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其中记录了孔子的108项言行,共有360句、1080个字,三字一句,两句或四句连意,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全篇先为”总叙”,然后分为”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七个部分。
宋画之美,美在简单、含蓄、谦卑、轻柔的文艺态度,在困顿中浪漫,在缺憾中赞美,于山川小景、人物花鸟中轻叩生命的价值。
宋画在哪里?保存至今的上千件宋画,散布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的200多个所在,即便是终身研究宋画的80岁耶鲁学者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或前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都不曾见过现存宋画的全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宋画好在哪里?不同的专家给人不同的指点,有的叫人如坠五里迷雾,有的让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教材《中国书画》中写道:“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的遥远。”画家黄宾虹(1865—1955)自题山水道:“北宋画多浓墨,如行夜山,以沉着浑厚为宗,不事纤巧,自成大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一书中赞叹宋画之美:“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他们使用奇异的技巧,以达到恰当的绘画效果,但是他们从不纯以奇技感人;一种古典的自制力掌握了整个表现,不容流于滥情。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深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过去大家熟的是宋词,现在热的是宋画。宋画之美,不是唐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得意绚烂,而是简单、含蓄、谦卑、轻柔的文艺态度。画家认真对待一截枯木、一片残雪、一个船工、一段羁旅,在困顿中浪漫,在缺憾中赞美,于山川小景、人物花鸟中轻叩生命的价值。
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从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到1279年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两宋将近320年。在其全盛之时,GDP总量占世界一半还多。虽历经战乱,家国几度沉浮,文化艺术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北宋初年,宫中即设翰林图画院,旧时西蜀和南唐的画家都是其中骨干。《图画见闻志》和《画继》记载的北宋画家有386人,《南宋院画录》记录的画院画家为96人。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 Gernet)有言,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中国社会史》)。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2000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第二千年百大人物”(Life’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宋代有两人入选:朱熹排第45位,范宽排第59位。
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影响了两宋艺术,使其呈现出理性克制之美。颜色、形状、质感的单纯素朴,是宋代的美学特征。白墙黑瓦、原木本色、单色釉瓷、水墨淡彩,“宋画惟理”,极简、不炫技,却表现精湛,形成了影响至今的雅致风尚。
很难说宋代画家画的是亲眼所见还是脑中所想,他们不再像前朝画家那样费力描写一棵树或一块石,而是将笔墨用在表现一种统一又真实的境界上。关于这种画法,范宽的领悟是:“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宣和画谱》)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教授石慢说,李成的山水画带他进入了一个世界,“一方面是寂寞的,一方面又是壮观的”。
“纸寿千年”,今天就连宋画因为年代久远而纸绢发黄的样子,也成为一种美学样式。如果有谁把照片拍出昏黄的韵味,朋友们会说:这是马远。宋画作为一种美学基因,已植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你见过宋画
当代名气最大的宋画,莫过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说,国外汉学家看到的第一张宋画大多是它。2010年上海世博会,巨型动态版《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博物之美。但这幅国宝级北宋风俗画并不是宋画的最高代表。
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郭熙《林泉高致》)的山水画。
宋代的山水传统,以北宋初年的李成、范宽、关仝三大家为宗。书画鉴赏家郭若虚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图画见闻志·卷一·论三家山水》)继起者又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纳、王诜等人,各有所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画中,有宫廷画师专为皇帝和达官贵人画像,现存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王涣、冯平、朱贯、杜衍画像即为当时真实写照;有生动的禅宗人物画超越正统佛像而散播影响力,如1238年无准禅师赠予日本僧人一谷的《禅宗无准大师像》;也有人物在山水中静坐慢行,将自然作为情绪的衬托,如马麟的《静听松风图》。
画院画家曾专心描绘俗世故事画和界画,城市兴起后,描述市井生活的图卷流行一时,有高元亨的《从驾两军角觗戏场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叶仁遇的《维扬春市图》等。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为人所熟知,从市郊到汴河再到都城汴京街景,高处鸟瞰、移步换景。全卷总计人物500多,牲畜超过50只,船只、车轿各20有余,其史料价值为一时之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花鸟动物画起初有黄筌、徐熙两派,以黄体为正宗,到宋徽宗亲创粗笔水墨花鸟,更加主流和严谨。徽宗时,画学正式纳入科考,形成中国宫廷绘画最兴盛的时期。台湾作家蒋勋戏称“宋徽宗是故宫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长”,徽宗也是一位出色的花鸟画家,他的《瑞鹤图》和《柳鸦芦雁图》现在分别是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北宋中后期文人画兴起,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以王维和顾恺之为先驱,即兴创作,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他们技巧自在,精神复古,也是从他们开始,“替绘画开启了一种类似寄情寓兴的功能”(《图说中国绘画史》)。

南宋的画家,一部分仍沿袭北宋大师的创作路径,以细腻的皴法表现壮阔的山川形势;另一部分转向偏角山水,以局部代全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梅兰竹菊确立在文人画题材中的地位,也是在南宋完成的。
作为商品的宋画,在后世奇货可居,仿制宋画一直是流行风尚和生财之道。所以,虽然宋代的书画和文献充足,专家们对宋画的鉴定还是把握不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宋画的购买需求旺盛,上海遂成为作伪产业的中心,此时生产的大量伪作让美国人交了不少学费,也为中国艺术史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班宗华在宋画国际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到其中的细节:
从1890—1920年大约30年间,很多人都希望得到恩斯特·费诺罗萨(1853—1908)、劳伦斯·比尼昂(1869—1943)、福开森(1866—1945)所提到的那类绘画,其中宋画最受欢迎。查尔斯·朗·弗利尔(1854—1919)在给一位中国代理人的信中写道:“我只购买宋朝及更早时期的绘画。”弗利尔的确得到了一些断为宋代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宋画”其实是由明清两代宫廷画师和职业画师伪造的。
石守谦感慨“一代代年轻人离中国的传统越来越远”。2014年11月,正在苏州展示静物油画的陈丹青,也坦白地对澎湃新闻的记者说:“我把北宋的画册一放到面前就知道,我肯定画不出来。”

宋画口诀
宋代风俗苏汉臣,清明上河张择端。
白描五马李公麟,写意减笔人梁楷。
林泉高致论郭熙,米氏山水两父子。
千里江山王希孟,小景惠崇赵令穰。
早期山水一文武,秀气李成范宽老。
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称四家。
马夏山水大剪裁,半边一角融诗情。
花鸟崔白与赵佶,宗教高益武宗元。
有宋以来,由于社会变革的原因,一切处于“常态”的社会质素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与观念。通常我们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变态”。历来学者普遍认为,这种社会转型中的“变态”,是以市民文化兴起、即所谓的“市俗化”为基本的动因。此际的文学、艺术,当然更包括书法在内的“新尚”,莫不导源于此。“市俗”,作为一种以平民为基调、以全体社会为背景的文化风尚与习俗,以其风起云涌般的势头,影响化及着传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书法而言,“变态”与“市俗”互为果因,成为宋代书法史研究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话题。
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精神驱动下的特殊艺术形式,它的变化,正是书家思想与个性人生趣尚变化的结果。这其中尤以“市俗”观念对士人书家的影响最为突出和直接。在此我们仅就素以“变态”风尚标表、尤以“市俗”气象擅场的米芾为线索展开我们的话题。
与苏轼、黄庭坚比较而言,米芾不仅年龄略小些,而且就功名资历来说,也是相差悬殊。苏、黄均是经科举而入仕途的文坛进士,而米芾却是“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而被皇帝私擢(音zhuó)的。《鸡肋篇》载:“米元章母,或云本产媪。出入禁内,以劳补其子为殿侍。”正是米芾这种不光彩的“私擢”经历,遂一直成为人们戏诟的谈资。同时,也是一种郁结,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他的一生,曹宝麟先生曾这样的概说:
米芾的颠狂有一半是对世俗的抗争,还有一半却是哗众以取宠。因为他深知不如此则不能引起世人的注目。
“颠狂”是自我保护的外饰,而借“哗众取宠”来展示书法天分则是他“自卑与超越”的狡黠与智慧。正是这样的“隐情”反而成就了作为“市俗”书家典范的米芾。因此关于他“滑稽”、“怪诞”、“颠狂”、“痴态”的记载充斥于文献值中。如:
元祐间,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薝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涴。既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宝康门,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轿握手问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抚掌绝倒。时西边获贼寨首领鬼章,槛车入京,故晁以为戏。
熙宁间,蜀人日者费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谓之卦影。其后转相祖述,画人物不常,鸟或四足,兽或两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为怪以见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鞾绀绿,朋从目为活卦影。
芾为书学博士。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召芾至,全书一大屏,指御案研使用之。书成,捧研跪请曰:“此研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赐之。芾舞蹈以谢,即抱研趋出,余量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京曰:“颠名不虚得也。”
米一日回人书,亲旧密于窗隙窥之。写至“芾在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

这是宋际时人笔下所记录的米芾的种种“怪行”。当然也正是这种“与时相违”“不合常理”的怪行,才脱化出了他“惟变所适”、“脱落凡近”、卓而不群的“变态”书风。他书尚魏晋,主张“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但他在尚古的旗帜下,却能体现时代的新意。如《铁围山丛谈》云:
元章有书名,其投笔能尽管城子五指撮之势。翩翩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其得意处大似李北海,间能含者,时窃小王风味也。
这里所谓的“而少法度”,正是米芾保持真实自我的个性所在。他的尚古,仅是一种“托古”而改制的手段,甚至是一种炫耀、卖弄功力的自高位置之举。标表个性,不践古人才是他真正的书法观。这一点时人就其个性,也有过真实的记载。曾敏行云:“米元章尝写其诗一卷投许冲元(将)云:‘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以前所作’”。庄绰云:“其作文亦狂怪。尝作诗云:‘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实,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由此可见,米芾所谓的个性标表,正是缘于他文采的缺略,而他能够“游艺”于文风郁郁的时代之间,所依秉的恰恰就是“艺高人胆大”、所谓“笔挟风雨”的率性与天真。“市俗”中的狡黠,“玩世”中的“自慰”,构成了米芾性格中的多重属性。丛文俊先生对此有过极为真切的评价:
与苏、黄鼎足而三的的米芾,道徒文章皆不足称,但其醉心翰墨,熔铸古今,终以书名而著青史。
的确,与苏、黄等同时代的文人士子比较而言,米芾算得上一位真正以书艺而称著的典范。这里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历史错综的选择因素夹杂其间,尤其是后人将苏黄米蔡并作属连,比况附带,米芾身上的光环便愈加使人不辨真相。就历史的真实而言,其实则未必然。从《可书》中记载的这段故事,或许对我们还原真实的米芾,能提供一点帮助。云:
米元章作吏部郎。徽宗召至便殿,今书屏风四扇。后数日,使人押银十八笏。元章对中使言曰:“且告奏之‘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归奏,上大笑。盖十八笏为九百也。
按,宋人以九百为痴数,即今人所谓的“二百五”。可见,在徽宗的眼中,这位擅书的“伎艺之徒”不过是一个可以任意取笑的玩偶和弄臣而已。对此,米芾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出于自保,又不得不以“知臣莫若君”的自谑来解嘲。及此我们看到,米芾内心的“变态”,的确是与常人迥异了。刘涛对此曾有过如下的评论:
米芾的怪诞滑稽,世人以为可爱,成为士林谈资,其中含有特行独立的狂傲,明哲保身的狡黠,未曾被人察觉出来。当我们在《画史》中读到他“臭秽功名皆一戏”的诗句,才能知道他心底清醒的声音,就能明白他的颠逸事故作姿态,看似引人发喙,却掩饰着他在官场上受冷落而不便发泄的愤懑,表示了游戏人生的旷达。行迹与内心世界的双重性,包容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留后患的世故,我们也不能忽略米芾入仕的出身“冗浊”,这对他自尊的性格所造成的创伤终生未曾愈合。
现在,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米芾写给薛绍彭的那首小诗:
何必识古字,辛苦笑扬雄。
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
要知皆一戏,不当问工拙。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历来说解此诗者,总是将之看作米芾论书的重要文献加以征引,或云“尚意”、或云“墨戏”,来强作解领。其实,书法之于米芾,正是一种超越自卑、走出心理阴影的一重“自高位置”的手段与方式。“意足我自足”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慰藉,“放笔一戏空,”则是一种对苦涩与隐痛的宣泄与释放。在这样的情怀与心态驱使中,那种“风墙阵马”“惊世骇俗”书法风格的呈现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所谓“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奇迹也。”的评述,则是旁人就书论书、无关痛痒的会意了。

当下笔墨三种
一、注重对传统中国画经典作品的临摹,从中揣摩“笔墨”技法,精研宋、元、明、清大家的画风、特点,研读古人画论、诗词等,苦习书法。对印章、鉴赏、收藏也要十分热衷。临摹、写生、创作三者结合,偏重对临摹的理解。在当下中国画面临西方艺术的冲击,多元化、多样化的状态下,仍然坚持对传统绘画的学习;对“笔墨”的研究(以浙江美术学院为代表重传统的教学体系)。然而,不一味地钻进传统里不出来,勇敢地面对现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融合其艺术的营养,开拓“笔墨”语言的广阔天地。
二、笔墨从感性经验中来并回顾传统。这样的“笔墨”学习历程,以西方的素描、色彩进入绘画,全方位地接受着体面、光影、透视等西方观念影响,很少接触中国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经过对传统的学习、研究和认识的经历,实际上仍然是以自学式学习“笔墨”,凭着写生及创作经验认识、理解“笔墨”。有些画家本身也没有很好地学习过传统,由其它绘画转过来,自学或自研一些传统,也不能深切地把传统艺术精神理解。尤其是对“笔墨”的认识、掌握尚待提高。
有悟性,有才情,勤奋耕耘的一些人,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从直接的感性经验中,摸索出具有极至个性的“笔墨”样式,作品的“笔墨”结构和形式很少有传统面孔,大力张扬个性。在走过很长一段创作过程之后,发觉缺少传统的东西,开始意识到传统的重要,于是便回过头来,很实用地学习传统“笔墨”,研究传统。
无论是以临摹入手,集“笔墨”共性技法于写生、创作而成自己样式:“笔墨”语言为家者。还是感性经验出发,从题材、内容中探索出风格、“笔墨”语言之后又回补传统而成者。笔者认为均可为大成者。正如一句俗语:从内向外打,从外向里打。二者方式都可继承、创新传统文化精神的“笔墨”。
三、当下实验性“水墨”的探索并不是说现代水墨之路是由“笔墨”而成,那些受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的画家,完全反叛传统,远离传统,不管画家以前是有传统功底或完全由半路插进,都无从重要,他们仅是以笔、墨、纸等为材料,表达自身内心中的观念与心性罢了。他们并不在意何为“笔墨”,“笔墨”是什么,起什么作用。然而,实验性水墨却给传统文化精神的“笔墨”提供了参照。
困惑中的“笔墨”
传统的“笔墨”是清晰的,当下的“笔墨”却是混沌的,这有观念、思想方面对“笔墨”认识的困惑,又有实践中认识掌握“笔墨”的困惑。多元化、多样化的艺术状态中,中国画的“笔墨”鱼目混珠,好差混杂。而且各唱各的调,各组各的团。对“笔墨”的潜心研究、用功却很少见了。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在中国画坛中的无时不在,使得中国画这个民族文化艺术体系中的画家队伍杂乱,“笔墨”焉能不困惑?
“笔墨”前景的估计
中国画以“笔墨”为本体语言,是极高雅又极通俗,极富人性的平淡天真,“笔墨”表现的“气韵生动”重气格,重品格,重人格,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永远吸引着人们迈入具有无穷魅力的殿堂,无论你年青的时候怎样仰慕西方文化,只要你是中国人,待你年老的时候一定会回归传统。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一、“笔墨”是发展的。 “笔墨”的地位、意义、标准从来无任何人否定过,“笔墨”仍然按照自身的规律滚动着,以渐进的方式在延伸。立足传统,拓展、选择、扬弃、借鉴、融合,不断地增加新的因素,使“笔墨”换新貌,“笔墨”的审美核心,仍然以天人合一,造化心源,传神写意,中庸和谐,气韵生动为标准。当代众多画家以继承传统为原则,双向学习,借鉴融合为过程,自立面貌为目标,坚持不懈地探索,走“民族性、时代性、个性”的中国画之路。
二、“笔墨”的反叛式。以无笔的“笔墨形式游离传统笔墨”的规范之外,抛弃用笔的讲究,在抽象的形式组合下,以色彩、造型、构图抵消传统书法用笔式的“笔墨”。在换位、变异过程中,把“笔墨”等同于材料,化成视觉符号,任意地使用,再做一种“笔墨”运动。脱离了写的意义,在丢弃“笔墨”的同时,力求建构新的水墨形式。
三、“笔墨”在色彩上的探索。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从九十年代开始,一些画家开始探索以色彩为主,以墨为辅,以线条作为形式中的构架,寻求水浑、透明、空灵、滋润、生动的画意境界。书法用笔已退却为次要地位,其语言技法以“染”为主,略辅皴、擦、点、画,借鉴西方的现代形式构成和色彩的丰富性,当今的世界是色彩的世界,色彩更加能够表达人生和人性的一面。因此,以色彩为主的“笔墨”方式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品欣赏
《木兰诗》系列
现代人的退休生活无非就是喝喝茶、下下棋、溜溜鸟,要么就出去旅游,到处走走……那么,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退休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清初画家陈尹《娱老图》十二开册页,就有描绘耄耄文人的日常聚会情形,颇有看头。
《审音》
凤鸣龙啸先调琴
《决胜》
十面埋伏决胜千里之外
《染翰》
落墨晕染画神仙
《校书》
学富五车,校词书只挑错误
《秉鉴》
秉鉴自省面无难
《养鹤》
焚琴煮鹤下里巴人
《芝瑞》
百花祥瑞万民安
《确古》
秦砖汉瓦亦古砚
《调羹》
“悬壶济世”为人民
《簪花》
返老还童在心田
《饮醇》
进美酒酣静卧窗前
中国人的名字,往往蕴含着特定的含义。提到名字,就不得不说到书法作品中的落款签名,不少书法爱好者喜欢在古帖中集字。想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较难。今天小编精选了一些大家作品中的签名,供大家欣赏。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东)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钟繇早年相貌不凡,聪慧过人。在中国书法史上,钟繇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法如“群鹄戏海,舞鹤游天”。
钟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王羲之等后世书法家都曾经潜心钻研学习钟繇书法。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南朝庾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则评其书法为“神品”。
王羲之,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其书法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王羲之为了练好书法,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又凝眉苦思,以至废寝忘食。
米芾,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他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他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
米芾不善官场逢迎,这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在别人眼里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他就是这样一个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
欧阳询,字信本,汉族,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他与同代的虞世南并称“欧虞”,此二人与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
欧阳询不仅是一代书法大家,而且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出练书习字的八法,欧阳询所撰《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都是他自己学书的经验总结,比较具体地总结了书法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是中国书法理论的珍贵遗产。
虞世南,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太宗敬重。其所编的《北堂书钞》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意志坚定,努力学习,年少时与兄长虞世基一起在著名文学家顾野王的门下读书,受学十多年,他勤奋努力精思不懈,有时十几天不洗脸不梳头。他擅长写文章,曾师法著名文学家徐陵,徐陵也认为虞世南得到了自己的真髓。与他同郡的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擅书法,虞世南拜智永为师,深得王羲之书法真传,由此名声更大。
颜真卿,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先后辉映的。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又得笔法于张旭,还与怀素一起探讨书法。他对二王、褚遂良等书法都进行深入研究,吸取其长处,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范,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颜真卿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是进士出身,他是在任平原太守时始闻名于世。安禄山起兵范阳时,河北各郡皆降服,唯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而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更是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颜真卿的字宛如其人,自始至终均用正锋,因此所谓颜法的定型化笔法其艺术价值较少,但此笔法却能充分发挥男性的沉着,刚毅。
柳公权,字诚悬,汉族,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柳公权29岁时进士及第,早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共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故世称“柳少师”。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溶汇新意,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
张旭,字伯高,汉族,唐朝书法家,以草书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其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世人称之为“张颠”。
张旭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对于吴冠中来说,他不容否定,更不能彻底否定。他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缺陷太多。他有长处也有短处。
吴冠中的长处在于他是主张形式美的。他的一些画的确富有形式美。如他画的黑房顶,白墙的江南小镇和民居以及水乡,形成了他的创作模式,也确实很美。还有他画的“雪山图”之类的山水画,不论功力也确是美的。形式上的美感是充分的,而且与任何人都不一样。这成绩不容抹杀。他的《白桦林》,《山花烂漫》等,也颇为轻松,抒情,有种清秀感。
发现美,创造美,是画家必备的本领。但很多画家很难发现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美。有时找到一块自己认为美的景色,又如实描写,画出来就一般化。吴冠中善于于平常景色中发现特殊部分,经他一改造或稍加变化就很美。景在心中经取舍、改造、变化、重新熔铸,再加上平时的功力——线条、色彩的表现方法,表现画面上,这就是艺术。
而吴冠中的缺陷也很明显,刚也提到了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中国传统,甚至不懂中国文化。吴冠中虽然辛勤地创作着中国画,可是他的内涵或他的思维,已经不是中国画的,也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了,他的“笔墨”是“等于零”的。因为在他的画面上的笔墨的抽象意义,是西方绘画中的抽象意义,而不是传统绘画中的抽象的意义,因此他的笔墨只变为一种形式上或视觉上的愉悦,而不带任何更为深刻的含义,笔墨本身的效果出不来,他就加上许多艳丽的颜色──这颜色仍然是西画体系下的颜色──如果没有这些颜色,他的笔墨无任何可观。
而且吴冠中所有的画都缺少内在美,他的线条和墨色都缺少功力。后来所创作的抽象画都不成体统,也无道理,更没有美感,还有他用线条或黑粗线条乱花,点点红绿色点,也都失之浅薄。
吴冠中的国画,好像是穿着西服却喝着绿茶。”这句话说出了吴冠中的症结所在:西方艺术本位观下的中国画。所以这样来评价吴冠中,不是说他的探索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说,他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至少他让人们可以看清,中国画的探索在走多远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吴冠中的画,有新意,形式新,感觉新,甚至意味也新,但是,从中国画本身固有的价值来衡量,却是无高度,无深度,至于他对于中国画是贡献多还是破坏多,现在也不好说什么,还是等后来的评断吧。
现在公布上期答案——“臣”。没错,“臣”字就是一个竖起来的“目”字,可是说它是个象形字却也不如之前的“子”,“目”形象,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它象形呢?


下一期的字依旧是象形字,但是难度有所提升。大家有没有跃跃欲试呢?
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