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持与古为徒的心态古人或传统的最好东西都凝聚在经典书法里，尊古是对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回归。

1、 尊重传统，以古为新

● 对书法要始终持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 古人 “合法”的书写依托于以手为主导的技术体系，所有的点画是因势生形而合于自然;

● 古法、古意、古朴、古厚、古穆、古拙、古雅——“古”是书法审美中最富于“传统”内涵的美学词汇，是中国传统审美最高层次的美感表达，是书法作品格调高的最重要因素。

2、 阅读征稿启事，为作品定稿

● 展览主题;作品基调分因展览而异的作品基调;因个人而异的作品基调。

3、 搜索成功作品，研究参照系

● 研究国展获奖作品：“量小非君子，无色不丈夫”/出人意料之外的形式/国展作品的技术参数/好的形式能掩盖书写的不足/形式上的创意，既要“大胆”，又要“小心”。

● 回看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在基调把握上的可借鉴之处/经典作品在形式上的可借鉴之处/经典作品在书写上的可借鉴之处。

●当代书法创作重情趣轻法度，展厅书法无处不流露出书者急于表达和排遣的内心世界，也许这便是时代性的体现。所以不必担心失去自我，不必担心没有个性。

●通过大量研究当代获奖作品，参考经典作品，结合实际情况，酝酿自己作品的形式;

●问自己：这一次作品是否区别于以往，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

●问自己：这一次是否区别于他人，要看形式是否有原创性，请勿完全照搬获奖作品形式。

二、谋求有意味的形式

● 在国展评选中，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的作品当做一回事，评委又怎么会把你的作品当做一回事呢?

● 形式决定命运/形式是变异的智慧/形式无穷尽/古人讲形势，今人重形色;

●大形式既定，接下来是精心布局，要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精心准备可推进形式的原创性。

三、寻求心手双畅的书写契机

● 笔墨纸——相生相发 在这个评委“好色”的时代，纸张颜色的选择与搭配同样需要细思酌量。

● 有感而发的书写;

● 期待“天人合一”：书写历来讲究“心手双畅，天人合一”。总的老说，国展创作大致有以下三步：

第一步是调整心态把握好国展投稿作品的基调;

第二步是确定形式精心布局;第三步是用心书写有感而发。

这三步环环相扣，处理好了就能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这一件应该能区别于自己之前的任何一件作品，然后小心翼翼地寄出去，等待命运的安排。

相比“小”字，“大”字在相同尺幅中用时短、下笔“劲爽”，加上为吸引他人注意力的心理，这“大”在当代也就暗含“燥”的成分了。“燥”从“大”的方面讲，不是中国传统的要求，而是西方的。西方的东西有积极成分，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中国人把它们错误的理解了，比如西方艺术强调修饰美、外在美，所以要吸引人的眼球、要有视觉冲击力。但并不是所有大的就是美的，就是吸引人的眼球的。

清人沈宗骞曾讲：“凡事物能垂久远者，必不徒尚华美之观,而要有切实之体。”切实之体就是内在美。例如，林散之老老实实按照传统套路习书几十年，但他的书法并不太强调结体的形式美感，而是强调内在的丰富变化，这就是内在美。这内在的丰富变化的创造与欣赏不仅要求艺术家本身有修养、有功力，而且要求欣赏者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功力。否则，欣赏者只能看到诸如这一笔画很粗、那一颜色很艳的外在形式。

学者字较为强调“润”，润的格调还是要高一些。但是太润就容易“骨嫩”，润燥兼有为最佳，要适中，过犹不及。越燥越燥，燥时让心情平静下来，缓缓写出，可以消解燥。

迟与速，也即快与慢。我个人更喜欢慢一些，慢显得稳重、迟重一些。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但画一尺树，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须笔笔转去。此秘诀也。”“笔笔转去”就是要求笔法的丰富。笔法的丰富需要用笔的迟、用笔的缓。快，尤其是一滑而过，缺乏内涵。但也不要一味强调慢，为了慢而慢，那就缺乏精神，古人称之为“骨痴”。

孙过庭《书谱》云：“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刘墉的字厚重但乏风采，想必太慢，王文治的字嫩而无骨，想必太快，这都是缺陷。慢要有道理的慢，将技巧表现出来，反映内心的精神状态。例如黄宾虹晚年追求笔墨之美，就慢了下来，慢的是有道理的。慢是把技巧弄懂了，该提的提，该按的按，将笔法丰富起来。

刘熙载《艺概》说：“提者，按之谓也。按者，提之谓也。”提时有按的感觉，这样就显得深沉。按的时候有提的感觉，这就微妙。提中有按、按中有提，就必须慢下来，一扫而过，就失却了此种感觉，没有这种感觉，字也写不好。但是若一味有意识地的慢，那反而把字写坏了。

我们最后欣赏陈振濂主席的跋，也是十分精彩。下面和思友们展开《李璧墓志》，一边观赏、读帖，一边分析和学习：

《李璧墓志》的结构具有较强的魏碑型的特点：内紧外疏、宽博自由、大小参差、欹正相生。从边缘外接形的角度分析，其边缘处笔划起、止点处占位充裕，体现出外围宽博疏朗的特点。

虽然字距、行距较大，但被长笔划点位、分割之后，既加强了字间、行间的联系，又能使空白(外围空白与字内空白)形成内外沟通，行的两侧边缘笔划之间在齐与不齐之间，齐处在于边缘处大致到达了最宽点，撑住了大外形，使字间谐调统一;不齐处在于两侧边缘处笔划略有局部的少量的凹凸进出，塑造出行的大外行的开(凹)合(凸)，进一步形成了行间的穿插组合。

此外，在横向的列间关系上， 也具有齐中不齐的特点，齐处在于边缘处大致到达了至高点与最低点，撑住了整体结构，使列间谐调同统一;不齐处在于边缘处至高点与最低点处笔划略有局部的少量的高低起伏，塑造出横向列的大外形的开(长)合(短)，进一步形成了列间的穿插组合。

临写时应注意不能把边缘处起止点的位置做反向的修整，如本来好的笔划被斩掉一大段，致使外形轮廓不到位。

同时，还要注意，将边缘处做好理性的判断，再进入内部结构的塑造。从框架型主笔的角度分析，对整体结构起到支撑与分割作用的是框架式的主笔划，占据决定性的位置上，虽然这部分笔划数量少，但体量重，定局面的主体体势，其作用类似于建筑力学原理的框架支撑。相对于框架部分而言，其余的笔划起辅助作用即对平衡的调节，虽然这部分笔划数量多，但体量相对轻，微调、补足主体的体势。

别说你钱多，钱上面的书法你了解吗?今天就跟思友们讲讲跟钞票和钱、银行有关的书法。

【人民币里的书法】

第五套人民币

现行的第五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遒劲有力，但是到底是谁写的呢，这个事情曾经引起不少波澜。有说是董必武写的，有说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写的，还有的说是当时总行研究处处长冀朝鼎写的，因为他们三人都写得一手好字。其实，这六个字是由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任金融研究员的马文蔚先生(1904年～1988年)书写的，来源于第二套人民币。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套人民币改革的设想被提到议事日程。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请马文蔚先生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字。

其后虽然数字及圆角分等字从手写体换成了印刷体，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一直沿用。

《张黑女墓志》

马文蔚先生博学多才，尤善书法。他用隶书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力足丰润，为汉隶和魏碑的变体，典雅和谐且刚柔并济。虽然基本笔画仍属隶书，但字形与魏碑相似，尤与魏碑中的《张黑女墓志》神似。

第一套人民币

另外，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确实是由当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董必武题写的。董老自幼对柳体情有独钟。他以楷书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刚健俊洁、笔势精悍、骨力遒劲、结构严谨而开张，深受书法界好评。

董必武

【交通银行的书法】

谈完了钞票上的书法，我们来聊聊银行卡上的书法，也就是银行的标志书法啦。一般来讲呢，也分两类，一类是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采用手写体，而另一类呢，则如中信银行采用电脑打印体。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上讲，只有前一类能算书法，后一类顶多算艺术字。

交通银行

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其发钞历史长达33年，是发钞时间最长的银行。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总部设在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现为中国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之一。

郑孝胥

交通银行四字，为我国近代著名书法家郑孝胥所书。郑孝胥(1860年～1938年)，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曾任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他的“郑派”行书闻名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工于楷书的书法大家。交通银行四字，字体结构紧炼方折，既肃穆典雅，又险绝纵逸，既不出规范，又奇姿流美。据本人推断，该字更多地源出于有“魏碑之王”之誉的《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

郑孝胥是个汉奸，历史上早有定论，他在书法上的建树则另当别论，故交通银行对其字存而不废堪称明智之举。其实，不要说现在，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几人的书法能望其项羽背。伪满期间，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商店的招牌不少都出自郑氏手笔，但后来多被铲除和废弃。故交通银行四字尤显珍贵，它的存在可以让我们时时领略“郑派”书法的风采。

【中国银行里的书法】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也是中国早期的四大银行之一，于1912年1月24日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上开业，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负责整顿币制、发行货币、整理国库，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故中国银行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四字原为孙中山先生题写，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原中国银行总行)大楼上的石刻行名仍为中山先生原题。

郭沫若

建国前，各地中行行名的体例、格式各有不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兼任中国银行行长后，感到中行有必要统一体例，便请著名书法家郭沫若先生(1892年～1978年)重新题写。1980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外汇兑换券上首次使用了郭沫若题写的“中国银行”，一经面世即大受欢迎。郭沫若所题的“中国银行”四字极富变化，粗笔不臃肿，坚实如柱，细笔不柔弱，刚劲似铁，飞白恰到好处，字字精到，有大气磅礴、力重千钧之势，实为郭沫若先生题字中的精品。

【招商银行里的书法】

招商银行

有一段时间，“招商银行”四字被误认为是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所书，其实，它与“赖体”虽然相象，但绝不是“赖体”。事实上，它是1987年由当时87岁的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秦咢生老先生所题。

《爨宝子碑》

秦咢生先生(1900年～1990年)于书兼擅数体，尤精究东晋名碑《爨宝子碑》，曾作《集爨论爨十绝》，所作“爨宝子”体，尤得其神理意趣，故时人美其名曰“秦宝子”。所以，只要略通书法的人，就会发现“招商银行”四字与《爨宝子碑》酷似逼肖。秦咢生所题“招商银行”四字，深得《爨宝子碑》之神韵，但比其更加粗壮雄浑，四个字稚拙古朴，隶意浓厚，气质高古，极富个性，让人过目不忘。

行草书学习中，《书谱》是必须要用心研究的，一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最扎实的基本技术训练，丰富，断、连、方、圆、轻、重、曲、直、铺豪、聚豪等等;二是墨迹本，这一点，如果与各种版本的《十七帖》对照，会感觉到墨迹的重要，刀刻的东西会在用笔细节上损失极多;三是最接近王羲之，拿《书谱》与那些王羲之的摹本相比，会有这样的感受。书法史上，在用笔环节，即使是对王羲之下了极大功夫的赵孟頫，也是不及孙过庭更接近王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进行专门的用笔技术练习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更专门地体验、把握这些技术。

1、方笔练习，如：

2、沉实笔画练习，如：

3、轻灵笔画练习，如：

4、各种弧线练习，如：

5、笔画筋节搭接练习。如：

魏晋时期(221-420)的书法技巧，虽云：用笔千古不易。但魏晋古法与后期的写法有区别还是有定论的，不过感觉描述的都太含糊，什么“唐前之书纵，唐后之书敛”之类。

我感觉直接从用笔上研究一下魏晋间与唐后的字划操作倒比较实际一点，今只写一条，就是转折与收锋上晋、唐人的不同。观察晋人的字帖，处理转折与收锋呼应有两种做法，一是绞转，一是提按(顿笔)。

绞法因为算是强制性的扭转，转折处颇见神俊的精神，尤其是用方笔，更现硬朗姿态，所以不但晋人法帖中常见，更多的表现于善用方笔的魏碑中。

从这一点上看，虽然晋人法帖与墓志造像字形上大相径庭，但笔法相通，并称“魏晋笔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书写的时候，笔毫向一侧自然弯曲，写到一画收尾，其势几尽，此时把笔锋做180度翻转，借其原先弯曲的反势，力量倍增，调锋十分彻底，容易做到每一笔画都气势洞达，仿佛精力无穷，生机勃勃。

提按是将收之际，把笔锋向右上方提起，利用毛笔的自然弹性，让笔锋自然回直一点(不可能完全回直，即便是弹性最强的狼毫)然后向右下方压下去，最后向左下方衔接下一画，这样虽然字形上是180度的转了，但笔锋实际上是拆成了两次90度的转折，是利用笔毫中段把毫尖“挫”过来了，所以仍然是用笔毫原先的那一面来书写，弯曲的笔锋也就无从彻底进行调整，所以难以做到完美的精神状态。不过这样写因为有分解动作，比较方便，容易操作，能做到字形上的整齐漂亮。

老实讲，无论魏碑也好，晋帖也好，这两种笔法是交替使用的，也正因此，魏晋笔法使人感觉不拘一格，变化多端(这两大转笔的方法又可以细化出许多小的分类)。

到了唐朝，特别是中后期，绞转的笔法渐渐消失不见，而提按则成了处理转折呼应的主流用法。分析其原因，一是当与那时追求华丽精整的书法风格有关，比如干禄、写经等方面的需要。二是提按比较容易学，稍加训练，即可写的象模象样，以至于到了元之赵松雪、明之董其昌，虽然力崇魏晋，但笔法依旧沿袭唐后，虽然字形颇似二王，但终不脱妩媚与寒俭，考察其存世碑帖，可以从这里得到些蛛丝马迹。

以赵、董之学问、天分，理解到魏晋的这些东西并不是难事，但为什么还是没有突破呢?

想必两点：

一是唐后书法，笼罩中国书风数百年，颜真卿继王羲之为百代宗师的地位牢不可破。虽然中间有米芾等批评者，但毕竟声音微弱，所谓佛学有云：共业所至，在劫难逃，岂此之谓耶?

二是晋人法帖存世太少，而且翻刻失真，很难考察其用笔的妙处。同时魏碑湮没已久，仅有的几种也无人重视。松雪晚年的《胆巴碑》似乎有觉醒的意识，可惜似乎晚了点，不久他自己也挂了。

真正回归于魏晋，应当还是王觉斯、傅青主那一代的人，不过那是唐后的书法已经发展到彻底没有出路的时候，几位有才华有觉醒意识的书法家被逼无奈的绝地反击，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成功了，至于后来清朝中期，魏碑大量的出土，与晋人法帖相互佐证，魏晋笔法之双翼已全，书法的复兴就势不可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