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老师出身吴地，个性中秉有吴门书家的狂狷气质，这使其对中晚明吴门及徐渭的狂狷书风有着天然的亲合，不论是祝枝山还是徐渭的草气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表现。同时，陈海良无疑是一位有着草书先天禀赋的人物，其对草书的直觉性敏感和视觉空间的出色把握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后天严格的学院化训练，更从技术层面深化和巩固了他的草书才能，同时也从经典层面对他的草书之才作了全面的开拓。

陈海良书法

这件草书作品，是我在给学生做示范时完成的。当时讲到创作应该怎样写，草书该怎样进行章法处理等情况。于是，我边讲边写，完成了这件作品。有人认为这件作品的尺幅较小，应该是小草书，但其实这是一件大草书作品，体现了我对大草书的理解。作品的形式感比较新，内容包含了七八首诗。

这种章法处理我在前就尝试过，每次碰到特别开心愉快的事情，就有创作欲望，我都会用这个内容进行发挥。内容在我心里已滚瓜烂熟，所以不会再考虑内容怎样处理、字法怎样处理。

书写的时候只在表现笔墨元素、字与字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通篇的构成组合。在大草书创作中我经常会用这个内容进行突破，它是我的一块试验田。当然它依然还不够完全展现我心中对草书想象的感觉，但这就是今天实验的结果，可以代表今天我对大草书的理解。

陈海良书法

我希望有一日洗尽铅华，返本开新，不刻意地构建，只是将生活中精彩的感悟记录。《古人诗》这幅作品也是我在课堂上，随手扯来一张纸条示范而得。学生正好在写这个内容，但是不得其法。

小行草也要放开手脚，不可写得拘谨。这件创作，草书多行书少，所以我在创作时放得比较开，好比古人写的手札的状态。总体来说要体现笔法的精美细腻，力求耐看，不能粗糙。

另外，我的每张作品中都有一些奇异的东西，被观众称为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们在视觉上起到调剂作用。好多学生困惑自己的作品为什么写的不精彩？我认为是因作品中的光点太少，至没，一件好的作品要有一个或者几个闪光点，才更为吸引人。

陈海良书法

这件李白诗《月下独酌》，是在北方创作的大草书作品。我是南方人，平时创作大草书一般会回到南方。北方的空气与南方不同，虽然现在是春天，但北方的天气还是很干，墨汁容易干，纸拿出来都是有“哐哐”的声音。南方雨季，纸放在桌上是没有声音的，很柔软、滋润，纸面舒展。从墨色上看，南方创作的作品里面有湿度，而北方创作的作品这种感觉就没有。

自然生发是书法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要求与书写法则，通俗说就象与人打交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东山唱东山的歌，到西山唱西山的歌，没有固定套路。

笔法要娴熟，铺、绞、裹、擦、点厾…要自由、熟练地再现，随性而出，什么样的笔法能再现怎样的点画外形要做到心中有数，意在笔先。还要合理、灵活应用二元对立法则，长短、粗细、浓淡、聚散、虚实…应该熟练应用。

当然，应用这种对立法则的具体应用应根据文字的内容而定，有没有给你展现其中对立统一而进行组合的机会，没有给你机会你就不能故意为之，而是由内容的具体性而随性应用，不拘一格，突发奇想。

 陈海良书法

最高境界的作品都是没有底稿的，最精彩的人生也是没有底稿的！不能设计！书法作品不是工笔画，《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是没有底稿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自然生发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字法的了解、纸张大小的把控等，你要心中有数，有底稿的总是有设计的嫌疑。

创作就像打仗一样的，战役怎么打，高山大川等地形地貌怎样，部队驻扎在哪里，敌方兵马在哪里，双方的优劣在哪，心中要有数。一张纸，假如写到最后写不下了，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按军法论处，就得推出帐外斩首。

反过来也一样，内容写完了纸上还留出了很多空档，也不可以。这从职业高度来讲，这个饭（从事书法）就不是你吃的！有学生问我，老师，多余的纸我可不可以裁掉？我认为不允许，比如打仗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完成任务，同样要枪毙的。

明确了内容，字多大，落款在哪里，心中要数。正古人所讲，临阵决计，务在必胜，稍有疏忽，满盘皆输。这需要经过不断地锤练，假如说经常写字写到这里，总是写不下了或者留白很多，那就得告诫自己，赶快改行，别再写字了。

陈海良书法

创作一开始就写八尺整张肯定是要失败的。我一开始会写一个四尺对开的，技术上整体的驾驭能力得到巩固以后再进一步扩展成四尺整张，技术成熟后再把它扩展成六尺整张，然后再到八尺整张，循序渐进。有的人只能写四尺整张，那说明他的控制能力，领导能力，驾驭能力，运筹能力还不够。

艺术创作追求运筹帷幄，怎么运筹驾驭来完成你的使命？大草书作品尺幅越大，对功力的要求就越强，所以我也是不断地在进行扩编。这好比带兵打仗，有的人只能带一个连，有的能带一个师，有的能带一个军，更有的能带大兵团作战。但这是经过不断的实战经验积累的结果。

陈海良书法

古人的书法比今人写的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古人书写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他们自己的，而我们今天写的很多内容都是古人的，自己的内容很少。这在创作时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要考虑内容，思想不集中，思维受到影响、干扰，被内容局限，书写时也不够流畅。这件作品的内容是我自己写的，我对内容特别熟。同时，因为是自己的内容，我可以随便创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流畅、通达。

陈海良书法

这张作品的整体跨度比较大，章法的起伏，墨色变化、字形大小等冲突都比较大，但整体来说是和谐的，但时时控制点画的质量。这件作品中不管怎么变化，都是以中锋为主调，字形跟平时也不一样，字形偏长。律动上不只一个频率，而是由几个频率组成的。就像唱歌时偶尔加入了“花腔”，提高作品的丰富性、可看性。

陈海良书法

另外，也要注意你的身体和情绪，它们与你的作品质量都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士兵生病了，体质虚弱，拿了长枪大刀上战场，肯定是要败仗的。所以要养兵千日，而不是有得写没得写，天天在写，那是要消耗生命的。

在该爆发的时候不爆发，也是对身体有害的在怒气、怨恨、兴奋、无聊等之类的情绪，正好书大草书，一鼓作气，直捣“黄龙”。所以我往往一个月里只会写一、二次大草书，而且只写半天就不写了，一方面字也写好了，把身体也调理好了。

大草书创作时用肘、肩的动作比较多，尽管字很小，但盘旋动作多，比较浑厚，气度也比较大。章法的理解要依照你平时的积累，把轻重、虚实、聚散等表现出来。

和篆书一样，我平时也很少搞隶书创作，只是经常临《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衡方碑》等碑。

隶书书写一般会注意到一行里面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但很少考虑横向关系，因为隶书从横向看是连在一起的，纵向的字距拉得很开，所以在横向里同样要注重这种体势关系和字形的自然变动。创作时我们要充分利用传统哲学思想里的大小、聚散、虚实、长短、浓淡等二元对立关系，并不露痕迹。

陈海良书法

写书法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有前途但是乎看不到光明的路。书法起步门槛很低，我们都是中国人，都会写汉字，但是真正要达到书写的高度，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不能一蹴而就，得慢慢来。

 

在古典书法中，转折是衡量书家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准。古人也是书写的另一个难点，在魏晋墨迹中，转折都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齐整，如同刀切；二是厚实，绝不单薄；三是有力，体现出骨骼强健之美。

下面，就以王羲之、苏轼为例，看看大师们如何写好转折。

一、王羲之的折笔

首先，王羲之入笔是尖峰入纸，硬朗，细腻，变化丰富。书圣书法的起笔与折笔息息相关，在单字内两者存在紧密的呼应关系。

王羲之的折笔有三大特点：

一、内擫用笔，折笔向内（左侧）收，右肩（转折处）呈平直切线；

二、硬朗，骨力强健

三、干净利索，转折处不露圭角，不见笔锋。

就是对折笔的游刃有余的把握，让书圣书法高妙无比。

二、苏东坡书法折笔

东坡书法的高妙，尽在转折，能出宋代书坛脱颖而出，折笔的能量巨大。请看图：

苏轼书法的转折处方硬齐整，如“昆刀切玉”，又似“金刀之净割，玉尺之量齐”。苏轼书法折笔的主要特点：一是方，二是齐，三是硬。今人学东坡，但摹其形，发笔、转折混沌而邋遢，结果谬之千里。

转折时出现侧锋是因为折笔时没有先提笔，或者没有调锋。这两种情况在初学时问题很大，还是笔法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先来看看各种转折笔法的区别。

横折分“转”和“折”

①中“當”字宝盖，他的横折就是属于直转，没有任何多余动作，行笔中稍慢，行至横末端，自然下转。这种横折，宝盖外角是“圆”的，这种笔法和篆书的转笔外角差不多，这种“直接转”就是从篆书来的笔法，演变成“帛书”“竹简”的笔法，统称“转”。

②中“停”里的秃宝盖，是“提笔转”，俗称“折”。明显看到宝盖外角是有一点凸起的地方，那是提笔再下按出来的。这种提笔下顿，就是“折”的笔法，是从隶书中发展过来笔法。提笔顿下去，就是为了中锋运笔。顿下去和重新起笔一样，可使中锋，这是折的作用。

如说转笔出现侧锋，一定是没运腕，或者没有捻管。这两种皆可能出现转笔之后笔力虚的情况。所以现在一波人提倡初学先写“篆书”是有道理的。

篆隶功力深，就会有雄强的笔力，行笔收笔不虚，苍劲有力。上图中直转处也是中锋用笔，说明篆隶功底是有的。运腕和捻管，皆是调锋的动作，所以写转，一定要会调锋，使其中锋行笔。

转笔最快的笔法是“抹”，就是侧锋蹭一下纸面，学这种笔法需要一定功底，米芾董其昌能会其意。

 

还有一种“顶笔”，颜真卿楷书中笔法，不用提笔，不用调锋，直接顶一下，然后下拉。顶笔外角有方有圆，这是运笔所致，用那种都可以，皆能保证中锋。可做参考。

 总结：

笔法，一定是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用侧锋，需在不笔虚的情况下。一切有法皆无法，每个字体的笔法都没有硬性规定，却有规律，这是书法难点，也是临帖的必要处，临或者少临，都不能掌握其规律。

所以大家努力吧，笔法不玄乎，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学书者都卡在这个环节，业余爱好和专业不是自己评的，不是证件评的，有些人写的专业却说自己是爱好，这是谦虚。大部分爱好者还弄不清笔法，这是难以走向专业的原因，其实也不多难，只在多临多看。

观当代学书者，也不外乎以古人经典法帖为临摹对象，至自以为有一定的把握后，试作己书，即所谓“书法创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创作是很尴尬的，甚至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因为，这种创作心态是有某种负担的。比如，创作者如果仍然处在一种集字状态下的话，必然会导致其胸中无底、笔下迟疑、字态无神等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本，就是在临帖中没有经过对原帖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

毫无疑问，学书临摹是为创作做准备的。那么，怎样才算是合格的临摹呢？回答很肯定，像古人。如何才算像古人呢？对于这个问题，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就回答得很到位。姜氏说：“摹书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唯初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其次双钩蜡本，须经意摹，乃不失位置之美耳。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我认为，姜氏对怎样临摹古人法帖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甚至想，他的理论应是完全来自于他实践中的深刻体会吧，因为，我在学书的过程中恰恰有这种感受。

那么，何谓临帖中的“二度创作”呢？我以为，当书者对原行若干时间和阶段的实际临摹后，在基本上掌握了原帖的用笔技法，并对原帖作者内在的精神面貌有一定了解以后，就可以大胆尝试对原帖进行面对面的创作式临写，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临原帖，这个过程要完成至能基本背临原帖为止，这就是所谓临帖中的“二度创作”。但是，在对原帖进行二度创作时，对每一个学书者来说，其悟性是占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要多动脑筋，舍此，则一切皆为空谈。

与人交往，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读书多了，不用临摹古人法帖也照样能写出古人之书卷气来。对此我是持否定态度的。读了再多书，如果不临帖，还是写不出书卷气的书法来。如果读书与书法二者兼重并续，或可成正果。对于这一问题，我的观点是：只读书不临帖，不一定写得出书卷气来。但是，只临不读书，肯定写出书卷气来的。

由于书法环境和书写氛围的缺失，造成了当代许多人在书写汉字方面，竟然不如过去的一个账房先生！所以说，中国书法的环境和地位还有待于提高！中国书法在当代应该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的艺术，并在学术上进一步得到提升。学书者应该由技至道，渐次修为。否则，中国书法“申遗”成功何益？

中国自有文字始，书法就走上了漫长的岁月征程和发展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奠定了中国书法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成为人类不朽的文化遗产。纵观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历朝历代，没有不研习和继承前人法书经典而成正果者。临池长修，创作随机而出，先有古人而后有我，这就是中国书法乃至中国文化得以长久发展的根源。临帖中“二度创作”的行为从古人那里就开始了，并且从未中断过，它是每一个学书者在进入自我创作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王阳明的草书笔意清新，瘦劲坚挺，随意为之而无飘浮之嫌。特别在龙场贬谪期间所书《何陋轩记》、《象祠记》行笔疾如风雨，矫若龙蛇，纵跌变化万端，是神韵超逸、气势豪迈的佳作。

王阳明草书《若耶溪送友诗稿》

王阳明（1472–1528），生于余姚瑞云楼。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著有《阳明全书》。他创立“心学”，提出了“致良知”学说，在世界哲学史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门人辑《文成公全书》38卷。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在书法上，王阳明也有极高造诣。他曾对弟子说：“我开始学习写字，对照临摹古人的字帖，只是得到字的形状。后来拿起笔来不轻易落在纸上，专注思索，静心思考，在心里构造它的形状，时间久了才开始懂得它的法则。”

明中后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徐渭称赞王阳明书法说：“古人论右军（王羲之）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王阳明）乃不然，以人掩其书。观其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已传矣。”

书法家朱长春评价其书艺时说：“书法度，不尽师古而遒冲逸，韵气超然重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归庄赞誉说：“阳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于书法如此，岂非艺即道耶？余学道不成而谬以能书名，既耻为一艺之士，其敢不勉。”

在《中国书法史论》中，陈云君评价说：“他书法学晋人，守古法中风韵悠长，儒人重书古使之然也，阳明力行。他初学《圣教序》，甚得右军之法，偶参时人笔意。因为本人为政府中官吏，所以习气难免，幸知时弊，其书重雅而摒俗”。

 

 

 

释文

忧悬不能须臾心，遣取消息。羲之报。

注解

①首行“忧悬不能须臾忘心”句：“忧悬”：忧思挂念。“忘心”：忘怀。王羲之尺牍中有“弟佳宁善，然复忧之不去怀”句。

②次行“故旨遣取消息”句：“旨”：意图。遣：遣书（发信）。王羲之书帖中有“音问转复难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问，还愿具告”句，以及“贵奴差不？想不成大病。伤寒可畏，令人忧。当尽消息也”，“聚散人理之常，亦复何云？唯愿足下保爱为上，以俟后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过江问”等帖。

大意

挂念悬思片刻也不得释怀，因此，意遣书发信以获你近况。

一、行气章法

《忧悬帖》章法的动线特征：汉字每个单字，都可画出一条直线，它的位置是表示字倾侧的方向，同时把字分成感觉上份量相等的两个部分。画出的直线称为单字的动线，以确定作品的位置和方向。《忧悬帖》一开始的“忧悬”两字错位较大，但不影响行气，反而是在连续中，带了些许的波动，加强作品的灵动感。动线在书法作品中连续不断出现直到终篇，形成了一幅作品的音乐属性——旋律。书法的时间性和流动感，是一种无声而有形的旋律。

二、重要技法 

1、切笔

有人说：王羲之那叫一个厉害，笔笔中锋啊！”

我现在觉得，谁要写字笔笔中锋那才是傻子！那就如同用剑，一下一下砍，一下一下剁！那绝对不是高手，高手是：剁、砍、片、切、抹、刺、挑。。。都用的。高明的书法家手中的毛笔就是剑。

我以为，王羲之用笔，最妙的就是侧锋！我们看看现在存世的王羲之墨迹就知道，他用笔基本上都是：侧锋入纸—然后扭转为中锋。或者就是直接用侧锋。

为什么这么说？比如：我们用刀切带肉皮的生肉，直接用刀直立下去，那可能切不动。如果，你用到在生肉皮上把刀向前推–同时用力下压，那样刀就切进去了。

或者：护士输液的时候，用针头把你的肉皮轻轻挑起来一些，然后再推进你的肉–血管。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力学原理。而，用笔何尝不是呢？！

咱们一起看一下王羲之的这些墨迹，起笔的地方都有一个小尖尖的线，其实这就是切入的痕迹。这么说吧，这个小尖尖就是笔毫进入纸的第一个动作，他的作用是把笔毫打开，或者叫做把笔毫开。

（提示一下：把笔毫打开非常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房间，需要先用手把门推开。那么，起笔的这个小尖尖，就是推门的手臂！

那么有人会说《姨母帖》很多字没有小尖尖啊，这是为啥？我告诉你，这是隐藏笔法，这叫含蓄。比如，王羲之的《姨母帖》，进门的时候，没用手推门，而是用肩膀拱进去的，这叫踏雪无痕，一门很厉害的功夫，知道不？！

很多人不解笔法，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学《兰亭》，总是把起笔的小剑剑当作线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前奏的动作，于是学了那个形，但永远不知道那个小尖尖干嘛用。于是，不带那个拐弯的小尖尖，似乎就不是王羲之，唉。。。。一地鸡毛！

2、节笔

王羲之的《忧悬帖》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技法：节笔，主要表现在“忧”字的一横，如图：

这笔画再孙过庭的《书谱》运用广泛！

历代对于孙过庭行笔使转时的突变笔法颇有歧义，被称为“节笔”、“折笔”、“触笔”、晋人“弹跳笔法”。

我以为孙过庭的这种笔法是《书谱》中执、使、转、用，几种笔法的综合应用，即由中锋转换为侧锋、用力下按笔心后迅速提笔转换为中锋形成墨迹形态的突变特征。实际上不是什么新笔法，就是二王的中锋、侧锋的快速转换时的突变笔法。

再说,笔法的要害是控制中锋行笔,草书笔法的要害是使转中的中锋、侧锋转换的发力特征。使转本身就是中锋与侧锋之间的转换方法。这种节笔特征毕竟要比使转简单得多，只是使转笔法结束时的一个次要动作,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

试想，纠缠于这种节笔特征的唯妙唯俏，对于掌握核心笔法和审美情趣又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必要在节笔特征上过多纠结。学习草书使转的关键是要掌握草书使转的基本要领形成书法节点

学习《书谱的重是要掌握线条的弧度张力把控、笔锋的转换控制力度、字法结体的审美情趣和章法节奏的疾、滞调节能力。

请欣赏孙过庭《书谱》放大版

首先，孙氏在阐明由掌握篆、隶、草、章各体书写不同特征，进而上升为书写艺术时：”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可达其性，形其哀乐。

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就是说，在掌握了各体书写特征之后，还要以”凛”与”温”、”鼓”与”和”等各种艺术手段，使文字的书写具有”风神”与”妍润”、”枯劲”与”闲雅”等多种相反相成的阳刚与阴柔之美，才能升华到艺术的境界；只有进入了这种艺术的境界，才能实现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最终追求，书法作品也才能具有”千古依然”、”百龄俄顷（书家一生中不同时期的情怀于书作中顷刻可见）”的长远审美效验。”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就是表达、体现作者的个性与情感，即表情达性。

这里，孙氏一语道破了书法艺术的根本，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情感–这一中国书学的根本命题，在孙氏以前，除去东汉蔡邕《笔论》在阐述书法创作心态时提到”欲书先散怀抱”，以及南齐王僧虔《笔意赞》在阐述如何体现”神采”时提到”心手达情”之外，向来无人论及，更没有人把它视为书法创作的根本追求，而孙氏竟破天荒地、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书法这门表现心灵的艺术的真谛，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一、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

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他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我赞成梁启超先生的意见。

二、中国书法之美，源于中国汉字之美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卫恒《四体书势》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汉字有六义：曰指事，曰象形，曰形声，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汉字的创造、使用、演变、发展和无穷组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灿烂和流光溢彩，造就了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和缩影。

三、汉字和书法，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汉字因书法而有无限生动的形式之美，书法因汉字而有无比丰富的内涵之美。而书法和汉字之美，又源于自然之美。且看孙过庭之滔滔宏论：“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再以真、草、隶、篆为例。

四、真书之美

古人《字》云：“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yí)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běnzǔn)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跂(qǐ)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

五、草书之美

崔瑗《草书势》有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xiè)，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zhǐ)(zhǔ)点(niǎn)，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tiáotánɡ)挶(jū)枝。绝笔收势，馀綖(yán)纠结。若杜伯揵(qián)毒缘巇(xī)；螣(ténɡ)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cuī)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

 

六、隶书之美

古人《隶势》有云：“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wān)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簴(jù)设张，庭燎飞烟。崭岩(jié)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

七、篆书之美

蔡邕《篆势》有云：“或龟文针列，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缊；扬波振(piě)，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似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跂翾(xuān)翾。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huī)不可胜原”篆书美，是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八、书法极美，亦极难，所谓“二十年学画，三十年学书，人书俱老”

怀素《论书帖》云：“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自肺腑中道出了书法之难。书法之难，难在文化积累上。文化是书法的根脉和源泉。苏东坡说：“字之法，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圣哲之学，书乃可贵。”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先贤们的这些经验之谈，实质讲的都是文化，是学书者的深根固本之道，不可等闲视之。故稚子学书，虽形可逼真，然不可以文化论。正如一位西哲所说：“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书道精微宏大，但归根结底以文化为本源，学者不可不识。

九、中国书法五千年，高峰连绵，群星灿烂

有论者认为，从书法大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唐以前始艮终乾，南宋以后始巽终坤。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就书风而言，大体上是不错的。唐以前的书风高古苍健，南宋以后清雅秀隽，正所谓“古质而今妍”。我国古代书家，芝(张芝)动、繇(钟繇)静，羲(王羲之)神、献(王献之)韵，旭(张旭)狂、素(怀素)畅，欧(欧阳询)峻、虞(虞世南)和，颜(颜真卿)筋、柳(柳公权)骨，苏(苏东坡)厚、黄(黄庭坚)奇，褚(褚遂良)伟、米(米芾)隽，等等，其风格虽各个不同，其本质则各个相似，唯美而已。林散之先生《题画》诗有云：“有法兼无法，今人认人。若能寻造化，笔墨自通神。”画如此，书亦然。而从书法品位来区分，又大体可以分为情趣、境界、气象三种情形。

十、情趣品位

所谓“形其哀乐，达其情性”。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谈到张旭的草书时说：“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此论，不但恰当地品评了张旭，而且为书法的情趣品位作了最好的注解。孙过庭论王羲之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书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兴来得意无真草”的情趣极品。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十一、境界品位

颜鲁公出身名门，一生正气浩然。他的《祭侄季明文》，雄浑之气、忠义之风布满尺幅，写就了伤亲哀思奔涌、忧国情怀激荡的高尚境界。林则徐是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也是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林则徐的人生轨迹与笔墨情怀高度统一。他的字沉静端庄，刚柔相济，有正人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有君子藏器、忠直博学之气。林则徐所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名联，直抒钢铁意志、博大胸襟，开拓千古境界，泽被后人，影响深远。

十二、气象品位

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太白不独其诗，其字亦然。被认为太白真迹的《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虽然只有十六个字，然而它所造成的奇绝气象，却足以雄冠古今。再以米芾为例。米芾自许：“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米芾之书八面出锋，纵横挥泼，有时如群峰耸峙，有时似骏马奔腾。读米芾，固然可以从情趣上，在境界上，但终究非气象不能解。再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的一生波澜壮阔，气壮山河，他诗如其人、书如其人，更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气象。

十三：情趣品位、境界品位、气象品位三者之间，有区别，有联系，有贯通，并未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书法作品，有独擅其一的，有两者兼得的，也有三者皆备的。但不管哪一种情形，都不可缺少一个“真”字。有真性情，才有真情趣；有真修养，才有真境界；有真襟怀，才有真气象。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真情趣、真境界、真气象的伟大时代。当代书家应当自觉意识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不懈怠、不浮躁、不媚俗，坚忍不拔，勇于创新，努力开拓和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高尚精神文化追求，充分体现大国风范的一代新书风。

 

日本长炗书法《正书出师表》，明治十七年十月书，山梨县藏版，早稻田大学藏。

日本长炗书法《正书出师表》

长炗，生于天保4年（1833年），卒于明治28年（1895年），日本官僚、汉学者、书法家、汉诗人。

 

沈曾植书法

中国画应该从整体看是一幅画，分开看，都不画，是书法。

书法关过不了，画法关也过不了。金石、书法、诗文，画画的人都必须熟悉。

书法是艺术，因此与绘画一样，有真感情就美，矫揉造作则丑。

书法柔媚者，世以为美，其实极丑。大凡人无独立之人格，其艺术则柔媚，既无独立人格，何来美？

写字要真下功夫，不能光写字。沈寐叟就是写得多，想得少，偏于考据方面去了。我们学字则不必如是。

包世臣《临颜真卿争座位稿》

写字有下苦功夫一派，所谓“闭户数年，埋笔成冢”，如邓石如、包世臣等到人。但不可忽视看帖功夫，多看多想，然后有得。

如一味以为只要多写便可写好，则八字先生天天写干支，道士常年作阴骘文，可写成书家么？

要之，苦功固不可废，而尤须多看多想，多看古碑帖，得其神理。古人所谓“心摹手追”，须心摹有得然后手追有成。

初学写字下笔要重，以后则要越写越轻，若不费力。如初学即轻，则会越来越轻，越写越浮了。

写字最初要求重、雄强，不要去追求清、隽永。

石涛 《花卉册》局部

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帖》

金石书画皆以雄强为第一。有人谓雄强即有气势，此不尽然。

如黄山谷之字，剑拔弩张，可称雄强乎？《急就章》含蓄丰润，可谓不雄强乎？实则黄字骨多肉少，内蕴单薄，其心胸在柳公权之下，不能算雄强。

雄强者，是内健，是生命力长久，比不垮。书法中，钟、张属雄强，雄强之反面是纤弱，一比就垮。

学写字既要学雄强一路的，也要学浑涵的，既要学粗笔的，也要学细笔的。如果全学豪放一路，则将失之于野。

一幅书法有整体之妙。整体之妙在于。

初学书法绘画，重在大方，格局要高，好坏尚在其次。

字总要写得开展，要大方、华贵。只要悟通一种方法，即可以随便写都成。

 

八大山人 《题画》

八大山人《安晚册》局部

八大山人、石涛的书法好，根源在其胸襟开畅。与他比较，颜、柳、欧、苏、黄、米、蔡人是羁绊太大，即有佛家所谓“障”——名利障，各种障。

书与画，无论结体、用笔都要独特，要变化莫测，使人不可见其端倪。

写字需通六书。通六书则了解造字原料，可以把字抖得散，挼得拢，如以面做包子，可随意拿捏。能有组织五千字的功夫就了不得了。不能死抱住别人的字体，要能自己造形。

少时听陈步鸾先生言：写字是素养之一项，写字是习静。人一天动多时，要能静，写字虽也是动，然动中有静。长期写字，能变化人之气质而不自知。

颜真卿 《 刘中使帖》

中锋，是笔毫直。即使笔管倒着，只要毫还是直的，也是中锋。

侧锋，是笔毫偏。即使笔管是直的，只要毫是偏的，也是侧锋。

过去论书法的人讲，某书家写的字对日观之，中心有一黑线，便是中锋用笔的典范，这是无稽之谈。

王珣《伯远帖》

书法用凿笔倒锋向外行，运笔如刀，近人书法常如此。余见于右任、谢无量、马一浮写字都是如此。

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亦言其意耳，欲寻模范，仍当于汉分中求之。

常人写楷书慢，写草书快，其实要楷书写得快，草书写得慢，要达此境很难。草书行笔应裹行，不得直来直去。

写楷如写草，写草如写真。楷是楷模，本篆书而来。楷书，不能只就唐说，隶书、八分书也是楷。

颜真卿《自书告身贴》

写行书要慢笔多，快笔少。

邓石如书法功力虽深，但缺少天趣，多技术性，缺艺术性。

伊秉绶《郙阁颂》，气度大，乍一看会觉得不好看，这是其美内蕴。一般的人写字，用笔总是躲躲藏藏，他写来笔笔丢伸，无一点取巧处

画画亦需如此，要解磅礴，大气盘旋，不去着重细部才好。

何子贞以篆笔写隶书，很好。

伊秉绶 《节录汉书郊祀志》

学字学画都不能但求形似。何子贞写的《张迁碑》、《石门颂》，都不是《张迁》、《石门》本来的样子。这一点可以启发学画的人。

清杨岘山写《礼器碑》得其神，入化境。

杨岘山 《隶书临西狭颂》

吴昌硕隶书有天趣。

近世书家中学北魏碑的，公孙长子是第一人，此人有才气，富收藏，成就在赵之谦之上。

郑孝胥、丰子恺、于右任、谭延闿之书法，均属第一，然就中较之，郑为最，丰次之，于、谭最后。盖郑、丰写来若漫不经意，似儿童；于字气势大，难点多。

好的书法，应若佛祖，见之使人生恭敬之心而不觉可畏。只是气势大，则若睹大官，只见其容仪威严，尚看不出他的德。

我们常叹道：“啊！这树多大！这山多大！”而从不说“这天多大”，“这地多大”。以其乃真大，而人遂不觉其大也。于德于艺均如此，使人不觉其大者乃真大。

郑孝胥节录文雕龙》

学习书法，选好一种范本要长期写，甚至写一辈子，以此为自己一生书法的骨干。此外再兼收并蓄其他作品的好处。用来丰富这一种。但不能仅注目于碑帖，殷周铜器、秦权量诏板、汉砖石瓦当文字皆宜究心取法。

写字应以古人某一种书体为基础，写熟之后，再写其他。写其他也是为了丰富这一种。如盲目临帖，见异思迁，不过白白浪费精力罢了。

写字要一种一种写上手，对其结构、点画、笔法都了解了，再放下另学一种。

要写好，总需从篆隶下功夫。“写字容易识字难”，要认得字，要懂得一般的文字学。

吴昌硕《石鼓文》

石鼓文讲疏密布白，小篆讲停匀安排。

写隶书者未能进入能欣赏殷周金文、秦汉砖瓦石刻文字的境界，谈不上高格。

李斯所书权量诏板，格调较汉人为高。

学书法可汉简中受到启发。汉简境界高，首先是朴素，所以就高了。

写汉隶可变一下，变为篆体；也可用篆笔写隶书。

书法以秦、汉为最高。西汉高于东汉。从前我喜欢二王书，现在则不甚入眼。

汉以“言文书制”取士，故善书者众，前人云“二王后无书”，实则二王比起汉人已薄弱了。

祀山公山碑

我对《祀三公山碑》、《吴发神谶碑、秦权量诏板用功三十年。《三公山》、《天发神谶》实为中国书史上的两支雄笔。其中尤以《三公山》气度大，写得满不在乎。

写隶书须笔势滚动运行，谓之捻笔，须此法方得一波三折之旨。隶书源乎篆而异于楷，篆楷之间，隶书更近于篆，其笔顺先后亦与楷书不同而更似篆书，因此，习隶书不从篆书入手，终难得高古之意，此理知者盖寡。

蔡邕《篆势》、卫衡《隶势》，鲍照《飞白书势铭》讲书法之结构、变化、气势，极尽其能事，习书画者须熟读之。

不是所有的汉碑都好，如果书法少变化，无趣味，虽汉碑亦未必佳。

书法当然是汉魏六朝好，那是兴盛时代，隋唐是余波，逊一了。

学古碑石文字在于体会古碑精神，《张迁碑》等汉隶，何子贞都临过八十次、一百次以上，他的心得都在此临本里面，我向何子贞学，等于跟他合作，他学的帮我学了，我少走许多路。

李白《上阳台帖》

李白所书《上阳台帖》，落名“太白”，写得近似“大二日”，很象“大大白‘，很有启发性。术品须偶一望易生错觉方有趣。若用此笔法画山水、花鸟，是为最高格。

北魏碑原本皆工整。我们学它，取“锋利”二字足矣，不必亦步一趋，不必模拟外貌。善学者，要反其道而行之，彼字形短，我则长，彼长我则短。彼是正楷，我临成行书，如此之类。

学字最低应写六朝墓志。

《爨龙颜碑》如浑金璞玉，然又精丽高峻。下笔如昆刀切玉，但见浑遒；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血脉源于《杨淮表记》、《石门颂》，于浑厚生动中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极则。昔人称李斯篆书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移以形此碑。

张猛龙碑

《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雄强无匹，颇带质拙。

《张猛龙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美善；结构之长短俯仰，各随其体，隶楷极则，精丽精能。

《天发神谶碑》师王莽《嘉量铭》，奇伟惊世。

《方碑》丰茂凝整，为朱登所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

古代讲“虫书”是说字写得象虫纹，象蚕、蛇。陆机的《平复帖》写来如饥蚕昂首、蚯蚓钻泥，这是以画法入书法，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无一点着象。

陆机 《平复帖》

古往今来多少名人都是“因缘际会”而生，因为有几个人喜欢而捧起来的。兰亭序》也无甚大了不得处，你临过去，我临过来，皇帝又派人去偷，于是名声大噪。讲写字，一说就是二王、钟、张，难道历史除了二王钟张就没人了么？

凡小楷，均须于朴实中寓风韵。晋人小楷只是古朴而无风韵，若以之题画，需稍加改变，增其妍丽乃可。晋人书体及后来之正楷被称为“公文书”，是比较古板的。

学王字容易落入俗套。谢无量善学，他先写二王，再加上《千秋亭》笔意，则自成一家风貌。

古人讲执笔用“拨灯法”，即用笔如拨灯芯一般。有人讲成以腿拨马镫，则非矣，拨灯用指，写小楷就靠指法。王羲之善小楷，当用此法。

王羲之《黄庭经》

写小楷讲风致，风致在笔姿上体现。

中锋取质，侧锋取妍。王羲之用的是侧锋，因而王书妍美。王羲之的字雄强妍丽，多侧锋。

《澄心堂帖》中有王羲之书《戒酒帖》，笔画粗者绝粗，细者如游丝，写得最好，临几十次也临不象的。

学一种碑，只需学它某一个优点就够了。如隋碑，可学其开展明朗。颜鲁公学汉碑最用功，可从颜书中去认识汉碑，也可以颜书作桥梁去学习汉碑。一般写写手熟，柳字及历代写得好的都可以。

柳公权《神策碑》

颜、柳、欧功力都很深。颜鲁公日书万字，写真书不界格而分毫不差，然则意趣却薄弱了。

苏东坡的书法好，但初一看，似乎看不出好来。不潜体味就看不出的美，乃是真美。天地日月给予人无限好处，人日受之而不觉其好，反倒时时在抱怨，怨热怨冷，怨晴怨雨，其实没有四时冷热，又能有人？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才是真美。

宋人黄山谷、米芾、蔡襄的字，都还在受法的束缚，无器宇，无启发人处。苏东坡认真写成的字也是如此。

李建中《西台题杨凝式风子题壁字》诗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到寺一回看。”

第一句说笔势如霜天枯树，第二句说墨润，第四句说看一次有一次体会。最好的艺术品都令人百看不厌，因其内蕴无穷，启发人的智慧也无穷，看一次受一次启发。

李建中《土母帖》

写瘦金书要在褚遂良上用过功，才知其来源。

书法离帖、画法离谱，洵非易事。明人书法直是门外汉。文、沈、仇、唐全未懂书法三味，只一味中锋。到明末，青藤、白阳中、侧并用，方始有变。

馆阁体书法是官书，是奴才对主子用的，必须写得恭而敬之。人皆有奴性，学艺术就是要求去掉奴性。我认为馆阁体书法是不必学的。

写字作画均须事先胸有成竹，然后下笔无滞。清乾隆帝常能书自负，游江南时，灵僧众求御书“灵隐寺”三字，跪列阶下，肃静异常。

乾隆不假思索，提笔便写，才写“雨”头已占一半，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纪晓岚在旁，于手心书“云”字示意，乾隆方改写为“云隐寺”，纪于一旁急命僧众谢御赐寺名“云隐”之恩，这才下了台。大抵自命不凡妄胆大者，总是坏事。

王铎《诗稿》

从古代的帖到现在的书法选本，大都选得不好，都是帝王喜欢的东西，后人也人云亦云地凑热闹。现在来选古代书法作品，要用功重新去“发现”。

唐人功力深。如颜鲁公日书一万字，虽长文，前后字体亦相一致，然功力虽深，意味不及汉人。但康有为说得唐人一无是处，是一种偏激的看法。初学书者写褚、薛，是通过他们往上溯。只看古人好是复古，说古人都不好是极端。

 

1、欧楷没有真正的悬针竖。

这和欧楷的风格特征有关。因为欧楷的结构总体偏长。如果总是大量的使用悬针竖，就好比一个瘦高个的人，再穿一双高跟鞋，太过瘦长一样。这里面蕴含着书法美学的原理。

2、欧楷的结构在于险绝。

用欧楷结构写颜楷，可以！启功就是这么干的；用颜楷结构写欧楷，绝对不可以！这是很多初学欧楷的人常犯的毛病。

3、欧楷字的中心偏左，然后向右拓展。

具体说，欧楷结构中宫紧凑，向外拓展。大多数字的重心偏向竖中线的左边，由某一笔画向右伸展，使整个字的重心趋于平稳，这是欧楷字的重要特征，不可不知。因此，写欧楷一定要准每个字中线。

4、欧楷长横绝对不能写平，也就是说要抗肩。

因为欧体字的横划大都是左轻右重，如果写成水平势，便有右边往下沉的感觉，整个字的重心就不稳了。另外，长横不能有弯曲的弧度，这一点上，田蕴章、田英章做的有点儿不好。

5、戈勾出锋方向为右上

横折中的竖，里面的外沿线尽量取直势，不可太斜，右部的外沿线则为斜势。

6、注意欧楷与隶书、行书的联系。

竖完勾出勾取法隶书。“户”上的点变横取法隶书。“是”下面的短横变为撇点（或者说是左尖横）、“必”的三点、三点水、“交”的点和撇变成横撇等等是取法行书。

7、欧体之美不在端正。

敢于造险，善于破险，互相补救，互相揖让。

8、竖勾出勾时一定要平势，且勾要短小含蓄，取法北碑。

含蓄是书法美学的最高原则，一定要知道。

9、《九成宫》的笔法以方笔为主，兼用圆笔。

横法一改其《化度寺》两头重、中间轻的写法，以左轻右重、方起圆收为主要特征。撇捺吸收隶意，竖弯勾采用隶书燕尾写法，显得遒劲而飘逸。竖勾和折法多用方笔，取北碑笔意，但方中微带圆，显得既方劲又浑厚。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一、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又一批大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才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二、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允许他在洛阳开府——策府。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在以前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行。《剑桥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得力助手马周死，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徴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卷一○五《褚遂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对着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来的则天皇帝），在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三、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禇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四、早期作品

阮元《南北书派论调》里有一句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这是入木三分的见解。

褚遂良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作品，由于文献的缺乏，法确知。但是，即使现在留下的只是他的无数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足以见出他的才气与风采了。

这里所要分析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指他的风格而言，而不是指他的年龄而言。他的最早传世作品，就是《伊阙佛龛碑》）。它是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褚遂良四十五岁时所书，碑文为岑文本所撰。这是魏王李泰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所立。能为长孙皇后书碑，可见褚遂良在唐代初期的书法界中，地位是何等的高了。

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它与碑一，都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两者功用同，在创作时却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性格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摩崖书法所具有的魅力，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以及《开通褒斜道刻石》，它们的大度、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著名的“龙门造像题记”以及在山东平度县青杨东北的天柱山摩崖石刻，其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都可以视为典型的摩崖书风。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美的延续。

《伊阙佛龛碑》刻在洛阳门石窟的宾阳洞内。宾阳洞位于龙门山的部，南北中三洞并连，中洞于北魏景明元年（500）着手凿削。这个浩大的工程动员了八十万人，历时二十四年，在正光四年（523）完成。洞壁上刻有本尊释迎牟尼和两胁菩萨，天井雕有莲花宝盖以及飘逸的十人伎乐供养天人像，另外，洞口内壁有“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等四种大型浮雕。宾阳洞的南洞与北洞在北魏时开始营造，唐初完成，《伊阙佛龛碑》就刻于此时。它与北魏雕像的秀骨清像之风极为吻合。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到南北朝文学的差别时说：“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引申到书法之中，褚遂良的这个《伊阙佛龛碑》，正是重气质之表现的，而不是他晚年的“清绮”之美。

清人姚鼐《愚诗序》中论到文艺之美的两种倾向时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果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焉，如凭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逸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如果说，褚遂良后期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的话，如清风、如朗月、如舞女；那么，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是一种阳刚之美，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浩乎沛乎，刚健辉光。欧阳修《集古录》中也说此碑“字画尤奇伟”。清人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中令晚岁以幽深超俊胜，此其早岁书，专取古淡，与《孟敬素》用意正同。”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则以为：“龙门《佛龛碑》，则宽博俊伟。”上述各论无不是注目于他的雄伟俊逸上面。

这是一种来自北朝书法风格的美。他在线条之中，没有后来的那种飘逸、轻妙，而是庄严，仿佛含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表现着一种超迈的、斩截的、充沛的、威严的境界。他被称作北朝书风的大师，但与北朝书风又不尽相同。北朝碑刻更多是出自于无意识的流露，因而难免粗糙。褚遂良却加入了文人气质。他那宽泛而稳妥的节奏，他的线条中具有的柔和、深沉、细腻的律动，他的立意准确而并不夸张地在讲究着典雅，却又超脱于前者。在满足了所要表现的美的条件的同时，也适应了人们对典雅与然所具有的那种矛盾而神秘的喜爱。

再看他的《孟法师碑》。全是《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642）五月立。岑文本撰文，原石久佚，传世有清临川李宗瀚藏唐拓本。

从骨力刚健的角度上来说，它与《伊阙佛龛碑》有相同、也明显地有不同的地方。他平直的用笔有了曲线，字势力求开张，隶意虽有，却更内敛，横画的俯仰起伏与竖画的努势，已经开创了后来成熟时期书风的最为鲜明的特色。可以说，这是禇遂良书法艺术变法的开始：他在有意识地融汇各家之长，在古法与新态、用笔的方与圆、笔画的曲与直之间寻求着自家风格。李宗瀚的题跋所指出的，正是这一点：“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馀，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早年极用意书。”换言之，他对古典书法所具备的单纯之美、静穆之美，以及冷静的理性精神，已经有所偏离，而走更自由的表现。

五、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着与实践着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在清乾隆皇帝所宝爱的八本《兰亭序》摹本中，至少有两件是归于褚遂良名下的。从摹本来看，这是他成熟期的作品。他一方面想把自己纳入到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却仍然顽强地露出他自己的趣味。他自己的笔意和王羲之的字形在同一件作品中交相出现，轮流居于主导地位。这引起了宋人米芾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在摹本上再三作跋：“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秋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鶱，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仙也。”像这样的评价古代书家，在米芾那里，除了褚良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的。米芾还进一步分析说：“至于‘永和’字，合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

的确，褚遂良的这个摹本，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的“意临”部分，即属于褚遂良个人的审美趣味时常在其中闪现，有时甚至占了上风，充分地体现自己的笔法与意态。王世贞也看出了这一点：“书法翩翩逸秀，点画之间有异趣。”此帖血脉流畅，神采飞扬，堪称褚遂良学习王羲之最为优秀的一件作品。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着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六、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禇遂良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禇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折……，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禇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著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褚遂良成熟的风格，应以《房玄龄碑》的出现为标。此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傅上柱国大尉并州都□□□□□□□》，亦称《房梁公碑》。贞观二十回年七月立，三十六行，行约八十一字，原碑额阳文篆书“大唐故左仆射上信国太尉梁文昭公碑”十六字。碑在陕西昭陵。

左仆射房玄龄死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而贞观只有二十三年，所以此碑当立于公元648—649年之间，褚遂良五十二三岁。这时他的书风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不仅与《伊阙佛龛碑》不同，就是与《孟法师碑》大不一样。最明显的，横画已有左低右高的俯仰，竖画的努笔也明显地有向内凹而呈背势；隶书似的捺脚仍然存在，却增了行书用笔，字势显得极为活泼。褚遂良书法中特有的婉媚多姿在此时已经定型，并进一步走向成熟，便是以此碑为标志的。

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慈恩圣教序记》及此最其用意书，飞动沉着，看似离纸一寸，实乃入木七分，而此碑构法尤精熟。”的确，无论是从用笔上还是从结构上来看，这都是褚遂良独出心裁的创造。每一点、一线、一笔，都注入了十足的精神。所以郭尚先又以为“中令书此最明丽而骨法却遒峻”。

他那细劲的线条，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表现朴厚，而是在朴质刚劲之后提炼出来的优美与洒脱。他甚至为了追求美而简化字面上的东西，把细节删减，以使重要特征格外显著。例如在《雁塔圣教序》中，他便保留并强调了粗壮有力的捺脚，以与其他细劲的笔画作鲜明的对比，而愈发显得笔势的壮硕与酣畅。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却显然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只取其瘦劲，而忽视了他的丰腴一面，而使丰富的表现力丧失殆尽。所以，在窦臮《述书赋》中说褚遂良的书法“浇漓后学”，正在于此。

他的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当属《雁塔圣教序》，共有两块，立于永徽四年（653）。《序》书于十月，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撰文；《记》书于十二月，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李治撰文。褚遂良时年五十八岁。仅从两位皇帝亲自撰文这一点来看，褚遂良所具备的政治地位，该是无与伦比的了。

杜甫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这种“瘦硬通神”的审美趣味。它的线条虽然与隶书的丰厚不一样，但是，这却是褚遂良作品中隶书笔意最为浓厚的一件作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敏锐地指出这一点：“……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他的用笔正是摒除了一切冗繁，而留下精华，在细劲中体现凛凛的风骨。

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可以看作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钟繇、王羲之那微扁的带有明显隶书体的楷书；到北魏时期对楷书做出各种探索的绰约多姿；再到欧阳询对楷书做出的结构方面的贡献，与虞世南楷书中表现一种来自南方传统的文化品味；一直到褚遂良，从早年的稚拙方正脱化而出，然后进入用笔之美的深层，在表现他的华美笔意的同时，又恰当地渗入隶书笔意，表现其高古意味，这是褚遂良在楷书中最为突出的贡献。《雁塔圣教序》是他最为得意与最为精心之作，因而也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

还有两件墨迹也颇能体现褚遂良的优美风格。一是《宽赞》。这件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墨迹，对唐太宗李世民之“民”字，以及唐高宗李治之“治”字，皆不避讳。陈垣《史讳举例》研究，唐代书法中避讳缺笔的，最早见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时褚遂良已死去六七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褚遂良不避皇帝名讳，亦属正常。宋赵孟坚跋：“此《倪宽赞》与《房碑记序》用笔同，晚年书也。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容夷婉畅”，是这个帖的最大特色。明人王偁《虚舟集》评此帖说：“其自书乃独得右军之微意，评者谓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变化开合，一本军。其诸帖中《西升经》是学《黄庭》，《度人经》学《洛神》，《阴符》学《画像》。《湖州独孤府君碑》、《越州右军祠记》、《同州雁塔两圣教序记》是其自家之法。传《兰亭》诸本亦与率更不类，盖亦多出自家机轴故也。今永新文邓仲经甫所藏《倪宽赞》正与《兰亭》、《圣教序记》诸帖相似，笔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刚，至于三过三折之妙，时加之意，诚褚法也！”文中所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三过三折之妙”，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优美的褚遂良书风。

在横画上，褚遂良已经开启了颜真卿楷书的横画的处理方式，即起笔颇重，再提笔轻过，然后结尾时又顿笔收锋：甚至他的钩也给了颜真卿以灵感，在稍稍一顿的瞬间，再轻轻提出。颜真卿被后人称为能够变法出新貌。实际上，唐代楷书的变法始于褚遂良。

另一件是《大字阴符经》。据说褚遂良奉旨书写《阴符经》，有一百九十卷之多。除《小字阴符经》（刻帖）之外，是这一弥足珍贵的纸本墨迹了，楷书九十六行，有四百六十一字。上铃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在帖的背面，有南唐升元四年（939）邵周重装、王□复校题字。从这点上来说，它至少在南唐以前就存在了（参看徐无闻《褚遂良书法试论》一文，载于《书法》杂志1983年第六期）。

认为它是伪作的人，其佐证是褚遂良署款为“起居郎”。那时他的书风应该是《伊阙佛龛铭》一路的，而不是晚年《雁塔圣教序》式的。作伪者只知道褚遂良做过“起居郎”而不知其他。在《雁塔圣教序》中，褚遂良明明地写着“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这样一系列官衔，作伪者为什么偏要署“起居郎”呢？

认为它是真迹的人则以为，褚书的全部特色都现在其中，同时也最能代表格遂良的风格。沈尹默便力主其真。他的《褚登善书、〈阴符经〉真迹》以及《再跋褚书大字〈阴符经〉》两文中，则将时间限定为贞观十年至十五年（636—641）之间：“其字体笔势亦与《伊阙》为近。《伊阙》既经模拓，笔画遂益峻整，少飞翔之致，杂有刀痕，故尔褚公楷书真迹传世者，唯此与《倪宽赞》两种。”的确，从字势扁平开阔上来说，《大字阴符经》与《伊阙佛龛铭》有着极为相同的地方；更重要的在于，石刻书法从来就与墨迹书法有着不同的地方。

对于《大字阴符经》来说，仍然真伪难辨：一方，世称《大字阴符经》为赝作；而另一方面，则又确信它的确代表了褚遂良的书风！如果不是褚遂良的作品，那又是谁的呢？谁又能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平？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着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七、“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 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

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