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壶(1913—1976)，即陈子庄，善山水、花鸟、书法、篆刻、诗词等。原名富贵，字子庄，号南原、下里巴人等。

综观陈子庄的绘画艺术进程，可以将1968年视为界线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以花鸟为多，山水较少，人物极少。这一时期的花鸟画用笔率性，往往大笔挥写，以雄强潇洒取胜，构图奇倔霸悍，设色明丽。后期作品的题材以山水最多，花鸟略少，人物最少。他后期的花鸟画用笔变化幽微，多曲笔复笔，鸟的造型尤其精妙。

石壶说：“中国画应该从整体看是一幅画，分开看，都不是画，是书法。”他还说：“书法过不了关，画法关也过不了。金石、书法、诗文，画画的人都须熟悉。”他不仅强调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关系，还特别指出书法与绘画一样，都要表现一个“真”字，认为“真”则美。

中国绘画艺术注重人的理性精神，线造型是传统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灵魂，是在“意”的指导下由“形似”的转化而完成的，这种“尚意”传统下的形态塑造正是中国画艺术的特色，并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富有精神内涵的个性表现。

关键词：中国画 线造型 审美意识 个性表现

中国画作为一种民族形式，是由五千年的深厚文化作为基础的。线造型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绘画形式的主要特点之一，它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富有精神内涵的个性表现。中国画历来主张“以形写神”，并在形神的关系中以“神”为主，而所谓的“神”完全是一种“意会”的存在。这是一种极为务实的“含道应物”处理视觉艺术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在主观引导下完成对作品精神追求的一个完善过程。这种以“意”主宰“形”的结果，无疑给中国画的线造型注入了特殊的审美意识与个性表现。

以意造型的艺术主张，早在晋代时其理论准备就已逐渐完善。随着艺术的不断发展，唐代时期的画风与追求都各呈其貌，艺术主张也不尽相同。如唐代虽主张形意兼备，而表现出了更加重意的倾向，有“画无常工，以似为工，画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之说。这种重“意”的倾向与主张，到了唐末则又有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至神气也”的审美意识与个性表现。故此时的造型是受意境指挥笔墨而表现，是在“意”的主导下由“形似”的转化而完成的。作品的审美意识也由此体现出作者的主张。当然这种“意”的超越，在古代也没有完全消除造型上对“形似”的追求，在宋人那里，宣和画院的画家在宋徽宗赵佶的提倡下，亦以竟尚写实而迎合时尚，讲究“形似”为院体画的标准，即使这样，文人与士大夫们也没有改变崇尚画中应有诗意、情思、意趣的审美观，并使其逐渐在画面的艺术处理与追求中占据优势，且“意境”之说也被提升为画中追求的首位。

宋代苏轼曾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形似不是作画的目的，而是要求画家写出自己的心意，表现出内心不得不吐的胸中之“意”。这种审美准则，到了南宋时代，又被拓展为“意足不求颜色似”的新主张和倪云林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的文人雅兴。当然还有元代其他画家，如黄公望的“画不过意思而已”等见解，最终都归结为“画者从于心者也”的有我之境。这种“尚意”传统下的形态塑造正是中国画艺术的特色，也是研习中国画的学子必须掌握与彻底领悟的基本法则。由此可见，对造型观念建立在何种审美价值观的认识之上，并使其赋有个性的准则，进而反映出具体物象的本质意义，只有完成这种物象与内心感悟的视觉转化，真正理解与掌握中国画线造型的原理，才能真正做到写形、写心、传神，并将三者一以贯之。

线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技法之一，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特点，更是中国画的基础。无论是传统中国画，还是不断演进中的当代美术创作中的新理法，线造型的含义与性格都折射出中国人观察事物的独特眼光，更是阐明了中国绘画艺术注重人的理性精神，注重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若于具体作品而言，线造型的表现，则是以移动视角的态度来观察世界的一切。这种主观性，在学术上称之为散点透视。所以说，中国人主客统一的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善于讲究同时将几个视点及不同视平线内所观察到的物象综合在一起表现，并使人感到一种视觉感官上的舒服与满足。这种善于平面性处理事物的造型观正是源于中国的哲学、绘画工具的特殊性及建筑的空间样式与形式的特点而逐渐形成的造型观念。而线造型的观察、提取和纵深感的空间意识，所体现的是通过线势、线性、笔触、墨韵之微妙变化而达到，并体现出中国画造型的民族气质与风格。所以，以线造型既体现出中国画具有强大的视觉表现能力上的宽容性，同时又易于客观对象的提炼与概括，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超越自然的绘画形式，并达到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之理想境界。

线造型在水墨画与工笔画两种形式中则表现了不同的性格，其造型中用线的含义及艺术功能也各不相同。就工笔画而言，“线”取自物象受光时起伏变化的特定位置与事物自身结构上的边缘及组合，如此产生的线造型不但生动而且线性、线态符合艺术规律的表现。对于水墨画，线的提取与表现，更多的则是个性的精神符号语言，其观察与认识事物的方法更加主观与纯粹，这种造型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及精神内涵、审美与个性、立场与气质。所以说，以线造型无论在形式选择上如何有别，则无不表现出民族文化艺术的传统性，这就是线造型所产生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及美学特征。

对于中国画家而言，如何从大自然中寻找表现自然形态的灵感，以不同的视角选择与心灵感悟去追求别具新意的艺术形态，可见证于历史上成功的画家无不借形态的特征表现，而隐藏着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和人性丰富情感的物化。而这种艺术表现则以线造型的形式展现在画面上。线造型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表现非常规意义下的形态，并赋予其精神与生命，体现审美与个性，使之成为新的视觉艺术的启发点，并体现出其社会的功能及影响社会价值的作用。所以，如何运用以线为艺术语言手法来表现形态，使其自然、生动并赋有审美意识与学术个性，而对线在造型上的发扬，有着各种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透出对自然物象规律特征而表现出线性、线势的个性特征，并赋予自然形态无穷的力量与生机，使作品的画境产生出超越时空的艺术张力。

对于线造型的形式表现探索，在两宋及元初花鸟画的线的写实发展中得到过验证，也致使元明清以后写意花鸟的大肆发展。这种审美的转化及新技艺的表现与发展，使得中国画艺术在写生到写真的过程中进行了一次彻底性的革命，开创了有别于两宋传统的绘画风格。所以说，线的本质是个性的精神，这是其一。其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民族的欣赏与审美习惯与造型风格是线造型表现的基础。同时，不同角度的选择也是影响线造型的基础。这一点无论古今，都是一致的。

书法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画线造型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画用线造型的技艺拓展及水墨写意画形式的飞跃。这种飞跃的本质在于画家调动艺术个性和内心情感，使线与面的表现有机地融合，这种突变的产生，有助于运用笔墨表现形态质感的审美效果，否则作品中的面总是被线造型应用的概念所取代，使人看到的总是线。同时，也应指出中国画的面与西洋画中的面不同，中国画是非常主观地注重情感，这一点与其观察物体注重意象是一致的，所以其追求的面也是柔软与模糊的审美感觉。所以，于书法的变化中所产生出的不同的线性特点及审美追求，创造出中国画诸多的艺术流派。

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谐相处的哲学特性与主张，在承传中多以横向性吸收与兼并的态度对待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线造型意识，使中国水墨画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意象的表现来完成对空间的建立，即创造出一种多维的空间样式。这种艺术的前瞻性创造，对于西方艺术来说，到了近现代才从焦点透视的空间样式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以线造型拓展而成的物象意象空间表现，正是作者精神性与抽象空间相结合的统一体。由此说明，艺术并不是对大自然的简单再现或复制，而是艺术家心灵中那种切身感受的真切与初始的表现，是转化自然空间中的物质形态为心理空间中视觉心态的艺术再现。

现代绘画的多样性转变，是艺术家思维方法及社会审美意识变化的共同体现，无论是直觉地认识世界，还是从多元及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艺术最终的表现不是追求客观再现，而是为了主观心灵的精神表现。艺术形式中的白描、工笔、水墨、兼工带写等形式，无不由点、线、面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最佳的形态组合。这样就有了几何形成为抽象绘画的造型与构成的基础之说，所以说艺术家对艺术的主观态度与思维方法及经验为主导的因素，正是产生艺术创造的绘画形式语言。这种形式语言，正是作者在客观事物的普遍认识上提取的最为抽象的概念，而又是最能代表事物的普遍意义和为人所接受的象征语言符号，同时又可以超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为众人所接纳。故相比之下传统绘画中所谓的造型，是再现客观的现实造型，是着重再现物象自然结构在物质世界中的表象形式。而现代绘画的造型观念是指由色彩、点、线、面、质感、空间和个性理念等要素相互关系的构成，追求其隐藏着的自然结构本质和各种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视觉重组与刺激，并体现艺术家的主观意念。

现代绘画造型有“构成性”与“表现性”两个方面，并包含着物象的造型与非物象的造型。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画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由自然形态本身的素质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画家主观的审美意识与艺术手段，并赋予自然以新的生命，这是艺术美高于生活中自然美的表现，关键在于作品构成上的力感与动感。如果没有这两者的支撑，就很难表现出潜在的生命力量，就中国画创作而言，无论是采用何种笔法线条，还是造型中讲究的方圆曲折，直到构图上的倾势与起伏，递情与转接都需要有力度与动感的表现。只有努力探索出动极则静、静极则动的个性画境意识;只有这种高度的形式表现的巧妙运用，才能创造出生机勃然，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二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澹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全部正像画面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

作客山中的妙处，尤在你永不须踌躇你的服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薛;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桀卜闪，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尽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

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狱室移到另一间狱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胫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赶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

裸体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为己，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浑朴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他就卷了起来，但在澄静的日光下，和风中，他的姿态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无阻碍的。

你一个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的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已的身影幻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他们于徐的婆婆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曼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罅里的泉响，有时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并且你不但不须应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葛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与五老峰，雪西里与普陀山，来因河与扬子江，梨梦湖与西子湖，建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市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鸳，更不是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心灵上不长疮瘢，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

成

这是「成」字。

大家一定认得这是斧钺㦸戈之形，左下附一饰物垂苏条缎之形。古时凡戈钺製成之后，清祓饰物，以示完成、成功之意。

戈钺主要功能，进攻、防御城邑之用，故借城音以为成。

上古凡京邑建成，皆倾洒牺牲之血，衅礼以为「就」。诸事毕，是谓成就。

甲骨「成」字，戈部顶天立地，㦸头飞扬;斧部沉重，刃形剔透。无坚不摧、无据不守。攻守成事之族意、王权、神器也。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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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郑孝胥(1860-1938年)，近代福建闽侯人，字苏戡，又字大夷，一代宗师。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经欧阳询及苏轼，而得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亦能诗，著有《海藏楼》。民间传说：一代宗师郑孝胥历来惜墨如金，从不轻易出手。即使是在公务活动中非签名不可的情况下，也是吩咐随从秘书代为签字，在当时就有“一字值千金”的说法。后经“文化大革命”大劫难，所剩传世之作更是寥寥无几，成了“一字值千金”。

王时敏二十五岁小像，曾鲸绘，顾秉谦题款，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自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西田主人等，江苏太仓人。首辅王锡爵孙，翰林王衡独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崇桢初以荫官太常寺卿，故被称为“王奉常”。入清不仕，隐于归村。工诗文，善书。隶追秦汉，榜书八分为近代第一。擅山水，少师董其昌，上溯元四家，所作尤穷黄公望阃奥。笔墨含蓄，苍润松秀，浑厚清逸，在清代影响极大，形成“娄东画派”。与王鉴、王、王原祁并称四王，加恽寿平、吴历合称“清六家”。作为清初画坛领袖，王时敏奖掖后进尤不遗余力，王、吴历及其孙王原祁均得其亲授。

仿宋元六家山水册

《仿宋元各家山水》册页十开创作于顺治四年(1647)，烟客时年五十六岁。此老晚年之作，大都倩三子王撰或廉州、石谷等人捉刀，就中尤以石谷为多。如上海博物馆藏《为射老年翁作山水》散页(1673)、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为藩周兄作山水》册十开(1666)等等，皆属此类。此册杂临米友仁、赵孟、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诸家笔意。设色者四，墨笔者六，笔力苍郁，神采焕然，宋元遗则，毫发无遗，当为烟翁盛年亲笔合作。据册后同时杨补长跋，知烟客此册完成后，即付其子王揆永为留藏，传为家宝。清初四王传世作品，以烟客最为少见，且多庋藏于国家文博机构，散落民间几如星凤。即故宫上博所藏，亦不过四五事而已。如此煌煌十开大册，且品相完好如斯者，实属难能。近代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得此佳什，亲为签题，推为上品，其非寻常泛泛之作可知! 原跋者杨补(1598-1657)字无补，号古农，白补。父润，字伯雨，自号联江，豫章临江府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杨补生于吴，为长洲布衣，甲申(1644)后隐居邓尉山。工诗，善山水，落笔似黄子久。好游虞山，揽取其烟峦雨岫以丰富笔墨，时以遗民处士称之。与杨文骢友善，笔致亦相近。有《怀古堂诗选》。顾氏过云楼旧藏《四贤为无补作唱酬山水》卷(中贸2005年秋拍Lot2181)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细读卷中诸家题识，可以看出杨补与同时杨文骢、张学曾、恽向等人的深厚交谊。此卷第二段为王时敏仿一峰笔意山水，画中并题云：“白补社兄画格画学高妙渊深，独步海内……”对杨补的画艺推崇备至，服膺之情溢于言表;同样，杨补在此册题跋中，也对王时敏其人赞不绝口，并将他与明末画坛宗师董其昌相提并论。烟客、无补本为笔砚之交，了无文人相轻陋习，先贤风谊，乃不可及如此。杨跋写于此册完成后的第三年，这是他在王家古期斋中第一次见到这套册页。从跋中“几欲剖胸怀去，而不敢夺我端老家宝，眷眷不能忘情……如饥者获餐”的语气，不难想象他初见此册时欢欣雀跃的兴奋之情。“古期斋”是王原祁作品中常见的一方印鉴，估计就是其父王揆的一个斋号，并被王原祁沿用的。 王揆，字端士，一字芝廛，太仓人，原祁父。时敏九子，揆居其次。邓文如《清诗纪事初编》称其“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以推官用，不出。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巡抚慕天颜疏荐，力辞。卒年七十一。”可见相比在朝为官的兄弟，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政治。王揆工诗文，与弟撰同属“娄东十才子”之列，有《芝廛集》。 题签者李经畲(1875-1908)，字伯雄，号新吾，别号谲洲。瀚章长子。光绪壬午年(1882)江南乡试举人，庚寅(1890)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翰林院撰文、侍讲，实录观提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文/高鹏) 著录：1.《百年光华·贺徐邦达先生百岁华诞》第26-37页。 2.《第二届北京·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博览会展览图录(贰)》第104-105页。

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有些人认为“蔡”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然而关于蔡京的书法，大多引用蔡京炙手可热时所修的《宣和书谱》及其幼子蔡絛所著的《铁围山丛谈》里面的记述，《宣和书谱》对蔡京大肆吹捧，甚至认为京比襄“飘逸过之”，关于蔡京的书法渊源，《铁围山丛谈》上的记载较为可信，从这上面可以看出蔡京的书法介于苏、米之间。蔡京全盛时，天下尽是蔡体，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今日蔡京的墨迹除了附骥而得以保存的题跋外，只有《节夫帖》，《宫使帖

蔡京《题赵佶听琴图诗》绢本行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听琴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蔡京书法如《铁围山丛谈》所译：“字势豪健，痛快视着。”但后世恶其为人，往往鄙薄其书法。

《听琴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

蔡京《跋宋徽宗唐十八学士图卷》绢本 纵29.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唐太宗得杜如晦房元齡等十八人。佐命興邦。臣考其施為。皆不能稽古立政。然終致其君至太平者。蓋唐乘大亂之後。饑易為食。渴易為飲。故事半古人。功已倍之也。太宗嘗曰。秦漢不足襲。三代損益如何。房杜不能對。遂命魏正與元齡等宿中書省講議。終不能定。太宗曰。禮廢樂壞。朕甚閔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對曰。非陛下不能行。乃臣等無素業。何愧如之。正與元齡如晦。慚慄而出。元齡等相謂曰。有元首。無股肱。誠可歎也。蓋元齡如晦學非堯舜三代。其所操知秦漢蹇淺卑近。使太宗無鄉舉里選。製禮作樂之功。後之學者。未嘗不掩卷太息。今天下去唐。又五百餘歲。皇帝陛下睿智生知。追述三代。於是鄉舉里選。制禮作樂。以幸天下。足以誇(當作跨)唐越漢。猶慨然緬想十八人。圖其形寄意於詩什。有廱泮育賢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之句。求賢樂士。可見於此。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當如聖志。十八人不足道也。大觀庚寅(1110)季春望。太師魯國公臣京謹記。

《节夫帖》纸本行书 32.3×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册页。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本幅纸本，墨迹。纵32.2厘米，宽42.3厘米。行书。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

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对蔡京较高的书法造诣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决不能因人废字，应客观地来评述他的书法才好。

释文：

京再拜。昨日终日远劳

同诣。下情悚感。不可胜言。

大暑。不审

还馆

动静如何。想

不失调护也。京缘热极。不

能自持。疲顿殊甚。未果前

造坐次。悚怍。谨启代

面叙。不宣。京再拜。

节夫亲契坐前。

蔡京尺牍《宫使帖》纸本行书 31×41.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京顿首再拜。晚刻伏惟

钧候。动止万福。久违

墙宇。伏深倾驰。

台光在望。

造请未遑。跂引之情。不胜

胸臆。谨启诇候

动静不宣。京顿首再拜。

宫使观文台坐。

蔡京《跋唐玄宗鹡鸰颂卷》纸本行书 纵24.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臣聞唐有天下。不能追法先王。其政之所施。與士之所學。皆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其文鄙朴。無復風雅。開元中葉。號為極治。而遺風餘烈。無可稽考。世稱明皇脊令頌。最為翰墨文章之美。伏蒙宣示真蹟。其書札詞語。始知臣前言不誣。臣伏觀前日聖製圖賦。羲晝(晝應作畫)遒逕。(逕應作勁)奎文藻煥。非騷人嫉世憤懣之詞。真聖人孝友格物之義。以彼方此。以今觀昔。其事則同。其德其言則異。猶日月之揭。霄壤之殊。非臣敢私也。政和五年四月望。太師魯國公蔡京謹題。

蔡京题额《大观圣作之碑》

《大观圣作之碑》碑文是宋徽宗赵佶用瘦金体所作，当时的书法博士李时雍摹写上石后，由石工刻成的。额上“大观圣作之碑”六字是蔡京所写。此碑现藏于西安碑林第三室，据调查，河南新乡、河北赵县、山东泰安等地均有此碑出现。

蔡 京《元祐党籍碑》

北宋刻石，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共有三种：一，崇宁元年(1102)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即毁。二，崇宁二年(1103)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亦奉诏毁。三，崇宁三年(1104)刻于朝堂。正书，无书人姓名，已毁。碑文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奸党，亦毁。今传世者，惟广西自治区有两刻石：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为庆元四年(1198)戊午梁律刊，后有吉州饶祖芫跋，字较大，石已剥落，且被镌刻八分书已漫漶三分之一;另一，在融县真仙岩壁间，系嘉定四年(1211)沈重刻，下有跋。沈乃“党籍”中列名的沈千之曾孙，家藏有此碑旧拓。《金石萃编》云：“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以书法故，此碑自未可以人以事全废也。”

李苦禅(1899年1月11日-1983年6月11日)，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山东省高唐县人，中国画家。擅画花鸟，阔笔写意，笔墨雄阔，酣畅淋漓，画风以质朴、雄浑、豪放著称。生于山东省高唐县，1918年结识了画家徐悲鸿，获授西画技法。1922年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专学西画，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在齐白石的精心培育下，画艺大进。曾任杭州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1983年6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