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帖是在临什么

我们入门学古人的时候,就是把古人的规矩摆在了桌面上,临帖就是学规矩,而不是别的。

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虚实、浓淡、正欹出来,这些都是微观变化,是情绪化的东西,而宏观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关键,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也就是说,字的外形、结构、笔画的位置等从理,从字理,即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这是两个原则。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合不合规矩一看便知;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粗细,放收,快慢,墨的浓淡,都是书法本身要求,决定字的味道,用笔不同决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结构是理性要求,是中国汉字的形体美要求,必须严谨,无论行书还是隶书,这是书法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临帖就是在学习这种理法和原则。

1二、目前的训练你要干什么

如何去临。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你不管如何取舍,训练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训练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继承与巩固。笔画不能单一化,简单化,不能单薄干枯,要立体圆润生动,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创作时把碑上的字形拿过来,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手法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张迁、鲜于潢相类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而曹全又是一种,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训练时像这样有目的的去一个个的解决问题,那么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人能追得上你。因此,训练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进行取舍。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你必须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在这种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方法,确定一个科学的训练模式,然后你才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结果。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而不是用手。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自己的症结所在,头痛治头,但如果是由脚气引起的头痛,就应先把脚气治好,对症下药,比如说你们学草书的,应该先学行书,通过行书练技法,使转、提按、收放、笔画之间呼应、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练好之后,草书就只是个草法问题了。草书严格讲不是学来的,因为从它生成的原始状态看就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东西,由行书提练字形、用笔和手法,是一条正路,这是个方法问题。对于《书谱》,你要明白,首先是学他的文章,其次是学他的草法,再次学他的字,在临习时要挑字临而不要统篇抄,严格上说《书谱》只能借鉴而不能学,纵观二十多年来,靠书谱出来的就一个伦杰贤,但伦杰贤先是学得米芾,写米写绝了,因此他是把创作落在《书谱》上而他的功夫却是下在米芾上。写《书谱》写了一辈子的孙墨佛怎么样!你像现在的有些中青年临书谱有成就的,他们都是在借鉴书谱,巧用书谱而不是实写,因此,训练思路要对。

三、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要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

行书的技法是上一笔管着下一笔,下一笔接着上一笔,你的写法是这个不管那个,那个不管这个。行书的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行书在笔画上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可能是三个或五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管着,因此,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你写得行书理不对,法上才出了问题。草书更是如此,比如这幅《书谱》的临作,他的临帖的思路、观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练,学草书时要注意草法,特别是一些典型符号的练习,一定要强化练习,专门练习,一个符号半个小时应能解决、吃透,能用后半生,何乐而不为,但书写时要注意变得自然而不是疆硬。还有一个现象,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对一个帖,不停的重复临摹,而不去动脑筋想,形成抄帖,这样很难进步。一些夸张的用笔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个性所在,像这种夸张显得很空,不学。每一个字要熟练,先向象里写,再往熟练写,再背临,要学会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一个字写五、六遍即可,照着写两遍,一定要往像里写,然后找感觉,比如背着写,看能否记住,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从速度、虚实、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去训练,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不断提炼,最后放开去怎么写都高级。

四、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书法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字再怎么写,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同样是在方块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这是一个原则,方块内的不动,而决定字的风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都必须摆匀它,你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但必须写匀,要求趣味和变化,必须先有这个理,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比如这个“张”字,我们画一个方块,方块内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把“弓”和“长”的某些笔画在方块内部变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变成张迁或是鲜于潢了吗,如果把‘“弓”的第二笔横画和第三笔的弯钩向左夸张一些,再把“长”的横画和捺向右夸张舒展一些,这不就成了礼器或者是曹全了吗,以此类推,其它字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临帖方法要变,观察的方法要变,思路要变,训练的模式也要变。

五、要学会意临。创作时要活学活用

写对联字写得这么大,笔画要加粗,原帖上的笔画粗细是如此,但你把字夸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笔画夸大了两倍甚至不变,这不行,搞创作要活学活用,创作时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画”字,上边轻,中间加粗,然后下边要突出礼器碑的风格,这样才行。你的临帖中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照着写要往像里写,背着写要往熟里写,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虽然不像但怎么看还都像,然后再怎么看还都不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我们在消化古人的时候,这种像与不像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一个精神和原则的像与不像。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环节,临帖时没去进行意临消化,当然,这个消化也有个方法,比如说这个“胶”字,临熟了之后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虚实、浓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写完了,像么,绝对不像,不像它具体的每一个笔画,但是美感还是它,不管你如何去变,只要这里用点去处理了,都还是它。这种不像是微观的,像是宏观的。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没用,照搬古人是没脑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脑子才行。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原则、方法、标准、规律、基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加工厂,要思索、研究、试验,而科学的试验、合理的试验,才能是有效的试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

六、不要把字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

古人写字不是在搞创作,传统文化是按儒家学说走的,儒家推崇礼,说话办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势,干什么都要行个礼、讲个法,那叫一种制约,封建统治就是由统治者确定的那种制约太多,而且中国书法的发展从来就没离开过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南北朝统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门,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这都是以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那么,它追求的美是什么美呢,不是追求怪异的美,而是端庄的、和谐的美,端庄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庄严、肃穆,和谐的美就是虚实轻重等书法的所有变化都在阴阳的学说当中,和谐来自阴阳的协调。所以,阴阳的协调是书法的味道,而端庄、严谨是正大气象,是书法核心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搞书法不能成家,就是他们认为搞书法是自己的事,“我就这么写,只要我觉得好愿意咋写就咋写”,其实,人写字如果写到没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书法是个大文化。张迁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笔画位置的错落上的变化,不是笔势上的变化,而是字形结构上的变化,是比例上的破坏和笔画位置上的破坏,而不是笔势上的事,曹全是笔势上的而张迁不是。弄清这点,在写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自然状态还原。

另外,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模式化。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就像音乐一样,有快慢、缓急、轻重、强弱。当今书家多是在用一种模式书写,这最麻烦,可能一时出彩,但这种出彩三年也维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鲜于潢,碑阴变化变得越来越纯朴,越来越单纯,什么是朴实,就是直来直去,就是简单,简单得没想法,这种朴实咋一看没想法,而你如果去联想,想法可又就多了。因此,真正的艺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成熟状态,成熟状态完全是理性的、规则的、法度的;另一种就是非理性的,艺术发展到没成熟,有法式但不严谨,就像小孩走路,他还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几步特可爱。我们现在就追求艺术的理性的、严谨的、规则的东西,他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定着本体的属性,像正大、端庄、肃穆。但艺术半生不熟的劲和不加修饰这种劲,是艺术的趣味、境界、味道。两岁的小孩做一个动作成熟吗,不成熟,他说话,主次混乱说不清楚,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和说得话有味道,好玩,可爱,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气所反映出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清人隶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了,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这是清人唯一的东西,再一个,像郑谷口的机灵劲、陈洪授的放浪劲、邓石如的平和劲,赵之谦的结实劲,俞曲园的温润劲等趣味性的东西都可学,但真正的法则还要学汉,字法还是得从汉碑中来,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还是要学古。

七、碑阴与碑阳-趣味与法度的互补

汉碑分碑阳和碑阴,其背景知识对我们读帖和临帖有很大帮助,帖上的东西你要会看,碑阳是正文,是给别人看的,碑阴则是说明,古代人刻碑永远都是正面规范、严谨,而背面随意、没那么多限制,对外的碑阳是规矩的,到阴面时就不讲究。碑阳面写正文,碑阴面则是一种说明,比如谁出的钱,谁刻的字等;还一种是正文写不下就往碑阴写,像礼器碑,字太多连碑的侧面也用上了。碑阴一般都是韵文,四字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对刻工来说也是一种体例,汉印从刀法上有两种,一是严谨的,还有一种是急就的,如将军印,临时定的,必须马上凿出来,不加修饰,形成急就印。碑阳的正文讲究,刻工刻得也讲究,到了碑阴,写得不讲究,他刻得也不讲究,写得随意刻得也随意,这种讲究与随意也反映的是一种刀法。因此,要把碑阳的东西方当成规范、法度,把碑阴的奇趣当成变化的手法,研究学习碑阳时是为了取法学成规矩,其笔法的严谨、讲究、细腻,起笔、行笔、收笔等规范度都是碑的极致,而学趣味一般学碑阴。前边法度严、趣味差,死板,后边法度差、趣味妙,两者正好互补。碑阳的规则法度虽然死板,但他也告诉你一种变化意识,这种意识虽然不如碑阴显得活泼、轻灵,却可用碑阴的起收笔的状态去改变碑阳里的那种状态,用后面意的东西去化前面法的死板。而一味的夸张,一味的加粗,其实不是变化,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思路上的一种混乱和模糊。当你理解了这些,就会在临帖时学到碑阳的严谨法度,规范技法,又会学到碑阴的率性个性,艺术趣味,两者结合使作品庄重而不呆板,轻灵而不轻浮。

八、临帖上不能出问题,创作上永远都保持一种向上的状态

继承与创作,临帖就是在继承,能消化的去临,有目的、有思想的去临,临完了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创作。有点成就的那些中青年书家,为什么三年、五年就没了,他用功的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开始投稿的时候,甚至能找八百个人看,请教,好歹上了一次、两次,自己成了,再投稿时也不找人看了,然后自己的习惯手法也出来了,按自己的习惯去写,古法就少了,再写古法更少了,习惯更多了,再写古法基本上没了,全剩下自己了,然后怎么投稿也上不去了,到了明天就开始骂街了。书法界连续五年获奖的,连续五年站在创作前头的这样的人相当少,基本上是三、四年就没了,能坚持十年,创作上每次都上,这样的人极少。二十多年以来,八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创作上依然站在前列的有几个?一巴掌也不够;九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的,你能数上十个算不错了,为什么?都是在临帖上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先不说艺术大师,只要是在历史上能留下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从出道开始一直到死在创作上永远都是一种向上的状态;二是他所有的创作,包括个性的张扬和他自己面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而不是破坏了传统的模式;三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思想的,不是玩字体的,而是玩思想玩理念的。如果要成为大师,那还是要有见地的,有身份的,在书法界、艺术界始终都是最活跃的,而且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准大师,而且从一出道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处在艺术发展的风头浪尖上,他是风云人物,引领着创作一辈子,再加上社会地位,独到的理论,而且他的思想、理念永远在别人前头,像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陆严少、黄宾虹,哪个大师不是这样。 因此,要用规则武装头脑,要用一种信念去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训练和总结,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要有目标。别人弄过的咱会了,别人没弄过的咱永远不去想,不行;你要弄出个别人没弄过的,让他老跟着你跑才行。

九、通过学习去理解法和意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原则

对米芾的临习,看米芾的这个“奉”字,从方向上,第一笔稍微往上去,第二笔往下来,第三笔又往上去,这三个笔画的运行正好是三个不同的方向,方向上互相交叉,这是笔的运动方向,那它是否就是单纯的往上或者是往下呢,还不完全是,往上的同时还有点往下阖和感觉,是裹着笔的,三个笔画都是如此,所以它把这三个运动方向里面又增加了内在的东西,总体往上还往下,总体往下还有点往上,每一笔都较着劲,就像我拉你过来,你不得不过来但还不想过来,绷着劲,这就是由笔画的限形产生的弹性,一种力度。前者往哪个方向行笔反映的是方向知识,而后者“绷或拧”的裹笔反映的是内在的一种劲,什么叫作合理,一个是把笔的方向写出来了,一是把这种劲写出来了,弹力和势写出来了,也就把意写出来了,至于长短宽窄不是主要因素。因此,这是一种技法要求,而这种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一种运动状态,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所以,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活的东西,喘气的东西。如是,只要把这种笔势写出来了,怎么写都是米芾,为什么,就是它用笔和习惯、用笔的手法、曲直的控制、还有这种笔势,整个和米是一致的;而如果换一种手法,比如这个地方是夸张的,这个地方也是裹着的,这就不是米而是颜了,即便是颜,那么它与米有没有关系?只不过颜这种裹着笔的东西多,而米裹的东西少而已。颜的风格是圆转笔法、篆籀笔法多于米,而米的圆转少而且更加含蓄,他更多的是一种霹雳啪啦的折笔和切笔等,所以颜的字内含、圆润得多,而米则是劲捷和峭拔得多,因此,艺术的风格是靠笔法决定的,在某一方面稍微一夸张就成了颜了,把某一方面稍微一强化就成了米了,它是一种笔势的改变,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个势字,就能把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它的结构原则用上,又在你笔下得到一种强化。为什么我经常说跟我学书法是在学理法呢,不是说让你写得必须与它一模一样,是让你通过它去了解一些法和意的东西,然后探讨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动作表达出来,这不就成了技法了吗。面我们在学习真正关注的不是技法,而是关注它的理念、理法和原则,我们临帖不是拿起笔就抄,甚至于还哼着小曲,这样你能写好吗?我们所有人写字上的差距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人他绝对是研究它的专家,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试验、归纳,再试验、再总结,是在通过字形结构,包括笔势、字势等的研究去获得一个原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帖,而不像有些人所谓的临帖只是抄了一遍内容,其它的要素与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现在临帖的点不对,感觉写得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好,写得不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不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坏关键不在于像与不橡,而在于合不合理。

十、神采为上的关键–由动态的势去把握字的生命状态

对势的重要性,临帖不是要你临的多像,而是取其外在的态势与内在的品格,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运动状态,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对于书法,明眼人特别注重势,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把握,民间写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结构,而从专业上讲,则不是关注其字形结构而主要是关注字势和笔势。势,主要是说一种劲或架势,一定是一种运动状态,人有某种劲或架势,它反映了人的某种心态,字有某种劲或架势则反映了这个字的神采,表象反映出一种运动状态,却告诉你一个内心的东西,同时也就给某一笔画或某一个字赋予了一种品格。这也就是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喘着气动起来,比如米芾的这个:“胜”字,左低右高,这三个竖着的笔画,不是直上直下,不是垂直而是斜一点,总体有种上蹿的感觉,而且还带着横势,只要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了,字势掌握了,运动状态掌握了,就可以放开写了,怎么写都行,只要字势出来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米芾。米芾就是善于营造一种险势,每一个笔画都动起来,还较着劲,特别有味道。因此要通过这种字势和笔势的关注,去把握字的运动状态和生命状态,表现出特有的神采。

十一、王羲之的贡献-给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提供了一个审美空间

王羲之行书的临写,书写用的毛笔笔锋太长太硬,古人在明以前无长毫,经典的帖基本上都是在宋以前,宋以前第一无长锋,第二无羊毫。写王羲之,一是笔要硬,再就是写出来要温润、典雅,也就是含蓄劲。王羲之的主要贡献,是给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提供了一个审美空间,就是注入了一种文化气息,也就是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文化理念在里面。受限制的书写,都是一种理性的书写,都是一种有思想的书写,所以,王羲之的贡献是这个而说不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兰亭序》或是其他碑帖,他不是一门技术,它是一门理论。因此,学王羲之,首先要把握他的书法特征、书法理论、书法法则,这也是所有学书法的人你都不能绕过他的原因,不管什么情况你都要从王羲之那走走,因为你不学王羲之,最终得不到字的典雅,得不到文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快雪时晴帖》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以行书写成,现存此帖怀疑是唐代摹本,目前尚未定论。贴纵23cm;横14.8cm ,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

释文: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原文释义:

王羲之拜上: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情没能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无奈。王羲之拜上,山阴张侯亲启。

看央视的纪录片《台北故宫》时,解释快雪时晴帖是这样解释的:山阴张先生你好,刚才下了一场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上次的聚会我没能去,心里很郁闷。你家送信的人说,不能在我这里多停留,要赶快回去,那我就先写这些吧。王羲之敬上。

赏析:

大雪过后,天候转晴,王羲之以这件短札向友人表达问候之意。末行“山阴张侯”可能是收信人的名字,原本写在信笺的封面,在此与原迹一并摹在同一张纸上。

这件书迹以圆笔藏锋为主,起笔与收笔,钩挑波撇都不露锋鋩,由横转竖也多为圆转的笔法,结体匀整安稳,显现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明代鉴藏家詹景凤以 “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味之深不可测”形容它的特色,并且认为赵孟頫受到这件书迹的影响。不过王羲之内敛沉潜,赵孟頫微有锋鋩外露,比较对幅赵孟頫的题跋,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

“快”字;左右相向的两部份,有着呼应的关系,“夬”的右肩略微高耸,末笔右顿,调和了倾斜的姿势。“雪”字也有类似的情形,上部向左倾斜,末一横画收笔有向右下的笔势,所以也调整了整个字的重心。

除了结字,《快雪时晴帖》三行字之间形成的章法,也同样精彩。

石涛传世的众多画作,既体现了一种相对统一的个人风格,也有一定脉络的衍化之迹。当下学界通行的对他的作品分期,是以其生活经历、创作思想的发展和绘画作品的风格演变,将之概略分为武昌时期(1669 年以前)、宣城时期(1670-1679)和南京、扬州时期(1680 年以后)三个时期,自然其中也有交叉的。《桐荫高士图》属于石涛晚期作品,在留有石涛画作的特色之外,也展现了他晚期绘画的一种特殊样貌:笔墨臻至老境,造型的严谨却更胜中期。1

《桐荫高士图》无年款,款识中题有“百尺梧桐半亩阴,枝枝叶叶有秋心。何年脱骨乘鸾凤,月下飞来听素琴■友人以宋麻布帘纸嘱写桐阴高士,大涤子极。”题诗平实清丽,是石涛一贯的诗风。诗后短跋提示了这件作品是石涛应友人之嘱而画的,友人以宋麻布帘纸见赠而嘱,石涛应而细心为制,因此与他晚年一些较为恣肆率意的小品面貌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是因为这张画友人求去之后另有他用,石涛并没有在题识中写明友人的姓名,仅以这段叙述见证了彼此的友谊。题识中有意点明“宋麻布帘纸”,为后世鉴识这件作品也提供了一个可以甄别的铁证。中国古代的造纸术自东汉蔡伦改进以后 , 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后 , 到宋代进入成熟时期。无论在纸的生产地区、原料、技术 , 还是在所产纸的质量、数量、流通以及纸的用途、纸制品的制作、种类及其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等方面都大大超过前代。在宋代的画作中也有纸本的出现,如梁楷的《泼墨仙人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等,但纸张的尺幅都不大,如梁楷的《泼墨仙人图》高仅为 48 厘米,宽只有 30 厘米。宋代传世的纸本,更多的是书法,绘画用纸仍不算多,石涛《桐荫高士图》所用的宋纸可以算是尺幅较大的一件,由宋传至明而品相完好,更是罕有的珍品。

2此作所钤印信为石涛晚年启用的“赞之十世孙阿长”(朱)印。“阿长”是石涛早年在南明宫中的小名,石涛在大涤堂建成之后(1697),始用“赞之十世孙阿长”印,并时以“阿长”之名落款,如“大涤子阿长”、“清湘老人阿长”、“清湘陈人阿长”、“清湘遗人阿长”、“零丁老人阿长”、“朽弟阿长”等,为画史所熟知。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子孙世系,预锡嘉名,以示传世久远”的目的,于洪武中命“东宫亲王世系,名拟二十字”,靖江王世系提出的二十字谱是:“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具体即朱守谦(靖江王第一代,明太祖从孙即朱元璋嫡兄南昌王兴隆之孙)、朱赞仪、朱佐敬、朱相承、朱规裕、朱约麒、朱经扶、朱邦苎、朱任昌、朱履熹、朱亨嘉、朱若极。朱若极即石涛的谱名,从谱序上数下来,“若”字辈正是“赞”字辈之十代孙,因此石涛说自己为(并刻下)“赞之十世孙阿长”。 画中的名款所用为“大涤子极”,“大涤子”是石涛的号,“极”则是他的本名朱若极的缩写,两者合用,很明显地看出系有意标明自己的身份。他所用的原济(也作元济),谐音皆为原极,有人以为是法名,画史上也记载他曾居庙宇,但他有致八大山人乞画书云:“款莫书各尚,题大涤子、大涤草堂,我有冠有发之人也。”所以“原济”其实就是“原极”的谐音,庙宇只是他的避难之所而已。石涛名款所用“大涤子”的作品,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十二开《花卉册》,该册作于“甲戌花朝”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二月十五日。结合所用名印,基本上可以断定《桐荫高士图》最早也是康熙三十一年秋(1697)石涛从北京回到扬州筑“大涤堂”后所作。

3在“我手写我心”的观念驱使下,石涛笔墨纵逸,挥洒自如,与自身性情融为一体。他曾这样写道:“点有雨雪风晴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夹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璎珞连牵点,有空空阔阔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如焦似漆邋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学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干岩万壑明净无一点。噫!法无定相,气概成章耳。”《桐荫高士图》的点法不若《搜尽奇峰打草稿》和《山水清音图》来得浓烈,却悄然又笃定地显示了他“法无定相,气概成章”的信念。《桐荫高士图》的笔墨苍润秀气,浓淡干湿浑然一体,主体梧桐树不以传统的双勾法描画,而以一气混然的点叶点成,其间的浓淡组合变化多方,横涂竖抹的“野战”却“笔笔在法中,未能一笔逾于法外”。

石涛 41 岁时,年龄 89 岁的大诗画家王时敏题他的画册中写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在近代,李瑞清、张大千、傅抱石、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李可染、石鲁等众多 20 世纪的重要画家一致推重,使得石涛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史中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有人甚至评价说石涛一扫自明代三百年来中国画坛上的陈规陋习,直破前人,独步千古。今天再回首看彼时的“主张”与石涛精彩的画作时,仍然不得不慨叹石涛“之不可及也”。

《朱巨川告身》纵27公分,横185.8公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和书谱》记載宋內府藏徐浩楷书三件,其中之一就是《朱巨川告身》。這件墨迹后来传于元代鮮于枢、张斯立,有張晏跋(一三○三)。明代归韩世能,传其子韩逢禧,有董其昌跋(一六○四),清代藏于馮铨、宋犖、梁清标处,后入乾隆內府。 《佩文齐书画谱》卷九十三引记載南宋书画收藏的《宋中兴馆阁储藏》,有兩件《朱巨川告身》,列在「唐朝不知名者」项目下,不同于《宣和书谱》归属于徐浩,后来清代学者如汪中、王澍及近代有些学者也认为不是徐浩书。此书端庄规矩,一笔一画的承接连续,写得从容不迫,雍容大方。让人一见,一派正式规规矩矩,做為公权的象征是非常恰当的,另一方面,字的结体,却不是平板而无变化,如等字下方的“寺”、早字的“十”都摆出斜偏的位置,在书法上稳定、险绝的相互关系,可从这个小例子看出來。

这是一件唐代中央政府颁授官职的委任狀(派令),它是颁给原任睦州录事参军的朱巨川,新任的职位是大理评事並兼任豪(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令。朱巨川字德源,嘉兴人,天宝年间适逢安史之乱,隐居家中,钻研学问,后来得到朝廷几位重臣的赏识推荐,出任公职。这件告身記明是大历三年(七六八)三月。

告身就是委任官职的文件,用现代通行的名词,就是任用公务员的派令。讲究书法的时代,一纸派令往往是央求名书法家书写,徐浩任职中央政府,由于皇帝喜欢他文辞丰富、下笔快速、书法又好。因此,下达给四方的命令,常出于徐浩的手笔。唐代文官任命时,选择的条例包括体貌、言词、文理、德性、才能,所以敘述文中说明被任用的官员是气质端和、艺理优畅,符合任官的资格。颁发派令的官员集合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新职职位及颁发年月上,一共钤盖了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四方。1 2 3 4 5 6 7 8 9 10

111岁的启功(中)和祖父裕隆(左)以及姑姐丈在一起。这是目前发现的启功最早的一张照片

书法到底应该怎样学习,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呢?其实这没有什么具体的、统一的标准,但这不妨碍我们借鉴一些名家学习书法的一些经历,来促进或者说调整我们自己的学习方式与方法,下面就看看启功老先生是怎样学书法的,这样吧,还是让启功先生自己来谈吧——

我从小想当个画家,并没想当书法家,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书名远远超过画名,这可谓历史的误会和阴差阳错的机运造成的。

2启功手迹

了解我的人常津津乐道我学习书法的机缘: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表舅让我给他画一张画,并说要把它裱好挂在屋中,这让我挺自豪,但他临了嘱咐道:“你光画就行了,不要题款,请老师题。”这话背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看中了我的画,但嫌我的字不好。这大大刺激了我学习书法的念头,从此决心刻苦练字。这事确实有,但它只是我日后成为书法家的机缘之一,我的书法机缘还有很多。

3启功早年留影

我从小就受过良好的书法训练。我的祖父写得一手好欧体字,他把所临的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作我描模子的字样,并认真地为我圈改,所以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基础,只不过那时还处于启蒙状态,稚嫩得很,更没有明确地想当一个书法家的念头。但我对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也像一般的书香门第的孩子一样,把它当成一门功课,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阅帖和临帖。所幸家中有不少碑帖,可用来观摩。

4启功手迹

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一个人蹲在屋里翻看祖父从琉璃厂买来的各种石印碑帖,当看到颜真卿的《多宝塔》时,好像突然从它的点画波中领悟到他用笔时的起止使转,不由地叫道:“原来如此!”

当时我祖父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地自言自语,不由地大笑,回应了一句:“这孩子居然知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屋里屋外的人忽然心灵相感应了一样。

5启功五十年代与家人的合影。从左至右:启功、启功的夫人、启功的母亲、启功的姑

其实,我当时突然领悟的原来如此的“如此”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这“如此”是否就是颜真卿用笔时真的“如此”,我更难以断言;而我祖父在院子里高兴地大笑,赞赏我居然知道了究竟,他的大笑,他的赞赏究竟又是为什么,究竟是否就是我当时的所想,我也不知道,这纯粹属于“我观鱼,人观我”的问题。

6和黄苗子郁风夫妇

但那时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就好像修禅的人突然“顿悟”,又得到师傅的认可一般,自己悟到了什么,师傅的认可又是什么,都是“难以言传,惟有心证”一样。到那年的七月初七,我的祖父就病故了,所以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通过这次“开悟”,我在临帖时仿佛找到了感觉。临帖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720世纪60年代末,启功先生(左)和他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合影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出现了上一段所说的事,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再是简单地好好练字了,而是促进我决心成为书法的名家。到了二十岁时,我的草书也有了一些功底,有人在观摩切磋时说:“启功的草书到底好在哪里?”这时冯公度先生的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这是认识草书的人写的草书。”

8启功与李苦禅黄胄在一起

这话看起来好似一般,但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和重要的指正。我不见得能把所有的草书认全,但从此我明白要规规矩矩地写草书才行,绝不能假借草书就随便胡来,这也成为指导我一生书法创作的原则。

9辅仁大学陈恒校长和青年教师,左一为启功先生

二十多岁后,我又得到了一部赵孟頫的《胆巴碑》,非常地喜爱,花了很长的时间临摹它,学习它,书法水平又有了一些进步。别人看来,都说我写得有点像专门学赵孟的英和(煦斋)的味道,有时也敢于在画上题字了,但不用说我的那位表舅了,就是自己看起来仍觉得有些板滞。

101996年6月,启先生“全国书法教师第一期讲习班”上讲授书法

后来我看董其昌书画俱佳,尤其是画上的题款写得生动流走,潇洒飘逸,又专心学过一段董其昌的字。但我发现我的题跋虽得了写“行气”,但缺乏骨力,于是我又从友人那里借来一部宋拓本的《九成宫》,并把它用蜡纸钩拓下来,古人称之为“响拓”,然后根据它来临摹影写,虽然难免有些拘滞,但使我的字在结构的谨严方正上有了不少的进步。又临柳公权《玄秘塔》若干通,适当地吸取其体势上劲媚相结合的特点。

11启功先生与陈恒先生欣赏书法

以上各家的互补,便构成了我初期作品的基础。后来我又杂临过历代各种名家的墨迹碑帖,其中以学习智永的《千字文》最为用力,不知临摹过多少遍,每遍都有新的体会和进步。

12启功手迹

随着出土文物、古代字画的不断发现和传世,我们有幸能更多地见到古人的真品墨迹,这对我学习书法有很大的帮助。我不否认碑拓的作用,它终究能保留原作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好的碑刻也能达到传神的水平,

13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一九七三年)

但看古人的真品墨迹更能使我们看清它结字的来龙去脉和运笔的点画使转。而现代化的技术使只有个别人才能见到的秘品,都公之于众,这对学习者是莫大的方便,应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书法比古人有更多的便利条件,有更宽的眼界。

14国家文物局七人鉴定组合影。自左至右: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就拿智永的《千字文》来说,原来号称智永石刻本共有四种,但有的摹刻不精,累拓更加失真,有的虽与墨迹本体态笔意都相吻合,但残失缺损严重,且终究是摹刻而不是真迹;而自从在日本发现智永的真迹后,这些遗憾都可以弥补了。

15欢迎欢迎,肯德基先生

这本墨迹见于日本《东大寺献物账》,原账记载附会为王羲之所书,后内滕虎次郎定为智永所书,但又不敢说是真迹,而说是唐摹,但又承认其点画并非廓填,只能说:“摹法已兼临写”。但据我与上述所说的四种版本相考证,再看它的笔锋墨彩,纤毫可见,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是智永手迹,当是他为浙东诸寺所书写的八百本《千字文》之一,后被日本使者带到日本的。现在这本真迹已用高科技影印成书,人人可以得到,我就是按照这个来临摹的。

16启功先生接待来访的小朋友

在临习各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融会贯通和独自创造,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风,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

“路漫漫其修远兮”,书法以其源远之史脉,流传至今。

其中因祖先之识限或政治之需求,为书法/文字注入“冀卫教经”之功效,故历来有仓颉造字、河图洛书之说,诸家亦加之玄意于其上。

其实,书法亦有章可循。有些同好认为,书法是题襟抒怀的,不应过分强调规矩,易死板。的确如此,不过此胸中意兴,亦应建立于勤学厚积之上;其实,规矩与情趣本无高下先后之分,书法本就是一个不断建立又不断打破的过程。

今天,小编择其一资料,以飨众家,如您细心揣摩,当觉,书字亦无可难。(如果图片太小看不清,请点击图片,放大观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一段时间以来,“中老年周刊”的“漫画生涯”栏目一直在刊载关于高马得先生漫画人生的文章,阅读着那些文字,与先生相交的往事不禁浮现于前。

2007年5月,友人到南京办事,我托他去看看江苏画院戏曲人物画家高马得先生。友人回来后说马得先生定于是年9月在南京举办画展,到时将邀我参加。可是到了10月份我还未接到请柬,心里便忐忑不安起来。于是我拨通了马得先生家中的电话,那是其夫人陈汝勤老师的声音。我问:“马得先生身体怎么样?”“老先生已经走了。”我听后心头一紧,怎么这么突然?后来才知道,马得先生7月因感冒发烧引起肺部感染,于9月21日离开了他热爱的画笔和色彩纷呈的戏曲人物,享年89岁。

与马得夫妇的相识,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缘于一次拍卖会。拍卖会上,有两张戏曲人物的小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春草闯堂》、一幅《昭君出塞》,人物传神、笔精墨妙,一看便知是江苏国画院高马得先生的作品,于是我将它们一起买回。赏读作品时,我萌发了同马得先生联系的想法,便给他写了封信。信发出后不久,我收到了回信,是陈汝勤老师代笔,随信寄来一套马得先生水墨人物画的明信片。此后,我便同马得夫妇常有书信往来。一天,陈汝勤老师打来电话说:“上次给你寄去的那张画,酒坛子上的‘喜’字忘了写,你把画寄回来,字补上后再给你寄回去。”还说,他们年纪大了,书信的回复可能会慢一些,也请我谅解。听了这些话,我心里热乎乎的,两位先生办事如此认真,为人厚道,让我深深感受到老一辈文化人良好的品质修养。

我住在陕西宝鸡,为了让马得夫妇了解宝鸡,我时常给他们寄一些土产和民间工艺品。在收到凤县大红袍花椒后,他们来信说:“大红袍真好,香味太浓了,满屋都是椒香。”对于凤翔的泥塑、千阳的布艺,他们更是爱不释手,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原汁原味、色彩浓郁、充满乡土气息的造型和以墨线勾勒的寓意深邃的纹饰。我想,他戏画中那些色彩斑斓的舞台人物,与民间美术的蒙养是分不开的。我曾邀请马得夫妇到宝鸡做客,陈汝勤老师回信道:“1943年曾到过宝鸡,是等车去重庆,待了一个多星期。宝鸡好像是个山城,其他印象记不清了,现在大概发展得不错,有机会一定去看看。”没想到,竟成憾事。1

马得先生以戏画著称,他在艺术实践中将传统的写意笔墨同漫画的夸张幽默结合起来,形成了笔墨凝练灵动、色彩鲜透淡雅、人物简洁传神的寓庄于谐的画风。

马得深谙人物画的神韵除却形象、色彩、笔墨意趣外,最生动、最微妙、最有表现力的莫过于眼神。要善用眼神和神采来刻画人物,画中之人既不能千人一目,也不是具象工写,而是用写意的方法融入戏剧脸谱的意念,以点、线、块概括出不同的眼神。英雄豪杰粗线墨块写出眉须,面部墨气烟染似戏曲中的花脸,粗狂、豪放;旦角小生则长眉细目、斜飞入鬓,展现出生旦儒雅秀美的情态;丑角刻画注重其滑稽之后浑然不知的神情,眼睛不勾眶,不带眼白,以焦墨点成圆豆形,眼神流露出滑稽之状,诙谐风趣,让观者在微笑中得到欣赏满足。

马得戏画可分为粗犷豪放、秀美娴静、诙谐风趣几种类型,其最大的特点是形神毕现、意趣盎然,一招一式活灵活现,让人过目难忘。他笔下粗犷豪放的戏曲人物大都是以身段的夸张或收敛为造型,用粗放的线条、大块的墨色勾勒人物、渲染画面,把其豪迈不羁、风尘悲怆的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如《自古英雄爱酒家》中的武松,身段收敛,罗帽皂靴、腰带紧束,跳上桌凳抱起酒坛开怀畅饮:“说什么‘三碗不过岗’,喝你个倒海翻江”,豪爽之气尽现笔端。青衣小帽的店小二,惊得胡子翘起、双眼发直,差一点儿将手中的酒壶打翻。画面气韵生动、线条洒脱,酣畅的水墨配以鲜亮的颜色,一下子把人物的神采提了起来。而《醉钟馗》(见图一)的布局一反常态,既没有嫁妹的场景,也没有怒目拔剑挥斩的动作,而是身着红色官袍、眉须浓茂的钟进士,不知为何事高兴,喝得醉烂如泥、人事不省地坐在地上。因酒意发作,黑色的官帽几乎掉将下来。漫画笔意写成的两个大头娃娃,男娃用力搀扶,女娃怀抱贴着“喜”字的酒坛,笑盈盈地向钟馗走来。画之左上角几棵绿荫芭蕉更增添了村野趣味,气氛喜庆,人物诙谐。对于这类动感较强的写意人物,先生用线奔放自如,但又十分准确,七横八竖的线条看似不经意,然而却又都在法度之中。先生极善于以绘画之静态表现舞台之动势。

1图一

马得画戏,特别是武戏人物,爱画带酒的情节,可他自己却又不嗜饮。他喜欢黄山谷的那句“醉时吐出胸中墨”,认为人在饮酒微醺时,美的意识常会在这种解脱释放的状态下发挥出来,一幅作品画毕正要搁笔时,顺手扯上一张纸信笔涂来,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笔下的人物常是水墨杂下、浑然一片,乍看木讷浑沌,眉毛胡子一把抓,细读来却层次分明,人物神态深邃,别有一番意趣。《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时迁,《三国》人物曹操、关羽多为如此而作。

昆曲《牡丹亭》是马得画得最多的题材,其中的《惊梦》《游园》《拾画》都是多次构思、化繁为简的精致之作。杜丽娘与柳梦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重情思想和色彩纷呈、璨然如锦的戏曲舞台,浓缩于尺幅之间,铺排出一幅幅生离死别、凄美缠绵的图画景观。《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见图二)呈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杜丽娘色调淡雅,细目入鬓,水袖掩面。游园后心中泛起波澜,梦见一个手执柳枝的书生向她走来。牡丹亭畔、太湖石边,幽会中的喜悦和少女的羞涩,以及梦中书生对杜丽娘的千般爱恋,万种温情尽在笔墨之中。

2图二

而丑角也是马得戏曲人物的主角之一,其在戏中的插科打诨,起到了烘托场景、调节气氛的作用。由于长期从事漫画创作,马得先生意识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幽默因素。他对丑角人物有种特殊的偏爱,认为丑角的滑稽是在不自知的状态下、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的,越是真诚,就越发滑稽,人物天性越是能够自然流露,也就越让人喜爱。《春草闯堂》中的知府胡进愚忠唯上,《七品芝麻官》里的唐成幽默机智,《孟姜女》中守城官吏对孟姜女同情中的无奈等等,都以独有的表现形式让人物的天性流露出来,起到寓教于乐、谐庄互用的作用,也显示了马得先生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概括能力。

马得先生的水墨写意人物简约空灵、戏味浓郁,有一种童心未泯的质朴及“空山无语,流水花开”自然天成的意境。马得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戏曲人物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正所谓“人生不朽是丹青”。

龚贤与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等并称“金陵八家”。他们是明末清初生活在金陵(今南京)的文人画家。在社会动乱、封建制度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他们大都隐而不仕,往来于江淮一带,登山临水,寄情翰墨,以诗文书画抒发自己的幽情雅趣和旷达胸怀,并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思想。其中,龚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与独到的绘画见解,名列“八家”之首。

龚贤作山水宗法宋元,重视写生,深得造化神韵,并能大胆变革,形成自己独有风格。他反对以摹古为能事,说:“今之学画者当奈何?曰: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取证于晋、唐、宋人,则得之矣。”龚贤的画作多取材于丰饶明丽的江南风光,有些直接表现金陵一带的景物。所画重峦复岫、密林杂树、平流大江、泽国水乡,纸墨相发,气象万千。山水用笔朴拙、沉稳、苍厚、老辣,秃笔与尖笔兼用。程正揆评价其用笔“铁干银钩老笔翻,力能从简意能繁”,可谓一语中的。关于用墨,龚贤更有独到见解。他善用“积墨法”,以干笔层层皴写山石,浑厚、浓重的墨气之中透出飞白和光亮,达到一种色沉光清的苍润境界。

1 2 3纸本设色,共16页,每页纵27.3厘米,横41厘米,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此套《山水册》,16幅作品单独装裱而成。裱页上各有作者题画诗一首,其内容多为文人对陶渊明式的田园牧歌生活的赞赏与向往。画作完成于“戊辰(1688)初冬”,即作者逝世的前一年。此套册页中,作者另有两张单页的长文题记,将于下期刊登。

倪瓒的画好举世公认,其实倪瓒的诗也很棒,不仅在历代书画家中堪称上品,就是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历史上衡量评比,其技艺水平亦属一流,只不过被画名所掩,不太为一般人重视罢了。倪瓒诗作的最显著特点是感情真挚、个性鲜明,敢于直抒胸臆,善于“吟咏性情”而且“言之有物”,这在泥古不化、陈陈相因、疏离现实生活、空话套话废话充斥的元末诗坛上绝对是“鹤立鸡群”。

如果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倪瓒诗的总体艺术风格,就是一个“洁”字。他作诗无论题画、赠友或自赏自娱,最喜欢用的是“清”“白”“净”等形容词,歌咏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洁净、清新、幽雅的景物,诸如明月、清泉、白云、远山、新雪、苍松、翠柏、青竹……甚至连描写禽鸟也主要是生长着洁白羽毛的鹤、鹭、鸥、鹅之类。比如“棹歌秋趁白鸥群”“矶头雪形多鸥鹭”“满眼湘江波浪,望穿白鸟飞还”“梅花夜月取冰魂,江竹秋风洒泪痕”……

在这些纯洁可爱的大自然天体生灵之中,倪瓒又特别钟爱白云与白鹤,不厌其烦地在许多诗篇中反复描绘、吟咏它们,比如:

《题许生茅屋图》

舟过山西日已曛,

许生茅屋远人群。

凿池数尺通野水,

开牖一规留白云。

《山中对酒》

题诗石壁上,把酒长松间。

远水白云度,晴天孤鹤还。

虚亭映苔竹,聊此息跻攀。

坐久日已暮,春鸟声关关。

再如“青山云蔼蔼,白鹤影翩翩”“今日江湖重回首,卜居南岭白云隈”“道士朝乘白鹤还,楼台碧云锁青山”“一片松间秋月色,夜深唯有鹤归来”“白鹤秉灵质,翩翩有奇姿”“松下白云初起时”“半席白云临碧涧”……

倪瓒的这类诗几乎每一首都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而洁白的云彩、清澈的流水和飘逸的仙鹤,则为其增添了充满灵动感的高雅氛围和勃勃生机。

倪瓒作诗之所以如此偏爱“白云”“白鹤”,与他在日常生活中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性有直接关系。相关资料显示,倪瓒的爱清洁,确实已经到了“成癖”和“迂”的程度,当时的文化圈和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倪瓒“洁癖”的有趣传闻和故事。

据说,倪瓒烹茶只用挑水仆人身前那桶水,而身后那桶水则用来洗脚。朋友问其缘故,他说:“前桶的水一定干净,所以用来泡茶;后桶的水,怕已经被仆人的屁所污染,所以只能拿去洗脚!”有一次倪瓒应邀赴宴,主人请宾客入席后,一个长了满脸大胡子的厨师端出菜肴,倪瓒见状突然离席而去,主人诧异地追上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倪瓒说:“胡子多的人一定很脏,这个厨师有这么多胡子,所以这顿饭不能吃了。”倪瓒使用的生活用具包括文房四宝,每天都有专人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客人来访离去后,坐的地方也必须反复刷洗。倪瓒的书房门口有一棵梧桐树,本来生长得很茂盛,他却早晚让人用水反复冲刷擦洗,还专门画过一幅《洗桐图》,题上一首《洗桐诗》,结果梧桐树禁不住折腾逐渐干枯死掉了。每逢有远方朋友来做客住在他家,夜里倪瓒总要起来好几次站在门外窃听,唯恐人家把屋子弄脏。客人即使咳嗽两声他也心惊肉跳,等着人家是否吐痰,自己经常一夜不睡,充当义务警卫……又据说他家的厕所是一座空中楼阁,用香木搭好格子,下面填土,中间铺着洁白的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次反元大军阀“吴王”张士诚派人送了很多钱请倪瓒作画,倪瓒从不巴结攀附权贵,也最反感颐指气使的富人,便一口回绝了。张士诚怀恨在心,找个碴儿把倪瓒抓起来关进牢房。狱卒给倪瓒送饭时,他让狱卒把饭菜举得高高的。狱卒问为什么要这样,倪瓒说:“怕你的唾沫溅到饭里。”狱卒很生气,把他痛打了一顿。

生活习惯上的“洁癖”和思想意识上的孤傲清高,使倪瓒得罪和失去了很多朋友,但他始终不后悔、不改变。倪瓒步入中年之后,亲人相继离世,再加上元末明初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他干脆散尽家产,乘坐一只木船浪迹天涯、四处流浪、投亲靠友、卖画为生。朱元璋扫平群雄建立明朝后,曾于洪武五年(1372)邀请倪瓒入朝做官,倪瓒坚辞不就,还赋诗明志:“只傍清水不染尘。”此后他在画上题诗书款只写农历天干地支,不用洪武年号,诗作内容真实记录和反映出自己“不隐不仕在江湖”的生活状况。如:

《舟中观画》

避世移家今十载,

盛书连舸泊三吴。

可怜画卷撩归梦,

依旧香奁傍药炉。

《秋江夜泊》

阖闾浦口路依微,

笠泽汀边白板扉。

照夜风灯人独宿,

打窗江雨鹤相依。

难能可贵的是,大画家在自己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之际,并没有仅仅“独善其身”,而是不忘遭受磨难的天下百姓,在《寄顾仲瑛》诗中他写道:

江海秋风日夜凉,

虫鸣络纬尚綀裳。

民生惴惴疮痍甚,

旅泛依依道路长。

倪瓒生活在元末明初社会大动荡时期,自己无官职、无工作、无固定经济收入,是个名副其实的“三无人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倪瓒甚至没有固定住所,常年栖身舟中,飘荡流浪江湖,然而却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平平安安地颐享天年,活到“古稀”年龄之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更令人惊叹的是,倪瓒不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成长为一个诗书画兼擅兼精兼优秀的艺术大师,在绘画、书法、诗词等领域,都给后世和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大笔极其丰厚珍贵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书画作品越来越珍贵,他的艺术风格、艺术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画坛几百年,直到今天。

探访倪瓒能够生存、生活下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上层封建统治者忙于争夺政权、立足未稳,另一方面则是他的家乡太湖流域丰腴水土和物产的滋养,再有就是倪瓒从道士、和尚、隐士、渔翁、农夫等社会下层人士中间得到了真挚淳朴、深厚美好的友谊,让心灵得到了平静和慰藉。正如倪瓒自己在题画赠友诗《寄王叔明》中的自我描述:

野饭鱼羹何处无,

不将身做系官奴。

陶朱范蠡逃名姓,

浑似烟波一钓徒。

只是,不知我们这位有“洁癖”的大画家、大诗人,在长期漂泊流浪的生活中,“如厕”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附图为徐燕荪《洗桐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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