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年又号蝯叟。今湖南道县人，清代晚期著名的诗人、书法家，道光年间的进士。何绍基是何绍基的书法，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自成一家。中年潜心临摹魏碑，他用自创的回腕法书写，字体充满了极强的个性;晚年他专攻篆隶，这使他的书法更增添了雄浑之气。何绍基将书法中的“行、草、隶、篆”融为一体，写出的字出神入化。

清·何绍基楷书《东坡诗册》

近三十余年来，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已从六七十年代对形式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在中国书画的交易方式中，我以为人情酬酢与间接的买卖最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龚继遂在他的关于中国绘画中酬酢现象的硕士论文中，把“应酬画”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一个画种和文化现象，全面地讨论了应酬画的起源、种类、受画人、社会功能。我在一篇谈论中国书法史研究方法的短文中指出，龚继遂关于应酬画的研究对中国文人艺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一条不落西方学术窠臼的思路。在为应酬画作定义时，龚继遂把作为赠送品的画作统称为应酬画，并指出，在中国，应酬是一个能涵盖相当广泛的社会现象的概念。我在同意并沿袭龚继遂为应酬艺术品所下的定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在艺术品买卖中，由于有人情介入，很可能是半买半送，或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因此，在讨论中国书法史上的应酬现象时，我以为，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物品的交换，甚至买卖——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以视为应酬作品。

傅山抄录《礼记》卷十九《曾子问》一节

在为应酬书法下定义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即一些原本不是用来应酬的作品，以后也可能被用作应酬。这种情况在傅山身上常发生。如傅山在1653年曾作小楷《曾子问》，并非为了应酬。在保藏了三十年后，1684年傅山在向老友魏象枢托孤时，将这一作品赠给了魏象枢。一些书家平时的日课习作和尝试性的作品，因名气大了，也常有人索要。一些信札、笔记、药方，兴致所至挥毫自娱的作品，也都会被用作应酬。但这些书法和为应酬而创作的作品不同，这是我们在讨论应酬书法时应予以注意的。简言之，笔者在此把“适情自娱”以外的作品都统称为应酬作品。因此，“应酬书法”是以创作动机为定义基础、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而使用的一个不是特别严格周全的操作性概念。而如此界定这一概念也和我们下面将讨论的修辞(rhetoric)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在对应酬书法作了基本界定后，让我们接着讨论傅山和应酬书法。甲申国变后，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经济特权，家庭的财富又受到战争毁灭性的摧损，不得不以行医和鬻书为生。正因为经济困难，很大的生活来源得自书法，傅山在甲申后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又由于傅山一生好作笔记，他留下了比任何书法家都多的谈论应酬书法的文字。他的一些和日常生活琐事相关的信札，也因他的书法名声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傅山有致友人荃老一札，言及以书换米﹕

庽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此处所言“留而发之”，应该就是托友人卖字，来还那二三斗米钱。傅山大概在太原、汾州、祁县、盂县等地都有友人为其代理书法。从我们在本篇第一节所引的文字来看，戴廷栻就多次在祁县为傅山卖字。

但并不是所有的应酬作品都直接涉及金钱和物质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应酬书法的创作是为了人情的交换。这就如傅山在和戴廷栻的交往中，有时是涉及金钱的(如他请戴廷栻为他在祁县买米和油时，付给了戴廷栻银子)，但戴廷栻却为傅山提供了许多非金钱交易的服务，比如说，把米和油运到太原，为傅山的出游提供脚力。而傅山回报的方式便是为戴廷栻写字作画题跋。

应酬书法适用的范围极广。从他人请去小住，到给予各种方便，都可以用书法表示感谢。傅山有许多作品便是这种情景下的产物。他有一首诗及小序这样写道﹕

辛酉冬寓石艾张植元培兄峪里花园，壬戌三月旋里，书扇谢之。

长公与余善，今复识公孙。花竹缘溪水，亭池借小园。黄冠累月住，绿酒不时存。所喜仍荒径，犹然若敝村。

石艾在平定州。此处所说的张植，很可能是傅山的老友、曾任明朝大理寺卿的张三谟(日葵)的孙子。从诗中可以看出，傅山在老友的孙子家住了三四个月，主人款待得十分周到。傅山无以相报，乃“书扇谢之。”

1651—1652年左右，因清初动荡的局势而避难山西各地的傅山，曾侨居在阳曲县的友人杨方生家中。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有傅山此时为杨方生的两个弟弟书写的杂书长卷，当是为了感谢杨家的救助所作。

傅山喜欢喝酒，有时朋友备下酒席，并预备了笔墨，酒酣耳热之时，请傅山作书，傅山也就乘兴挥毫。傅山有首诗的小序云：

轶老词宗以醉索书，书得《村房即事》一章，发笑，兼请教政。

傅山《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局部)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

我在讨论傅山的应酬书法时，已经揭示了一个文人艺术家在改朝换代之际，应对尘世俗务的艰辛，讨论了政治经济环境、社会规范对傅山的制约。下面将换个角度，着重讨论在无法根本改变大环境的条件下，傅山如何运用文化资本和种种策略来拓展生存空间，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并藉此来说明，文化资本如何使得文人艺术家有别于非文人艺术家。虽然傅山集书法家、画家和篆刻家于一身，本篇将主要讨论傅山的书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样做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在传统中国，书法主要由文化精英们所创作、收藏和欣赏，被艺术史家称为“精英的艺术”。大多数书法家(包括傅山)可以说是文人艺术家。作为一个文人艺术家，傅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名人地位和拥有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使他能够成功地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文化资本，他的生活将是另一番景象。

黄庭坚《教审帖》，纸本，27.1×43.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教审帖》亦称《与立之承奉书》，行草，凡9行，81字。书于元祐三年(1088年)左右。钤有“缉熙殿宝”、“友古轩”等印记。《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停云馆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等收录。

▼黄庭坚《教审帖》

黄庭坚《教审帖》纸本行书 27.1×43.1cm

释文：

庭堅頓首，辱

教審

侍奉萬福爲慰。承

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甚善。

欲爲索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

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　但可書大

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

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

立之承奉足下。

▼《教审帖》细节高清图

此帖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称友人制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宋代文人士大夫喜与道士交往，“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穿着道服，遂成一时风气。此卷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颇具王羲之《乐毅论》遗意。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据考证此帖作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以前。

▼范仲淹《道服赞》局部

范仲淹《道服赞》，小楷，纸本，手卷，纵34.8cm，横47.9cm。楷书8行

后纸有文同、吴立礼、戴蒙、柳贯、胡助、刘魁、戴仁、司马垔、吴宽等多家题跋。钤鉴藏印：“高阳图书”、“寿国公图书印”、“东汉太尉祭酒家学”、“十六世孙主奉右胜谨藏图书”、“怀州军康记”等多方，另钤清梁清标、安岐诸印，又清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印。

此赞经《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刻入明文徵明《停云馆帖》、乾隆朝《三希堂法帖》等法帖。

曾经宋范氏义庄，清安岐、清内府，近人张伯驹等收藏。

▼《道服赞》全卷细节高清图

《道服赞》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张伯驹以110两黄金，从北京琉璃厂古玩商蕲伯生手中购得，1956年，他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无偿捐给了文化部。最后全部归于国家。这8件珍宝中就有《道服赞》卷。其他7件是：隋代展子虔的名画《游春图》，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宋代蔡襄《自书诗册》、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宋代吴琚《杂书诗帖》、元代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书帖。后来，张伯驹先生又将宋杨婕妤《百花图》、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一大批书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夫妇捐献的书画多达27种，均是罕见的稀世之宝。

释文：

序：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

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

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

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永元器物簿》书于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公元93—95)，历时两年完成。是隶草向规范的章草突变的标志性作品。

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以细麻绳编联成册，出土后，因麻绳腐烂断绝，原有册书尽成散简断片。“永元器物簿”出土时，仍保持原状，由77枚简编联而成，其中2简无字，乃首批发现居延汉简一万余枚中完整册书仅存两种之其一(其二为“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由3枚简编联而成)，为整理其它简册提供了依据。

《永元器物簿》全册长91厘米，是目前发现保存编联最长的简册。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

▼汉《永元器物薄 》

一件珍贵的作品不仅体现在它所表现出来的韵律、精神状态等艺术内涵上，还表现在精湛的笔法和完美的结体上。

◆在笔法上，《永元器物簿》用笔圆劲秀润，起笔骏利，行笔果断毫无迟涩之迹，满怀胸有成竹之势。点画飞动峻拔，运笔如行云流水，大多笔画顺势而起而不作藏锋之态，收笔处已经把笔势引向了纵势(如“破”、“张”等字的最后一笔)，特别是波磔的笔画已基本上消失(只有为数不多的捺画还存在)，被纵向的收笔所取代。纵向的笔势使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气势贯通。

◆在结字上，此简多取纵势，灵活多变，随体赋形。这使其字势在以符合人们审美特点的右上方倾斜为主的前提下，不乏平正和右下倾斜等变化态势，更富于动感。

画像

董其昌以书画名重海内外，在董其昌身后，留存大量临摹各家笔墨的作品，《淳化阁帖》亦是其中之一。董其昌临《阁帖》不下五六种：一是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临《淳化阁帖》一套全十册，临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董氏已78岁。纸本，真草行书，10册，每开纵26.6cm，横28.9cm，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读物出版社曾出版，共520余页。二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平装版(1-8卷)，12开，27cm，193页。三是上海朵云轩收藏的第六册(见《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P211)。四是2006年初江苏嘉恒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22开本，23.5×13cm。等等。

该册董其昌临阁帖第五卷影印本。

▼董其昌临《淳化阁帖》第五卷

《书法六问》是一本由国学大师饶宗颐亲自传授书法经验的书，从五指如何执笔，指、掌、腕、肘如何配合，如何以“腕中峰”运笔，到中国书法“之法”“之势”“之意”“之源”“之理”“书法与养生”等，均以一问一答形式，原汁原味地记述了饶教授的书法理论与实践。本文整理自该书。

一、 书要“重”“拙”“大”，庶免轻佻、妩媚、纤巧之病。倚声尚然，何况锋颖之美，其可忽乎哉!

所谓“重”，就是不轻佻;所谓“拙”，就是避免妩媚;所谓“大”，是纤巧的对比。我所说的“重”的意思其实有点接近“宁支离毋轻滑”。就书法而言，纤弱是一个很大的毛病，“拙”更接近于浑厚。清末沈曾植的章草就最能表达书法的拙意。至于“大”的意思，是指书法上所表现的雄大气魄，其实这不是字体、字形大小的问题。王羲之书《乐毅论》、《画赞》、《黄庭经》、《太师箴》虽然都是小楷，但是气魄豪雄，为历代书家所推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 主“留”，即行笔要停滀、迂徐。又须变熟为生，忌俗、忌滑。

我所说的“主留”，基本上和孙过庭所谓的“迟留”大致相同，基本是说用笔应该如米南宫(芾)所云“无垂不缩，无往不复”，如此用笔自然行笔就会见到停滀、迂徐。“变熟为生”就是不论在用笔、造型还是结构上，都要尽量避免流于公式化。所谓“生”的意思，就是经过自己的思考，造成一种与世俗不同的表达方式。故此，“变熟为生”可以理解为防避“俗”这一感觉的主要方法。

三、 学书历程，须由上而下。不从先秦、汉、魏植基，则莫由浑厚。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扶大舟也无力”。“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

我主张顺着篆、隶、楷、行、草这一个次序来奠定根基，主要的原因是不论是学书或是艺术，都要投其根源，而书法艺术更加应该如此。因为书法史书写文字的艺术化，文字是书法的基础。知道文字的原形，不但可以求得书法的古趣，同时亦可真正了解每一个字的结构，自然更容易追求每一个字的气势，进而表达出其美感。学习“二爨”“二王”的原因是书法艺术既要讲究深厚，亦要讲究俊逸。在“二爨”中求古拙，在“二王”中求流丽，方能不顾此失彼。

四、 险中求平。学书先求平直，复追险绝，最后人书俱老，再归平正。

我所谓的“学书先求平直”，就是学书的最初阶段，即孙过庭说的“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这一目标。当书法有了一定的成就，对于平正已经是一个自然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追求从“平正”中显出“险绝”。就像王羲之的书法，就是在平正之中显出不平正，也就是一个“险绝”的艺术境界。“人书俱老”的境界是，当一个人人书俱老的时候，书法就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不再有什么造作或故意求险、求美，或求异于人，故此，自然就返归平正。

五、 书丹之法，在于抵壁，书者能执笔题壁作字，则任何榜书可运诸掌。

“书丹”是古代用朱笔在石碑表面书写文词的专用名词。现代人写字作画大多数是把纸或绢铺在桌上，在写面积较小的书画时，当然可以坐着绘写，但是如果是写面积较大的书画，站立悬臂来运笔才能够把全身的气力使用出来。

六、 于古人书，不仅手摹，又当心追。故宜细读、深思。须看整幅气派，笔阵呼应。于碑版要观全拓成幅，当于别妍媸上着力;至于辨点画、定真伪，乃考证家之务，书家不必沾沾于是。

临摹古人作品要做到心手相应，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要功夫深，而且不是刻板的临摹，是要在临摹的时候用心去理解古人作品中的规律、特色及其用笔、用墨的方法。

七、 书道如琴理，行笔譬诸按弦，要能入木三分。轻重、急徐、转折、起伏之间，正如吟猱、进退、往复之节奏，宜于此仔细体会。

天下万物，尤其是各种艺术，其理都相通，音乐与书法的基本道理自然也是一样。而琴道与书道都是以心运手，以手运作，故此，两者的道理自然是有共通的地方，可以相互体会。用笔能够不论是刚、是柔、是重、是轻，都力透纸背，其实就是多写的关系，而且是不断思考用笔方法的结果。

八、 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断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触类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

我认为明代后期的大师如董其昌、张瑞图、王觉斯、傅青主、倪元璐、黄道周等人的作品，都可供我们临摹，主要是看每个人笔性相近于哪一种风格。新出土的秦汉简帛数量极多，而且有不同的书体，我认为只要选取自己喜欢的来多加临摹，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九、 书道与画通，贵以线条挥写，淋漓痛快。笔欲饱，其锋方能开展，然后肆焉，可以纵意所如，故以羊毫为长。

初学者一开始时用什么工具，用狼毫或羊毫哪一种好，基本视书写什么字体或作品的大小而定。“展锋”不等于把锋展散，笔锋开展是依然具有笔锋，笔画不应该会变扁。

十、 作书运腕行笔，与气功无殊。精神所至，真如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真乐不啻逍遥游，何可交臂失之。

执笔者要把全身之力集中于手臂，臂运腕，腕运笔，最后使力到笔端，做到笔笔中锋。这是基本功，从此入手，日积月累，就可以达到所谓“人天凑泊”的境界。古人云：天道酬勤。只要用功，而且是用心去思考，就一定可以成功。

龙门二十品之《太觉造像》，又称《比丘道匠造像题记》，无造像纪年，依据其风格和所处位置，当在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和宣武帝景明初年间。名列《龙门二十品》之中。

▼《太觉造像》完整图

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高树解伯都三十二人造像龛上方，大小不等共五龛。

左侧大龛，高133厘米，宽90厘米，深12厘米。圆券形楣，饰忍冬纹。龛内主尊为戴冠交脚弥勒，有项饰。坐双狮座，头光中心刻莲花，围绕九尊坐佛，火焰纹舟形背光。两侧菩萨双手合十而立。菩萨头顶上方各一小龛，内刻一坐佛。

造像记位于大龛右侧，小龛中间，高22厘米，宽46厘米，内容是比丘道匠，造像六区，原“皇道更隆”，原与亡故的师僧父母“魂兴神游”，同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的西方极乐世界，以求避绝三途恶道。

▼《太觉造像》局部图

释文：

大觉去尘，有生谓绝，寻处刊形，则应合无方，升峰由源，思果依本，是以比丘道匠，住与妙因。今悟尽性，竭已成心，造像六区。上为皇道更隆，三宝无点，愿师僧父母，魂与神游，宿与慈会，身终百六，视绝三涂，动不远于如来。有气者咸资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