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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顾闳中的《夜宴图》，是十世纪我国的一幅连环画，连环画是现代的名称，似乎古人不会有这一类的图画，其实不然，我国画史上早就有了，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佛教故事的连环画，比《夜宴图》还要早呢。《夜宴图》是以韩熙载(九〇二——九七〇)与其友朋饮宴以及伎女歌舞戏谑为主体的，熙载是艺术家，文章高手，更是有志于事功者。图分五段，连续五个情节，图中女二十一人，男二十八人，每段韩熙载都露面，而伎女王屋山李妹和状元郎粲等也不止一次见，这是情节最为复杂也最为生动的一幅连环画。顾闳中是南唐的人物画家，他何以有这幅画，据《宣和画谱》的记录云：
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猱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人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炀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李氏虽僭伪一方，亦复有君臣上下矣。至于写臣下私亵以观，则泰至多奇乐，如张敞所谓不特画眉之说，已有失体，又何必令传于世哉?一阅而弃之可也。
《宣和画谱》编于宋徽宗时，宣和去南唐之亡，不过一百四十来年，时代颇接近，画谱所记，当是有根据的。那末端文字，却甚迂腐，但《宣和画谱》是官书，就得说几句官话才得体。虽然，如张敞所说有甚于画眉的事，竟描绘出来，也够得上“私亵”了。现将吾友张学庵的《夜宴图记》第一图抄在下面，不仅可以见其“私亵”，也可以知其宴饮时男女杂乱的情形是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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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载时方夜宴，一长桌设在巨榻前，一小桌遥与榻对，桌上并陈果肴之属。榻颇似今之炕床，惟三面均可坐卧人，中空一部分。厅堂西面，立一大屏风上绘“松泉图”，极精工。屏风前一琵琶伎，坐锦墩上者，是主人宠伎李妹，穿绿衣，系淡红裙，紫色彩金帔，梳高髻，插凤翘，着云头鞋，微微露出。左手握琵琶之弦槽，右执杆拨，半面东向，明目凝注，榻上西面坐。一伎侍立在侧，伎后闲置小鼓一，鼓身殊薄，仄系于三红柱架上。榻右一朱衣少年丰神英爽，倾身远望，此为状元郎粲。一客据长桌北首坐，交手胸前，侧身敛神，作不胜情之状。长桌旁，一客北向坐，身微斜向琵琶伎，侧身右顾，其状若痴。客右袖手立者为王屋山，屋山与李妹，并主人宠伎;屋山艳秀，年可十四五，憨态可掬，衣石青色衣，淡红锦裹身，以玉带约之，此为诸女所无者。一伎与屋山并肩立，年方及笄，长身玉立，丰姿亦绝世;彩金衣，绿锦裙，系朱带。其后立者为两少年，一交手，一握笛，神情并与琵琶声会。交手少年后为屏风，一红裙伎侧立屏风后，仅露半面。尤异者，东端坐榻后，有一卧床，锦帐红被，被凌乱坟起，一琵琶置床头，檀槽外露，殆酒阑去罢，便尔解襟，无俟灭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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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令《南唐书•舒雅传》云：“熙载性懒，不拘礼法，常与雅易服燕戏，猱杂侍婢，入末念酸，以为笑乐。”《夜宴图》卷子后面，有宋人无名氏《韩熙载小传》亦云：“后主屡欲相之，闻其猱杂，即罢。”“猱杂”两字不是好形容词，如上引《夜宴图记》最后的一事，便是“猱杂”的事实，而这一事在第三图中，也有同样的描绘。据图看来，记文应作“不俟酒阑去罢，便尔解襟”为是，因为酒宴中其他男女正在歌舞欢乐，而竟有此事，能说不是“猱杂”?这种情形，在当时大概算不了什么，陆游《避暑漫抄》记李后主亲自遇到的一事，足证韩熙载客人之所为，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李煜当国，微行倡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呕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蕴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伎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伎竟不知。煜尝密谕徐铉，铉言于所亲焉。
这位和尚不顾客人在座，便尔拥伎走进屏帷，那么韩邸夜宴的情事，就不足为奇了。可见《夜宴图》是那时上层社会的生活写真，并且也表现了五代词的境界，我每次读《花间词》，便想到《夜宴图》，当然看《夜宴图》时，也就想到《花间词》中的情事，姑且举一首为例。欧阳炯的《春光好》云：
垂绣幔，掩云屏，思盈盈，双枕珊瑚无限情，翠钗横。
几见纤纤动处，时间款款娇声，却出锦屏妆面了，理秦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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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顾闳中的画笔与花间词人的写作，同具写实的精神。两者合而观之，更可互相映发。《夜宴图》第二段中也有一僧人，着黄衫，交手立，头微微下俯，好像聚神听韩熙载击鼓，而眉宇间颇有英鸷之气，叶遐庵诗云：“缘和着个阇黎在，可是量江作谍人?”这两句诗是有个故事的，《江南野史》云：
北朝俾僧于采石矶下卓庵，乃阴凿穴垒石为塔，阔数围，高迨数丈，而夜量水。及王师克池州，浮梁遂系于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厘。
这与《东都事略》、《玉壶清话》、《笑谈录》所记樊若水事甚相似，然利用李后主好佛法，使和尚作间谍，更有可能，是鸳鸯寺主呢?还是采石矶下的一流人物呢?这倒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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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熙载生活为主题奉命作图的还有周文矩，元汤□《画鉴》云：“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异。”(《说郛》卷十三引)按周顾两家所图事迹不同，原是必然的，以李后主所要知道的，是熙载全部的生活，而不是某一次宴会的情形，各人刺探的时间不同，而作图报告也就不同了。后主何以对熙载的私生活这样的注意，竟命两位画家刺探作图?陆游的《韩熙载传》云：
性忽细谨，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辈，纵其出，与客杂居，物议哄然。熙载密语所亲曰：吾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老矣，不能为千古笑。端居托疾不朝。贬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后主喜，留为秘书监，俄复故宫，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还，后主叹曰：孤亦无如知之何矣。(《南唐书》卷十二)
据此，熙载不愿为相，故以妓乐自污，这倒是颇为罗曼司的政治手法。按熙载初奔江南时，其友李糓送至正阳，酒酣临诀，熙载说：“江淮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马令《南唐书》卷十三赞)此时熙载不过三十岁，李昪还未称帝，故怀大志，意气甚壮。后来李昪为帝，未加重用。嗣主李璟时，又值宋齐丘冯延巳等阴险猜忌，不得行其志。到了后主时代，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不仅长驱中原已不可能，江南的小朝廷也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老矣，不能为千古笑。”虽然如此，其中还有说不出的心事，且看《夜宴图》卷后宋人无名氏的《韩熙载小传》云：
及后主嗣位，颇疑北人，多以死之。且惧，遂放意杯酒间。竭其财，致伎乐，殆百数以自污。……既而黜为左庶子分司南都，尽逐群伎，乃上乞留。后主复留之阙下。不数日，群伎复集，饮逸如故，月俸至则为群伎分有。既而日不能给，尝敝衣履，作瞽者，持独弦琴，命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求丐以给日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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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五代诗话》卷三引《缃素杂记》：
韩熙载，本高密人。后主即位，颇疑北人，鸠死者多，而熙载且惧，愈肆情坦率，不遵社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为妓女所有，而熙载不能制之，以为喜。而日不能给，遂敝衣履，作瞽者，持独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窃与诸生猱杂而淫，熙载见之，趋过而笑曰：不敢阻兴而已。及夜奔寝者，其客诗云：苦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畔着衣裳。时人议谓北齐徐之才豁达，无以过之。
这两段记载，显然同一史源，竟为两唐书作者所忽略。更出人意料的，能道出“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李后主，到了不能自保时，竟以地域的观念出此下策;熙载是最聪明的人，自不能不心存凛惧，这才是“自污”的主要原因。
在嗣主朝，宋齐丘的权势是炙手可热的，熙载曾经一再向中主说：齐丘党与，必基祸乱;于是被诬为酒狂——其实他好宴会，自己却不饮酒的，遂被撵出政府，贬作和州司土参军(陆游《南唐书》本传)。可是他尽管讨厌齐之为人，齐却不讨厌他的书法，即齐所作的碑碣文，必要他书写，这是没奈何的事，只得以纸塞着鼻孔写，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文臭而秽”(马令《南唐书》本传)。善书蒙秽，真令人哭笑不得。
陆游的史传说熙载“尤长于碑碣，他国人不远数千里辇金求之”，想来他的稿费，大有可观。其实他岂止于善写碑碣，即如他初到江南来上先主的那篇行止状，恢诡壮丽，才情要在徐铉之上。至于他为人写碑碣文，马令的史传记载一事，却甚有趣：“初严续请熙载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称誉，遗珍货巨万，仍辍未胜衣歌妓姿色纤妙者归焉。熙载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谱裔品轶而已。续慊之，封还熙载。熙载亦却其赠，上写一阕于泥金带云：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尊前旧舞衣。”严续是先主的女婿，嗣主时知尚书省为门下侍郎同平事，以不学为同列所轻，江文蔚曾作蟹赋以讥之曰：“外视多足，中无寸肠;”又曰：“口里雌黄，每失途于相沫，胸中戈甲，尝聚众以横行。”(《湘山野录》)足见熙载虽善于作碑传文，却不苟且从事，视韩文公之赚谀墓金，似乎要高一筹。
话又说回来，像《夜宴图》中的声色歌舞，原是官僚社会中正常的生活，而韩熙载行来，却含有深长的意义，王觉斯说他是“寄意玄邈，摹拟郭汾阳，本乎老庄之微枢”(《夜宴图跋》)，和光同尘，原是处浊世之道，这一点王觉斯算做到了，觉斯以明末大臣，当清兵到达南京时，赶快投款，所以黄石斋说“觉斯埋尘”。又积玉斋主人说：“韩熙载所为，千古无两，大是奇事，此殆不欲索解人欤?”(《夜宴图跋》)积玉斋主人是年大将军羹尧，他淡淡的一句话，却不失为“解人”，身为大君臣仆，主奴之间，他所体会的，自非寻常人所能及;虽然，看此公下场，只是空作“解人”而已。体老庄之微枢，以杂猱而自污，既放诞，又狡狯，亦复可喜，此韩熙载所以“千古无两，大是奇事” 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