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析书法批评的现状及其成因,终究是为了建立一种有尊严的书法批评,彰显书法批评应有的力量,明确自己张扬的是怎样一种书法精神。4

一、建立更富创见的批评思想

许多人对批评家的要求仅仅是说真话。这显然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我们至今仍然徘徊在这个标准上,这的确有些可悲。我还是希望提高一些标准,希望批评家有能力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真话未必是真知灼见——真话也可能是愚蠢的观点;但是,真知灼见通常是真话。说真话常常是对批评家品德的要求,真知灼见还包含了思想能力的要求。除了勇气,不惧权威,不为利诱,批评家还得拥有发现问题的眼光、分析问题的思想能力。

书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很大程度建立在书法审美的眼光上。关于书法批评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是书法审美的敏锐性与深刻性。优秀的批评家对书法的理解一定是有开阔审美视野的。他未必有优秀的书法家在某一风格体系内的深刻书写体悟,但一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各种风格的审美能力。如果审美价值观单一,那么即使你勇敢地说出了你认为的真话,在别人的眼里也只是个笑话。所以在书法批评中,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对一件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作品面前表现出明显的审美瘫痪,这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再庄严的道德字眼,也难以赢得别人的尊敬。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审美在书法批评中的核心地位。

勇敢的批评不是要你对批评对象批得有多狠,而是要你对书法有很深入的洞悉。所以,我强调批评的专业精神。我认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有三种:基本技法,较强的书法创作能力,越强越好;较强的书法理论学、书法史学知识,越巩固越好;美学和艺术形式学类的专门知识,越深入越好。其他知识则越广博越好。勇气、智慧和学识的结合,或可视为理想中的书法批评的基本构成。为此,我一直期许出现一种有力量的批评:它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但是由于批评主体思想单薄、批评情绪偏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与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由此使当代书法批评变得日益肤浅,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共建当代书法史的志向,没有创造语言风范的自觉性。所以,重申信念、思想、哲学眼光、专业精神、审美能力,是为了让书法批评的主体从一种精神和信念中站立起来,以专业精神重塑批评的专业品格,从而赢得批评本应有的专业尊严。在这个过程中,光有胆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提出正面主张,宣扬有建设性的创造精神。

二、开放的人文情怀,开阔的批评视野

当代书法批评发展迟缓与我们固守传统的品鉴思想有关。其表现为:所有的问题都转向传统寻求现成的答案。批评的重要品质就是对新的事物、新的思想进行辨析。我们没有理由反对站在当下立场看最新的书法变化,采用更为贴近当代书法创作的批评表达。固守古人,唯古是从,这是书法批评的惰性表征。古人没有的书法视角,当代可以发展;古人没有的语言与思想,当代可以有新发展。我们要让新观念及新理论参与到书法创作和书法批评中来。因为不同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种种分析问题的视野,指示我们从各个特殊的层面考察书法。史论更多地指向已成的总结,是一种概括式的话语形式。相对地说,当今书法的内容常常是个体,是一件件具体的作品和一个个具体的作者。这些个人、作品、文本并非史论可以解释和简单概括。现实书法创作关注的是传统共性如何体现书写者的个性表达。然而,如果当代书法批评无法解释书法家所表达出来的情怀与理想,那么它就会变成书法史论的附庸。开阔的批评视野让你从陈旧的批评话语中抽身而出。正因为书法批评有不同于书法史学的侧重,能鲜活地、快速深刻地分析当代最新的书法创作问题,所以它才有独特的价值。

在具备开放的人文情怀的前提下,书法批评主体还要培养一双审美的慧眼。多年来,对当代书法家的个案批评几乎没有看到富有创见的批评视点,也无多少批评的专业水准。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批评主体对作品审美的麻木:一直游离于书法作品之外,讲述着创作的师承与背景;一直脱离创作的感觉讲风格;一直抽取个别字与笔画讲技术。在这些看似重要的讲述里面,唯独没有自己的审美。书法批评要么掉入一般形式分析和书写技术解析的套路中,要么进入预设理论范式的作品实证的程式里。

当代书法批评缺少理论的支撑,很多批评处于无序的状态,这是事实。但是,也有理论先行观念下的书法批评成了许多批评家无法避免的陷阱——所有生动的书法创作仿佛都是某一种理论的例证。这时,书法批评将无法察觉书法创作是否包含了理论之外的含义和锐气,书法之中那些独特的个性是否溢出了固定的书法原理,以及某位书法作者是否有一种超前的文化基因或者前所未有的历史动向。特定的理论范式代表了某种共性、某种概括对于个体或者现象的解释、规范;相反,书法之中生动而强烈的个性往往是对既定规范的挑战或者突围。批评家必须充分理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并且及时地判断和描述二者的角逐或者博弈。这时的批评家不能仅仅套用自己的理论模式,也不能仅仅细腻地体验作品的肌理,而必须将其置于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之中加以宏观的观照,当然精致的具体分析也不能缺位。两种禀赋之间的跨度常常显示了批评家可能拥有多大的工作平台。

实际上,用学术眼光来看,近现代的一些书法名家也需要有一番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审视。而当代许多所谓的“书法名家”是经不起学术与专业意义批评的审视的。一些文化体制和各种利益关系使不少平凡之作与平凡的作者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有时一位书法人的贡献可能仅仅突出表现在书法组织工作上,但大众认为组织代表着书法创作的水平,身份代表着创作水平,知名度代表着创作水平……与此相反,一些新锐书家虽然有着不同凡响的书写能力及敏锐的审美感知,但却被人忽视。

三、持有温情和敬意的批评态度

这种态度会让书法批评获得别人的敬重。这种温情与敬意不是向书法家讨好,而是与优秀的书法家在心灵上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这些年来,读者总想看到一些刺激的、心狠手辣的言语,总认为这样的批评才够勇敢,好像这才是批评的正宗。于是一些作者顺应了读者的心理期待,刻薄的、黑暗的批评写作多了起来。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批评。这和会议表扬的发言、商业空洞鼓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评论的角度和方法都不能相提并论。过于刻薄的、黑暗的批评写作也表明批评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要知道,只看到书法与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看待人、看待历史,这样的批评很难在精神上说服人。我想一个优秀的书法批评家不是寻找什么样的批评对象,获得最大的卖点,而是在批评写作里表达出强大的灵魂与深刻的思想。因为没有整体的书法眼光和历史发展的眼光,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批评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甚至狂躁,难有温润之心。我们提倡对书法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批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警惕话语狂躁症,才能真正做大书法批评。

书法批评家要学习、肯定书法的核心价值。中国人讲书法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当代书法变化速度快,让人无从肯定。每一次书法运动都花样翻新,但在书法的潮流与主义之下,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书法家的心志。这种肯定是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文化理想的回应。书法家因其心性孤傲,都会认为自己是最有价值的、最好的。无论身份高低,他们都是这样自信着。但是对于批评家,他要做的不是肯定自己,而是肯定关于书法的文化与精神。如果不建立起书法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批评家的立身、创作就无肯定可言。所谓肯定,就是承认书法中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没有常道的书法观,难有对书法的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书法,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因此,现在谈书法创作和书法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书法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心灵的复活。肯定书法的核心价值,提出正面的主张,这是书法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只有敢于肯定的批评家,才会在创造力和想象力面前谦卑,才会有一个宽广的胸襟,以公正的眼光观察世界、解析作品,并最终说出个人真理,深度分享书法和精神的内在经验。

王概(1645-1710),初名丐,字东郭,后改名概,字安节,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寓居金陵(今南京)。画史评价王概:“工山水,学龚半千笔法。”王概善画大幅山水及松石,兼画人物、花卉、翎毛,用笔疏密、浓淡相间,皴点粗放,笔力遒劲。

1王概的《送别图》(上图为作品局部)为纸本设色,纵30.4厘米、横129.3厘米。此作描绘友人赴京会试,画家前往送行,二人相互作揖行礼的情景。画面中,左侧的人物长须飘飘,长衫曳地,面色安详,展现出不卑不亢的文人逸气。右侧的友人展喜悦之色,正躬身道别。头戴斗笠的挑夫和梳着发髻的小书童在一旁为即将启程的远行整理行装。画家对人物面部刻画精妙,以细腻严谨的笔墨将不同人物的不同神情展现得鲜活生动。画家以简洁质朴的线条描绘人物衣着。无论是文士的宽大长衫,还是挑夫的利落短衣,都在寥寥几笔间展现出服饰的特有质感。在动作方面,画面中的四个人物各有不同,同时又符合各自的身份定位。左侧的文士腰板挺直,手臂微微下垂,显出不舍之态。右侧的文士手臂高抬,躬身行礼,显出谦和之意。小书童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拿着长剑,正认真地收拾行装。挑夫躬身回望,手持扁担,展现出要将扁担挑于肩头的动态之势。画家十分注重把握作品细节。画面中,无论是油纸伞、包袱还是书箱、葫芦,都被细致地描绘出来,进一步烘托出友人即将远行的氛围。整个画面简洁大方,但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较强的故事性。画家将文人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展现出文士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此作线条干净老练,下笔果断不犹豫、朴实不乖张。画家以浅墨、淡彩着色,使画面彰显出清新淡雅之气。王概对人物形象和场景的把握,体现出其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展现出其敏锐的洞悉能力和精湛的绘画功力。

此作题识:“送别图。”钤“王概”白文方印,“安节”朱文方印。另有跋文:“辛酉长夏避客江村,闻初老道长兄先生治装北上,率成二诗以当歌骊,并请教正。固陋自甘沦草泽,才华久合去春明。葛衣着絮暑何畏?铜盏卖冰声正清。长揖公卿恣博辩,仰观宫阙壮文情。期将景物增闻见,尔任燕京我旧京(时欲仿刘同人以志旧京景物)。真是鹏程不可测,高飞六月与天摩。为看爽气西山在,更识凉风璧水多。人自曹刘(谓子清年翁也)徵雅调,地当燕赵笑悲歌。郭隗争以千金市,自有声华慰薜萝。绣水弟王概顿首草。”“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从跋文的诗句中不仅可以感受到王概与友人惺惺相惜、文人相重的情谊,还可以读出王概倾心艺事、不循仕途的逸志与心气。王概借画传情,以诗抒怀,于画、于诗都流露出文人桀骜不驯之骨气和清新爽朗之格调。陈师曾曾说:“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幅《送别图》即是一场文人志趣的互语,无处不传递着文人的秉性与高情。

王概35岁时,应沈因伯之请,以明代画家李流芳的43页课徒画稿为基础,历时三年增辑、编次出中国画技法图谱著作——《芥子园画传》。此书问世后,一时求者甚众,一版再版。不久,沈因伯又请诸升编画竹兰谱,王质编画草虫花鸟谱,历经十余年,由王概与兄王蓍、弟王臬反复斟酌增改,后经木刻套版精印,遂成《芥子园画传》二集、三集。《芥子园画传》中的各种画科俱有画法、歌诀、起手式,由浅入深,有裨初学,故近世学画者多以其入门。

王概笃行嗜古,一生事画。他不奉权贵,故作品没有丝毫的市井之气。对于山水景致的描绘,他往往雄快起势,苍健立格,不落俗套。他曾在《芥子园画传》中写道:“笔墨间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则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学者其慎旃哉!”他用作品来印证自己的绘画主张,在展现出高逸的书卷之气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

中国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古至今,中国画始终以一贯的文化精神、人格追求及思想情感的抒发为创作目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20世纪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画坛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画在表现形式上更是五彩缤纷,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的态势。面对纷繁的审美需求,中国画在现代社会该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成为当今画坛面临的重要问题。

传统也是由创新发展而来的

清中晚期以后,画派林立,艺术风格多样,表现形式丰富;但从绘画理念上看无非两种:一是以中国传统绘画理念为创作宗旨,一是以西方的绘画理念为创作宗旨。前一理念,认为中国画应以绘画功底、学养为基石,抒发画家自身的情感逸气和主观感悟,达到意境深邃、境界高雅之境地,即高品味的绘画格体。后一理念,吸收西方绘画理念或表现方法,大胆革新。不管是“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还是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等,都对中国绘画过于程式化批评殊甚。这一理念在当代的美术学院中得到了广泛认同。

中国传统绘画又分“画家画”和“文人画”。“画家画”注重绘画功力、基础,借助对物象自身的精准刻画表情达意;而“文人画”更关注画家的文学修养,强调借物以抒发个人情感。20世纪,以张大千、吴湖帆、陈少梅、陆俨少等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他们既追求“画家画”的绘画功力,亦追求“文人画”直抒“胸中之逸气”的绘画格体,打破旧有藩篱,终成一代名家,后学者众多。所以,任何一种艺术主张或绘画风格一旦确立并成为榜样,就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这也是当今画家们不遗余力地不断探索新的绘画风格的原因之一。

中国画坛发展现状分析

当今中国画坛创新意识异常强烈,创新思维也极其新颖而活跃,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其绘画理念、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上来分析,主要可归纳为三条并行的主线——写实风格绘画、丑拙风格绘画和传统风格绘画。

1.写实风格绘画

当今,写实风格绘画可谓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无论是花鸟、山水、人物,也不论是工笔、写意,多以写实的表现手法展现作品风格。这些作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是借鉴西方17世纪以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绘画理念、艺术追求及创作结果,即极力刻画被固定的客观自然物象的外在形象。现代写实风格画家大多以重视写生而自居,以“师造化”“师法自然”为依据。殊不知,中国传统绘画的“师造化”“师法自然”,是画家在对客观物象的触景生情中获得主观感悟而激发灵感的,是“天人合一”的,其创作的宗旨是“写胸中之逸气”。唐代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源”就是画家自身最真实、最内在的思想情感。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石涛晚年作品《松窗读易》,近景山石、屋宇、古树虚实对比,层层推进;中景以古松相隔,笔断意连;远景纵横恣肆、墨法淋漓,正是胸中山水使然。这与表现固定的客观自然物象的西方绘画创作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说,在中国绘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缺少了像西方绘画那样有真正意义的写实过程,因此导致了中国绘画过于程式化的弊病。这种说法乍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细想,是其完全没有理解中国画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而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理念和艺术追求。这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及绘画技法。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为散点透视,讲究画面留白;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段——笔法、墨法、皴法,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是随着中国固有的绘画理念而发展的。在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上,中国画始终以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为根基。画家借客观自然物象抒发个人情感,表达主观感悟,讲究境界高雅、意境深邃,是内敛而含蓄的;而这些都源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因此,中国绘画不可能也没必要像西方绘画那样,将客观自然物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纵观蔚然成风的当今中国写实风格绘画,大部分作品皆为以中国画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段和绘画技法展现西方的绘画理念、艺术追求。从这些作品中,观者感觉不到画家抒发情感的逸气,也体味不到中国画固有的文化气息和情趣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现代中国写实风格的绘画,亦不能排斥这种艺术形式。其如果作为中国画创新的一种尝试或交流是非常好的,但要成为中国画坛之主流,恐怕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2.丑拙风格绘画

除了写实风格的中国画外,还有一种绘画风格在当今中国画坛上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丑拙风格绘画。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丝毫不逊于写实风格的绘画。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量的西方近现代文化涌向中国。这使那些在中国画上一心想创新,但又找不到方向而处于低靡状态、不知所措的画家们兴奋不已。无论是什么画种,好像越丑、越怪格调就越高。一时间,“丑”画迅速传播开来,并很快占据了中国画坛的主导地位。其发展之迅速、传播之广泛、影响力之巨大,丝毫不亚于写实风格的绘画。

中国丑拙风格绘画来源于欧洲17世纪以后的绘画风格。特别是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西班牙“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和挪威著名“表现主义”画家蒙克,对中国现代丑拙风格之画影响巨大。一些中国画家不仅吸收了西方的绘画造型,还多少吸收了这一时期西方画家的绘画理念。这些“拿来主义”的产物经过国内加工后,便成了中国画的“创新”。

丑拙风格的绘画亦分为多个门类。其中,花鸟画还更多地吸收了中国清代早期著名画家朱耷的物象造型和艺术表现形式,并加以“发展”。一些画家以朱耷的绘画形式为依据,无限度地夸张和丑化物象,殊不知朱耷的绘画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他画的孔雀只有三根尾翎,翻眼鸟、白眼鱼均画得比较丑怪。画家借被画的客观自然物象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感,是对自己身世的无奈,亦是对当时社会的控诉。从某种意义上讲,朱耷的绘画有着明显的漫画格体,其作品充满寓意性。可以说,朱耷的绘画作品是中国比较早的以漫画形式出现的绘画作品。近代齐白石的有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这一特点。

当代一些以丑拙为美学追求的画家,只是为了变而变,在追求物象造型变化的过程中却忽略了传统人文内涵。当然在这些画家中,亦不乏有以中国绘画理念作画之人。他们不仅灵活运用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绘画技法,而且还以中国绘画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为作画之目的。他们当中也不乏功力深厚且具有一定文学修养之人。他们借客观自然物象抒发个人情感逸气,表达主观艺术观。他们将自身的感悟与艺术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绘画形式新颖、感染力丰富的绘画作品,非常值得探索和研究。

3.传统风格绘画

秉承中国传统的绘画理念、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用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表现形式和绘画技法为绘画手段的绘画,无疑也是当今画坛的另一条主线。此种绘画虽范围甚广,但其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远远不如写实风格绘画和丑拙风格绘画。当今中国传统形式的绘画,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过于陈腐,而且在绘画内容上也无异于古人。有些作品虽然也从自然中写生而来,但整体面貌仍能酷似古人,与临摹无异,丝毫没有触动心灵之意、激发情感之情。究其原因,乃自身文化修养不深之故。

我们看古人之画,无论是宋、元,还是明、清诸家,皆精简幽静、逸气横生。以元倪瓒《紫芝山房图》为例。此幅作品设色淡雅,无论土坡、石窠,还是修竹、闲庭,抑或远山、淡水,均给人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淡泊、旷达之境。观其作品,仿若能置身其中,临江远眺,心胸豁达,与世无争。这便是倪瓒的真实写照。画家通过物象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世界,托物言志。

精神层面的追求是画家要表达的终极追求。画家需要在客观自然物象中寻找灵感,并通过合适的表现手法予以描绘,这些皆要求画家具备较深的学识修养。就中国传统形式的绘画创新而言,学养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要创新,就必须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到大自然中寻找灵感,要表现出现代人对客观物象的情感表达和主观感悟,其要考虑的应该是抒发什么、怎么抒发。这才是中国传统形式绘画创新的关键。既不能一味求变,也不能人画亦画,更不能为画而画,否则不是人头马面就是皆有类同。

中国传统形式的绘画对绘画技法、笔墨功力的要求是极高的,否则就不可能称之为中国画。基本功不过硬,一切都无从谈起。

以上三种绘画的表现形式基本代表了目前中国绘画发展的三条主线。除此以外,还有一条辅线,就是以制作和运用特殊技法为主要手段的绘画作品。这种形式的绘画,多年前也曾兴盛于中国画坛,但没过多久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人们很快意识到,此类绘画非艺术之作,既无功力可谈,也与中国的绘画理念、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无涉,更说不上思想性、哲学性、文学性和寓意性了。这种以制作的手段追求画面表面效果的绘画,若将其归类,应属装饰画更为适合。

中国画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中国画的传承无非两种形式。一是传统式的老师带学生。学生可到老师家或画室看老师作画,然后进行临摹,经老师指导再作修改。久而久之,老师认为该生画得不错,是可塑之才,便纳为入室弟子。二是美术院校现代教学的绘画传承模式——集体化学习绘画。多名学生一班,由一名老师统一讲授。学生统一课程,统一完成作业,老师统一批改。毕业前统一创作,同班学生一同毕业。前者学得较单一,只学中国绘画(有的老师还教一些书法);后者学得较广泛,中西绘画、中西方绘画史、画论等均有涉及。前者不需要考试,只要喜欢绘画,有些功力,老师认为可以造就即可;后者需要统一考试,考试均以西画为主。

这两种授业形式不同,但收到的效果基本一致。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跟随哪个老师就学哪个老师的风格。专业美术院校可能会好一点,毕竟涉及的面更宽泛一些。

对待任何一种事物都要辩证地去看。此种教学有利有弊:利者,学生可以很快进入状态,掌握一些绘画技法;弊者,学生一旦完全掌握了老师的绘画技法并进入老师的绘画思维、绘画理念,就很难再出来,这一点在美术学院学生的毕业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美术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开拓精神。老师教学生不仅要教授其绘画技法、绘画形式等,还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学生的艺术思维、创作意识和创新意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知道文学修养对中国绘画的重要性。有些学生的毕业作品当时看似不错,但由于长时间沉迷于老师的绘画风格不能自拔,实际上是大大限制了日后的发展。

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尽快掌握绘画技法,加强基本功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意识,了解中国绘画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及其艺术精髓,引导学生重视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姐妹艺术的研习等。这是作为一名绘画老师应担负起的社会责任。有些老师恪守职责,一生研究绘画教学,有丰富而良好的教学经验,有的还出版了关于教学方面的书籍。他们有可能在社会上名气不大或默默无闻,但他们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美术教育事业,无愧“老师”的称号。这样的老师应当更受人尊重,授其以“美术教育家”之名,当之无愧。但有些老师或太讲究个人得失,或在名利的驱使下,只顾个人创作而很少去研究教学。这些老师虽然在社会上名气大了、地位高了,然而却没有履行老师的义务,在教育岗位上既没有尽职也没有尽责。然而,这样的“老师”反而学生众多,且学生还多极力模仿而学之。这不得不说是社会造就的怪现象。画家是搞艺术创作的,老师是负责教学育人的,这两种职责要分清楚。

中国绘画需要创新、需要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所有的科学、艺术皆是如此。中国绘画该如何创新、如何发展?笔者以为,只要是有益于中国绘画健康发展的方法均可尝试。但必须谨记:要不断提高个人的文学修养,要以中国绘画的理念为依托,要在秉持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绝不可偏离中国画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宗旨,为了创新而创新。中国绘画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需要以抒情达意和表达主观感悟为目的,这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画。

我们在绘画创作中不要总想改变什么,而要考虑抒发什么、如何抒发,这才是中国绘画创新和发展的最佳思维。中国绘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展的。中国儒释道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影响着中国绘画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人对艺术的审美观。中国绘画必须要发展、创新。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崇高的信仰和神圣的使命,也是一个艺术家重要而又光荣的责任。

总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的绘画艺术理念,要用自己本民族的绘画技法和文学修养,抒发中国现代人的情感逸气,表达现代人的主观感悟。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绘画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和创新,才能使中国的绘画艺术永远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

1石涛《松窗读易》

2朱耷《游鱼图》

1「國」字,會意。

《說文》:「國,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從土。」

「或」為『國」之初文。

後來「或」字,又生或者、或然之義,為了不使混淆,故「國」字外加一「口」以示城邦而獨為「國」也。

上古國之稱城、稱邦。主掌一城一邦即為君王,亦為國王。

《靈性甲骨》:

甲骨「國」字,以戈捍衛「口」,也即邑也、城也、域也、邦也、國也。

玄一朱砂靈性甲骨「或」字,「戈」部予以「折戟沈沙鐵未消」卓然風骨,橫絕凌厲不可侵犯筆意寫之。「口」部,邦族神器則寫得簡淨祥和,邦國安寧矣。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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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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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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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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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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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杨维桢生于元成宗贞元二年(公元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享年七十四岁。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字廉夫,因其父于全堂之铁崖山筑楼藏书,并令其与从兄杨维翰专心攻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其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著作有《东维子文集》、《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等。

杨维桢自幼聪明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三十二岁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耿介,在任天台县尹时,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到报复被罢黜。后继任盐场司令,又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以忤上故,竟十年不获升迁。曾为辽、金、宋三史作“正统辩”千言,甚受总纂官欧阳玄(字元功)所激赏,被认为是百年公论不移的史笔之作。后升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罢去。值兵乱,浪迹富春一带。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朝政府的立场,修了一封书信,臧否他的为人与行事。

1 2杨维桢平生气度高旷,周游山水间常以声乐自随,后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杨谦、陆居仁、吕佐良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诗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他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次表明不复出仕的决心。抵达南京,见到朱元璋,即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于是,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之大,不好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3 4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评价很高。为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诗歌尤其长于乐府,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作《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人们还把他享誉最高的乐府诗,称为“铁崖乐府”。《明史》评他的诗说:“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 一时从者如流,被推为元代诗坛领袖,独领风骚40余年。他个性倔强,不逐时流,“史传”说他曾经戴华阳巾,披鹤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叫侍儿歌唱,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也随着翩跹起舞,人们都以为是“神仙中人”,其风流洒脱如此。

《元夕与妇饮》这是一首乐府诗,收录在《杨铁崖先生古乐府集》中,清人顧嗣立在《元诗选》中也曾辑录。诗中主要是描写他在元宵节的夜晚与夫人一起饮酒时的快乐心情。其诗曰:

问夜夜何其,睠兹灯火夕。

月出屋东头,照见琴与册。

老妇纪节序,清夜罗酒席。

右蛮舞袅袅,左琼歌昔昔。

妇起劝我酒,寿我岁千百。

仰唾天上蜍,誓作酒中魄。

劝君饮此酒,呼月为酒客。

妇言自可听,为之浮大白。

(诗后附注)老妇曰:人言天孙思妃,不如月娥守孤。不知羿妇相弃以犇,曷若织女相望以久久也。

此诗大意是:

元宵节的夜晚,

灯火灿烂,

使人流连!

皎洁的明月出东山,

银光洒满庭院,

透过窗帘,

照到书幌,

映出琴弦。

妻子也高兴以为纪念,

特地安排了

一个小小的酒宴,

一边唱着《昔昔盐》,

一边舞起《菩萨蛮》。高举玉盏,

衷心祝愿:

祝君千百寿无边!

此时,

抬头见,天上月魂与我之酒魄,

同饮同欢,

同游同玩。

都来吧,让我们共同

与酒为友,

与月为伴,

妳说的好,大家一齐干!

诗后那段文字,是记录他夫人的话:“人们常说,天上的织女日夜盼望相会,不如月宫里的嫦娥,年年在那里孤守的好。可是却不知,那嫦娥为了自己的享乐,抛弃了丈夫后羿,独自奔到广寒宫里去了,是自寻苦寂,怎么能比得上织女长久相望,终有一会的快乐呢!”

读完此诗,我们不难体会到,杨维桢在仕途上几经挫折之后,深感“回天无力” ,不得不以优游来打发光景,在江山风月中消磨岁月的况味了。比如他曾在《漫成五首》的诗里说:

“四十已过五十来,

白日一半夜相催。

劝君秉烛须秉烛,

七十光阴能几回?”

“铁笛道人已倦游,

暮年懒上玉墀头。

只欲浮家苕雲上,小娃子夜唱湖州。”

尽管如此,但他那忧国忧民的心,依然未能泯灭,依然幻想着会有一天他还要以“神羊之毫,制作董狐之笔”,继续写他的“三史纲辩”。因此,在这首《元夕与妇饮》诗的后面,借夫人的话写出了“孤守曷若相望”的慨叹。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写的很好,古人说:这种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并能表现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它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活泼,句式以五言为主,如歌如诉,道出时代人们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元夕与妇饮》就是运用了汉乐府这种民歌形式和朴素、自然、口语化的语言,生动而饱含激情的写出了诗人在元宵佳节,与妻子共饮的欢乐情景,并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着力刻画他仰唾天上之“蜍”,誓作酒中之“魄”,而且像李白“邀月对饮”一样,亦欲把明月当做自己的“酒客”,来招待一番!

杨维桢的书法也和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 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元代书法中,极其个别的一个“特例”。

我们知道,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人灭掉南宋,统一全国,建立了大元王朝。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主张以武功治理天下。但是,自他入主中原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于是,学习汉族文化、笼络文人、士夫,以逐渐走向“文治”的道路。这到了仁宗、英宗时代,表现的非常强烈,特别是文宗,他十分喜爱书画,其兴趣之浓可与昔年之唐太宗相比。纵观元代书法,概括的来说是“初则宗唐,后则宗晋”的风格,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是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赵孟頫。元史称他“籀、篆、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近人马宗霍也说:“元之有赵吴兴(孟頫),亦犹晋之右军(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坛坫者。”仁宗皇帝尝取其与夫人管道升、儿子赵雍的书法合装成册,让秘书监收藏起来,说要使后世知道“我朝一家父子、夫妇皆善书者”,可见“赵字”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思想影响下,继承传统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同时的著名书家像鲜于枢、康里巙巙、耶律楚材、邓文原、虞集、揭徯斯、柯九思、吴炳、张雨等等,无不以“留心古迹”、“恪守古法”为准则,形成了圆润、飘逸、遒媚的唯美书风。而唯一敢于大胆创新、张揚个性、表现自我的就是杨维桢,他用篆、隶笔法,参以汉、魏古风,特别是行草书的点画、顿挫,间用侧锋方笔尤得章草法度,圆时以见柔美灵动之姿;方中而显刚劲峭拔之势。结字险绝、奇怪叠出,真是“胸中具磅礴之气,腕间担真实之力。”表现“一种在狂惑中追求旷逸自适的心境”。明代书家李东阳在他的《怀麓堂集》中说:“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徐有贞认为:“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他们都说的非常中肯。我们今天研究杨维桢书法,其意义就在乎他敢于打碎历来以“二王”书风为唯一审美标准的桎梏,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文人书法的表现能力。他以古为新、独创独行,不失法度而又令人耳目一新,为后世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对现代书法的极大影响,可以说是起了先驱示范的作用,这一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其传世作品有《张氏通波阡表》、《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壶月轩记》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中。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是杨维桢写给子刚和宗唐两位地方官员(可能是主管军政、司法方面的)的诗柬一类的信札,他把《元夕与妇饮》这首诗抄给他们,以表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喜悦和乐观,同时,也透露了他不甘寂寞的心情。此札还嘱咐竹林先生再誊录一份送给刑部衙门,请教一下名叫光和的人,虽属谦词,但为一石二鸟。全篇正文12行,依次轻松舒缓的书写,边忆边述,活灵活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非常认真,一字不苟,这里我们不仅从每个字的点画看出,还从许多的篆隶书法与碑帖异体中得到答案(如夜、眷、册、奔、魄等字),这些字,有的生僻、有的变异,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因而,我们也从中了解了他古怪、倔强的性格——即使一封普通信札也不草率从事——这还与他深厚的学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常人所能企及。

当然,也不是全篇文字都是如此。记录夫人的议论,写的就比较自然流畅,并且用较小的字,写在了诗的最后一行的下部,似乎是一个“小注”,这样,不但不被忽略,反而会更能引起读者注目。左边上款字体略大,写的更加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也没有刻意去书写特殊的异体字,一方面是有别于正文,同时也表示对收件人的尊重。所以我们说,这通诗札,它既有精心创作的庄重美,又有随意书写的自然美,集古朴典雅于一帧,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诗书皆臻完美的作品。

1丁云鹏 (1547~?)明代画家。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安徽休宁人。卒年不详,天启五年(1625)尚在作《白马驭经图》,瓒子,詹景凤门人。书法学钟、王。画善白描人物、山水、佛像,无不精妙。白描酷似李公麟,丝发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非笔端有神通者不能也。供奉内廷十余年。他与董其昌、詹景凤诸人交游,故流传作品多有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题赞。董其昌赠以印章,曰“毫生馆”。其得意之作,尝一用之。其画以人物、佛道最负盛名,论者谓,在明末人物画家中,丁云鹏与陈洪绶、崔子忠成鼎足之势。早年人物画工整秀雅,晚期趋于沉着古朴,前后变化可从存世的《媛挡熊图》及《三教图》(均藏故宫博物院)中窥知一斑。山水画也有一定造诣,在师法宋元基础上,自具风格。早期隽秀,晚期古拙,以平整为法。亦能作兰草,有《楚泽流芳图》(故宫博物院)存世。后世流传他的作品,有不少是伪作。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钱选《卢同烹茶图》实为丁云鹏手笔。丁云鹏生活于雕板、制墨业发达的徽州,还为书刊画了不少插画,对于新安木刻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丁云鹏是仇英之后最著名的人物画家,他工给的笔法不下仇英,而高古文雅似又过之。他最擅长的是佛教题材,佛祖、菩萨、罗汉在他笔下既栩栩如生,又庄严肃穆。此帧李公麟《维摩演教图》画人物五十三,动物数头,趁具法器、峰峦堂宇、树石祥云,皆精密工给,非费一两月之功不能为此。董其昌与丁云鹏为挚交,曾题丁氏所绘《五像观音图卷》云:“丁南羽写此时,在吾松为顾光禄正心所馆,年三十馀,故极工妙。自后不复能事,多老年漫应。”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卢仝是与陆羽齐名的人物,所谓陆羽著经,卢仝作歌,一向被称为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两件大事,在茶肆绘画中,卢仝可以说是不亚于陆羽的一大热门话题。《卢仝煮茶图》表现的是卢仝在山坡上、峭石旁煎茶的情景,反映卢仝在济源老家的山坡煎茶的闲适生活。

乾隆皇帝题:绿蕉翠竹布清阴,火候武文自酌斜。高致雅宜入圈画,不须重读彼狂吟。甲辰(1784年)夏御题。

1梁鼎芬《行书七言联》96×20cm

梁鼎芬(1859-1919)

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少失父母,寄养姑家。曾就学于五品卿菊坡精舍院长陈澧门下,并得其舅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教诲。光绪三年(1877)18岁时中顺天乡举人。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九年授编修。性刚直,屡劾权贵。在中法战争中,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味主和,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因而被罢官。南归后任广东惠州丰湖书院院长。适张之洞督粤,聘其为肇庆端溪书院院长。翌年,广雅书院开馆,梁鼎芬又受张之洞之聘,任广雅书院首任院长。后一直得到张之洞赏识与庇佑,张之洞调任湖广、两江总督,梁鼎芬皆主讲于两湖书院、南京钟山书院。 辛亥革命后,闲居上海,以遗老自居。曾在陈宝琛的推荐下,做过溥仪的老师。后又积极参加张勋复辟活动,复辟失败,梁鼎芬病忧交加,于1919年11月14日在北京病逝。死后由亡清赐谥“文忠”。

梁鼎芬生平喜读书,性嗜酒,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康有为常有诗书往来。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有《节庵先生遗诗》及续编、《节庵先生遗稿》及剩稿、《节庵先生扇墨》等行世。

梁鼎芬书法初学柳公权、饶爽健刚劲之气。中年后兼取法黄山谷、褚登善,细筋入骨,撇捺加长,笔道细而劲,极富创造性,风骨棱棱,颇如其人。近代简经纶评介其书法:“秀雅绝伦。” (见《琴斋论书》一文载《广东文 物》)。王森然对其诗评介:“工于为诗,清辞丽句,机抒自秉,非近代摹宋诸家所及”,又评其书:“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见《近代名家评传》)。麦华三评其书:“笔力则力透纸背,而墨彩则凸出纸上,透逸之气,扑人眉宇,匪唯用笔之精,兼得用墨之妙” (见《岭南书法丛谈》一文载《岭南书论》上卷)。陈永正以为:“梁氏书法,最佳者仍是他的信札,随意写成,流利飘逸,行书中有草意者尤为杰出”(见《岭南书法史》)。观其作品,用笔多用侧锋入,斩钉截铁,起笔干净利落,精熟练达,瘦劲古雅。晚年曾留下“我生孤苦,学无成就, 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世也”的多次遗言,故其真迹传世甚少。

在一般人想来,老舍搞收藏肯定方便,认识那么多名人和艺术家,随便开口要几张,都够藏一箱子的。其实不然,老舍虽然跟齐白石交往很深,但向白石求画,都是按当时的润笔付酬。在收藏齐白石的第一件作品《雏鸡图》时,老舍如获至宝,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几天。当然也有赠品,那是因为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业余时间为齐白石的四子、五子补课,齐白石酬谢了两张小画,一张虾,一张蟹,均很精彩

1《雏鸡出笼图》是老舍收藏的齐白石的第一幅画作,是生长女舒济那年求来的

老舍与齐白石的交流并不像一般的你画我藏的关系,他曾两度出难题给齐白石作画。其中最难的是“蛙声十里出山泉”,白石老人拿到诗句后,憋了三天,最后超水平交卷。老舍拿到画后,大呼绝妙!这张画成了齐白石晚年的代表作,后来印成邮票,传遍世界。

2老舍曾向齐白石求《蛙声十里出山泉》,并注明了构图

老舍还另辟蹊径地收藏了大量京剧名伶所画的扇子,并逐渐成为他的一个专项收藏,而且这个专项至今没有第二人。尽管老舍与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等名伶关系密切,但他却不向他们求画,而是自己去收集。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说,他费很大的劲儿去淘换,这是乐趣!然后出其不意,向本人出示这些作品,看着他们惊讶的样子,老舍那份得意就甭提了。经过十几年的辛勤收集,老舍收藏了163把名伶的扇子,足够开一个名伶扇画展了,可惜这批收藏却在文革抄家时全部流失了。

3爱画还需懂画

老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术理论家,他常常看画家朋友们画画,关心美术理论的导向,和画家深入讨论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创作技巧等。他由这些活动中得到了丰厚的美术修养,具备了相当高的美学判断标准,并能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据统计,老舍写过25篇以上与美术有关的文章。除了国画之外,老舍还评论过油画、漫画、木刻和连环画。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不仅对画家有帮助,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4老舍、胡絜青夫妇二人书画合璧作品

老舍评论1944年正当壮年的李可染说:“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但话锋一转,“他的人物中的女郎们不像男人们那么活泼,不肯开小玩笑的关系吧,就不画她们也好——创造出几个有趣的醉罗汉或者永远酣睡的牧童也就够了。”后来李可染的路果然如此走下去了。

5李可染《浅塘渡牛图镜心》

傅抱石是老舍高度评价的一位大画家,他藏有傅抱石不少精品。老舍评价傅抱石的画是“真正的中国画”,“他的技巧已被他的气魄给遮住,他的粗笨正是他的精致老到”,“他的眼里时时留神着新的路径与方法”。

6傅抱石《西风吹下红雨来》

于非闇是胡絜青的老师,和老舍同族同乡。有一次,老舍对于非闇说:“您画的鸽子都是人们由下向上仰头看的鸽子,都只看见鸽肚子,我建议您到天安门上去看看,居高临下,俯视,看飞翔鸽子的背,画出来一定好看。”于先生果然照计而行,设法上了天安门,察视了在城楼附近飞翔的鸽子,回来精心画了一幅俯视的飞鸽,而且把第一幅郑重地送给老舍。除了鸽子,于非闇给老舍画过很多画,有柿子、大丽花、荷花等等,并且都要在画上写到,这是在老舍先生院里写生得来的,非常亲切。

2画画就是借个题目,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东西讲出来。这就是创作。

绘画中所有东西都是个借题,不过是借它来表现自己。应该老是对自己说,管他是什么,我画我想画的东西。也就是借它这个题目,来做我的文章(插话:我国传统画论中也讲究“得意忘形”,意思也是借题发挥。)老子讲过“大象无形”,这就是真正绘画的道理。

1赵无极作品

最重要的是坚持你自己,为自己画画。你们想办法闭住眼睛,不要看低级趣味的东西。画就是自己的言语,你把自己的言语讲出来,应尽量明了中肯。要说一大堆话,啰哩啰唆人家也听不懂。只要自己懂就行了,自己懂了以后,人家也会慢慢地慢慢了解。

3赵无极作品

不要将就别人的趣味,因为别人的趣味拿谁做标准呢?十个人之中也不能讨好两个人嘛!何必呢!就是我们在法国画画也不容易为人讨好,不要以为法国人欣赏趣味就高,一般的人都是差的。如我在克拉普,碰见一个人问我画的是什么画,我说抽象画。他说:噢!抽象画,毕加索、毕加索。你看在法国都这样,什么国家都一样,只有很少人懂你的画。

赵无极作品 不要紧张,就好像用练习的办法画,不要自己每张画都像画个杰作的样子。只有你在寻找之中,才可以找出一个方法,好像每张画都是成功的样子,就找不出东西来。

4赵无极作品

现在我要你们眼睛看,动动脑筋,我希望你们将来教书也这样教,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每次都有问题解决,不要让他们没有问题,没问题就不能进步。每张画的问题都一样,本身没有冒险,画没画完就知道怎么完成,那就毫无意思了。每张画的生命不同,要去寻找每张画自己的生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