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符券类署名
符券类文书实质是契约合同或凭证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简牍上以契刻或墨书线条、文字等为相合标志，当事人分别持有，常见者有符、券、莂等。代表性实物如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及西北木简等，简上相合标志一般书“同”“同之”等字或符号。
楼兰遗址所出木简中有一些出入莂券书，由一道线将牍板均分为左、右两部分，两部分的文字内容一样。如：
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仓曹掾李平监仓苏受
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瓠今从掾位张雅
两汉时期相关简牍如：
中平三年二月桐丘男子何君□从临湘伍仲取□
十月当还以手书券信 同文
这些券书里署名较多，简文应为其中某人所书。然此例简文中并无中介人具名，只有借物双方当事人之名;书记“同文”字样作为合同信符。此简为最早例证。此类简文中一般记有出入物品的种类、数量或使用人姓名、人数等，再记有交付或收受的时间及相关人职务、姓名等，自大字“同”之中央上下剖分为左、右两部分，当事人分别持有之。有的简背有主事官吏的签名，如楼兰木简330B署有“录事掾阚”及画押，“录事掾阚”的背面签署与该简正面字迹大体一致，两面的书写者应都是“阚”。
八、谒刺及书者
名谒、名刺是秦汉魏晋时期人们交际的媒介，近似于今天的名片。谒与刺在形制、用途上有所差别。谒为较宽木牍(宽4至8厘米之间)，刺较窄(宽3厘米左右)，谒、刺长度均23厘米左右，即汉一尺。谒一般用于较重要、正规的社交场合，用于上下级的晋见或接待;刺的使用相对随便些，上下级、长幼、亲朋之间交往问候等均可使用。也有人认为谒、刺使用的时代不同，西汉到东汉前中期以谒为主，东汉中后期至三国两晋刺多谒少;一些东汉末、孙吴墓中同时出土了谒、刺，表明这一时期是谒、刺并用时期。
名谒因牍板较宽，常分行书写，一般写有问候语、受谒人官衔、姓名，持谒人姓名、职衔等;木刺一般书写问候语及持刺人官职、姓名、籍贯等，仅书一行文字，内容较谒简单。
连云港尹湾M6(西汉末)出土名谒10枚，形制齐全，研究者认为“是西汉时官方通用文书——名谒的正规、标准样式，是研究西汉名谒制度的范本”。如：
进东海太守功曹师卿
沛郡太守长熹谨遣吏奉谒再拜问君兄起居 南阳谢长平
东汉末谒刺实物为长沙东牌楼简牍中的数枚谒刺：
兼门下功曹史何戒
长沙太守从掾文显 门下功曹史邵弘
正月 故吏邓邳再拜 贺
谒、刺属个人所持之物，一般情况下其上墨书应出于谒刺主人手笔，然而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比如以上所举简中的三枚谒刺，前两枚背墨字极似，但具名是两人(何戒、邵弘);第二枚正、背两面字迹又有差异，不像出于一人;第三枚和前两枚背面的字迹也非常接近，但亦难断定为同一人书写。问题还在于，东牌楼简这两刺一谒的内容、格式并不完备，仅写了持谒(刺)人或受谒人的职官、姓名，据此判断它们或是未完成的刺谒，甚至有可能是习字牍。还有一些谒、刺主人官阶很高，他们的谒、刺也有可能是手下属员代写的，木刺往往只写持刺人信息而不写受刺人信息，所以也常事先写好一批以备用。
九、书信简牍帛与书写人
目前所见汉代书信简牍帛不少。比如敦煌悬泉置所出简帛中有件帛质书信《元致子方帛书》，帛长23.2、宽10.7厘米，共10行319字。此帛书的起首文字至“留意”为一种字迹，末行“自书所愿以市事幸留意毋忽异于他人”为另一种字迹;前一种字迹(书信主体部分)是由他人或佣书代写的，最后一行才是信主人自己书写的。
书信简文字的一大特点是书写往往比较草率，口语化现象较多。罗振玉曾言：“古简文字最难识，其时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徼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义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为尤甚。”此外，若说到秦汉简文中书写者的情绪表露，书信简牍当称其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