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我们终于等到一个节点，一个有望翻篇的时刻。自古正邪不两立，以我之见，即使在极度无序、极度混乱、市场近乎疯狂时，画坛也依然不失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吴冠中先生堪称这方面的典范。曾有年轻人鼓动黄永玉先生拉一个山头，竖一杆大旗，抱团结伙以便攻城掠地，分抢蛋糕。黄老答复说，羊才一群一群的，狮子不用。
万达炒罢吴冠中之后转而炒石齐。最近看到网上吹风，说石齐堪比吴冠中，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前所未有。石齐的成名作如《迎春》《人人都在幸福中》《风雪大别山》等，大多见于改革开放早期，风格朴实，构图朗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究其笔墨成因，终脱不开黄胄的影响。或许石齐胸怀大志，执着于自成一家，从而踏上创新求变之路，却因种种局限必定无果而终。他晚年的作品近乎乱画，过火了、失度了，为形式而形式，为色彩而色彩，一味地大红大绿，强调视觉冲击力，除此以外，美感何在?思想空洞，笔墨乏力，终不过以所谓的个性张扬硬生生弄出一个标新立异而已。据讲，万达在炒完吴冠中之后，接下来确定的人选是老甲(贾浩义)，但其不为两千万元所动拒绝了，万达转而挑选了杨延文、石齐。杨延文个性极强，很难合作，难免不欢而散。此后，从市场反馈的信息看，石齐起来了，杨延文沉寂了，画价回落了。由此可见资本的杀伤力、影响力，我可以把你捧起来，也可以把你打下去，以此诱导或是迫使相当多数的画家向其靠拢，听凭资本家的摆布，叫你往东，你不能往西。老甲能够顶住这种压力，实属不易。
子夏从老师的榜样中得到启发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也之温，听其言也厉’。”老远见了很庄重，接触后感到亲切诚恳，言谈很中肯。贾浩义先生便是这类君子，是那种少见的率真朴素之人。他四方脸庞，黑里泛红，恰似来自草原的汉子，壮硕、豁达，与之相处，如饮醇酿。贾先生博学，酷爱阅读，躲在他自建的“城堡”里闭门不出，博览群书，文章写得极好，只要同他坐下来、谈进去，不难感到他的才情，正是知识养育的结果。吴冠中先生曾与之攀谈，称赞他学问好，画得好，画得很好!建议他“题材能否再宽些”。贾先生欣然接受，渴望有所改变，向吴先生学习，拓宽艺术视野，多画些新东西。贾先生的大写意来自草原，是大自然赐予他的笔墨灵性。正是大草原、大自然、大写意，将他从一个文弱的书生类型带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奔放、恣肆、热烈，可以充分享受天道的给予及绘画的乐趣。画家为什么要画画?画画的好处在哪里?在于悦己。首先是悦己，而后才是惠及社会及他人。画得快乐才会投入，画得投入才会深入、深刻。贾先生在年富力强之时结缘草原，在习画遭遇“瓶颈”之时看到骏马，顿感清风拂面，悟性为之大开。随后，他将扑向草原时的欣喜洒向宣纸，将燕赵之士的豪迈气象加以抽象形成画龙点睛之笔。他的画简洁明快，金戈铁马，笔墨旷放，色泽鲜亮，既然得之草原，自然无拘无束。中国画以意取胜，意在笔先，通过笔墨带出胸襟、气象，也所以画来画去是画自己。人若渺小，画必猥琐;人若高尚，画亦亮堂。细想，酷爱草原及由此衍生出的绘画面貌，不正是贾先生这个人的写照和风貌吗?“城堡”是我给它取的一个名字，即“老甲艺术馆”，建成于1997年，位于北京昌平区霍营镇，当时还是郊区。当时贾先生正值创作的巅峰期，为建城堡必定会影响创作。建成了城堡，则外出采风，重回草原的热情难免消减。须知，人往往是惯性的奴隶，我自见到“城堡”就一直有所担心，担心它成为羁绊，绊住贾先生的光明前程。
吴冠中先生生前，我没有机会同他晤谈，只是在电话中听到他诚恳缓慢的声音说：“我老了，精力有限，不能接受太多的采访。”我当然能够理解先生，不便再找人通融以免给他添累，失去了求教于他的时机。我们设想，如果吴先生也想建个“城堡”或是“万荷塘”什么的，能有何难?如果他想弄栋豪宅住住，能有何难?作为大艺术家，吴先生高于常人、不同于凡人而出类拔萃之处正在这里。他将平生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智慧都奉献给了艺术，而宁愿在生活上清心寡欲，几无所求。他的异于常人、受人敬重，无疑是另外一种“光环”，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地为之加分，所以他是大师，你不是，哪怕只差一点点，一样可以决高下。美术史之严谨、挑剔一向如此，只有为数极少的佼佼者才有望置身其中。能登上喜马拉雅山顶的能有几个人?若你只想在山下的登山大本营里呆上几宿，有何难哉?
画坛是个大家庭。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也可以称之“画界”“画苑”之类。我所谓的画坛，我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范围仅限于当代中国画，侧重在世的中国画名家。无论我们是否反感，名家必定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大众认可度。批评家能做的只是协助大众了解这种知名度的真伪程度——你是因为画得好、学问做得大才师出有名呢?还是因为会玩、官大、能炒，凭借特殊时期通过特殊手段获得声誉进而名利双收?
尽管画坛撕裂，泥沙俱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它作为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传播传统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社会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属性的文化热点(诗词、小说在传统文化种类排序中，地位一向高于绘画。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这个排序颠倒过来了，诗词无人问津，小说受到网络、自媒体冲击，唯有书画具有装饰新居、显示财富甚至身份的功能，还可用于收藏，保值升值，与房地产、股票证卷等被世人称之为“三大投资”)，很自然地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理应形成社会约束，促其击浊扬清，恪守基本操守。
其次，画坛撕裂下的博弈一直在持续。官家有权力把一些不被群众认可、看好的人选强加于画坛，但毕竟官家和资本家联手垄断话语权的状况正在改变，互联网传播来自底层的声音，对画坛高层应该有所监督，促其收敛，以期实现权力服务于群体，而非掌权者个人，实现相对公平，恢复内在秩序，崇尚学术精神。
其三，画坛本就拥有撼之不动的正气，有一批砥柱中流的人物，以其学术至尊、业务至上而广受尊重，尽管无权无势，很少包装、炒作，但其影响不容忽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雨过天晴，景色怡人。清泉淙淙，撩拨情思。大自然对文人墨客的精神召唤正待重新回归，人文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会促人向善。而物质生活已然满足后的画坛翘楚们正在打扫心理卫生，享受过了，也清醒多了，回归安静，认真作画的内在要求日渐迫切，人们有理由对他们的努力寄予厚望。
今年春天，我到杭州走访，有藏友询问除吴山明、刘国辉之外，杭州人物画家中还有谁画得好?我说吴宪生画得好。藏友说，吴宪生也就一普通教授，又不当官，又没多大地位和影响，他的画能收藏吗?我说黄宾虹也没当官。有人喜欢当官，有人不喜欢当官，不喜欢当官不等于不能当官。吴宪生就是一位不要光环的人，安心教书，用心画画，把精力都用在专业上，专心致志，非常难得，读他的作品能看出他的追求、他的为人，淡泊、雅逸、悠闲。他作画使线简练明快，水色墨晕恰到好处，画得生动耐看，传统功力深厚。
其时，恰逢央美的杜觉民先生回萧山暂住，我去他落成不久的工作室做客，惊讶地看到他把新居建造得像件巨大的艺术品。杜觉民的父亲是位大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以务农为生。随后，杜觉民兄弟姐妹多人陆续辍学，一来因为贫穷，二来系父亲勒令，不准他们上学，以免“知识越多越反动”。辍学后他先是在山里放牛，身体尚未长成便开始起早贪黑拉板车，往城里运柴、运煤，山路漫漫，披星戴月。也是老天有眼，杜觉民在往一所中学送柴时，遇到一位同情或是喜欢他的杭州男孩叫章焱焱，通过他又认识了一位美术老师，被领进一间极为狭窄的小屋里，参加由少量同学组成的美术补习班，得以接触绘画，并进而改写了一生的命运。
杜觉民的传奇经历同共和国的艰难历程相伴随。他自小学4年级辍学，到50岁考入央美攻读首届美术学博士学位，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自身对知识的渴求以外，也有时代变迁赐予他的机遇。他抓住机遇像幼苗般一天天长成大树。无论画坛认可与否，作为一个另类杜觉民还是存活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个人的传奇还会一直书写下去。博士读罢了，论文通过了，办完毕业展之后本该收拾行装返回杭州，却不料袁运生先生观看了这场展览，注意到杜觉民的作品并向相关领导询问作者情况，要求校方将这位难得一遇的人才留下来。
博学、嗜读，孜孜不倦地汲取和丰富知识储存，他通常在夜里10点开始画画，画到深夜2点，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则用于阅读及工作，为学生授课。他心仪于徐渭、朱耷这类先师，艺术主张及倾向时不时流露悲天悯人之情。他的作品取材于儿时熟悉的山野、牛畜，结合文人雅士遁于山林游走于天下的情形，画里的书童是他自己，贤达高士是他酷爱的徐文长复活。除此之外，他也尝试现实题材创作，我看过他的一幅描写大饥荒的绘画草图。为此，他曾到河南信阳等重灾区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当年的苦难经历，亲人相食，死人多得来不及埋。听上去轻描淡写，感觉无动于衷，好像与己无关，好像死个蚂蚱一样。苦难如泰山压顶，人已羸弱到丧失了亲情，更莫说反抗意识。人对自身命运表现出的这种无助、无奈，令杜觉民感到揪心般疼痛，深夜无眠，独自到荒郊野地里失声痛哭。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他落实草图，画出成稿，我深知他在两难中踯躅。物质上，他已经很知足，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精神苦难却拂之不去，知识越多越痛苦。我隐约感觉校方正在有意减少他的排课量，使其边缘化，以防他在学生中的影响过大。为此，他宁愿只画小品，回避创作。但他深邃的思想、蓬勃的创造欲望又如何宣泄呢?他选择了造房，在生他养他的杜家村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石屋，楼高4层，依山傍水，淙淙溪水穿墙入室，在室内流淌，若是夜深人静，颇似琴声悠扬。
杜觉民的经历和作为，包括造房等超乎常理常情之举动，实则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一个缩影，各行各业都不乏这类天才人物，由此构成这个民族的希冀与未来。时运悄然播喜雨，当见遍地发春华。为繁荣艺术创作，再现复兴景观，画坛理应为杜觉民们的作为与施展创造条件，打破人为桎梏，促使鸿鹄高飞。(附图为杜觉民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