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松集 ; 錢祝三摹. 墨緣堂藏真 : 12卷, 摹古2卷. 蔡世松, 道光24年[1844]

“兰亭”是一篇还没有誊写恭正的“草稿”，保留了最初书写的随兴、自在、心情的自由节奏，连思维过程的“涂”“改”墨渍笔痕，也一并成为书写节奏的跌宕变化……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或文化史上都像一则神话。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和辽宁博物馆各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传说是唐太宗时代首席御用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但是大部分学者并不相信这幅画是阎立本的原作。然而萧翼这个人替唐太宗“赚取”“兰亭序”书法名作的故事，的确在民间流传很久了。唐代何延之写过《兰亭记》，叙述唐太宗喜爱王羲之书法，四处搜求墨宝真迹，却始终找不到王羲之一生最著名的作品–“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萧翼赚兰亭图 局部

“兰亭”原作真迹看不见了，一千四百年来，“复制”代替了真迹，难以想象真迹有多美，美到使一代君王唐太宗迷恋至此。汉字书法有许多工整规矩的作品，汉代被推崇为隶书典范的“礼器”、“曹全”、“乙瑛”、“史晨”，也都是间架结构严谨的碑刻书法。然而东晋王羲之开创的“帖学”，却是以毛笔行走于绢帛上的行草。

兰亭序

“行草”像在“立正”的紧张书法之中，找到了一种可以放松的“稍息”。“兰亭”是一篇还没有誊写恭正的“草稿”，因为是草稿，保留了最初书写的随兴、自在、心情的自由节奏，连思维过程的“涂”“改”墨渍笔痕，也一并成为书写节奏的跌宕变化，可以阅读原创者当下不经修饰的一种即兴美学。把冯承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几个不同书家“摹”或“临”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不难看出原作涂改的最初面貌。

第四行漏写“崇山”二字，第十三行改写了“因”，第十七行“向之”二字也是重写，第二十一行“痛”明显补写过，第二十五行“悲夫”上端有涂抹的墨迹，最后一个字“文”也留有重写的叠墨。这些保留下来的“涂”“改”部分，如果重新誊写，一定消失不见，也就不会是原始草稿的面目，也当然失去了“行草”书法真正的美学意义。“兰亭”真迹不在人世了，但是“兰亭”确立了汉字书法“行草”美学的本质-追求原创当下的即兴之美，保留创作者最饱满也最不修饰、最不做作的原始情绪。

被称颂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是一篇草稿!唐代中期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二”的颜真卿“祭侄文稿”，祭悼安史之乱中丧生的侄子，血泪斑斑，泣涕淋漓，涂改圈划更多，笔画颠倒错落，也是一篇没有誊录以前的“草稿”。北宋苏轼被贬黄州，在流放的悒闷苦郁里写下了《寒食诗》，两首诗中有错字别字的涂改，线条时而沉郁，时而尖锐，变化万千。“寒食帖”也是一篇“草稿”，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三件书法名作都是“草稿”，也许可以解开“行草”美学的关键。 “行草”隐藏着对典范楷模的抗拒，“行草”隐藏着对规矩工整的叛逆，“行草”在充分认知了楷模规矩之后，却大胆游走于主流体制之外，笔随心行，“心事”比“技巧”重要。“行草”摆脱了形式的限制拘束，更向往于完成简单真实的自己。“行草”其实是不能“复制”的。“兰亭”陪葬了昭陵，也许只是留下了一个嘲讽又感伤的荒谬故事，令后人哭笑不得吧!

祭侄文稿

竹画是中国绘画所特有的专科，历史悠久。在中国画中，竹画有两种方式：一为设色竹子，属花鸟画;一为墨竹画，以墨竹为主，四君子画中的竹画为墨竹画，是典型的文人画。

对于中国墨竹画的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唐代白居易在《画竹歌》中说：“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由此可见，在白居易以前，早就有竹画了。由于那时的竹画没有流传下来，故不知是设色还是墨竹。

唐代画竹已为独立题材，开始出现专门画竹的名家如箫悦。他工于画竹，一色而有雅趣。这里的“一色”可能是纯用青色或绿色，而非墨竹画的黑色，但已开始对竹进行艺术抽象化，是工笔设色竹画走向墨竹画的关键的一步。萧悦很珍重自己的艺术，有人求他只画一竿一枝，求了一年还未求到。有一次，他却画了十五竿竹，送给诗人白居易。白居易感谢他的厚意，也赞叹他的艺术，写下了上述的《画竹歌》。

▼北宋 文同 墨竹图 立轴 绢本 墨笔 纵131.6厘米 横105.4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石室先生，又号笑笑先生，四川梓潼人。曾官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又受命守湖州，故人称“文湖州”。传派即为湖州竹派，影响深远。传世作品有《墨竹图》。此图用水墨画倒垂竹枝，以独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写竹叶，浓淡相宜，灵气顿显。笔法谨严有致，又现潇洒之态。

▼北宋 赵昌 竹虫图 立轴 绢本 设色 纵99.4厘米 横54.2厘米 (日)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此图画幽篁疏影，双钩填彩，以色之而飞，又绘天牛、螽蜥，无不刻画入微，瓜赞，相阿弥题签，天室和尚题跋。浓淡来显叶之向背、竿之盘曲。枝叶饱满， 叶果实又仿效徐崇嗣的“没骨”画法。设姿态多样。另有花卉野瓜、蝴蝶蜻蜓萦绕 色浓丽而又不隐墨骨。

形成

文同墨竹画，大大超过了前人，所谓“黄钟一震，瓦釜失声”。苏轼形容文同画竹，“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似乎文同画竹属写意一派。然而，细察文同流传下来的墨竹画，他的画风还是比较写实的。文同所画的竿、枝、叶、节，都很像真的竹子。文同尤其善于画竹叶，“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文同的一些墨竹画，所画竹叶，正面用浓墨，反面用淡墨，正反浓淡错落有致。不仅如此，文同还把叶梢风翻转折都一丝不苟地画出来，画竹节是勾描渲染而成，由于文同画竹，把中国书法的抽象美和布局美引入墨竹画中，使墨竹画脱离了工笔设色花鸟画而自成一派，故其墨竹画写实而不繁琐，形神兼备，大受欢迎。同时代的苏轼等人都学习他的画法，其后的追随者就更多了，中国画坛由此形成了“湖州竹派”，文同也就成了一代宗师。

▼南宋 梁楷 六祖斫竹图 立轴 纸本墨笔 纵73厘米 横31.8厘米 (日)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描绘六祖慧能斫竹的故事。慧能，俗姓卢，世居范阳，曾为樵夫。为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图中的六祖在古树衬托下，一手拿刀，一手持竹竿，正砍伐枯竹。画面以寥寥几笔，就勾画出六祖的生动神态，充分表现了慧能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这一身世特征。用笔刚劲老辣而又简括，气势非凡，是作者的“简笔”佳作。

▼南宋 吴炳 竹雀图 册页 绢本设色 纵25厘米 横2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写棘竹丛生，枝桠横出，枝头有一雀鸟正在悠闲地啄理羽毛。整幅画面景物聚于下侧，可见南宋构图新风的影响。图中竹枝用双钩技法，雀鸟在用色彩没骨画出后，重点部位再用墨线描出。这是吴炳传世作品中的代表作。

▼南宋 佚名 竹林拨阮图 册页 绢本设色 纵22.7厘米 横2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绘溪边竹林下，三位文士，身着长袍，对坐于兽皮垫上。姿态各异，或拨阮，或凝听。旁有一童子侍候，一童子跪伏溪边汲水。图中人物生动传神，衣纹细劲流畅。衬景丛竹老树，疏密、远近、浓淡相间，错落有致。全幅构图丰满而不拥塞，应为南宋绘画中的佳作。

▼五代 后蜀 黄居寀 竹石锦鸠图 卷 绢本设色 纵23.6厘米 横45.7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画写秋天栎树凋零，几只鸠雀或停栖在枝头，或在山石、水旁觅食啄饮。画面淡雅空潆。山石略加勾点，以皴笔擦出。竹丛栎叶皆以勾填法绘出。几只鸠鸟姿态各异，刻画细致，质感丰厚，此画显示了黄氏风格。

▼五代后蜀 黄筌 雪竹文禽图 绢本 设色 纵23.6厘米 横45.7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筌，生年不详，卒于公元965年，五代后蜀画叔，成都(今属四川)人。历仕前蜀、后蜀，官至检校兼御史大夫;入宋任太子左赞善大夫。集各家之善赡，遂成一家法。作品多描绘宫廷中的异卉珍禽，丰满，画花浓丽工致，勾勒精细，几乎不见笔迹，币成，谓之“写生”。后人把他与江南徐熙并称“黄徐代、宋初花鸟画的两大流派。此图的笔法十分工细，先作淡墨而后用色彩渲晕，并分许多层次，完全符合画史所记黄筌的艺术形式。黄筌所画，不妄下笔，花竹师滕昌祜，山水师李异，鹤师薛稷，然其所学，笔意豪瞻，脱去格律，过诸公为多。所以筌画兼有众体之妙，凡山花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岛，钓艇古槎，莫不精绝。

▼五代南唐 徐熙 雪竹图 立轴 绢本 纵151.1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徐熙，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画家。金陵(今江苏南京)人，一作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擅画江湖间汀花、野竹、水鸟、鱼虫、蔬果。与后蜀黄筌的花鸟画为五代两大流派。独创“落墨”法，一变黄筌细笔钩勒，填彩晕染之法。传世真迹甚少，《雪竹图》传为其所作。 此图描写江南雪后严寒中的枯木竹石。构图新颖，层次丰富。作者用烘晕皴擦等法，描绘竹石覆雪的景象。石后三竿粗竹挺拔苍劲。其旁有弯曲和折断了的竹竿，又有一些细嫩丛杂的小竹参差其间，更觉情趣盎然、生机勃勃。竹节用墨皴擦，结构清楚。竹叶用细笔勾描，正反向背，各逞其势。地面秀石不勾轮廓，只用晕染方法衬出，以示其雪。此图无款识。画中大石右侧的竹竿上，有篆书体倒写“此竹价重黄金百两”八字。此画以线条墨色为主，工整精微而写实，为五代的佳作。

首都博物馆藏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局部)

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其时国难当头，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且措辞尖锐，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特别是一些诗文信札的手稿中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这值得寻思。王铎崇拜杜甫，并以杜甫况比自我，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而晚年境况大变，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还可以托古避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若早五年十年，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

山水画，是以描绘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样式。 山水画自魏晋、南北朝形成，至隋唐发展成为独立画科，经历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父子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至五代北宋，山水画获得大发展，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都取得辉煌成就，达到高峰。

(元代王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局部)

至元明清，文人水墨山水与“浅绛山水”遂成为画坛主体，追求超凡脱俗的人文意境，营造出文人画家回归自然的精神家园。

(宋代郭熙的《早春图》)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绘画中的风景画不同，中国的山水画家所画的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方，也不受自然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是将其所见到的许多自然景观中诸多优美的部分，再融进自己的想象集中于一图。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创作与现实景物往往有较大的差别，故统称为山水画。

一、青绿山水

即与水墨山水相区别的工笔重彩山水画。因画面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调，故称为“青绿山水”。在山水画发展中，早期多为设色山水或青绿山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宋代宫廷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局部)

《千里江山图》中，表现了中国北方的名山大川，场面宏大，空间开阔，画家仿佛是天空中边飞行边俯瞰大地，可见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图中用墨线勾勒出物象的轮廓，用浓重的青绿色敷染山石。青、绿两色是画家对山林苍翠之色的高度概括。900多年来，这幅作品一直是绘制青绿山水的画家的范本。

(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

二、金碧山水

在青绿山水画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金线勾勒山石、树木、楼阁等物象的轮廓，或用金色晕染天空、云彩，使画面显现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故称“金碧山水”。唐代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善画金碧山水，颇具“盛唐气象”。

(唐代王维的《雪溪图》，是最早的文人水墨山水画)

三、水墨山水

在中国绘画里，水墨绘画的色彩仅有一种，黑色的墨。然而，它可以令欣赏者感受到一个精妙绝伦的水墨世界，能给观众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自唐代王维开创水墨山水画以来，至五代两宋成为山水画的主要形态。

(宋代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局部)

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是经典的水墨山水画作品。图中的丘陵和树林均用墨笔画出，但并未给人以黑山、黑树的印象，相反，给人以郁郁葱葱的色彩感觉，特别是雨后苍翠欲滴的青山、灰蒙蒙的天空、浮动的彩云。

(宋代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中，用水墨晕染，表现江南云雾空濛的山峦川流，充满神奇气象)

中国山水画有许多内容是靠观众去感觉、体会的，如画中出现的空白，虽不着一笔，但只要与周围的景物联系起来，可使观者感觉到是天空、江河等等。因而观众在欣赏绘画作品时，可发挥更多的艺术想象力，亦更具主动性。

(清代石涛《搜尽奇峰图卷》局部)

清初原济和尚画的《搜尽奇峰图卷》，以半抽象的形式把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山川全部集中在一幅图中。图上绘有长城，意味着这一段是取景于北京北部的群山，但画家并不是以堆砌的方式集中各地的自然风光，而是汇集了大自然给画家带来的种种精神感受。在现实生活里，找不到这张画所画的地点，这是画家理想的美景。这种绘画思想比西方的现代派绘画理论要早300年，因此原济的绘画思想和作品很受当代西方美术家的欣赏。

(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即是用“浅绛”画法的文人山水画)

四、浅绛山水

亦称“吴装”山水。是在水墨勾勒皴染基础上，敷设以赭石、花青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

(明代沈周《庐山高图》，是经典的文人浅绛山水画)

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画面淡雅高远，是文人山水画的主要形式。“元四家”中的王蒙与吴镇，常作“浅绛山水”。

(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局部)

历代山水画中，还有“焦墨山水”和“泼墨泼彩山水”，各具鲜明独特的艺术魅力。 例如，现代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用泼墨泼彩画法，表现长江两岸气势磅礴的起伏山峦。

学习狂草书法的人没有不知道怀素的，知道怀素没有不知道他的《自叙帖》的。《自叙帖》是怀素狂草的代表作，狂草也是我的最爱，几乎有时间就看，说实在的，简直迷它到发疯的程度。《自叙帖》全篇七百零二字，一百二十六行。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真如龙蛇竟走，激电奔雷，它圆转流畅的书法艺术，真是让我们拍案叫绝。其实《自叙帖》好就好在它的结构和章法上，下面结合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试着说一说《自叙帖》的结体和章法到底好在哪里。《自叙帖》的结体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赏析：

一、以图破方，方圆结合。

怀素的狂草，不仅大量使用圆笔圆线，而且运用了圆笔圆线组成的圆形字。汉字是以方块体为基础的，如大、小篆书多长方形，隶书多扁方，楷书多正方，行草书则长扁。但随着今草和大草的出现，由于笔画的高度省俭和运笔速度的加快，已打破了方块的外形，趋于圆转，特别通过怀素浪漫主义的夸张，巧妙地创造，其书法的外形已达到以圆破方，化方为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自叙帖》中，一些无外框的字，如“评”、“满”、“疑”等字，已经塑造出圆的字形来，这不能不说是怀素的一个创造。

但不论独体字还是合体字，亦不论点画的长短、疏密、参差如何变化，总是万变不离方形，故圆中有方，方中有圆，方圆互用。因为方和圆也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无方即无所谓圆，故在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则更显出动和静也是相对而存在的。

二、从破体变成解体。

王献之的破体书就是敢于打破其父王羲之的受章草旧法的束缚，从打破一般的平正方整和布白的方法。而怀素的狂草也就是敢于打破王献之以前的布白、平正的方法，怀素在字形布局，在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上下参差，左右错落，大小相间，大大地扩大了“回环缭绕相拘连”的运动幅度，已经打破了“破体书”的束缚，从“破体书”而进入“解体书”。所谓“解体”，就是基本上打破前人结体的体势和一切成法，熔篆、隶、真、行、草为一炉。创造了为自己独有的新的草书体，即所谓狂草。

三、不拘成法，以险取胜。

他要打破一般的平正、方整以及纵有行、竖有列等等布白方法，在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上下参差，左右错落，大小相间以险取胜，则更为突出。

怀素采取了各种艺术手法使之富于变化：

(1)大破大立。

怀素大胆地逾越规矩，但又有一定的出规入矩。破和立也是相对而说的。孙过庭《书谱》谓：“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第一个平正是合乎规矩的立，险绝就是破，至于第二个复归平正乃是破后的新立，也是法书险绝以后的新平衡。不破不立，立就是稳，破就是险，只有大破大立才能出现无限风光。

(2)大疏大密。

在布白中对疏密变化的安排，正是怀素着力探究的重要课题。如“醉来信手”四字中，“来”字竖笔，极力伸长，几乎占了一行的一半，可谓大疏;而其他三个字仅占半行，可谓大密，即每行字之间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

(3)篇章布局，

既有变化又有统一。 《自叙帖》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安排，既有变化，又有统一，有全局观点。字的笔画粗细不同，字形长短大小不一，长短参差，大小相间，把它安排在一定的地方，就要字字得所，行行有条。字能上下连属，但不是笔连而是意贯“行气”。要贯“气”就要防止字字粘在一起，要行行有活气。所谓活气，就是它既能“承上启下”，又能“自出机杼”，既能连属又能飞动。它的行笔要笔断意连，字断势连，行断而气连，显得更有精神。如“醉来信手”一行中的“来”字，其中的很长的竖连，那一直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再加中间的几撇，这一字便成这行中“画龙点睛”的一个字。

四、夸张变形，万态争呈。

怀素在草书的结体上，大大改变了字的方圆、大小、正斜等方面的变化，大胆地夸张和变形，尽变化之能事。比如字的大小变化，有时甚至上下相连的两个字，竟相差三至五倍，甚至十倍左右。再如长短之变，有的字形伸长竟达其宽的二至三倍。这种变化是于变化中有“统一”与“和谐”，达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变化多端却又调和统一。

总之，怀素《自叙帖》的字体结构和布局上采用大小相间、疏密互映、斜正参差的手法，常常使每行中的字倾跌出中轴以外，造成跌宕的险势，从破体发展成解体，打破了旧的平衡，从而造成了充满新意的草书形象。

他利用了点、线型的各种变化，以及用笔的方圆、干湿对比和空白巧妙切割，使书法具有音乐般的节奏感，从而使观者与书家的心声共鸣，同悲、同喜，共同沐浴在书法的韵律之中。他的“狂草”正是古典浪漫主义的书法艺术，为千百年来人们所赞赏。

舞文弄墨是文人墨客的共同雅好。其实，文人们在遣词造句之间，也给世人留下了足可开颜的“文趣”。闲来翻书，发现有很多文人创作的“怪诗”，读来颇有情趣。

减法诗

《乐府》中载有一首《懊侬歌》的诗，全诗20字，读起来居然是道减法：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三千三减一千三等于两千。一首诗，一道减法题，诗作者期盼与心上人相会的迫切之情跃然纸上。

方程诗

《笑笑录》中载，清代诗人徐子云曾写过一首诗，全诗居然是道方程式：

巍巍古寺在山林，不知寺内几多僧。

三百六十四只碗，看看周尽不差争。

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

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通过解二元一次方程，可以算出，寺内共有和尚624名。

荒年诗

《瓜棚夜话》中辑录了两首“荒年诗”。明嘉靖年间，全国水旱成灾，野有饿殍，民不聊生。诗人金珊在除夕之夜做了两首“荒年诗”，嘲讽时弊，发泄愤怒：

年去年来来去忙，不饮千觞与百觞。

今年若还要酒吃，除去酒边酉字旁。

年去年来来去忙，不杀鹅时也杀羊。

今年若要杀鹅吃，除却鹅边鸟字旁。

第一首诗，“酒”字除“酉”，是个“水”字;第二首诗，“鹅”字去“鸟”，是个“我”字。诗人忙了一大年，到了年底，却只剩下了“水”和“我”，不禁让人立刻想到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句俗语。称之为“荒年”，确是恰如其分了。

虚词诗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宋代时有位落魄书生，写了一首“虚词诗”：

吾人有志于诗途，岂可苟焉而已乎?

然而正未易言也，学者知其所勉夫!

全诗28个字，却含有17个文言虚词：吾、于、岂、可、焉、而、已、乎、然、而、正、未、也、者、其、所、夫。可谓是遣词高手，匠心独运!

不打诗

宋代才女朱淑真的父亲骑驴外出时，不小心冲撞了州官，州官要拿他治罪。朱淑真闻讯后跑上大堂为其父求情。州官以“不打”为题，让朱淑真当堂作诗。朱淑真当堂吟出：

月移西楼更鼓罢，夫收渔网转回家。

卖艺之人去投宿，铁匠熄炉正喝茶。

樵夫担柴早下山，飞蛾团团绕灯花。

院中秋千已停歇，油郎改行谋生涯。

毛驴受惊碰尊驾，乞望老爷饶恕他。

全诗共10句，其中前8句分别暗含了“不打”之意，分别是：不打鼓、不打鱼、不打锣、不打铁、不打柴、不打茧、不打秋千、不打油。州官读罢，惊喜异常，连连夸赞，当堂释放了朱父。

新字诗

《野老拾遗》中记载，六朝梁诗人鲍泉，曾写过一首“新字诗”，全诗共18句，却是句句有“新”字，共写了30个“新”字，其用词之妙、立意之高、架构之巧，实属古今罕见!其诗为：

新莺始新归，新蝶复新飞。

新花满新树，新月丽新辉。

新光新气中，新望新盈抱。

新水新绿浮，新禽新听好。

新景自新还，新叶复新攀。

新枝虽可结，新愁讵解颜。

新思独氤氲，新知不可闻。

新扇如新月，新盖举新云。

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

生肖诗

历朝历代均有“生肖诗”，但最有名的还属宋代理学家朱熹写的一首生肖诗：

夜闻空箪啮饥鼠，晓驾赢牛耕废圃。

时方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

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

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

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鲲鸡鸣喔喔。

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此诗不但写出了12生肖的特点、功用，还形象地描绘了12生肖的生活习性和叫声，可谓“形、色、声”兼备。

书法：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轼的《寒食帖》，被后人誉为“天下三大行书”。行书追求书写时的即兴，不受控制的情感流露。其实“天下三大行书”呈现给我们还是三种境界，三种人生，虽说都是即兴之作，却最真实的传达出了最真实的自己。

《寒食帖》局部

‍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达”境界

苏轼的文章写得一等一的好，20岁就声震朝野，连皇帝看了都说他是稀世奇才!但他却不懂得收敛自己，后因为乌台诗案关了监狱。黄州之贬，使这个天真的苏轼，变成了老练的东坡。

“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正是苏轼在人生最落寞的时候写的。45岁这一年，苏轼仕途不顺，被贬黄州，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

《寒食帖》是他谪居第三年的一个寒食节，刚好遇到雨天，连月不停的雨季，海棠先是盛开，又在血风腥雨中凋败，如脂如雪的海棠，最终却飞落泥沼。窗外的乌鸦吊着值钱飞过，仿佛迷失很久的灵魂，已找不到归宿。冰冷的炉灶，潮湿的芦苇，郁结的愁绪，似穷途末路。苏轼心中顿生悲凉，于是，提笔写了这首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字字凄凉，《寒食帖》写的可谓炉火纯青，情感波澜起伏，特别是“哭涂穷”这三个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现在读者而前，产生令人心惊胆战的视觉冲击力。

《寒食帖》局部

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被贬黄州时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透露出东坡在面对如此凄凉环境下，坦然面对人世风雨的镇定。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对风雨变化虽敏感，但总体上仍摇之不浊，处惊不变，失意淡然，任天而动，坦然行世。

林语堂先曾评论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轼的确是一个乐天旷达之人，一生一生虽屡遭政治迫害，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足迹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的生活，但他却能努力地寻求自我解脱，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豁达超逸境界。

回观《寒食帖》，不懂苏东坡字的人会觉得这种字很容易写，可是黄庭坚就说这种字简直美得不得了，因为它是率性而为，自然而不做作，如果东坡居士没有经历如此磨难，就不会创造出情感饱满的作品。所以它是最难的，难的不是技巧，而是难在心境上不再卖弄。

《祭侄文稿》

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情”境界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50岁时，悼念其堂兄颜杲卿的第三个儿子颜季明所写的一篇祭文。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在巨大悲痛心境里写的。唐代安禄山叛乱，敌军劝降，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不从，敌军便当着颜杲卿的面把他的儿子颜季明的头砍下来。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自己面前断头，颜杲卿依然坚守着忠诚，破口大骂，誓死不降。敌军没办法，只能把颜杲卿的舌头割下来，这就是后代文天祥正气歌里所说到的“为颜常山舌”典故的由来。

一年以后，颜真卿反攻，收复常山，人们才在废墟之中找到了他侄子的头颅。面对着他的头颅，在悲恸气愤的情绪中写下了这篇“抚念摧切，震悼心颜”的《祭侄文稿》。

为什么这篇歪歪扭扭涂涂改改的文字，竟然被历代文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文稿》中每个字都融入了书家最真实自然的情感。行气随感情起伏不断调整，笔下没有顾及到工拙，随处有圆点涂改，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耿直的颜真卿感情的起伏变化。

开头几行，字的大小变化不大，节奏缓慢，字势沉着。这是痛定思痛、悲愤郁结的沉吟。

《祭侄文稿》篇首

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第二行被圈掉的部分。为什么将“从父”两个字涂掉，改成“第十三叔”?要知道，我们往往脱口而出的话，才是我们的真话，后面涂改的部分，是我们想要更庄重的修饰。你可以看到颜真卿脱口而出的话是“从父”。

可见，他非常疼爱他的这个侄子，虽然在古代，“从父”就是“叔叔”的意思，但是从字面上，从父的感觉比叔叔要亲近得多。在颜真卿眼里，这个侄子就像自己的儿子，他在后面也讲到，在他们下一辈中，最有才华人品最好的就是颜季明，他特别心疼这个侄子。

《祭侄文稿》第8-13行

从第八行开始，随着感情的激发，字的轻重大小错综而出，字行也开始倾斜，并有大面积涂改，颜真卿愤怒之情开始涌动。

《祭侄文稿》第14-18行

到第十四行的“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时，对奸臣的义愤，对乱贼的仇恨，对亲人的哀伤，百感交集，一齐迸发于胸间。这说明了颜真卿写此稿时的唯一原则就是一任感情的倾泻，而不复较其书体是真，是行，是草，因而达到了合情即合理的艺术境界，充满了对安禄山叛军的刻骨仇恨和对贤侄、亲人们的无限思念及深切哀悼。

“呜呼哀哉尚飨” 文末情感达到极致

后文转到对侄儿的抚念与哀悼，由行入草，并有多处改写，颜真卿仿佛进入情感的旋涡之中，笔势连绵，有如老泪滂沱，不能自已。尤其是祭文最后的“呜呼哀哉，尚飨”，颜真卿的悲愤痛心之情达到了极点，情感终于挣脱了法度的束缚，笔下几乎“书不成字”了，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我们不一定能理解颜真卿在那个时代的感情，但亲情这种东西，穿越千年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你也曾体会过类似的痛楚，假如能穿越千年，就能读懂颜真卿。情到浓处方为真。

《兰亭序》 冯承素的摹本(可点击查看高清图)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醉”境界

文人与酒，鱼水难分，古来如此，而那些艺术家的形象，在酒后却更加真实，他们的人格，也在酣醉中愈发高大。郭沫若曾言：当李白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而李白清醒的时候，则是他糊涂的时候。

其实，何止李太白?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书写心境则与《寒食帖》、《祭侄文稿》相反，则是在醉境下完成的。

《兰亭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品。他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就是东晋的两大贵族王导和谢安。

兰亭雅集图

33岁时，王羲之在一次文人雅集中写出了《兰亭序》。当时是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来到绍兴兰亭，这一天按照习俗人们都到水边嬉游，感受春意，有洗去秽气的寓意。

等洗干净了，还可以坐在小溪边玩个游戏。把酒杯放到水里，让它自由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得喝酒，美其名曰曲水流觞(音商)，觞就是酒杯的意思。文人雅士玩得更高级些，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得作诗，憋不出来就得喝酒。

文徵明《兰亭序图》局部

随着酒杯一次又一次的从上面往下漂，被罚酒的人越来越多，诗作也是越来越多，当有三十几篇诗作出现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准备出一篇诗集。

出诗集当然就要写一篇序文，谁来写?大家想来想去就说王内史还是您老来吧。王羲之见推辞不掉，就借着酒兴，带着几分醉意一挥而就，草拟了一篇序文，就是《兰亭序》。

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又重写几篇，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于是他感叹说，当时一定有神仙在帮助我，否则我是写不出来的啊!从这方面来看，《兰亭序》的诞生是偶然的。

《兰亭序》 局部

从小，我们就常常被教育“字如其人”，于是我们就临摹各种字帖，学着写各类名家的字，希望能够写出端正的字体。其实，艺术难的不是技巧，而是心境上的不再卖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写字人的心境，那么临摹出来的字再像也只是技巧上的提升。

王羲之的“醉”，颜真卿的“情”，苏轼的“达”，三种心境，三种人生。三大行书虽说都是即兴之作，却最真实的传达出了真实的自己。

一件作品，只有能真实传达出自己心境的时候，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觉到它的美，做人亦如此。做真实的自己，不要为了取悦别人或试图成为某个人。做你最原始的自己，比做任何人的复制品都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