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工具问题

书法的工具,不消说,便是文房四宝了—-纸、墨、笔、砚。平常讲到四宝,总是说湖笔、徽墨、宣纸、歙砚。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从事于做那些工业,出产多,品质好,应用最普遍而著名的缘故。并非说国内除四地之外,不产纸墨笔砚。

初学写字,大楷用浅黄色的原书纸(七都纸),小楷用毛边、竹帘或白关纸。总之,宁使毛些、黄糙些,不必求纯细、洁白,白报纸、有光纸等,均不相宜。至于水油纸,等于古代的所谓硬黄纸,那是摹写所用。废报纸可以拿来利用习榜书。初学字的毛病是滑,所以忌用光滑而不留笔、不吸墨的纸类。

我国书画家所用的纸,大别为生纸、熟纸两大类。生的纸,纸性吸墨;熟的纸,纸性不吸墨。普通所用白纸,因为出于安徽宣城,所以统称宣纸。其名目有六吉单宣、夹贡等,都属于生纸。煮硾、玉版则归入熟纸类。其它如冀北迁安县所出之迁安纸,有厚、有薄、有黄、有白。它的质料多棉,近高丽茧纸,俗名皮纸,亦名小高丽。北方人用厚的一种来糊窗,其实于书画皆相宜,不过质地稍粗而已。倘使把它改良了应用,一定很出色的。又福建纸极细洁,但较薄些,拿来写字作画也很好。就是因为交通关系,江南较少见,以上亦属于生纸。至于像蜡笺、粉笺、冷金笺、扇面纸等,矾过的或拖色的可统归为熟纸。熟纸光洁而多油,落笔前须经揩拭过。矾重的,往往毛得不吃墨。国外产品,如高丽纸,古名茧纸,拿来作书作画,落笔皆很舒服。坚韧经久,向来视为珍品。但现在出品的已不及从前。另有细薄的一种,从前用来印书的,现在已不见了。日本纸极有佳品,惟质地稍松脆,不经久,流通亦少。至于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笺纸,像唐代的薛涛笺、宋代的澄心堂纸、元代的罗文纸、明末的连七奏本大笺等,现在绝迹了(罗文、奏本市上所有,但纸质已非)。便是清代的各种仿古笺,现在也很少见到,颇是名贵。

书画家对于纸的考究,自与其他三种工具相同。倘使心手双畅,纸墨相发,兴会便亦不同。若不得佳纸,即使有好砚磨好墨,好笔好手,仍为之失色。《笔道通会》云:“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称,虽能书亦不能善。譬之快马行泥泽中,其能善乎?”孙过庭以“纸墨相发”为一合,“纸墨不称”为一乖。又曰:“得时不如得器”,可见其关系之重要了。墨的大别也为二类:一种是松烟;一种是油烟。普通的都是油烟,油烟墨书画都相宜。松烟墨仅宜于写字,但墨色虽深重却无光泽,并且一着了水容易渗化。科举时代用以写卷册,取其乌黑。自从海通之后,制墨都用洋烟,便是煤烟。制煤者贪价廉工省,粗制滥造,虽在初学者无妨采用,但品质粗下,实不宜书画。

古代制墨,每代都有名家。但到了现在,明以前的已不可见了。明代如程君房、方于鲁诸人的制墨,现在尚得看见,惟赝品每多。又古墨质虽好,倘使藏得不好,走胶或散断之后,重制亦便不佳。有些有古墨癖好的人,喜欢收藏,但自己既不是用墨的人,又不能“宝剑赠烈士”,只是等待其无用而已,实是可惜。目下乾隆时的好墨可应实用,颇为难得。至乾隆以前,保藏不好的已不堪应用了。

古墨坚致如玉,光彩如漆。辨别古墨的好坏,《墨经》上有几节论得很精:“凡墨色紫光为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渝者为贵,然忌胶光。古墨多有色无光者,以蒸湿败之,非古墨之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艳,泽而有渍,是谓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纸试墨,或以砚试之、以指甲试之皆不佳。凡墨击之,以辨其声。醇烟之墨,其声清响;杂烟之墨,其声重滞。若研之辨其声,细墨之声腻,粗墨之声粗。粗谓之打砚,腻谓之入研。

凡墨不贵轻,语曰:“煤贵轻,墨贵重”。今世人择墨贵轻,甚非。煤粗则轻、煤杂则轻、春胶则轻、胶伤水则轻、胶为湿所败则轻,惟醇烟、法胶、善药、良时,乃重而有体,有体乃能久远。

普通墨的最大坏处,是胶重和有砂钉。胶重滞笔,砂钉打砚。以光彩辨古墨好坏的方法,也可应用到市上较好的墨。还有一种辨别墨质的方法:用辨别墨质粗细的方法辨别好坏。便是磨过之后,干后看墨上有无细孔,孔细孔大,亦可分别它们的精粗。

磨墨用水,须取清洁新鲜的。磨时要慢,慢了就能细,正像炖菜时须用文火一样。古人论磨墨说:“重按轻推,徐徐盘旋”,又说:“磨墨如病”,真形容得很妙。

作书用墨,欧阳询云:“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但古人作书,没有不用浓墨的,不过不是绝浓。又宋代苏东坡用墨如糊,他说:“须湛湛如小儿睛乃佳”。明末的董思翁以画法用墨,那是用淡的,初写时气馥鲜妍,久了便黯然无色。不过他的得意作品,也没有不用浓墨的。行、草书的用墨与真书不同,孙过庭的《书谱》上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姜白石的《续书谱》上说:“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另一方面与笔势上也有关系。

笔的分类,大别可分为三类,即硬、软和适中。拿取材来说,在取用植物方面的有竹、棕和茅。在取用动物方面有:人类的须及胎发。兽类的有虎、熊、猩猩、鹿、马、羊、兔、狐狸、貂、狼等的毫毛,及猪鬃、鼠须。禽类方面的有鸡、鸭、鹅、雉、雀之毛。拿竹、棕、茅、须、发、鸡、鸭、鹅、雉、雀毛来制笔,都不过是作为好奇,或务为观美,既不适实用,自然也不会通行。所以讲到一般的笔材来源,只在兽毛了。软笔只有羊毫一种。除羊毫以外,虎、熊、猩猩、马、鹿、豕、狐狸、貂、狼等毫毛,及猪鬃、鼠须等都属于硬的一类。不硬不软的一类,便是羊毫和兔、狼等毫的一种混合制品。社会上一般所用的笔,大概不外乎羊、兔、狼毫三种,现将较为通用的各种兽毛分别说明如下:

熊毫:硬性次于兔毫,可写大字榜书。

马毫:只可制揸笔,写榜书用。

猪鬃:每根劈为三或四,可以写尺以外字。

兔毫:俗称紫毫,最大可写五六寸字。

鼠须:功用同兔毫,近代有此笔名,无此实物。其实即猫皮的脊毛。

狼毫:狼毫即俗称黄鼠狼的毛,大者可写一尺左右的字。

鹿毫:略同狼毫,微硬。

狐狸毫:《博物志》蒙恬造笔,狐狸毫为心,兔毛为副。

狸毛:唐书欧阳通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

羊毫:羊须亦制揸笔,只宜于榜书,爪锋书小字。

自唐以前,多用硬笔,取材狸、兔、狼、鼠。羊毫虽创始于唐,它的行盛,当始于宋代。

取兽毛的时节,必须在冬天。兽毛的产地,北方又胜于南方。因为冬腊的毛,正当壮盛时期。北方气候寒冷,地气高爽,故毛健而经用。南方多河沼,地卑气润,毛性柔弱易断。

“尖、齐、圆、健”,是笔的四德。制笔每代有名家,论制笔的,唐代有柳公权一帖,颇为扼要。包世臣记的《两笔工语》很精辟。

普通临习用笔,须开通十分之五、六,用过后必须洗涤。洗涤时,不可使未开通的十分之四、五着水,否则两次一用便开通了。一开通后腰部便没有力。用笔蘸墨的程度也不可太过,王右军云:“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则毫弱无力”。此说似乎笔须开得很少,但笔头少开也应该看写字的大小,若中、大楷一笔一蘸墨,决不可为训。若小楷蘸墨过饱,也不能作字,此中宜善为消息。

笔与纸的关系,不外是“强笔用弱纸,弱笔用强纸”两语,这是刚柔相济之理。就用笔的本身而论,我以为软笔用其硬,硬笔用其软,也是很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功力的。

作字用笔关系之大,我常比之将军骑马。若彼此不谙性情,笔不称手,如何得佳。米元章谓笔不称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捕物”,此颇善喻。

砚材有玉、石、陶、瓦、砖、瓷、澄泥等类,形式也不一而足。普通的都是石砚,石类中大别为二,一是端石,二是歙石。端石出广东端州,歙石出安徽歙县。玉、陶、瓦、砖各类,或系装饰,或系古董好玩,不切实用,现在不去说它。便是石类中的端石,好的既不多见,且很名贵。专门研究端石的,有吴兰修著的《端溪砚史》颇为详备。

我人用砚,既得备“细、润、发墨”四字条件的,不论端歙,总之已经是上品了。用砚必须每日洗涤,去其积墨败水,否则新磨的墨,既没有光彩,砚与笔也多有损害。洗砚须用冷水、清水拿莲房剥去了皮擦最妙,用海绵、丝瓜络亦好。

四宝之外,与学书最有关系的是九宫格。九宫格的创始在唐代,因为唐人作书是专讲法的。旧制九宫格的划法共八十一格,看了使人眼花。清代金坛蒋勉斋骥,重定九宫共三十六格,较为省便,纵横线条,又有变种,见下图:

蒋氏于撇捺的写法,另用加两斜线的方格,可名之为“个”字格。他有说明:“蓋下之字,左右宜乎均分,法界四方格作十字,以半斜界划两角。学者作蓋下字,撇与捺之意,俱在墨线上。如:会、合、金、舍等字,字头用意不离此法,自无过、不及之弊矣”。

近时社会上所用的九宫格,实比蒋氏重定的更为减省,一名小九宫,实可称为“井”字格。现将另一种通行之米字字格同录于下:

今人俞建华本蒋氏之法,再加减省,定为十六格,上下用二重斜线,最为进步。他对于蒋氏的批评及应用九宫格的意见,说得明白透彻,再好没有:“蒋氏之法虽较简便,但仍嫌其繁复。蓋写字之结构固应研究,然并无确切不移之法则。试取各家之书较之,此长而彼短者有之,此大而彼小者有之,各家不同,而俱不失为佳字。即使一人之书,前后亦不能一律,如兰亭“之”字,有十八个,而个个不同,极易变化之能事,古人反侈为美谈。由此可知,结构虽有普通之法则,无绝对之标准。若亦步亦趋,丝毫不可出入,则书法变为印板,既乏笔意,又无生趣,阻碍书法之进步,莫此为甚。今为初学者说法,仅使其知有规矩,使其知运规矩之方法则可矣。至其如何深造,如何成家,悉听其自己之探讨。如此,则庶不致汨没天才,而使天才豪迈之书家,不受束缚,不受压迫,自由发挥,其卓然成家,越过古人,不难也。较之拘拘为辕下羁中之驹,只能为古人之奴隶者,相去岂只天渊哉。今既不欲学者过受束缚,而又不欲学者过事奔放,而于初学之时能助其划平竖直,步入轨道者,爰本蒋氏之法再加省减,定为十六格,其格式如下:

此法不但可用于临摹字帖,更适于自书。初学笔划,每不知置于何处,且竖划不直,横划不平,配合不匀,左右不等。今用此格以写字,若稍加注意,则诸弊可免。例如:横划可照横格书之,竖划可照直格书之,斜划可照斜格书之,自能矫正其不平不直等之病。例如:“一”字可占当中一横划;“二”字可占上下二横划;“三”字、“五”字则可占上、中、下三横画,不但笔画可平,且配置亦易。“十”字适为中线之交点;“干”二横一竖、“王”三横一竖、“丰”字之上一笔斜度,亦易表明。至于“才”、“木”、“米”、“东”等字之撇捺可按下方之两对角线书之,则左右自易相等。“今”、“俞”之人字盖,可用上方之两对角线。“吝”、“琴”则可利用下方之二对角线。“日”、“月”、“目”、“耳”等窄长字则可只用两格。而“日”、“目”之短者,则只用中四格足矣,“口”、“曰”等扁小者亦然。“周”、“国”等方而大之字,则充满全格,其四周之笔,务须写在四周之格内。至于两拼相等之字,如“門”、“辅”、“願”、“林”则每半个字占两格,而以中线为界。“谢”、“树”等字三匀之字,则中字占中格,两旁之字占两旁之格。“鑾”、“需”等二段者,则以中横线为界。而三停之“章”、“意”、“素”、“累”等字,则每停占一格。至如写隶字,以隶字多扁,可省去上下两格。小篆则瘦长,可省左右两格。石鼓之方者如“”、“”等占满格。钟鼎之方者,如散氏盘之“”,则用格长者。如颂鼎之“”,王孙锺之“”,甲骨之“”,则只用中两格够了。由此类推,神而明之,可以应用于各种字体。

不过我们须注意一点:初学子弟,对于习字用纸,没有不知用九宫格的。但是他们的用九宫格纸却等于不用,因为他们的帖上并无九宫格,既无从对照,就失去了其效用。最好的方法可依所临字的大小,将九宫格画在玻璃上或明胶纸上,使用时将玻璃或明胶纸放在帖上,临一个字移动一个字,那就非常便利了。至于已有相当程度的人,于某字或屡写不得其结构者,觅古人佳样,亦可用此法取之。

白蕉行书七言对联1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渔阳、吴兴。谓邓文原、鲜于枢与赵荣禄也。然邓书太枯,鲜于太俗,岂能子昂万一也。魏晋以来,未尝不通六书之义。吴兴公书冠天下,以其深究六书也。”

1祝允明64岁草书手卷欣赏《怀知诗卷》,纸本29.8×545.5cm,嘉靖二年(1523年),上海博物馆藏

米元章评蔡襄书“如少年女子,访雨寻云,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

王延之曰:“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言书法之难也。

苏子美似古人笔劲,蔡君谟似古人笔圆。劲易而圆难也。

古人例多能书,如管宁,人但知其清节,而不知其银钩之敏;刘曜,人但知其狞凶,而不知其章时之工;又有能书而姓名不著者。后汉锦车冯夫人名嫽,善史书,仅见《西域传》;张伯高以书酣,身名亚皇象,仅见《抱朴子》;曹蜍、李志与右军同时,书亦争衡,其人不足称耳。

2祝允明小楷书法一《江赋并序卷》,纸本尺寸:纵20.4厘米;横137.2厘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八月,祝允明时年43岁撰并书,上海博物馆藏

刘静能曰:“庚、谢、萧、阮守法而法在:欧、虞、褚、薛窃法而法降;为黄、米诸公之放荡,犹持法外之意;周、吴辈则慢法矣。下而至张即之怪诞百出。”不有子昂,孰回其澜?

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

得形体不若得笔法。学字如女子梳掠,惟性虚者尤能作态度也。世之学阮妍者,不得其骨力婉媚,惟见挛拳委曲;学薄绍之者,不得其批妍渊微,徒见其经营险急。所谓丑女效颦,见者必走也。

3 4祝允明楷书题唐寅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卷,纸本设色,全卷为838×23.8cm,辽宁省博物馆藏

不屑为钟、索、羲、献之后尘,乃甘心作项羽、史弘肇之高弟。

范成大云:“古人书法,字中有笔,笔中无锋,乃为极致。”宋潜溪跋张旭《酒德颂》云:“出幽入明,殆类鬼神雷电。”信然。 赵秉文作《草书集韵序》曰:“草书尚矣,由汉而下,崔、张精其之能,魏、晋以来,钟、王擅其美。自兹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闲雅之容,飞走流柱之势,惊竦峭拔之气,卓荦跌岩之志,矫若游龙,疾若惊蛇。似邪而复直,欲断而还连。千态万状,不可端倪,亦闲中之一乐也。”

5祝允明小楷书法册页《林酒仙诗》,尺寸:15.5×7.5cm,成化丁未(1487年)冬,祝京兆28岁书作

方逊志先生云:“赵承旨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发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鲜于太常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康里公如挛雏出巢,神采可爱而结构未熟;宋仲珩行草如天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涧度险,不动气力,虽若不可纵迹,而驰骤必合程度。”又云:“子昂妙在行草,奕奕得晋升人韵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最善悬腕,行草逸迈可喜,所乏者沉着不足。”又题褚遂良《哀册》云:“古人所为,常使意胜于法,而后世常法胜于意。夫书亦六艺之一,大儒未尝不留心焉。”

盖师法古而结体密,源流远而意象深,乃为法书。若确守六书,古人谓之“毡裘气”;东坡所谓“鹦哥之学止数言”;山谷所谓“虾蟆之禅,惟一跳也”。

李邕书,《云麾将军》第一,其融液屈衍,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更溢其媚,如庐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三郎顾之,不觉叹矣。

明 佚名 吴越国王钱氏祖像 浙江省博物馆

1明 张灵 织女图上海博物馆

2明 春苑戏猫图 首都博物馆

3敦煌壁画 初唐 大士像 张大千临摹 四川省博物院

4宋高宗皇后半身像 绢本 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

5明 丁云鹏 漉酒图 上海博物馆

6宋摹 唐周昉 传 内人双陆图卷 弗利尔美术馆

7宋 张思恭(传) 辰星像 绢本 波士顿美术馆

8明 周臣 踏雪行吟图 上海博物馆

9清 冷枚 春闺倦读图 天津博物馆

10明 蒋嵩 归思轴 绢本 故宫博物院

12明 徐光启像 纸本 王季迁旧藏

13传宋 明皇击球图卷 辽宁省博物馆无香味图 任伯年

宋高宗活了81岁,仅次于乾隆。他最大的罪过,莫过于处死岳飞了,后来被金打得退守江浙,改年号绍兴。此行书《千字文》是宋高宗在58岁时写下(距离岳飞死去32年整),改篇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我们可以看出他此刻心情颇佳,这倒给人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

亚明(1924~2002年),安徽合肥人。原姓叶,名家炳,号敬植,后改名亚明。1941年由部队送淮南艺专学画,此后从事木刻和宣传画创作。

1亚明认为:中国画有规律而无定法。因而创作中注重以人民、传统、自然为师,不拘一格,扬人格精神,抒心底情怀。1960年后,由人物转向山水,成为新“金陵画派”重要画家之一。

2亚明自部队转业到地方后,结识了当地的一批国画家——吕凤子、钱松岩、周怀民、秦古柳。当时美术界非常时髦“取消国画”,他却激流勇退,公开批判这一荒谬观点,并于1953年改画国画。

3同年到南京,在江苏省文联筹委会负责美术工作,开始了他的美术领导生涯,和吕凤子、傅抱石、陈之佛、钱松岩等一批大师朝夕共处,专攻中国画,擅人物、山水。

4七十年代后期,亚明开始以古代诗词名篇为题的山水画创作,为“文革”后期的山水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他寄希望于一些传统的题材,探求中国画永恒的意境、趣味、气韵,从尘封中找回传统的笔墨,恢复失去知觉的传统笔墨,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画薪火续传。

5亚明以50余年的卓越艺术实践和成就,在中国美术领域特别是对新时期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亚明同时是一位非常注重传统的画家。 他主张“中国画有规律无定法”。他提出国画去向应是立足继承民族文化传统,面向生活,融汇外国美术之精华,以促进其艺术的不断拓展。亚明艺术之作既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延续,又溢满着新的时代风采。

宋高宗活了81岁,仅次于乾隆。他最大的罪过,莫过于处死岳飞了,后来被金打得退守江浙,改年号绍兴。此行书《千字文》是宋高宗在58岁时写下(距离岳飞死去32年整),改篇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我们可以看出他此刻心情颇佳,这倒给人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山水十二条屏》的创作谜团,不过是它后来若干年颠沛流离、沉浮于公众视野的片头

2015年3月下旬起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称“保利公司”)展出的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已开出中国最贵艺术品的报价:据本刊记者从保利公司了解,除投保15亿元人民币外,委托出售者为其确定“底价”亦为15亿元人民币。

嘉德2011春季拍卖会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是为目前中国最贵艺术品公开交易纪录。2014年中国最贵艺术品则是3.48亿元港币拍卖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约合人民币2.7亿元。

在全球范围内,2012年2月,19世纪法国画家保罗·塞尚的《玩纸牌者》以超过2.5亿美元(当时约合16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最贵艺术品。买家是卡塔尔王室。

1虽然自1925年由齐白石创作至今不到百年,《山水十二条屏》却已数易其手,辗转海峡两岸。此次高调亮相,恐怕也将开启这套作品的新传奇。

2齐白石的“衰年变法”

所谓条屏,大约可以解释为双数的国画条幅。业界通常认为,齐白石一生只画过3套十二条屏,一套是1932年为四川军阀王瓒绪所绘,现收藏于重庆博物馆。一套就是此次展出的作品。

第三套却下落不明。主流说法是它被齐白石在湖南老家换取了40亩田地。但很多人也认为,齐白石仅有上述两套十二条屏。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华天雪告诉本刊记者,关于第三套的内容收录在某些版本的齐白石年谱中。

3在行家看来,这套十二条屏在齐白石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华天雪解释说,1917年至1927年是齐白石的10年“衰年变法”时期。

所谓“衰年变法”,是指人到暮年又在改变原有的模式和方法。

由此,1925年的这幅画作品,被认为是齐白石风格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作品。

4“取景上,这个作品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采用平视的角度,就让它的山水很生活、有根据。不像过去的山水画,要刻意表达冷逸超远。这完全就是齐白石自己独造的。”华天雪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个作品里,他学过的各家各派画法,都已经融汇为齐白石的画法,他的面貌就要出来了。而且挂在一起十二幅,视觉冲击力非常强。”

特别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齐白石画作很少涉及山水,“因为他画的山水被当时的传统画坛诟病,认为很野、没来历。即使他自己非常自信,但除非有人请他画,他自己主动画山水比较少,山水就显得更精、更贵。”华天雪说。

齐白石创作这套《山水十二条屏》的由来,至今未有定论。

题款说明,它是齐白石为祝贺北京名医陈子林50岁生日所作。但著名收藏家、齐白石研究者刘文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给陈子林的款是后添的落款,说明当时不是为陈子林特意做的。”因此,很可能是画好之后,由陈子林购买,“这么大的画,齐白石绝不会送人。”

该作品是陈子林自求,或是代其他人求,也说法不一。

5爱国人士黄琪翔、郭秀仪是目前已知拥有《山水十二条屏》时间最长的藏家,其子黄向明则告诉本刊记者,某次郭秀仪带了刚刚上市的新鲜大闸蟹去北京跨车胡同15号拜访齐白石。齐白石当场解释了《山水十二条屏》的由来:是他一次“微醺之中,忽然觉得胸中豪气汹涌,情不自禁,奋然挥毫,一气呵成的”。

而“写罢,蓦然弃笔,仰天长啸。等这阵‘疯劲’过去,屈指一数,才知道恰巧画了一十二幅。这种神来之笔,今生难再,恐怕也是我写山水的绝笔”。黄向明的这种说法,显然与陈子林寿礼一说又有极大不同。如此,《山水十二条屏》确实有可能是后来陈子林购买的。

《山水十二条屏》的创作谜团,只不过是它后来若干年颠沛流离、沉浮于公众视野的一道预告。

6“打鼓的”带来传世名作

虽然画作题款上写明创作于1925年,但《山水十二条屏》第一次“露面”已在1954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故宫办的齐白石绘画展览会上,当时展出了121件齐白石作品。

彼时《山水十二条屏》的拥有者已经是黄琪翔、郭秀仪。

“当时,齐白石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都借来了。包括找郭秀仪借的《山水十二条屏》中的6条。展出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又被收录在1955年该厂再给齐白石拍的《画家齐白石》里。”刘文杰说。

到1958年1月,文化部和美术家协会举办的《齐白石遗作展》,《山水十二条屏》再次被展出。当时出版的《齐白石展览会纪念册》也注明收藏者为郭秀仪。

7黄琪翔是北伐时与周恩来、叶剑英、汪精卫同时被誉为中国四大美男子。他还是29岁就晋升为“铁军”军长的北伐名将,由于主张革命、坚决反蒋,曾被当局通缉,一度阮囊羞涩、无处藏身。

后来,黄琪翔在军界几度沉浮,1949年8月在中共安排下到达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对于黄琪翔、郭秀仪如何收藏《山水十二条屏》,黄向明的说法颇为传奇:由一位“打鼓的”老缪转卖。

所谓“打鼓的”,指走街串巷收售各家各户的各类物品的人。黄向明的说法是,这位老缪“五短身材,笑口常开,一副和气生财的商贩模样。通常他都身穿蓝大褂,左手执绿豆糕大小的皮鼓,右手拿着竹签似的小锤,胳膊夹着一个布包”。

某日“老缪带了件让人见了目瞪口呆的绝世珍品,对母亲说,两年前兵荒马乱,买画的人极少。齐老先生手头拮据,只好忍痛把它们卖了。后来辗转到了他手里”。但他家里连遭危难,希望以1000万元旧币出售,“最后母亲讲到400万元成交。”黄向明说。

1000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1000元,当时已是天文数字。但老缪为是否真从齐氏手中直接所得,却无法证实。

然而,据郭秀仪传记《清风见兰》的作者孙炜在著述《再谈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收藏始末》(以下称《再谈》)一文所录,这套十二条屏是北京古玩行家杨义门通过著名裱画师刘金涛转卖给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但杨义门的背景现已无史料可考。

文中记载,据刘金涛回忆,当年杨义门告诉自己存有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要出售。刘金涛首先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和艾青。

张仃见此画后双腿跪地,赞不绝口。后二人商议一人买两条,但主人开价至少4.5万元新币。张、艾一直未能凑够钱款,刘金涛就找到了黄琪翔、郭秀仪。

二人看罢当场决定买下,并于第2日付清4. 5万元新币。当时这笔钱款是一个天文数字,用刘金涛的话说:“假如有人胆敢贪污单位公款几千块钱的话,就可能要被判死刑。”

不过,刘金涛回忆的交易年份是1961年,却与前文郭秀仪将其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时间不符。

而关于张仃见画下跪一事,黄向明的说法是,郭秀仪买画有点后悔,唯恐自己当时心急、买到伪作。她便把十二条屏分别拿给吴作人、叶浅予、张仃等人检验,他们都赞不绝口,在这时张仃才跪倒叩头。

812次一买一卖

与《山水十二条屏》结缘,郭秀仪还得以拜齐白石为师。

1970年黄琪翔去世。“文革”中被没收的《山水十二条屏》于粉碎“四人帮”后退回黄家。郭秀仪则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妇联执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副主席等职。

到1987年前后,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的弟弟白先刚带着台湾画商王台庆敲开了黄家大门。白崇禧和黄琪翔曾任国民政府军训部部长、次长,关系友善,白先刚称郭秀仪为阿姨。

白先刚与王台庆结识,源自一张张大千的画作。到1989年,王台庆终于成功说服了黄家出让《山水十二条屏》。

《再谈》中记述了王台庆对此的描述:“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是一条一条买的。买了这一条后,拿到台湾去卖了,收到钱后再回来买第二条。”

黄家以何种价格出售这套作品一直没有公布。但据孙炜了解,当年王台庆其实从郭家至少买走了3件重要的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条屏》,齐白石为郭秀仪所画、8平方尺大小的《和平鸽》,还有同样大小的《九桃图》。

《山水十二条屏》由此从大陆消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是20年后。

92014年7月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的《访客陈蕾》栏目中,台湾长流美术馆馆长黄承志在节目中谈到了买下《山水十二条屏》的经过。他也一度在台湾专业刊物撰文详述了其中故事。

按他的说法,同在1989年,一名台商拿着《山水十二条屏》的照片找到他开价100万美元出售《山水十二条屏》。

100万美元当时折合3000多万元台币,但当时只有张大千的作品达到千万元水平,齐白石不过几十万元。

几经还价未果,黄承志提出不能仅凭照片就付出100万美元。最后双方商定,黄先拿出10万美元,对方“拿一条来看看”。

如此前后用了3个月时间,几乎每支付10万美元、获得一条,“总算把十二条弄齐了。”

10谁是藏家

按黄承志的叙述,交易的过程也“曲折离奇”:“因为画在北京,钱在台北,卖方不愿把画交给中间人带走,而买方也不放心没有看到原作就把画款一次先行支付,最好是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场货款两清。”

但是中间人不愿让买卖双方见面,黄承志也不想身怀巨款赴约,然后再独自携带国宝画作闯关回台,因此以10万美元为频率,一直到1990年3月终于完成交易。

购买成功后,也有人告诉黄承志说:“充其量就是30万美元。”但从拿到第一条的1989年开始就有人前来购买。

其中一位山西“煤矿大王”的开价是:“一条5000万元,四条不是2亿元,而是翻倍,4亿元。因为一条的作品很多,4条的很少。再往上再翻倍。12条屏等我开价。”

即使如此,黄承志依然不忍出售。因为“收藏这30年,有感情了,除非说真的要用到这笔钱。其实,艺术品要拍卖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就不需要拍卖了”。

2006年,郭秀仪离世。

11而据媒体报道,1994年保利公司执行董事赵旭就听说了这件作品,2003年才看到真身。他称:“藏家将它视为生命,不愿意拿出来。”

此后赵旭一直与作品藏家保持密切联系,直到2014年对方终于松口,保利公司取得了《山水十二条屏》的委托拍卖权。

12

七、符券类署名

符券类文书实质是契约合同或凭证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简牍上以契刻或墨书线条、文字等为相合标志,当事人分别持有,常见者有符、券、莂等。代表性实物如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及西北木简等,简上相合标志一般书“同”“同之”等字或符号。

楼兰遗址所出木简中有一些出入莂券书,由一道线将牍板均分为左、右两部分,两部分的文字内容一样。如:

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仓曹掾李平监仓苏受

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瓠今从掾位张雅

两汉时期相关简牍如:

中平三年二月桐丘男子何君□从临湘伍仲取□

十月当还以手书券信 同文

这些券书里署名较多,简文应为其中某人所书。然此例简文中并无中介人具名,只有借物双方当事人之名;书记“同文”字样作为合同信符。此简为最早例证。此类简文中一般记有出入物品的种类、数量或使用人姓名、人数等,再记有交付或收受的时间及相关人职务、姓名等,自大字“同”之中央上下剖分为左、右两部分,当事人分别持有之。有的简背有主事官吏的签名,如楼兰木简330B署有“录事掾阚”及画押,“录事掾阚”的背面签署与该简正面字迹大体一致,两面的书写者应都是“阚”。

八、谒刺及书者

名谒、名刺是秦汉魏晋时期人们交际的媒介,近似于今天的名片。谒与刺在形制、用途上有所差别。谒为较宽木牍(宽4至8厘米之间),刺较窄(宽3厘米左右),谒、刺长度均23厘米左右,即汉一尺。谒一般用于较重要、正规的社交场合,用于上下级的晋见或接待;刺的使用相对随便些,上下级、长幼、亲朋之间交往问候等均可使用。也有人认为谒、刺使用的时代不同,西汉到东汉前中期以谒为主,东汉中后期至三国两晋刺多谒少;一些东汉末、孙吴墓中同时出土了谒、刺,表明这一时期是谒、刺并用时期。

名谒因牍板较宽,常分行书写,一般写有问候语、受谒人官衔、姓名,持谒人姓名、职衔等;木刺一般书写问候语及持刺人官职、姓名、籍贯等,仅书一行文字,内容较谒简单。

连云港尹湾M6(西汉末)出土名谒10枚,形制齐全,研究者认为“是西汉时官方通用文书——名谒的正规、标准样式,是研究西汉名谒制度的范本”。如:

进东海太守功曹师卿

沛郡太守长熹谨遣吏奉谒再拜问君兄起居 南阳谢长平

东汉末谒刺实物为长沙东牌楼简牍中的数枚谒刺:

兼门下功曹史何戒

长沙太守从掾文显  门下功曹史邵弘

正月  故吏邓邳再拜 贺

谒、刺属个人所持之物,一般情况下其上墨书应出于谒刺主人手笔,然而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比如以上所举简中的三枚谒刺,前两枚背墨字极似,但具名是两人(何戒、邵弘);第二枚正、背两面字迹又有差异,不像出于一人;第三枚和前两枚背面的字迹也非常接近,但亦难断定为同一人书写。问题还在于,东牌楼简这两刺一谒的内容、格式并不完备,仅写了持谒(刺)人或受谒人的职官、姓名,据此判断它们或是未完成的刺谒,甚至有可能是习字牍。还有一些谒、刺主人官阶很高,他们的谒、刺也有可能是手下属员代写的,木刺往往只写持刺人信息而不写受刺人信息,所以也常事先写好一批以备用。

九、书信简牍帛与书写人

目前所见汉代书信简牍帛不少。比如敦煌悬泉置所出简帛中有件帛质书信《元致子方帛书》,帛长23.2、宽10.7厘米,共10行319字。此帛书的起首文字至“留意”为一种字迹,末行“自书所愿以市事幸留意毋忽异于他人”为另一种字迹;前一种字迹(书信主体部分)是由他人或佣书代写的,最后一行才是信主人自己书写的。

书信简文字的一大特点是书写往往比较草率,口语化现象较多。罗振玉曾言:“古简文字最难识,其时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徼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义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为尤甚。”此外,若说到秦汉简文中书写者的情绪表露,书信简牍当称其最。

(四)勾线技术

白描中线的应用必须与形相结合,这样才能使线形趣味得到发挥。我们要对优秀的白描作品进行线形结构、线形趣味方面的研究。有了这些基础,再进行白描写生就能得心应手。勾线技术主要包含两点:一是用笔,二是造型。而白描画中的用墨则要根据画面情调和趣味来进行,没有绝对的标准。一般情况下,画面中的墨色变化不会较大。但是有的作品有虚实上的特殊要求,可适当用墨色分出画面物象颜色的深浅。

(五)植物分类

藤本:藤本植物的特点是有缠绕茎和攀缘茎。其形状曲折,枝梗细长,攀绕物体。典型的藤本植物有紫藤、丝瓜、黄瓜、扁豆、葡萄、岸莲等。

木本:木本植物的特点是枝梗坚实、木质少水,能直立生长,多年生。典型的木本植物有桃树、梨树、苹果树、茶花树、柳树、杨树、丁香树、樟树等。

草本:草本植物的特点是枝梗柔软、草质多水。草本植物分为一年生、两年生和多年生。典型的草本植物有芍药、荷花、百合、向日葵、菊花、虞美人、稻谷、芦苇等。

(六)鸟禽分类

鸣禽:鸣禽指中小型且善于鸣叫的鸟类。鸣禽的种类最多,多数喜欢树栖生活,能在树枝间灵活地跳跃、穿飞。鸣禽有伯劳、燕子、鸫、鸲鹆、莺、太阳鸟、椋鸟、鹊、鸦、雀等。

攀禽:攀禽栖息、攀援于树上,为典型的林鸟。其脚、腿短而弱,有许多种足型和嘴型,容易与鸣禽相混淆。攀禽有鹦鹉、杜鹃、雨燕、翠鸟、犀鸟、啄木鸟等。

涉禽:涉禽是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因喜欢涉水觅食,所以涉禽的腿、嘴、颈通常都比其他鸟类长。多数涉禽有长途飞行能力,并具有迁徙习性。涉禽有鹭、鹤、鹳、秧鸡、鸨等。(下图为明代边景昭《竹鹤图》中所绘的鹤)

1猛禽:猛禽是凶猛的肉食性鸟类。它们以中小型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昆虫为食。喙强健有力,边缘锋利,尖端勾曲。腿脚粗壮,趾端有弯曲的利爪。猛禽有鹰、雕、鹫、隼等。(下图为明代《鹰击天鹅图》中老鹰攻击天鹅的情景)

2陆禽:陆禽包括鸡形目、沙鸡目和鸽形目。这些鸟类多数喜欢在地上活动。鸡形目翅膀短圆,不善于飞行;沙鸡目和鸽形目翅膀尖长,善于飞行。

雨夜,翻阅傅宏志赠我的《闽派印道》。其作古厚朴拙,一见心折。

傅宏志在笔墨语言的锤炼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宏志长于侪辈的写篆能力,正是缘于他对古文字学及钟鼎盘铭的慧心研究。正如他在《由创作篆书斗方引发的余话》中所说:“我学书从《峄山碑》入手,复习《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散氏盘》《毛公鼎》。其间由于接触篆刻,还临古玺,依葫芦画瓢地写铁线篆。后来将视野逐渐转向秦权诏量、刻石文字和简帛书。虽是临摹,但潜意识里还是想将所接触的东西进行整合。”宏志篆书的结体、造型甚或某些章法都明显受到秦权量、诏版、铜镜汉篆以及封泥、汉印文字的影响。在创作中,宏志以“摹印篆”参合秦汉文字,以方折为主,按多提少,并掺入行草笔意,既方且圆。其书笔简而形方,犹带隶意;字形虽方,却有意无意间或平正或向右下倾;布局有行无列,或缜密或疏朗,给人以随意轻松之感。

写隶书有古意很重要,古意要在对碑、简的忠实临摹和悉心体会中渐渐悟得。宏志写隶,行笔劲捷肯定,起落峻利。其起笔顺势而起,变藏锋为露锋,收笔亦多提笔挑出,有灵动飘逸之姿。其用墨,浓则涨成块面,枯则呈为飞白,反差虽大,然层次井然。其结体简约古拙,天趣烂漫。宏志在书写中随势赋形,使字态灵活多变,打破了标准隶书平整的特点,但仍有严格的规范。在章法布局上,疏密轻重相间,毫无刻意安排之迹。他的书法既有异常严谨的法度承接,亦有自如从容的写怀属性。我们可以体验到宏志的书写过程虽是漫不经心的自由挥洒,但其提按与收放俱在抑扬顿挫、曲折宛转的状态中行进,很有韵律,一派天趣,烂漫至极,表达含蓄却又能畅所欲言。宏志认为,书法作品的结体、章法、墨色可以有别于经典,但运笔之法和线条必须是传统的。他追求两周、秦汉人书的古厚沉雄、劲健醇雅,所以作书时结体亦不斤斤计较于像古人,而是“篆贵婉而通”,作“逆向”理解,创作中方圆兼施,唯求自然。

秦汉古玺是一座巨大而辉煌的印学宝库,那结字造型的奇美多变,用笔用线的方圆兼施,章法布局的不拘一格,还有风格的沉雄、瑰异、端庄……可以说是多姿多彩,让人流连。难怪宏志对其格外青睐。读宏志的古玺印作,其印面文字的重心并不整齐划一。有些印文字的重心与一些左右结构的偏旁位置随机安置,因势生发,使作品别有一种生动自然的童趣。其文字的章法直接来源于钟鼎古籀字形,取其不拘一格、丰富多变。其印作能在平实、朴拙之中见性灵,在斑驳古貌之中见刀情笔趣。宏志善于利用和变化古代印式,利用砖、陶刻字等可供篆刻创作使用的素材转化入印。在章法上,其印作动中寓静、虚实相生,活泼中见质朴严谨,险绝气势中含稳健。在刀法上,冲切相间,力求印面奇崛、苍茫或静穆、率真。其不同的印有不同的用刀特点,因需施为,进退有度又淋漓尽致,大胆果敢而又非率而操觚。

古人云:“古为我用。”当今书坛大家林立、群星璀璨,如何取舍,全在于“我”。如写颜是颜、写柳是柳,便不可谓不善学者。一切当以“我”为出发点,要有海纳百川之宏大胸怀,固本纳新;明辨古人之短长,取其精华。艺术贵在有“我”,没有自我,则无以立足。然而自我是有一个庞大根基的,不是盲目的自我。不唯书法,推之一切学问,此皆是至则。不知傅宏志以为然否。1

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笔墨是最为宝贵的资源。笔墨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载体。它记录着创作者的意图、情绪,传达出其审美方式。通过画中笔墨的走势,我们往往可以体会到画家的情感。由此可知,笔墨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要素。自宋元以后,中国画的审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人画的发展推动了水墨画的进程。从重线条到重墨法,笔墨的运用成为了作品成功的关键。通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变得十分成熟,种类形式繁多。画家通过对不同技法的运用,传达出不同的意蕴。黄宾虹在《画法要旨》中,将中国传统绘画的墨法系统地归纳为浓墨、淡墨、破墨、积墨、泼墨、焦墨和宿墨,也就是著名的“七墨法”。而后,黄宾虹又将积墨法改为渍墨法,从而引起学术界对积墨法和渍墨法的争论。积墨法和渍墨法的区别在于对水的运用。积墨法是经过层层积累的过程,最终以表现墨趣为主;而渍墨法则偏重于水,是一种倾向于水墨交融的晕染形式。渍墨法不强调水与墨的单独表现,而是体现出一种中和、圆融、含蓄的特征。在中国绘画史中,有许多画家善于运用渍墨法来表现湿气氤氲的景象。章谷便是其中之一。

章谷,字言在,号古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他善画山水、肖像,笔下人物造型准确、生动传神,山水意境深幽、构思奇特。他的绘画素以水墨烘染著称。现藏于广西博物馆的《溪亭对语图》(见下图)便是章谷以渍墨法绘成的作品。

1《溪亭对语图》为绢本设色,纵164厘米、横44.5厘米。画家在画面左上角自题:“高树阴阴翠盖张,雨余新绿映回塘。何人得似山间叟,对语溪亭五月凉。己亥冬十月,古愚章谷写。”下钤“章谷之印”朱文方印、“古之愚夫”白文方印。“己亥”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从题识可知,章谷描绘的是雨后山林景象。此画构图以高远法为主,展现出雨后山林云烟缭绕、郁郁葱葱之貌。画面近景中有二人立于溪边小径。年迈的僧人策杖面对山林。童子紧随僧人身后,手捧物件,恭敬地面对着他。依小径而上,一座三层凉亭隐于山林间。亭中有二人对坐交谈。此作近景树木繁盛、郁然含烟。远景笼罩在云雾之中,依稀可见山间溪流蜿蜒曲折,庙宇影影绰绰,似在云气间等待着僧人与童子的归来。山峦陡峭险峻,但又不失秀美之韵,在烟云的包裹下更显神秘之感。整幅作品呈现出宁静幽深的意境。此画在构图、笔墨运用上均显现出董其昌的影子。画家取三段法描绘出近坡、中水和远山,使画面层次分明。章谷注重对传统笔墨技法的运用,并以墨韵幽雅、意境深邃取胜。《溪亭对语图》中的平坡、杂树秀润苍郁,借鉴了董源、赵孟頫二家之法;山石用笔秀逸,皴写适度,显得苍然肃穆。画家运用董源的披麻皴和点子皴来描绘山峦,并在山头绘有苔点。整幅作品烟云流转,于柔中见骨力,墨色层次分明,彰显出清隽雅逸之气,从中可感受到云气变幻之妙趣。

清代绘画的发展,无论从绘画理论还是绘画实践上,都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当时的大多数画家从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角度来师法董其昌。董其昌提倡“师古人”,讲求传统笔墨技法的运用。这些创作理念被“清初四王”等人继承并发扬。章谷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不可避免地汲取了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和审美追求。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处处可见古人的画风。同时,他又结合自身笔墨技法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绘画特色。章谷对渍墨法的纯熟运用,使作品展现出宁静幽深的意蕴,体现出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