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1867—1763),仁和(浙江杭州)人,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布衣终老。早年曾入名儒何焯门下,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在一幅画马的画上,他自题道:“今予画马,苍苍凉凉,有顾影酸嘶自怜之态,其悲跋涉之劳乎?世无伯乐,即遇其人,亦云暮矣!吾不欲求知于风尘漠野之间也。”可见其怀才不遇的心情。晚寓扬州,鬻书画自给。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法,诗文古奥奇特,并精于鉴别。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五十三岁后才工画。其画造型奇古,拙朴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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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金农很晚才进入角色。但几十年的学养、阅历,尤其是他在诗文、书法上的精深造诣,给了他一个很高的起点,故而虽五十以后才开始学画,却能涉笔即古,脱尽作家习气,一超直入如来地。加上其生性散淡,一生未入仕途,笔下自饶平淡萧散的气息。故其画题虽为平常所见,但格调高古,天真烂漫,不同凡俗。金农学养丰厚,见识亦高,习画虽晚,造型能力未免有所欠缺。但也正因如此,歪打正着,没有了专业技术的束缚,反倒使其真性情能毫不掩饰地流露在笔下,分展示其画外之功,可以说金农的画是诗的笔墨化,书法的形象化。

此《金农花卉册》为例,册中绘灵芝、百合、菖蒲、萱花、香芋、香榧、墨竹、水仙共八桢册页,所绘诸物仅以淡墨勾染,不着颜色,略无火气,清雅可人。蔬果花卉无非寻常所见之物,但冬心先生信手拈来,却于布局和造型之间发掘出不一样的情致,然后题诗其上,或歌咏,或自况,画之不足,发之以诗,进一步拓展了画面的意境。当然这和金农本身所具备超常的审美洞察力以外,还与他在佛、道哲学上的修养有关。金农晚年寄居僧舍,以超然出世的心态观察尘世间的一切,故能明心见性,独具慧眼,善于从身边最为寻常的花果草木中察觉出一番境界,一份恬淡却有悠远的诗境,是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此花卉册收入的作品构图疏朗,造型朴拙,平淡中见清奇。且每桢具诗、书、画、印为一体,具有典型的文人画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定的形式,全面而又独特地反映了金农在诗词、书画、金石方面的修为,也正是这种文人画这种载体,使得金农在入仕未能的晚年展现了其毕生修为的一番天地,从而实现其“以布衣雄于世”的人生理想。

《金农花卉册》曾有近代著名篆刻家、考古家褚德彝先生赏鉴题签且多次出版,足见其珍贵。

中国古代人物面的重要遗产十八描,是线描造型的技法总结,用来作为线描的练习是有用的。不过,艺术发展规律是和时代、生活紧密相联,并受其制约的,所以线描造型必须有所发展,这就要在造型训练和创作实践中有所损益、有所创造。

我的发言是谈中国人物画造型基础训练的问题。

开门见山,我不主张中国画系造型基础课全盘采用外国的训练方法。理由包括下面几点:

一、线描造型是中国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有的手段,从来学画,都是从白描双勾入手,以骨法用笔取形,它的特点是:一开始就用毛笔造型,在练笔中练造型,在造型中练笔,二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1a 2a二、学国画的传统方法是先临摹,后写生,二者反复交叉进行,提高造型用笔的能力,临摹并非单纯练笔,而是兼学练形的,写生虽然着重练形,但也要求在练形中练笔,二者方法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

有些人看到近代中国画在明末清初的阶段提倡仿古摹古的倾向,便认为中国画已走向没落了,因而他们主张反对临摹,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扬州八怪、石涛、八大以及清末的任氏兄弟,一直到吴昌硕、齐白石,岂不都是生气勃勃的富于创造性的画家吗?中国画是在发展中,而不是走向了没落。

3a1994年作 北游手绩卷 手卷 水墨纸本 叶浅予

4a三、素描是欧洲古典油画发展中的产物,是为油画造型服务的,我国五四以后兴起的美术教育制度,采取以素描为造型训练的入门课程,从而发展了我国的油画、版画艺术新品种。而在解放以前的美术院校中,中国画专业的教学,却仍然遵循传统的方注,而自成体系。解放以后,全国院校方针体制已变,接受苏联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点,中国画的造型训练也由这个基础所垄断了。

5a四、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这种强求一致的作法,我认为是不科学的,由于这个一致,把中国画的传统学画的方法、步骤给废弃和打乱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采取了既学素描又学自描的双重制,有人讽刺我们说:这叫做“双重交配法”。因为当时在农村养猪,引进了苏联的派克夏种猪,国产的母猪,除了和国产的公猪交配外,还要同派克夏交配,以此改良猪种。中国画经过双重交配,产生了所谓新国画或称之为社会主义国画,虽然达到了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一定目的,但艺术水平是很低的。

6a五、素描训练的方法,是以物体表面的明暗现象来表达物体的体面和空间关系。因而,往往不能深刻地认识对象的原本结构,用以达到概括提炼,能动地表现对象的能力。浮光掠影或者不求甚解是不能养成真正准确有效的造型能力的。准确有效的造型不是抄写和临摹对象,照葫芦画瓢,而是要求从深刻的认识中,发挥记忆和联想的能力,也就是能动地塑造艺术形象的能力。

7a六、素描的工具是铅笔和炭条,白描的工具是毛笔。前者硬,后者柔;前者用指力(手指的力量),后者用腕力(手腕的力量);前者笔触变化小,后者笔触变化大。效果很不相同。而且在素描教学上,近二十年来都是采用硬铅笔细刻的长期作业的方法,作为唯一的方针,我认为是非常机械的。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往往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细节不写神态。其实素描在西方也是多种多样、各种各派的,有铅笔派和木炭派之分,有外光派和结构派之分,有废线派和用线派之分。并非只有我们现在通用的苏联学院派一种。我认为素描也应百花齐放,不能定于一尊。

8a七、一般素描课的对象,都以人为主,从石膏模型到人体模特儿,都是为了研究人,表现人。一般的论者认为只要把人画好了,造型能力就解决了。有的人还说,只要把素描画好了,拿起毛笔来画中国国就轻而易举了。事实如何呢?以中国画的花鸟、山水为例,要画好花、果、树、石、飞禽走兽,不去直接研究这些自然界的生态(就是生活和形态),是无能为力的。我个人对此尤其有切身的体会,我从画漫画开始,后来画速写,最后画国画,画的都是入,人家要我画点花鸟山水,我只能敬谢不敏,只能承认对此道是外行与无能。现在我正在重新补课。就是学习花鸟、山水。所以,“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句话,并不怎么样科学。至于说画好素描,再画国画就轻而易举了,就更缺少实践的依据。恰恰相反,有人素描画得不错,拿起中国的毛笔却有千斤之重。而且素描造型的先入之见,处处在阻碍他走向线描造型的道路。方增先最近在《美术丛刊》第七期发表的《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的文章,以他的实践经验,深刻感到素描对他的人物造型的具有大的阻力。这的确是当前年轻一辈人物画家的共同的苦闷。由此可见,素描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

9a八、中国古代人物面的重要遗产十八描,是线描造型的技法总结,用来作为线描的练习是有用的。不过,艺术发展规律是和时代、生活紧密相联,并受其制约的,所以线描造型必须有所发展,这就要在造型训练和创作实践中有所损益、有所创造。但不能同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人物画衰落了,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素描所谓科学的造型方法来改造它。上面已经说过,线描造型是中国画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独有手段,训练中国人物面的造型能力,必须以这个特有手段为基础,吸取素描中合乎这个基础的某些造型因素,丰富和发展中国人物画。

10a桂林山水 镜心 纸本 叶浅予

11a龙脊大队 镜心 纸本 叶浅予

12a1960年作 农妇麦收 镜心 纸本 叶浅予

13a五指山下舞翩翩之二 镜心 纸本 叶浅予

九、最近我向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提出修改教学方案的计划,着重指出素描和国画人物写生的双轨制必须结束,放弃素描课,把素描在造型方面的合理因素融合到白描课中去。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二十多年来办系的中间,过分强调以人物为主的方向,排斥了花鸟、山水,出现了花鸟、山水的断线,从而也枯竭了人物画在技法上的营养。我主张今后几年内,国画系入学的新生先学花鸟、山水,后画人物。

14歌舞图 叶浅予

我们知道花鸟、山水是近代中国画在技法上发展的最丰富、最完美的科目,而且有自己的造型规律。从花鸟、山水入手,有助于掌握中国画的造型法则和笔墨技法。既保证了花鸟、山水的发展,同时又为人物画提供丰富的营养。以上所说,对中国人物画造型训练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至于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些原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十七帖》是著名的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首由“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是刻本。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了《十七帖》原墨迹的情况:“《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

《十七帖》是一部汇帖,以第一帖首二字“十七”名之。凡27帖,134行,1166字。其中的一些帖尚有摹本墨迹传世,如《远宦帖》、《游目帖》等。据载:唐太宗好右军书,搜集王书凡三千纸,率皆以一丈二尺为一卷,《十七帖》即其中的一卷。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云:“《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煊赫著名帖也。”此载略与今传本异。摹刻本甚多,传世拓本最著名的有明邢侗藏本、文徵明朱释本、吴宽本、姜宸英藏本等。唐蔡希综《法书论》说:“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唐宋以来,《十七帖》一直作为学习草书的无上范本,被书家奉为“书中龙象”。它在草书中的地位可以相当于行书中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十七帖》风格冲和典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怒张之习,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南宋朱熹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全帖行行分明,但左右之间字势相顾;字与字之间偶有牵带,但以断为主,形断神续,行气贯通;字形大小、疏密错落有致,真所谓“状若断还连,势如斜而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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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清 吴历 槐荣堂图 绢本设色 40x70cm 上海博物馆藏

作品鉴赏

“槐荣堂”是吴历好友许青屿的祖居。相传许青屿之父许中丞四岁时,许夫人在庭院里手植槐树,并对中丞说,此树盛茂覆堂之时,也是你作都堂之时。中丞五十岁时,夫人之言果验,而夫人已逝去。其后,中堂子孙家世的沉浮,都随槐树的枯荣变化而时兴时衰。此事,不免染人产生人生世事变幻只不过是物理之常,自然之理的感慨。唯心无执著,才能抛却世俗的烦虑,进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最高境界。

吴历画此图,正是处于对许夫人洞测人生的敬仰与缅怀。此图刻画谨细,设色清丽,是作者传世的佳作之一。自识[夫山高阳氏槐荣堂图。虞山吴历画]。图后另有尤侗《槐荣堂记》、李楷《槐荣堂赋》,以及宋实颖、陆贻典、王奕鸿、吴伟业题跋。2a 4a 3a

1a北宋 黄庭坚《送四十九侄诗》卷

2a35.5×130.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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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诗送四十九侄。又妷财相见,何堪举别觞。共期同奋发,更勉致轩昂。接物宜从厚,修身贵有常。翁翁尤念汝,早去到亲旁。

帖后无名款。鉴藏印有“白石山房”、“宋荦审定”、“宣统御览之宝”。

此帖原为《宋元宝翰》册之一,后改装成卷。此诗在《山谷外集》中没有记载,四十九侄亦无考。该帖字大如拳,结体多取柳公权法,字大方可尽其笔势。撇捺特长,笔画多取横势,字势舒展俊朗,跌宕起伏,变化出新,极具挺拔之态。

黄庭坚的书法正如其诗法。张耒评其诗句:“不践前人旧行迹,独经斯世擅风流。”用此句评论黄庭坚的书法是很恰当的。

著录于《装余偶记》卷五、《石渠宝笈初编》卷一。

1a刘墉《幽人仙客七言联》行书 124×29cm×2 上海朵云轩藏

释文:幽人來问篱边菊。仙客相论海上琴。

款署:石菴。

钤印:御赐海岱高门第(白文)、刘墉之印(白文印)、东武(朱文印)等。

2a刘墉《幽人仙客七言联》纸本行书 127×27.5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幽人來聞籬邊菊。僊客相論海上琹。石菴。

1a蓝瑛的身世地位与距他仅几十年的仇英有着许多相近之处。二人虽同属明代画坛的一个阶层,所不同的是蓝瑛一直注重在其周围培养一批师从他的画家。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蓝氏家族的成员与众多师从者们逐渐形成了武林画派的艺术实力。即使是文人画家陈洪绶和后来成为宫廷画家的禹之鼎等人,也大都在早年受益于蓝瑛的绘画艺术。

蓝瑛师法名家画之作,能够表现出娴熟驾驭各家画风的艺术能力。其学画伊始就越出浙派樊篱,并自黄公望入手,并参王蒙、吴镇、倪云林、赵孟俯诸家长处,更上窥李唐、董源、范宽各家,融洽贯通,终于别开生面成一大家。时人称其画风“落笔纵横,墨汁淋漓,山石巍峨,树木奇古,练瀑如飞,溪泉若响”,又说“绝似仲圭,复似启南”,一语道出蓝瑛画风在渊源上与文人画的关系和晚岁苍劲雄浑的画风。

本幅《秋山红树》即是此类代表,全画仿荆关笔意,落笔纵横奇古,苍劲疏宕。秋林茂密,枝柯参差;重峦密嶂,溪涧幽曲。画幅巨大而笔墨从容,构图繁密却不拥塞,正属蓝瑛晚年佳作。并有顺治十六年双宋楼提“蓝蜨叟秋山红树图绝品”签书,该作流传四百余年,但见裱工精良华美,品相完好如初,都实为藏家悉心呵护之功。

程伯奋旧藏并题签。旅日藏家程伯奋(琦)先生所藏宋元明名家书画(包括燕文贵、宋徽宗等剧迹)名闻遐迩,在十多年前程氏珍藏一整批由台湾藏家林百里先生承接,据说当年的成交价是好几亿人民币的。

签书:蓝蜨叟秋山红树图绝品。己亥(1659)乃顺治十六年,时七十有五。双宋楼珎赏。

款识:己亥(1659)春仲画于留香亭,山叟蓝瑛。

1a董其昌《书张籍七言诗》轴 草书

金笺,145.1cm×34.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书唐张籍《与贾岛闲游》七言诗,文字与原诗作有出入。此幅诗轴未署年款,从书风及所钤“大宗伯印”判断,当为董其昌77岁就任南京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以后之作品。

书法行中夹草,融合自然,行笔流畅,风格洒脱,为董氏晚年之代表作。

释文:水北原南野草新,雪消风暖不生尘。城中车马知无数,能解闲行有几人。

款署:“其昌。”钤“董氏玄宰”、“大宗伯印”、“玄赏斋”。鉴藏印有“鹤舟所藏”、“紫云山房鉴藏书画印”。

顾工,1973年6月生,江苏淮安人。扬州大学历史本科,南京大学艺术硕士,东南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书法篆刻师从言恭达、韩天衡、陈振濂、祝竹等先生。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国务院参事室《中华书画家》杂志审读、中国书法媒体联谊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昆山书画院名誉院长。

1月21日,墨池学院邀请顾工老师以杨维桢为例就个性化书风的形成进行了专题讲座,顾工老师认为,所有书法理论的研究都是为创作提供一种经验,是能够对现实产生一定的映照的,通过对书法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些书法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一些东西,从而吸取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讲座通过对杨维桢的生平经历、其人其书的分析,总结了个人的个性化书风形成的一些必要条件和因素。

一、世人熟知的杨维桢书风

分析杨维桢的《晚节堂诗》、《题张雨诗稿》、《题画跋》三件作品,发现杨维桢书法风格下笔很尖,轻重提按变化很大,而且有些字形很奇怪,大小粗细参差错落,具有强烈的对比,有些线条或有些单字拉的特别长,字里面的收放对比关系也是非常强烈;

二、杨维桢书风转变的时间节点

杨维桢书法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从早期的样式到后期的样式,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杨维桢书法风格的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其相对早期的作品《竹西志》已形成成熟风格,其实并非如此,在此之前还有六件书迹传世,《题柳桥渔唱图卷》和后期杨维桢作品差别很大,风格非常接近赵孟頫,但介于杨维桢晚年风格和赵孟頫之间,说明杨维桢早年是学赵孟頫的;《鬻字窝铭》、题苏轼《维摩赞 魫冠颂》和晚年风格差别很大,但和《题柳桥渔唱图卷》很接近; 题马琬《春水楼船图》也是其早年风格,已经有了大小等对比,但没有晚年风格强烈;《梅花百咏》序、跋《邓文原》急就章两件作品已经有了后期特点。

通过以上作品分析,可以发现杨维桢书风转变是在至正五年前后,杨维桢从至正二年到至正十年是处于无业状态,辗转杭州、湖州长兴、苏州、松江等地方,这个阶段结交了很多当地的文学家、艺术家、官员和豪门大户,开拓了视野,增加了艺术活动,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了杨维桢,慢慢的生活富裕了起来,影响逐渐越来越大,杨维桢能够成为当时的领袖人物,主要在这十年当中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十年也是杨维桢一生中艺术活动的高潮时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从天时来讲,天下安定,恰好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夕;从地利来讲,浙西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的地区,有着强大的经济和人才来支持文人雅集的举办;从人和来讲,杨维桢正处于文学艺术的成熟期,有旺盛的精力参与各种艺术活动,因此书风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杨维桢的书法师承

行书:赵孟頫——楷书:欧阳询、欧阳通——章草:急就章——时人:张雨。

可以看到,杨维桢师承规矩,并没有特别怪异的。唯一受影响较大的是他的朋友张雨,晚年互相产生影响,导致书风接近,以“奇”“狂”著称,但是二人早期都是师承赵孟頫,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这与杨维桢的其他文艺才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杨维桢的文艺才华

杨维桢精通历史,文章写的极好,文名满东南,杨维桢特别推崇古乐府、竹枝词,而且擅长各种乐器,又是散曲作家,书法家。一个人的风格是怎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艺术观念,如果没有艺术观念,如果想要有个性、有高度的风格面貌,几乎不太可能,所有的成功的大艺术家,一定是一个有艺术思想的人。

杨维桢的艺术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

1、复古,杨维桢说:“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然而面目未识而谓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概括为形之内—形之内—神之外—神之内。

2、任情恣意,陆、杨心学与文学情性观,儒学发展到宋朝出现了两支,一支是理学,一支是心学,理学是强调理的,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道理;心学是什么东西得从我的本心去理解它,因此变成了两种学习方式。杨维桢的思想结构里由于理学是属于时代共性而存在,但早年他就接受过心学方面的理念。

杨维桢《五湖宅记》中说:“然物莫大于宇宙,而尤莫大于心。善论心者谓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能容。”

心学认为“本心”为人所固有,但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遭到蒙蔽,必须以内观的方法体验涵养和心性良知,从而找寻到“赤子之心”。

杨维桢看来,诗歌的风格不是来自于师承,而是来自作者的情性。既然人的情性各自不同,则外化到诗文、书法、绘画、音乐,当然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3、领异标新,外因与内因,表现在一个奇字上。“人奇字自古”在杨维桢的书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杨维桢要改善他的生活,就要提升他的关注度、知名度。特殊的服饰装扮,特殊的行为举止,特殊的艺术风格都能引起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所以在这种商业氛围中,标新立异具有现实的意义。

张雨有诗:“子云奇字不易得”,“子云奇字谁能问”,这是书法之奇。

钱鼒《铁笛谣为铁崖仙赋》:“吹之奇声绝人世,抑扬悲壮凌云端”,这是音乐之奇。

郭翼《凤凰石》诗:“铁崖铁作心,吐句何奇警”,这是诗歌之奇。

松江后生吴照说:“慕先生之文章,如慕太史公”,这是文章之奇。

杨维桢自谓:“老人,古之廉士,今之怪奇人也。”

4、“诗鬼”李贺的影响,李贺创作了大量的古乐府诗,符合杨维桢倡导古乐府的宗旨。李贺大胆诡异的想象力和瑰丽奇绝的艺术境界正是杨维桢所喜好的。李贺因为小人中伤不能参加科举的抑郁心境,又和杨维桢“杨子十年官不调,看花犹自梦长安”的苦闷相契合。在杨维桢的带动下,在江南商业文化嗜奇好新的背景下,元末浙西地区形成了一个学习李贺诗歌的小高潮,清人汪端在《明三十家诗选》中说:“当元至正时,会稽杨维桢称诗东南,尚险怪靡丽之习,门人以千数。

四、杨维桢的性格志向—铁石心

杨维桢认为破铜烂铁不值钱,但是坚硬,不容易改变它的性状。杨维桢通过铁笛、铁心颖、铁龙笔、字号等来表现铁字在他艺术上的追求。

五、杨维桢的书法成就

抒写性灵,表达情性,强化书写的写意精神,顺应了元末书法审美的变迁,也是晚明大写意书风的先导。

书体杂糅,笔法多变,杨维桢把章草、今草、行书相揉合,对宋克书法有重要影响。

结字奇特,空间茂密,融入音乐的节奏感,风格特征鲜明。

总结:杨维桢的书法范本,主要是欧体楷书,赵孟頫行书和章草。杨维桢的文艺思想,贯穿于他的诗文、书法、音乐中,都主张抒发情性、彰显个性,并以“奇怪”自诩。杨维桢的性格,崇尚铁一般的坚硬,书法注重线条的力度,使用铁心颖等古法制笔。杨维桢从未临摹过风格怪异的书法,他的书法风格是“里面出来”的。

书法学习一个是打进来,一个是打出去,从外面进来是传承,用古人的经典来引导自己的艺术行为,这一部分是学古;打出去是用自己的长期养成的综合修养,各方面才能,文艺思想,最后融汇成自己的学、才、志这三个方面,来塑造出一个个性化的艺术。当代书法家,写的都很好,重视技法的修炼和传承,但是在才、志方面是欠缺的,如果和古人相比,需要通过提升综合修养和精神意志方面塑造一个完整的艺术风貌,形成个性的艺术观念,指导自己的艺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