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笔,需要丰富变化,要用对毛笔锥面,不断的能实现换面,在行笔的过程中,换面一般有三种方式,即绞转、翻笔和折笔:

绞转:在笔锋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换面;

翻笔:在行笔中,笔锋铺开的状态下,由一个面直接翻到另一个面(类似于刷漆时刷子的使用);

折笔:行笔时向毛笔施加压力,顺手改变行笔方向造成的方折形态。

今天,我们主要讲绞转。

绞转 是书法专用术语。是指书法家在用毛笔书写线条时连续不断地转动毛笔的锥面。

绞转笔法是魏晋笔法的核心部分,由篆隶笔法演变而来。绞转笔法也是王羲之书法用笔的主要组成部分。唐代以后书法家书写多用提按。

绞转就是逐渐的改变笔锋的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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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书写圆线条为了能保证裹锋用笔的状态(笔锋是尖状),需要运用好绞转的技术,我们找一组古人写圆弧的图片看看是否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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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某位书友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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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谓”字上面的转,孙过庭和这位书友在绞转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的线条形态,原帖饱满切且有很强的张力,临作则在转的地方线条扁薄,且留白造成的张力不够。

在转的地方,需要向笔锋施加压力,顺势捻管或者转腕,使得在“弧顶”处保持线条的饱满,这样的视觉效果是厚重的,我们常常说线条要厚重,在转的地方尤其要注意。

当然,会有书友问,为什么看到帖中也有很多字,在转的地方不是这样的,而是有个提起的动作,或是多了些中侧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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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察很仔细,值得肯定。在点画上来看,古人的圆线存在各种形态,但无非就是有了提按或中侧的动作;然而古人用笔圆厚,更多的圆线是饱满的,加了提按和中侧变化,只是丰富和调剂作用,一定要把握好度。

另外,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更多的人,是在转的地方不调锋,使得侧锋过多,圆线扁薄,还有一部分人是在转的地方提起笔锋,回避了绞转,说明更需要掌握的是把线条写的饱满,其他的方式便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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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堂兵 (2)

王堂兵

王堂兵,1975年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行业建设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行草书委员,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美术师,雅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毛笔书法获全国“王安石奖”书法展优秀作品奖,生态大连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全国第四届西部书法篆刻展优秀作品奖,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书法篆刻展,中国书法精品工程千人千作展、五百名家展,三届青年展、二届草书展、三届行草展、首届手卷展、中国书坛兰亭雅集42人展等权威大展,北京水墨公益基金会提名“四川省十大青年书法家”。出版有《当代四川中青年书法名家系列丛书:王堂兵》。


 寂寞求音 书者不孤——王堂兵书法记

by廖圣明

夫上古结绳记事,仓颉斯出,遂以成文。文以载道,书亦不违。千载以降,九州环顾,名家辈出。无论钟王颜柳,苏黄米蔡,华夏书坛,星汉灿烂矣。今宇内承平,文艺昌盛,名家蔚起,才士如林。当今书坛,70,80后渐成中坚,传薪火与陈迹,书道兴耶。

初识四川雅安堂兵兄翰墨,于各大书法专业论坛,常为其法古为新,气脉贯通,错综变化,虚实相生之大行草临屏击节。赏其字而识其人。未几,常与兄或论坛品评交流,或QQ临屏论道,议论古今,激扬文字,获益良多,知其乃深知书之人。兄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行草书委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行书执委,雅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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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堂兵作品

当代书坛五光十色亦五花八门。沽名钓誉者有之,野狐禅有之,平平者有之,拙劣者有之。习书寂寞者鲜矣。堂兵兄知行笃实,偏居一隅,静处深思,于书以大草为基,书写胸臆。昭明太子有云:文无气不立。书岂有异哉。堂兵兄大草之作颇得此理,点画矫若惊龙又指挥若定,通篇崩浪雷奔且安排妥帖足见胸有成竹。近年,堂兵兄有悟中国美学‘为道日损’之更本精神,致虚极而见素朴,深入古人探寻消息,节度其手。观堂兵兄近年各体书作,无论架构空间,点画笔墨亦或结字章法,于书法传统经典皆有迹可寻,绝非凭空臆造。愈发自然淡定,此善学者已悟书法之三味矣。与涂鸦信手者,岂止霄壤之别。堂兵兄早年闻达硬坛,书才已显。后主攻毛笔书法,与古人游,与先贤伍,寻师访友,间近十年,面壁功深,亦是成绩卓著,佼佼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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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堂兵作品

古人云:书分五体,为草称圣。可见草书之难。草书乃现心灵朗照之艺,精神澄澈之界。更是今人寻忆诗化存在之途。堂兵兄择草书为友,足见其人其心其志,其草书之路勇猛精进,不日可待也。

堂兵兄大作继入展十届全国书法展之后,连获中书协举办‘王安石奖’与‘生态大连’全国书法展之最高奖。足见余所言不虚,学弟亦欢欣鼓舞。今堂兵兄书法专辑即将付梓,蒙兄不弃,嘱余作文,何幸如之。未妥之处,请兄鉴原。望堂兵兄教我。时甲午暮春,皖中廖圣明记于古庐阳瑶海裕溪边抱逸窠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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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王堂兵书法

by齐玉新

  书法这东西,很简单,就是用毛笔写字。可这玩意有很复杂,里面交织着很多细微的东西,比如用笔、结构、行气乃至自己的心性流露。所以,写书法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把书法写得明白了其实很难。
  王堂兵的小楷很雅致。冷不丁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当我们花上几分钟仔细端详的时候,会发觉,他的线条很干净。这很难得,能够把用笔的动作做到干净利索着实不易,尤其是把一些用笔的动作藏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境界。这既属于技术的层面也体现着个人的心性和审美。无论他的小楷还是隶书还是行草书,在结体上也很朴实,没有追求炫耀的视觉刺激,于平淡之间不露痕迹的构筑着自己对汉字构成的理解。从他的每一个字形和结构上,都在有意无意的塑造着“险”的地方,而整体又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张狂。这种书风很像古代文人札记的体势—-文雅而有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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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堂兵的字,属于内敛的书风,这种书风会慢慢的把自己的审美悄无声息的透露出来。可见,他这人一点是朴实无华的人,日子长了,你会觉得这人很有味道,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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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堂兵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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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王堂兵老师将在墨池学院开课

从宋人手札谈行书临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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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勇 ——

何勇照片

何勇1974年8月生,江苏宜兴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无锡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宜兴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宜兴市书法院院长。国学修养与书法·首届全国青年创作骨干高研班成员,2015年度书法风云榜创作潜力奖得主,北京人文大学特聘教授。
作品获奖:
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奖
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
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
首届中国书法院奖提名奖
个人展览:
何处不妙笔——何勇书法展(2013年11月东莞艺展中心)
本心——何勇书法小品展(2014年11月宜兴嘉荷堂)
勇者天放——何勇书法展(2015年5月江苏省美术馆)
勇者天放——何勇书法展(2015年11月苏州本色美术馆)
勇者天放——何勇书法沪上展(2016年3月上海朵云轩)
在《新华日报》、《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艺术百家》、《读者》、《清祺书》、《艺界》、《第一收藏》、《现代快报》《扬子晚报》等报刊及江苏卫视、宜兴电视台、凤凰江苏网等做过专题介绍。
出版《制高点——国展最高奖书家推介之何勇》(2012)、《自在清风—何勇书法作品集》(2013)、《勇者天放——何勇书法作品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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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苕溪诗帖》专栏介绍
米芾的用笔运锋体现出了“笔锋的腾跃”、“八面出锋”对笔锋方向的突变与“刷字”笔势,这些笔势都有着很强的张力。这些都进入到书法表现的视野,让人在强烈动态的笔势之下,感受到书写与运笔关系。
《苕溪诗帖》,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扬起伏变化。
结体舒畅,中宫微敛,重心平衡。通篇字体微向左倾,多攲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米芾已经向我们展现出了作为一个笔法的魔术师、调锋巨匠的才华与素养。
何勇老师,新生代宗法米芾之显名者,以一手跌宕生姿,笔法俊迈的米家样帖风技惊四座,一举在全国第十届书法展览中夺魁获奖,为书坛所瞩目。
本专栏以《苕溪诗帖》的书写看米芾通过“八面出锋”对尚意书风的表现。

2017年5月20日 19:00
墨池学院特邀 何勇老师

带你走进米芾内在的笔墨境界

详情如下

何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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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画谱》山水

《芥子园画谱》,又称《芥子园画传》,中国画技法图谱。在中国的画坛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孕育名家,施惠无涯者,《芥子园画谱》当之无愧也。

《画传》出世,备受时人赞赏。光绪十三年,何镛在所作后序中写道:“一病经年,面对此谱,颇得卧游之乐。”并题联云:“尽收城郭归檐下,全贮湖山在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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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阁道碑》系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所刻。这是史有记载,未曾见物的国宝,历朝历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书法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说它是碑,是因为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刻石镌于高约 350厘米,宽约150厘米的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刻石四周随字体变化凿成一不规则梯形,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随字形简繁,任意结体,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五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字迹清晰完整,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约13厘米。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其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

曾经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西汉摩崖石刻)在失踪1000多年后近日在荥经县境内神秘现身。据发现此碑的荥经县民建乡小学教师刘大锦、牟健介绍,他们是不久前偶然在一块山崖的石壁上发现此碑的。经查阅资料,竟然是失踪千余年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他们立即拓片向县里报告。此碑在古时有拓片流出,《金石录》有其临摹缩本,《墨宝》云“此碑出于绍兴辛末,在荥经县……”《荥经县志》对此碑亦有记载,但碑在何处,一直成谜。

碑文释读
释文:蜀郡大(tài)守平陵何君,遣掾(yuàn)临邛舒鲔(wěi),将(jiàng)徒治道,造尊楗(jiàn)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注解:
①蜀郡,东汉时已很小,大约相当于现在阿坝、温江、雅安三个州、市所在地域。
②大守,即太守,亦称郡守。据清江沅《说文释例》:“古只作‘大 ’,不作‘太’,”《易》、《春秋》、《尚书》、《史记》、《汉书》中的“大极”、“大子”、“大上”、“大誓”、“大上皇”、“大后”中的“大”,后人都读为太,或直接改写为“太”。③平陵:古县名,在今咸阳市西北,因汉昭帝葬于此,故以其陵名县。
④掾,下属官吏。
⑤临邛,古县名,今四川邛崃县。
⑥将徒,将(jiàng),去声,率领。徒,《广韵》:“徒,隶也。”,服徭役的人。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受广汉、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动工开通斜栈道,至永平九年落成”可判定这里的“徒”亦必为刑徒、犯人。相当于今之劳改队。秦汉时修路筑城之类的事,基本上由这些人来做。(此刻石比《何君阁道碑》迟了九年,在陕西褒县。宋人晏袤评其“与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两道皆为同一队伍修建也有可能)
⑦尊楗阁,尊,《广韵》:“尊,高也。”《韩非子、外储》:“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意谓“房子太高了”。楗(jiàn),《汉语大字典》:“河工以埽(sào)料所筑的柱桩。”这种护堤的柱桩高可达数丈。平原地区缺大木,是用竹索、木条、土石捆绑而成。东汉时本地绝不乏巨木(今亦不缺),可以肯定,此处之“楗”,必为高大的原木所为。阁,原指“架子上置放食物的木板”。荥经人叫“望板子”,栈道象其形。总之,尊楗阁,可理解为“高脚桩栈道”实地观其势,栈道孔距河床不及两丈,东汉时河床应更高些,估计当时栈道由大木桩直撑到河底。
⑧衷(mào),袤的古写,南北长为袤。《汉语大字典》书一号墓竹简为“ ”与马王堆易五的“衷”字写法几乎完全一样。古人厘定为“袤”是有道理的,因荥河那段走向基本呈南北向(略偏西北东南),故称袤。
⑨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即今所谓用了多少个工,恐不一定指历时三年多。
⑩建武中元二年,建武,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年号,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距今1947年。
11就,完成,据《鄐君刻石》后有“落成”,类同可证。
12道史,严道地方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史,春秋时为太宰的副官,掌管法典和记事,后来一般指副贰。可理解为“严道县长助理”。另一种意见为“交通厅长”。

译文:蜀郡太守平陵人何先生,派遣他的下属官吏临邛人舒鲔,率领着服徭役的队伍(来此)修路。建造了高脚柱栈道,南北共长55丈。用了工作日1198个。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完成。严道地方官任云、陈春主(记)。
由此可见,这是一方摩岩纪功刻石。


书法史上的意义

《何君阁道碑》是以书法名世的。虽失踪千年,但典籍多有记载并评价极高。荥经旧县志中邑晚清举人汪元藻、民国县志主编张赵才对此记录甚详。说《隶释》、《碑式》、《字原》、《墨宝》、《金石索》等名著中都对它称道不已。尤其是洪适在《隶释》中把它推上了隶书的颠峰。洪适说:“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guàn)章甫而衣(yì)缝掖(yè)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译文:东汉的隶书,它算是开头的。字形方正遒劲,古雅的韵味最为醇厚。好比我们看见那戴着殷商时代的黑布礼帽,身着儒士宽袍大袖礼服的人,令人肃然起敬不已。学写这字呀,即使写秃的笔堆成一座坟,也不见得就沾了它的边。)、精于金石考据的清代大学者、书法家翁方纲也对此碑之失传而扼腕叹息。

观赏这一石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率性、自然。写字人本身绝无在书法上炫耀一番的功利心,纯粹客观记事而已,因而毫无刻意求工之态。其章法,竖看行距大致齐整而略有穿插,横看则完全无行,错落参差,洒脱大度。一行中少的六字,多的九字,尊重字的个性根据字的个性来决定张弛。比如“郡”字长九厘米,而紧承其下的“大”字却仅四厘米,不及二分之一。“尊”字最长,十四厘米,竟与“九十八”三字相等,非常抒情,这就是早期汉隶特有的开张气。与晚期隶书布如算子的拘谨呆板章法毫无二致。从字形结构上看,它还明显带着由篆向隶过渡的痕迹。比如宝盖头的长覆着地,“五”字互扭的古老写法。走之的写法离“ 辵 ”(chuò)字尚不远,上边三撇变了三弯。“舒”和“鱼有”的右边都是道地篆体。从笔画看,基本上用中锋圆笔,而中锋圆笔正是篆书的基本笔法。势如钢锥画沙,稳健、朴拙。又多变化,如“郡”字右耳曲线,居然穿越一竖画圈转出()。而“陵”的左耳,“邛”的右耳却又另作姿态。一捺,大多硬挺直拙,仅“大”字波磔燕尾明显。“春”字的“日”作三角形,很有今天艺术字的味道。

总的说来,此刻石体方笔拙,不拘小节,自由随意,古朴典雅,气魄夺人,只可仰视。加之一千九百余年的日月精华、沧桑磨洗,掺和了大自然的神工造化,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气,令人想入非非,心灵得到极大的美感享受。洪适之言,实不为过也。

《何》碑之所以失踪,于今看来道理非常简单:蜀—身毒(印度)道荥经段自从改走大相岭后,路从花滩折而直接向南,再也不经过它的脚下了。但此前流传出去的拓片早已使它名扬四海,被人一再临摹。不过大多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洪适绝对没有见到过原刻石,甚至连原拓本也没有见过,不然他怎么会在《碑式》中说:“建武中元处有缺”这么明显的错话呢?以今观之,何缺之有!(缺在“九十八日”下,因下文是皇帝年号,不得不提行另起)。典籍著录不见于晋唐,而洪适所述又如此讹误,可见至少在宋朝时,世人所见的《何》碑不是拓本而是临摹。从格式字体上讲恐怕都已发生相当的变异。至于邑先辈汪元藻老先生于成都沈鹤子处临写回来的《何》碑(后做了荥经县中学的奠基石),就真不知为何碑了。

在《何君阁道碑》发现之前,唯陕西褒县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被认为是东汉最早的刻石(永平九年落成,即公元66年),现在当然只好让贤了。《何碑》的确是东汉之首。不仅早于本市建安时期的《樊敏碑》(公元205)、《高颐阙》(公元209)、王晖石棺(公元212)等文物,也早于《石门颂》(公元)、《史晨碑》(公元169)、《张迁碑》(公元186)、《曹全碑》(公元185)、《孔宙碑》(公元244)等几大天下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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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言恭达教授为成都《经典汇》经典艺术名家讲坛作讲座。

“当下真正的艺术高度必须出于人类文化学的战略思考,以自身对时代的感恩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而实现生命体验。开启与重建当代艺术的现代人文精神,这是当代书法家应有的品格和情怀。只有对现代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具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担负起新时期艺术发展的历史责任。”——言恭达

书法—— 养心、养性的文化

“书法是养心、养性的文化,是修出来的,养出来的。”言恭达作为《经典艺术名家讲坛》2017第五期讲座嘉宾,在主题为《中国书法的审美价值与生活底色》讲座中讲到。

言恭达作为书法大家,工篆刻、善绘画,精书体,他主张碑帖相融,达到北“势”与南“韵”的有机统一。“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言恭达五十余年砚边探索形成的艺术风格。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将恢宏的豪气与清畅的逸气结合起来;将碑的凝重苍茫、帖的醇雅精微、简的天趣率真结合起来,在充实中求灵透,于闲静里把握节奏,捕捉感觉中朦胧而又微妙的深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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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时代人文精神表达的一种名片

言恭达从中国汉字与中国书法的关系开始论述,书法是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章法、通势等,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辩证了“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之间紧密的联系。并从中国书法是艺术实践与探索的过程,人文智慧的再现,以及中国汉字的形之美等阐述中国汉字的渊源以及形成中国的“书法热”。

梁启超认为:“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作为国际公认的四大国粹之一的中国书法,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特殊样式而为世界所瞩目。书法艺术审美之特征:向内、重和、尚简、贵神。言恭达认为,“书法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书法是时代人文精神表达的一种名片”。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名帖,证明了在魏晋时期,“晋韵”是中国文字成为世界上唯一高度发展的造型艺术的辉煌时期。

“字里有乾坤,书中日月长”。在言恭达看来,中国书法就是浸润于古诗文,又要还书法灵魂神韵风采和人文气象的本体面貌,同时也要感染时代的气息,探究时代的特质,抒写时代的情怀,弘扬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根”和“魂”,体现一个书家知理、明道、善行的风采,坚守高洁向上文明的精神家园。在讲座中,言恭达通过对不同时代书法艺术的演变进程及特色深入剖析,从“二王”到颜筋柳骨、再到黄庭坚等,从篆、隶、草、楷的变化对中国书法博大精深进行了阐述,让现场听众沉浸在中国书法精妙博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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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每个中国人一生的修行

历史上书法艺术的三大古风:晋韵、唐法、宋意。在讲座中,他通过对家国情怀、静气养心、识美求善、蕴文赋彩、哲理思辨、审美品格等方面的阐述,使听众纷纷认识到书法艺术的审美功能与价值。 对于书法,他认为与西方艺术相比,“中国书法有情趣、境界、气象、品格之分,中国书法的精髓是写意精神,也是中国书法的核心价值。中国书法将传统特点、时代特质、个性特色的三者融合,才能使中国书法具有时代的人文性,同时也具备历史的积淀性,以及书家的个人独特性。

书法是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书法是守护文化灵魂、回归艺术心灵的最佳途径。所以,书法是每个中国人一生的修行。

言恭达在讲座中,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书法的难以表达的喜爱,言谈举止间透露着学习书法以来的气定神闲,这使他在提问环节,面对老者、学者的提问,泰然自若的回答。“弘扬时代主流文化,对国家发展承担历史责任”。持续两个半小时的《经典艺术名家讲坛》首场书法讲座,在观众的受益匪浅中结束。“当代书坛需要一种基于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需要文化的光照与引领。”这句让学习书法的爱好者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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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书法家个人手上的功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有了好的工具,如虎添翼,可以使作品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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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砥,1965年生,山阴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书法博士。作品多次在国内大展中参展、获奖,出版有《白砥书法艺术》等,友声书社学术委员。作为第一代书法博士,白砥有今天的成就,全靠对书法的热爱和勤奋。1987年,白砥被浙江美术学院录取,成为沙孟海等导师的硕士研究生。此后,他又成为章祖安先生的博士生。白砥对书法的理解,并不停留在“把字写好看”这点上。白砥认为,书法并不是仅此而已,它承载的是中国人对自然、人生的深刻体悟和理解,是一门载“道”的艺术。白砥对书法和现代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是一条河流,或平缓、或汹涌。只有源头充足,河道通畅,才不至于使她走向干涸、走向死亡。白砥作为新时期在创作领域最引入瞩目的书法家之一,自1996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反以往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与探索。其先后著述有:《书法空间论》、《历代书法大师风格批评》、《王羲之作品解析》、《中国书法艺术图典》等;在创作上继《白砥书法艺术》之后,又出版有《白砥小楷集》及《白砥行草书二种》。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丑”之为美——兼论书法的审美标准》,是在台湾华梵大学国际书学研讨会上作为学术交流的论文。“丑书”的名字好几年前就已出现,从最早的字面来理解“丑”是贬义的,是一个不好听的字眼,但“丑”跟“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普通人对“美”、“丑”相对概念的理解常常会出现偏颇,认为美是对的,丑是有问题的,跟我们小时候说的好人与坏人一样,判断的标准很简单、粗浅、低级。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尽相同,它也因时因地不同而不一,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很复杂,所以“美”“丑”从简单的一元去理解肯定是初级的。这告诉我们有必要从艺术审美这个角度,对“美”与“丑”作一些理解、判断、认定。但是高级的或者深层次的东西,往往需要我们花大学问去探讨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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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先生前段时间在北方做了几个关于“丑书”的讲座,指出颜真卿、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字,都在“丑书”之列。当然这是站在某种角度上看问题,这种角度不一定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后来的金农、郑板桥、傅山、八大山人等也都可列入“丑书”之列。当代则有王镛、沃兴华、刘彦湖、于明诠、曾翔、王冬龄、石开、程风子、何应辉,皆为活跃于当今书坛有实力、有思想且影响力很大的书家。但用“丑书”这个名字,扣在这些书家头上,为达到某种所谓“拨乱反正”目的的人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些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有“丑书”,那就一定有“丑画”。在古代是否有“丑画”这个概念,目前未作查证,但如以“丑书”来对照,“丑画”必定存在。绘画可以有中国画和西画的比较,而书法却没有,很难解释。西画传统以文艺复兴为高峰,它走的是写实的路线,法国的卢浮宫里有几千件油画,其逼真程度让中国画“汗颜”。如从判断“丑书”的立场看,是不是把中国画放在这些西画面前就变成“丑画”了?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等大师的写意画放在工笔画面前都变成“丑画”了呢?因为中国画摹仿自然的写实程度上跟西方油画相比,那完全就是小儿科,其比例、透视、明暗、色彩,绝对比不了。当然最接近自然的还有照片,西画和照片比,西画也差一点,这样说来中国画必然是“丑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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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曾经讲过一句话:“西画以能品为极点,国画以能品为起点。”说的是西画画到逼真就是终点,而中国画画到像才是刚刚开始。中国书画做到技法上精致后,还有一个返朴归真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反”(返)境。我们追求古意,肯定要把前期的锋芒棱角逐渐抹去,使它里面的东西变得质朴。譬如看一幅书法作品中的线条有没有火气,一个结构有没有火气,便是检验是否到达“反”境的一种判断。有火气说明底蕴还不够深,没有火气则说明见古意,如赏玉之通透老浆,晶莹而润,绝非新玉所能比拟。老子所谓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即是这种“反”境的呈现。“反”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高深玄妙的境界,西方人理解不了,普通的中国人也很难悟及达到。所以中国的艺术家想要理解到它,则必须有传统的哲学、美学修养。技术的东西大家通过一定时间训练都能学到,而精致之后的返归,如没有中国文化精神涵养的艺术家既不能理解,更谈不上去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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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认定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代是书法艺术的开始,其实是把篆隶时代的古人贬低了。从甲骨文到王羲之时代,中间还有 1000 多年,其间的书法表现性水平已经很高。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汉碑,如张迁碑、石门颂、乙瑛碑、夏承碑等等,其厚重、古朴、大巧若拙的美感是后来人无法比拟的。唐代的隶书碑刻和汉代相比,达不到汉代隶书水平,清代隶书复兴后的书家创作,也似难与之相匹。很多人对“丑书”的判断与理解、认识、批判都是建立在对王羲之书法的片面理解上,觉得自唐太宗后一千多年来将王羲之奉为“书圣”,就认为王羲之是十全十美的,比历史上所有的书法水平都高。假如你不去学王羲之而去学甲骨、金文、汉碑、北碑等古朴的书法,那肯定是“丑”了。显然这种认识站不住脚。因为美具有多样性,可以互补。上海的已故书家任政,他学二王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今天报刊上的行书印刷体为他书写。他的书法工稳匀称、笔线细腻、漂亮甜美,几乎可为“美”的代表书体。如果把王羲之的《兰亭序》放在旁边,估计很多人会觉得《兰亭序》也变“丑”了,因为《兰亭序》不匀称,结构左右挪让,点画时见并笔,更不必说钟繇、陆机及更早的文字了。所以美与丑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只有认识了美与丑的相对性,艺术审美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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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如不从意境上判断,不从传统美学的深层内涵上理解,而只从表面形式的优美与否作为衡量标准,是很难理解中国画不求写实、中国书法不求漂亮的事实的。而一些人以扣“丑书”的帽子来打击具有深层传统审美思维同时又能不断创新的书法家,其实是不懂传统文化精髓的表现。如果艺术完全以技术作为衡量标准,那艺术就变成了工艺。艺术需要什么?需要思想,无论是画家还是书法家,首先需要有自己的审美,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没有风格的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艺术史上是留不住的。当然,如果缺少技术含量,新创的东西也同样没有存在价值。这里面存在思想与技术的结合,对中国文化精神理解越深,技术含量越高,风格越独特,创造力越强,才能成为时代与历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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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砥谈其书法探索三十年

一、笔墨传统
    问:白老师,听说2014年春您将举办“融·通——白砥书法探索三十年文献展”,您基于什么考虑想举办此展?
    答:2014年我虚岁五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艺术、人生、世事,我想已有所悟。正好我的家乡绍兴每年举办书法节,当地领导也有意邀请我去搞一次展览,就起了这份心。展览是回顾性的,而且是文献展,从我1984年大学毕业至今粗算30年,所以起了这个展名。因为是文献展,一些我早年的作品及图片资料因学习工作的数次变动(1984——1987北京、1987——1990杭州、1990——1996上海、1996至今杭州)大多已经散失,1980年代早中期的作品仅存几张模糊的照片,1986年获全国神龙书法大赛金奖的原作(作于1985年)经打听在浦江一位藏家手中,对方同意二换一,但至今尚未到手。所以,展览前期工作相当繁琐,精力投入也不少。想想再过10年、20年去整理难度更大,所以趁现在还算年轻为自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问:许多人觉得您获神龙金奖的作品已经很老道,说明您在1980年代中期时的风格已有一定建树。您更早期的作品是什么样?
    答:我自小喜欢书法绘画。但因家境贫寒,父母又是地道的农民,所以对字画的兴趣几乎完全凭着天生的自觉。小学三四年级时的描红与美术字印象中已经博得村民的赞扬。但那时没有字帖,平时就对着不多有的废报纸上的楷字练习,而且多用圆珠笔、铅笔描写,所以,对字形的把握能力可以说在那时打下基础。1980年我15岁时考上大学,遂能有机会比较投入地学书。大学专业是法语,同学因我年少个小平时以法语中“Petit”称叫,故顺取笔名“白砥”。那时学校有书画社,喜欢书画的同学常在一起切磋,加上除专业课之外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练字上了,所以书艺提高很快。1983年被推举为校书画社社长,1984年亦因字写得好被校长点名毕业留校工作。
    读本科早期的书法主要学《多宝塔碑》、《勤礼碑》、《九成宫》、《玄秘塔碑》等楷书及海上名家沈尹默、胡问遂、任政等,之后学《兰亭》、《草诀百韵歌》、《书谱》、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米芾行书及《龙门二十品》等,后又学《张迁碑》、《礼器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郑文公碑》、《泰山金刚经》等碑刻及颜真卿行书、何绍基、赵之谦等书风。至大学毕业前后已比较喜欢拙厚奇古凝重的感觉。
    问:您的硕士论文《金石气论》,发前人之未发,将金石气视为至柔至刚的大顺之美。一个如此抽象而玄深的名称,您解释得如此具体,绝非没有实践体验的理论家所能做到。对于古代墨迹之外的碑石刻字遗存,您如何看待?
    答:许多人将碑与帖对立起来,这很不科学。首先,碑刻先须书丹或勾摹上石,本来便是用毛笔写出的。其次,碑刻大多数刻工精良,如同后来的刻帖般细腻。一些书家不喜欢重大拙厚一路的书风,常常会把《张迁碑》、《爨宝子碑》等视作刻工不好的典型。自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结果。其实,方笔并非一定是因刻衍生的,我们看王羲之《丧乱帖》等墨迹摹本,其间存有大量方笔,后来的《张猛龙碑》方笔,与王书墨迹方笔如出一辙;也有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体墨迹小楷,方笔起收、转折很明显,可见古人有写方笔的习惯。方笔可健骨,使结构整饬严正,这些都是其带来的美感。而《张迁碑》、《爨宝子碑》等碑中线条的圆笔刻得极为自然,饱满,线条沉厚内敛,不好的刻工是刻不到这种效果的。刻石书法中另有大量以圆笔为主的作品,如《石门颂》、《郑文公碑》、《泰山金刚经》等,同样沉涩古厚。所以,起笔的动作变化,并非完全决定整个气息。包世臣《艺舟双楫》中有一段话,我在写一些论文时曾反复引用,他说:“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可见,碑刻书法的魅力在于线条所蕴含的金石气,它比只关注线条(点画)两端动作而中截一带而过的有些墨迹文字更具深沉的内涵,这个内涵便是我在《金石气论》一文中总结的将至刚与至柔融合得天衣无缝的美感。司空图《诗品》中说“积健为雄,返虚入浑”,把刚健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成“雄”;而“返虚”,我的理解是雄而能柔,以柔显雄才入虚入浑,是一种用“反”。虚静、高古、浑穆,皆为中国艺术审美中的至高境界,但同时又是至难达到与理解的,从刻石文字中产生的金石气,便是这一美感的形象概括。
    问:汉碑、北碑线条大多粗重,您认为传统的用笔是否能胜任书写碑刻文字?
    答:传统的用笔包容性很强,一提一按之间,气象万千。我认为粗重的线条要求把笔按下去的幅度大,有时甚至把笔按下去90%以上。但笔按下铺开后使转却很难开展,所以很多人写碑就铺毫硬拖,写出的线条必然粗糙简单,它只能写出金石气中的雄强一面,但无法同时表现出极柔的一面。所以,碑刻线条的中段运笔变化极为重要。我以为笔按下铺开后,运笔当以绞转及微妙的律动为主要方式,且速度须变化不一,幽缓而富有节奏并使墨的渗化达到某种与拓片风化相契合的效果。到收笔处,笔不能因毫铺开而破败,而须如刚舔墨时的圆锥形一样,这样也可顺势写下一笔画。
    写碑的速度并非一定是慢的。当心手双畅时,手对笔的控制可达到很微妙的感觉。在运笔过程中,我十分强调捻管的作用。捻管可使原本需很慢写出的动作变得快速起来,而且运笔过程抑扬顿挫俱备,它使写出的线质丰富而玄妙,也利于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接。我们看唐张旭《古诗四帖》,其线质之厚接近碑书,然其使转速度之快超越常规,这种线条非捻管是无法完成的。
    问:您觉得金石气与书卷气有什么异同?
    答:金石气与书卷气,都是书法美高级别的形式。首先,我觉得两者都是古与雅的美感。金石气如上已述,书卷气之雅则可表现在萧散、飘逸、恬静、幽缓等形式中。两者的区别在于,金石气更强调古雅前提下的厚重、凝练、肃穆及线质的涩变等,与书卷气相比,其重度显然有过之。打个比方,金石气重度八九分,书卷气重度三四分即可。就书写的难度而言,重度越强,使转难度越大;重度越小,使转越方便。金石气需要整个笔锋的按压,但同时不能粗野;书卷气则多用锋,可轻快走笔。
    问:您怎样看清代中后期碑学书家的用笔?
    答:邓石如为早期碑学实践者之一。他对线条的理解无疑已非帖派的清畅与平顺,而喜用重、涩之笔。很显然,邓石如行草大气得有些莽,其多按、拖、顿并用而少柔婉,故古意不足,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显得牵强。但其篆书厚重而婉通,可列其书第一。其隶书用笔重而实,但少中截变化,在其自书中可列第二。伊秉绶隶书比邓隶用笔见幽缓,但不失厚重凝练,故其气息古雅。何绍基时用颤抖的用笔,有时嫌造作(如临《张迁碑》),小字则极好。赵之谦篆、隶、楷皆过于秀色,晚期行草则沉着,却能使转自如。康有为学从二石(《石门颂》、《石门铭》),单字线质浑雄,但一旦转入使转,则嫌笨重,有时转速一快,莽气亦时有显现。沈增植比康氏擅翻转,但方笔用得不便时有拖沓感觉……
    邓、伊、何及李瑞清等,对碑刻线条因风化而生斑驳的后生效果多想在用笔上体现出来(其实早如北宋黄庭坚已有实践),但多失之造作,这是碑学笔法的一个难点。邓篆、伊隶、吴(昌硕)篆所有的醇厚古意,却没有在他们的行草上同时体现,说明行草因使转与快速而在表现厚质上更见难度。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碑派行草,若不从帖学使转中汲取养分,而以生硬或故作姿态的颤涩为之,实难破解碑学难题。这从何绍基、赵之谦的行草上可以得到印证——何、赵在学碑之前皆有颜书基础,对颜书之能厚而灵动有一定体验,故其后期碑派行草则相对灵活多变。
    问:您对清代碑学是如何吸收并融化的?
    答:我对清代碑学的认识,首先从理论上去理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开启我书学理想的一个切入点,他们的很多观点富有哲理,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上对书法艺术的理解,而不囿于某种既定的观念。历史上或今天的不少书法人,认为传统只是二王一路的风格与形式,这是绝对片面的认识,我在一些文章与访谈中不止一次谈到这点。二王应该是中国传统书学文化核心精神的一个表现亮点,但绝不是书学核心本身。书学的传统精神应该是中国人通过对汉字形质的塑造表现其对自然、宇宙之道的认识与理解,而不是一个具体化的形式。所以,我一直认为,书理是指导我们学习、取法、创作、审美、创新的指针。 唯有对书理广泛而深入的理解、领悟并实践,才是对中国书学传统的最好体现。
    以清代碑学中契合书理的观念逻辑,切入上自三代甲骨、金文,秦汉刻石,魏晋南北朝碑刻,下到清代的碑学运动的一系列风格、作品,再与传统帖学与历代名家书风作对比分析,尽可能深入获取碑学精神及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为自我审美个性与风格的创建与完善作基础,并针对其不利于用笔发挥、阻碍书理进一步体现的领域做深入剖析,力图用对立之美补其缺。比如,碑学中存在的笔势问题、厚重与宛通的协调问题、字与字、行与行及前后上下的关系问题,等等。许多地方,我力尽用帖学补之,用《平复帖》、二王、颜、旭、素、杨、宋四家、元明等名家的技法补之,再进行探索。所以,我90年代以来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作的是碑帖融合实践,但不是折中式的融合,而尽力取其强。
    问:谈到帖学,您怎么理解它的技法与审美特征?
    答:在清代中后期碑学产生之后,帖学似乎与碑学相对而成了一个独立的书学范畴。其实,碑与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矛盾的,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各有侧重。以晋陆机《平复帖》为例,这件早期的文人墨迹线质涩重,以绞转为之,笔势短促,而意味深长。它与后来帖学书风的笔势绵长有很大的区别。二王可视为帖学书风的代表人物,其用笔技法与《平复帖》比已有一定区别,显然,绞转的技法在二王中较少用到了,而代之以提按分明的轻重缓急。线的内透力分散在其形式的展现过程中,外形渐趋于美观而非质朴。当然,与后世学王书家比较,二王的质还是可观的。唐代中期张旭、颜真卿、李白、怀素等,似又有重拾厚重、质实的表现,但他们与《平复帖》不同的是,他们保留了学习过程中对二王流转的继承与吸收,甚至有所发挥。如狂草便是在笔势的跌宕连带上比二王有过于而无不及,但厚重似亦过之。清代碑学书家中很多人学颜,便是因为颜书厚重、大气,但同时使转也自然流畅的原因。看《争座位帖》、《祭侄稿》墨迹、《裴将军诗帖》等,厚重自不待说,宛转通常是丝毫没有打折扣的。所以,我觉得尽管唐人那时尚没有什么碑学、帖学的分界,但对厚重、朴拙及对流畅、放意的追求是同时兼取的,没有人说只求厚重而可以不及宛通的。
    所以,《争座位帖》、《古诗四帖》、《自叙帖》等帖学名作,在风格上既吸收了二王书风的精妙与细致,但同时,也使其用笔动作痕迹逐渐退隐(藏于线内而不表于形式),这或许是其能兼两种对立之美的原因所在吧!
    问:您认为“碑帖融合”在技术层面上应该怎样把关?
    答:首先要打很深厚的基础。碑刻与墨迹、刻帖须大量学习并逐步掌握其纲要。若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学几种,对它的特点与区别很难甄别,何从下手去做融合呢?所以,这种探索自然要比单方面学碑或学帖耗神费力得多,难度自然更大。
    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要将碑与帖融合到位,用笔是关键。重、厚、大、拙的碑刻文字要求用笔入锋用力大而深(如上所述),但笔如此大幅度按下后笔锋不能破散,运笔时仍能收放自如。这是碑学书写技法的关捩所在。如在使转时用帖学笔法渗入,使重笔不死、不拖、不糙、不败,写出的线质自然能厚而古,雄而柔,点画转折也可动作暗过,而不必通过重顿或折。重按过程中须有擒纵缓急,速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行笔虽慢,但仍须有节奏变化。
    碑使质重,帖使宛通。若写碑一味求重,极易造作而不化。而写帖一味求畅,极易浮滑而轻薄。所以,重而不死,轻而不浮,在重中寓灵动,转中含凝重,这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折中,而是反向强化而融合,写出的线条自比折中而成的中和要更高级、更隐秘、更耐人寻味,自然难度也更大。

二、形式构成
    问:在攻读浙江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的80年代后期,您已开始在空间形式上有所思考并探索,能否追溯一下您早期的结构探索过程?
    答:书法的形式无外乎两大块面:线与空间。线因用笔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空间则通过点画、字架、字间关系、行气、整体章法诸要素构成。许多人以为书法应以用笔为上,结构则次之,这是不对的。结构的虚实、聚散、开合、疏密等与用笔同样复杂。只不过,人在创作时肯定先有用笔,后则结构。过于安排的结构无疑会显得夸张而造作,甚至会在追求空间效果的同时丢弃用笔的美感,这有些得不偿失。所以,对一位成熟的书法家来说,用笔与空间营构之间关系的协调应放在书法探索过程中的首要。
    我在80年代末写的《金石气论》主要就线质而论。我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碑版文字所有及后世力求表现的金石气放置于书法美的序列中加以观照并凸现其层次。其实,80年代中后期我在努力追求线质美感表现的同时,已在作一些空间上的探索。譬如,在不追求字与字线条连带的形势下如何使分开的字结构上下贯通、左右呼应?我们今天所见的大多数唐人碑刻字与字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是写碑者也好,刻碑者也好,都无心作字与字关系的考虑与安排,即使他们是一流的书法大师。我们看颜真卿的楷书碑刻及其墨迹书《自书告身帖》,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构意识,前者整齐划一,而后者大小、正欹、虚实多有所变,以至后人怀疑《自书告身帖》是否颜真卿所为!刻碑的规范意识是一种实用需要,即使平日书家喜欢“摆布”字形,一俟刻碑作书,也会“老实”许多。但这种老实无益于对结构美的认知。魏晋南北朝的碑刻相对变化要多许多,这或许与那时字体尚处演变过程中有关。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等等,字还是按格放入,但因每字结构多奇,故字与字之间似乎有了那种呼应、挪让之感。我早年的空间意识,便首先从唐以前的碑刻书法中学习而来,当然,同时参考了许多后世碑学书家的结构意识及点画意识。
    我认为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线势与字势。所谓线势,即由用笔的转承起伏而生的势,它可以是连贯的线(如行草书中两字线条的连接),也可似断还连(即笔势是带下去的,而线形可以断开);所谓字势,即是由每字结构中的虚实生势。譬如每字的重心(点画密处)不同,其字所产生的动势便不一。如上下字的重心大都在字的相同位置,则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简单,若其外形大小也一致则无疑属布算之书。如重心不在同一位置,或上或下或中或左或右,其字结构就会有“奇”的感觉。但不是说每个字只要重心在不同位置就能产生关系,其间还需协调才可生势。这种协调,便是书家的结构能力。80年代中后期我的一些作品,如获神龙金奖的《文湖州画语录》、《佛语》、《鲁迅诗》等,结构意识便大多建立在字势的协调处理之上。
    问:书法的空间关系如同复杂的社会关系。您在读博期间写就的《书法空间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既立足传统,又放眼现代。您怎样看书法形式的传统与现代?
    答:我觉得古人在线条(用笔、线形、线质)上的追求已完美之极,但空间尚有余地可以开垦。古人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书理,有关空间关系的有很多,大要在于虚实相生。《老子》所说“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大巧若拙”等,讲的便是形式的哲理。邓石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针对篆刻书法的章法构成。所以,要说观念,古人早就理解透彻了,只不过在实践上,书法的章法空间,还非“尽善尽美”。以中国画(尤其后来的文人写意画)和篆刻的空间构成作比较,书法显得落后而守成。
    其实,在书法史上,章法形成的探索是代不乏人的。譬如说,甲骨文的布置,随意而疏密错落有致,虽然不能说那是完全的自觉意识,但毕竟也能为后人提供参照。金文中的《散氏盘》等,没有按照一字一格的方法排列。王羲之手札,大小、方圆、奇正、长扁、断连、粗细、聚散、动静等关系处理极其到位,对比丰富而协调。每次我给学生上行书课学习王字时,总要提及赵孟頫高调标榜自己学晋人但对王羲之的空间形式视而不顾,倒是像颜真卿《裴将军诗帖》等活学活用,将王书的对比关系移植到完全自我的创作风格之中。颜和赵的区别在于,颜是对王书之理的继承,而赵则囿于单字的形相,且也未必全似,也就是说即使赵书从线形、字架上与王书相近,但其中虚实关系仍未能继承,而把它们处置得四平八稳了(后世人往往把四平八稳理解为结构的传统,大谬!)整篇字与字之间几无考虑对比变化,而只是简单的字字排列而已。所以,我认为,《裴将军诗帖》无疑是表现形式空间的杰作。如果后代人都像颜真卿那样地继承王羲之,我们的今天看到的书法史上的空间形式无疑要丰富得多。
    王书用的新体笔法,入锋不及篆隶幅度大、份量重,便于使转,故王书结构能随机变化。倘以篆隶或厚重的楷书入行草,而又能使转自如,难度自然更大。所以我佩服颜真卿《裴将军诗帖》,在其能举重若轻。中唐如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李白《上阳台帖》等也可称佳构,尤其《古诗四帖》,线条如此沉涩,而用笔如此轻松自如,字形跳宕如此生动,难焉!我也佩服杨凝式、黄庭坚、张雨、杨维桢、徐渭、倪元璐、八大山人、何绍基、赵之谦等,他们皆一面求厚重,一面求灵动,想把这两极的美感融而通之,合在一起,这才是符合艺术史要求的实践与探索!
    许多人一提及空间,马上会联想到这是西方人的思想与产物,而以维护传统文化的纯洁性为由排斥之非议之。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倡求变、求新,传统书理对形式、结构、空间的阐释早已有之,古代大师们也在创作上努力践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方面的探索?!惟有与古代大师们的步伐保持一致,才可能更深入地挖掘传统,接近真理!
    我的空间探索,根基于我对传统书论中结构之理的理解,根基于我对王羲之、颜真卿、张旭等书家们探索实践的学习与取法,同时,亦根基于我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中对形式的科学分析与阐释。作为人,东方与西方其实在美的感知及知觉行为体系上是相似的——西方人的笑绝对不会被东方人理解为哭!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人们对自然、世界、社会的切入方式时间可能不同,理解的程度可能不一。譬如,中世纪的西方绘画还处在写实求真的时候,中国艺术却已进入写意表心的阶段了。如果以普通人理解的“绘画”衡量,中国画肯定要不及格,因为形都画不准,怎言绘画?而西方传统的绘画无论光色、透视、比例都堪称绝构。难道中国人真的不会画画?当年郎世宁跑来中国时也对中国画法理解不了,但中国的文人画家们相反对郎世宁的写实不屑一顾,说他只是描绘了事物的形相,而不及其“理”。而西方近现代的艺术可以说对西方传统艺术的背叛与反动,但在某种程度上讲却是与中国传统精神接近了,他们也开始写意表心了。所以,西方近现代的艺术与艺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相符合,我们有什么不能借鉴的理由呢?!
    以传统的空间书论为指引,结合个人的探索与实践,这是我写《书法空间论》的出发点与归属。古代书论太过抽象玄奥,把这些玄奥的书理具体到可视可感的图式或语言,这是我所要做的功课。当然,有不少是探索性的,因为有时表达同样存在困难。譬如我在分析“萧散”时,解析“雄浑”时等等可能会用对比的方法。这也是我日常在书法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当我们把颜字和王字放在一起时,颜字显然要雄浑得多。但若把赵孟頫放在王羲之边上,赵字则单薄许多。各种书迹之间的差异感觉用图像及语言分析综合在一起,便是理论上的一种探索。另一方面,我个人的创作探索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读者沟通,比如讲少字数的空间形式时便如此:通过与日本少字数作品的对比,用现代形式原理结合传统书理阐述个人探索的合理性。
    所以,我个人理解的现代,是在宏扬传统文化精神基础上的现代,即以全新的形式更大程度地表现出传统书理的原则。而这全新的形式,又必须从大量学习传统经典中来,它是累积变化之新,而不是相异之新。
问:您的少字数作品及某些多字作品有“破边”的现象,是否借鉴于篆刻印面及中国画章法的处理方式?
答:是的。但操作起来难度完全不同。篆刻印面的效果可以是制作的,写印稿可以反复修改。中国画的“破边”缺少时序特征,即布排与添加可以同时并进。而书法则须一次性完成,时序性极强,在表现空间形式时不可捈抹修改,其线与空间的协调须在很强的时间顺序中一气呵成的。
    问:在您的一些相对传统的作品中,有的线条被故意拉长,有的正文被靠向四边,中间留白很多,甚至边款位置也不在正文之下,有的每行起首不对齐,等等,这是否都出于空间需要?
    答:是的。空间的探索可以多样多变。落款钤印不再简单地是一个说明,而须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成为重要部分。在这里刊发的作品中,作于1990年的徐志摩《深夜》诗落款与正文打成一片,如不看文字,几乎看不出后两行为落款;作于1997年的《千字文》句由五条正文、一条小楷落款组成。正文每行起首高低错落,下部留白也不均衡,落款是一幅完整的小楷作品,但放在正文左下侧更显变化;作于2002年的斗方《弄花香满衣》,款字在画面右侧,紧贴“弄花”两字,使中间空白充分而有点缀,强化了正文字朝四边的满构图效果;作于2006年的斗方《闲云野鹤》吸收了篆刻印面的章法效果,文字融篆隶真草并使之协调统一,款字放在右中部位;作于2011年的隶书《游天》,款字落在上面,且以错落的方法布排;作于2012年的《笃实》,款字也可作为正文,整个画面留白很多,下部巨印压阵,与上部小楷相对应……这种章法意识,是古人所没有的,我在创作时借鉴了古玺印、中国画、现代艺术等构图意识,加以概括提炼,并结合个人探索创造而成。

三、文化意义
    问:许多人认为,书法创作的目的,是把字写好,把书法传统继承好就足够了,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们姑且先把书法家分为几种类型:一是俗书者,即追求大众喜欢的模式,取法单一,以甜俗姿媚为尚,这在当代与古代都占大多数。北宋几大家都曾提到过的周越,在当时名气很大,苏、黄、米几家都曾学过他的字,或从其学书,然在历史上却没有地位。黄庭坚称“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苏轼也有诗句云“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在当今,这类书家很容易在社会上立足。二是善书者,即善于复制、拷贝古人样式,不求创立自我风格的书家。这类书家比俗书者技巧全面,临古能力强,但受观念制约,以复制古人书迹为能事。他们可能是很好的老师,但却不善于鉴别与判断,即他们往往缺少从美学高度观照书法的能力。三是文人书家,即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哲学、美学)角度认知、理解,并学习、创作的书法家。不是所有文人都能成为书法家的,也不是所有文人从书者都可称为文人书家。文人或有对传统文化认识与研究的条件与自身素质,对他们理解书法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精神比普通人要强得多,故文人书法无疑是高格调书法的代名词。但文人书家也有可能只求境界不求创造,他们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创立自我风格,但风格一旦成立,便不再有新的探索与追求。四是艺术型书家,即以创造为己任,以不断出新为追求方向与目标的书法家。他们往往具有比较扎实与全面的基本功,有丰富的知识面,有为书法艺术献身的精神与担当。但这类书家或因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深而有可能滑入为创造而创造的泥潭。所以,在我看来,出色的书法家应兼具文人书家与艺术型书家两种品性。我们既不能以继承传统书法为满足,也不可以肆意制造新样式为目的。我们需要有历史担当与责任的继承与创新。
    问:书法传统是否指二王书法?
    答:二王书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代表风格,但不能说是中国书法传统的全部。二王的创造主要表现在行草书上的成就与贡献,并在唐代始成为历代书家、文人学书的楷模。但书法除二王之外,另有如颜真卿、张旭、怀素、杨凝式、宋四家等等大量书法风格的存在与影响,他们也是自有书法风格之后的书法传统。而在二王之前已完全成熟的篆隶书,虽然那时留下的作品大多不见书家姓名,但我们熟知的诸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汉碑等,也是中国书法及其重要的传统,而且是二王不可替代的传统。一些人以为书法艺术的自觉在魏晋,而之前只是文字发展的历史,但其实,中国文字的发展自古便是与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步的,在甲骨文中便已有“笔”的写法的存在,说明毛笔在那时已然使用,并成为主要书写工具。而且,魏晋之前的大量刻石、金文,简帛书上的不少书迹的艺术水平已很高,甚至远非后人所能比拟。比如说,汉碑隶书在清代被书家们大量学习,但无论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都无法超越《张迁碑》、《石门颂》、《礼器碑》等。而且,汉代名碑的风格各异,有些碑刻,比如《张迁碑》,其中相同字几乎无一字写法雷同,如王羲之《兰亭序》中“之”字皆不同无甚差异,我们能说《张迁碑》还没艺术自觉吗?
    问:您在80、90年代的一些创作具有极强的现代意识,同时我们又感觉到其中很深的功力,您是否认为创新必须筑基在广泛而深入的传统之上?
    答:是的。我认为任何创新都不能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它固然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基础必不可少。实际上,凡有探索经历的艺术家都明白,基础越宽泛越深入,创新的条件充分,创造的可能性便越大。许多80年代、90年代的创新书家,到2000年代大都偃旗息鼓了,为什么?底气不足,基本功不够!不惟创新书家如此,传统类的书家也如此。80、90年代建立自家风格的书法家,后来如没有继续学古,老面目写二三十年,自己都厌倦了。所以,我崇尚要不断地学古,只有这样,不断创新便不会落空,而且,作品的深度也会一步步加强。
    问:2010年您出版了《白砥临古书法精粹》8卷,从甲骨文到清末沈曾植,不仅各体兼备,各家风格几乎也俱全,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答:临古是书法家毕业要做的事情,我的许多创作冲动与灵感来自学古。临古一方面是本职工作——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面主要为了不断地创新。临古是手段、方法、过程,创造才是目的。所以,我的临古作品中许多融入了个人的想法与思路,我不反对打基础阶段要临得像,但临得像有时往往以牺牲节奏与速度为代价,即我们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古代书家书写时的感觉,这样的“像”意义不大,有“描”、“摹”的嫌疑——因为速度、动作、节奏的不一,其实其气息是不可能像的。古代大家的临古之作,几无一件与所临古帖相同,如王羲之临锺繇小楷、褚遂良、虞世南、赵孟頫临《兰亭序》、米芾临王献之、王铎临《冠军帖》、何绍基临《争座位帖》,等等等等,古人为什么不屑于临像?在于古人反对依样画葫的临写方式,在于古人反对奴书——即使在临古中也要有个性介入!临古如是,创作自不必多言!
    问:您这样认为,是否觉得只有创新,才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书家才具有历史担当与责任,作品才具有文化价值与意义?
    答:我认为,艺术创新与科学发明完全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与手段。一个没有发明探索的科学家拿什么留给人类与历史?他肯定不会载入史册!艺术家也如是。不具有历史担当的书法家,不可能在创造与探索上下功夫,他们或因有一时的地位,或因书风一时会被大众认同,或因媒体舆论炒作而名显当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各种非艺术因素的消失,很快便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要想使自己在艺术史上留名,简单地有一些个人风格是远远不够的。他的积累与探索必须是常人不能及的,必须是切入历史的,必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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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康生(1898年-1975年),他的政治身份和负面影响我们不需要过多介绍。但抛开其政治身份,康生本人作为出色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在诗词、书画、金石、戏曲等方面均有相当造诣,尤其是他的汉简行草书,被称“康体”,影响较大。

据说,康生在书画方面自视甚高,他自认为书画水平和齐白石“不差上下”,故有一个笔名叫“鲁赤水”,与齐白石相对应。(注:鲁对齐(齐鲁),赤(红色)对白,水对石水滴石穿,足可见其自负用心),我们看到下方作品的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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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落款“鲁赤水”,暗自叫板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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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楷书(上海恒利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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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写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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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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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写“毛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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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写篆书

常以“康生左手” 落款,如下题“康生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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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梅花篆”

而康生书法最大特色是带章草味道的行书。所谓“康体”,其实是章草韵味的笔墨。章草是汉魏之间出现的一种书体,至西晋,章草开始向今草演化;至唐,章草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风格已大异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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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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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康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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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康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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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题荣宝斋《宝晋斋法帖》

康生好学、有才,这点不可否认。康生其人,用黄永玉的话说,“还是有点品位的”。才子田家英目下无尘,独独对康生青眼有加。三联2002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里面,就收有康生的字迹。康生在养病期间,曾送给田家英一套明代天启年版的《醒世恒言》。康生特意为补页作了个説明:“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康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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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跋《醒世恒言》,风格极具超前意识

康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外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绘画。无一不精。康生并非仅善章草,真草隶篆样样皆能。古人称赞某人才能常道: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康生便是如此,左右并进,皆能书画,因其亦是金石大家,笔划典雅,劲力非凡,似拙实工,生动而不张扬,刚直而不僵硬。

单从书法而言,我们不能说齐白石书法能超越康生。但就国画而言,齐老毕竟是泰斗级人物了,康生既然敢叫板齐白石,那自然少不了国画作品,下面是康生绘画作品,我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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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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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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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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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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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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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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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康生国画作品

21岁,毛泽东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求学,4年间,他最喜欢的是文学和社会科学,“常常会得100分”。最讨厌的是美术和自然科学,他连碰都不碰,常常是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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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中说,对讨厌的静物写生,毛泽东不但表示放弃,还对它嗤之以鼻。

一次图画考试中,他不屑于作画,但还得交卷,便在纸上画了一个椭圆,然后署名,离开考场。老师一看,这“简笔画”名为“鸡蛋”,不客气地打了个“不及格”。

还有一次考试,他为了早点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直线,上面画了个半圆,然后题名:半壁见海日。此作品,内容过于简约,题名却大有内涵。

其源自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诗中意思大概是:登山一半处可见日出,到达山顶,可听到天上的鸡鸣。毛泽东拿来作此画标题,可谓抽象派之上的浪漫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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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用心画的最好的一幅美术作品,大概是上面这个“柿子写生”和“佛手瓜”了,是在入学两年时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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