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期文人书法不再一味追逐“宋五家”(苏、黄、米、两蔡),直取晋唐,出现崇古倾向。张即之是南宋书坛首要人物,《中国书法发展史》宋六人,另五人为北宋四家与赵佶,张即之居晚,有“宋书殿军“之誉”。尤袤、姜夔等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人书家。

张即之(1186-1266)字温夫,号樗寮,历阳(今安徽和县)人,生于名门显宦家庭,为参知政事张孝伯之子,爱国词人张孝祥之侄,系中唐著名诗人张籍的八世孙。以父荫铨中两浙转运使。举进士。历官监平江府粮科院、将作监薄、司农寺丞。特授太子太傅、直秘阁致仕。后知嘉兴,以言罢。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书家。

即之书法深得其伯父张孝祥法乳,宗师欧、虞、颜、米,尤擅楷书;参以汉隶及晋唐经书,加上受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故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其大字遒劲大雅,小字俊健多姿,笔势圆劲,兼取隶书笔法,风骨奇峭,能于北宋四家外,另辟蹊径,其下笔简捷凝练,运笔坚实峻健,点画顾盼生情,结字俊秀而骨力遒劲,使字字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他曾自云:“不知匀圆可喜,不知尖峭可骇”,和苏、黄诸人一样,自出新意,不随人计。他博学多识,“性修洁,喜校书,经史皆手定善本。”他的书名在当时甚著,金人亦不惜重金来收集。他又“多以翰墨为佛事”,一生写佛经甚多。今故宫博物院藏《佛遗教经》、《华严经》,传世作品有《杜诗卷》、《李伯嘉墓志》、《汪氏报本庵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等。

1南宋 张即之《大字杜甫诗卷》(局部)

历代书坛公认“大字难妙”,盖因大字在行笔与结体上,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预期的理想境界。张即之善大书,其书法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就在于他临池不辍,刻苦修练,一生勤奋,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功力。《大字杜甫诗卷》,张即之大字楷书墨迹,纸本,纵34.6厘米,横128.7厘米,共一百二十八字。书杜甫七律《紫宸殿退朝口号》和《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二首,为张即之六十五岁时所书,款署“淳佑十年(一二五零)八月下浣樗寮”。此卷雄厚挺拔,险劲清绝。起笔落墨沉着从容,运行稳健,老笔纵横;笔画抑扬顿挫,使转颇急,力透纸背。其结体不雕不琢,斩钉截铁,笔势飘逸潇洒,大气磅礴。这是件十分难得的翰墨精萃,前人评为“有长风破浪气象”,堪称张氏大字楷书的代表佳作。

2南宋 张即之楷书《度人经帖》

张即之楷书《度人经帖》,纸本59页,每页纵30.7厘米,横14.l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度人经”全名为“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册前有清乾隆帝行书“毫素通灵”四字,后有钱陈群题跋一段。鉴藏印记钦有清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印,册后余纸有“李受持”三字,字下钤“蒙孙”(朱文),字上鈐“山水中人梅江李氏”(朱白文)及山水印一方。《秘殿珠林续编》著录。按钱陈群题跋言:“度人经为张君中寿时所作无疑。”此经书法干正秀劲,纸墨精好,用笔秀颖,前后完整。

3南宋 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局部)

《汪氏报本庵记》,纸本行楷,纵29.3厘米,横91.4厘米。小字行书38行,凡688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帖后有文徵明跋、项元汴题记。卷前后又有项氏诸印和卞永誉式古堂印,清乾隆、嘉庆、宣统三朝印玺。乾隆时曾刻入《墨妙轩法帖》第四册。文徵明云:“按《皇宋书录》,即之,安国之后,甚能传其家学。其书师颜鲁公、尝为高宗所称。即之稍变而刻急,遂成名家。”《汪氏报本庵记》一文原为楼钥所撰,汪氏是楼的外祖家,不知道与张即之有无瓜葛,要录写这篇文章。书后的“淳熙十二年(公元1252年)三月二日”款,原应在文内,为后人挖移篇末。此卷小字行书,运笔流畅而劲健,比即之其它擘窠书《杜甫诗卷》要秀逸些,是张氏传世墨迹中的佳作。

4南宋 张即之《致殿元学士尺牍册》

《致殿元学士尺牍册》,纸本行书,30.7 x 53.6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即之擅长行书与楷书,存世书迹中,尤以中楷书写的佛经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这件“致殿元学士”尺牍,又名“从者来归”帖,是以行草书写在牙色印花纸本上。由信中“野衣黄冠,拥嬾残煨芋之火”等语句看来,大约是张即之晚年(淳祐五年,1245年左右,张即之时年六十岁)退休闲居于家中时所作。这幅尺牍结体疏秀,用笔清俊飘逸,丝毫看不出衰颓的老态。另一纸《溪庄帖》,又名《草书于廿而弟知县承议尺牍》,纸本行书笔法变化不大,应与《致殿元学士尺牍册》书写时间相近,其精熟程度毫不相亚。

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无锡(今属江苏)人。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三十一年,知泰兴县(《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孝宗隆兴间驻江阴军教授,需次七年。乾道五年(1169),除将作监丞。七年,迁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南宋馆阁续录》卷七)。淳熙二年(1175)出知台州(《嘉定赤城志》卷九),五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诚斋集》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改江南东路。八年,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五),迁转运使兼知隆兴府。十年,召为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十四年,迁太子左谕德,除太常少卿(《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因论姜特立罢。光宗绍熙元年(1190),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给事中,兼侍讲。四年,除礼部尚书兼侍读(《止斋集》卷一二《正议大夫守给事中兼侍讲尤袤除礼部尚书兼侍读制》),五年卒,年六十八。谥文简。善作诗,“诗从江西派,性格平淡”,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有《遂初小稿》六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作《梁溪集》五十卷)等,已佚。清康熙间尤侗收辑遗文,刊有《梁溪遗稿》二卷;民国尤桐续刊《梁溪遗稿诗钞补编》。事见《梁溪遗稿》卷首《家谱本传》,《宋史》卷三八九有传。尤袤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和收藏了大量图书,并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尤袤曾把家藏书籍“汇而目之”编成了《遂初堂书目》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对研究中国古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尤袤的大量诗稿和其他著作以及三万多卷藏书,在一次火灾中全被焚毁。现在见到的他的五十九首诗是由他的清朝后裔尤侗从一些方志、类书中搜集到的。

尤袤“工书法,尝记古人笔法来处,如周太史奠世系,真使人无闲言”。尤袤的书法作品,目前国内极其罕见,其手迹今仅见于宋代个别名家名帖之题跋,尝有跋欧阳修《集古录跋》、跋范仲淹《师鲁帖》、跋李结《西塞渔舍图》。

5南宋 尤袤跋欧阳修《集古录跋》

尤袤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纸本行书。

【释文】:

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寶玩。楊統碑跋。歎其名之磨滅。蓋公偶未考尒。統以建寧元年(168)三月癸丑卒。而跋以為五月。當由筆誤。淳熙十五年(1188)季冬廿三日。錫山尤袤觀。

6南宋 尤袤跋李结《西塞渔图》

尤袤跋李结《西塞渔舍图》,纵40.7厘米,大都会美术馆藏。由二跋感知尤氏书追魏晋古法,笔画、结字、章法均较自然,无造作之痕,书风平淡高古,诗书一味,名闻当世。

近日江西吉安发现尤袤《宋故太孺人段氏墓志铭》,介绍说“高1.32米、长0.75米墓碑,上刻有600多字,碑文记载该墓志铭由杨万里撰、尤袤书、欧阳士宁刻。600余字无一字缺损,浑然一体,令人赏心悦目。”笔者认为碑文字迹颇为潦草,与手迹风格相去甚远,且“尤”字其点帖上均写于横下,此碑之“尤”点于横右,与尤氏书写习惯相悖。

姜夔(1155-1221),字尧章,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父知鄱阳县,夔幼随宦,往来沔、鄂几二十年。淳熙间,客湖南,萧德操爱其词,妻以兄子,因寓居吴兴之武康,与白石洞天为邻,自号白石道人。工诗词,精音乐,善书法,对词的造诣尤深。有诗词、诗论、乐书、字书、杂录等多种著作。然而姜夔为人清高,怀才不遇,一生困顿不得志,终其身为布衣,但以诗词、音乐及书法与人交往,浪迹江湖,羁滞于江淮湖杭之间,结识了当时宿儒名士如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人,丰富了学识。姜夔也常寄居他们家中,得到他们经济上不少的帮助。后病死在杭州,葬西马塍。

姜夔书法“崇晋贬唐”,反对俗书,和提倡文人意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相一致。但他对“唐法”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否定,而是用了大量篇幅对“法”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并从肯定和解释引申了“晋韵”古法。宋谢采《续书谱序》云:“白石生好学无所不通,书法得魏、晋古法,运笔道劲,波澜老成,尤好临习《定武本兰亭序》。所著《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用志刻苦。”赵孟坚目之为书家申韩。传世墨迹不多,有小楷《跋王献之保母帖》。

7南宋 姜夔小楷《跋王献之保母帖》(局部)

《跋王献之保母帖》姜夔小楷(局部),纸本,长31.6cm,全文计101行,故宫博物院藏。他的书法出于二王一路,用笔精到,典雅俊润,且受初唐诸家书风影响,不随时俗,清新脱俗。

8南宋姜夔《续书谱》

《续书谱》一卷姜夔所著,仿效孙过庭《书谱》而撰写,但并非《书谱》之续。议论精到,全卷分总论、真书、用笔、草书、用笔、用墨、行书、临摹、方圆、向背、位置、疏密、风神、迟速、笔势、情性、血脉、书丹等十八则,所论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实自抒其心得之语。该文是南宋书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

1郭熙 早春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人生如四季,宋朝的画家非常重视表达季节,因为他们会觉得四季的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状态。

2早春不等于春,大多数人心中的春天或许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景象,可是在这张画里,看不到任何的花,早春的感觉是寒冷慢慢转暖了,这个时候最早改变是山岚在动,我们俗称地气,生命经过冬天沉睡的季节,忽然觉得要被叫醒的感觉。

3早春的景象是很难来表现的,在早春图的画面里有一种朦胧的光,景物多用曲线来描绘,结冰的溪流慢慢解冻,树木透出嫩芽,画家对自然景物细致入微的观察。

4树才发叶溪开冻,楼阁仙居最上层。

不藉柳桃闲点缀,春山早见气如蒸。

——乾隆题诗

山里面有一种气息在慢慢氤氲,民间所讲地气动就是这种感觉,万物刚刚透露出一点点生命讯号的时候,其实是最美春天的感觉。

5画家用卷云皴和比较多的水分渲染出山石,画出很湿润的感觉。

6早春图中共描绘各种人物十三个,有妇人、儿童、渔人、行旅,宋代很尊重的人的存在,重视生命在自然中的意义。

7郭熙在《林泉高志》中说:画山水要有“四可”——“可居、可游、可行、可望”。可以游玩的地方,不一定是可以居住的地方,可以行走的地方,也不一定是可以眺望的地方。

8郭熙画树的技法非常有名,特别是画树枝的技法,早春的树枝是刚刚经过冬天的雪打过的,现在正在发芽,一片生机盎然的感觉,经过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天,树枝被雪压弯,枯枝都在等待发芽,还要努力向上生长,这就叫早春,这就是宋画里面最了不起的精神。

记者:您怎么看待执著?当您选择从事艺术时,您想到的是一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从事艺术?您怎么看待追求艺术过程中的奋斗?

吴冠中:执著应该是一种真实。这是一种强烈的爱情,与艺术之间的爱。我的奋斗就是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体验强烈的爱情。爱情是神圣的。这种爱的力量很大。

我把艺术看成人类文化重要的哨兵,它对人类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相当神圣的一部分。但是,我从法国回国后,读到列宁说,“艺术是政治的螺丝钉”,我感到受到了重大的打击,难以接受,从此开始了无穷的苦难。但是,还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不过,在创作上,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有困难。怎么办呢?我想到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景里是有情的,因此,我转到风景画的创作,用风景来表达我的艺术。因为风景画与社会的关系不那么明显,表现祖国之爱啊,母亲大地啊,画作比较好通过。那等于躲避在风景里了。

1记者:您的画在市场上价值不菲,您怎么看待财富?曾经,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打电话跟您说,您的一幅画已经多少钱了。您当时说,这个钱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保持自己的清晰?

吴冠中:我一辈子穷,对金钱没有感觉。人生短短几十年,人生主要是要创造,能够给人类历史留下创造性的东西,但这么做的人太少了。真正的财富是指那种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留得下什么来的有创造性的人与相关事物。

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准确的,有炒作的成分。这个社会的心电图是不准确的,我相信自己的心电图。保持清晰,就是要远离这些。我去卫生所打个针,小护士都知道你的画值多少钱,我不解释,解释不清楚,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很多老板也是这样,他们说你的画值多少钱了,其实我也没有拿到钱,真的拿到那么多钱了我也不稀罕。我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了,对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

记者:有人说,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叛逆心越强,他的创造力越强,您怎么看?

吴冠中:从某种角度上,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也得看它为什么而叛逆,假如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是无用的,是假叛逆。如果一个人具备足够创造的素质,他看清了叛逆的实质,有实力而进行为了创造的叛逆,这样的叛逆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绘画的同时,也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它们之间的关系?

吴冠中:我原来是喜欢文学的,没有想学美术,中学时代(初中)是想学文学的,那时着迷了,但不被允许学习文学,后来学了美术。我是文学失恋了,然后才找到美术。文学就成了我的私生子(大笑)。

现在想来我更愿意搞文学,文学有另外一种力量,一种美术无法具备的力量。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他都知道,各种人的姿态,如果用文学来表现,会比绘画更有办法。

记者:对坚持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青年画家,您有什么建议?

吴冠中:因为年轻,他们肯定有前途。但是,他们躲不开苦难,他们不要躲避苦难,对待自己的人生要诚恳,要诚实,要勇于承担苦难。因此,我提出过,中国政府应该用“奖”来代替“养”,出了好东西要大奖,“养”不知能否养出杰出画家的,“养”没有把握。比方说诗人,诗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苦难,诗人自己写出了伟大的诗篇,震撼了社会,他自己才在社会上站了出来。哪个社会是养诗人的?养不了的。艺术就是如此。应该用奖项来激励青年。

2记者:您更愿意学生来学习您的绘画技巧还是学习您的思想?

吴冠中:我得看他是一个什么材料,他走的是什么方向,他迷路在哪里,我得看他的自身特点,才能知道怎么指导他。每个学生都不一样,都不能笼统地教。我不需要他像我,哪个学生像老师的话,这个老师就失败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个我与我学生作品的联合画展,我想叫它“叛徒画展”,但在中国叫“叛徒”很危险,还是没有这么叫,而叫“师生展”。我希望每个学生都从自身找到特点,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不要迷恋老师身上很固定的东西。

记者:您强调的灵气是否也基于此?

吴冠中:对,有灵气才能创造,要找到自身的灵气。没有灵气就无法创造。

1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

荷花图 (册·八页)八大山人 (朱耷)

2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一)

3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二)

4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三)

5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四)

6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五)

7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六)

8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七)

8八大山人 荷花图册(八)

10朱耷·《荷花翠鸟图》

《荷花翠鸟图》画面传达出一股荒凉、寂寞而又冷隽的气息,这当是八大山人朱耷的凄凉身世、遗世情怀的心灵表现。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它没有去再现夏日荷花那千转百媚的妖冶姿态,而是用这种奇异的艺术形象,不免有些脱离了生活的真实,但就艺术情感的表现而论,他这种笔墨所显示的形象,不是凭空虚造,而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深刻体察基础上的艺术语言。他的山水花鸟笔情纵逸,为清初写意画风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荷花翠鸟图》描绘了荷塘之中的三茎荷叶与一只水鸟,水鸟立在一块石头上,侧身回望荷叶,其惊弓之态,好像是随时准备仓皇逃窜;荷花形象,最上一细长的茎上,生出一朵纤圆的小荷花,靠中一轮荷叶呈放射状,左右各一轮又黑又大的荷叶从斜上垂下,全放的荷瓣隐约可见。在画法上,荷叶深者以阔笔浓墨压出叶瓣,浅者则以淡墨从中扫出,反露荷叶则以粗笔勾出经脉,荷茎用篆书笔法,花瓣则圈写。水面则以残根、水波与水鸟点缀,衬托出空间的变化。整个画面虽然寥寥数笔,但见笔见墨,尤其是通过大片荷叶表现出了墨色微妙的韵味,这是其他花卉题材很难具有的造型优势。

一朵漆黑的荷叶,一只不安的翠鸟。此次现身2012西泠春拍的《荷花翠鸟图》,画中的荷花和鸟,都是八大山人朱耷画中最常见的意象。荷花无疑意味着脱俗,鸟则意味着自由这是我们的第一感觉。我们从画作的右侧进入画中,开始这一场小小的观画之旅。三条细细的荷叶茎承托起各异的荷叶,只有一朵纤圆的小荷花苞从荷叶中钻出。与其他荷叶比较,最左侧的那片荷叶显得尤其醒目荷叶的墨色漆黑得甚至有些突兀,而细细的荷叶茎似乎快要承托不住它。

然后,我们的视线定格在这荷叶的正下方:一只立于水面小石上的翠鸟。翠鸟的情状,与花鸟画中常见的鸟或华丽、或怡然自得、或作自由状绝无相同。它独立于石上,侧身,仰头45度回望,有些迟疑,又似乎有些惧怕,是惧怕画框之外的猎食者?还是怕头顶上那片似乎将倾的荷叶?整个画面寥寥数笔,勾勒出脱俗的荷塘一角,却隐约传递着一种不安的、孤寂的气息。

1清 胡玢 农夫争吵图(译)上海博物馆藏 切斯特比蒂图书馆展

【读画】在全球博物馆藏中国古画中,有两幅极其罕见、反映中国农村吵架斗殴场景的古画。一幅是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吴门画家张宏的扇面作品,另一幅是上海博物馆藏清代不知名画家胡玢的作品。两幅作品的共同特征:一是背景均为农村水田地区;二是双方吵而不打,吵架、劝架、围观者众多,黑狗狂吠,场面生动、热闹。由此推测,这两幅作品均是反映淮河以南地区农村邻里吵架的场景。

中国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地吵架斗殴的不同方式。以江苏盐城为例,淮河以北的滨海、响水受北方文化影响较深,人们性格豪爽直率,擅打不擅吵,大街上发生口角没见吵几句就会动起手来,农村也常见持械群殴。彪悍的民风也造就了当地靠革命和暴力起家的领袖,如“五卅”运动的工人领袖顾正红、文革造反派领袖蒯大富等。而淮河以南的盐城、建湖等里下河地区,古代属南宋领地,农业以精耕细作的水田为主,人性机灵,民风崇文,大街上发生口角时围观者众多,但只见吵骂难见动手。受其民风影响,此地则出现了南宋陆秀夫、现代胡乔木和乔冠华等著名文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执拗、好斗的客家人中诞生了洪秀全、孙中山和有着客家人血统的毛泽东,而出生江南的陈独秀、博古、张闻天终成一介书生。

鲁迅曾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套用鲁迅的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江苏盐城南北民风和文化的差异,也可解读两幅古画为何描绘的是南方农村吵架的场景。

2明 张宏 农夫打架图 扇页 金笺设色 16.2×51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绘酷暑时节,农夫在稻田边争斗的场景。扇页有自题:“丁亥秋日写于横塘草阁。张宏。”钤白文印二方“张宏”、“君度氏”。“丁亥”是清顺治四年(1647年),张宏时年71岁。

折扇自明代普遍流行以来,除了具有驱暑纳凉的日常功用外,更是书画艺术的表现载体,是人们出入怀袖的雅物,因此,以社会最底层的农夫为表现主题的画扇,实属罕见。此图人物众多,情节非常生动,有斗殴的双方、劝架者、观望者,还有受场面刺激狂吠不已的黑犬。彼此通过“争斗”的主线相互串联,成为一个彼此呼应的整体。图中各类人物虽为小写意,造型不够精确,但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高度精炼,神态表现得细致入微,是一幅难得的带有戏剧性情节的画作。

由于《书谱》是小草,字比较小,加之承袭了王羲之含蓄风格,许多变化、招数都比较隐蔽,隐含,不像现代人搞得那么张扬、外露,用孙过庭的话讲叫做“外耀锋芒”。这样,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书谱》比较“平”。如果细心观察, 《书谱》中还是波澜壮阔的。

下面谈谈对空间的强化。《书谱》中绝大多数字,字的空间布局是很讲究的,总要弄出一大块很空旷的地方,让人感觉那么独具匠心,不同凡响。比如“而”,下面两个点放得很低,留出上面很大的空间;再比如“谢”,左右两部分拉得很远,中间留出一大块空间;再比如“始”,右上角,横拉得很远,最后一笔也要尽量向下放,使右上角的空间很突出。

下面举一些字例:

1 2 3 4 5 6

通常所说的错别字,包含错字和别字两类,以后者居多。错字是生造出来的,添加或减少了笔画,部首移位不合法度等。史载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虽是传说,但可以看出汉字的出现是多么神圣。历史中想以一己之力造字的尚有武则天,至今“活”下来的,仅是她名字中那个冷僻的 “曌”字。汉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非个人之力,有约定俗成的力量;别字时下多见,原因在于态度不严谨,电脑成了拐杖。文字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恶搞和篡改。

1《诸上座帖》(局部)

也许有人会借口说,古人也有错字啊。确实,错别字自古有之,包括很多经典碑帖,甚至像苏轼、米芾等大家。苏轼的法帖中甚至存在极个别“造字”现象。有时为名人讳,一笑了之,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有错必纠是必须遵守的。对于经典碑帖中的错字,知其缘由,就能在书写时避免以讹传讹。汉碑、魏碑等刻石中,因为刻手有的是民间工匠,不识内容或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修改,生造出许多错别字,最终有了《碑别字》专著。这种在特定时代批量出现的错讹,见证了汉字在发展过程中的世俗习惯力量。在创作借鉴时需辩证看待。

2“试令依樣造看”中“樣”字不知所宗

为什么古人会写错字?从根本上说,汉字虽然是以象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形与义的完全统一,在造字之初便有了假借,说明汉字本就是允许和存在着借音表意的。用字的通假和造字的假借虽有不同,但在借音表意这点上没本质区别。只要在使用中能得到社会公认就不会造成交际障碍,因此,某些通假现象在某个时代通行。汉字在隶变之后,字形的直观表意功能不复存在,音同音近的字又多,形体也难记,仓促下笔之际不及熟记,也易写“别字”。或者有的典籍亡佚,后来只能根据口授笔录流传,也易重声而忽视字形,产生错别字。

说说苏轼。如果把不写错别字当作判断一个书法家的学术修养标准,很难想象,像苏轼这样的一代文宗和书法大师也会写错别字,而且有些是“孜孜不倦”地写了一辈子。苏轼墨迹中的错别字可分为一时笔误的,一生习惯错误的,生造字的。一时笔误的,如《赤壁赋》中的“凌”、“登”,《新岁展庆帖》中的“樣”;永久错是指一些毫无根据,一生未能察觉的错误写法,典型的如“敖”,还有带“癶”头的字;生造字如“媳”、“体”,没有任何字源根据。

3苏轼书“凌万顷之茫然”的“凌”写成“陵”;带“癶”的字,多数写成了“祭”的上部,如《赤壁赋》中“登”,《西楼苏帖》中“燈”等。

《墨缘》点评: 大家之错,亦无风度!

也许苏轼喜欢做文字游戏,或者是信手的态度?作为一个纯粹的乐天派,苏轼时常强调“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虽是大学问家,却有种从容的生活态度,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淡然达观。

书家写错别字最普遍的处理方法是,在错别字边(通常是右上方)加点,保留原字继续写。还有一种方法是,把“雌黄”矿物涂在错别字上,有点类似现在的“修改液”。“信口雌黄”这一成语就出自此。

两宋的绘画是以中国人物画大师石恪开始的,他的减笔人物画开创了中国人物画的先河。他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创作了大量的人物画,如《二祖调心图》《帝仙对弈图》《寿星图》《五星图》《严君平拔宅升仙图》……

1石恪,字子专,郫县人。他的艺术活动主要在后蜀至北宋初期。当时战乱四起,西南地区比较平静,而且在成都蜀王宫中还设立了“翰林画院”,是我国最早的画院机构,对于推动绘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石恪多数时间生活在画家和诗人荟萃的地方——成都,不但在绘画上有机会向画家求教和诗人谈诗,而且在浓厚的艺术环境熏陶下,使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石恪博综儒学,热心参禅入道,除绘画,也兼攻诗歌、杂言。

2石恪刚直不阿,不愿同腐败的统治者进行合作。北宋时,很多有成就的画家都被召入宫廷画院,只有石恪坚决不去,都说他是一个傲士。

石恪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上,比他的老师张南本还要多,题材也比老师更广泛。他不守绳墨,打破常规,气韵生动,超过老师。他笔下有儒、佛、道教及神话传说人物,也有取材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作品。他的画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创作特色。

石恪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讽刺画家。由于他敢于“蔑视豪右”,因而其作品多有讽刺现实生活,抨击腐朽,不满豪贵权奸的特点。他的画风和性格的形成,与他当时生活的社会环境分不开。他的讽刺画艺术特点是:讽刺对象明确,所抨击的对象大抵“诡形殊状”、“丑怪奇崛”。他善于用夸张变形的表现方法,借题发挥,讽喻社会上所见到的丑陋现象,以“神”、“鬼”暗喻社会现实中类似的人物。他的讽刺画具有强烈的社会效果,所以石恪以“滑稽玩世”与“蔑视豪右”出名而载入绘画史册。

石恪的人物画在笔墨上善于革新创造,这是他的又一个突出贡献。

如果把唐代以后的人物画分为粗细二派,粗派一般以减笔人物为表现技法,石恪是真正的始祖和代表,后演变为现在的写意人物画派。细派以工细勾线为主要表现方法,以李公麟为代表,逐渐形成工笔人物画派。因而,石恪在笔墨上的革新创造是对中国绘画史的一大贡献。

石恪的减笔人物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笔墨上的减少,而是与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涵有着密切联系的笔墨精练,是绘画艺术上以少胜多、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笔减意赅地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个性特征及主次关系。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评论石恪:“画鬼神奇怪,笔画劲利,前无古人,后无作者”。最后一句虽不一定妥帖,但可以看出石恪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

苏东坡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位杰出的画家,曾经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一代新风。

今天,苏东坡存世的画作有《潇湘竹石图》、《偃松图》、《枯木竹石图》、《古木竹石图》。有趣的是,这些画的内容,都离不开枯木和怪石。在苏东坡的笔下,石头又瘦又丑,枯木都打着360度的拐弯儿,完全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审美。

1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为绢本,横 105.6厘米,纵28厘米。整幅画的内容非常简单,一片土坡,两块怪石,怪石下顽强的生长出几丛稀疏的幼竹。

这些细碎的幼竹清新自然,与清代画家郑板桥的竹子截然不同。郑板桥画的竹子,笔法劲瘦挺拔,布局疏密相间,竹叶间具有一股孤傲之气;苏东坡笔下的竹子则参差生动,一簇簇充满了天然之趣。

经过一千多年的沧桑风雨,《潇湘竹石图》至今保存完整,画面清晰。画卷上不仅可以看到苏东坡亲笔题写的“轼为辛老作”的字样,还可以看到从元代到明代很多收藏大家的题跋和印章,题跋字数达3000字之多,接近十米长,看上去蔚为壮观。

从这些收藏印章和题跋上可以看出,《潇湘竹石图》受到了历代收藏家们的喜爱。中国古代文人往往以画抒情,苏东坡画这样两块石头、几丛竹子,又寄托了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苏东坡,字子瞻,名苏轼,四川眉山人。出身文学世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名字都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东坡擅长诗文,他的诗豪放浪漫,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颂至今。

苏东坡的书法也自成一家,其书法作品《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起并称为“宋四家”。苏东坡的绘画也别开生面,他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崭新绘画理论,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文学、书画上的盛名与顺利相比,苏东坡的仕途显得犹为坎坷,他一生大起大落,自二十一岁考中进士走入仕途之后,便陷入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1080年更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政治对手以“文字毁谤新法”的罪名投入大牢,史称“乌台诗案”。

经过103天的狱中生涯后,苏东坡被谪贬到黄州。几年后,王安石下台,苏东坡被召回京城,重新委以重任。然而,苏东坡性情耿直,不久便又遭官场排挤,离京去杭州做太守。

自此,苏东坡不断遭到谪贬,从杭州到颖州,再到惠州、海南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不是偏远贫穷就是荒无人烟,让苏东坡受尽苦楚,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被谪贬的迁徙与奔波之中,终生都在政治压迫中寻求突围。

生活的坎坷、政治的压迫,反映到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便演化成怪石和幼竹的奇妙组合。《潇湘竹石图》中的幼竹冲破巨石的重压,昂扬着向上的生命激情,正是反映了苏东坡对于险恶逆境的抗争与不屈。

除了《潇湘竹石图》,更能反映苏东坡内心世界的,还有《偃松图》。

2画面上是一棵偃松。偃,就是躺卧的意思。松树不是向上长,而是横倒着长,可见它生长在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如同黄山的那些怪松一样,受到了气候的严峻考验。不仅如此,这棵松树还打了一个360度的弯儿。专家认为,这个弯儿是苏东坡画树的招牌笔法,比如现存于日本的《枯木竹石图》也有着同样的弯儿。

事实上,360度的怪弯在自然界中恐怕很少见到。正如苏东坡在《偃松图》上自题的那样:“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玩世者也。”苏东坡笔下的枯木怪石反映了作者壮志未筹、积压在胸中的郁结,淋漓尽致地抒写出了苏东坡胸中的抑郁与不平之气。

从许多名人逸事里,我们了解到苏东坡豁达的、超脱的一面,《潇湘竹石图》和《偃松图》却让我们窥见到苏东坡内心的压抑与挣扎。但是对于苏东坡的绘画,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他固然画出了一种精神,却画得不像,自然界中哪有这样奇怪的松树呢?

对此,苏东坡专门做诗回应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意思是说,要看画得像不像,这个标准太低了,简直跟小孩似的幼稚。

苏东坡主张绘画要形神兼备,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赋予绘画以诗的意境,以笔墨丹青抒发自己胸中的意气。他的绘画理论,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苏东坡开创文人画之前,中国绘画往往是写实主义。古人论画,主要重形似,画得越细越像就越好,像照片一样才最好。宋代的院画就是如此,画得非常繁细,皇帝看了就非常喜欢。这种写实主义登峰造极,产生出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极品。《清明上河图》以高度写实的技法,描摹了北宋京城的繁荣热闹。画中桥梁舟车、城郭屋宇、街坊店铺无不细细描绘。

苏东坡却一反陈规,放弃对形似与写实的过度追求,转而追求神似与意境,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全新绘画理论。所以苏东坡在画画的时候,经常就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这种理论给后来的书法家,开了一个无尽的法门,以后像文同、米芾、杨无咎等很多学习苏东坡画法的文人画家,乃至于到了元朝、明朝、清朝,文人画逐渐成了主流,反而把那种很繁细的画工的画给压倒了,这就是苏东坡的伟大贡献。

正如《潇湘竹石图》和《偃松图》这样,通过对简单事物的描绘,借景抒情,表达一种诗意的情怀,开创了文人画的先河。

继苏东坡之后,历代文人对苏东坡的画竞相模仿,中国文人画发展迅速,尤其在花鸟画和山水画上取得的成就最高,清代的朱耷和石涛的作品,更是让中国文人画达到了巅峰状态。

从朱耷的花鸟画中,可以看出它与苏东坡《潇湘竹石图》以及《偃松图》的继承关系,不同的是,朱耷的画上多了一两只鸟而已。石涛不画青山绿水而画穷山恶水的审美理念,同样来自于苏东坡的以怪为美。

令人痛心的是,开创了文人画的苏东坡,却没有几幅画作流传下来。苏东坡的小品画,根据他自己的诗文集,还有宋人的各种记载来看,在当时画了很多,不过由于他一生坎坷,在党争之中经常受迫害,宋徽宗还禁毁过他的诗文集,当然他的书画也绝大部分被销毁了,宋人记载,仅剩十之一二,又经过一千多年的战乱,到今天他的书画存世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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