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家不仅重视上面我说的“飘”,还重视“湿”,湿漉漉的,迷蒙不定,混莽一片。唐代以来,我国山水画以水墨为正宗。水墨之法,是通过水和墨的晕染来表达特有的质感,水墨画也可以说是水与墨的游戏。杜甫有一句题画诗,“元气淋漓障犹湿”,非常著名,几乎可以说影响了一千多年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宋代一位研究画的专家董广川说:“石破天惊,元气淋漓。”“元气淋漓”在中国画中成为一种境界,一种气化氤氲的生命呈现。它潇洒磊落,画面多水气重、雾霭浓,有一种鲜活韶秀的生命感。在漫天的迷蒙之中,有回到生命原初之感。“元气淋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画的高格,即与传统哲学的气化思想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以湿笔渲染的这类图画是模仿天地混沌迷离的特点而创作的,它表现的不是天地中固定的形象,而是虚空流荡的景致。对鉴赏者来说,扑面而来的就是一个“气”字,雨点翻飞,雾霭笼罩,满纸蒸腾,别有滋味。

北宋米芾和米友仁父子的绘画是“元气淋漓”的典范。他们的画被称为“云山墨戏”,别有一种境界,其画多为云山烟树,总是迷离模糊。读他们的画,如同置身鸿蒙初开的世界中,有灵魂震颤之感。二米作画,纸先湿,淡笔轻勾云山之线,见出轮廓,再用清水润出大体,以淡墨染之,以浓墨破之,分出层次,淡去笔痕,画面几无一根线条。

1米友仁《潇湘图奇观》,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一著名的云山墨戏图。《芥子园画传》评曰:“友仁盖变其父之家法,而于烟云奇幻,缥缥缈缈,若有楼阁层层藏形于内,一洗宋人窠臼。”此图富于创格,向左烟云迷幻中露出山顶,似隐若露,又渐渐被厚厚云烟所覆盖;中段云烟中崛起几座山峰,愈左愈高;再向左,烟云渐淡,次第露出树林屋舍,长卷就此打住。云烟山峦起伏跌宕,蔚为潇湘之奇观。虽称墨戏,实具匠心。云烟点点,草草而成,不求形似,唯露性情而已。其画不为笔墨所拘,长天云物,怪怪奇奇,得自然之真趣,一派元气淋漓面目。元人邓文原说小米之画有“氤氲无限意”,这正道出了小米山水元气淋漓的特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云山得意图》(上图为局部),是小米的又一代表作品,此作画云山烟树,用笔不露痕迹,一副烟波苍茫之态。

元高克恭师二米之法,以元气淋漓而著称于画坛。他善于画云、烟、岚、雾、霭,他的画有春山白云、春云晓霭、雨后烟霁、云峦飞瀑、林峦烟雨等,溪流坡渚,烟树迷离,山峦晦暗,一切都在雾霭迷蒙中。赵子昂曾和他一起游西湖,对高克恭谈西湖烟雨的体会印象很深,有一诗纪其事:“疏疏淡淡竹林间,烟雨迷蒙见远山。记得两湖新霁后,与公携杖听潺湲。”

他的传世名作《秋山暮霭图》,人以“淋漓元气犹带湿,收拾万象无能逃”评之,此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他最负盛名之作。画风受董源和二米影响,尤其对二米的气象淋漓风格取资较多,气韵流荡,一气呵成。

其所作《云横秀岭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立轴,图以圆润之笔画高耸山峰,山脚野亭山色,溪流淙淙,小桥逶迤,杂树点点,中段画山岚起伏,云烟蒸腾,使得这一片天地都在云烟吞吐之中,用笔很含蓄,树老石苍,明丽洒落,乃有笔有墨之作。

三、何尊

何尊,西周成王时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做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

1何尊铭文拓片

1963年6月,有个叫陈堆的人,因他家老屋住不下,就租了隔壁陈湖的两间房子住,院子后面是个土崖。当年8月一个雨后的上午,陈堆在后院发现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就用手和小镢头刨,结果就刨出了个铜器。第二年,陈堆夫妇从宝鸡返回固原,临走时将铜器交给陈湖保管。1965年,陈湖将其卖到了废品收购站。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在市区玉泉废品收购站看到一件高约40厘米的铜器,见其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而富有变化,感觉这应该是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便向馆长吴增昆汇报。吴增昆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去查看,王永光赶至废品收购站后也断定这是一件珍贵文物,便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元将这尊铜器买回博物馆。经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尊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浮雕为饕餮纹。这尊铜器成了宝鸡市青铜博物馆自1958年成立后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

1975年,饕餮铜尊因其造型图案精美被选送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发现铭文并命名为“何尊”。何尊的主要材料有铜、锡和铅等金属成分,三者所占比例也不同。何尊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

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铭文,而其中“宅兹中国”是指“我要在国家的中心(成周)管理天下”。铭文中说,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此做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

青铜铭文可被视为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可以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何尊铭文书法体现了西周早期自由放纵的书风,厚重坚实、章法茂密、变化浑然。

从原始崇拜到祖先崇拜,后人都要从神圣那里汲取知识和精神力量,以此形成法效先王、圣贤的文化传统,而尚古好古、以古为鉴、古今齐存即成为一种文化定势。其中,从个体的小家到国之大家被伦理秩序融为一个整体,各种文化形式均被赋予教化的功能。在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伦理秩序起着无可替代的稳定作用,书法也不例外。《书法雅言·神化》称“宣尼、逸少,道统书源,匪不相通也”,表明古人对这一问题早已有所认识。

周秦是书法传统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文字政策、教育和考课措施为其催化剂,正体和楷模则是其关键所在。《说文解字叙》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西周宣王时所作《史籀篇》大篆字书,即确立文字正体价值与地位的肇端。汉承秦制,沿用秦文古今八体,为书体分工、诸体兼擅之权舆。萧何草律,以《史籀篇》和秦八体考试学童,取优秀者入仕,上循周秦古制,下启唐代书学生教育和科举以书判取士的风气,艺术的发展找到最佳形式。凡此种种,均与文字之功用紧密相关,书法借助文字之力而得以发扬光大,书法传统也因以孕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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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北平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开展出,不及一日即遭日本侵略者禁展;翌年8月,此卷再度在上海法租界的助学义展中展出,又遭当局没收而失踪。1953年,《流民图》在上海某仓库中被重新发现,可惜已经霉烂,仅残存了前半卷。

“文革”期间,蒋兆和及其《流民图》惨遭批判。1979年,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的复查结论,肯定《流民图》“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和积极作用。从此,此画残卷得以在国内展出,在人民大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学界高度评价。

1998年,蒋兆和亲属将《流民图》的前半卷原作及遗失的后半卷底片,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收藏永久保存,中国美术馆将其视为镇馆之宝爱护有加。

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流民图》的出版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央美术学院国画学院等派代表出席了研讨会。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发来贺信。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北京抗战文艺与历史语境、抗战时期北京文艺界的状况、《流民图》及其相关史实辨析、《流民图》的爱国意义为主要议题,听取了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张泉、蒋兆和女儿蒋代平、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刘曦林、自由撰稿人朱理轩等的发言,他们发言的题目分别为:“复现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文化史的方法问题——从《流民图》及其政治评价谈起”“我所了解的沦陷区北平美术”“日寇为什么封杀《流民图》”“蒋兆和的自白及《流民图》的画外音”。会议还就上述议题展开了讨论。

与会人士认为,今天,在《流民图》首展的故地举办“《流民图》册页首发式暨《流民图》与北京抗战文艺学术研讨会”,是对命运多舛的《流民图》首展最好的纪念。同时,以《流民图》及北京沦陷区的抗战文艺为研讨主题,展开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填补了“沦陷区的抗战美术”这一学术研究的空白点。重新审视《流民图》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我们反思当代中国画创作观念的重要参照,也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最好纪念。

蒋兆和(1904—1986)生前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一生坚持为民写真,被称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创作和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完成于1943年的《流民图》长卷(原作高2米,长约27米),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画鸿篇巨制,他以高超的现代写实水墨技巧刻画了百位难民的形象,并以躲避轰炸的母子为中心情节,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了画家为国难写真、为民族呐喊的炽热情怀,被学界誉为20世纪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中国人物画杰作。

同时举行的《流民图》册页首发式上,向中央美术学院国画学院、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等单位赠送了《流民图》册页,还特别向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赠送了《流民图》册页,这是向中小学教师捐赠活动的开始,以期下一代对沦陷区的抗战美术乃至抗战历史有深入了解,并激励后学勿忘国耻。

与会代表尤其是蒋兆和先生的弟子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像蒋兆和先生那样亲近百姓,关注民生,将先生开创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四、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做器者是康王时大臣“盂”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清朝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被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给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三千两白银购回了宝鼎,但在他去世后,宋家后人以七百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1大盂鼎铭文拓片(局部)

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去,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贪婪的权贵端方这一劫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中国,找潘氏商谈出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回绝。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人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

经反复遴选,潘家人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日军在潘宅反复搜查并挖地三尺并没找到珍玩,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新中国成立了。潘家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入藏此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大盂鼎铭文书法的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布局规整,结字、章法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见灵动,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格局,从而为世人瞩目。

探讨汉字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中字义的文学性与字形的书法性,是理清中国书法传统文化谨慎和艺术本真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因其简短,只具有文字意义和兼有神秘性特征的话,那么钟鼎文因其记事、记史,或祈祷、颂德,则逐步形成了铭文格式的文学性文字,启首的“唯……”年月时间,末尾的“子子孙孙永宝”,在竖有行、横有列中,形成了具有自成语言体系的文学短文表达方式和书写笔法、字法、章法完整的书法形式。秦石鼓文及秦始皇出巡的七刻石都是四言文学铭文与秦小篆的完美结合物。秦统一文字由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既是前代的标准书法范本,也是具有普及知识内容的文学读物。

碑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碑额、题目、序文、铭文等文学体裁,在文字书写上形成了与文字内容相辅相成的碑额以篆、正文以隶或楷,正文标题单行列出,铭文以整齐句式,整齐排列文字等章法形式。

书信函札以文辞礼仪之表达形成了启首、称谓、问候,如“顿首”“启”等。转行正文,在正文行文中出现尊敬者之名字或行为时,使用转行顶头书写,形成平阙的形式表现,结尾寒暄、致礼、落款内容,亦以约定俗成的“顿首”“不次”“不宣”“再拜”等表达,成为书法形式与文字内容的有机组成。

西汉史游编辑的《急就章》:“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既是章草标准化书法文字,也是当时学子必学的具有知识性的押韵文学读物。南朝梁周兴嗣编辑的《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实际上是受梁武帝之命把搜集到的王羲之的字编辑成文,集合到一块,成为韵语启蒙读物和书法学习范本。智永尝临800余本分发各地,广为传播。书法是文字内容文学的载体,文字内容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书法形式、格式的丰富化发展和形成。书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创造与发展。

1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局部

书作的文学性也影响着其书法艺术价值的高低。《兰亭序》因其完美的文学性内容提升了其书法艺术价值,被人们奉为“天下第一行书”。《祭侄稿》的悲壮内容和其苍茫的书迹相结合,形成了书法史上的壮美经典。晋唐以后书法经典多以诗书或文书的珠联璧合而为人们推崇和传世。除上述经典法书外,还有张旭狂草《古诗四帖》,怀素集录文士们赞颂其草书诗篇的《自叙帖》,苏轼的自作诗文《寒食帖》《赤壁赋》《中山松醪赋》等,赵孟頫的《洛神赋》等。

中国文字的形声义决定了汉字除其音的表述交流属性外,其笔墨形态的书写自然包含文意的文学属性和形态实迹的视觉属性。中国书法先天地蕴含了文字意义的文学性。但我们在肯定书法艺术文学性内涵的同时,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由同源而生发,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书法的发展也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门类,但二者的联系却始终没有中断。文学的内容对书法风格很难说有绝对的直接影响。但魏晋玄学、魏晋诗文形成了塑造魏晋士人心灵并流溢于外的魏晋风度,进而影响了飘逸流美魏晋书法的形成。或者说是魏晋诗文和魏晋书法共同构成了魏晋风度。而表现盛唐精神的唐代浪漫主义文学也影响了唐代浪漫主义大草的形成并达至巅峰。“酒中八仙”是唐代浪漫诗人的传奇,其中即有贺知章、李白、张旭草书传世,其自然也织构创造了唐代狂草的传奇。

人们都知道唐宋的古文运动,而谈古文运动会每每提到韩愈,提到韩愈的著名文章《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然而治书法者却鲜有以古文运动论书。而实际上唐宋古文运动抛弃做作粉饰、复归本原的宗旨,不仅促进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复兴,也直接影响形成了宋代以融于文人日常案牍生活的平淡行书书风的兴起,形成了代表一个时代风尚的尚意书风。其时的书法审美标准不是唐代欧阳询追求的“字字惊心,行行炫目”,而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学问文章之气”,书卷气、士气、雅气。同时也由欧阳修尚古、搜古、集古,导致了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其传承清代,形成了与帖学相对应的碑学书法系统。

明代文学对联的兴起直接导致了楹联书法的兴盛。曲水流觞、诗书雅集、临壁题诗都是文学与书法紧密结合的共生共发活动。由孔子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到竹林七贤,由金谷园诗会到兰亭修禊,再到西园雅集、玉山雅集等等,代代流传下诸多诗书共生共荣的美丽故事,美妙诗篇、绝美书卷。

其实文学对书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中国最早赞颂书法之美的文论崔瑗《草书势》,即是以颂赋体写成。书法美的颂赋文辞也为文学奉献了一种独有的文体“势”。除《草书势》外还有《隶书势》《四体书势》等书势文赋名篇。文学的品评理论《诗品》直接影响产生了书法品评理论《书品》。由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到唐李嗣真《后书品》,再到清包世臣《国朝书品》,参照文学品评的书法评论传延千余年,成为中国书法品评的重要传统。丰富的中国古典书学理论发展,有赖于古典文学理论的先期发展和映照。很多文学品评概念被应用于书法,如神采、风骨等。而一些文学表现追求生动表达的手法也被应用于书法创作理论的构建,如对比、衬托、排列等。故窦蒙注《述书赋》语例资格云:“又著《述书赋》,总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穷旨要,详辨秘义,无深不讨,无细不因,征‘五典’‘三坟’‘九丘’‘八索’、《诗》《骚》《礼》《易》《文选》《词林》。”再如东坡有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这是说的文学,但也可用于观照书法。

总之,文辞内涵影响造成了书写格式亦即书法格式的形成与变化。同时书写的书体、格式、章法、格调、风格、形式、形态也强化了文学内容的合适表现、表达。在探讨书法艺术的本体属性时,我愿意把书法艺术看成是文学语义内容和笔墨视觉表现内容相统一的综合艺术,就像电影是文学、音乐、美术、摄像、表演合而为一的综合艺术一样。上世纪受西方美学影响,理论家往往把书法看作是独立于文学艺术之外,或者说是不包含文学艺术性的纯笔墨线条视觉表现的艺术,其结果却导致了把书法导向弱化,甚至抛弃、不要文字可读性的纯抽象笔墨、纯形式虚无误区。书法含载文学内涵,含载更多、更丰富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严重失落了。现在该是呼唤其归去来兮的时候了!

书法是形式艺术,但不仅仅是形式,它绝不能像一些理论家所论说的:书法的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因中国书法书写汉字的基本约定,书法先天地具有文学表意和笔墨表形的双重艺术属性。书法笔墨线条及其构成又以直观的形式更加强化汉字文学意义的表达,形成更高层次的抒情表意艺术功能。形式的表达有其思想、内容、情绪,但书法书写汉字语义文学性所含载的思想、内容、情绪热值更高。书法,作为兼容文学性和笔墨视觉性双重性质的综合性艺术,更加值得研究、传承、弘扬!

诗是文学的精华,也是各门艺术的至高境界。诗为书魂,书为诗体。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诗,无以言”。而书法家则当是:不知诗,无以书。

1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是,在宗白华那里,什么是意境?因为千百年来,关于意境的内涵一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论者不同,时代有异,意境也许就会有相去甚远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一文中,宗白华一开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意境的意义”。为了便于说明,宗白华把意境纳入到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格局中,他认为人生有五种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

2法常

而意境——“艺术境界”则是介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二者之间的一种境界,它既求真,又充满着无穷的神秘,它主于美。宗白华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意思也就是说,意境就是人的最深心灵与具体的宇宙人生相与融合而生成的一种境界。但宗白华觉得这样说也许并不是太清楚,于是他进一步解释道:“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物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讲得更简单一点,宗白华说,“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

3陈洪绶

应该说,意境是情与景的融合,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早在刘勰就提出了“神与物游”,司空图也有“思与境谐”说,其余如宋代的范日希文、元代的方回和明代的谢榛等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全面的、充分的、系统的、深刻的阐述了情与景的关系。

那么,在意境的涵义这一问题上,宗白华就没有自己的思考吗?当然不是。宗白华对前人既有继承,更有发展。因为宗白华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哲学家,具有良好的哲学修养,因此宗白华的诗学研究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哲学的眼光。在意境的内涵上,宗白华虽然借鉴了前人已为定论的“情景交融”说,但他并没有满足于那种既有的形而下的描述,而是上升到人生观、宇宙观的形而上层面加以诠释,直寻古代意境理论的真义。

4钱选

宗白华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庄子:天,积气也)。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

5弘仁

在这里,宗白华就不是简单地描述意境是什么了,而是试图找出中国艺术之所以如此地关注意境的哲学根由。确然,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远古先民们从春秋迭代、草木荣枯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中,悟出了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命流动的世界,悟出了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那种“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和谐与同一。《易经》就是这种生命感悟的结晶,在其基本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宇宙是一个阴阳交合的生机世界,气化氤氲,流衍不绝。它有“生生而具条理”的秩序,有“阴阳开合、高下起伏”的节奏。人作为生命和宇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深广无穷的宇宙会主动来亲近我,扶持我,无庸我去争取那远穷的空间。“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陆放翁),“水光山色与人亲”(李清照),“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古人的这些诗句,写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光明俊伟的气象。

1「多」字,大家因了认得「肉」字,「多」意当会自然体认。

上古之时,先民以渔猎祭祀、食肉为主。

《说文》:「多,重也。」古时祭祀分胙肉,分割两块,「多」义自见。

[灵性甲骨]

胙肉切为二片,呈放案且即为「俎」字。

「俎」上置二片以上供肉,即为「多」。以「多」祈求上天、厚土、神明、远祖赐佑子民获取更「多」。

「多」,多多益善矣。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2.《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商春秋战国》谷溪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清 金农 隶书 王彪之井赋 轴 纸本 98.5cm×41.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彪之井赋》轴为金农传世书法作品中有确切纪年的较早期作品之一。作于雍正三年乙已(1725年)初春,这一年金农三十八岁。

金农幼年家境富裕,又是书香门第,应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如家藏王石谷《秋山行旅图》等),至于何时开始习书,虽无确切记载,但一定不会很晚。二十一岁时负笈吴门,拜师于何焯门下达二年。何焯与姜宸英、陈奕禧、汪士鋐并称当时四大书家,且精于碑版金石的收藏与考订,游学期间金农书法得其指教自然是情理中事。既得名师指授,其书法自然入门正途无疑。从现存资料看,何悼书法宗法晋唐,然而金农传世书法作品则以隶分为主,揩书行书亦自汉碑化出,古朴拙厚,自成一格,实在是与何焯精于碑版金石之嗜好及其独特的书学主张直接相关。

2东汉《乙瑛碑》局部

康熙年间董其昌书风一统天下,何焯之书亦不能特出。但何氏深刻地认识到“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 (《义门题跋?崔敬邕墓志》), “董思白书比之古人有间,然尚是官着衣冠,吾侪终不免演剧也”(《义门题跋》)。金农于书法正是遵循了何焯的艺术主张与观念,而不是盲目地跟在老师后边亦步亦趋地描唤“演剧” 。

金农学汉隶和八分书,具体临习过哪些碑刻我们不能详知,但《华山庙碑》与《乙瑛碑》应该是其最为推崇且一生临习不辍的。该件隶书作 品用笔圆转朴厚且灵动优雅,字形呈 扁势,波磔宕逸,完全严守汉隶的法 度;其形貌亦绝似《华山庙碑》与《乙瑛碑》,与后期呈纵势的隶书作品(人称“漆书”)有着很大不同。在独特风格形成之前,总有些脉络相承,由此渐渐蜕变成熟而随心所欲,金农的漆书也历经了这样的酝酿。

3东汉 《华山庙碑》局部

王彪之(305-377),字叔虎(《晋书》因避李虎讳而作叔武),小字虎犊,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晚期重臣,出身琅玡王氏,尚书右仆射王彬之子,宰相王导堂侄。初任著作郎,东海王文学,累迁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官至尚书令,曾与谢安等人对抗桓温,并于桓温死后与谢安一同掌政。著有文集二十卷,(隋书唐书经籍)传于世。

释文:摹玄羲之灵爻,仰东宿之飞景。步土脉,测水泉。方栏结,鹿庐悬。下沉瓶而互汲,飞纤绠而幽牵。于是杳黄垆之邃,鲜润下之洁。澄澜恬以清渟,泓冷朗以寥戾。乙巳首春摘书王彪之井赋。晋林学长先生正字。金农。

1元 赵元 剡溪云树图卷

作品鉴赏

赵元(生卒年不详,约1215年前后在世),字宜之,号愚轩,定襄人。经童出身,举进士不第。以年及调巩西主簿。未几失明。自少攻书,作诗有规矩。泰和(1201年)以后,有诗名河东。李纯甫作诗称之,名益高。南渡(1214年)后,往来洛西山中。为赵秉文、雷渊、崔遵等所重,每虚左以待。元既以疾废,万虑一归于诗,故诗益工;其五言平淡处,为他人所不易及。

赵元传世名作《剡溪云树图》,手卷,水墨绢本,画江浙一带溪山平远之境,丘陵蜿蜒,草木丰茸,云蒸霞蔚,笔墨圆厚华滋,淳雅文秀有书卷气,画法与元人马文璧同调。本幅及卷后有陆友、奂祖明、陈方、仇远、张天英等多人题跋,本幅更有乾隆御书七古长诗,以为乃写会稽山水,故有“剡溪云树”之标识。诗中有句云:“传神犹在烟霞外,肯让董源第一流?”推崇可谓备之。故《石渠宝笈?初编》定为上等,可见钟爱之深也。卷后有近人萱晖堂主程伯奋多次考识,以元人张伯英诗题“画山水歌题赵宜之卷”而定为金代赵元字宜之者。因赵元后来几乎失明,宜之画世无第二本,此或许是孤本了。

2元 赵元 剡溪云树图卷 全卷

乾隆题诗载《乾隆御制诗集》五集二十三,《赵元剡溪云树卷用题者韵》。

程琦萱晖堂旧藏。程琦(1911-?),字伯奋,安徽人,旅日侨商。室名双宋楼、巨燕轩、奎章阁、萱晖堂 。收藏极丰,重要藏品辑录于《萱晖堂书画录》中。

惠孝同(1902-1979),原名均,字孝同。1920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拜金城为师。专攻山水,古厚浑茫。富收藏,尤以集古代扇面、手卷、册页为多。

题识:天水赵元作。

3元 赵元 剡溪云树图

本幅

1.陆友(元代)题:重岗细草覆坡陁,风引松花落涧阿。草屋雨余云气湿,开门不厌好山多。至大二年(1309)秋日,陆友题。

2.奂祖明题:三月清溪水接天,溪头春树绿含烟。野人十载不归去,怪得月明题杜鹃。至奂。

3.乾隆(1711-1799)题:岩林蓊蔚石盘陀,几曲清流绕谷阿。试问何方有此境,好山惟是会稽多。云连山树树连天,不认树云只认烟。一晌神来托诸画,伊家诗意写闻鹃。架溪野彴路萦纡,欲觅孤邨树半糊。应是诗人遇高启,相于佳处听啼鸪。作阵飞鸥去若浮,为惊渔笛起芦洲。传神犹在烟霞外,肯让董源第一流。川贮清流弗贮泥,镜中行处那教迷。夏初春末非冬雪,不作重儓访戴溪。

癸卯暮春月,用卷中题者韵,御笔。

4.张简(元)题:溪上春山石迳纡,冷云烟嶂翠模糊。行人如隔湘江岸,日暮青林啼鹧鸪。至正十年(1350)五年二日,吴郡张简。

5.陈方(元)题:楚雨初晴绿树浮,断云芳草隔汀洲。亦知不负幽栖意,长向春江钓碧流。陈方。

6.郭翼(元)题:山雨朝来不作泥,望中烟树使人迷,依稀绝似羌村路,风送春船逆上溪。郭翼题。

4元 赵元 剡溪云树图卷 题跋

后纸:

1.张天英(元)题:画山水歌题赵宜之卷。

我有山水癖,由来虽幽栖。十年游雁荡,五年游会稽。或言秦王昔时爱仙术,驻石下海如凫鹥。洞口谁来斸龙耳,骊珠夜照天鸡啼。三峰参差九华老,蛟龙鼓浪方壶低。醉墨淋漓落吾手,只尺万里云凄凄。初疑巨灵辟开翠岩湿,冯夷击碎青玻璃。又疑刘阮双行赤城下,渔舟棹入桃源溪。对此长歌发幽思,便欲着屐来攀跻。我家碧山最奇绝,绿萝万丈缘丹梯。忆昨金门拂衣去,自种青松与人齐。几人欲画画不到,惟有四时云月可以相招携。吾负碧山此为客,何异乎巢由轩冕行尘泥。从吾好,归来兮。张天英题。

2.仇远(1261-?)题:雨洗烟岚夕气凉,冷风谡谡树苍苍。采芝岩下看云处,零落秋风满石床。钱塘仇远。

3.张学(元)题:赵生此图入妙品,巨然笔法写荆关。一瓢墨泼金壶汁,几叠云开玉笋班。诗思解题春色里,神情犹在雨声间。何当着我归来囗,沈醉溪头饱看山。张学题。

5元 赵元 剡溪云树图卷 题跋

4.程伯奋(1911-?)题:右金赵愚轩剡溪云树图,澹采轻岚,烟云变幻,絪缊盘礴,浑融隽逸,深得北苑南宫三昧,足以上窥摩诘、东坡,所谓画中有诗者也。愚轩名元,字宜之,号愚轩,定襄人,经童出身,举进士不中,以年及调巩西簿,未几失明。自少博通书传,作诗有规矩,泰和后有诗名,河东李纯甫为赋,愚轩名益重。贞佑二年,金都南徙后,往来洛西山中,赵秉文、雷渊等皆爱之。所至必虚左以待,为人有才干,处事详雅,既病废,万虑一归于诗,故诗益工。一时名士胜流,多与交游。尤与元好问同郡世契,而年长于好问,投分披襟,唱和酬答,迭见《中州》、《遗山》二集。愚轩吟咏之余,兼擅山水,自惜羽毛,善藏锋锷,若无张天英题句,不将湮没无闻也夫?清高宗博雅好古,翰苑人文荟萃,何无片言只字表而出之。《石渠宝笈》遽以元赵元标之,岂以愚轩名不见画史,而善长夙以山水见称耶?抑亦奉教厘订,曲从上旨,不敢更定与?吁!自古以诗揜画,或以画掩诗者,指不胜屈,奚独愚轩而已。金画传世希若麟凤,衰颓睕晚,获此天禄琳琅孤本秘籍,历年八百完好无损,真希世之宝,隋珠和璧乌足道矣。辛酉(1981年)清和月,二石老人题,时年七十有一。

6程伯奋再题:

清圣祖御选金诗,有赵元题陈居中画唐崔丽人图诗,序曰:余丁卯春三月衔命陕右,道出蒲东普救之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因命画师陈居中绘摹真像云云。则愚轩之调巩西簿于泰和七年春,岂其时居中以南宋画院待诏远适中州,鬻画金源耶?是足补画史之阙遗也已。越二日可庵再题。

7程伯奋三题:

此卷本幅有元陆友、释正奂、张简、陈方、郭翼及清高宗题句,张天英、仇远、张学题于贉尾。迭经元张简、张天英,明徐贲、徐祯卿、项元汴等先后嬗藏,入清为御府珍秘,《石渠宝笈》列为上等冬一。鼎革后逊帝携出榆关,寻流落人间,所谓东北遗珠,见《故宫已佚书画目考》。陆友字友仁,自号研北生,平江人,博雅好古,工书善诗,尤能鉴辨。三代汉魏而下,钟鼎铭刻、晋唐法书名画,皆有精识。虞集、柯九思皆善其书,言于上,未及用而归,以疾卒。有《吴中旧事》、《词旨》、《砚史》、《墨史》、《印史》、《研北杂志》、《札菊轩稿》。释正奂字祖明,住天台山寺,善诗,与顾瑛为方外交。张简字仲简,自号云丘道人,又号白羊山樵,吴人。初师张羽,为黄冠,隐居鸿山。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巾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有《云丘道人集》。陈方,字子贞,号孤篷倦客,京口人,寓于吴,工诗。龚璛以女妻之。郑元佑、张雨、倪瓒皆与之游,往来倡和。晚主无锡华幼武家,后不知所终。有《孤篷倦客稿》。郭翼,字熙仲,一字羲仲,号野翁,又号东郭生,昆山人。博学工诗,尤精于易,为杨维桢所称。家贫不肯干谒,以东郭先生故事,命其斋曰雪履。洪武初,征授学官,度不能自见,怏怏而卒,年六十有四。有《雪履斋笔记》、《林外野言》。张天英,字羲上,一字楠渠,自号石渠居士,永嘉人。酷志读书,不好干谒,元季征为国子助教,再调,皆不就。好游西湖,多居吴下。工诗,尤善古乐府。与顾瑛友善,觞咏倡和。有《石渠居士集》。仇远,字仁近,一字仁父,号山村,又号近村,钱塘人。好古博雅,工诗善书,至元中为溧阳教授,旋罢归,优游湖山以终。生于宋淳佑丁未,卒年七十余,有《金渊集》、《山村遗稿》。张学,字习之,不详其爵里。以俟夫博渊。二石又记于巨燕轩。

8程伯奋四题:

宜之父淑,字清臣,由门资叙,与元东岩为莫逆交,具见《中州集》。则宜之之与裕之世契诗友,往还无间,且以弟视之。故裕之传之特详,录其诗尤多。集撰于天兴二年(1233),时裕之在聊城,宜之已为土中人。子颙有隐节,居乡里,翼年正月,金亡于蒙古矣。靖康之难,太祖之裔北迁,分置诸城。今图末款识“天水赵元作”,而乃翁清臣以门资叙,则宜之其宋帝之裔,徙置定襄者耶?卷首“起文”朱文印,乃元季西夏昂吉印记。昂吉字起文,工诗善书,与郑元佑、沈右、顾敬辈友善。末跋张学,吴郡人,字习之,与杨铁崖交。李蓟丘为仇仁父写竹石卷,后有洪武己酉(1369年)杨、张等题,见《六研斋三笔》。二石老人。

在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的支持帮助下,袁慧敏先生主编的《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将由我社出版,并于2016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举行签名售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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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

《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一书,全方位展示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会员及海上著名藏印家的收藏成果。这些珍贵的印章藏品,有名家篆刻,有名师钮雕,有珍稀印材,而更多的则是结合这三要素的系统性收藏。

2 4 3▲《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目录

名家篆刻部分,收录上自明末的何震,下迄现代的方去疾,集七十余家著名印人之作九十方。这批流派篆刻印章大多见于著录,名家递藏,流传有绪,具有很高的人文、历史、艺术价值,时间跨度约五百年,可谓是一部浓缩版明清民国流派篆刻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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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钮雕部分,重点推介杨玉璇、周尚均及林元珠、林清卿等东门、西门两派的古工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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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印材部分则汇集了享有盛名的“印石三宝”田黄、鸡血、芙蓉及晶、玉、牙、角、竹、木等名贵古旧印材二十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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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印章之美,精彩纷呈,体现了海派文人收藏的精神及境界,在当今国内印章收藏鉴赏界,当不失为一座里程碑,有其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