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众多书画家中，赵孟頫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作为宋代皇室宗亲，赵孟頫在南宋灭亡后应诏入元廷为官，后人因赵丧失节操仕元而对其艺术成就毁誉参半。赵孟頫历经元朝的五位皇帝，官拜从一品，声名显赫，名满四海，在这富贵尊荣的背后却充满着苦涩，从他四度做官又四度回乡归隐中，足见其内心的煎熬和矛盾。

赵孟頫《洛神赋》局部

元朝官职最高的“南人”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鸥波，又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与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元史·赵孟頫传》记载：“赵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由此看来，赵孟頫不仅出身显贵，具有皇家血统，而且聪明伶俐，博闻强记。

赵孟頫的父亲在南宋度宗时为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属于省部级一类高官，善诗文，富收藏。赵孟頫的童年生活应该过得比较优裕，又有很好的家庭文化熏陶。赵孟頫的堂兄赵孟坚以诗书画著称，另一位堂兄孟淳所画墨竹最为逼真。自小浸淫于艺术之中的赵孟頫5岁开始学书，青年时代即以诗书画而名贯江南。赵家子女众多，赵母丘氏是偏房，在家中地位不高，赵孟頫小时候与父亲相处不多，粗通文墨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幸的是，赵孟頫12岁时，父亲在临安(今杭州)去世，家境开始困难起来。两年后，他以父荫补官，经过吏部选拔后，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户参军。14岁就吃上了皇粮，有了公务员身份的赵孟頫似乎有了光明灿烂的前途。然而此时蒙宋之间战事频繁，南宋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末路之中。1276年蒙古军队直取南宋都城临安，面对国破家衰，在南宋为官九年，时年23岁的赵孟頫弃职而去，回到吴兴老家闲居，并向当时著名画家钱选学习画法。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命人“行台江南，且求遗逸”。时任吏部尚书的夹谷推举身为“吴兴八俊”之一的赵孟頫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元初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把民众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人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汉人与南人被歧视，造成了民族矛盾尖锐，蒙古族“蛮夷”政权被诸多汉族文人雅士所不齿，作为南宋遗民“南人”的赵孟頫背负着国仇家恨，他宁愿“含英在林中”，埋没满腹才华，也不愿在元朝为官，于是婉言谢绝了夹谷的推荐。

一晃过了十年，生活维艰的赵孟頫一面结交四方名士，一面潜心修学，艺术造诣不断精进，声名远播于朝廷。母亲丘夫人不甘心儿子无所事事闲居家中，曾教导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再次命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下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转入天台山，最终“为元所获”。此时的赵孟頫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从他的诗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中可以看出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江南的不满;另一方面在无力改变元朝统治现实的情况下，也希望用自己所学知识“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半推半就之中与程钜夫搜罗的其他才俊赴大都任职。

《元史》载：“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元世祖招募赵孟頫，本来看重的是他的前朝皇室身份，作为前朝遗民服侍新朝的领头羊，其政治上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同时也是元统治者显示开明，笼络汉族士人的一种手段。出身高贵、相貌英俊的赵孟頫一出场，就赢得元世祖的好感，看来元世祖也是以貌取人，欣赏赵孟頫这种才貌和气质俱佳的帅哥。

两年后，35岁的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的兵部侍郎。同年，回乡和27岁的管道升结为秦晋之好。此后30年，赵孟頫的仕途较为顺利。37岁时迁为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39岁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46岁在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上长达十年。武宗朝时，58岁的赵孟頫升任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妻子管道升被封为吴兴郡夫人。元仁宗即位后恢复科举制度，任用“汉人”和“南人”做中书的官，广罗人才，他非常器重赵孟頫，把他比作唐朝的李白和宋朝的苏东坡。延佑三年(1316年)，63岁的赵孟頫任翰林院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拜从一品，与程钜夫一同成为元朝官职最高的两个“南人”。

至此，赵孟頫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赵孟頫《胆巴碑》局部

书画同法

在朝代更迭的特殊历史时期，赵孟頫以宋宗室后裔仕元的行为一直受到非议。甚至在他身后七百年，他的声誉一直受到损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子因为鄙视赵孟頫的为人而对他的艺术成就也一再贬低和忽视。虽然赵孟頫尊荣无比，可是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却伴随着他的一生。儒家经典读得多了，忘不了春秋大义，内心里充满了矛盾。他十分清楚在蒙元官制体制下，自己做官只能是一个闲官，政治上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为了削减仕元的负罪感，摆脱内心痛苦，赵孟頫寄情于山水绘画和书法艺术。在应诏入京的前十年时间，赵孟頫在中国北方各地游历，收集大量唐宋时期手卷。大德三年(1299年)，赵孟頫任江浙儒学提举，这是一个闲散而又有利于促进文化教育的官职，官署在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借公务之便，赵孟頫广泛结交四方学子，谈艺论道。在遵从古意的同时，注重推陈出新。

《元史》是这样评价赵孟頫的：“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博学多才的赵孟頫不仅“文词高古”，而且“书画绝伦”，是位十分全面的艺术家。宋人作画恪守规范，元人作画力求轻松自如，元代取消了五代、两宋的画院制度，因而元代文人画占据画坛的主要位置。赵孟頫的绘画在广泛吸收五代、北宋山水画成就的基础上开宗立派，以山水、花鸟、竹石、梅兰等为主要题材，工笔、写意、青绿、水墨无所不精。他强调绘画中要有“古意”和“士气”，突出其文学性和水墨的运用，重视诗、书、画三者的融合效果，注重以自然景物抒发画家的主观意趣。他画的梅竹具有清新的意境，高雅的感觉。他画的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他画石用笔轻拂，精美绝伦。

赵孟頫把绘画和各种书法融会贯通，创造了自己的风格，跨越了时代，直逼唐人，是文人画派的一代宗师，对整个元代画坛有重要影响。“简率”是元画的独特之处，此风由赵孟頫为开端，其代表作《幼舆丘壑图》《鹊花秋色图》，画面层次分明，虚实相生，笔法潇洒清逸。他的“书画同法”绘画理论对明清文人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

由于赵孟頫的天资和勤奋，他取得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最为杰出的成就。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念上，他以得晋唐面目为尚，以技法精熟为美。赵孟頫毕生就是以临习古帖为学书宗旨，能在继承传统上下功夫，从中求得笔法和字形。元人虞集对赵孟頫的书法有较为准确的评价：“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

而他传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楷书。因为书风遒媚、秀逸，结构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唐以后只有赵孟頫的楷书可以和唐代楷书并称“颜、柳、欧、赵”四大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赵孟頫楷书有《胆巴碑》《妙严寺记》《卫淑媛墓志》《太平兴国禅寺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赵孟頫吸收众家之长，参以自己的笔意，写出了柔中带刚，端庄秀美大方，独具风采的楷书。赵体楷书外貌秀媚圆润，娴雅清丽而筋骨内涵;间架方正谨严;笔画呼应紧密，雍容遒丽，凝练而不轻佻，存独特风骨于肥厚之中;笔意自然，圆秀流动而极富韵味，深受六朝北魏碑刻的影响。

赵孟頫存世的行草数量也非常多，如《归去来辞》《赤壁二赋》《绝交书》《纨扇赋》等。这些作品或行中带草，或行草相间，都写得端庄流利，遒劲沉着，刚柔相济，用笔珠圆玉润，婉转流美，气韵潇潇，神采飘逸，于优雅的风度中蕴含劲健的骨力，可谓尽得魏晋风流，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显示出一代书法宗师的深厚功力，艺术水平为唐宋以来第一家。明代董其昌对赵孟頫的书法十分推崇，评价为“直接晋人”。赵孟頫把书法的阴柔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比之于晋书的韵致，唐楷的严正和宋书的纵逸，别具一格。在粗狂的元代历史画卷上，犹如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焕发着江南的秀美。

赵体用笔平顺，大小均匀，易学且实用，将文字书写的艺术性同实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正是赵孟頫对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贡献。蒙古大汗用铁骑征服了南宋，宋皇室贵胄赵孟頫以优秀的汉文化艺术征服了大汗的子孙，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氏一门人才济济，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也是一位著名书画家、女词人。子赵雍、赵奕，孙赵麟、赵凤都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元仁宗曾命赵孟頫、管道升、赵雍各书《千字文》，并将三段书迹装裱为卷轴，“命藏之秘阁，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赵氏一门三竹图》也成为这一书画世家的一段佳话。夫人管道升深知赵孟頫的内心痛苦，为排解苦闷，两人不仅用诗文相唱和，借书画慰藉精神，还曾同拜高僧为师，从佛教教义中寻求解脱。延佑六年(1319年)，相濡以沫的夫人管道升病逝，深受打击的赵孟頫多次上疏请求辞归。回到吴兴后再也没有北上，直至69岁无疾而终。元英宗追封他为魏国公，谥号“文敏”。

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像汉字一样，最终发展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这足以显示出中国书法的强大生命力。

那么，中国书法生命力到底来源于哪里?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变化。没有“变”，就无法诠释“篆、隶、楷、行、草”诸体之演进历史;没有“化”，更无法理解万变不离其宗的书法魅力。

从创作实践上看，需要变。书圣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反复出现几十次的“之”字，却无一雷同，可谓变化莫测，风致别然。思想的温度决定书法的变化。历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书法家，例如隋唐时期的欧阳询、颜真卿、张旭，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无一不是在书法的风格和形式上进行着不懈的创新与变革的勇士，并坚定地走出了一条既属于时代，又融入鲜明个性的路子，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里程碑式的不朽篇章。

从创作理念上看，需要变。考察中国书法的历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上下五千年，能立足于书坛的无一不是其个性风格独树一帜使然。盛唐“王书”一统天下，被视为正宗，而“张颠、素狂”一说也出现了。这一说法，说明其影响之广、特点之巨，但也说明出现之初人们对其评价的略带贬义。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狂草书派终于确立了其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一度褒贬兼有的“张颠、素狂”之说不但没有了贬义，反而成为对狂草至上的评语。

从书法家的发展上看，更需要变。康有为在书法上的求“变”思想颇具代表性。他在《原书》中说：“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汉字诸体的形成与发展期以魏晋为分水岭，之后，中国书法风格流派的“变化”才呈百舸争流之势。

总而言之，师古而不泥，乃书者之上品;出泥而不染，乃法家之大德。

一般情况下，师古而不泥的创新冲动会不由自主地渐渐体现在手感、书感、情感的下意识之中。独创阶段不是一个在意识层面与以往截然分开的阶段，而是创新冲动自始至终潜隐在气质深处，千呼万唤，千锤百炼，润物细无声的阶段。书法会渗透在人的灵魂当中，书法精神会在书法家身上体现出来。书法是有灵魂的，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名帖的时候，感觉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联想到书法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联想到书法家本人的人文素养和创作状态，能够捕捉到他很活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书法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书法家生命的记录。如果只是模仿他的字体，而不研究他书写时的心情以及他背后人文的东西，即便你写得再像，也是肤浅和表象的，并没有走进书法家的内心，也不会找到书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书法之生生不息，其原因惟在于此。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汉字是书法的载体。

汉字，承载着文明的曙光，从远古走来。它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穿越了漫漫长夜，走到了我们面前。汉字五千年了，它依然年轻，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原始基因，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

(一)

汉字起源于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字，日月山水，花鸟鱼虫，莫不如此。汉字发展的独特路径，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

书写，是汉字的艺术实践过程，是人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使汉字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汉字之所以是现在的形态，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成，集中体现了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堂堂正正，大大方方，不亢不卑，亭亭玉立。可见，谐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谐调性是核心，只有谐调才能实现整体性与稳定性。人们天天面对汉字，为什么百看不厌?就因为汉字造型美观，结体和谐，赏心悦目，散发着美的气息。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成为艺术，恰恰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

唐代楷书字帖欧阳询《皇甫诞碑》宋拓高清局部

(二)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

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莫过于王羲之。王羲之的行书，形质坚毅，神采俊朗，洒脱飘逸，行云流水，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1700年过去了，后人依然难以望其项背。

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当然，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名教溃烂、政治动荡、豪强专制，士人不再倾心仕途，反而有意疏离权力，“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摆脱了名教束缚，士人狷介，清高去俗，“竹林七贤”是也!

所谓“魏晋风度”，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与道逍遥”的精神风度，淡泊世俗名利，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就是自然之“人”的自觉，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所谓“风骨”，就是不傍不倚、不趋不鹜的独立与自由。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汉字结体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什么风气?清爽洒脱之风也!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是何等的雅兴!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酒意微醺，一挥而就，《兰亭序》竟成千古绝笔。

《兰亭序》真迹不知所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兰亭序》是他人的临本、摹本或刻本，难免顾盼做作，不见“爽爽”之风。《兰亭序》消失了，《圣教序》为后人集字而成，多少为我们留住了王羲之行书的神韵：率意而为，爽朗通脱，点画之间，流溢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风度。

北宋拓《唐集王圣教序》局部

(三)

时间来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痴迷于王羲之的书法。但是，技法易学，风骨难追，况且，时代变了，产生王书的精神气候不再，那种“与道逍遥”的隐逸高蹈已随风而去。

唐代有唐代的使命。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是的，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楷书和草书为代表。楷书和草书，唐人不让古人，直达巅峰。看颜真卿的楷书，巍巍乎，磅礴伟岸，高山仰止，一个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丰腴饱满，胸襟气度，自信从容。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为代表，承续了二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书风大变，出现了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至此，可以说，唐人似乎穷尽了楷书的结体法度与风格形态。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内擫遒劲与外拓雄放的高度，成为楷书的标本，后人难以企及。

张旭与怀素，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二王”亦步亦趋的拘泥，推开细腻古雅的清韵，倾一腔之热血，笔墨似从天上来，纵笔千里不复回。草书，直接变成了个人情感的抒发，墨随心舞，笔共意扬，挥毫起风云，落墨泣鬼神，直把草书推到了“狂草”境地。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的浩叹，可见唐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度。实际上，这高度正是唐代的文化气量和精神气度所致。

隋唐时代，结束了四百年南北朝割据的小格局，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大局面。历史走到这里，天下归一，眼前一片开阔，历史气脉大畅，南北文化能量聚合，预示着开创辉煌时代的到来。天时如此。可以说，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思想开放、文化融合的时代，不仅儒道释并存，而且西域文化、外邦文化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什么是“盛唐气象”?说到底，就是大气量、大志向、大格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里看不到任何的精神禁锢与压抑，天生我材必有用!自信与豪情交响，热血与勇气激荡，热烈奔放的浪漫主义踏着历史节拍汹涌而来。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高清局部

(四)

宋代承续了唐代文化，但难以逾越唐人，尽管米芾喜穿唐服，性格粗放，人称“米颠”，但毕竟是唐风余韵。唐诗与宋词相比，唐诗血气方刚，浑朴苍茫;宋词亦不乏气势雄浑之作，但整体上达不到唐诗那样的饱满。在楷书上，几乎被唐人穷尽了法度与风格，宋人一时也找不到拓荒之处，于是在意态上自由发挥，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轼、黄庭坚等人把书法的法度先放置一边，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挫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人“尚意”。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显露个性，出新意于法度之外，但毕竟没有在法度上再创新格。

元明清还出现了许多书家，赵孟頫、鲜于枢、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都很有法度和功力，技法娴熟，点画到位，流利美观，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他们既没有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啸傲山林之精神气候，更没有唐代那开放浪漫宽博的精神环境，甚至没有北宋那浓厚的人文气氛。他们的书法，更多的是学习、综合、继承前人的法度，前人的法度已经成为传统，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他们亦步亦趋，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融入个人的些许情趣，体现出很好的文化修养与造诣。书法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清明，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精神被桎梏的时代，诗书仅仅剩下了诗书的形式，唯美而干瘪，形体虽在，生气难寻。

书法，好像就是写字，但绝不仅仅是写字。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的精神气象。如今，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在新的时代精神的灌注下，期待书法艺术缔造新的辉煌。

书法一词，日本称为书道，不管这一名词产生于何时，显然它是把文字的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指称。既然把书贯之于“法”和“道”，在这里“法”并非单指方法、法度，“道”也并非单指道理、门道。其实，凡有方法都是为了实现目的，如果只停留于对方法的研究，就很难达到所向往的目的，只有在忘掉了方法时，方法才具有意义，方法才会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铃木大拙说过：“佛教徒在给‘法’下定义的时候，一般将其解释成‘轨持’的意思。诚然，从语源上看确有其意，但是如果从佛教体验本身来看，法只能是无我。所谓‘轨持’云云，是学究们的空想，如此下去，佛教便会滑向经院之途。”为了避免使书法的研究走向形式化与表面化，我们应该知道“法”与“道”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本性。铃木大拙说：“以禅者之眼观之，‘法’与无我意义相同。”“无我不是概念上的意义，而是体验本身，因此是‘如是’。”无我是以否定的姿态在表述“法”，“如”则是以肯定的姿态直接表述体验本身的东西。如果使法的本意得到更大的发挥，“无我”、“如”还可以叫做“空”。然而，中国禅宗的伟大，在于它对“法”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它高扬了人人本有的“心”。印度把“法”称做“空”和“如”，中国则更进一步把它称做“心”。这样一来，使“空”和“如”具有了生命，使生命显示了本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心”是指“真心”，而不是“妄心”，因此“心”又是“无心”。“妄心”只是心的功用，“无心”才是心的本体。

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它之所以称作艺术，关键在于显示本性。形式只有具备了本性，才能成为活的生命。不见本性的作品，可以是书，而不必是“法”，可以是书，而不必是“道”。

禅宗以为“有念即有心，有心即乖道。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

艺术是借助于有心而体验无心，借助于物象而体验空性的一种自身体验。所谓“书法”、“书道”乃是借助于书而显示法与道，借助于点划而显示生机。

语言只可以大概地描述“法”，其实凡语言所描述的都不是它。“黄山”一词只对去过黄山，亲身体验过的人才有意义，对没有见到过黄山的人来说，“黄山”只是一个词。“书法”一词，只对见到书外之法的人才具有意义，对只见到书而见不到法的人来说，“书法”也只是一个无有意味的词。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说明书法一词的本意。研究书法的人，应该知道书外有法，书外有道，书外有性。这样，才会使得法的人知道去品尝什么，使不得法的人知道去追寻什么。如果只把“法”理解为“轨持”与“法度”，那就难免会误把置筌为得鱼，误把丝网当佳肴。

中国书法不应被束之高阁

日前在南京开幕的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处处体现着浓郁的中国风格：各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入场时所举引导牌上的中文，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管峻的书法作品;开幕式上的中国武术表演，表演者手持毛笔，表现出用中国书法书写汉字的雄浑神韵，令中外人士赞叹不已。掌声过后，一个老话题又在汉语教育界引发热议：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书法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是否还需要练习书法?

书法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通道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下来的历代书法名作数目繁多，代表着各个时期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名家书法作品也屡创天价。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众多，在这里设立有中国高校唯一的一个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钟情和喜爱中国书法的留学生聚集其中。该研究所所长朱天曙教授介绍说，中国的许多艺术形式都是从书法延伸出来的，如中国画、篆刻、碑帖等。所以，书法为留学生们提供了全面接触中国文化的钥匙。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受到众多外国人的青睐，有人甚至直接将二者画上等号。美国汉字书法教育学会主席屠新时主持的丹佛孔子课堂在海外推广中国书法十余年，他说，美国学生手握毛笔的那一刻，即开启了与中华文化沟通的通道。他的学生、科罗拉多大学生物专业的约罕娜在论文中写道：“学习中国书法的历史，使我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书写汉字，我由困惑变成一种愉悦、一种艺术欣赏，增加了学习中文的兴趣，为我开启了一道艺术之门。”

书法教育应该及时跟进

在互联网进入人们生活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中国人把写得一手漂亮字作为判断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准。带齐砚台、毛笔、墨去学校上书法课(那时叫大字课)是许多“50后”、“60后”和部分“70后”的童年美好回忆，从描红模子开始，到临写字帖，他们或多或少地实践和了解了中国书法。

随着键盘和鼠标替代纸笔，大多数“80后”、“90后”已经不习惯提笔写字了，不少人写出的字歪歪咧咧，没款没型。常见到挺秀气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写出的字却“惨不忍睹”，这是书法教育缺失的结果。

值得借鉴的是，日本中小学均开设书法课，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书法，到初中毕业，6年时间足以打下坚实的书法基础知识和技法。竞聘小学教师，书法是必考的科目。除了学校的书法基础教育，日本遍布各地的书法教室也给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李禄兴指出，科技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之间没有矛盾，任何时代都需要欣赏和传承美的事物。学习书法对于审美观、艺术观的形成，对于传承中华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陈聿东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普及书法教育的重要，他说，书法是“半气功”，写字时要排除杂念，让心沉静下来。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练习书法，不仅可以提高文化修养，还能达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厦门大学新文学系的小柯是一名“90后”书法爱好者，他说，书法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培养一种认真的态度，用心做事的状态。比如，我之前做事比较草率，耐不住性子。练习书法两三年后，不知不觉间，我的性子变得沉稳了许多。书法是治疗浮躁、毛糙的“特效药”。

花钱学习书法值得

2013年2月，教育部出台《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一些学校及时跟进，陆续开设了书法课。但山东淄博的中学教师孙刚则坦陈书法课的尴尬：利用零星时间授课、没有专业教师、没有相对应的教材等。

学校的书法课开得不温不火，社会上的民办书法班却生意兴隆。崔兆颉是北京市中关村三小的一名3年级学生，从上学起，妈妈就送他去上书法课。兆颉活泼好动，但在书法课上却能安静下来，字也写得越来越好。春节时为家里写的春联得到了亲朋的夸奖，他的学习劲头更大了。尽管两小时150元的学费价格不菲，但他妈妈说，孩子在书法班上不仅练字，在悬腕书写的过程中，也磨练了性格。花钱让孩子学书法挺值得。

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教授、书画艺术与美学博士生导师尹沧海说，书法作为一项艺术实践，可以很好地培养少年儿童的精神气质，促进文化修养的提升，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编写一部完善的中小学书法统编教材在全国中小学校推广，这是学生、老师及家长的共同期待。

近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这样评价书法：“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显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绚烂，无声而具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书法不应局限于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间，它可以以多种方式走近普通人的生活，给人以文化熏陶和享受，给人以凝神放松的时间，给成长中的青少年注入精神养分。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文化传承才是真正成功的有效之举。

在世人眼中，张学良是风流倜傥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帅”，似乎有点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一介武夫的味道。而实际上，张学良乃一儒将也，他不仅国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更写得一手好字，行书、楷书、隶书、篆书皆有不凡功底。可以说，张学良不仅给世人留下了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惊心动魄的故事，还给中华艺术宝库留下了飘逸精美的书法艺术精品。

八言行书 对联 水墨纸本

大小由之

张学良写得一手好字，龙飞凤舞的草书、遒劲秀丽的正楷、行云流水的行书、凝重精美的篆体，张学良样样信手拈来。过去有一种毛笔，叫大小由之，以此来形容张学良的书法，倒也不为过。当年，好多人以拥有张学良的墨宝为荣，求字者络绎不绝，张学良的赠诗、题词也多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当中。这其中有巴结、讨好张学良的意思，但张学良扎实的笔墨功力还是于此可见一斑。

张学良能书，以篆书最为人称道。“白珩非宝”这四个字，是张学良1929年为《东北人物志》的题词。珩是古代佩玉上面的横玉，属配件。张学良题写此字，用意显然，希望人们不慕虚名，求真求实。张学良这四字篆书，字体圆融、整齐、匀称、端正，用笔到位，结体工稳，字里有筋有骨，不张狂，不浮躁，不软弱，笔墨雅健。时年张学良只有29岁，但所书已见功力。后人将这幅书法收入《书法名家作品鉴赏》中，与秦始皇、曹操、王羲之、宋真宗、清雍正皇帝、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以及弘一法师、赵朴初等名家作品收录在一起，被评价为“雅健见襟怀”。

年轻时的张学良，精力旺盛，喜好颇多。他此时的书体点线流畅，富于变化，活泼灵动，朝气蓬勃。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幽禁岁月，曾经统率千军万马的少帅远离战场，远离政治，辗转流迁、孤寂而漫长的山中岁月，让张学良经常用研究国学打发时间，并以书法自娱。此时，张学良的书法有了明显的变化，显得老练沉稳，笔墨厚重，点线凝练，充满了一股柔中带刚的整体气势。

师出名门

张学良天资聪颖，父亲张作霖对其寄予厚望。张学良早年没有进过学校，七八岁时，张作霖任五营统领，驻新民县，在家中设馆，精心选聘了当时八角台地区的儒学名流崔名耀(又名骏生，台安县四道河子人)担任家庭教师，为张学良启蒙。张学良在崔名耀的教诲下，潜心向学，积极进取。继崔名耀之后，张作霖还聘请了台安籍的张锡龄(台安县民集村人)为家庭教师，继续给张学良施教，张学良自小就接受了古文读写的严格训练。

张学良的书法更是得益于名流宿儒的悉心指教，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白金林”。白金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位著名的书法大家——白永贞、金梁、林汝助。

1915年，张作霖任27师师长，入驻奉天，他聘请辽阳名儒白永贞为张学良的老师。白永贞，字佩珩，辽阳人，曾任奉天海龙府知府，后改任知事、奉天省议会议员、奉天省议会议长、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国文教授。白永贞学识渊博，精通国学，工书法，善行书，因属馆阁体，清秀遒媚。其文学素养醇厚，字里行间蕴藏书卷之气，质度高雅。白永贞为张学良奠定了旧学基础，多年后，张学良对他的老师白永贞有这样一番评价：“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张学良师从白永贞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书法却在此间有了明显的长进。

张学良的第二个书法老师叫金梁。金梁，字息侯，进士出身，曾官至太子少保，1930年，金梁任东三省博物馆馆长兼奉天通志馆总纂、四库全书馆坐办。金梁知识渊博，长于书法，能诗善文，其自谓：诗打油，字画符。金梁尤其工书法，擅钟鼎、篆籀，堪称独具一格，时为全国著名篆书家，在沈阳留下篆书墨迹颇多。1929年1月27日，《新民晚报》刊载金梁赠答张学良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偃武修文新一统，将军本色是书生。”可见，金梁对张学良这个弟子的学业还是十分满意的。

在张学良研习书法过程中，还有一个人尤为重要，这就是书法家林汝助。林汝助的祖父林钟潢是清代隶书大家，清代隶书有“南郑北林”之说，其中南郑指郑簠(fu)，北林就是林钟潢。林汝助得自乃祖真传，书法功底自是不凡。张学良的书风形成，林汝助倾注了大量心血。

书如其人

人们常说“诗言志”、“歌抒怀”，又说“书如其人”，张学良的书法，不管是短短几字还是寥寥数语，都能从文字的背后窥见他的心境和情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毅然送蒋介石回南京。12月31日，张学良被军事委员会特别法庭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随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被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不甘沉沦的张学良在幽禁中依然想着抗日救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张学良一再请战，均未得到答复。1938年武汉失守后，张学良被送到湖南沅陵，住苏仙岭。他抱恨长叹，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字体豪雄，激愤之情一览无余。同年11月，张学良又被迁到湖南沅陵的凤凰山。几天以后，张学良的好友、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特地去看望他。故友相见，感慨万分。张学良表示只要能出去，做什么都行，并托张治中向蒋介石送去要求抗战的信。结果杳无音信。张学良想到外面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而自己却被禁锢，身不由己，不能在沙场抗日，壮志难酬，悲愤之极，挥笔写下一诗：“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笔力凝滞，泪迹如见。

张学良晚年淡泊名利，不作他想，他的字已没有年轻时的狂放，多见一种淡然与平和。张学良有一首广为传诵的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民族英雄岳飞生前曾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张学良借用来表明自己的情志，掷地有声，读了令人感发兴起。张学良为人坦荡直爽，光明磊落，无所畏惧，讲感情，重义气，一诺千金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

千金求一字

张学良不仅自己作诗写字，还善品鉴，喜收藏，广交文人雅士，是民国时期收藏界最负盛名的“四公子”之一。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当年在北方，我算是差不多第二，就不能说第一。我在要是第二个，就不算头一个，就这么讲。我从前没有旁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个人管道也有，拍卖的也有，一种嗜好。”

张学良曾收藏古代书画600余件，其中有王献之的《丙舍贴》、小李将军的《海市图》、董源的《山水卷》、郭熙的《寒林图》、宋徽宗的《赦书》、米友仁的《云山图》等，均为珍品。九一八事变后，这批藏品落入日本人手中。

张学良收藏了好多明朝的古董、画，后来被卖掉了。唯独明朝的书法，张学良一直珍藏着。张学良晚年曾说：“那个(明朝)的书法啊我都留着，我很喜欢书法，我留着，现在恐怕在台湾呢要拿出明代的书法也是不容易的，我专门留有明代的。清代的当然我也有，(但)现在差不多都没有了。我原来留书法留很多很多，明代的书法恐怕是我收得最多的，还有扇面，大的收不起了，明代的书法、扇面，明朝有名的这些人，我差不多几乎没有没收到的。明四大家，明朝这个所谓画工精美的，我就成套的，有的没收到，收不到。在大陆还可以，在台湾很难收到。”

为了得到“书圣”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一幅字，张学良不惜千金求一字。他曾回忆说：“我有一幅字，我当年是花三万块钱的，二十九个字，就二十九个字，我花三万块，一字千金呐。”据说现在这幅字被日本横滨博物馆所收藏。

近日，河北省著名书法家旭宇的艺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省内外文艺界专家对旭宇诗书成就和德艺兼修的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书法要有厚实的文化支撑，如果单凭技法，慢慢就会被历史淘汰。

诗书同源，这个源就是传统文化

旭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以诗歌名世，后担任《诗神》杂志主编，先后出版诗集10余部。在书法创作上，他的楷、行、草诸体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书协副主席胡抗美表示，诗歌与书法紧密相连是中国艺术的一大特征。在古代，文人士大夫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在今天，诗歌与书法依然为大众所熟悉、所热爱，它们是中国式审美的两大门类。旭宇作为当代文人书法家的代表人物，可谓“诗书合璧、双峰并秀”。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认为，旭宇的诗继承了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诗家的优良传统，并受贺敬之、郭小川的影响，同时借鉴西方现代诗对时空顺序和艺术逻辑的突破，形成了刚健清新的诗风。旭宇的诗是其人格的外化，内刚外柔。

中国诗歌协会名誉会长张同吾说，旭宇诗书兼修，而诗书同源，这个源就是传统文化。书法要有厚实的文化支撑，如果单凭技法，慢慢就会被历史淘汰。一幅书法作品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得看作者的文化涵养和气度胸襟。同时，旭宇把书法的线条韵律美、章法结构美融入诗歌中，它的艺术成就对文坛、诗坛、书坛都具有启示作用。

创新书法理论，提出“今楷理念”“兰亭精神”

曲高和众苦中来。长期以来，旭宇积极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开拓了碑帖结合的新路，提出的“今楷理念”、“兰亭精神”推动我省跻身全国书法大省。

近年来，我国书法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楷书发展仍不容乐观。针对楷书缺少时代特点的现状，旭宇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规律、当代楷书创作实践进行了充分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今楷理念”。该理念对包括楷书在内的各种书体的艺术化创作及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书坛影响深远。

中国书协顾问张飚认为，一个大家的重要表现就是他的创见性。“今楷理念”是旭宇对当代楷书发展的创见性贡献。旭宇根据楷书发展历史和当代楷书发展现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今楷理念”，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提法。旭宇的这一理念在社会上引发了“今楷”大讨论，形成“今楷”热。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楷”的学术深度和现实意义越发彰显。

中国书协副主席胡抗美对旭宇近年来由楷书向草书的转型实践进行了分析，他表示，旭宇勤于思考、勤于学习、勤于研究，正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不懈追求，他进行了由楷入草的转型。他的转型不是偶然的，是基于对书法艺术时代发展的思考，出于对书法艺术形式本体的热爱。

自1997年担任省书协主席后，旭宇提出并践行了“兰亭精神”，短短几年内，河北省由一个在全国书坛倒数的省份跨入全国书法大省行列。

旭宇将“兰亭精神”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团结精神;二是雅集共赏、切磋砥砺的交流精神;三是诗书互化，注重学养的治学精神。现任省书协主席刘金凯说，继承这样的“兰亭精神”，对加强书家人格与文化修养，避免“文人相轻”具有积极作用，它在促进书家相互交流切磋，树立良好学风，促进个人与协会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致子厚宫使札》

管鲍之交

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章惇、章衡叔侄，同科考试，同中进士。侄子章衡考中头名状元，竟让章惇羞愧难当，回家复读。两年后再次科考，进士甲科高中，才受敕出仕。

章惇和苏轼同为性情中人而结管鲍之交。二人曾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政敌之间的唏嘘往事

两人在政治上，却不是一个阵营。章惇是铁腕的改革家，苏轼是温和的保守派。

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苏轼命将不测。“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宰相王珪面见宋神宗，诬告苏轼大不敬。章惇不仅替苏轼开脱，还质问自己的顶头上司：“难道你要灭苏轼满门吗?”王珪推到舒亶身上。章惇骂道：“舒亶的吐沫星子，你也要吃下去吗?”

元祐元年(1085)，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苏轼连升三级，为翰林学士。章惇被贬知汝州。苏轼写信予以安慰，即此《致子厚宫使札》。归隐田园，正是我辈的理想生活，“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

元祐八年(1092)，宋哲宗亲政，改革派得势，章惇东山再起，疯狂报复，大小之臣，无一得免。他甚至劝宋哲宗将去世的司马光掘墓鞭尸。对知心朋友，整治得格外“细腻”。苏辙先贬汝州，后贬儋州。“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章惇的“恶作剧”。章惇不允许苏氏弟兄居官衙，不允许租民居，简直要让他们露宿街头。

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子厚看老友在逆境中仍能安稳快活，心中极为不爽，就再贬他到海南。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到了海南，照样其乐无穷。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突然病逝。章惇坚决反对徽宗即位：“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徽宗登基，立即把章惇罢相，贬到雷州。

苏轼遇赦放还。章惇之子章援为苏轼门生，担心父亲遭到报复，向恩师写信求情，哀婉凄凉，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东坡读了，哈哈大笑：“好文章!有司马迁之风!”

东坡立刻回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他还热心地为章惇提供在岭南的生活经验，并赠送海外新作《续养生论》，指导章惇“练气功”。

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恨意。《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苏轼则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东坡先生简直是笑口常开、肚大无边的弥勒佛下凡。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归途。“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次年六月，苏轼葬于汝州郊城县钓台乡嵩阳峨眉山。

四年后，章惇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墨禅”者当属谁?

章惇对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黄伯思《东观余论》盛赞惇书：“虽精巧不迨唐，而笔势超越，意出褚(褚遂良)、薛(薛稷)上，暮年愈妙，一以魏晋诸贤为则，正者殊类逸少(王羲之)。”

有人说，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听了，不以为然：“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无机心之人，方有无机心之书。可冠以“墨禅”者，乃苏轼而非章惇。黄庭坚说：“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哪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世人以“尚意”名宋代书风，言黄、米则可，言苏东坡则不可。东坡之书，一点一画，均从胸襟自然流淌出来，乃“尚心”——无心之心也!

又到了暑期难熬的日子。躲进屋子里翻闲书，是一个消暑的好办法。看到有趣的事便随手记下来，拾掇成篇，以博同好一粲。因为自以为是书法人，所记皆为书法家的书法那些事，绝无借古讽今之意，只作丰富谈资之想。

北朝碑刻《高湛墓志》局部图

荣也书法，累也书法

韦诞是魏国大书法家。他是张芝的学生，索靖的老师，是名师之徒，名徒之师。据说魏国宫殿楼台之上的匾额皆出自他手。书法史上说他诸书并善，尤其精于题署，就是擅长写榜书。他的八分、隶书、章草、飞白也非常高妙。本来朝廷任命他作武都太守，放到地方去做官，但因为书法好，需要题写牌匾，朝廷离不了他，便转为侍中，改为京官。

那个时候可能经济发达，GDP增长很快，房地产业也就很热，朝廷大建楼堂馆所，而当时又重视文化，楼殿一竣工，就要题写匾额。洛阳、邺城、许都三个重要城市的宫观牌匾都出自韦诞的手笔。朝廷为他准备了笔墨纸砚，他却给皇帝打报告说：“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之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用老师的笔，左伯的纸，自己的墨(韦诞还是用墨专家)，再加自己这只手，写出的字大可径直寻丈，小可方寸千言。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当世人仰观匾额，指点评论时，那是何等荣耀的事啊!

后来，魏明帝建造了陵云殿，榜悬挂之后，字不理想，有碍观瞻。但榜已订死，不能再取下来。于是又让韦诞登梯(有的说是坐在筐里用辘轳)上去，修改点正。大殿太高，据说离地二十五丈，韦诞大概有恐高症，保护措施又很落后，使得我们的书家心惊胆战，双腿发软，等下来的时候，须发都白了，仅存一息。老韦回家告诫子孙“韦家子孙不许再写大字!”这真是荣也书法，累也书法。

清 王铎《临王献之敬祖、鄱阳轴》局部

书法为礼

桓玄是“二王”粉丝，且收藏“二王”的书法。将二王墨迹放置左右，常常把玩，爱不释手。即使南奔逃命还带在身上。王献之曾写给简文帝十数通书信，信后题有“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这些书信也都被桓玄珍藏起来。谢奉盖庙，用的建筑材料都是棐木。王右军见了，便拿棐木板练笔，写了一床。棐木白而细，大概写字很好用。

王羲之曾经到门人家见新做的棐木几，一时兴起，就将几面上写满了字。门生的父亲回家一看很生气，好好的几给糟蹋了，赶紧把字刮掉。门生懊悔至极，埋怨其父外行。谢奉收了一床席王右军书写的棐木板。后来王献之也去了，谢奉就告诉他说右军在棐木上写的字效果非常好，并且已经偷偷地削好了数十块棐木板，请求子敬书写。子敬一试，效果果然不错。谢奉也将王献之书写的棐板珍藏起来。后来谢奉的孙子谢履拿出一半棐板送给桓玄，桓玄就让谢履做了扬州主簿。(见虞龢《论书表》转引自《世说新语笺疏》)这大概是以书法作品为礼求官较早的一例。

当然，桓玄是真喜欢“二王”的书法特别是小王的作品，而且他自己也写字，名入书史，品在中上。赏鉴水平也相当高，与那些当权而耳鉴者搜罗庋藏，待价而沽者不同。

钟繇《墓田丙舍帖》单刻帖局部

书与画的较量

钟会是钟繇的儿子。钟繇在魏朝官至太傅，在书法史上又赫赫有名。按现在时髦话说，钟会是官二代，也是艺二代。虽上“二代”，但却很有本事。他官至司隶校尉，监察各级官吏的官，权力很大，能和司马家的皇帝说上话，所以可以借皇帝之手杀掉嵇康。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四性论》。书写成后想给嵇康看，当面不敢拿出来，临告辞转身从门里扔进去然后逃跑。可能是嵇康没有褒奖之言，或是根本没看。因为从后来的事中得知嵇康根本瞧不起钟会。

嵇康在大树下打铁，钟会带领专家学者、随从一干人马浩浩荡荡来看望嵇康。嵇康只管打自己的铁，不答理他。晾了半天，钟会觉得没意思，走了。这时候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人要脸树要皮，钟会很没面子。

钟会很聪明，也有本事，但人品不行。他父亲是魏朝的官，而他却帮着司马家族，做司马家族的鹰犬。曾是邓艾的手下，灭蜀时他却模仿邓艾的笔迹陷害邓艾，自己往上爬。我想这也是嵇康瞧不起他的原因之一。他能继承家学，书法水平相当高，王僧虔在答复竟陵王的书信中说：“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唯见笔力惊绝耳。”可见在书法史上也有名号，而且学谁像谁。

钟会是荀勖的从舅，两个人的关系不太好。荀有一把宝剑，价值百万，常放在他母亲钟夫人处。钟会发挥自己善书的特长，模仿荀的手迹，写了封信给钟夫人，把宝剑骗了去。荀勖知道是他这个舅舅所为，却没理由索要，便想办法报复。后来，钟氏兄弟建了一所豪宅，价值千万。豪宅刚刚建成，富丽堂皇，还没有搬迁居住。而荀勖是个绘画高手，他潜入豪宅，在门堂下画钟繇形象，衣帽容颜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二钟入门，见到父亲栩栩如生，心中悲痛欲绝。父亲肖像就像“泰山石敢当”一样，挡在门堂。二钟不敢迁入，豪宅便空废了。

当时人们议论，勖损失了一把百万宝剑而钟损失的是他十倍— 一座千万豪宅。两个人的书画多么巧妙啊!但绘画还是高于书法，就像现在书画市场，字怎么也卖不过画一样。所以，人们说，好字不如烂画。

汉代的陈遵是王莽时期最有名的书家，《前汉书·陈遵传》称他“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这是有关帖的最早的记载。后来，人们喜爱收藏书家的手迹，视为珍秘，成为社会俗尚。

在西晋时，张芝、钟繇、索靖、卫瓘等书家的片纸只字，都会为士大夫所宝爱，永嘉之乱，世家巨族纷纷南迁，有名的政治家王导就把钟繇的《宣示表》置衣带过江。还有王廙，他是王羲之的叔父和老师，也把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贴》，带过江。至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手迹，当时就被人珍重，流传的王羲之书成换白鹅、王献之书衣被争夺等故事便可说明。

钟繇《宣示表》局部

后世更把二王手迹视若拱璧，桓玄尝把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装置成一帙，常置左右，在战乱中，虽甚狼狈，犹以自随，直到篡晋将败，才投于江中。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字，挟帝王之势，搜罗右军书法，甚是不惜手段，派肖翼去赚辨才和尚秘藏的《兰亭》，以至于用《兰亭》殉葬。这些都是有关帖的秘闻轶事。

要使古人手迹广以流传，就得复制。在刻帖未发生之前，复制古人的墨迹有四种方法：

一是临摹;

二是双钩填墨;

三是用硬黄钩摹;

四是用响拓。

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有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兰亭》临摹本和王羲之《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双钩廓填本。

最早刻汇帖应该是五代南唐时，先主李昇检取宫中收藏的前代名家墨迹命人钩摹上石，这就是后世所言的《昇元帖》。国破后，碑石散落民间没有流传下来。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命侍书王著将古人墨迹，从历代帝王到历代名臣以及历代书家无不包罗，编次汇成十卷，用枣木摹刻，以澄心堂纸、李廷圭墨拓出，此即是有名的《淳化阁帖》，此帖出后，影响极大，后世纷纷效仿，公私刻帖蔚然成风。

宋元祐五年，哲宗有旨将《淳化阁帖》未刊的前代墨迹刻出，历时十一年始成，名为《淳化续帖》;宋大观三年，徽宗鉴于《淳化阁帖》尚存缺点，命蔡京等人重新更定汇次，刊石于太清楼，名为《大观法帖》;南宋绍兴十一年，高宗又重刻《淳化阁帖》，置版于国子监，名为《国子监帖》;清乾隆十二年，又刻历代丛帖三十二卷，洋洋巨制，名为《三希堂法帖》。

私家刻帖更多，著名的有：宋庆历五年，刘沆摹《淳化阁帖》于潭州，世称《潭帖》;宋皇祐、嘉祐年间，潘师旦以《淳化阁帖》略作增减，摹刻于绛州，世称《绛帖》;南宋韩侂胄命幕客向若水摹刻历代丛帖十卷，名为《群玉堂帖》;明嘉靖年间，文徵明刻《停云馆帖》十二卷;明万历年间，董其昌刻《戏鸿堂法帖》十六卷，陈继儒刻《晚香堂苏帖》三十五卷;清顺治年间，张翱等人摹刻王铎书迹《琅华馆贴》七卷、《拟山园帖》十卷等。刻帖之举如雨后春笋，从宋朝到清朝，丛帖单帖、所刻不可统计，上至古代墨宝，下至当代近人手迹，均在收罗之数。并大量传拓，学者称便。而钩填、硬黄、响拓等复制前人书迹的技术逐步减少，故有“汇帖兴而摹拓亡”之说。

到了现在，印刷高度发达，影印本能使古人书法大量重现，若再有刻帖之举，便纯属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