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瓒(1301~1374)元代画家、诗人。初名珽。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居士、云林子,或云林散人,别号荆蛮民、净名居士、朱阳馆主、莆闲仙卿、幻霞子、东海农、无住庵主、绝听子、曲全叟、沧海漫士、懒瓒、东海瓒、奚元朗。江苏无锡人。倪瓒博学好古,家雄于财,四方名士日至其门。元顺帝至正初忽散家财给亲故,未几兵兴,逃渔舟以免。入明,黄冠野服,混迹编氓。工诗画,画山水意境幽深。有《清閟阁集》,与黄公望、王蒙、吴镇为元季四家。

1《苔痕树影图》是画家倪瓒去世前二年的作品,画面极为简单,仅有高大的枯树两株、大石一块及青竹数丛。枯树高大坚挺,表现君子般坚贞高洁的品质;大石用侧锋,以干而带毛的渴笔作折带皴,这是倪云林独创的皴法,表现出山石坚硬的质感;倪氏画竹极负盛名,画上竹枝极细,似断还连,竹叶不多,清气逼人。整个画面用笔简逸,充满了画家的自我性灵。

2这是一幅散于民间的作品。图为立轴,纸本、墨笔。画之下方布以坡石,一株枯树挺立于画面正中,与细劲飘逸的丛篁修竹遥相呼应。笔墨淡雅,构图十分简洁。整幅画透泄了画家天真幽淡、狷介横逸的性情。

3画之左上有倪瓒自题六言诗一首:“石润苔痕雨过,竹阴树影云深。闻道安素斋中,能容狂客孤吟。”末识“十一月五日余遇牧轩于吴门客邸,求赠安素斋高士并赋、壬子倪瓒”。按壬子为明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倪瓒时年七十二岁。倪瓒卒于1374年,看来此图是倪瓒极晚年的作品了。画之右上另有二题,其一为氿应七绝诗一首:“曾记林间扣绿阴,故人留我共高吟,到来几欲寻陈迹,口叶苍苔口雨深。”另为云泉子题五绝诗一首:“挺挺口悚林,英英君子节,抱此负坚心,岁寒傲霜雪。”从以上两题来看,除以画来赞美倪瓒的人格外,也表达了对倪瓒生平的回忆,所以这二题应该是倪瓒去世后所为。

4图中钤有清初耿昭忠、耿嘉祚等鉴藏印,明汪砢玉《珊瑚纲》等书著录,著录中名此图为“安素斋图”。此图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时正值“文革”,扬州文物商店以几元钱购得置于仓库之内,由于“文革”的原因也没有对这些被称之为“四旧”的古字画进行研究。当被鉴定确认为真迹后,消息传到了无锡博物馆,倪瓒是无锡人,遗憾的是,作为倪瓒故乡的无锡博物馆却没有倪瓒的片纸只字,无锡博物馆自然想拥有这件珍品。而对扬州文物商店而言,其不舍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后经多方协商,无锡终以10万元之价,把此图请回故地,定居在无锡博物馆了。

5《苔痕树影图》回归故里,集名家、名作、名收藏、名鉴定于一身,与倪瓒对山水画的影响一样,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传奇,也为无锡留下了一段风雅的故事。

6倪瓒的作品主要有两大格式,一是一河两岸三段式,一是枯木竹石图,《苔痕树影图》属于后者,画面简淡超逸。对中国山水画来说,无论在境界上还是在技巧上,这种简单的美均超过繁复的美。通过作品确立了新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标准,这应该是倪瓒对中国画最大的贡献。

71374年冬,74岁的倪瓒在江阴染病,在好友名医夏颧家去世,先葬江阴,后移葬于无锡芙蓉山麓的祖坟。600多年来,他的作品离散四方,离他最近的,就是18公里外收藏在无锡博物院的《苔痕树影图》。8 9

宋 辛弃疾《去国帖》

1《去国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纸本,册页,纵33.5cm,横21.5cm,行楷书,10行,110字。

辛弃疾(1140–1207) 字幼安,山东历城人。蔡伯坚弟子。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南渡归宋。孝宗朝官至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进龙图阁,知江陵府,又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即卒。著有《稼轩集》。

2 5 4 3

《去国帖》释文:

弃疾自秋初去國,悠忽見冬,詹詠之誠,朝夕不替。第缘驅馳到官,即專意督捕,日從事於兵車羽檄間,坐是倥傯,略無少暇。起居之問,缺然不講,非敢懈怠,當蒙情亮也。指吳會雲間,未龜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馳。右謹具呈。宣教郎新除秘閣修撰,權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弃疾劄子。

本幅鉴藏印钤“杨氏家藏”、“原素斋”、“松雪斋”、“琳印”、“海印居士”、“黄琳美之”、“休伯”、“项元汴”诸印,以及“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南韵斋印”、“莲樵成勋鉴赏书画印”、“莲樵曾观”等印。

此帖是《宋人手简册》中一页,内容为酬应类。文中“秋初去国,……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是指在江西提刑任平“茶寇”赖文政事。据《孝宗本纪》:“淳熙二年六月,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另据《宋会要》记:“淳熙二年润九月二十四日,上谓辅臣曰:江西茶寇已剿除尽。……辛弃疾已有成功,当议优与职名,以示激劝。”辛弃疾平茶寇后,诏江西提刑除秘阁修撰,故此帖当书于淳熙二年十月间,时年36岁。

此帖书法中锋用笔,点画尽合法度,书写流畅自如,浑厚沉婉,笔意略显苏黄遗规。虽无豪纵恣肆之态,亦不失方正挺拔之气,为辛弃疾仅见的墨迹珍品。

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文物出版社《宋人书翰》册影印,刻《海山仙馆藏真帖》。

1《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杖图》

《朝元仙杖图》,画面高4.26米,全长94.68米,全部面积计403.3平方米,像一条彩带环绕整个大殿,而全殿只是这一幅画,绘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作者是武宗元,另有说是洛阳马君祥父子等人。图中描绘的是道教传说中的东华天帝群和南极天帝群与众仙官、侍从、仪杖、乐 队等八十七个神仙同去朝谒元始天尊的情形。在人物塑造上,帝君 庄严、神将威武、而金童玉女的脸庞则天真无邪。有的慈祥娇丽, 有的恬淡自然,各极其态,富有神韵。

作者运用长垂流畅的线条,描写稠密而重叠的衣褶,人物安排 参差有致,繁而不乱,神采飞动,深得唐代吴道子的遗韵。中心是八个主神,帝后装束,四周围绕着290多个值日神,分四层排列。人物神情各异,构图整齐而不呆板,组织繁复而不杂乱。画面强调照应,又适当注意变化,使人物动态一致、倾向一致,服饰大致相似的人群,通过微小的转侧和顾盼,得到相互之间的呼应。画中线条严谨、简练、流畅,有的线长达几米。面部表情能用各种不同的线来表现,眉眼特别有神,皱眉肌的变化,以及眼与其他各部的关系处理得准确巧妙,从而使同样严肃的面孔上显示出各种不同的个性。整个画面色彩单纯明朗,以石青石绿为主,衣冠宝盖大量运用沥粉贴金,总体色调既灿烂又沉厚。总之,这幅图气魄宏伟、人物生动,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白描技法的高度水平。

《古玩宝斋》版曾载文述及徐悲鸿在解放前两次用重金购回唐人佚名的《八十七神仙卷》,该画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呢? 徐悲鸿早年曾将《八十七神仙卷》与北宋武宗元《朝元仙杖图》进行仔细比较,发现它们的构图几乎完全相同,连人物数量都一样,但后者在人物造型和笔力等方面不及前者。徐悲鸿经研究认为,《朝元仙杖图》是一摹本,而《八十七神仙卷》很可能出自唐代画圣吴道子之手。其好友张大千也赞同这个看法,并进一步推断《八十七神仙卷》系吴道子“粉本”(即壁画稿本)。此说虽非定论,然合情合理,因为武宗元宗法吴道子,许多画史研究者均从《朝元仙杖图》间接了解吴道子的画风画技。由于吴道子真迹难觅,徐悲鸿生前对《八十七神仙卷》极珍视,特在画卷加盖一方“悲鸿生命”朱印。

2《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视为生命的画作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为“圣”:一位是晋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就是唐代的吴道子。

吴道子如果生活在现在,一定会有详尽的个人档案,就像我们只要和一个单位、组织发生关系,就必须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一样。其中,肯定会有一份《个人情况登记表》。那么,如果吴道子有一份《个人情况登记表》,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个人情况登记表

3我们今天说的这幅画,就是吴道子的白描人物长卷《八十七神仙卷》,现存徐悲鸿纪念馆,齐白石题写画名,徐悲鸿题跋,画上还有一方图章—“悲鸿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方图章呢?为什么徐悲鸿会把这幅画作视为生命呢?

41936年,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时受到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作家许地山教授的热情接待。他安排徐悲鸿住在家里,还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他的画展。

一天,许地山忽然问徐悲鸿要不要搜集中国古字画,徐悲鸿立即表示出很大的兴趣。许地山说:有位德国的马丁夫人,家里藏有一批古字画。原来,这位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经旅居中国多年,搜集了不少中国古代书画,这些被他视为家宝的东西后来留给了马丁夫人,由于她不懂中国字画,便束之高阁。研究宗教哲学的马丁夫人在一次旅港之际偶遇许地山,两人成为知己。一次偶然闲谈中,她提出请许地山为她收藏的中国古字画寻求买主。

许地山觉得鉴定这批古字画非徐悲鸿莫属,徐悲鸿也欣然同意。经过联络,马丁夫人全家到香港旅行,把那批中国古书画也带到了香港。马丁夫人十分热情地请徐悲鸿等人到自己的住处,打开所有箱包让徐悲鸿挑选字画。

字画一幅一幅地被慢慢打开,忽然,徐悲鸿眼前犹如闪过一道亮光:深褐色的绢面上没有着任何颜色,遒劲而富有韵律的笔法、明快又有生命力的线条描绘了87位从天而降列队行进的神仙。她也许没有《洛神赋图》的空灵、梦幻和飘逸,也许没有《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细腻、工谨和柔丽,也许没有《韩熙载夜宴图》故事丰富、贴近现实,但人物众多、场面宏伟、布势自然、构图壮丽,可谓荣华婉婉、秀骨姗姗,仙风道骨、脱凡脱俗。

5徐悲鸿盯着这幅古卷凝神不语:东华、南极两位帝君率领神伯、仙女、神将前去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画卷从右往左是神将开道压队,头罩光环的东华帝君居中,其他各路神仙、幡旗、伞盖、贡品、乐器等,簇拥着帝君在仙乐声中足踏祥云御风浩荡行进,一派风动云飘的神仙境界。87个人物造型优美、体态生动,帝君庄严丰满,神将威风凛凛,神伯仙风道骨,仙女轻盈秀丽;冉冉欲升的白云、飘飘飞扬的襟带,使得整幅作品具有一种“天衣飞杨,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

看着看着,徐悲鸿突然起身对马丁夫人说:“我就要这一幅!我只要这一幅!”

马丁夫人有些吃惊地望着他,建议他再看看尚未看完的。

徐悲鸿摇摇头,将身上的1万元现金掏出来,又把随身携带的自己的7幅精品一并推到马丁夫人面前。

马丁夫人从徐悲鸿急切的情绪里悟出了这幅古卷的价值,又不明白徐悲鸿画作的价值,便有些犹豫。

许地山见状,上前解释说:“徐先生的这7幅作品都是精心创作的佳品,如果夫人有疑虑,我们可以到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进行作品估价。”

一行人到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进行估价后,马丁夫人这才愉快地接受了这笔交易。

马丁夫人好奇地问:“徐先生,您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看重?”

“这幅画虽然没有落款,但线条优美飘逸,意境深邃辽旷,令人遐思万千;丝绢上87个襟飘带舞的人物虽然全用白描手法,但整幅画卷看起来却满纸生辉,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家的艺术绝品!”徐悲鸿坦然相告。

马丁夫人恍然大悟。

6 7这幅古卷就是后来和徐悲鸿形影不离的《八十七神仙卷》。回去以后,徐悲鸿兴奋不已,日夜观摩。

1937年春,徐悲鸿返回南京。恰巧张大千由北平来南京筹备全国美展事宜,此时,黄君璧、谢稚柳等人也在南京,好友把酒畅饮,欢聚一堂。

在此期间,张大千、谢稚柳等人前往徐悲鸿住处观看了《八十七神仙卷》。张大千见卷后大吃一惊,叹为观止:“此画与唐朝壁画风格相同,不是唐人画不出这样的作品!北宋武宗元作品的源头,就在这里!”武宗元是北宋时期的大画家,效法吴道子,善画壁画和佛像。谢稚柳也表示赞同,认为是“晚唐之鸿裁,实宋人之宗师”。所有人一致认为这幅画是现今国内唯一见到的唐代人物画卷,有“吴带当风”之感,极有可能是“画圣”吴道子的真本,并喻之为稀世珍宝。

对于爱画如命的徐悲鸿来说,自己的珍藏被业内顶尖的同行好友赞赏品评,实是人生一大快事;更把自己使这件已流失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回归祖国,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徐悲鸿将画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精心篆刻了一方刻有“悲鸿生命”四字的印章,小心地印在画卷前面,并在跋文中写道:此卷之艺术价值“足可颉颃(对抗)欧洲最高贵名作”,可与希腊班尔堆依神庙雕刻这一世界美术史上第一流的作品相提并论。

1938年秋,徐悲鸿接到了印度“诗圣”泰戈尔的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讲学。他决定早些上路,以便利用途经香港的机会,让中华书局把《八十七神仙卷》精印下来,以利保存。

10月,徐悲鸿自重庆出发。路过广州时,正赶上日本人攻占广州,他带着画在西江飘泊了40多天才抵达香港。颠簸艰辛的旅途中,他给同行的人讲起了“画圣”的奇闻轶事:

“有一次,吴道子随唐玄宗去洛阳,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一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人们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啊!后来,裴旻将军母亲去世,请吴道子在洛阳天宫寺画一些神鬼像。吴道子说:‘请将军舞剑一曲,让我获通幽灵。’‘获通幽灵’就是得到灵感的意思。裴旻听后,脱去丧服,舞起剑来,剑在手中左旋右抽,如电光火石。最后将剑抛向天空,距地面有几十米高,裴旻举起剑鞘,宝剑正好插入鞘内。观者数千人,齐声喝彩。吴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剑英姿,一时灵感大兴,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是吴道子一生的杰作,‘得意无出于此’。”

8见大伙儿听得津津有味,徐悲鸿继续讲到:“唐朝天宝年间,大约就是742年到755年吧。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便命吴道子到嘉陵江去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纵目远眺,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过,却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回到长安后,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他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我没有画什么草稿,一切都记在了心里。唐玄宗就命他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绘画,吴道子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旖旎风光跃然壁上。在此之前,大画家李思训也曾在此画嘉陵江山水,虽然十分奇妙,但却画了几个月。玄宗看得瞠目结舌:‘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虽然皇帝说两个人画的都很好,但几个月和一天相比,自然高下立现。另外,吴道子的变相图画中最有名的是‘地狱变相’,他不画什么狱府剑林、牛头马面、青面獠牙这些恐怖的东西,但却阴气森森,让人不寒而栗。他在景公寺画的地狱变相‘笔力劲怒,变状阴怪’,许多屠夫和渔夫看了之后都改了行当,害怕因为杀生,将来会在地狱中受到惩罚。”

9听到此处,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央请再讲一个。

徐悲鸿笑了笑:“好,就再讲一个。吴道子画动物也是精妙无比,他曾在大同殿画了五条龙,‘麟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真是生龙活现。有一本书叫《卢氏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一个僧人,想讨杯茶喝,但僧人非常不礼貌。他很气愤,便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就走了。到了晚上,墙上的驴竟然变成了真驴,满屋地尥蹶子,把僧房搞得乱七八糟,狼藉不堪。僧人没有办法,只好去恳求吴道子,请他把墙上的驴抹掉,以后也就平安无事了。”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又是一通掌声。其中一个显然是画道中人,接口道:“我看过唐代翰林学士、官至太子谕德的朱景玄编写的世界第一部绘画断代史《唐朝名画录》,画录中评价了120 位唐代画家,按照神、妙、能、逸四品排列。神、妙、能三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绘画风格不拘常法的画家归入逸品。在所评论的画家中,他最推崇吴道子,把他列为‘神品上’。”

10“对!吴道子的绘画是由南朝梁国的大画家张僧繇发展而来,但在多样富有变化地反映现实生活这一方面超过了张僧繇。吴道子性格豪爽,喜欢在酒醉时作画;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莼菜条描,被誉为‘吴带当风’。他在焦墨线条中,略施淡彩,被称为‘吴装 ’;作画线条简练 ,寥寥数笔,形象已成,有‘疏体’之称;他画直线和曲线不用工具,完全是空手描出。他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看者围得水泄不通。最后画佛像圆光时,势若旋风,一笔而成,观众惊呼不已。吴道子不但在中国,即便在世界上也是一代宗师。自唐以后,许多画家追摹吴道子的画风,代代相传,一直延绵至今,真是百年一吴生,千载留其名啊!”徐悲鸿感慨道。

11到香港后,徐悲鸿直奔中华书局,把重新装裱、作了题跋的《八十七神仙卷》交给中华书局采用珂罗版精印。

由于在西江耽误了时间,行程紧迫,徐悲鸿不久就往新加坡举办画展,以筹款捐献祖国抗战。行前,他把《八十七神仙卷》郑重地交由香港银行保存。

1939年春,画展在新加坡举行。可他总是不放心古卷,常梦见古卷再遭厄运。于是,又让人迅速取回,终日带在身边。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陆续占领了香港、新加坡等地。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顷刻间便充斥了叽哩哇啦的日语和明晃晃的刺刀,徐悲鸿觉得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担心途中有闪失,行前,他将最精美的40幅作品留在当地一所华侨小学,保存在一个只有教务主任知道的地方,然后他逃出新加坡,取道缅甸奔向祖国。

12一路上风餐露宿,刚进国门,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震得徐悲鸿发怔:保存在新加坡那所华侨小学的40幅油画精品全都被毁。

徐悲鸿悲痛万分,猛然想起《八十七神仙卷》会不会也忘在那里?急忙打开行李翻找。可是,所有行李都翻遍了,还是没有,他着急地跺脚大叫。随行人员也赶来替他寻找,仍然没有。直到一个人发现徐悲鸿背上鼓鼓囊囊的,让他脱了长袍,这才发现《八十七神仙卷》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他紧紧地绑在肩头,徐悲鸿喜极而泣。

关上房门,静坐下来,轻轻打开这幅栉千年之风、沐五朝之雨依然光彩照人的古卷,徐悲鸿再一次仔细观摩:在长292公分、高30公分的画卷上,87个神仙共4种类型:以眉宇轩昂、气度不凡的帝君为中心,8名神将威猛狰狞,首尾护卫;10位神伯道骨仙风、神采飞扬;67名仙女端丽多姿、眉目顾盼。飘逸飞扬的线条勾画出稠密重叠的衣褶、当风飘扬的旌带、繁多纷杂的器物和众多人物变化多端的动作姿态,通过疏密高低的排列和微小的转侧顾盼,相互呼应,使人物动态一致、倾向一致,交错回旋却有条不紊,和谐统一在庄严愉悦、徐缓优美的旋律中,给人一种在空中徐徐前行的动感;画面强调照应,又注意变化,用不同的线条来表现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与其他各部的关系处理得准确巧妙,使众多人物虽然面孔同样庄重、服饰大致相似,但却显示出不同的个性。

“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更是送给今人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徐悲鸿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1942年,徐悲鸿漂泊到了云南,有一次去昆明办义展。当时昆明虽然没有沦陷,但敌机却天天光临,人们每天都要钻几次防空洞。

5月10日这天,又传来防空警报。徐悲鸿迅速把作品装箱堆于寓所,匆匆锁了门便到楼下躲进了防空洞。防空警报解除后,当徐悲鸿钻出防空洞急匆匆奔到楼上时,骇得他目瞪口呆:居然有人冒着空中炸弹而不顾,乘乱把寓所门锁撬开。

徐悲鸿急忙闯进屋内,经清点,发现30幅作品丢失,徐悲鸿几乎晕倒。他蓦地想起《八十七神仙卷》,便疯一般地跑到内室去看。果然,古卷不翼而飞,徐悲鸿扑通倒地……

日子一天天流逝,古卷却杳无音信。徐悲鸿茶饭不思,日渐消瘦。不久,徐悲鸿回到重庆,在中国文艺社居住下来。

1944年初夏,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卢荫寰女士告诉徐悲鸿,她丈夫的朋友领她到一位初识的人家中,发现有一幅古卷与老师丢失的《八十七神仙卷》很相似。

徐悲鸿简直惊呆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终于断定它就是自己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八十七神仙卷》。他兴奋得几乎要立即飞往成都,但又怕自己亲自前往吓着藏匿古卷的人。

就在他焦灼不安的时候,一位自称姓刘的将军来拜访他。这位刘将军是徐悲鸿在新加坡办画展时认识的,他也说在成都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并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他可以万无一失地讨回古卷,但要花一些费用,徐悲鸿当即塞给他2万元。

几经周折,《八十七神仙卷》终于被“刘将军”带回来了。徐悲鸿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他十分感激“刘将军”,先后给了他20万元现金和10多幅作品用以赎回古卷,事后又多次赠画。

不料,数年后当“刘将军”的真名刘汉钧被人们知晓后,有人指出刘汉钧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骗子。

原来,当年在昆明盗取古卷的正是这个“刘将军”。刘汉钧在新加坡与徐悲鸿有过一面之交,从别人口中确知徐悲鸿藏有一幅唐代人物古卷,价不可估,遂生贪心。他一路尾随徐悲鸿,当时战火连天,兵荒马乱,徐悲鸿一行只顾赶路,没想到会有人盯梢。但一路上,刘汉钧始终没有得到下手的机会。到达昆明后,徐悲鸿等人安顿下来,刘汉钧就在徐悲鸿寓所的对面楼里租房住下,每日用长筒望远镜向徐悲鸿的室内窥探。

5月10日这天,防空警报响起,刘汉钧见徐悲鸿匆匆下楼进了防空洞,早有准备的他立即在警报声中冲上楼去,撬开房门,盗走《八十七神仙卷》及30幅徐悲鸿的作品。

之后,他带着徐悲鸿的作品四下流窜,在南洋各地打着义卖名义,发了一笔横财。对于《八十七神仙卷》,他更想因它而暴发,然而始终未达目的,于是突发异想打算再将古卷还给徐悲鸿……于是,他自编自导了一场使卢荫寰女士“碰巧”看到古卷的戏,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可他哪里能想得到,就在他骗去徐悲鸿20万元及10多幅作品的第二个月,徐悲鸿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病危住院,竟因为没有钱无法治疗。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大学在他住院后便停发了他的工资,不予理睬;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女士为凑足住院费历尽了艰辛……

刘汉钧的行径大白天下之后,一些义愤填膺的亲友建议徐悲鸿不仅要追回损失,还要对刘汉钧绳之以法。徐悲鸿却说:“即使这画确实是他偷的,他能完璧归赵,我也对他感激万分了!”徐悲鸿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出于对《八十七神仙卷》异乎寻常的爱。

徐悲鸿和夫人兴奋地用颤抖的双手小心地打开画卷,87位神仙安然无恙地出现在眼前,依然那样安详、肃穆,体态优美,仿佛没有受过任何的惊扰。只是画上的“悲鸿生命”印章和题跋被挖割掉。徐悲鸿激动不己,当即挥毫赋诗:“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从此,这87位神仙又回到徐悲鸿身边,并始终陪伴着他。

1953年9月,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去世。从此,如何照看好徐悲鸿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来的大量国宝的重担就落在夫人廖静文的肩上。

廖静文流着凄伤的眼泪,检视着徐悲鸿留下的大量遗作和那些举世无双的珍贵收藏。多年来,她经常和丈夫一起把它们一次次从柜中取出来打开展视,然后又放进去,共同感受那无比的愉悦。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徐悲鸿的心血,凝聚着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她的耳边不止一次响起徐悲鸿的话:“静文,我是为了我们的祖国而收藏、保存这些作品的,希望你和我一起把它们保护好!特别是《八十七神仙卷》,是历代字画中最为经典的宗教画,代表了中国古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艺术魅力堪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比肩,是中国美术史上极为罕见的经典之作,被历代画家、艺术家奉为圭臬,足可对抗欧洲最高贵的名作!”

就这样,廖静文在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就宣布将徐悲鸿的一千余件作品和一千余件他收藏的历代优秀字画以及万余件图书资料全部献给国家,自然包括价值连城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

不久,国家将徐悲鸿故居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被任命为馆长,徐悲鸿的所有藏品都被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里。

如今,每年的金秋十月,87位神仙就会静静地出现在徐悲鸿纪念馆明亮的展柜中与广大中外观众见面,向人们展示着我国唐代美术的最高成就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传颂着徐悲鸿的赤子之心和高尚的爱国情怀。

国画的欣赏,一直以来是一个大话题,各抒己见,争议不少,不容易形成共识,与西洋美术有着不同的评论体系。中国画确立一个鉴赏标准并不难,但是现如今由于文化多远发展,纷争越来越多,画家,卖家,评论家莫衷一是,一般欣赏者更是茫然。

1当代著名艺术策展人杨建国:综合视野审视当代绘画

艺术多元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绘画标准从不同角度来看,有的固守传统,有的从西方留学归来,有的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创作,对当代艺术家来说,则是以综合性的视野、多角度的立场来审视创作,评判绘画艺术。

时代发展使得审美打破常规,从立意就要具有当代性。诸如古代侍女、老者的形象就需要画家以新的形式呈现。

2评判一幅作品好坏,个性的绘画语言经常是要谈及的。个性的东西有好有坏,主要看绘画语言所达到的高度。以吴昌硕为例,他的笔墨功夫对比其他的艺术家,基础深厚,他对笔墨的要求,对色彩的控制、构图把控上的能力是很多艺术家难以企及的,这是他的个性语言。当代热衷于符号性创作的艺术家,其初衷是形成自己的个性,这并不是坏事,但不能抛离绘画本身,以符号作为创作标志。

个性的东西要合情合理,避免刻意形成符号性的语言,适合中国人审美习惯的语言,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专业画家熊广琴:传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以三言两语回答的复杂问题。中国画从原始形态到它自成体系的高度成熟阶段,始终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发展流变的过程;至20世纪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多舛命运,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革新,当下已呈多元趋势。多元带来了活力,也模糊了中国画的边界。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中国文化如何保持其本民族特性已是严峻问题。

作为其表征的中国画,发展至21世纪局面也是相当复杂,可大致分为“传统型”、“泛传统型”和“非传统型”三类。这里略说“传统型”的中国画,其重要特点是强调“写意性”、“计白当黑”、“意象造型”,“散点透视”讲究“面面观”;讲究格趣的雅正和意境的“自然”;但最重要的特点还是“以线述形”、“以书入画”,核心是“笔墨”。如“折钗股”、“屋漏痕”、“莼菜条”、“印印泥”,如“平、留、圆、重、变”,如“浑厚华滋”、“刚健阿娜”、“内敛含蓄”等都是传统中国画论笔墨的方法和价值判断。

中国画独特的重“内美”和“静气”的诗性表达,正是赖笔墨形式这一根本,去实现其“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意境追求。

3当代著名书法家、艺术学者黄君:市场炒作扰乱艺术审美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但任何标准不能由外行制定,而是由自身出发。对于中国书画作品的价值评判,一方面由艺术家本身的造诣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来决定;另一方面离不开他的名气和身份,即非艺术因素。

艺术市场化以来,由于当代书画发展的繁荣远未达到高水准,受市场炒作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艺术市场却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非艺术因素使得原本争议不断的评判标准体系更加混乱。在市场的推动下,艺术品的价值体现与市场价格从未像现在结合得如此紧密。作为一线的投资买卖市场,拍卖和画廊的投资人虽推出了一些有实力、有价值的艺术家,但只看名头、社会关系,一味迎合市场的运作模式,给那些善于炒作的艺术家以机会,借助假卖假拍,刺激了评判标准多样的乱象持续泛滥。

随着对传统的认知,艺术市场稳步回归艺术本体,那些有扎实功底、深厚笔墨根基,对社会抱有人生理想和社会信念的艺术家会被逐渐认知,争议不断的中国书画价值评判体系也会日渐清晰。

齐白石与张大千是两位杰出的中国画大师。两人相识于北平画坛,时间大致是上世纪30年代。不过,虽有交往,却不太深,而且彼此互有成见,齐白石就曾三批张大千。

1张大千 画作

有论者说,张大千的画风变革可分为三个阶段:师古人、师造化和师我心。而在最早的师古人阶段,张大千公然作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那时,张大千临摹古人画风,师谁像谁,尤以临摹石涛为甚,造假水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大千作伪,让鉴别家、收藏家头疼不已,齐白石也深感不满。一日,齐白石在家作画,女佣送上一张名片。齐白石见过之后,说:“你只说我不在家。”当时,一旁的弟子见名片的主人是张大千,便插言:“此公是学大涤子石涛的名手,老师何不出去谈谈?”齐白石一边调色一边说:“这种造假画的人,我不喜欢!”就这样,张大千初访齐白石便吃了闭门羹。

抗战前夕,张大千将一幅《绿柳鸣蝉图》送给了收藏家徐鼐林,画上是一只大蝉卧在柳枝上,蝉头朝下,蝉尾朝上,作欲飞状。齐白石在徐鼐林家做客时,见到了这幅画,便对徐鼐林说:“大千此画谬矣!蝉在柳枝上,头永远是朝上的,绝对不能朝下。”后来,徐鼐林把齐白石的意见转告给张大千。张大千听后,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不服气。

齐白石 画作

几年后,张大千携长子、画友数人在四川青城写生。那时正值盛夏,住房附近的蝉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张大千想起齐白石的说法,不禁跑出屋外仔细观察。只见几棵大树上爬满了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头朝上,只有少数的头朝下。而另外几棵柳树上,趴在柳条上的蝉,则无一例外地头朝上。这时,张大千才由衷叹服齐白石“致广大、尽精微”的艺术功底。

2抗战胜利后的一天,同在北京的齐白石、张大千受徐悲鸿邀请一起吃饭。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亲自下厨,饭菜很可口,几人觥筹交错,言谈甚欢。饭后,齐白石乘兴挥毫,用墨画了三朵荷叶,又用红色画了两朵荷花,送给廖夫人,以示答谢。张大千应廖夫人之请,在画上再添几只小虾,在水中嬉戏。张大千画得入神,手舞笔飞,全然不在乎虾的节数,不是多画了就是少画了。这时,齐白石暗暗拉了他的衣袖,悄声说道:“大千先生,不论大虾小虾,身子只有六节,可不能多画、少画!”张大千听了,既惭愧又感激,便在画上又画了水纹和水草,把节数不准的虾身一一遮掩了。

张大千后来走上正道,造诣了得,对齐白石的批评意见,也深以为然,虚心采纳,并终生引以为戒。他还结合自己与齐白石的艺术交往教育学生:艺术创作务必“了解物理,观察神态,体会物情”。而齐白石三“刺”张大千,也让我们领略了齐白石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境界。

一、谈品格

要踏实,不要好高骛远,要多读书。

待人以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吹,不要作假,要戒骄戒躁。

与朋友交必能尽言,扬善改过,不能如此,只好避之,不与同恶也。——与庄希祖谈

学字就是做人,字如其人,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字,学会做人,字也容易写好。

学问不问大小,要学点东西,不要作假,要在实践中体会,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有体会,受益。

做学问要踏实,不为虚名,不要太早出名,不要忙于应酬,要学点真东西。——与桑作楷谈

不要学名于一时,要能站得住,要站几百年不朽才行。若徒慕虚名,功夫一点没有,虚名几十年云烟过去了。——与张尔宾谈

搞艺术是为了做学人,学做人。

做人着重立品,无人品不可能有艺品。

做学人,其目的在于运用和利人。

学人的心要沉浸于知识的深渊,保持恒温,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怒海啸于侧而不变声。有创见,不动摇,不趋时髦,不求艺外之物。别人理解,淡然;不解,欣欣然。

谈艺术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探索人生。

做学人还是为了做真人。

艺术家必须是专同假、丑、恶作对的真人,离开真、善、美便是水月镜花。

——《林散之序跋文集》

二、谈门径

[陈慎之问:为什么日本人写的这么好?] 学的高,非晋唐法帖不写,所以不俗,法乎上也。

先写楷书,次写行书,最后才能写草书。

写字要从唐碑入手,推向魏汉;再从汉魏回到唐。

1宜学六朝碑版,继学二王,再进而入汉魏,其气自古不俗。草书宜学大王《十七帖》精印本;行书宜学僧怀仁《集圣教序》,有步可循,自然入古不俗矣。

学近代人,学唐宋元明清字为适用。

唐宋人字,一代一面貌,各家各面貌。他们一个也不写汉隶,因为用不上,练练笔力是可以的。但要先学楷、行。

李邕说:“学我者死,叛我者生。”要从米、王觉斯追上去。

欧阳修青年时代诗、文、书、画样样学。有人说你这样不精一项是不行的。于是,他便专攻诗、文,成了大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都精。因此,学要专一。

怀素在木板上练字,把板写穿了,可见苦练的程度。也因为这样,千百年不倒。……

多种帖多写一些有好处,但要化为自己的字体。怀素就是写他的草书,赵孟钍切惺椋铡⒚滓簿褪悄敲炊种行书体,而不是正、草、隶、篆样样精通。

真学问是苦练出来的,做不得假。可用淡墨汁或水多写写,手腕活。   ——与庄希祖谈

学写字,二三十岁就要学会笔法。字写的不好,是功夫问题,首先是方法要对,方向要对。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提高。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看到草书神气,一开始学字就潦草。不知草书是经过多少年甘苦得来的,要在规矩中下苦功夫才是正道。

向唐宋人学,一代有一代的面目。汉碑,晋人就不学了,练功夫是可以的;楷书学宋人的就很好,楷书是很难的,学好不容易。

书法很玄妙,不懂古人笔墨,难以成名。

董其昌书不正为正。气足。难学。从米、王觉斯追上去,用墨要能深透,用力深厚,拙从工整出。

定时、定量、定帖。

最好每天早晨写寸楷二百五十个,临摹柳公权玄秘塔,先要写得像,时间最少三年,因为这是基础。

写字,一定要研究笔法和墨法,要讲究执笔,讲究指功、腕功和肘功。写字时要做到指实掌空,先悬腕而后悬肘;临帖要先像后不像,先无我后有我,先熟后生,有静有动,意在笔先,抱得紧放得开。日久天长,就能达到瓜熟蒂落,熟能生巧的境界。——与范汝寅谈

要近学古之贤者,他们成名不是偶然,实有独到之处。总之先学一家,不宜学时人,不宜学近代人。     ——与张尔宾谈

写字并无秘诀,否则书家之子定是大书家。事实上是很多人重复父辈,由于拓趋于保守,修养差,有形无神。

一般人习字,先正楷,再行草,而后篆隶。

先得笔力,继则退火气,使气魄遒劲而纯。

下笔硬的人可习虞世南、米南宫、赵孟頫,有人开头便学草书,不对。

用功学隶书,其次学行草,唐人楷书亦可。

书法亦可以从魏晋六朝入手,先用方笔习《爨龙颜碑》,小字兼学《乐毅论》、《黄庭经》,严整不苟。再入唐人,写柳公权《破邪阵》。可以多读几家帖,有所选择。

先赵,再米,上溯二王,也是一条路。

听老师讲课,要以食指划自己膝头,使腕部灵动不僵,久之也是一门功夫。

可以写行书练腕力,笔画要交代清楚,一丝不苟,不能滑俗。写张纸条子也不能马马虎虎,滑不可救药。

天天练是必要的。但要认真不苟。从前杂货铺管帐的一天写到晚,不是练字。

人无万能,不可能样样好。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不能见异思迁,要见一行爱一行。学好一门就不容易!怀素只以草书闻名。

东坡学颜,妙在能出,能变,他只写行、楷;米南宫未必不会写篆隶,但只写行,草也不多;沈尹默工一体而成名。

得古人一、二种名帖,锲而不舍,可望成功。

涉猎过广,一行不精,也难有成就。王夫之说:“才成于专而毁于杂。”

对碑帖看不进去的人,肯定学不进去。  ——《林散之序跋文集》

小孩子学书,要先由楷入行,由行入草,打好基础。否则钉头鼠尾,诸病丛生,要改也就难了。

学楷书之后,应由楷入行,不能一步就入草书。不然,易于狂怪失理,钉头鼠尾,诸病丛生。

范(培开)先生可惜没有走这条路,学唐碑之后就攻草书。当时就有识者评他太狂,太怪了。一步之差,终身不返,可惜!可惜!

学王(羲之)就是随意浓淡不拘,求神似,不求形似。

2 3三、谈工具

旧纸。纸不独质量好,又要陈纸,几十年。——与陈慎之谈

厚纸用墨要带水;薄纸、皮纸要用焦墨写。

紫毫写不出刚字来,羊毫才写得出来。——与庄希祖谈

上海有位书法家说,他不喜欢用羊毫,更不喜欢用长毫。他真是外行话,不知古人已说过,欲想写硬字,必用软毫,唯软毫才能写硬字。可惜他不懂这个道理。

论用笔之道,笪重光专论此事,软毫才能写硬字,见笪重光《书筌》。——与魏之祯、熊百之等谈

有人以短狼毫笔写寸余大字,这样写上六十年也不出功夫。

要用长锋羊毫。

软毫才能写硬字,硬笔不能写硬字,宋四家、明清大家都用软毫。

予曾用长锋羊毫,柔韧有弹性,杆很长,周旋余地广,特命名为“鹤颈”、“长颈鹿”,不意笔厂仿造甚多,用者不乏其人。

墨要古陈轻香,褪尽火气者为上。

松紫微带紫色,宜作书。

砚以端石为佳,上品者作紫马肝色,晶莹如玉,有眼如带。

歙砚多青黑色,有金星、眉纹、帚纹以分次第。金星玉眼为石之结晶,沉水观之,清晰可见。

端歙两种砚材都在南方而盛行全国,在北方洮河砚材亦很名贵。洮河绿石绿如蓝,润如玉,绝不易得。此石产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一带。洮河绿必是碧绿之上现兰色,备有蕉叶筋纹最为名贵。宋代文人对洮砚推崇备至,称赞最力。黄山谷赠张文潜诗道:“赠君洮绿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张和诗云:“明窗试墨吐秀润,端溪歙州无此色。”抗日战争时期,我得一碧桃小砚,十分可爱,因之题一绝句,铭刻其上:“小滴酸留千岁桃,大荒苦落三生石。凄凉曼倩不归来,野色深深出寸碧。”

古砚扪之细润,磨墨如釜中熬油,写在纸或绢上光润生色。其形多长方、长圆。正方形两片相合者叫墨海。

古人藏砚,多有铭文或跋语,刻工以朴素、大方、高雅、古拙而见重艺林,小巧、匠艺、雕琢伤神,会委屈好面料。纪晓岚铭其砚曰;“天然一石,越雕越俗。”是有感而发。——《林散之序跋文集》

4四、谈笔法

功夫须在用笔,画之中间要下功夫,不看两头看中间,笔要能留。——与陈慎之谈

握笔不可太紧,要虚灵。

右军有四句话:平腕竖锋,虚左实右,意在笔先,字居心后。

东坡讲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王右军讲执笔之法,虚左实右,意在笔先,字居心后。

包世臣的反扭手筋不行。做作。

执笔要用力。不用力还行吗?要虚中有力,宽处亦见力。颜鲁公笔力雄厚,力透纸背,无力如何成字?王大令下笔千钧。力要活用,不要死的;死力不能成字。

写字要用劲,但不是死劲,是活的。力量要用在笔尖上……

执笔要松紧活用,重按轻提。

写字要运肘,运臂,力量集中。光运腕,能把字写坏了。腕动而臂不动,此是大病。千万不能单运腕。

腕动而臂不动,千古无有此法。

拙从工整出。要每一笔不放松,尽全力写之。要能收停,不宜尖,宜拙。

笔要勒出刚劲,不能软而无力。

笔要写出刚劲来,笔乱动就无此劲了。

不要故意抖。偶而因用力量大而涨墨出来,是可以的。中间一竖要有力,圆满,不让劲。……写得光润,碑上字的毛,是剥蚀的缘故,不能学它的样子。

笔要振迅。规行矩步是写不好字的。写字要在有力无力之间。……

太快!要能留得住。快要杀得住。米字也是骏快,也是要处处能停。

笔笔要留。

写字快了会滑,要滞涩些好。滞涩不能象清道人那样抖。可谓之俗。字宜古秀,要有刚劲才能秀。秀,恐近于滑,故宜以缓救滑。字宜刚而能柔,乃为名手。最怕俗。

5现代人有四病:尖、扁、轻、滑。古人也有尖笔的,但力量到。

枯、润、肥、瘦都要圆。用笔要有停留,宜重,宜留,要有刚劲。

平,不光是像尺一样直。曲的也平,是指运笔平,无菱角。

断,不能太明显,要连着,要有意无意中接得住。要在不能尖。

要能从笔法追刀法。字像刻的那样有力。

要回锋,回锋气要圆。回锋要清楚,多写就熟了。

屋漏痕不光是弯弯曲曲,而且要圆。墙是不光的,所以雨漏下来有停留。握笔不可太紧太死,力要到笔尖上。——与庄希祖谈

用笔千古不易,结体因时而变,要能理解此中道理。

字硬、直,无味。

字,不看两头看中间,每一笔不放松,尽力写之。——与桑作楷谈

写字,一定要讲究笔法和墨法,要讲究执笔,讲究指功、腕功和肘功。写字时要做到指实掌虚,先悬腕而后悬肘。……——与范汝寅谈

古人书法嫉尖,宜秃、宜拙,忌巧、忌纤。

古人论笔,用笔需毛,毛则气古神清。

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能从笔墨上有心得,则书画思过半矣。——与徐利明谈

写寸楷即可悬肘。先大字,后渐小,每日坚持20分钟,逐渐延长。

运笔直来横下,看字要着重笔画中间,逐步养成中锋习惯,终生受惠。

无基本功悬腕则一笔拖不动。

东坡论书,握笔要掌虚、指实。

圆而无方,必滑。

方笔方而不方,难写。

可以内圆外方,不方不圆,亦方亦圆;过圆也不好,柔媚无棱角。正是: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此语我曾不自吝,搅翻池水便钟王。

书家要懂刀法。

印人要懂书法。行隔理不隔。

笔笔涩,笔笔留,何绍基善变,字出于颜,有北碑根基,正善于留,所以耐看。

古人作书,笔为我所用,愈写愈活,笔笔自然有力,作画也一样。

悬肘是基本功之一,犹如学拳的要“蹲裆”,蹬得直冒汗,水到渠成,便能举重若轻。

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力量凝蓄于温润之中,比如京剧净角,扯起嗓子拼命喊,声嘶力竭,无美可言,谁还爱听?

看不出用力,力涵其中,方能回味。

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

不善用笔而墨韵横流者,古无此例。  ——《林散之序跋文集》

写大字要用臂力,不能光用腕力。用臂力才能力透纸背,这是真力。

写字时手不能抬得太高,也不能拖在下面,要上到下一样平,这叫平肘。

还要虚腕,虚腕才能使手中的笔自由转动,随心所欲。——《林散之》

五、谈墨法

写字要有墨法。浓墨、淡墨、枯墨都要有,字“枯”不是墨浓墨少的问题。

多搞墨是死的,要惜墨如金。

怀素能于无墨中求笔,在枯墨中写出润来,筋骨血肉就在其中了。

王铎用干笔蘸重墨写,一笔写十一个字,别人这样就没有办法写了,所谓入木三分就是指此。

把墨放上去,极浓与极干的放在一起就好看,没得墨,里面起丝丝,枯笔感到润。墨深了,反而枯。枯不是墨浓墨淡。——与陈慎之谈

笪重光论用墨:磨墨欲浓,破水写之方润。——与魏之祯、熊百之等谈

厚纸用墨要带水,薄纸、皮纸要用焦墨写。

用墨要能深透,用力深厚,拙中巧。

会用墨就圆,笔画很细也是圆的,是中锋。

用墨要能润而黑。用墨用得熟不容易。

笪重光:“磨墨欲熟,破水写之则活。”熟,就是磨得很浓。然后蘸水写,就活了。光用浓墨,把笔裹住了,甩不开。——与庄希祖谈

早年闻张栗庵师说:“字之黑大方圆者为枯,而干瘦遒挺者为润。”误以为是说反话,七十岁后,我才领悟看字着重精神,墨重笔圆而乏神气,得不谓之枯耶?墨淡而笔干,神旺气足,一片浑茫,能不谓之润乎?

“润含春雨,干裂秋风。”不可仅从形式上去判断。

墨有焦墨、浓墨、淡墨、渴墨、积墨、宿墨、破墨之分,加上渍水,深浅干润,变化无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墨要熟,熟中生。磨墨欲熟,破之用水则润,惜墨如金,泼墨如渖,路子要正,切勿邪途。

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

榕城吴起子建深好刻印,上至三代秦汉,下逮明清近世,凡金石文字、公私印玺靡不广搜博采,以为揣摩。尝一夜作二十余印,盖孜孜于此者且十五年,而年才二十有五。

子建刻印初不在石上书,而直以刀刻之。此不特于字体之简者如此,其繁杂者亦如此;不特于白文如此,即朱文乃至如鸟篆屈曲绵密者亦无不如此;盖思之熟而手可信游刃有余不觉如此然。稽诸前之作者,顾未尝有此,信为难能矣。子建尝言:“刻印如书法,笔法所以为书体之美,而刀法所以为印章之美。书法与刻印不同而所以为书之笔画者,则一家刀法之所尚犹笔法之于书。”其言视前之所谓冲刀、切刀云云,为深切扼要。间尝观其所作,磅礴其势,扬溢其情,粗者如倡条错干,细者如金线蚕丝,动如急湍骤雨,而静如凝云轻涟,外若拙而内灵秀;貌若柔而质清遒;纵变化多端,

要在粗者不坠于臃肿犷野,细者归于清隽凝重,风格新奇,卓然自立。 明人沈野尝谓:“画中有诗,印章亦有诗。”深有味乎?!其言子建之作,偿所谓印章亦有诗者非耶?!自来论印章,言必称汉印,子建方在青年,所诣已如此,若少假之时日,乃不知有汉矣。

——谢稚柳 《吴子建印集 序言》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吴昌硕,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他的作品备受追捧,为“后海派”中的代表,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1吴昌硕 竹石图

吴昌硕一生致力书画,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他是中国文人画的传承者,首先强调学习文人画的传统。吴昌硕所谓学习古代的文人画,不是抄袭,不是复古,而是学习古意、古气和古趣。

2 31910年作 红梅寿石 立轴 纸本

他酷爱梅花,常以梅花入画,把梅花看作知己。他常用写大篆和草书的笔法画梅,墨梅、红梅兼有,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富有情趣,他曾作:“苦铁道人梅知己,对花写照是长技”的诗句,“苦铁”就是吴昌硕的号,他借梅花抒发愤世嫉俗的心情。

41898年作 墨梅图 立轴 水墨纸本

《墨梅》是吴昌硕梅花的代表作。1903年,吴昌硕60岁,日本友人滑川先生出于对吴昌硕的尊敬,赠宝刀一把,求墨梅一幅。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侵略我国,国家处于危难之中,画家以激愤的心情,把老梅倔强不屈的枝干画成怒龙冲霄之势。笔走龙蛇,风云满纸。他题诗道:“宝刀入手行当歌,谪仙少陵今谁何?每思踏天持刀磨,报国报恩无蹉跎。惜哉秋鬓横皤皤,雄心只对梅花哦。一枝持赠双滂沱,挥毫落纸如挥戈”这幅墨梅图及上面的题跋表现了画家强烈的爱国情怀。

5吴昌硕 松梅图

吴昌硕画梅,表现出梅的不同形状,用以表达人的不同情感。他说,有的梅花,秀丽如美人,有的梅花,孤冷如老纳,有的梅花,坚贞如诤臣,有的梅花,孤傲如侠客。吴昌硕画的红梅意欲表现出古逸苍冷之趣,否则,他认为无以与夭桃秾李之区别。此外,吴昌硕画梅,常常画石。他说:“石得梅而益奇,梅得石而愈清。”他画梅经常不点色,作品《红梅图》上偶然点色,几方岩石,几枝红梅,横陈在岩石前,花枝茂密,错综交叉,枝条上的朵朵红梅,鲜艳夺目。另有两枝淡淡的红梅,挺立直上,高耸于岩石之上。既表现了梅花的美,又传达了诗人的情。

6清 吴昌硕 牡丹 纸本设色 匡时2011春拍 成交价471.5万元

8 9甲辰(1904年)作 五色牡丹 立轴 设色纸本

与其他文人画家相比,吴昌硕绘画的另一特点是常常描绘牡丹。在传统的文人画中,梅兰竹菊是主要的描绘对象,因为它们是文人们清高气节的表征,而牡丹的象征寓意则是富贵,是世俗。但吴昌硕所画的牡丹,又与别人画的牡丹不同,它也具有文人画的特点。吴昌硕在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牡丹旁边,往往画上梅兰竹菊,或是画几块顽石,这就使整个画面,有了新的品味。

1在美术史上,一个大画家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总需要逢遇一个契机,通过一个接近顿悟的方式获得认识与表现上的飞跃。对于中国画大家傅抱石来说,这个飞跃无疑来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入蜀生活的八年时光,而获得这段生活经历的直接原因竟是祖国沦陷时避战的辗转。①这八年时间是傅抱石画风大变的时代,也是他个人风格的形成期,为他后来的创作定下了总的基调。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画史上,四川山水的典型意义是其他地方的景色难以比拟的,成为神州大地上带给艺术家最多“心源”的“造化”。黄宾虹、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等20世纪大家,都在巴山蜀水间发现了最适入画的美和最宜表现个人风格的样式,这一点从黄宾虹与傅抱石的作品、经历中表现得最为充分。1932年秋,69岁的黄宾虹应友人之邀入蜀游历、写生、讲学,其间上峨眉、游青城,乐不思返,时间竟长达一年,得画稿千余幅,此次蜀地之游使黄宾虹从真山水中了悟了他晚年变法之“理”,青城坐雨的经历让他在《青城烟雨册》的十余幅笔墨试验中找到了“雨淋墙头”的纵横淋漓,瞿塘夜游则使他验证并发现了“月移壁”的虚实妙趣和诗情画意,这个阶段正是黄宾虹学习宋画和领悟“黑密厚重”之佳处的时期,巴蜀山川之游,恰恰开启了黄宾虹的大智慧,使他在惊喜和兴奋中通过造化认证了宋画法理,“入蜀方知画意浓”。对笔墨传统的精研加上造化的点悟——这应是中国画在现代情境中求新求变的主要途径。

蜀地山水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国画家一见钟情之地,并以其作为突破传统的入手点,原因有二:一是川地雨水繁茂,烟雾缭绕,而对流动的、湿润的氛围的表现本是传统山水画的弱项;二是四川植被繁茂,气象森郁,以传统表现岩石纹理的点线皴擦总是不能很好地体现。这种“真山水”与点线皴擦之间的矛盾,使黄宾虹、傅抱石等画家产生了打破旧法束缚的冲动,于是才出现了傅抱石的散锋笔法,出现他对雨、水、雾、气的强化表达。因此,我们应该看到自然造化对傅抱石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决定性影响,正如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所说:“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辜负了四川的山水。”②而傅抱石从四川金刚坡山水之中也确实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如果说黄宾虹从青城、瞿塘的山水中发现了“点”的笔墨韵致与形式美感,那么傅抱石则在金刚坡上创造了“面”的新表现手法,二者的共性是以独创技法覆盖了传统的皴擦手段,并在表现语言层面逐渐消释了传统文人画中锋运笔之“线”。在对待“线”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傅抱石面对传统的审慎与批判性吸纳的态度,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肯定了“线”的民族性身份,但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与踌躇:“中国画的生命恐怕必须永远寄托在‘线’和‘墨’上,这是民族的。它是功是罪,我不敢贸然断定,但‘线’和‘墨’是决定于中国文化基础的文字之上,工具和材料,几千年来育成了今日中国画上的‘线’与‘墨’的形式,使用这种形式去写真山水,是不是全部合适,抑部分合适?在我尚没有多的经验可资报告。”③

傅抱石入蜀第三年,这也是他第一次明确表示对“线”的怀疑,④并为了证实这种怀疑同时实践解决之道,作了一幅《初夏之雾》(1942)。如果用图像分析的方法看这幅作品画面的形式感,不难发现这是一件带有明确实验性的制作。傅抱石在这幅作品中纯粹采用渲染法,染出四道山坡,以期用墨色浓淡的衬比形成“没骨山水”,傅抱石自言“我对这幅的感想是‘线’的味道不容易保存,纸也吃不消,应该再加工”,“把某种的自然景象限制在画面的主要部分而加以演化”,可见傅抱石本人对这次实验的成果也是不满意的,没有找到脱离线的方法。事实上,在傅抱石的早期山水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画家突破轮廓勾勒而探求新的形式语言的趋向,这种趋向以《竹下骑驴》(1925)和《松崖对饮》(1925)反映得最为明显,前者是画家对“米点法”的吸收和改造,后者是对乱柴皴的一种发展。《竹下骑驴图》上自题“学米者惟高克恭堪称后劲,董思白以天纵之明崛起云间,曰世之宗米以墨点堆成,浑无分合,未为得也”。从中可知傅抱石对“米家云山”的研究是系统而有见地的,只有对古代美术史深入理解加上创作实践中反复体验的感受,才能吃透一种古代传统程式而变为己法。

在画史中,对“米家云山”的吸取发展出现了多种面貌:以“落茄点”为形式核心的“米点山水”全不用线,湿墨横点,一片朦胧含糊,至元初高克恭学米点山水,又掺入了董源的笔意,明代董其昌在高克恭的基础上又加以温润的笔法,到了四王亦多有仿米之作。⑤而傅抱石在这幅作品中对“米点”的吸收和发展又不同于古人,他先以淡墨勾出山石结构轮廓,再加以浓墨横点掩盖线的勾勒,这缘于画家对“线条—轮廓”程式这条桎梏的反抗与挣脱,形成了一种清新而具秩序感的新面貌。

2傅抱石作品《松崖对饮》

而《松崖对饮》据抱石自题乃师法程邃,以缭乱跃动的散乱皴线和轻微渲染来冲淡山体轮廓线,实际上是“以线破线”,用表现植被的皴条消融大轮廓的勾勒。“以点破线”、“以线破线”的实验反映出傅抱石对传统山水画勾勒用线之板滞与程式的怀疑,但并未使他从中找到解决此问题的出路和形成个人风格的入口,于是当傅抱石在金刚坡看到草木葱茏、润融一片的蜀地风光,就自然把实验的方向转向了“面”的形式突破,⑥而“散锋笔法”正是在这种“造化”与“心源”的撞击中应运而生的。

3初夏之雾 傅抱石

4竹下骑驴图 傅抱石

很多画家、学者、美术史家都对傅抱石的“散锋笔法”进行过描述,笔者以为夏普先生在《试论傅抱石山水画的皴法美》一文中对傅抱石散锋的阐释最为准确贴近,按照他的说法,为了把毛笔的性能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傅抱石“在运笔时加大了压力,将笔锋按倒,笔腹乃至笔根触纸,再略微捻转笔杆,笔毫便自为散开,一锋分为数锋,形成了独特的笔形——散锋开花笔”⑦。

《潇潇暮雨》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傅抱石散锋、扫笔的表现手法和充满磅礴诗意的“风雨山水”样式的成立,并完成了傅抱石的笔墨与图式现代性转化的双向突破。其笔墨上的成就在于“抱石皴”雏形面貌的初步形成。

对于散锋的优势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而散锋的出现也确实冲破了中锋用笔的程法束缚,充分调动了笔颖的锋、腹、根,生成了一种全新的美学性格。这种对中国画笔法的开创性发掘使画面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也表现出新的审美特点,归结起来大致有四点:其一,散锋用笔以速度、节奏更加自由的变化,冲破了传统文人画在禅道观念影响下以超然、静谧、寂寞为特征的“静”的美学品格,而趋向于“动”的审美倾向,也正因如此,傅抱石极爱画雨,画泉和飞瀑,并称之为自己的“绝活”;⑧

散锋笔法的疾徐飞进,挥扫旋动使中国画具有了画面上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既不同于古代山水画长卷(如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起承转合的图式与观瞻方式上的时间性,又不同于宗教壁画(如敦煌莫高窟佛传故事)图式的叙述过程、时空合一的时间性,而是求诸笔墨物象本体的动态。对谢赫“六法”之首“气韵生动”含义的一种解释是“气韵生于动”,清方薰《山静居画论》则言“气韵生动,须将生动二字省悟。能会生动,则气韵自在”,而邹小山更云“画有二字诀,曰活曰脱,活者生动也;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⑨动势表达的结果自然是气韵的充足。

其二,散锋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其洒落自然,绝去斧凿之迹,相比之下一味中锋或侧锋留下的笔痕过于清晰,程式化之后更失于矫饰,散锋正是以其自由飞动、不断出现的飞白效果使笔墨富有了更多的变化。

其三,发现“散锋”可以被看作是傅抱石早期“以点破线”、“以线破线”的延续;散锋肌理中长线短线互见,替代了中锋“线”的板滞单一,而散锋用笔的整体还是以“面”的形式存在于画面之上,这无疑开创了20世纪中国画的全新语汇。

其四,散锋是傅抱石在面对“真山水”用传统的点、线、皴无从下手的境况下发明出来的,适于表现成面成体的山石树林,结合渲染法之后更有利于表现山水空间与空气透视感,笔触面积的扩大直接改变了画家的空间表现观念。台湾画家、学者何怀硕认为“他的‘大块’结构,里面有层次,有脉络,却又含糊一片,墨渖淋漓。这种含糊中的脉脉,构成傅抱石独特的肌理(texture)”⑩。

在以往对傅抱石散锋用笔的评价与讨论中,对散锋之于传统笔法的合法性的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即散锋与中锋究竟是质还是量的差别,如何看待散锋的独创性和现代性。夏普先生在分析散锋、中锋、侧锋效果的美学差异时认为“那散开的数簇笔毫,实际上等于是数支很小的中锋笔” ,沈左尧先生认为古人只有中锋和侧锋两种笔法,变化有限且易凝滞,而“先生创造性地把笔锋散开,实际上等于无数中锋” 。何怀硕先生赞同沈说,据他的体验“破笔散锋往上提的时候确是无数中锋,往下压的时候便是无数中锋与侧锋兼而有之” 。

另一种观点并不认同这种认识,如林木先生重新界定了中锋与散锋之别:文人画之中锋在于“万毫着力而锋藏其内,力透纸背而含蓄内蕴,这种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庸美学的运笔包容着古代社会文人古典美学的意蕴,何以非拿它作正宗标准去规范傅抱石属于20世纪现代审美的全新创造呢?”

况且对中锋正宗论的怀疑与异议古已有之,周亮工甚至沈周就曾在画论与创作中做出过反抗。相比之下,林木先生的认识是更加公允客观的,在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应站在单纯传统延续的角度还是站在现代性语境里看待傅抱石的散锋变革,而这个变革作为20世纪中叶中国画现代性转变的重要个案,是否完成了符合并构建现代审美思潮、实现传统笔墨程式现代性转化的历史使命?答案在傅抱石“金刚坡时代”最好的三件作品——《潇潇暮雨》(1945)、《万竿烟雨》(1944)、《大涤草堂图》(1942)中可以找到。

5潇潇暮雨 傅抱石

《潇潇暮雨》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傅抱石散锋、扫笔的表现手法和充满磅礴诗意的“风雨山水”样式的成立,并完成了傅抱石的笔墨与图式现代性转化的双向突破。其笔墨上的成就在于“抱石皴”雏形面貌的初步形成(“抱石皴”的真正确立则在20世纪60年代),从画面气势中我们便可以读出画家创作时解衣般礴的淋漓,据罗时慧回忆抱石作画的状态时说:“他习惯于将纸摊开,用手摩挲纸面,摸着,抽着烟,眼睛看着画纸,好像纸面上有什么东西被他发现出来似的,摩挲了半天,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忽然把大半截烟头丢去,拿起笔来往砚台里浓浓地蘸着墨就往纸上扫刷。”这种元气狼藉、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与傅抱石其人的酒神气质是相符的,大面积飞白式的扫笔无疑丰富了笔墨质地,同时也完好地存现了山中暴雨的飞疾滂沱之势和朦胧浸润之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画面右下角以小笔散锋压出的一丛松针和乱草,有研究者认为傅抱石正是从金刚坡上的松树而悟出了散锋用笔,以此画来看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图式的创造上,此图及一系列远景山水作品也显示了傅抱石精心投入的“经营意识”,画面左下边的红衣行路人就反映出傅抱石在豪放另一面的精细,抱石曾亲自对学生董庆生讲解:“这个雨中登山的人物,是在大幅雨景山水画好之后加画上去的,我是先将画好的大画挂在墙上,仔细端详一番,然后在另外的纸上画个小人,剪下来,用大头针针到画上去,反复移动位置,观看推敲,看了两天,最后才决定画在现在的位置上的。” 对画面构成因素的经营设计意识在古代文人画传统中是少见的,虽谢赫“六法”中有“经营位置”,但一直被视为末端;而到了20世纪,对中国画图式的空前重视成为一个现象,我们将潘天寿定位在具有现代意义的画家,是因为他从传统内部发现了突破口,这种突破最集中地反映在其极具现代意味的图式上,并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理论(《关于构图问题》即是他在此方面的代表论著) 。

从潘天寿、傅抱石对图式经营的重视以及他们作品中的构成意识,不难发现20世纪山水空间已从古代形态的平面性、虚拟性山水向现代形态的构成性、实有性的山水转化,虽然在近乎同时代的两位画家中,潘天寿坚守并拓展了传统山水的“线”的领域而傅抱石却转向从笔法中找到了“面”的形式,但在开创图式的方面,二者殊途同归。

比《潇潇暮雨》早一年的《万竿烟雨》同样在画面右下角设置了一个举伞逆风向前的行路人形象。作为抱石最常画的“风雨山水”题材,这件作品的特点是先在纸面上甩洒了数道矾水,后以大笔蘸淡墨斜刷,使画面中“水汽”近乎饱和,潮湿与凉意袭人。这幅画当时曾被英国权威美术杂志《画室》(“studio”)选作封面,在欧洲有很大影响。从矾水的运用可见,抱石不但在笔墨、图式上打破了古代程式的束缚,对创作媒介也进行了拓展。傅抱石在50年代于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观摩现场作画时,以水墨渲染的面积、水分皆很大,有时甚至不可控制,水墨恣意淋漓,需要助手以电熨斗催干。此等作画状态显示出抱石的创作具有非人工控制性,笔墨的肌理、边缘效果亦具有随机性,从另一侧面也验证了抱石“大胆落墨,小心收拾”的主张。傅抱石作画“以气胜”,散锋笔法恰好适合了他的创作特点,从大处着眼把握全局的同时又在细微之处见功夫;这一放一收的心理节奏与创作状态在傅抱石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如果说散锋用笔的初衷是为了挣脱传统“线”的束缚,并在傅抱石40年代“金刚坡”时期获得了笔墨实验的成功,那么这个成功的代价则是对文人画中锋正宗的冒犯和对宁静致远的“老境美”的破坏。然而,弱化甚至消融“线”的现象在20世纪中国画家的创作中却屡见不鲜,如齐白石的没骨花鸟、黄宾虹以短线与点子替代长线所形成了浓厚风格、潘天寿指掌并用的指画乃至张大千、刘海粟晚年的泼彩,各家都在实验中找到了个人样式,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线”的滥用,净化了真正意义上的笔墨传统,开启了现代画家的原创精神。

傅抱石的散锋用笔与其他特殊技法的出现,拓宽了中国画古代程式对媒材的种类与使用方式的限制,同时延续并发展了对烟雨、迷雾、飞瀑等带有近代情调和流动性物态的描绘。他深知笔墨的抽象性与物象描绘的再现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内在矛盾,而四川金刚坡的独特环境又刺激了他对“真山水”的抒写冲动,其“风雨山水”既有对“造化”的尊重—相对古代文人画更趋向写实,又有来自“心源”的创造,我们从《潇潇暮雨》里读出的是来自于古诗的意境,而在笔墨形式上又会感到一种浓烈的现代性风格。这也正是傅抱石区别于其他画家的地方。

前卫(Avant Garde)这个概念最初应该和军事有关。原意大致是指部队在战争或行军中居于突前位置的先锋部队,因为他们往往率先与敌人交锋,所以承担的风险更大,当然也最早了解对方的信息。后来,前卫这个词也被指向领先于时代潮流的那些人或事,于是有了新的修辞含义。

艺术家和艺术之所以是前卫的,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领先于时代潮流,比一般人,比居于主流的大部队处在历史发展的突前位置,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和人们习惯的方式不同。普通人理解前卫艺术存在很大的困难,这太正常不过。毕竟,构成社会的主体和中坚,是主流的东西。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居于主流之中。但我们必须要清楚,引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是处在前卫的那部分人,是先锋部队的少部分人。

但是,因为前卫总是凸前的,所以也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造成了对前卫艺术的很多误解。最大的困难是无法区分什么是前卫,什么不是前卫。也可以换句话说,无法把握什么是有意义的前卫,什么是无意义的前卫。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居于主流之中,离前卫看似很遥远,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只有辨清什么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前卫,才会知道我们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才会不至于跟错方向、做错选择。我们历史上的假的前卫、错的前卫已经很多了,我们也经常性的跟错前卫,选错发展的方向,却并不自知。往往转了一圈,最终发现,站在了后卫的位置上。

所以,前卫是历史的概念,具有人类发展方向性的意义。虽然它表现的很新奇、很怪异,但这种新奇和怪异只会引发人类关于历史、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而不会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上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前卫思潮很多,许多前卫思潮今天已经成为主流思想。比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这在讲究媒妁之言的一百年前,可是相当大逆不道的前卫思想和先锋行为。今天,已经成了主流。

有意义的前卫思想必然都具有同样的特征,他们的存在或牺牲有助于人类社会以最小的风险代价良性发展和稳定前行。前卫虽前,必然居于天道伦常之中。不能说,大家跟着你走,最后人性泯灭了,种族灭绝了。如果承认这样的前提,其实有意义的前卫思想和前卫艺术并不难判断。

比如,今天的观念艺术中,有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实验,一如当年的马蒂斯、毕加索、杜尚和沃霍尔。当然,也有许多无意义的形式前卫或者伪前卫(此处略去若干字)。形式前卫或者伪前卫基本上都是因为没有文化造成的。这种伪前卫虽然“很新奇、很怪异”,但如果把它放到“引发人类关于历史、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而不会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文本中,很容易发现,它和前卫或者非前卫根本没什么关系。就象是同性恋,以前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社会接不接纳它,和它本身前不前卫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只是人类族群中一种特殊人际关系和交往需要,赋予它合法性还是非法性,它都会存在,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契约关系,也包括婚姻关系。但如果这算是一种前卫的生活方式,那真要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很抱歉,克隆时代的社会形态也许会实现,但未来人类学超越了我目前的认知范围和观察视野)。

其实,哪里有什么前卫艺术,陈寅恪说,“人事终变,天道能还”,符合这一条的可能才是真正的、永远的前卫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