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驾驭毛笔的能力:勿“眼高手低”

驾驭毛笔的能力就是控制毛笔锋毫的能力。大部分习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能看出自己写的和字帖上的有什么区别,但就是临不像,这就是所谓的“眼高手低”,终极原因就是驾驭毛笔的能力不过关。

欧体有欧体的俊劲,颜体有颜体的丰腴,但怎么把它们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还得靠笔锋的调转,笔毫的提按等等。

1a书法毕竟是门技艺,讲究熟能生巧,多动笔,多动脑,必定有所进步,如果还不行,想想人家智永写了800本《千字文》才成家。所以,接着练吧!

二、驾驭纸墨的能力:了解不同纸墨的特性

孙过庭《书谱》中提到,书法在五种情况下会写得好,其中一点是“纸墨相发”,也说到书法在五种情况下写不好,其中一点是“纸墨不称”,说来说去,就是纸和墨要相互适合,写出来的字才好。这个“纸墨相发”可不是说一定得墨和纸都是顶尖的,只要纸和墨的特性能相互生发就好。

比如,含水量大的墨汁,可能用棉料宣纸,纸就会烂,所以得用拉力大,檀皮比重较大的净皮或者特净皮宣纸。胶质重的墨汁,最好用生宣或者半生宣,不然就容易拖不动笔。当然,贵纸贵墨有人家的道理,肯定效果和质量相对较好,但如果不了解不同纸墨的特性,就会出现“纸墨不称”的现象,写出来的字效果可能也就不太尽如人意。

三、驾驭章法的能力:好的书法作品,如同美文,娓娓道来

不能说楷书的章法就是有行有列,行草就一定杂乱无章,您回头看看王献之的小楷《洛神赋十三行》,就纵有列但横不成行;蔡襄、赵孟頫等人的行书,章法还是很规整的。

2a章法的重点主要在通篇行气的贯通,也就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看去,好的书家就像在给我们讲故事,时而平静,时而颠簸,娓娓道来,让人不可自抑。不熟练或者外行书者,写出来的作品,单字蹦,就如一篇文章是由多个没有联系的语句堆砌而成一样,索然无味。

书法是门艺术,牵涉方面很多,但主要就这三点。平常练习,您也可以多从这三个方面自查,以检验自己的书写水平。

“书为心画”,这个大家都听过。于是,我们会想到,在我们身边,有些朋友,他们或懒惰、呆板,或急躁、偏激,抑或空洞、苦闷…他们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或是家人,甚至是伴侣,如果你想改变他,可以尝试叫Ta练书法。

1、性格更从容

可能是受到时代的影响,当代社会很多人性格都潜伏着浮躁的一面,尤其我们在谈论小孩的时候,会很容易说:“现在的小孩不比以前了,都很急躁”。想能让一个浮躁的人静下心来,一来环境要静,二来易入门,三来要容易奏效,四来有感情宣泄,所以,书法刚刚好。

1a2、品格更高贵

书法,是国粹,书法在汉字形成至今,见证了中国人文历史的变迁,那些过往的伟大书法家比如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陈继儒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无论是他们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还是他们做人的准则,都是我们榜样,他们对于学习者的品德、毅力有很强的感染力。

3、性格更文气

汉字,首先是一种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字更是一种凝聚力。因为每一个汉字都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睿智与精髓,更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写汉字就是让我们了解体验民族文化,体验民族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民族的精神。

4、学识更丰富

学好书法,必须以丰富的学识为基础,清代书家杨守敬认为,学术除品高以外,“一要学富,胸罗万千,书卷之气,自然益于行间。”由学书而悟到读书更重要,这是提高我们文化素质的第二收获——学识与素养。

2a5、更懂规则

书法有严格的书写法则,我们学书法的时候既可巩固所学知识,又能促进文字书写水平的提高,把字写得更美观而又合乎规范。这点很重要,比如说考试,优美的书写可以让老师愉悦的批阅,得分更高;再说远点,待人接物,也会更知道法则、法度和火候。

6、更好学更聪明

通过学习书法,能使人养成细致、专注、沉着、持久的学习品质。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要把字写得合乎规范,比较端庄、干净、容易认,养成这样的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注意力,善于体贴人。而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断专行是容易误事的,练习书法很容易免除这些毛病。

7、观察力更强

练习书法,还可以培养观察力、思考分析和表达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观察、分析各种笔画的不同以及字的结构,比照字帖学习运笔,长此以往,学习者更易领悟、领略书法的美妙之处,思考在书写过程中应该怎样表达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于是,此人观察、思考分析、表达能力必定得到发展。

8、意志更坚定

学习书法,可以使人的意志品质得到磨练不少人刚开始学习书法,爱丢三落四,心绪浮躁,无法集中注意力,练一会就坐不住了,甚至把墨汁弄得满桌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书法练习,渐渐的沉稳下来,这些毛病都消失了,能平心静气的写字了。

9、更具创新力

书法推崇创新,追求个性。临摹古人的书法,是为了在大脑中积累大量丰富的材料,为今后的创作做好铺垫,因而,书法教学从临摹到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让孩子不知不觉中从模仿走向创新的过程。

10、更懂美爱美

书法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它抽象了天地万象之形,融入了古今圣贤之理,人们学习书法,有净化心灵、驱逐邪俗之气、提高审美素质的作用。人们在欣赏书法的同时,对于书法的美,或沉雄豪劲,或清丽和婉,或端庄厚重,或高逸幽雅,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嗜好为之提高,渐渐的将审美水平提高,更懂美,更爱美。

如果你的朋友学进书法了,多年以后,你必定会发现:确实变得更优秀了。

《十七帖》的笔法

1、独点。独点一般为字的上点,或在字的外廓。起笔以尖锋人纸,向右下方顺势下按收笔。或空收,如“示”字;或下按后向左下方折转,顺势收锋,如“外”字。

1a2、两点。这种点横向如“孙”字右部两点,左右呼应,前一点的收笔要与后一点的起笔在笔势上相一致;或为纵向,如“言”字上面的两点,并不强调呼应关系,而是意态独立,但要避免重复,或差异太大。

2a3、多点。草书中一些字都有三点以上,“不”字上点独立,下面的两点形成照应关系,书写的要求与前面所说的横向两点—致。

3a4、长横。草书中出现的长横相对较少。长横很醒目,如多用则与草书整篇的流动睦相抵触。王羲之草书中的长横起笔一般露锋,行笔或由粗变细,或由细变粗,过渡自然。收笔或空收,或换锋下按,再向左下方收笔。如“廿”二字。

4a5、短竖。《十七帖》中短竖的写法也多种多样。如“顺”字的三竖长短相差很小,但中间一竖的起笔呈方形,与左右两竖形成差异。短竖的起笔多变,有时还有曲头的,如“土”字。

5a6、垂露竖。这种竖画也并不是干篇一律的一个形态,如“杨”字的竖画形成曲头,“粗”字的竖画写得浑厚有力,收笔圆中带方。

6a7、悬针竖。《十七帖》中的竖画也是千姿百态,如“情”字左边的长竖呈弧形,上圆下方,并逐渐加粗,“耳”字的竖中段开始向左倾斜,收笔呈针状。

7a8、短撇。《十七帖》中,短撇有两种形态:一种起笔为方切式的,收笔出锋,如“年”字;一种是尖锋起笔、收笔呈方形的,如“悠”字。短撇行笔宜利落,不宜迟疑。

8a9、直撇。直撇在王羲之的草书中经常出现,形态大体一致,但其中也有些差异。有的撇以刚劲称胜,如“省”字;有的挺拔,如“既”字;有的柔中带刚,如“及”字。

9a10、短捺。其形状如长点,起笔、收笔都要出锋,形成两头尖的特征。附图中“彼”字的短捺上侧呈弧形,下侧弧度较小;“来”字的捺收笔时逐渐加力;“火”字的捺画不带弧度,中间粗,两头细,形如纺锤。

10a11、波磔捺。如“成”字,其捺画带有章草捺画的特征,即有一定的波磔。

11a12、带钩捺。《十七帖》中的一些捺画,出现了转折所带出的钩法,并与下一个字的笔势形成连带关系。如“获”字,在转折时要将笔锋包裹住,再顺势向左带出;“人”字在转折时停顿下按,再向左带出。

12a13、短钩。这些钩的转折处多轻盈灵便,如“来”字,转折时提笔拢锋,然后向左轻轻勾出,不要写出像楷书那样粗重的钩来。“尔”字的钩在转折时不需提笔,而是用笔锋包裹住,然后乘势向左拢锋勾出。

13a14、挑钩。这些挑钩是章草字形留下来的痕迹。“武”字在写挑钩时有停顿下按然后上挑拢锋的动作,显得厚重、沉着。“足”字的挑钩不需停顿,而是在转换方向时顺势上提。

1415、圆转。使转是草书中最常见的笔法,分圆转与方折两种。“眉”字中的第一笔拐弯处属圆转,书写时要拢住笔锋,转时行笔要放慢速度。“安”字中的平宝盖也是圆转用笔,只不过转时角度较大。

1516、方折。古人草书圆转与方忻并用。如“迟”宇开始的两处拐弯,就是典型的方折。这种笔法要求在拐弯处转换笔的方向重新起笔,下按后再行进。转折时须注意笔画衔接,以防脱节。

1717、转折。转与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字的转弯处转、折兼蓄。如“同”字的右上角似方而圆;“事”字多处转弯,不露圭角;“周”字的转弯处也是圆中带方。

何绍基行草书《题梅花诗》

1a看看局部效果:

2a3a不得不感叹一句:了不起的何绍基!!!

何绍基(1799-1873),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阮元门生。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提督四川学政,因谤卸官,主讲济南、长沙等地书院,晚年主持苏州书局、扬州书局。博学多才,对经学、文字学、金石、史地均有造诣,书法擅真、草、隶、篆,由颜真卿入手,转师秦汉魏晋南北朝,其书注重碑学,笔意纵逸超迈,融厚有味。著《东洲草堂诗钞·文钞》、《惜真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史汉地理合证》等。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清 · 吴历《槐荣堂图》(上海博物馆藏)

1a清 吴历 槐荣堂图 绢本设色 40x70cm 上海博物馆藏

“槐荣堂”是吴历好友许青屿的祖居。相传许青屿之父许中丞四岁时,许夫人在庭院里手植槐树,并对中丞说,此树盛茂覆堂之时,也是你作都堂之时。中丞五十岁时,夫人之言果验,而夫人已逝去。其后,中堂子孙家世的沉浮,都随槐树的枯荣变化而时兴时衰。此事,不免染人产生人生世事变幻只不过是物理之常,自然之理的感慨。唯心无执著,才能抛却世俗的烦虑,进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最高境界。

吴历画此图,正是处于对许夫人洞测人生的敬仰与缅怀。此图刻画谨细,设色清丽,是作者传世的佳作之一。自识[夫山高阳氏槐荣堂图。虞山吴历画]。图后另有尤侗《槐荣堂记》、李楷《槐荣堂赋》,以及宋实颖、陆贻典、王奕鸿、吴伟业题跋。

2a3a4a吴历(1632-1718),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桃溪居士等,江苏常熟(今属江苏省)人。少年时遭遇明亡,信奉佛教,后转为信奉基督教。早年学画于王鉴、王时敏,后接触西方文化,这对其山水画风的形成有潜在影响。喜用干笔焦墨,笔墨细腻,注重画面的纵深感,并略微注意到透视法的运用。吴历以其独到的艺术风貌与“四王”、恽寿平并称“清初六大家”。有《墨井画跋》《墨井诗抄》传世。

6a 9a 8a 7a宋元拓姜遐断碑 嘉德2014春拍 成交价155.25万元

昭陵是唐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礼泉县城西北22.5公里的九嵕山上。从唐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743年),昭陵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周长60公里,占地面积200平方公里,共有180余座陪葬墓,是关中“唐十八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被誉为“天下名陵”。

5a唐 姜遐碑 约唐玄宗即位后(712)刻 姜睎撰文并书 昭陵博物馆藏

姜遐碑,约唐玄宗即位后(712)刻。此碑早年断裂,碑首及上截觅失,仅余下截,故称“姜遐断碑”。1974年在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姜遐墓附近发现碑首及上截,昭陵博物馆将其与旧存下截相接,始成全碑。碑为螭首,身首高279厘米,下宽103厘米,厚31厘米。额篆书“大唐故吏部尚书姜府君之碑”。碑文楷书,三十四行,行七十字。下截因捶拓既久,字已磨灭殆尽;上截断为两块,碑首与碑身相接处亦已断裂,然因出土不久,文字大部清晰。姜睎撰文并书。此碑书法绰约,楷书中略带行意,体势规模虞世南,笔画圆柔而有力,大方而姣媚。历来为人所珍视。姜遐事迹所记甚详,足以补史。

6a7a此本为宋元间拓本,端方旧藏。据张彦生《碑帖鉴定》,此拓最佳本为潘祖荫、吴湖帆旧藏本,今入藏上海博物馆,又武林韩泰华本,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张彦生称韩本较端方本拓工精,是即端方本。知姜遐本明前拓本海内外仅存三部,潘吴本、韩本皆入公藏。而唯此端方藏本留于民间。故罗振玉称此为“巍然为海内之冠”。

此本杨守敬、罗振玉、胡棣华、王闿运等一时名流,俱以长跋考订,笔墨灿烂,可称碑帖、题跋双绝。

8a9a10a11a12a13a延伸阅读:

说《拓姜遐断碑》

文/达公

2014年5月20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上, 标为宋元间拓本的《拓姜遐断碑》,1册,纸本,150000元起拍, 1300000元落槌。加上佣金,以1552500元成交。此事成为新闻,当日多家媒体发了消息。

有旧日同事闻之,讶其价高,问诸余。余道说来话长。

姜遐碑,全称“大唐故吏部尚书姜府君之碑”,出于唐昭陵。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嵏山,此址是李世民生前亲自选定的。李世民雄才大略,成就一番偉業。贞观十八年诏令建陵时,他说:“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后又准许功臣自请陪葬,而且这些大臣的子孙也可以随父、祖葬于昭陵,以後迤邐建墳,从而形成了以昭陵为中心的一个庞大的陪葬墓群。陪葬者除了皇族外,大部分是文武功臣。

姜遐(640年-691年),字柔遠,秦州上邽人(今甘肃天水市)。姜遐是大將軍姜行本之子。姜行本隨太宗征討高句麗時,中流矢身亡,追赠郕国公,陪葬昭陵。姜遐十八歲入弘文館,寻升为通事舍人,后官左豹韬卫将军、左鹰扬卫将军,内供奉。天授二年逝于洛阳,葬于昭陵。

姜遐碑,天授二年立,姜遐侄郕国公晞撰文并书。後断裂,碑首及上半截遗失,仅剩下半截,故《金石萃编》著录为《姜遐断碑》。据张彦生《碑帖鉴定》考,此碑明代以前的拓本海内外仅存三部,一为潘祖荫、吴湖帆旧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馆;一為武林韩泰华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還有一部端方舊藏本,唯此次本尚留于民间。

端方(1861~1911),清末重臣,金石学家,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人称午帅。

政事之余,端方醉心于古玩收藏,是清末著名的收藏家,收藏颇富,多为精品。这次嘉德上拍的《拓姜遐断碑》即是端方旧藏的那部。

观此拓本,纸墨如新,拓工老到,精光四射,品相极佳,不同凡响,且有杨守敬、张祖翼、蒋黼、胡棣华、王闿运等诸金石名家题跋,“墨宝奇皇”、“寰中剧迹”,多所颂扬。可以想见,当年午帅以此珍物公诸同好,何等快意。

罗振玉更赞此拓本“巍然为海内之冠”。

羅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是中國近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罗振玉在此拓本上的題跋對確定此拓本的價值十分重要。跋曰:

“昭陵陪葬諸臣碑,以姜柔遠及崔敦禮二碑為難覯,金石萃編著录姜碑仅二百二十字,陆贯夫续古刻丛钞著录此碑存六百余字,蒋生沐东湖丛记据原拓整本得字九百余,足见王陆两家正未见善本。此为匋斋尚书所藏,玉据以录入昭陵碑录考,以徐梧生监丞藏本得字九百有三,半字十有二,凡改正蒋录讹字二十有一,补蒋录缺字四十有四,可想见著录之难。然非得善本,亦何能为?徐本谨存百余字,蒋氏所见本今不知存亡,则此本巍然为海内之冠。惜不能得见崔敦礼碑为可憾耳。宣统二年上虞罗振玉。”

宣统二年是公元1910年,那以后的百年间,水火兵虫,新旧革命,此本不知曾经几度周折,忽一日,风云际会,竟全身现于嘉德公司春拍之上,好事者趋之若鹜,如睹星凤。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午帅奉旨代理湖广总督,圣眷正隆,以此拓本示新科进士章钰。“匋斋尚书师命读姜柔远碑”,正在开始宦途的章进士自然颇感“欣幸”,他在拓册前面连写了三首诗。其第三首如是:“读碑不羡平津馆,一片琳琅已冠军,神迹乡中神迹在,桓楼应护吉祥云。”如果说这是巴结权贵,言辞中恐有谀媚之意,那么七年后即宣统二年,端方因孝钦显皇后发丧间照相事获罪革职,赋闲在家,当时罗振玉见到此拓本,其认认真真地题了前述之长跋,所言应是平心之论。

一年后,端方又受新委,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因川湘鄂骤起保路运动,发生成都血案,9月10日朝廷革赵尔丰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一部入川,路上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被杀。其间的荣辱盛败且不说,可怜匋斋尚书家藏的那些世所垂涎的金石珍玩,无奈地不断地散佚而出,太半为有力者得,经百年辗转,存世者多入公藏。《拓姜遐断碑》此次露面于嘉德拍卖,偶然多于必然,机会只在弹指之间,得之者,其识者也。

顺便说一下,1974年在陕西醴泉县昭陵乡庄河村姜遐墓附近,发现了姜遐碑的上半截,昭陵博物馆将其与下半截相接,凑成全碑。碑下半截因历代椎拓,字迹已磨灭殆尽,上半截则断为两块,然因出土不久,文字大部清晰。这次重聚,不知是此碑之幸,还是不幸,是上半截碑之幸还是下半截碑之幸,是上半截碑之不幸还是下半截碑之不幸?

想不清,倒是觉得这事情很有些现代派的意味。

1a元 杨维桢 晚节堂诗 页 纸本墨笔 27×57.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楊維禎(1296-1370),浙江紹興人,字廉夫,號東維子、鐵笛道人。三十二歲及進士第,署天台尹,以狷介故,為黠吏陷,遂免官,往來蘇、松一帶。然心繫國事,曾上正統辯,為時所賞,後復官,會四海兵亂,遂泯跡江浙間。晚年居松江,因其學問文章氣節而來從學者眾。其文放逸險絕,稱「鐵崖體」,書風亦狂怪清勁,與文風相類。

本幅為六十六歲時書,時楊氏已定居松江數載,常於齋中與友人門生瀹茗品酒,試新筆佳墨,賞題字畫。此詩即用奎章賜墨所書,下筆力透紙背,老辣之甚。本幅為<元人法書冊>第三幅。

釋文:晚節堂詩為竹洲仙母賦。許姥塘東余姥宅。高年七十見孤風。半生閉戶機杼老。公子讀書燈火同。大兒學仙類耽子。小兒力仕如終童。瑤池春酒介眉壽。阿母蟠桃千歲紅。至正辛丑(1361)春三月十有二日。鐵篴道人在清真之竹洲館試奎章賜墨書。

元代国祚不足百年。因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政权,故在民族政策上做了严格划分,实行等级管理制度,使得元代的民族矛盾比较激烈。这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在文艺上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群体——隐士艺术家群。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元代书法可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元初至中期,以赵孟頫为代表并受到赵孟頫影响的由亲朋学生组成的赵派书家群,其总的风格特征是具有浓郁的富贵气;另一部分是元代末期由于特殊社会原因促成的隐士书家群,以追求隐逸的山林气为宗旨。当然,这两部分之间并非平行无染,如“元四家”中的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黄公望则受到赵孟頫的亲授,笔下多赵氏风气,但他们同时又是隐士书家的重要代表。

2a隐士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类特殊群体。最早的隐士应该是商末的伯夷叔齐。魏晋南北朝时隐士群体迅速增加,“竹林七贤”、大诗人陶渊明等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到了宋代,苏东坡极力推崇陶渊明,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孤傲清超的隐士精神成为文人的一种人格特征。元代一方面民族矛盾激烈,一方面文艺全面繁荣发展,文人与艺术家两重身份合二为一。时值元末乱世,在文艺发达的江浙地区聚集了大批文人书画家,形成了隐士艺术家群。这个群体成员身份多样,有诗人、学问家、画家、书法家等,但其共同身份都是文人。我们可以概括一下隐士的基本特点。首先,多产生于乱世。其次,其人生经历坎坷多舛,或寒窗苦读多年不能入仕,或入仕后人生理想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或国破家亡,遭受各种打击,性命难以苟全等。再次,其人生观多自视清高,淡泊名利,视富贵如浮云,并且多消极避世,追求个性和精神自由。另外,隐士多是饱学之士或杰出的艺术家。元末的隐士艺术家群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因南宋定都杭州,又此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南方,遂使杭州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并辐射到周边的苏州、松江等地区。后杭州经历战乱,文士纷纷迁徙吴地,且张士诚据吴后礼遇文士,于是苏松地区成为了文士避难与雅集活动的地区,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后来明代书坛的两大文人书法流派——“吴 门书派”与“云间书派”皆形成于此。

3a据元末昆山顾瑛《玉山草堂名胜集》记载,到其玉山草堂参加雅集的三吴之地隐士名流有张雨、黄溍、黄公望、倪瓒、杨维桢、周砥、卢熊、王蒙、朱珪、陈基、王冕、袁华、王祎、秦约、陆仁等等。而杨维桢又是其中的核心领袖。明代王世贞曾提到:“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姿,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

杨维桢(1296—1370),亦作维祯,字廉夫,号铁崖、抱遗叟、抱遗老人、铁笛道人、东维子等,浙江诸暨人。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其因狂狷傲物,做了十余年基层小吏。后因为至正年间所修宋、辽、金史作《正统辩》而博得总裁官欧阳元功赏识,以为其言乃百年后之定论。杨维桢能够有此学识,当与其早年严格的家训密不可分。杨维桢少时,其父杨宏为能让他发奋读书,筑楼于铁崖山中,并且绕楼栽植梅花百株,杨维桢整日置身香雪海中,身与梅化,其性格便具有了与梅花的铮铮铁骨颇为相合的“狷直忤物”的特点。期间其父命人以辘轳传递食物,杨维桢如此苦读五年不下楼,学富五车。杨维桢生活的时代正是元末社会动乱之际,刚被擢拔为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任便遭遇农民起义,遂避难浙江,自此归隐而浪迹江湖之间。后张士诚欲招其入幕府,坚决辞之。明初朱元璋下诏儒士修礼乐书,杨维桢在列,然其誓不再入仕,在京完成使命即归松江,不久而卒。

4a自宋代“尚意”书风带来行草书再次大发展后,行草书便成为文人书家最擅长的书体,直到今天亦如此。这与行草书最能抒发性情有关。元代水墨文人画勃兴,行草书体与其最为相得益彰,所以元末隐士书家几乎都书画双绝,书皆擅行草。杨维桢也以行草为擅,然其书个性面貌极为强烈。我们可从眼前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纵27厘米、横57.1厘米的杨维桢《晚节堂诗》来观摩一下杨氏的书法特点:一是古劲,二是激荡。古劲指其书取法高古,受时风影响,远追汉晋,将章草与今草行书融合,弃娴雅而增冷倔峭劲之致,是其狷直性格的写照。激荡是指结字大小多变,平侧参差,轻重俯仰,皆一任自然;章法不主故常,有乱石铺街的特点,一股排奡气势充溢其间;通篇节奏激越鼓荡,以一种迥异常流的面貌在元末书坛别开生面,成为隐士书法的杰出代表,对后世乃至当今书坛产生了影响。

好在,我们终于等到一个节点,一个有望翻篇的时刻。自古正邪不两立,以我之见,即使在极度无序、极度混乱、市场近乎疯狂时,画坛也依然不失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吴冠中先生堪称这方面的典范。曾有年轻人鼓动黄永玉先生拉一个山头,竖一杆大旗,抱团结伙以便攻城掠地,分抢蛋糕。黄老答复说,羊才一群一群的,狮子不用。

万达炒罢吴冠中之后转而炒石齐。最近看到网上吹风,说石齐堪比吴冠中,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前所未有。石齐的成名作如《迎春》《人人都在幸福中》《风雪大别山》等,大多见于改革开放早期,风格朴实,构图朗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究其笔墨成因,终脱不开黄胄的影响。或许石齐胸怀大志,执着于自成一家,从而踏上创新求变之路,却因种种局限必定无果而终。他晚年的作品近乎乱画,过火了、失度了,为形式而形式,为色彩而色彩,一味地大红大绿,强调视觉冲击力,除此以外,美感何在?思想空洞,笔墨乏力,终不过以所谓的个性张扬硬生生弄出一个标新立异而已。据讲,万达在炒完吴冠中之后,接下来确定的人选是老甲(贾浩义),但其不为两千万元所动拒绝了,万达转而挑选了杨延文、石齐。杨延文个性极强,很难合作,难免不欢而散。此后,从市场反馈的信息看,石齐起来了,杨延文沉寂了,画价回落了。由此可见资本的杀伤力、影响力,我可以把你捧起来,也可以把你打下去,以此诱导或是迫使相当多数的画家向其靠拢,听凭资本家的摆布,叫你往东,你不能往西。老甲能够顶住这种压力,实属不易。

子夏从老师的榜样中得到启发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也之温,听其言也厉’。”老远见了很庄重,接触后感到亲切诚恳,言谈很中肯。贾浩义先生便是这类君子,是那种少见的率真朴素之人。他四方脸庞,黑里泛红,恰似来自草原的汉子,壮硕、豁达,与之相处,如饮醇酿。贾先生博学,酷爱阅读,躲在他自建的“城堡”里闭门不出,博览群书,文章写得极好,只要同他坐下来、谈进去,不难感到他的才情,正是知识养育的结果。吴冠中先生曾与之攀谈,称赞他学问好,画得好,画得很好!建议他“题材能否再宽些”。贾先生欣然接受,渴望有所改变,向吴先生学习,拓宽艺术视野,多画些新东西。贾先生的大写意来自草原,是大自然赐予他的笔墨灵性。正是大草原、大自然、大写意,将他从一个文弱的书生类型带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奔放、恣肆、热烈,可以充分享受天道的给予及绘画的乐趣。画家为什么要画画?画画的好处在哪里?在于悦己。首先是悦己,而后才是惠及社会及他人。画得快乐才会投入,画得投入才会深入、深刻。贾先生在年富力强之时结缘草原,在习画遭遇“瓶颈”之时看到骏马,顿感清风拂面,悟性为之大开。随后,他将扑向草原时的欣喜洒向宣纸,将燕赵之士的豪迈气象加以抽象形成画龙点睛之笔。他的画简洁明快,金戈铁马,笔墨旷放,色泽鲜亮,既然得之草原,自然无拘无束。中国画以意取胜,意在笔先,通过笔墨带出胸襟、气象,也所以画来画去是画自己。人若渺小,画必猥琐;人若高尚,画亦亮堂。细想,酷爱草原及由此衍生出的绘画面貌,不正是贾先生这个人的写照和风貌吗?“城堡”是我给它取的一个名字,即“老甲艺术馆”,建成于1997年,位于北京昌平区霍营镇,当时还是郊区。当时贾先生正值创作的巅峰期,为建城堡必定会影响创作。建成了城堡,则外出采风,重回草原的热情难免消减。须知,人往往是惯性的奴隶,我自见到“城堡”就一直有所担心,担心它成为羁绊,绊住贾先生的光明前程。

吴冠中先生生前,我没有机会同他晤谈,只是在电话中听到他诚恳缓慢的声音说:“我老了,精力有限,不能接受太多的采访。”我当然能够理解先生,不便再找人通融以免给他添累,失去了求教于他的时机。我们设想,如果吴先生也想建个“城堡”或是“万荷塘”什么的,能有何难?如果他想弄栋豪宅住住,能有何难?作为大艺术家,吴先生高于常人、不同于凡人而出类拔萃之处正在这里。他将平生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智慧都奉献给了艺术,而宁愿在生活上清心寡欲,几无所求。他的异于常人、受人敬重,无疑是另外一种“光环”,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地为之加分,所以他是大师,你不是,哪怕只差一点点,一样可以决高下。美术史之严谨、挑剔一向如此,只有为数极少的佼佼者才有望置身其中。能登上喜马拉雅山顶的能有几个人?若你只想在山下的登山大本营里呆上几宿,有何难哉?

画坛是个大家庭。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也可以称之“画界”“画苑”之类。我所谓的画坛,我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范围仅限于当代中国画,侧重在世的中国画名家。无论我们是否反感,名家必定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大众认可度。批评家能做的只是协助大众了解这种知名度的真伪程度——你是因为画得好、学问做得大才师出有名呢?还是因为会玩、官大、能炒,凭借特殊时期通过特殊手段获得声誉进而名利双收?

尽管画坛撕裂,泥沙俱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它作为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传播传统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社会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属性的文化热点(诗词、小说在传统文化种类排序中,地位一向高于绘画。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这个排序颠倒过来了,诗词无人问津,小说受到网络、自媒体冲击,唯有书画具有装饰新居、显示财富甚至身份的功能,还可用于收藏,保值升值,与房地产、股票证卷等被世人称之为“三大投资”),很自然地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理应形成社会约束,促其击浊扬清,恪守基本操守。

其次,画坛撕裂下的博弈一直在持续。官家有权力把一些不被群众认可、看好的人选强加于画坛,但毕竟官家和资本家联手垄断话语权的状况正在改变,互联网传播来自底层的声音,对画坛高层应该有所监督,促其收敛,以期实现权力服务于群体,而非掌权者个人,实现相对公平,恢复内在秩序,崇尚学术精神。

其三,画坛本就拥有撼之不动的正气,有一批砥柱中流的人物,以其学术至尊、业务至上而广受尊重,尽管无权无势,很少包装、炒作,但其影响不容忽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雨过天晴,景色怡人。清泉淙淙,撩拨情思。大自然对文人墨客的精神召唤正待重新回归,人文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会促人向善。而物质生活已然满足后的画坛翘楚们正在打扫心理卫生,享受过了,也清醒多了,回归安静,认真作画的内在要求日渐迫切,人们有理由对他们的努力寄予厚望。

今年春天,我到杭州走访,有藏友询问除吴山明、刘国辉之外,杭州人物画家中还有谁画得好?我说吴宪生画得好。藏友说,吴宪生也就一普通教授,又不当官,又没多大地位和影响,他的画能收藏吗?我说黄宾虹也没当官。有人喜欢当官,有人不喜欢当官,不喜欢当官不等于不能当官。吴宪生就是一位不要光环的人,安心教书,用心画画,把精力都用在专业上,专心致志,非常难得,读他的作品能看出他的追求、他的为人,淡泊、雅逸、悠闲。他作画使线简练明快,水色墨晕恰到好处,画得生动耐看,传统功力深厚。

其时,恰逢央美的杜觉民先生回萧山暂住,我去他落成不久的工作室做客,惊讶地看到他把新居建造得像件巨大的艺术品。杜觉民的父亲是位大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以务农为生。随后,杜觉民兄弟姐妹多人陆续辍学,一来因为贫穷,二来系父亲勒令,不准他们上学,以免“知识越多越反动”。辍学后他先是在山里放牛,身体尚未长成便开始起早贪黑拉板车,往城里运柴、运煤,山路漫漫,披星戴月。也是老天有眼,杜觉民在往一所中学送柴时,遇到一位同情或是喜欢他的杭州男孩叫章焱焱,通过他又认识了一位美术老师,被领进一间极为狭窄的小屋里,参加由少量同学组成的美术补习班,得以接触绘画,并进而改写了一生的命运。

杜觉民的传奇经历同共和国的艰难历程相伴随。他自小学4年级辍学,到50岁考入央美攻读首届美术学博士学位,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自身对知识的渴求以外,也有时代变迁赐予他的机遇。他抓住机遇像幼苗般一天天长成大树。无论画坛认可与否,作为一个另类杜觉民还是存活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个人的传奇还会一直书写下去。博士读罢了,论文通过了,办完毕业展之后本该收拾行装返回杭州,却不料袁运生先生观看了这场展览,注意到杜觉民的作品并向相关领导询问作者情况,要求校方将这位难得一遇的人才留下来。

博学、嗜读,孜孜不倦地汲取和丰富知识储存,他通常在夜里10点开始画画,画到深夜2点,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则用于阅读及工作,为学生授课。他心仪于徐渭、朱耷这类先师,艺术主张及倾向时不时流露悲天悯人之情。他的作品取材于儿时熟悉的山野、牛畜,结合文人雅士遁于山林游走于天下的情形,画里的书童是他自己,贤达高士是他酷爱的徐文长复活。除此之外,他也尝试现实题材创作,我看过他的一幅描写大饥荒的绘画草图。为此,他曾到河南信阳等重灾区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当年的苦难经历,亲人相食,死人多得来不及埋。听上去轻描淡写,感觉无动于衷,好像与己无关,好像死个蚂蚱一样。苦难如泰山压顶,人已羸弱到丧失了亲情,更莫说反抗意识。人对自身命运表现出的这种无助、无奈,令杜觉民感到揪心般疼痛,深夜无眠,独自到荒郊野地里失声痛哭。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他落实草图,画出成稿,我深知他在两难中踯躅。物质上,他已经很知足,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精神苦难却拂之不去,知识越多越痛苦。我隐约感觉校方正在有意减少他的排课量,使其边缘化,以防他在学生中的影响过大。为此,他宁愿只画小品,回避创作。但他深邃的思想、蓬勃的创造欲望又如何宣泄呢?他选择了造房,在生他养他的杜家村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石屋,楼高4层,依山傍水,淙淙溪水穿墙入室,在室内流淌,若是夜深人静,颇似琴声悠扬。

杜觉民的经历和作为,包括造房等超乎常理常情之举动,实则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一个缩影,各行各业都不乏这类天才人物,由此构成这个民族的希冀与未来。时运悄然播喜雨,当见遍地发春华。为繁荣艺术创作,再现复兴景观,画坛理应为杜觉民们的作为与施展创造条件,打破人为桎梏,促使鸿鹄高飞。(附图为杜觉民画作)1a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名医郑之彦次子,深得家学,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少时便立志习隶,学汉碑达30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产,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曰:“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辨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这正是郑簠爱碑如痴的真实写照。他是清初最重要的参与访碑活动并全力学习汉碑的书法家,为当时知名文士所追捧。他极力倡导学习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郑簠的隶书主要得力于《史晨碑》和《曹全碑》,后者吸收得更多一些。他所书隶书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富有变化,形态多姿而不失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活脱洒丽的新意。他自称:“作字最不可轻易,笔管到手,如控于钧弩,少弛则败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 其传世书迹有《卢仝新月绝句诗轴》《浣溪沙词轴》《剑南诗轴》等。

本幅隶书录七言诗一首,末识:“剑南诗庚午春归日书,谷口郑簠。”“庚午”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作者时年68岁。此幅隶书用笔厚重,结字稍扁。郑簠的隶书到晚年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尤其在用笔上少了一些轻灵飘逸而增加了沉实厚重的气息,特别是一些挑的用笔变化较大,结字也更加紧凑。

1a纸本,纵104厘米,横56.7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释文:性耽丘壑厌纷华 溪上长松竹里家 欲遂平生栖隐志 数椽茅屋傍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