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书法以其行草书流美书风开创了中国书法的抒情写意、体现人格迹化的审美风潮，并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书法宗法的至高经典。
魏晋以前，中国书法——文字的书写以笔画为单元，只是笔画搭构的造型艺术;魏晋书法则使文字的书写以每一个字或整行或通篇为单元，所有的笔画线条衔接起来，成为一个具有整体起伏变幻的生命体。魏晋以前的书法，逐字摆布，有状如算子之嫌，难有表现文士风情之说：魏晋书法则连绵飘逸，真正成为表现文人士大夫人格风度的一种方式。
中国书法是伴随着中国文字产生而产生的一门艺术。为何是在魏晋，而不是其前或后，也不是同一时期江北的十六国，形成了足以挥洒文人士夫性灵流美书风?当我们寻觅其发生的根本原因与线索，不难发现魏晋玄学对其的影响与决定性作用。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学成为时代正统。东汉灵帝虽在蔡邕奏请下，于太学门前刻立了今文隶书石经，但东汉后期，盖略皆为儿皇帝，宦官弄权和党锢之祸，使国家走向礼坏乐崩，政权瓦解，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魏正始年间复刻立三体石经，反映着当权者或文人士大夫对古今文的同等对待，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时时代文化已由原来的唯儒家经典为尊发生了改变。其主要就是体现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尚老庄”，“薄周孔”，冲破儒教，崇尚自然，觉悟自我。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文士阶层兴起了清谈之风。清谈内容以老庄玄学为主要内容，故又称玄谈。
鲁迅称：“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所谓文的自觉实际上就是人的自觉，就是超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自觉。这种重视在个体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思，对个人操守修养的重视;在社会则表现为对人物的臧否品藻。曹魏的玄学名士代表人物除何晏、王弼、夏侯玄外，最著名的当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等“竹林七贤”了。“竹林七贤”饮酒、作诗、雅集山林被看成是当时名士的高雅风尚，也就是人们所称誉的魏晋风度。这种风气自曹魏经西晋传至东晋，以王、谢、庾等几大豪族文士为中心，仍然保持了玄谈和崇尚人物举止讲究高雅之风。《世说新语》记载了其诸多雅集和讲究行为举止的高士之风。除了玄谈、饮酒、不拘礼教之外，文人的作诗作文和文人日常生活如尺牍书写也成为当时士大夫讲究风度的主要内容，甚至在那个讲究门阀地位的时代，书法成为家族文化地位的标志。
东晋士人竞尚书法可追溯至曹魏时期。曹操本人就是一位具有很高修养的善书者。据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他喜梁鹄书，行军时常将其书悬于帐中，或钉壁欣赏，据说现存褒谷摩崖石刻“衮雪”就是曹操的真迹。曹操也特别爱重书法人才。据晋人虞喜《志林》载：“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在宋代刻帖中即传有“竹林七贤”的多种墨迹，诸如嵇康、阮籍等的落款署名，末笔拉得特别舒长，具有符号性书写特征，大概就是有意追求一种飘逸流美的风度吧。这种风度在东晋发展衍变达到了一种绝妙的高度，成为魏晋流美书风的历史典范，例如启首或落款的“顿首顿首”舒长符号化书写等。
钟繇曾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我们现在看到钟繇的书法就是他写的《捷示表》《宣示表》。但世传钟繇善三体书，即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其诸种“表”只是他写的章程书，他还应该有铭石书和行狎书。其行狎书大概就应该和嵇康、阮籍以及当时的大丞相张华的尺牍书法相类似，或者说是开后者之先声。
“尺度书疏，千里面目也”，这句魏晋时的谚语或许也能够说明当时人们对书法爱重的社会风气。而魏晋士人爱重书法，讲究书法的书写风度，则较集中地表现于尺牍竞胜、书扇风流、题壁书法上。王羲之即自比于钟、张，认为“吾书比之钟、张，钟书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而庾翼对时人热追王羲之书法开始并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由这些书法比竞的记载，足见其当时的竞书风尚。
魏晋士人讲究生命质量，注重情怀的抒放。当王羲之和后来的陶渊明官场不顺意时毅然辞官，决不苟合。王羲之辞官后除醉心书法外，还穷诸名山，泛游沧海，称“我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及晋代士子们飘逸流美的手札就是魏晋玄学作用下魏晋风度的写照。
人们或许会说，汉代就产生了草书，甚至行书。但我们看到的汉代草书遗迹或者是规范精整字字独立的章草，或者就是出土的简帛书潦草之草。章草实际就是用于章程的规范化、规整化，为朝廷认可的具有标准化特征的草书。王羲之在师从卫夫人掌握基本笔法后，师法的重点对象就是钟繇和张芝。其师钟当师其楷行，师张则师其草。王羲之的伟大就是将张草和钟楷以及行狎书相结合，不激不厉，笔画连绵，其细微牵丝映带处也极为讲究，也就是说王羲之将既往的潦草之连绵映带的细微处也给予了与主笔笔画同等的技术质量和艺术含量。其时，行草书已不像汉末草书刚刚兴起之际，其潦草的规范化首先要获得准予用以奏章的书写，而是在于表现士夫书家自己的情怀和人格风范。王羲之的追求也正是其时代书风的追求。当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以从父亲学来的笔法参与社会活动时，发现社会上的许多士子在行草书的纵情挥洒上做得更加疏放，遂有劝父变法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的书法较其父更加恣肆疏放，但行草夹杂，虽有雨夹雪痛快淋漓之美，终有偏离纯粹流于非正统之嫌。
“兰亭雅集”是王羲之“东床坦腹”“书经换鹅”等佳话之外超逸思想的一件得意活动。《世说新语》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这说明王羲之是有意将“兰亭雅集”作为一场显现各位士子风度才情的高雅闲适的活动而举办的。但传世《兰亭序》笔迹风韵却与魏晋风度大为相隔。笔者以为，传世最清晰最精细的所谓“神龙本”很有可能就是王羲之的后代以毕恭毕敬的心态临写的双钩本。也就是说萧翼费尽心机赚取并献给唐太宗的《兰亭序》，只是王羲之后裔的一个临本，而我们看到的所谓“神龙本”只是这个临本的双钩摹写本。但其中依然蕴含和传递着王羲之“飘飘然，似王谢家子弟”“虎卧凤阙，龙跳天门”的流风之美。其中既有内在的雄强骨力，又有细腻的柔情笔触，只是少了那飘逸的魏晋风度。
魏晋玄风、魏晋风度以至魏晋流美书法，说穿了还是儒家“发于内而形于外”和道家“技进于道”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魏晋玄学造就了魏晋士人的风度、风骨，也造就了代表中国书法写意精神的魏晋书风。魏晋书风反过来也以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丰富了魏晋玄学总体笼罩下的魏晋风度。因之我们说只有理解了魏晋玄学、魏晋风度才能真正认识、弄懂魏晋书法、魏晋书风。才能明白，何以自唐李世民到“宋四家”，以至元代赵孟頫等后世都要“书宗魏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