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那些令人敬慕的文化大师们，已经远去。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文人独特的风骨。文人风骨的确应该珍存，绝不能有半点丢失。
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Zhi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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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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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GCD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GCD。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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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进清华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 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吧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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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想利用”熊圣人”的名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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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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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難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Nan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在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7]()
徐渭这件作品书写内容为杜甫的《秋兴八首》。原为手卷，后割裱成册，凡84行，454字，均纵25.3厘米、横33.4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册总的特点：一是用笔肯定简洁，强调提按，并收锋敛芒，沉重的竖画和轻巧的牵丝两相呼应，点画坚实中有灵动。尤其在转折处的“塌肩”，很明显是来自于颜真卿楷书转折的夸张处理。二是结字风趣多变，姿态摇曳似仙人醉归而不落俗套。三是通篇深得宋人“尚意”旨趣，以“韵”胜而文气十足，着意于情感的挥写。与徐渭传世书作相比，此册虽规整收敛些，但它那拙重狼藉的点画和夸张潦倒的结体不正是徐渭一生孤寂、落寞、放荡和洒脱的真实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