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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带动了访碑、拓碑、碑帖鉴藏的学术风气。一批著名的官员学者如阮元、张廷济、翁方纲、吴荣光、吴云、陈介祺等，他们身体力行，把金石学和碑帖版本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在此背景下，碑帖鉴赏、收藏逐渐成为文化精英阶层一种专门的学问和雅好。
在清代著名的碑帖鉴藏家中，绝大部分是汉人。然而也有一位“满洲才子”，他的题跋和印鉴经常见于各种碑帖善本，在存世的北宋拓《圣教序墨皇本》(天津博物馆藏)、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上海博物馆藏)、宋拓《大观帖》残本(故宫博物院藏)等名迹上，都留有他的题签、题跋、印鉴，但人们对他的了解微乎其微，许多人甚至从未注意过他。这就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觉罗崇恩。
崇恩(1803-1878)，姓觉罗氏[①]，原籍长白，满洲正红旗人。多种人名词典皆作正蓝旗人，其实不然。据崇恩为其父舒敏《适斋居士集》卷首所撰行述，其家为正红旗人。嘉庆八年(1803)四月初一生[②]。字仰之，号雨舲，又作敔铃、禹舲、与秢，自署香南居士、唯然居士、语铃道人、敔翁。斋号有香南精舍、孤云精舍、唯然室、红豆青棠之馆、且斋、湖口草堂、十雪斋、七佛同龛之室、虚朗室、松凉坞等。廪贡生。道光六年(1826)任侍卫，由此进入仕途，历任泰安知府、山东巡抚、驻藏帮办大臣、内阁学士、阿克苏办事大臣等。崇恩虽然官至二品，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建树，倒是对书画文物极有兴趣。他曾在山东、广东 、江苏、浙江、西藏等地任官，每到一处，必以访求金石为乐。著作有《香南居士集》六卷、《枕琴轩诗草》、《香南精舍金石契》、《崇雨舲中丞诗稿守岱集》一卷、《金石玉铭》二十卷等。其中撰成于道光廿八年(1848)的《香南精舍金石契》，是其金石学方面的著作。
崇恩的诗文和书法功力十分深厚，他的诗歌和书法都因仰慕苏东坡而追其风貌。他热衷于碑帖收藏，过眼碑帖既多且精。自云：“敝斋蓄宋拓碑版不下数十种，至于宋帖，仅《兰亭》十余种、《阁帖》三卷、《鼎帖》一册、《潭帖》九本、《越州石氏晋唐小楷》一册、《太清楼书谱》一册、《兰亭续帖》半部而已。”[③]崇恩最重要的书法朋友是清代金石书家何绍基，他第二次担任山东巡抚期间，邀请何绍基去济南泺源书院讲学，何绍基遂有机会访求山东汉碑，致力于隶书临习，终于融会各体，成为书法大家。
在崇恩的仕宦经历中，他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二十九年(1849)担任驻藏帮办大臣(从二品)。清朝的驻藏大臣、驻藏帮办大臣全部由满洲人担任，而且大多数是武职出任，文官出任的很少。在这数量有限的满洲文官驻藏(帮办)大臣中，崇恩无疑是书法造诣最高的一位。这为西藏地区(清代称卫藏)的书法历史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行政长官，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设正副各一员，副职称“帮办大臣”。雍正五年(1727)始置驻藏大臣衙门，驻藏大臣任期、员额、职责等方面逐渐明确和固定下来，直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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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职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创建之始，驻藏大臣仅统领驻藏官兵，督导藏王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乾隆十五年(1750)，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为叛军所害。事平，据策楞等所奏《西藏善后章程》，遂废王爵，设噶厦(地方政府)，任命四噶伦(三俗一僧)以分权，在驻藏大臣以及达赖喇嘛统驭下协办藏务。五十八年(1793)，在平定廓尔喀入侵后，清廷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这一制度对于加强祖国统一、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均起过积极作用。
驻藏大臣由中央政府派出，代表皇帝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他们驻藏期间，原有职位仍然保留，不开缺。驻藏大臣既是“钦差”，又是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在理论上，驻藏大臣虽与达赖喇嘛、班禅地位平等，但实际权力远超其上，包括达赖喇嘛、班禅在内的西藏地方各级重要官员，都要受其节制。即便到了道光以后，驻藏大臣地位并未受到动摇，依然代表清朝中央督办西藏地方的行政、司法和财政事务，并直接掌握外交及防务大权。“西藏地方无论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得尼，还是噶厦政府的僧俗官员，仍然和过去一样‘禀命驻藏大臣办理’地方事务，仍然以臣属和属员身份执行清朝中央的各项管理政策。”[④]
关于崇恩驻藏帮办大臣一职的任免，《清实录》有如下记载：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己丑……赏驻藏帮办大臣穆腾额副都统衔，为驻藏大臣;已革山东巡抚崇恩蓝翎侍卫，为驻藏帮办大臣。[⑤]
(十二月)壬戌，又谕：耆英、朱凤标奏‘遵查东商面封公费，并将收受程仪节寿银两各员开单呈览’一摺。山东省面封公费银两，向係商捐商用。现据耆英等查明历任支销之处，实係藉资办公。所有历任巡抚、运使支销公费，著毋庸议，惟程仪节寿名目，卑鄙贪婪，嗣后著即永远革除，不准仍蹈锢习。其收受各员，本应一概惩办。姑念相沿已久，且係在面封项下支销，与需索有间。此次暂行从宽分别办理。所有收受程仪之前任巡抚、署巡抚经额布、麟魁、王笃、梁宝常、崇恩，均著交部议处。所受银两，著照数罚赔……
三天后道光帝作出处罚决定：
(十二月)乙丑，又谕：前据耆英等奏，遵查东商面封公费并程仪节寿等名目，当将收受之历任山东巡抚、运使及署任各员，交部分别议处严议。兹据该部查议具奏，该员等身膺重寄，辄于盐务陋规，相沿收受，均属贪鄙无耻，自应分别示惩。除已故各员赔项，仍著落子孙追缴，其处分毋庸议外，经额布、麟魁、王笃、梁宝常、觉罗崇恩，均著照部议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赏已革河南巡抚鄂顺安蓝翎侍卫，为驻藏帮办大臣。[⑥]
以上记载涉及到崇恩两次被革职的经历。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二月，朝廷以镇压捻军不力、“捕务废弛”将山东巡抚崇恩革职。二十八年(1848)正月，任命崇恩为驻藏帮办大臣，派驻西南边陲。到该年十二月，又因山东盐商上告历任山东巡抚收受程仪银、节寿银一案，崇恩被降三级调用，鄂顺安接替他出任驻藏帮办大臣。《清实录》记载的崇恩任职西藏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正月至十二月，不过由于北京至拉萨路途遥远，要走几个月，故崇恩实际到任、离任时间要延后数月。
崇恩的这段西藏仕履，在正史中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不过由于他的碑帖收藏癖好，在其行箧之中携带了视为至宝的北宋拓《圣教序墨皇本》(以下简称《墨皇本》)等三本珍拓。途经山西、陕西、四川等地，接待他的地方官员纷纷慕名借观这本王羲之墨宝。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也记录在帖后的题跋里，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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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碑刻成于唐咸亨三年(672)，碑石断裂于金代(相当于南宋时期)。《圣教序》唐拓本已不可得，传世拓本以宋拓未断本为最早最佳。崇恩收藏碑帖最重视宋拓《圣教序》，他先后收藏《圣教序》宋拓本竟达11种之多。通过比对，崇恩判定其购自闽浙总督孙尔准家人的宋拓本年代最早、拓工最精，命名为“墨皇本”，并题“天下法书名碑第一，吾家宋拓墨宝第一”。崇恩对此极为珍爱，摩挲多年，题跋和朱笔、墨笔批注累累。
以下摘录《墨皇本》中崇恩有关西藏行程的题跋，详细记载了他入藏的线路和沿途经历：
自正月廿七日抵舍，至今已十三日矣。屈指行期不过旬月，儿女辈日侍左右，虽欢笑无间，实则隐寓惜别之心，不忍少离耳!知此册当入行笈，夫人与彭儿、逢女亦时加检视整护，其意盖非可以言喻者。离别之感人如此，誌之以为重会谈资。是日汤敦甫师相来谈，移晷始去。晚约王宝翁与吴刺史炜会食，并记。二月十日。(钤印：崇恩)
三月二十四日，路出平遥，汾州太守牛君镇不远百里驰来相晤，此次原学士长子也。云其尊人在介休候见，此来亦奉严命，贤哉乔梓，洵多情古道人也。晚答拜于县署，灯下索观宋拓。时舆中止携此与纪文达公本，因出以示之。次日至介休，老翁已在行馆相候。握手道故，并谆谆以培养身心为言。别时老泪盈掬出于至诚，可感可感!昨日抵华下，令尹孙君治招游玉泉院，亦索观此二帖，并乞题名于后。因念牛氏父子厚情，溯书于此，以示不忘云。时在四月八日，岂匏尊者崇恩坐无忧亭上书。(钤印：崇恩、仰之)
六月二十一日渡平羌江至雅州，病暑颇苦，余太守坤、宋大尹恒山留住二日。病良已，太守以汉《樊君碑》《高颐碑》并双阙拓本见赠，且索观此帖，赏叹不忍释手。见诸跋语，谬许可传，亦属题名册尾，即此可以见其性情矣。二十三日，挥汗书。(钤印：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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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日过小关山、大关山，严壑阴森，竹树蒙密，云翳如幕，瀑喧若雷，寒气砭人肌骨，而羊肠鸟道逼仄难行。由长老坪彳亍十馀里，始达大相岭，岭巅高寒尤甚。下岭经二十四盘，即王尊比驭之九折坂也，陡拔几不留足，昏夜始抵清溪，劳顿殊甚。县尹谢君连堃留住一日，行馆即在县署之东庭，有古槐一株，高五丈，大几十围，云是武侯手植，为题汉槐堂额。饭馀展对此本，觉烦忧顿释，心地清凉。爰书数行以誌旅况。二十六日晚雨潇潇，瓶供幽兰一箭，欣然命笔。(钤印：玉牒崇恩)
廿七日离清溪，廿八日过飞跃岭，上下斗绝，雨后滑不留足。七月朔，度泸定桥，桥长四十丈，两厓县(悬)铁索，铺松板为之。是夕宿头道水，馆后瀑布甚奇。二日，至打箭炉。十二日出口，行数日，经老林雪山，顿觉山川改色，民物全非。二十一日，裡塘。廿七日，大所山。廿八日，巴塘。八月望日，住察木多，即古康国也。二十日，过瓦合山。是日百八十里，中无人烟，并飞鸟亦绝。廿九日，丹达山，经阎王鼻等处。九月六日，拉里山。七日经海子，长二十馀里，宽三二里不等，澄清渺瀰与蔚蓝一色，奇观也。夜大雪。七日，瓦子山。十二日，鹿马岭。十五日抵藏履任。居楼五间，仅蔽风雨。自汉嘉以南，跬步皆山，险阻万状，口外怪恶尤甚。每逢险绝处，早将此身置之度外，惟有息心闭目，静听造物指挥而已。偶遇风日晴和，行馆无秽，辄取此册与纪文达公本合观，或临宋拓《论坐帖》数行以遣孤兴。盖三帖同贮舆中，珍如性命，与之共存亡，生死之机者，已万三千里矣。二十二日，上布达拉山，达赖喇嘛恭接圣安，归署后坐独学斋南窗题，崇恩。(钤印：仰之)
居夷半载，豪无建树，一病几至不起，殊鲜欢悰。己酉二月八日奉文镌级，三月廿九日东归。闰月二十七日入口，鄂中丞顺安在炉城相候，快谈二昼夜不倦，盖相别已廿馀年矣。五月十一日过成都，六月廿二日过西安，常南陔师留住数日，纵观墨宝，距丁酉别时亦十有三载。七月廿六日过保定，二十九日抵舍。万里生还，骨肉团聚，其乐可知。解装后此帖先陈几上，夫人儿女递相检视摩挲状，与别时略同，而衷情快慰，又非笔所能述。举室晤对，恍然如在梦中也。八月朔旦记。(钤印：玉牒崇恩、唯然室)
可以看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己丑崇恩获得任命，二月底或三月初出发，行经平遥、西安、成都、雅安、泸定桥、巴塘，九月十五日才抵达拉萨。该年十二月乙丑被降三级调用，于次年二月八日收到公文，三月底启程东归。崇恩在西藏实际任职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二十九年三月，仅有六个月。
被革职回京的崇恩，并没有沮丧心情，反而因为离开边陲回到京师，得以与家人团聚而兴高采烈。他重新回到京师文化圈，又能够与名碑法帖为伴了。他在《墨皇本》后面题跋：“日追逐于琉璃厂庙市，物色法书名画旧拓碑帖。偶有所得，赏奇析疑，亹亹不倦。辰集酉散，往往上灯后始匆匆入城。人生赏心乐事，殆无有过于此者!”
崇恩的西藏沿途经历，在几年之后还有追记。如咸丰四年(1854)崇恩在《墨皇本》页边批注：
己酉(1849)季夏自卫藏归，路出西安，见朱丹木雘廉访藏郑板桥本绝精，有郑氏三跋亦佳，乃以三十金购于本境绅家者。常南陔师时官方伯，出一本见示，意极郑重，谛观之，赝本也，云以三百金俛张叔未转购者。叔未繫跋数千言，终无补于赝何。师甚宝之，未敢辨论而退。然师有宋拓智永《千文》二本，皆绝精，且尾幅侄方纲及李永寿等字皆在，乃最初拓，至宝也。师抚楚北，昨岁殉武昌之难，世兄豫并两孙同死之，念之神伤。收藏颇富，虽真伪参半，而心赏所寄悉化烟云变灭。追思旧德，泪下如绠。甲寅初秋，崇恩谨记。
次年(1855)又记：
自己酉(1849)归里后，又见不断本五。一鄂中丞顺安藏本，有朱竹垞、钱箨石两跋皆甚精，尚有数跋记忆不清矣。一张京兆锡庚藏本，与鄂本拓手皆善，视敝斋灌园老人本相伯仲。其三皆帖贾持来，一本前后有武林叶孟育家藏大德丁未秋八月望日识、成化改元六月三日闽人林子章江夏吴燧汝南刘元吉同观于济美堂鉴定唐末宋初本、华亭沈氏家藏等题识，其拓亦与灌园本相近。一本《心经》缺一开，墨重纸粗，拓殊劣，不足入赏。一本颇明显缺三十馀字，然非石断处，乃揭裱时遗失。坐此价不甚昂，以三十五金得之，聊补钱士升本之缺。闻其帖后题跋甚多，惜为黠贾撤附他伪帖别售矣。据邻店云，约十馀幅，多明人手笔，殊令人驰想不置也。甲寅初秋小住武定行馆，追忆往事，漫缀此跋。乙卯中秋后二日补书。
通过这些题跋，可以知道崇恩赴西藏任职的万里艰险，开阔了胸襟和眼界，也看到了更多的金石古物和碑帖拓本。他的碑帖鉴定是建立在多种拓本比勘的基础上，他把碑石的断裂、残损程度和纸墨拓工的优劣作为鉴定拓本的主要依据。崇恩于咸丰五年(1855)题跋说：“十年来共收未断《圣教》十一本，除赠文孔修大司农一册外(钱士升本)，今存其十。此外寓目者九本，而收藏契好家者凡四，则王宝翁、朱丹木、鄂云圃、张星白四本也。”[⑦]研究过这么多宋拓本，故崇恩能够对各种宋、元拓本有精深的辨别。他对《圣教序》各种拓本上的题跋也作了研究，“曩岁手录宋元明及本朝诸家评骘各语，每则后或附以管见，或合数则而加以折衷，为《怀仁集王圣教序》考证共四十馀纸。舅氏虚堂先生见而激赏，因携之去，万里伊江，远莫能致。而予既习成懒散，性复健忘，虽欲追忆，为之深虑，难还旧观。”[⑧]可惜了这四十多页考证文字，最终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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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恩的碑帖题跋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篇幅长，字数多。在目前存世的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上海博物馆藏)、宋拓《大观帖》海源阁残本(故宫博物院藏)、宋拓《鼎帖》(上海图书馆藏)、宋白玉蟾《足轩铭卷》(上海博物馆藏)、元郭畀《日记》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元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天津博物馆藏)等名迹上，都留有崇恩的大段题跋。而且经常是一题再题，题跋篇幅之长在在历代碑帖鉴赏家中罕有其匹。
其次，内容丰富。崇恩题跋往往于碑帖版本优劣详加辨析，并记载拓本流传经过、价格、自己的鉴赏经验及其过眼的相关法帖，资料翔实而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谈到鉴赏经验时，他说：“窃谓鉴定昔贤真迹，惟以神完力足、气韵如生、无一败笔、无一稚笔为断审。则古刻碑帖亦然。”[⑨]其鉴定方法是由具体的纸、墨、点画、结构、拓工、装裱，上升为观气望神，以神采来判断其真伪优劣。直到20世纪的碑帖鉴赏家仍然沿用这一经验。
崇恩与何绍基为至交好友，在《墨皇本》后面有何绍基的长诗，其中有“……香南居士识力卓，拥戴墨皇书必霸。黄金白璧曾不吝，细注闲评肯留罅。万三千里性命共，雪山泸定险不怕。归来一笑对妻子，古墨精灵相慰藉……”，对崇恩的西藏之行有所回顾。在何绍基视为性命的《张黑女墓志》初拓孤本(现藏上海博物馆)上，也留有崇恩于咸丰八年(1858)所作长跋，不仅记录了他与何绍基探讨、临习此墓志的经过，还提到了他赴西藏途中拓碑之事：
……据《志》，黑女薨于蒲坂，即葬于城东原上。按蒲坂县在元魏属秦州河东郡，即今之蒲州府永济县也。道光戊申(1848)路出河东，仅拓得隋《首山舍利塔碑》、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殊未闻《张黑女志》所在，想已久佚，主人亦不复知之矣。及门李小湘庆翱，今守蒲郡，昨曾寓书，属其留心物色，勿遗荒僻。傥于山村古寺中一遇之乎?临颖不觉神往也。六月七日玉牒崇恩题记。[⑩]
崇恩当年由经山西蒲州渡黄河入陕之时，访得两块名碑捶拓。《首山舍利塔碑》是一块隋代名碑，碑文35行，满行70字，楷书，位于山西永济市东南十多公里的栖岩寺。《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行楷书30行，行70字，现存陕西蒲城桥陵。这两块碑体型巨大，捶拓不易，崇恩在赴藏途中仍为此淹留，可见其痴迷金石之深。
[①] [清]梁章钜《称谓录》之《会典·宗人府》：“凡玉牒所载，以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中华书局，1996，166页。
[②]崇恩生日据何绍基《四月朔日雨舲中丞生日，小诗奉贺，用坡公病中大雪韵》诗题得知。诗见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50页。
[③] 崇恩跋《宋拓太清楼帖》，见《中国法帖全集第三册·宋大观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309页。
[④]余长安《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⑤]《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51，中华书局，1986，39册689页。
[⑥]《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62，中华书局，1986，39册840-842页。
[⑦] 崇恩跋《墨皇本》，见《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30页，文物出版社，2007，。
[⑧]崇恩跋《墨皇本》，见《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67页。
[⑨] 崇恩跋《宋拓太清楼帖》，见《中国法帖全集第三册·宋大观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第3页。
[⑩] 《魏张玄墓志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30页。
源于少年时代对绘画的热爱和多年来真诚的坚守，不仅使他成为一位有文化使命感的画家，同时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艺术理想。海德格尔说：“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寻找精神家园能使我们获得幸福安宁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精神性的。对于山水画的创作，便是建文兄精神家园。
建文曾求学于龙瑞先生门下，龙瑞先生重视传统，重视传统绘画中“笔墨”文化价值与重要意义。笔墨在中国画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笔墨是中国人关于视觉艺术的一大创造，笔墨是中国绘画的灵魂，既是语言，又是精神。受龙瑞先生艺术思想的影响，建文的绘画艺术既有表现审美体验的当代性，又有传统绘画重视笔墨精神的特质。
建文的作品重气韵，以气写形，主要表现在以线造型上，线既包括有形的线，也包括无形的线，线条皆以书法线条入画，即骨法用笔。所以他作品才能骨格厚重，此中的骨格即是气韵之韵。建文笔法“生”、“拙”，所谓“生”、“拙”是超越圆熟之后的“生”、“拙”，这一特质似的他的山水画质朴、厚重。
建文的作品得北方山水的“高远”、“深远”的壮美雄健，古木坚石，皴染苍老，古朴浑雄。他有意识地使“松”与“紧”表现手法在自己的画作中实现融合与平衡——即大块面的巨石与细碎的小石块垒叠，借以达到疏与密的艺术效果。
他在有些地方用以敷叠的皴法表现山石坚硬的质感，但大多是以沉厚而灵动的粗线条表现山势的雄奇高伟，激发出一种由抽象笔墨所组构而成的奇险苍浑，从而唤起类似宋人山水丘壑纵横的宏伟意境。他山水画的特点为重宏观、重整体的把握，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因此，建文的作品浑厚大气所唤起的崇高感令人肃然，笔墨苍茫郁涩蕴蓄着其思考的生活比蕴蓄着感受生活更加深刻。
建文的山水更注重在形象描绘上，其山水画的特点为重宏观、重整体的把握，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对于物象的组织构造，则创造了独特的程式化表现方法，但并非机械照搬，而是灵活地用高度提炼的结构程式来表现物象。构图上，则更重“势”与“ 开合起伏 ”的表达。“势”为具体形象间的联系，而“开合起伏”为这种联系中的节奏变化。这表现了山水画中在静态的画面和形象组合中对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的一种运动的、全面的观察与表现观念。其中，他还善用杂枝细草，零乱中有绰约迎风承露种种姿态百出，欲把勃如荡如的对象刻划出来，可谓是得自然山川人物之情意。
多年来一直深入研究中国山水画，建文能对自然山水做到深入的观照，到自然中写生，才能把“师古人”与“师造化”结合起来，在对真山实水的切身感悟中才能消化从古人那里学来的传统技法经验。 以“自然”为尚，即不以表现具体对象的形神为满足，而又要从中窥见宇宙的奥秘，是宇宙元气、人的元气和画中元气的高度和谐，是心手两忘，笔墨俱化的诗的境界。这也是建文的绘画意境深远、境界广阔的奥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