源在篆也。既得中锋,心、眼所到处,指、腕互用,长线须腕沉,短画必指运,转折顿挫处八面出精神。

作篆之难非难在用笔,而难在识篆、用篆。古人作篆,用字之严谨自不待言。近世之名家如商承祚、沙曼翁者,虽博古通今,名播宇内,而于篆法稍有疑惑必查典寻经,然后书之,盖敬畏之心存焉。

2李峰书《每临不信》联

隶书虽于东汉始趋成熟,然其雏形早现于春秋战国之长沙子弹库、马王堆、郭店等楚帛、楚简书中,其体势由纵转横,波挑渐现矣。

古人云“不究于篆,无由得隶”,学隶须究于篆法,熟知隶变,一味《曹全》《史晨》便落死套,难避唐隶之病也。清隶诸家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何绍基者,之所以能超迈宋唐,直逼两汉,盖多得于“究于篆籀”也。

学隶须从汉碑中寻厚重,自简帛中求飞动,于篆籀间得意象。一味厚重则板滞,一味飞动则虚浮,一味意象则苍白,所谓知繁就简存意象,学浅言多徒空谈。我虽知其理,奈何资质愚钝,不能得之。

学隶之门必先入汉,以一家为律,得用笔、体势、神采,然后博采众长,察其同,辨其异,互相印证,方可登堂入室。

世人多以隶源于小篆,实则不然,盖小篆取古篆之工整一路规范而成,汉隶则为古篆之手写体衍生演变而来,二者实为相去三百余岁之胞兄弟也。

我学书法失之在不能专精,得之在“杂烩”亦香。窃以为篆、隶、楷、行、草诸体犹如食之米、面、油、盐、茶,功用体貌虽不同,而皆能食之而化,互充互补,合为血脉。试观古之卓然成家者皆兼擅诸体,鲜有以独习一体而传之久远者。今人则相反,但观电视报端,未得一碑一帖之皮毛而夸夸然自居名家者多矣,盖其非无畏也,乃无知也。

元代书家多以“二王”入手,行、楷、草书兼长。鲜于枢(1246—1302)是元代十分出众的书法家,字伯机,号困学民、直寄老人、虎林隐吏等,祖籍渔阳(今天津蓟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鲜于枢为箕子后裔,故其自称箕子之裔。其官职不高,常赋闲家中,这才得以充分发挥其艺术才华。除书法创作外,鲜于枢也是一位文学家,精通音律,特别是散曲的创作,以《八声甘州·江天暮雪》一套最为出名。鲜于枢在书法上成就卓著,最擅长行草书。赵孟頫曾言:“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彼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吴宽云:“鲜于困学书名,在当时与赵吴兴、邓巴西各雄长一方。”足可见其书写之精湛。其子鲜于去矜,其孙鲜于端,皆能传其家学。

鲜于枢本幅草书《唐人水帘洞诗》凡七行,每行字数不一,共60字。纸本墨笔,纵38.2厘米,横27.5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幅作品的释文为:“乱泉飞下翠屏中,似共真珠巧缀同。一片长垂今与古,半天遥听水兼风。虽无舒卷随人意,自有潺湲济物功。每向暑天来往见,拟将仙子隔房栊。鲜于枢书。”

1鲜于枢《唐人水帘洞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鲜于枢的书法墨迹,特别是行草书,多学唐人,再上溯至东晋“二王”,因而其书法所学脉络清晰,这在本幅字帖中也能晓见。这件《唐人水帘洞诗》的用笔特点与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书法在用笔上有相契合之处,可见其所学渊源。整体而言,鲜于枢的草书书写前后呼应,在具有狂扫之势的同时也有严谨法度的一面,可谓既活泼又能保持聚敛的书法个性。鲜于枢的书写所用之笔多为有弹性的硬毫,因此书写的墨迹往往转折、停顿都十分自然,毫无拖沓之感。在运笔的笔势上,鲜于枢善用圆劲且回转之笔,多回腕,呈现在纸上则有多处使转、回旋的用笔痕迹。在本幅行草书的书写过程中,书家的用笔转折也十分多见,特别是一笔连贯的转折,常有一气呵成之感,如“乱泉”“真珠”“虽无”等字,用笔连贯,字与字之间的映带十分自如。鲜于枢在点画形态美感的表达上具有个人特点,其笔画多用点,且点的形状大小依字间关系而定。按照点的行笔特点,其有正、侧、挑之分。比如,一个字开头的点多用粗且侧锋的笔势,多用浓厚的墨笔,类似“乱”“飞”“虽”等字的表现较为具体。一般书家在用墨的处理上多以浓淡示之,笔尖随着蘸墨水量的变化而呈现出深浅之势。鲜于枢不但兼顾浓淡墨色,更是将粗细的处理与浓淡相结合,整幅字看起来更有灵活多变之状。特别是粗细的变化有兼以前后字间映带关系的处理,十分富有个性风格,如“舒卷”“来往”等字,则是行间点画中调节字间气氛的书写。尽管鲜于枢在行草书的书写中多用圆润的转笔和回腕的笔势,但是遇到硬挺的转折,在圆转之外亦能体会到其用笔劲道之处,如“屏”字的转折,能窥见其用笔凝重的一面。

鲜于枢生活的元代,书法在宋代经过重新洗礼后,元人书法有直接追溯晋唐书法之势,所以在书写承袭上,唐人的影响大于宋人。宋人书法追求个人法度,书法不拘泥于原有的路数而更求另辟蹊径,所以才有米芾、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名家彰显个性、独树一帜。元代书法复古之风盛行,特别是以赵孟頫为首的书家有意抛开个性取法,转而追求更为高古的境界。鲜于枢与赵孟頫一样,取法甚高,字里行间透出晋唐法书的影响。但与赵孟頫行楷草书兼长不同的是,鲜于枢更为擅长行草书的创作,笔尖的游走有行云流水之势,与赵孟頫严谨一派之风稍有区别。鲜于枢用笔悬腕回锋,多用圆润之势的转笔,注重墨色浓淡以及映带关系的变化,这些与赵孟頫的书法也多有相似之处,由此也可以窥见元人书法的一般面貌。

李霞(1871—1938),字云仙,号髓石子,又号抱琴游子,福建仙游人。其少年随伯父李芳林学画,兼习诗文、书法,16岁开始卖画为生。清末,其闻名于闽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赴福州参加乡试,居西禅寺。当时的名士陈宝琛(1848—1935)有诗赠曰:“仙游大画家,寄迹西禅境。遗我古美图,笔姿含秀挺。”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霞由清末御史莆田人江春霖(1855—1918)推荐晋京,与北京名流纵论古今,又经常参观京城各大博物馆、艺术馆和私人大量收藏珍品,眼界大开。故在北京期间,李霞画艺突飞猛进,所作《麻姑晋酿》《麻姑献寿》《神仙富贵》和《富贵寿考》等作品深受旅京外国人士的喜爱,并被争相购买。李霞笔下的麻姑形象表现中华女性之美,使其赢得“麻姑李”的称号。宣统元年(1909),江春霖题写《李云仙抱琴独立图序》曰:“仙游李君云仙,以画名于时,始习着色丹青,继乃学为写意山水人物,各极其胜,为丈尺大幅,尤具有笔力,以僻处闽中,无以尽其长……”

1神仙富贵 李霞 作

宣统二年(1910),李霞自北京南返,作品参加南京博览会和上海天马会的展览。国画大师吴昌硕在上海观赏其作后赞其为当时“人物第一家”。国画大师黄宾虹亦评曰:“李霞笔墨功力深厚,保存了中国传统人物画艺术之精华。”上海诸报刊登了李霞的作品。这两次展览会之后,李霞名气大振。民国三年(1914),李霞作品《十八罗汉渡江图》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全球博览会,获优等奖。民国十二年(1923),李霞作品《函谷跨牛图》再度入选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全球赛会,又获优等奖章。之后,其作品《麻姑献寿图》和《坐鼓观书图》均被美国纽约博物馆收藏,《群儿闹学图》被法国巴黎博物馆收藏。这样,李霞的人物画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声名远扬。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教授评曰:“李霞的画,在中国台湾、福建一带有巨大影响。在任伯年之后,徐悲鸿、蒋兆和之前,他应算当时杰出的一家。”李霞胸中充满正大气象,矢志丹青报国。民国十七年8月,年近花甲的李霞首渡台湾。因其绘画艺术早已闻名遐迩,创作题材大家又喜闻乐见,故其在台中中华会馆举办个人画展时,深受大家欢迎,影响很大。当时,在日本“皇民化”统治下,台湾的文化艺术受日排斥和压制,文艺界虽愤怒据理抗争,但无济于事。此时,李霞大义凛然,到台湾举办个展,与同行切磋传统优秀国画和诗文,并收徒传艺,给当时的台湾艺术界注入一股强劲的振作之风。李霞在台湾与画家范耀庚、周笑轩和郑雨轩诸同行关系甚密。范耀庚让女儿范侃卿拜李霞为师,以传承中国优秀文化。范侃卿深知老师诗文书画俱佳,自己曾作诗《题云仙我师抱琴独立图》,称赞李霞的艺术魅力及其人格力量。李霞也为范侃卿玉照题诗:“传神阿堵笔无痕,赖汝支持吾道存。一事最生衣钵恨,可怜山水异中原。”从最后一句诗可见李霞的爱国之心。

2十八罗汉渡江图(1935年) 李霞 作

民国十九年(1930),李霞自台湾返回福建,居住福州,绘《阴阳合德》《梅花书屋》和《八仙》四条屏。其间,李霞在福州与李耕、郭梁、陈子奋等二十多位艺术家成立福建省第一个绘画组织“龙珠画苑”(之前有史料言为1925年创立,实误),为推动福建美术创作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民国二十二年秋,李霞自福州再赴上海,创作《麻姑献寿图》《四快》等。民国二十三年,其作《济河焚舟》。民国二十四年,李霞把自己创作的50幅国画精品带到南京,与画家何遂举办联展。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赠题序曰:“宅水兹蔼,不惜精神腕力之所得。以拯当前之艰危,是岂第计一身一家食着已耶?”又曰:“耳云仙先生画名……先生儒雅风流,文字翰墨,皆优为之。”同年春,李霞又作《十八罗汉渡江图》长卷,获林森、于右任、许世英等名士题跋嘉赞,并出版画册《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著名学者、《福建通志》编撰者陈衍先生十分敬佩李霞的为人,曾于1935年为《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题跋:“云仙人品高洁,平时所向往者,皆古今名贤逸士,故此册所绘壮缪外,若淮阴侯、岳武穆、谢太傅、白太傅、陶靖节、苏玉局,率逸趣横生。其元神与千载上之人相会合,从可想已。”之后,李霞转赴南昌,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作《历代先哲明贤》百幅。民国二十五年,李霞于上海作《群仙祝寿图》;同年底生病,返回家乡仙游。

3《白描四快》之一 李霞 作

4《白描四快》之二 李霞 作

5群仙祝寿图 李霞 作

闽中李霞,丹青报国,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开始,李霞抱病坚持作画助饷,每幅作品皆钤“国难当前,卖画助饷”,彰显爱国情怀。李霞牢记并秉承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从小学习中国古诗文书画,长大事业有成返梓,捐资修建仙游东山横塘小学。他当年为倡导人们学习忠孝文化,带病还用心创作一套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孝图》。民国二十七年(1938),李霞居福建永春创作期间遭遇日本飞机空袭,病情复发,次日辞世。

2016年是李霞先生诞辰145周年,笔者编著《李霞画集》,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以此纪念“闽中画派”这位以丹青报国,曾为中国画艺术赢得国际声誉的杰出艺术家。

李霞作品的风格豪放大气,笔墨洒脱,法度严谨,雄浑古穆。如《山水人物》四屏之一的《秦穆求贤》,宗法“闽中画派”开派宗师李在《山庄高逸图》的构图经营和笔墨精神。该作所绘山水细润精雅,高古飘逸,笔墨精妙,气韵生动。作品描绘秦穆引领几位随从骑驴过桥往深山访谒求贤的情景。整个画面高山流瀑、云雾绕山、树木苍郁、小桥过水、曲径通幽、墨气淋漓,刻画出秦穆心旷神怡迈进山庄渴求高士、隐士、贤人的生动画面。

6秦穆求贤 李霞 作

李霞作于1935年的《十八罗汉渡江图》传明代莆田宫廷大画家吴彬佛像人物和莆田明代“波臣画派”创始人曾鲸的人物画技法衣钵。此作为水墨白描工笔长卷,画心纵46.5厘米、横260厘米,为李霞晚年精品佳构,也是其代表作之一。其绘画技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自此可管窥一斑。该作因先后有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以及于右任、许世英等名士题跋而颇具影响力。林森题曰:“云仙先生夙擅六法,尤工人物,家藏吾闽画家华新罗、黄瘿瓢、上官竹庄真迹甚夥,规抚久之,而得其神味。新近见其白描罗汉渡海横帧,妍淡生姿,耐人寻味,可贵也。”大书法家于右任观赏此卷后欣题曰:“云仙先生昔为《抱琴独立图》,江杏村先生题之谓其太古雅音,并太息无知音者,今已二十六七年矣。近晤之于海上,以《白描罗汉渡海图》见示,气韵浑古,笔墨流动,知世必有真知者。昔山谷题渡海罗汉,谓此甚古,俱神通,何至拖泥带水如此?予谓拖泥带水方是罗汉成佛者,岂能逸于风波也耶?”闽地学者许世英观之题赞:“神妙。”

李霞1937年所作《二十四孝图》可谓工写结合的线描佳构精品。组画绘上古的虞舜一人、周代五人、两汉至三国十人、两晋至南朝五人、唐代一人、宋代二人。其中含人物、山水、花卉、界画、虫鱼、走兽,样样俱佳。24幅图中的人物形象高雅古朴,法度严谨,笔法娴熟,风格统一。画家采用自己擅长的传统人物工写兼备的笔法,结合自己在京期间学习到的西画中人物解剖和界画建筑物透视的原理,表现民间孝行的优良传统美德,诚可视为宣传中华文化的一份可贵图卷,亦是研究李霞中国古装人物画十分宝贵和难得的技法教材,其文学艺术价值和民俗文化内涵值得重视和传承。

7虞舜孝感动天 李霞 作

李霞人物画闻名遐迩的还有其《关公》《麻姑》《八仙》和《历代名贤百图》等。其笔下的关公英姿飒爽,威武昂扬,浩气凛然。民国五年(1916),李霞已46岁,开始喜用自制独创的鸡毛颖作画,以此来表现诸如关公等大气磅礴的人物形象。据传,李霞作画是先把宣纸四边打上浆糊,绷贴在墙板上,接着喷洒一些清水,待宣纸干后绷得更紧,也更平整。然后,他才站立悬腕作画(此法为“闽中画派”传唐代吴道子画法,与其在寺庙绘制壁画的方式有关)。李霞作关公图常用自制的中、大号鸡毛颖画笔绘人物轮廓,衣纹线条用折芦笔法开笔,多用中锋或侧锋,浓墨落笔,飞墨收提,娴练疾就,得酣畅淋漓、气势豪迈、雄浑古穆之妙。其大写意人物画《寿星图》《八仙图》的笔法亦与此同。此盖与李霞胸襟大气、性格豪爽相关。其《麻姑采药》也称《神仙富贵》,画中人物麻姑亭亭玉立,丰肌秀骨,肩背草药,手执灵芝。如此“接地气”的画风深受人们喜爱。

8关公也读《春秋》 李霞 作

李霞的画发端于“闽中画派”,继承了明代莆田画家李在、吴彬、曾鲸的人物画传统技法,又吸收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黄慎(闽籍)的粗犷、率直、苍老而流畅的艺术风格。其实,吴彬开创的“晚明变形主义”画风直接影响到龚贤(龚贤直接影响自己的学生上官周,而黄慎又师承上官周,李霞自谓私淑黄慎)和蓝瑛(蓝瑛又影响到其学生陈洪绶)等金陵绘画大家。此前,徐悲鸿评仙游“二李”之一的李耕作品时,亦言李耕“追踪瘿瓢(黄慎)”,言之有据,但不够精准。事实上,仙游“二李”(李霞、李耕)多追莆阳乡贤吴彬遗韵。美国著名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教授曾在《风格与观念》一书中评曰:“作为晚明的一位山水、人物画家,吴彬从来都不是中国批评家心目中的大艺术家。后世的画家也不认为其作品对他们有何风格的影响。”之前,中国绘画史学家、学者未能深入研究并考证吴彬的艺术生平、艺术风格和其对后代的影响,实为缺憾。

“闽中画派”涌现出李在、吴彬、曾鲸、宋珏、黄卷、戴昂、杨津、林肇祺、李霞、李耕和黄羲等一大批诗、书、画、印学养修为较为全面,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皆擅的全能画家。这些画家文脉正统,传承有绪。他们大多从“线纹开始”,注重攻习书法、诗文,强调学习历史人物故事的人文精神与其精髓内涵。历史上,口传面授人物画要学习相术,绘山水须了解、掌握堪舆之术,写翎毛、花鸟注重观察各种禽鸟千姿百态的神情特征。同时,“闽中画派”画家又重视到乡间、寺庙大量临摹并创作壁画,千锤百炼,反复实践,因此方可得心应手地描绘出历代人物故事和人物组画情节。他们能把人物有机地融入山水之中,谓之“山水人物”;以人物为主,山水配景的人物山水也无所不能。此道在“闽中画派”画家中代代相传。仙游盖尾龙纪寺的瓷雕壁画《五百罗汉图》的底稿设计者为李霞。1917年和1950年,李耕分别在仙游度尾瑞云书院和榜头玉新书院绘制《林龙江倡教图》《儒道释夏》和《十殿阎王》等壁画;2009年11月,这两个书院均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羲在永春县湖坂村绘制《罗汉图》。周秀廷在莆田华亭兰亭寺绘有《十八罗汉图》《观音组画》壁画等。

“闽中画派”画家所作古典人物画保存较完整、较系统,而李霞是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贡献功不可没。闽中画家尤其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而大多精通绘画理论。李霞曾述其伯父李芳林教导他:“读书虽难,作画亦不易。读书必先明书理,作画必先明画理。其运笔又与书法同,当自有法始,而后至于无法。且人物之画,较山水、翎毛、花卉更为深邃。画人物者必于山水、翎毛、花卉诸法纯熟后,精神通肖,气韵生动,人物乃可言也。尔既酷嗜此道,非师古不可。”

李霞之所以有如此精湛而全面的绘画技艺,盖得益于他在“自序”中所言:学画“初从线纹入手,旋习写意,而私淑吾闽华新罗、上官周、黄瘿瓢诸大家……”他注重吸收“闽中画派”前辈乡贤的笔墨气韵、构图经营和画学思想,又尝博考顾恺之、张僧繇、曹仲达、周昉、马远、夏圭之人物,李龙眠之佛像,以及牧溪、梁楷、贯休、吴道子、阎立本、董源、巨然、米氏父子等人的绘画。我们可从其《十八罗汉渡江图》和《二十四孝图》中隐约看到历代名家的笔意,可见他学画路子之广。在绘画学习过程中,李霞深悟:“寓意专攻写意,恐流粗率;专攻线纹,恐失拘牵。”他在研习、掌握传统绘画技法和绘画理论方面的严谨和勤奋态度至今仍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在字形具有多笔平行的同向笔画时,邓石如的处理手法可谓是匠心独运,如“之”“世”“此”“涉”“随”等字。“之”字的三竖画自左而右逐渐拔高,分别呈现出方、圆、尖的变化。“世”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令人称奇的是,在起笔当中竟然有方笔的创造。篆书惯常使用以圆笔居多,方笔极为罕见,这与邓石如早期篆书笔画较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像晚年一些作品那样,笔画很粗壮,则难免会显得突兀,正可谓见微知著,不拘定式。“随”字中自然入纸的笔画极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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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几处最为显眼,多而不乱,避免相互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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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起笔决定了一个字的框架,收笔则决定了一个字的成败好坏。邓石如的收笔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受到隶书的影响。“也”“秀”“木”“大”四字展现了这一特征。“也”“秀”二字收笔渐粗,略带弧度,笔画饱满有力,“木”字中右侧“

”笔画,收而顿挫,更为明显。“大”字有四笔垂画,两笔长竖画差异很大,虽然有刻工的作用,但可以想象,原迹势必也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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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多笔下垂笔画时,参差错落,加以长短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则,然而如何使字形妥帖而均衡,从视觉效果上感觉到很平稳,则是临习时要考虑的重点。

“南”“代”二字皆有三笔竖向笔画,“南”字突出中竖画,“代”字自右而左渐长,一稳重一欹侧,各见手法变化之妙。“容”“带”二字有四五笔竖画,“容”字外侧笔画短而内侧长,“带”字中间长而两侧短,各见妙趣,因字而化。“焉”“茑”二字中“

13”笔画一垂直一平放,各臻其妙。“骈”“俯”“伤”“为”几字有多笔竖向笔画,既要考虑到左右偏旁各自的要求,又要考虑到整个字形的特点,既有错落之变,又有最终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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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涧”“鸾”三字涉及到整个字形的对称或局部对称,书家充分考虑到笔画的错落变化以及最终的协调,安排得有条不紊,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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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报》今年第24期6版发表了章北湘先生的文章《〈古诗四帖〉乃贺知章手笔》。章先生以贺知章所书《孝经》与《古诗四帖》分别从笔法、结体、用笔习惯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后断定:“古诗四帖乃贺知章手笔。”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章先生认为:1.《孝经》有用偏锋的习惯,《古诗四帖》有中锋转偏锋、偏锋转中锋。2.《孝经》和《古诗四帖》都把下直竖写弯。3.《孝经》和《古诗四帖》都用连笔。4.《孝经》中侧锋用笔技巧娴熟,变换频率高,《古诗四帖》结体固定,笔顺一致。5.《孝经》结体熟练,笔顺固定。章先生还把两帖中的一些相同的字做了对比,认为用笔习惯、笔顺和字形惊人地相似。

1《孝经》局部

2《古诗四帖》局部

但笔者认为:1.中侧锋并用非以上两帖所独有,古代名帖中随处可见,只是中锋侧锋哪个用得多哪个用得少的问题。2.把下直竖写弯,这是草书的一般笔法,“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孙过庭《书谱》),圆转有利于连笔纵横。3.关于连笔,今草作品中时有连笔,如王羲之的一些草书,也有少连笔的如孙过庭《书谱》。大凡大草、狂草连笔就多些,如张芝的《知汝帖》,小草少连笔的如智永草书。4.至于结体固定熟练,笔顺一致,结体熟练应该是写草书的基本功,而固定却是草书的大忌,草书的结体应该因势而定。5.章先生所列举的数十个单字恰恰证明两帖的不同:一个是苍茫劲健,不拘定格;一个是涓涓细流,孱弱乏力。这仅从《孝经》与《古诗四帖》中的“贵”字就可以说明,《孝经》中的“贵”字偏侧锋居多,且不流畅;《古诗四帖》中的“贵”字基本是中锋,使转自如。因此,章先生所列五点完全不足为证。

3孙过庭《书谱》局部

再来看两帖其他不同处。《古诗四帖》点画雄浑老辣如枯藤老树,圆笔居多,而《孝经》却点画纤弱浮滑。《古诗四帖》气势磅礴,结体变幻莫测,通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狂草书的极致。在章法上,《古诗四帖》大胆留白,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墨色变化无穷。而《孝经》则显得平淡些,其线条虽然敏捷,但过于浮滑,也过于“熟”了,单薄、圆滑、浮于纸上,且方笔居多。

判定一件作品是否为某人所书,除了笔迹鉴定外(古帖真迹年代久远,多有破损。尤其像张旭真迹难寻无法比对),更有效的办法就是从笔法、气势、墨法、章法上去比对分析。当然,一些题跋、印章也是重要的佐证,历代鉴赏家、书法家的赏鉴文章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4《孝经》中“贵”字

5《古诗四帖》中“贵”字

笔法、气势、墨法、章法上面已经做了比较,下面再来看贺知章草书属于哪一类。朱以撒先生认为“唐草约略分为二科:甲、章草一路,孙过庭、贺知章之类;乙、狂草,颠张狂素为属”。其实贺知章的草书很接近孙过庭的草书,虽然贺的草书还是不及孙的丰满多姿,但他们的草书都有章草的影子。杨仁恺先生1978年在《书法》第一期《试谈张旭的书法风貌和关于〈古诗四帖〉的初步探索》一文中,从唐代草书发展脉络中发现了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稿》与张旭的渊源关系,因此推断《古诗四帖》为张旭所书。他认为张旭是唐朝狂草书的开创者,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中锋圆笔上,这是此前少有的。颜真卿、怀素、李邕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笔法,分别把它运用到楷书、草书、行书中。

笔者认为杨仁恺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古诗四帖》绝非贺知章手笔。

山东画家崔忠有着耿直刚正的性格和虚怀若谷的情操。我曾见过他的一幅名为《秋韵》的作品。画面暮霭沉沉。苍郁的背景中,藤萝摇曳,秋花怒放,但见满纸墨色,满幅生动,呈现出笔线、墨韵、天趣之美,令我过目难忘。在被问及其作品风格时,崔忠十分真诚地说:“我的作品谈风格还有些早,正在探索,只能说还在路上。”这一回答令我多少有些意外。很多画家在谈到自己作品风格时都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而崔忠的回答却是如此简单、坦率。

崔忠善用泼墨泼彩的手法。他在将泼墨、泼彩运用到作品中的同时,又不放弃对中国画笔墨要素的追求。他的泼墨泼彩实质上是一种笔墨浓重豪放的写意画法,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质。他对笔墨和意境表现有着较高的要求,将“骨法用笔”与“随类赋彩”相融合,将用线造型和泼墨泼彩的表现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在作品《大雨洗荷图》(见下图)中,画家把传统笔墨语言与泼彩技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被雨水冲洗过的荷花,显得娇嫩欲滴、清雅不俗,正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诗句)。画家着力表现出雨后荷花的清新典雅。他将从大自然中捕捉到的富有情趣的画面再现于宣纸之上,通过明暗、色彩的对比展现出雨后荷花的神韵,以灵活且富有张力的线条表现旺盛的生命力。画面中,大面积的墨块和小面积的荷花虽有着较为强烈的对比,却并不显失衡。画家或以浓墨绘荷叶,再将石青、石绿泼洒其间,以色破墨;或以石青、石绿写叶,再用浓墨趁湿勾勒,以墨破色。画面中的墨色有着丰富的变化,有的地方偏黑,有的地方偏灰,在“墨分五色”中加深了作品的内涵。整幅作品气韵连贯、节奏明快,在使观者陶醉于这迷人景色的同时,也表达出画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追求和不向庸俗、浮躁低头的倔强个性。

1崔忠的《花鸟八条屏》(下图为作品局部)令人眼前一亮。四条屏和八条屏均是中国画的传统表现形式。八条屏在画面整体处理上有着较高的要求。崔忠此八条屏中的每一幅都能独立成章,具有自身的美学整体性;而八幅合在一起又能体现出“八合一”的整体性。此八条屏笔墨沉着,气势宏大,具有“画气不画形”的审美追求。画家力求笔墨语言和绘画形式的和谐统一,使每一条幅既有独立的美学品格,又有相互间的呼应、烘托,从而使画面内涵更为丰富,意韵更为浓郁。

2崔忠种过田,经过商,执过教,又学过西洋画,最终被中国传统水墨所征服。他本着“师心而不蹈迹”(宋晁补之《跋董元画》)的态度,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绘画技巧。他遵循着“三七开”的创作原则——学前人三分笔墨,还自己七分性情,并借助这一原则逐步确立自己的笔墨语言。崔忠从徐渭之恣肆、八大之清逸、老缶之苍辣、白石之神韵中左右采撷、兼收并蓄,又加以自己对笔墨的理解。他从细处揣摩笔线的提按顿挫以及中锋、侧锋的转换变化,从大处把握画面的起承转合以及物象之间的呼应关系。从他的作品中,观者也许会发现某位前人大家的影子,但其中也不乏某种隐秘的“物质”,让画作呈现出另外一种审美气象——浑厚大气中又有着几分野逸和洒脱。他的大写意花鸟画构图多样,讲究疏密有致,注重笔墨意趣。在色彩表现上,他或轻敷、或重彩,使作品彰显出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蕴大气于朴拙,由细处见精神。

崔忠的作品与其人一样,浑厚大气、朴拙自然,同时又自有慧心藏于其间。

记得有位诗人曾这样说过——“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追求生活的质量,鹿守璋也是这样。

弱冠之年他就选择了篆刻与书法作为终身相许的事业。他说他与书法篆刻是缘分,是一种有生命的亲缘、情缘。他将这一传统艺术看作是培养自己民族感情的土壤,是维护民族自尊的阳光。自从他根植这块土壤、拥有这缕阳光后,他的心就一直保持着宁静、恬淡与单纯……不再徘徊、不再寂寞,乐在求索、厚在珍惜。岁月由结缘而恒久,生命因惜缘而充实。

守璋质朴而执着。数年前,我曾告诫这位痴情的年轻人要保持人生的三原色——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按特色定位。在这个追逐新潮、注重包装的年代,守璋依然选择了一种朴素,留住那份属于自己的真实与独特。

1陶瓷博物馆(附边款)

2吴文化公园(附边款)

大爱无言。为求心中的目标,守璋经历过秦玺汉印千百回的打磨,经历过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之后,今天他尝到的味道是“淡”——归真!这是一种艺术与人生的同步升华,是一种涅槃、一种再生!淡是人生最深的滋味。苏东坡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当守璋回首这十几年艰辛磨砺的艺路时,他真正懂得淡的精彩与珍贵。他渐渐读懂了艺术,也读懂了自己——美,是一个自我回归的循环。从深化传统到回归自我,赢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审美风格与艺术精神随之会熠熠闪光。如果这个自我只是仅仅为了传统、为了别人而活着,那么其审美体验与艺术感觉都不会是美的。

“贵能变化呈奇趣,休学守株失掌株。”守璋篆刻多年来主攻细朱文印,目标明确,特色显耀,创意鲜明,令当今印坛瞩目。力求真学问,不作假文章。可谓:究心古法,神融刀畅;规矩谙练,骨态冲和;取精用宏,古穆典雅。纵览守璋篆刻,扎根传统,深入善变,重在创意,自出机杼。

3君山寺(附边款)

4善卷洞(附边款)

一为气。“书画唯风韵难及”,篆印亦如此。方寸之间,万千气象,境界为上。守璋篆印以实为鉴、以境为托,正大气象,端穆渊雅,呈示出解衣盘礴的畅达与通权达变的智慧,追求静逸、古雅、纯正的审美气息。无论从技巧的创变还是风格的探求,不仅仅依赖于抽象化符号的解构,而是呈现篆刻本体语言的创作状态和所承载的主体精神。多变线质的交纵幻化与气脉的贯通、心灵的感情、情感的畅扬融为一体,使富有现代审美的视觉图式表达了当代人的审美体验与气质。

二为体。守璋追求通变,十分擅长勾勒新型多彩的印面图式,注重于调变因需求形的文字造型。一是从文字抽象为纯化的点线结构,二是点线结构通过篆刻本体语言的抒情完成作者心象灵境的表达。他是用心去体悟刀痕下的点线魅力,探索着将高度抽象的印体与现代审美经验整合为一种新的结构图式,从传统的金文、古文、九叠文、押印、封泥、缪篆、圆朱文、铁线篆等印篆语言中提纯出篆刻艺术的本体“基因”。他重点从文字造型的变形入手,不搬借字典上或别人的造型直接入印,而是转化为自我的造型。因此,他深知计白当黑,布白不求匀称;他揣摩因字生义,随形协调变体;他强化字间主次分明、造型基调纯正等,保证了印篆面貌不落前人巢臼,意蕴新颖夺目。

5文渊坊(附边款)

6张公洞(附边款)

三为线。善于用线、长于运刀是守璋篆刻另一显著特点。篆法灵动多变,捉刀如笔,冲切相宜,巧拙互施。刀法干净古朴,运用破残法的击、敲、点等手法强化印面视觉。根据塑造线质选择相应的刀刻法,并凭直觉随机应变。圆润流畅,亮丽刚逸、浑朴清劲的线条吐露出简达逸淡、深幽蕴藉的心境。正确的线性定位、富于变化的基调展抒,在刀线的运动中注入了一个篆刻家的个性与激情。

四为意。石涛有“法无定象,气概成章”之论述。守璋篆刻注重实处写意、意传心象;工自不工,刀泻情愫,这是他印篆出彩之由。纵横交错,繁简穿插,虚实相映,意蕴无尽,构筑出一幅清逸幽邃、静雅灵秀的意象境界。此并非仅仅视觉冲击的震撼力,更是沁人肺腑的感染力。唯美主义的求索既蕴含着传统艺术的神韵,又散发出现代审美的灵光。

人们总希望看到完美的喜剧,因为它充满着幻想,但毕竟只是一个梦。守璋是现实的,他正年富力强,他懂得他仅完成了第一步探索。艺术的寻梦使他义无反顾地继续攀登,求得理念与技艺的提升,以实现他心中理想的高度。

1林凡,1931年生于湖南益阳。中国工笔画学会创始人、终身名誉会长,北京丹青盛世书画院名誉院长,《丹青画报》名誉总编,解放军美术创作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林凡艺术》《林凡集林》等个人专著二十余种,发表艺术论文近百篇,参加各种展览一百余次并多次获奖,在国内及美、澳、日等国举办个人画展二十余次。

林凡的绘画艺术,无论是工笔山水,还是工写梅花,都洋溢着浓浓的诗情,表现着清隽娴雅、瑰丽奇伟的意境之美,特别是他的梅花作品。

清隽娴雅的意境

在梅花绘画创作中,林凡追求主旨深意,表现一己情怀,营造出幽情雅韵。他的“梅花”系列作品,无论是画面构成、绘画本体、书法题诗还是题款钤印,无不彰显着浓郁的诗情与和谐空灵的意境之美。

林凡认为,梅的实质和精神主要在于其挺拔、刚健的品格,只有把梅树屈曲、盘绕的枝干当成主体来勾画,才能凸显出梅骨、梅魂;而梅花的花瓣、花蕊和骨朵的特性是纤细柔嫩的,单纯地去描绘花朵、花瓣、花蕊,不足以表现梅花的风神;应该在刚健与柔嫩、古拙与清纯、遒劲与纤细的对比中体现梅花在荒寒生存条件下的神魂与意韵。

2汉韵唐风育我骨力 林凡 作

林凡画梅也不喜欢画折枝梅,因为他认为柔条细干无法体现梅花的伟岸与奇逸。他画梅特别注意“切”梅。他往往为了画出好的梅树而数易其稿,废稿盈篓。

林凡工书,以书入画也是他创造梅花意境之美的主要艺术手段。他用书法笔力把一株株梅树画得苍老遒劲、古拙奇崛,尽显生命不屈、力量充沛的刚健之美。

林凡画梅花功夫最深的是对梅花背景的处理,常常为梅花营造出深邃的意境之美。他习惯用褐色的岩石、潺潺的溪流、盈天的风雪、逶迤的栅栏、清奇的山花作背景,使画面暗香浮动、情意缱绻,令人回味无穷。

奇诡瑰丽的诗情

品林凡的梅花之作,必赏读他那些奇诡瑰丽的诗句。他几乎每幅梅花作品必有题诗。其中,有些是画家根据画面的意境撰写的,有些是古代诗句的选用,但不同的诗句都烘托着梅花的精神与情怀。他的作品《残雪》题写的词句与画面相得益彰,让画中梅花更显诗意。画面显著位置是一块硕大瑰伟的岩石。一株遒劲的绿梅倚石抽枝,横向天际。远处是淡淡的山岚、淡淡的积雪。近处簇拥着一丛丛无名的山草。画幅的左边空白处,作者题写了纳兰容若的词句:“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款识是:“庚寅暮秋于小罗浮诗林,诵纳兰词不觉泪下,乃录此词于画首。”由此足见八十高龄的画家林凡蓬蓬郁郁的诗人情怀。

3寒香 林凡 作

其实,林凡本身就是诗人,创作了数百首悱恻凄美的格律诗词。这些诗词意象清空,饶有禅意。“文革”前,林凡就写过格律诗数百首,但都毁于那场浩劫。近来,他爱梅、画梅、咏梅,又写了近二百首七言古诗,结集出版《罗浮诗集》。他还特别喜欢唐代“三李”的诗,尤偏爱李贺。上世纪90年代,他发现唐代诗僧齐己后,更是续写与这位相隔千年的诗僧的“老乡情缘”。他写齐己的诗、吟诵齐己的诗、逢人必推介齐己的诗,还和著名教授周艾若一起编选《中国历代僧诗集》皇皇2300万字。

林凡以诗人的激情赋予一幅幅梅花以一缕缕高洁傲岸的诗魂。

高古的书法题款

观林凡的梅花系列,在领略其幽深奇瑰的意境、感受苍凉凄美的诗情之余,我每每为他的书法款识而折服。

高古的线条之美是林凡书法艺术的重要特色。林凡画梅,多以梅树、梅干为主,衬以岩石、山草、溪水等,加之他那高古遒劲的书法线条之美,整个画面似乎散发出一股不事张扬、冷艳无比的暗香。

他的题款书写以秀润苍拙的隶书与行书为多,很少用篆书。他那瘦劲的线条如同林凡写梅的枝条的用笔一样,与画面浑然一体。苍润的用墨之韵也是林凡梅花图中值得玩赏的情趣。如《影浮天际月》中,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以写意的手法晕染岩石、山峦、深涧。其水墨的运用、线条的勾勒、墨色的晕染以及岩石的淡淡用色都几近天合。而一株红梅则从深涧的岩石缝隙间冲长出来,直指天穹,构造了奇特瑰伟的意境之美。

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林凡是不是艺术大师,尚待历史去检验,但他确实以不俗的眼光发现了许多他人不曾注意或不屑注意的许多细小的美。

1马轼作 绢本设色,纵178.6厘米,横112.1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马轼,字敬瞻,嘉定人,生卒年不详,明宣德年间与戴进、谢庭循皆以擅画名于京师。他曾对天文深有研究,精于占候,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为钦天监刻漏博士。后在智仁殿专门从事绘画,成为一个专职的宫廷画家。他与当时另一位宫廷画家夏芷经常合作,被誉为“院体中第一手”。在明代以来的各种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对马轼的评论。明代朱谋垔《画史会要》言其“精于绘事,与钱塘戴文进同驰名于京师。时有李在、谢庭循辈,亦能画,然其笔法潇洒则不逮轼”。徐沁《明画录》说他“画宗郭熙,高古有法,与戴进并重京师。其山水精妙,非谢环、李在辈所及”。他的传世画作有《春坞村居图》,以及与李在、夏芷合作的《归去来兮图》。

马轼的山水画初擅细腻精致画风,后取郭熙之法又能自抒胸臆,善作大幅。此幅《春坞村居图》布景由近及远,造境幽邃清旷,为观者提供了“游目骋怀”的山中村居意象。近景是山间村落,数间茅舍隐于杂树间,四周草木葱郁;屋内屋外,人物活动清晰可辨。画幅上方的主峰奇崛而不觉突兀,山石峭壁直上,山腰间弥漫着一层薄雾,延伸至远处隐现的峰峦,整片大山崇高而深幽。此画将村居环境与人物活动自然地融入山水之中,营造出宁静、清幽、恬淡的意境。

此画用笔劲爽含蓄、灵活秀润,无雕琢刻画与粗莽恣肆之弊。山水景物皆以劲挺利落的细笔勾出。山石以小斧劈皴勾写,灵动多变,棱角分明。在渲染上,画家着重笔墨的浓淡干湿变化,色彩只起到辅助作用,使颜色不妨碍氤氲的墨气、不掩盖爽利的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