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天命论在书法思想中多有反映。“成事”，既指“事”本身之成，也指“事”在世人心目中所获得的成功。前者好比是千里马，后者即是千里马遇到伯乐。然而，伯乐也还有遇与不遇的问题。伯乐以知马著称，鲍叔牙以知人著称，──伯乐只有遇到知人的鲍叔牙才能被世人公认为知马的伯乐。在现实生活中，千里马或遇伯乐，或不遇伯乐，或伯乐被贬为凡人，因而所遇的千里马也贬为凡马，或凡人被认为伯乐，因而所遇的凡马也被认为千里马……情况是极为复杂的，是因为“天”呢，还是“人”?况且千里马受委屈尚可跑给世人看看，成功的书法作品不能在世人心目中获得成功，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在这里，我们本着“君子谋道不谋食”、“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不谈这些，而只讨论“天”对于书法本身成功的关系。

天赋，作为先天的生理素质与书法的关系如何?

东汉赵壹说：“书之好丑，在心在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非草书》)唐张怀瓘对自己的书法天赋颇为自信，他在进御之作的《评书药石论》中写道：“鸡鹤常鸟，知夜知晨，则众禽莫之能及，非蕴他智，所禀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于鸡鹤乎!”明项穆说：“若下笔之际，枯涩拘挛，苦迫蹇钝，是犹朽木之不可雕，顽石之难乎琢也已。譬夫学讴之徒，字音板调，愈唱愈熟，若齿唇漏风，喉舌砂短，没齿学之，终奚益哉!”(《书法雅言》)以为学书过程中下笔拘挛、蹇钝有如讴者“齿唇漏风”，必定是生理有缺陷;以为作者笔下书法的好恶正如各人容貌的美丑不可改变;以为书法的才能有如鸡鹤“知夜知晨”，完全出于“禀性”，这些都是唯天赋论。

其实，在学书过程中，拘挛、蹇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否则信笔为之，反而无所得益;其实，即使是“人颜”，也是可以经后天的涂脂抹粉加以改变的，甚至单眼皮变双眼皮，塌鼻梁变高鼻梁，现成的美容医院都能办到;其实鸡鹤的天赋无非是“知夜知晨”而已，哪里比得上经后天训练而能说话的鹦鹉、八哥!唯天赋论显然是不对的。

古人相信神仙，因此又有笔法神授之说，使得学书者既为自己的天赋不足而苦恼，又埋怨神仙不来传授笔法。董其昌就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说：“书家有自神其说，以右军感胎似传笔法，大令得白云先生口诀者，此妄人附托语。天上虽有神仙，能知羲、献为谁乎?”高其佩曾说自己的指画是得于梦中仙人的传授，但从他自刻的“画从梦授，梦自心成”一印来看，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神授之说是谎谬的。

梁同书说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朱履贞说“书有六要”，也以先天的“气质”、“天资”列为“六要”之首。并且说：“笔资挺秀而侬粹者，则为学易;若笔性笨钝枯索者，则造就不易。”(《书学捷要》)张怀瓘《书断?评》有云：“怀素以为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有道变杜君草体，以至草圣。天然所资，理在可度，池水尽黑，功又至焉。”欧阳询以为数百年间无人能到右军，是由于“天挺”“功力”、“用笔”不及。(见《用笔论》)包世臣以为吴熙载“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目能悟入单微，故以相授。”(《与吴熙载书》)以上诸家所论并不否定后天的努力，但又以为天赋是先决条件，虽不是唯天赋论，也还是天赋决定论。

卫砾《笔阵图》云：“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瞻，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她所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师古”。所说的“通灵感物”，显然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否则卫砾不会自信“通灵感物”者能同意她所说的因“不师古”而“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的“斯道”。这是后天决定论。

历代书家的成功，评者以为或多因敏于天资，或多凭笃于力学。譬如项穆说：“张之学，钟之资，不可尚已。逸少资敏乎张，而学则稍谦;学笃乎钟，而资则微逊。伯英学进十矣，资居七焉。元常则反乎张，逸少皆得其九……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学号深矣。子云飘举，资称茂焉。至于唐贤之资，褚、李标帜;论乎学力，陆、颜蜚声。若虞、若欧、若孙、若柳，藏真、张旭，互有短长，或学六七而资四五，或学四五而资六七。观其生熟，姿态端妍，概可辩矣……君谟学六而资七，子昂学八而资四……元章之资，不减褚、李，学力未到，任用天资……大抵宋贤资胜乎学，元贤学优乎资……若下笔之际，苦涩寒酸，如倪瓒之手，纵加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又说：“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互飞腾之妙用弗得也。书有神气，非资弗明。若资迈而学疏，笔势虽雄，钩揭导送，提枪截曳之权度弗熟也。”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凡舍体格，凡恣肆、飘逸、大起大落者，多被认为资胜乎学;凡尚体格者，凡庄严、厚重、平正含蓄者，多被认为学胜乎资。于是，篆、隶、楷，容易让人感到资不及学;行、草容易让人感到资优乎学──如果是狂草，那简直是非天才莫属了!这正如论画，若工笔，往往以为学胜乎资，若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往往被认为才气横溢。因此，同一倪瓒之手，于画，则资可比米芾，(董其昌曰：“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也”。)于书，则“纵加以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因此，以“集古字”著称，力学不倦的米芾也被认为“力学未到”了。这样来论资与学，当然是很不确切的。况且我们未尝听说这些古人有什么智力测验的记录，这么具体的资与学的比例数据又是如何计算出来呢?当然是仅仅根据书迹效果，毛估估的，并非科学的结论。

项穆又云：“子敬资禀英藻，齐辙元常，学力未到，步尘张草。惜其兰折不永，踬彼骏驰，玉琢复磨，畴追骥骤。自云胜父，有所持也。加以数年，岂浪语哉!”(同上)既然献之有钟繇之资，所书却不及学胜乎智的张芝，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天资呢?资胜乎学的献之“加以数年”即可“胜父”，资学“皆得其九”的羲之“加以数年”当然又复胜于献之──既然“加以数年”有如此神力，那未我们还是将希望寄托于“学”吧!书道玄妙，非语言、文字所能穷其精微，即如刘有定所说“求于书，不若得于言，得于言，不若会于意”(《衍极注》)，所以书家多有“自悟其旨”之说。但是，能自悟者，并非因为天赋，而是因为“倍加工学，书法当自悟耳。”(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传为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有云：“生而知者发愤，学而悟者忘餐。”这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又云：“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按：指献之)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羲之是通人达士，不可能说出这种狭隘自私、孜孜于名利的话，所以孙过庭认为此文“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书谱》)然而，其中强调“学”的重要，尤其是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不重要就没有必要秘不示人)，并说这一方法，即使“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这些话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说掌握方法，也不是说探讨方法，而是“知”某家所说的方法，“百日”确实足够了。方法包括学书的指导思想和书法技法。

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学而不能”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因此往往以为天赋不及或功夫未到，其实不然。发愤忘餐的勤奋，“几石皆陷”的功夫，所书却没有进境，徒费了精力，其原因首先还是卫砾《笔阵图》的那句话──“近代以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这个“道”具体体现在前贤的法帖之中，所以只有“师古”才能得到它。这个“情”字含意很广，它指一切自以为是的、不切实际的、与“师古”背道而驰的学书指导思想，当然也包括盲目自恃“才气横溢”。所以“学而不能”并非就是天资愚钝，或功夫未到，而是因为“不师古”。“师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数十年仍不见其功，然而也并非就是因为天资愚钝，而是因为没有切实有效的书法技法理论作指导。张旭的老舅彦远就是因为“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而向褚遂良请教笔法的。古人十分重视这种口传手授的书法教学。虽有前贤法帖，却不是墨迹，虽有技法理论，却并无真知灼见，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口教传手授(当然是传授如何“师古”)就尤其显得重要。

以上所说的正确的学书指导思想和技法理论好比是途径，勤奋好比是速度，功夫好比是路程，书法艺术好比是目标──如果没有途径，或虽有途径，却是一条错误的途径，那么南辕北辙，即使速度最快，功夫最深，其结果只能是离开书法艺术越来越远。所以学书无效，并非就是天赋不及。然而，在同一技法指导之下，同一天“师古”，又有同样的勤奋，各人进步实际上也有快慢，因此就被认为天赋有高低，其实不然，而是由于后天的基础有深浅。握过几年毛笔的手比从未拿过毛笔的手毕竟稳健得多──虽然“不师古”跑错了方向，却锻炼了“腿功”，一旦回头，进步当然比没有拿过毛笔的人快一些。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也仍然有快慢，于是又以为是天赋高低的关系，其实仍然有后天基础方面的原因。学书之前，各人手的基础实际上已有差别──譬如说，会不会抚琴、弄笛，手的灵敏度毕竟不一样，所以学书效果也就有差别。成人如果真正决定抛弃原来不正确的书写习惯，那么学书必然比小孩进步快，这就是因为成人的手经过训练，灵敏度比小孩要高得多。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快慢，也并非就是天赋关系，而是由于后天形成的眼的基础不一样──譬如说，是否学过绘画，观察能力就当然不一样。

如果以上所说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差别，也未必就是天赋的关系，而是由于各人的学书兴趣有高低。如果某人对学书怀有极大兴趣，那么与学书的有关神经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他的进步当然就比那些无可奈何地学书的人要快得多。或说这种学书的兴趣也是出于天赋，其实这种兴趣是可以因后天而改变的。或认识到学书的重要意义，或得到精神鼓励，或得到物质奖励，或自己看到了进步，都可以提高学书兴趣。

如果以上所说的学书指导思想、书法技法理论、勤奋、工夫、兴趣，以及由后天形成的与学书有关的手的灵敏度和眼的观察能力都完全一样，所书仍然有优劣之分，那当然就是由于天赋的差别了。然而，要在世上找出除书法天赋以外所有与学书有关的以上所说的后天条件都完全一样的两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其人天赋如何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寄希望于天赋，而只寄希望于后天的学习。

不“风流好色”，

怎么画得出好画?

爱情没有对错，

为什么风流指数高?

只怪侬本“多情”……

齐白石一生娶了多个女人;张大千与十个女子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婚恋情缘;毕加索一生情人过百;天才达利拥有完美爱情和同性激情……画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情?中外艺术家对女人的追求是否都源于艺术创作?

齐白石

从木匠到巨匠的华丽转身!

一个非高富帅的木匠，25岁做了业余画家，32岁开始学刻印，40岁时开始周游全国，53岁抛家舍业迁居北京，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独闯人生地不熟的京城。在北京逆袭，由木匠变成巨匠。这个人就是齐白石。

这期间，

齐白石的“爱情事业”

可没闲着!

齐白石与家人

齐白石12岁的时候，父母就给他收了一个15岁的童养媳，名叫陈春君。齐白石从小就开始学习做木匠，在19岁的时候出师，同年就娶了当初的童养媳。陈春君成为了齐白石的第一任夫人，结婚后生了5个孩子，陈春君每天任劳任怨，喂猪养鸡，洗衣做饭。后来齐白石想要转行学画画，陈春君也全力支持。

齐白石享受天伦之乐

1919年的时候，齐白石的家乡盗贼猖狂，于是准备迁居北京。但是陈春君不愿离开家乡，所以就带着孩子留在了家乡。陈春君考虑到齐白石一个在外无人照顾起居，所以陈春君给齐白石物色了一个年仅18岁的妾室。

1940年，陈春君病逝，齐白石悲痛欲绝，在老伴的灵堂上哭的死去活来。并且写了一副挽联：“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

齐白石与胡宝珠

陈春君死后一年，齐白石的朋友们纷纷劝说，叫齐白石把妾室胡宝珠扶正。宝珠又生了7个孩子。第七个孩子良末是在齐白石78岁时所生，齐白石自以为是最后一个孩子，所以取名良末。没想到白石老人83岁时，宝珠又怀孕了，在生第8个时却因高龄难产逝世。但是没有想到，仅仅两年，42岁的胡宝珠也因病去世了，这让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倍受打击。

后排左一为夏文珠

几年后，齐白石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人照顾，所以齐白石物色了一位叫夏文珠的小姐，但是齐白石的子女并不同意，所以两人就没有结婚。但是夏文珠并没有离开齐白石，而是以看护的名义在守护在齐白石身边。

91岁时，夏文珠离去，老人又找了一位叫伍德萱的女士继任。

齐白石93岁时，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44岁的女人，齐白石摇着头说：44，太老了!

后来有找来一位22岁的姑娘，老人很是喜欢，还等着结婚办喜事。不过，那年，白石老人去世了。

张大千

“生命中的十个女人

剪不断，理还乱!”

张大千一生颇有传奇色彩，风流倜傥，风趣洒脱，这一生有十位重要情缘女人，也透露出了张大千画艺与女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十个女人分别是：一个红粉知己李秋君，一个魂断情人李怀玉，两个婚前恋人谢舜华和倪氏，两个跨国恋人池春红和山田喜美子，四房正式夫人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和徐雯波。

2位婚前恋人：谢舜华和倪氏

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书香门第家庭。18岁时与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定亲，19岁随二哥张善子赴日本学习染织兼习绘画。1920年谢舜华病逝，张大千赶回吊唁，但到上海时因兵乱交通阻塞未能到家，后又返回日本继续学画。

张大千与其大风堂女弟子叶名佩

学成归来时，张大千父母给他定了第二门亲事，女方倪氏，但没多久倪氏得了怪病，生活不能自理，于是取消了亲事。谢舜华去世，倪氏又怪病痴呆，张大千感人生变幻莫测，由此萌生了削发为僧的念头。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名“大千”，后来大千的名号一直沿用。

4位夫人：曾庆蓉、黄凝素、杨婉君、徐雯波

1919年张大千出家三个月后，被张善子强行带回老家，与母亲曾太夫人的侄女曾庆蓉完婚，时年22岁。曾庆蓉性格温顺和善，持家有道，是典型的传统女性。但她与张大千并无太多共同语言，感情一般。曾夫人晚年曾称自己是“感情上被遗弃的人”。而在结婚两年，曾庆蓉都未生育，直到好些年后才有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1922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黄凝素也是内江人，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精明干练，且略懂画事。黄夫人过门时才15岁，比张大千小8岁。她先后生了八个子女。但到了1946年张大千与黄凝素感情完全破裂进而离婚。

张大千的三太太杨宛君，

两人恩爱相处十年，

相隔后半生，令人唏嘘不已。

1934年秋，张大千在北平看中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婉君。她长得很像唐伯虎画中的美人，也有一双凝脂如玉的手让张大千惊呼，成为张大千笔下仕女图的模特。张大千有意纳杨宛君为妾，父母十分清楚儿子的心迹，且儿子在外社交广泛，前两房儿媳难以担当，同意纳妾则是早晚之事。后在张大千朋友于非闇的撮合下娶杨宛君成为第三位夫人。当时张大千三十六岁，杨婉君十九岁。婚后不久，张大千将她改名杨宛君。

1941年，张大千先后两次率人去敦煌临摹壁画，第一次陪伴身边的是杨宛君，第二次则是二夫人黄凝素。两个太太先后陪伴他在敦煌大漠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条件极为艰苦，且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张大千才还清。敦煌之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临摹壁画，而幕后也隐含着两位太太的艰辛付出。

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

1949年，48岁的张大千与18岁的徐雯波结婚。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平时喜爱绘画，听说心瑞的父亲是张大千便提出要心瑞带她去看张大千作画。张大千见到徐雯波时很乐意，徐雯波也被大千作品深深吸引，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张大千拒绝，但答应徐雯波可每天来看他作画。后发展至徐雯波有身孕，张大千便提出结婚。

张大千夫妇留美时，

与美国著名的中国绘画史专家

高居翰(James Cahill)合影。

徐雯波在张大千的后半生中，始终寸步不离。由内地到台湾、香港、印度大吉岭，再到巴西“八德园”、美国“环荜庵”，最后定居台湾外双溪“摩耶精舍”，她克尽相夫持家的责任。张大千有如此成就，徐雯波功不可没。

1位红颜知己：李秋君

站在张大千身后的是上海著名女画家李秋君。

这对相忘于江湖的终生知己，

不是夫妻，却超越了夫妻。

1921年，结婚不久的张大千返回上海，借寓宁波巨富李薇庄宅，与同庚的李家三小姐李秋君相识，双方彼此欣赏，相互倾慕，李家也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张大千。但张大千认为自己当时已有太太，“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道理”。而李秋君也“恨不逢时未嫁成”，因此终身不嫁。

张大千每到一个国家，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展”。后来，通过在香港的李秋君的弟弟转来的他给李秋君的信中这样写道：“三妹，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为生不能同衾，而死不能同穴。你我虽合写了墓志铭，但究竟死后能否同穴，实在令我心忧。

1971年，李秋君去世时，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当听到最爱的人先去的消息时，张大千顿时神思恍惚，长跪不起，几日几夜不能进食。从那以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身边弟子经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三妹一个人啊……”八年后，张大千谢世。

1位魂断情人：李怀玉

张大千《柳荫仕女》

其实在1934年，张大千在娶杨宛君之前，遇到了北平艺人李怀玉不期而遇，两人感情甚深，相处得亲密无间，情投意合，画了很多幅怀玉的画像。张大千有意纳怀玉为妾，但因其艺人出生，遭到张善子反对，两人不得不分离。张大千李怀玉之恋虽然短促却终生难忘，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张大千仍然惦记。《柳荫仕女》中人物的脸型、发髻、衣着无不透着怀玉的影子。还以怀玉为模特儿画了《背插金衩图》赠给何应钦。

2位异国恋：池春红+山田喜美子

张大千与朝鲜姑娘池春红曾经感情甚笃。

作品《天女散花》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1927年，张大千来到朝鲜，寄居于汉城附近的“凝香别馆”。主人金沧波给他介绍了位名叫池春红的少女照顾他的起居。池春红秀外慧中，能歌善舞，粗通绘画，并且善解人意，张大千为之心动。由于两人言语不通，他们靠比手划脚来表情达意。从此，两人坠入爱河。

张大千有意纳妾春红，于是将他俩的照片寄给二夫人黄凝素投石问路。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尽管如此，两人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张大千每年都要去朝鲜与她相会。这种一年一度的“鹊桥会”，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

张大千在日本的情人 山田喜美子

1949年后，张大千移居巴西，但他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或装裱字画。裱画店黄鹤堂的主人为他介绍了位日本女子山田来照顾其生活。山田年轻貌美，能讲些汉语，也能写中国字，对绘画亦有相当造诣，颇得大千欢心。但随着时间推移，张大千逐渐发现山田委身于他，动机并不单纯。从此，他便断然拒绝儿女情长而彻底醒悟超脱，结束了这段情缘。

由于这个关系，大千曾赠送山田小姐多幅书画作品。仅近年在香港一次拍卖山田小姐珍藏大千作品就有7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大千先生采用特殊创作方式之唯一奇品。

刘海粟

“首创裸体写生，

曾给江青画 ‘裸体’ 油画?”

1911年，刘海粟16岁时，在父母包办下，让他和林姓富商的女儿林佳成婚，但刘海粟不肯与之同房，在蜜月时就离家去了上海去找自己的表妹杨守玉。

到上海后，刘海粟喜欢上籍贯宁波的17岁少女张韵士，张韵士是其美术学校的画模，随后两人结婚，这算是刘海粟的第二任妻子。1929年，刘海粟和张韵士赴法国，开始旅欧生涯。

中间为张韵士

1931年刘海粟和张韵士一起回国，这段时间，刘海粟和另外一个叫成家和(即成丰慧)女人产生了感情，成家和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办事果断善于交际。刘海粟评价她”较之一般的女孩子，她是很美的，不仅她的容颜和体型，风度、神韵皆美”。

成家和

张韵士对此并不吃惊，主动提出分手。1933年，刘海粟和成家和结婚，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随后，他携妻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行，刘海粟40岁时，成家和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抗战爆发后，刘海粟在南洋举办画展，疏于对妻子的关怀和看顾，夫妻关系产生裂痕，1943年，成家和离家出走，后两人离婚。

刘海粟和夏伊乔结婚照

1944年，刘海粟和南洋时收的年轻貌美女弟子夏伊乔结婚，这是他的第四任妻子，刘海粟称其为”恢复春天生机的人”，是”人间难得一知己”。夏伊乔善良贤惠，得知刘海粟的第二任妻子张韵士生活不便，无人照料，就把她接到家里住，张韵士晚年卧病不起，夏伊乔就喂她吃，帮她擦身洗脚，直到其去世。后刘海粟和夏伊乔相伴终老一生，刘海粟于1994年去世，享年98岁，夏伊乔2012年去世，享年96岁。

刘海粟首创男女同校，采用人体模特儿和旅行写生，曾被责骂为“艺术叛徒”。相传，刘海粟还曾给江青画过裸体画。据“刘海粟所带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简繁著《沧海》记载，刘海粟在1983年曾经回忆过。

刘海粟说：“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徐悲鸿

为爱私奔，为爱“负债”，

两度恋上学生，

情感纠葛的大半生!

徐悲鸿和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徐悲鸿一生中遭遇了三位女子(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在他的生命中擦出了爱情火花。

初恋是美好的，是冲动的，是纠葛的，也是最难忘的!

17岁时，她父亲蒋梅笙受聘来到复旦大学当教授，一家人搬到了上海。不久，家里总是出现一个衣着朴素笑容儒雅的青年——徐悲鸿。他闯进她家，给她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她始终懵懂无知，深深地爱慕和钦佩他。她就是蒋碧微——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在那个时候她还是叫蒋棠珍。

不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便与徐悲鸿一起私奔日本。私奔前，徐悲鸿专门刻了一对水晶戒指，分别刻着“悲鸿”和“碧微”，还把镌着“碧微”的戒指天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得意地回答，这是他未来太太的名字。

1926年，素描稿 《熟睡中的蒋碧薇》

1917年5月的一天夜里，趁着父母出门听戏不在家，她留下书信，立刻按照事先的安排来到了码头，和他一起搭乘了前往东京的客船。从此，活在世上的，不是“蒋棠珍”，而是“蒋碧微”。

追随他流浪了近十年，她无怨无悔!

此幅素描是徐悲鸿于1917年夏天在东京留学为蒋碧微所作

来到日本，除了身上的两千块钱，他们一无所有，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指的寄宿在日本的小房子里。她不讲究吃喝穿戴，忍受着人生地不熟和离家出走后对父母心存愧疚的双层精神压力，内心很是苦闷。为了不再给父母丢脸，一有中国人来家里做客，她就一个人躲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徐悲鸿画中的蒋碧微

此时的徐悲鸿，没有给予她丝毫精神安慰。他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日本的仿制原画，很快就把仅有的两千块花完了。不得已，同年11月，他们神色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可怜天下父母心，她父亲蒋梅笙不顾流言蜚语，亲自去查家登门道歉，退了亲，重新接纳了他们。他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过起衣食无忧的小日子。

《萧声》1926年作，油彩，39*80cm,

以蒋碧薇为模特，作于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

1919年，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徐悲鸿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官费名额。在法国的那段日子，一个人的官费两个人用，生活很是清苦，最穷时，他们只能喝白开水填饱肚子，但他们的感情却最为甜蜜。年轻貌美的她，从没有嫌弃他，自始至终陪伴在他左右。

再美的爱情，也会在冷漠中逐渐消耗 !

徐悲鸿画中的蒋碧微

从锦衣玉食的大小姐，到十年漂泊他国愁吃穿的穷太太，午夜梦回时，过去十年里的苦难艰辛，仍让她半夜惊醒。随着徐悲鸿名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忙，一天到晚很少见到人。

两个人的感情开始变得疏离。也许，和太有艺术才华的人在一起，就得承受说变就变的爱情。1930年，就在她在老家为先后去世的弟弟和姑妈料理后事时，徐悲鸿给她送了一封信：“碧微，你来南京吧，你再不来的话，我会爱上别人的。”

面对“小三”，她毫不留情地驱赶 !

徐悲鸿画中的蒋碧微

原来，徐悲鸿所谓的爱上的人是他班上的旁听生——孙韵君，后改名为孙多慈。当“接吻、绘画、打戒指”的一连串事情传到了蒋碧薇的耳中。她开始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她当众羞辱孙多慈，并向她发出离开徐悲鸿的最后通牒。她以激进的方式对徐悲鸿逼得越紧，徐悲鸿便向孙多慈靠近得越快。此后，徐悲鸿对孙多慈的追求开始公开化。

爱情都是自私的，蒋碧微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绝不容许自己的丈夫对别的女人心存爱恋。随后，在强烈的妒火和愤恨下，她开启了强悍的婚姻保卫战，在一连串干净利落的手段之下，徐悲鸿所谓的可能会爱上的人——孙韵君被她父母劝说离开了。可谁也没想到，1934年8月回到国内的她和徐悲鸿，居然分居了。

你对我无情无义，我也不会再爱你 !

徐悲鸿画中的蒋碧微

回到国内，徐悲鸿的名声更大了，可对她却更加冷漠，并一直对孙韵君恋恋不忘，为了赢得孙韵君父母的欢心，徐悲鸿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

看到报纸声明的那一刻，蒋碧微震惊得久久缓不过神来：从十八岁起和他一起浪迹天涯，为他生儿育女，她一直无怨无悔，没想到在他眼里，她和他的20年的夫妻情分竟然是同居关系!

你可以离开，但你必须给我道歉!

徐悲鸿画中的蒋碧微

后来，徐悲鸿得知孙韵君嫁人后，在国外辗转几年，向已避难到成都的她求和。蒋碧微还是决然地拒绝了他。不在乎自己的男人，她绝对不要，她要为自己而活。

1945年，徐悲鸿再次登报，与蒋碧微划清界限，最后两人经调解，与1945年12月31日签字离婚，徐悲鸿支付一百万、由她亲自挑选他的一百幅画和四十幅古画。不久，他就和廖静文结婚了。就此，纠缠二十多年的两人，再无瓜葛。

与孙多慈：师生之间未尽的情缘

1934年秋，孙多慈从天目山写生回来，画了一幅油画自画像。

孙多慈高中毕业，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落榜，做了徐悲鸿教授的旁听生。第一次见面，徐悲鸿面对这位17岁少女白皙的面容和忧郁的眼神心中一动。孙多慈见到徐悲鸿的感觉更是特别，她不仅没有感到紧张，甚至感到似曾相识和分外亲切。

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内秀外美，不仅绘画的感悟极好，而且性格温柔体贴。没多长时间，孙多慈就成为徐悲鸿画室的常客。更麻烦的是，徐悲鸿越来越想让孙多慈待在自己身边。 陪她爬山，带她赏月，给她起了新名字——多慈，还做了两枚镶有红豆的黄金戒指，分别题字“大慈”“大悲”。

后经蒋碧微的一连串“婚姻保卫战”，加上孙多慈的父母的劝说，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与廖静文：相濡以沫，一生守候!

1945年，徐悲鸿再次登报，与蒋碧微划清界限，他在《贵阳日报》上发表声明：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无干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这份声明发表的背后，是徐悲鸿为了追求由他的一个女学生，那个女生小他28岁，是由他亲自改名的廖静文。

徐悲鸿和廖静文母子

廖静文和徐悲鸿年龄相差28岁，曾经苦恋三年，他们虽然在一起生活了仅仅7年多的时间，但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最温暖、最安稳、最幸福的时光。

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带着一对儿女，痛苦而坚强地生活。不久，她把徐悲鸿地的所有遗作收集整理，将1000余幅字画和1000余件收藏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家，并且再次回到大学读书。

毕加索

“每劈一次腿，

就变一次画风!

被女人狠甩是 ‘活该’ ?”

“在我的心中，谁也不会占据真正重要的地位，对我来说，女人就像飘浮在阳光里的尘粒，只需挥动一下扫帚，它们就得飞出门外。”毕加索曾经这样说。在92年的生命历程中，毕加索创作了大量带有自传性质的自画像，同时把自己的妻子、情人、孩子和朋友们 等拉入作品中。他有着异常复杂的感情经历，先后有7位妻子或情人。

早期作品显露“情圣”苗头

《两姐妹》

毕加索早期的作品中其实就显露出了他作为一个情圣的苗头。1904年，年仅23岁的毕加索正式在巴黎蒙马特区的“洗衣舫”定居。他的作品《两姐妹》 就以在巴黎见到的贫困妇女为刻画对象。把妓女和修女画成两姐妹，表现出他对女人截然不同的看法，要么是圣母玛利亚，要么是妓女。他收藏着两幅小的裸体画， 一幅画上甚至写着这么一句：“当你有心想玩女人的时候就玩吧”。

洗衣舫收获第一份爱情

《亚威侬的少女》

也正是在“洗衣舫”，毕加索收获了第一份爱情。1904年的一个下午，暴雨突如其来，毕加索怀里抱着从雨中救下的小猫向画室走去，一个美丽的女人冲进洗衣舫。这个叫做费南德的女人成为毕加索的初恋，聪明、富于创造性的费南德对于毕加索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开始大片地使用粉红色，在与费南德同居的8年期间，毕加索完成了代表作《亚威侬的少女》。

在与费尔南德交往的同时，毕加索已在暗中与艾娃交往。1912年，毕加索开始在画中写上“我的小美人儿”字样，表达他对艾娃的爱。与费南德相比，艾娃娇小纤弱，柔情似水。她全心地爱着毕加索，对他绝对服从。这让深藏在毕加索内心深处的恐惧得到控制，变得温和了很多。毕加索总是像带着洋娃娃一样将艾娃带在身边，并于1913年带着她去西班牙见父母。

不久之后，艾娃病倒，不久后便去世。毕加索正是与情人艾娃在一起时，用拼贴的手法创作，逐渐发展出“综合式立体主义”等多元风格，但有关她的作品并不多。

频繁劈腿，感情生活风雨飘摇

《梦》

艾娃之后，毕加索的感情生活在频繁的“劈腿”中度过，你或许可以认为毕加索从来就没有专情过。

1916年，他开始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场景、服装与道具。随后，认识了出身高贵的俄罗斯美女欧嘉。少年时代的毕加索曾与一个女孩在科伦初恋时，因为出身而被拒绝，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毕加索迅速与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欧嘉结婚，而他也通过婚姻终于跻身贵族阶层。毕加索与保守而高傲的欧嘉没好上几年。1927年，毕加索在地铁站遇上了金发女郎玛丽·德蕾莎，并迅速被她那希腊式的鼻子、灰蓝色的眼睛和高高挺起的胸脯迷住了。

《手持尖刀的女子》

在这期间，毕加索用华丽的色彩，梦幻的调子画玛丽，而把“旧爱”欧嘉画得丑陋凶恶，就像是在诅咒一个魔鬼。“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上的一幅创作于1931年的《手持尖刀的女子》，主角是欧嘉。毕加索用夸张、扭曲的线条和大片流淌的鲜血，渲染他与欧嘉的婚姻带来的痛楚。

这个像希特勒的男人是毕加索。

毕加索常称她为格特鲁德，

而她称他为巴勃罗，充满了质朴的友爱与信任。

此时的毕加索正处于“蓝色时期”，画作都难以售出。

这个容易移情别恋的男人，不仅以他的艺术才情吸引着一个个自投罗网的女人，他也会在自己的画中为她们留上一笔。在《午夜巴黎》中，伍迪·艾伦就借斯坦因之口对这位浪荡的艺术家大加贬斥。

激情与荷尔蒙与生俱来：简直如神话

《花朵女人》

毕加索的感情生活何其不是一个“神话”，当他纠缠于三个女人中间时，他又迅速爱上了“第四者”，一个叫做方斯华的21岁女孩。就像以往每段爱情开始时一样， 毕加索与方斯华相恋后，为她画了大量肖像，并以《花朵女人》最为着名。1947年和1949年，毕加索与方斯华的儿子克劳德与女儿帕洛玛相继降生。此次展览中，《玩卡车的小孩》、《作画的克劳德、方斯华和帕洛玛》等塑造的就是方斯华和她的一双儿女。

《玩卡车的小孩》

与毕加索的前几位情人相比，方斯华极为聪明，还曾读过法律。方斯华全身心投入与毕加索的生活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毕加索“从未了解过她”，毕加索的爱只是占有，方斯华选择了离开，随后的 1964年，方斯华出版了《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一书，披露了毕加索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让毕加索极为恼火，他再三上诉，要求查禁，还纠集了40多名文艺界 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宣言。毕加索最终败诉。

遭受打击身心疲惫80岁回归家庭

即便与方斯华的失败恋情对毕加索打击巨大，当时已经73岁的他感到身心疲惫，但他无法忍受孤身一人的日子，在80岁生日之前，他与28岁的贾桂琳结婚，这是毕加索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毕加索感情生活的终结。

晚年的毕加索充斥着绝望和愤恨，此时，他已经不再需要风格，他的愤怒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格的主要元素。1965年11月，毕加索接受了胆囊和前列腺手术。在这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停止了荷尔蒙分泌的毕加索没有画过油画。

毕加索的多位妻子、情人都无法“善终”，玛丽·德蕾莎和贾桂琳选择了自杀，欧嘉濒临崩溃，朵拉·玛尔曾一度精神错乱。方斯华打破了这个“魔咒”，将近90岁的她不久前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毕加索永远在对他的女人们撒谎，为的是让她们顺从地围绕在自己身边。”

《格尔尼卡》

方斯华说：“《格尔尼卡》的作者不是一个天使，也许，普通人的伦理价值观并不适合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画家。”

达利

“25岁迷恋人妻，

奉为一生的女神!

称其一辈子最得意的成就!”

当下画家需要什么样的爱情，什么样的女人?达利给了我们答案：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这样定义自己：“我跟疯子的区别在于我没有疯。”在20世纪，达利绝对是一个神采奕奕的名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无理性的，疯狂的，时髦的艺术，当然这个名字还代表奇怪的胡须，瞠目结舌的造型，夸张无比的动作和渲染张扬的口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狂热的达利，一辈子却保持了只爱一个女人的神话，也许，对于他来说，创造出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可能，才是他一辈子最得意的成就。

1929年，25岁的达利遇到了自己为之一辈子疯狂的女人加拉。当时的达利，在家乡的海滩上为自己不断冒出来的疯狂念头大笑，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携妻子加拉走向了达利。这一次的见面，命运之神将加拉带到了达利身边。当晚，达利与加拉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谈话的结果是，加拉决定留下来，保罗独自黯然地离去。加拉的爱治好了他的歇斯底里，成为达利的创作源泉。

聪明的加拉不仅丰富了达利的艺术， 还把让达利搞得一团槽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教他如何穿衣服，如何在楼梯上行走时不致每走一步都摔倒，如何识别敌人，如何在吃饭时不往地上扔骨头。加拉知道他软弱无力，把他像牡蛎肉藏进硬壳之中，精心保护。

1982年，加拉离开人世，达利的创作也失去了灵感，健康也是每况愈下，如同丧失了羽翼的达利将自己关在一座城堡里，再也没有创作出一幅满意的作品，七年后，他死于心脏病和呼吸并发症。

也许，

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

会把他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

认识情感凝聚在形象身上。

正如贝多芬的名言：

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多情”的画家们，

或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或找到知己般彼此惺惺相惜;

或宣泄着自己孤独和忧郁，

用女人的形象在画布上

诉说自己的爱与激情……

栾书缶

《栾书缶》是栾书祭祀祖先时盛酒的用器，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及盖各有四环纽，纽作斜角云纹。自颈、肩及於上腹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盖内铸铭两行十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

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对传世的“栾书”青铜缶的年代和产地有所质疑，指出该器应定为楚式器物，而不是晋器。作器时间，有的认为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或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人认为应在战国时期。

1990年，欧燕先生撰写《栾书缶》，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指出这件器物的年代不能早到春秋中期，缶应该为战国楚器。同时，王冠英先生也不同意为栾书之说。专门研究楚国青铜器的刘彬徽先生，作了更详密的论证，基本认定这件器物为战国楚式器物。

李学勤先生在《栾书缶释疑》中，推测此缶是春秋时居住在晋楚之间的蛮族部族。蛮族部族被灭后，流落到楚国的蛮族后裔，就做了这件缶了。

铭文及拓片

释文：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

示意：正月季春中的正月表示夏正，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一月;季春为三月;畜孙即孝孙;也为虚词，但不是句末语气词;栾书为作器者。

错金相嵌铭文，始於春秋中期。错金铭文多见於兵器，铭文往往数字。象《栾书缶》这样长篇错金铭文，十分罕见。也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栾书缶》铭文十分精美，铭在器物显著的位置上，具有装饰作用，文字异体较多，字呈纵势，线条圆婉转，显得婀娜多姿。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可能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现在很多搞书法的人，不临帖也不读书，知《兰亭》不知手札，欣赏不了《祭侄文稿》也不待见黄庭坚行草…自称爱书法，却无视书论，以致用笔、结体、章法一知半解，“创作”书法时，只靠胆大、敢整;绞尽脑汁极力迎合低级趣味，花里胡哨，俗不可耐。

其实这些人不从本质上改变，想高雅也确实高雅不了，因为其修养、认知就在那个层次上。这种流于熟滥、庸俗，缺乏高雅情调的作品在网上可以说比比皆是。那么，这些非常低俗的人，写的字都有什么特点呢?下面咱就说一说：

1、死板

尤其楷、隶、篆，很多书者写的非常认真工整，咋一看，很正派，细看如美术字或印刷体一般，死板没有生气。因为他把点画当成个体去书写，忽略了点画之间、字之间的呼应关系，虽整齐却死气沉沉，没有神。真正的好书法是给人丰富的想象与回味。

2、随便

很多书者很少临帖，或者临帖只是抄书，没有悟到正确的笔法，书写总是率性而为，甚至把很多硬笔书写习惯带进毛笔字，或将楷书写快了就认为是行书，本质上不懂得换锋、使转，随便划拉。写出来的作品滑、浮，充满江湖气、俗气、莽夫气。

3、夸张

适度的夸张有利于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但一味的夸张作怪，就不妥了。很多书者，因为看过大书法家挥毫的视频，看到他们将某字的一笔拉长，觉得很有范，却没有理解为何要这样处理，于是只要写到类似的字就依葫芦画瓢的做夸张，导致作品张牙舞爪，一纸俗气。

4、颤抖

很多书者为了让写出的点画有苍茫的气息，或者是误解了碑帖的点画形态，书写是一味故意地的抖动，似乎苍茫有力，实为恶俗不堪。

5、花哨

尤其是近年来，各种展览的盛行，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变书法为设计(当然我不反对设计，好的章法字法都要经过书家经意或不经意的设计)，于是乎纸色五花八门，拼拼贴贴。也因此，近年来的展览偏向于简素，逐步摒弃以往拼贴的俗气和低级。

6、印多

古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因为众多人收藏过，常常盖满印章，并非作者本人所为。不排除这些众多的印章有时候反而增加 了作品古朴的气息。所以现代书家在写册页、书札类作品的时候也要盖上很多章，往往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一味的这样，例如在条幅、甚至中堂里这样为之，就有点奇怪了。

7、怪拙

书家有的追求朴拙的书风，但是，拙是要建立在巧的基础上的，古人说，学书先以不工求工，然后以工求不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现在有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追求所谓的拙朴，反而弄得怪气横生，就像一个成年少妇，硬要学少女状，实在俗气。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毛笔表现出来，并遵循一定法则书写而成的抽象文字艺术。书法艺术的形成过程，起初是书面记录文字的方式，慢慢随着个性化差异的体现，人们对书写的形式和内涵的要求不断提高，逐渐丰富、抽象、升华，形成了深邃的书法艺术，并不断发展创新。

近邻日本的书法有着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在日本，书法被称为“书道”，书写内容分为“汉字”“假名”“汉字假名”三个类别。其中，“汉字书法”一类，同我国一样，完全以汉字进行书写;“假名书法”则是以假名文字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日本特有的书道艺术;“汉字假名书法”是把汉字与日本的假名文字相结合而来的一种书写形式。三个类别密不可分，又相互独立，形成了日本书道艺术的特殊形式。

首先，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日本文部省发行了《学习指导要领》，作为总的指导和规划;从地方层面，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小学和初中开展基础“书写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认字和写出规范美观的字。其次，在高中则上升为“书道教育”，除了写出规范美观的字以外，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能够写出具有艺术性的字形来。最后，在大学里设有专门的书道专业，以及一些专门学校，也开设有书道专业，一般为2到3年。

另外，在社会中，书法教育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大大小小的书道专门教育团体，每年举办各种书法展览;此外，还有名家开办的“书塾”。这种从国家到地方，从具体的实用性为主的“书写教育”到艺术为主的“书道教育”，再到社会中自发形成的多种教育传播形式，多重模式的书法教育形式构成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对提高青少年的学习热情，加深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其次，从日本书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学生基本都是按照老师的“手本”来进行练习的，所以出现了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学生的字无论是从运笔以及结构，完全和老师的字一样，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个性化的发挥，使得书法艺术的丰富性受到限制。

此外，我们在参观日本各种书法展览的时候，会感觉到书写形式的单调。而我国，从古至今，书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我国每年举办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展览当中也能看出，对联、条幅、横卷、斗方等多种形式共存，而在日本的书法展览中，我们会看到纸张的大小通常是相同的，装裱的形式相似的，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相对单一和死板。因此，从书写形式的丰富性上来说，当然，目前我国书坛更加大胆的创作，形式多样的表现，更能够激发出书法艺术的活力，展现书法艺术的魅力。

日本在注重传承和普及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我国目前书法创作形式的创新探索也有其价值，以人为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传承和发展上找到平衡。

歪斜、松散、浓淡、开张…通过毛笔的提按，顿挫，缓急，节奏快慢而产生优美的韵律，通过点线，形式支配，左右上下的牵侧斜正，均衡，大小，错落，动静，收放，以动态的、静态的表达，显现出互相制约依存、映衬呼应、相生相克的“书道”的深意来，这是书法。

不懂什么叫书法之前，往往把写得工整，规矩，好看、漂亮的字，说成是书法，把写这些字的人，也就叫书法家，后来才明白书法和写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馆阁体一度盛行，最终淹没在历史中

那些字写得好的，很正规的，很好看的，还不一定能叫他为书法家，有的不过只是一个“书匠”，一个“写字匠”，所谓“教书匠”，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都只有躯壳，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字写得好，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脾性。所以不能成为“家”，而“家”与“匠”的最大区别正是这里。

印刷体不是书法，如果是的话，墙面宋体广告油漆工就是书法家了。所谓“家”是有自己思想的，“匠”是没有自己思想的，就像一个木匠一个瓦匠所为。他可以复制、重复，他是制造，但不是创造，而复制的只能叫科学，如那些铅字都可以复制，那些美术字也是可以成批复制，所以那些可以“化身千亿”的刻板的美术体字也不叫艺术，不叫书法，只有不可复制的才叫艺术。书法、绘画，特别是富有创造的、富有独特个性的东西才称得上“家”，“个性的东西就是美的”—罗丹的话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

怀素苦笋贴

可以复制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就是高科技的手机、电脑之类也是不值钱的，而如罗丹、凡高、毕加索的东西因无可复制，所以它才价值连城。一位哲人说：“能够永久保留的东西唯有艺术。”反过来说，唯有艺术的才会保留永久，不可复制的书法艺术和可以复制的写字匠区别正在于此。

我们看到不少字写得很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差劲的”，却倒是书法。而写得规规矩矩的字，很好看却不叫它书法，有人就不服气、不理解。写字和书法都要体现美感的，但境界是不同的，前者是实用美，后者是艺术美。书法是经过感情抒发，冲破“法”而获得意，而实用美虽然也有美，但要写得方正，齐平，左右均衡不越界格，这就有区别了，所以就是一个教写毛笔字的老师，他的毛笔字写得最好也不一定就是书法家，他只能算是一个“教书匠”。教书匠这个词是很形象的，教书的先生他一般不必有自己的思想，他要教育学生就按课本上规范的教。

苏轼书法是表意代表，是感情的宣泄

对写字好看不叫书法家，而字写有争议的，却叫他书法家，这种认识永远也不会被所有的人所共识。据说《常州晚报》的报头，由中国书法协会主席沈鹏所题，市民打电话写信的很多，都提出质疑，甚至有的还骂人，说用这样的字做报头，有损常州人的体面。后来不少人也慢慢接受了，但不接受的仍有，而且今后新看到的人还会说它的坏话。进入现代，书法是一门艺术，不是日常算数，不是普通话，不是家常菜。

王铎书法开创新纪元

还有一件事，能很直接地说明书法与写字之间的区别。常州的周子青写得一手好魏碑，我曾向老人家请教过，他曾亲手表演写字，那写魏碑的熟练程度真是出神入化，每个字都像是从魏碑抠下来的。过去，常州的店招牌十有八九是他写的，著名学者郑逸梅还专门为此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说这件事。但后来书法懂行的人都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写字匠”，到了他八十岁那年，他才得知别人在说他“写字匠”，于是开始有了变化。于是，我看他晚年写的“柴拖集团”四个招牌字，即是他在魏碑基础上大大变形了的，松散，不按比例，很有趣味，人们都称赞周子青的字到晚年才有书法味了，才有他率性的一面了。可惜他也不久就去世了，否则一定也会有别具一格的魏碑书法。可见书法家有别于写字匠。

但书法家还是从写字中产生出来的，无半点临池功夫，空中突然冒出一个书法家来的怪事也是没有的。

王羲之手札

书法的最高境界乃是对于法的高度熟练运用，即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若不经意，犹如练拳舞剑，在教练的时候照口诀有一招一式，等真的打起来就完全没有口诀了，全靠在运用中发挥，那时讲究的是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法无定法的风骨气质为上，妍美功用居下，以表达思想感情，理想，意趣，爱好的气韵为上。

赵孟頫手札

当然，书法必须依托汉字，如脱离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和点线的本质而进行表现，不能认为是中国书法。书法的表现不象绘画，雕塑那样摹拟物的外形，不象文学那样叙述故事，绘画是用“面”来构成(也用线)，而书法是由“线”来构成，它总是用线来表现情感，这是书法艺术最重要的美学特征。

书法和音乐有些相似之处，以旋律和音，节奏等效果来唤起美感，表达思想情感。音乐是无形之声，书法是有形之声。

书法创作主要创作什么?这是个大问题，其实所谓创作不是把线条的黑整得多么好，而是要把线条中间的白整得多好，所以在创作时，无论是在整体布局上，还是在局部的关连上，都要玩转空白的味道。这种空白，给人以空灵的美感、呼吸的顺畅和想像的空间，从而给人以特有的审美愉悦。

这种空白，不是艺术家的遗漏，而是有意的创造。这种“有意鼓捣出来的白”，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特征，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看到下面米芾手札，重点看空白：

图/米芾手札，信手拈来，写得空灵

中国书法“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计白当黑”。这一书法创作的金科玉律，可以在中国的老庄哲学中找到根源。在老庄哲学看来，一切对立的两极都相辅相成。在书法创作中，黑白相依，“有无相生”。所谓绝对的黑白、有无都是没有的。黑、有必须依白、无而存在，白、无一定依黑、有而显明。在书法创作中，线条的飞舞、徐行、方正、圆润等“有笔墨处”都很重要，处理好了都能给人以美感，因而要重视“有笔墨处”，重视“以黑统白”。

图/《伯远帖》，后人题跋也会讲究布白关系，

这是千百年书家们共同的默契

然而，正如古人所说的：“书在有笔墨处，书之妙在无笔墨处，有处仅存迹象，无处乃传神韵。”近代书画家黄宾虹也强调“知白守黑，得其玄妙，未易言语形容。”书法家林散之更明确指出：“字要写白的”;“字要有大小，主要是要有气”;“不能不贯气，气不畅，太老实。要大小、疏密结合”;要“乱中求干净，黑白要分明”;书法中要“紧处紧，空处空，在于得势”。从古至今，高明的书法家不仅在理论上重视空白，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坚持“以白统黑”，凭借娴熟的笔墨功夫，在创作时眼不看笔，注意力全在空白处，使全幅作品的空白处留得大小相间、疏密相间，从而使整幅作品黑白相间而又气脉贯通。

图/兰亭奖一等奖凌海涛的作品，注意看空白意趣

中国书法的空白，不仅使整幅作品给人以虚实相间的匀称感、节奏感，而且还给人以特有的愉悦。这种空白，像围棋中的“气眼”，使整盘棋富有了灵气和活力。这种空白，像房舍内的窗口，使观赏者透过窗口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无意中化解了胸中的压抑和窒闷，感到一种特有的舒坦、透灵。这种空白，在流通气息的同时尤其给人以想像的空间，使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阅历自由地想像那无字后的有字，笔断处的意连等等。正是由于这种空白，才使中国书法作品满足了人们生理的和心理的需要，才形成了它特有的审美价值。

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白”或“无”，不是消极的、绝对的、无生命的“白”或“无”，而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的“白”或“无”，是积极的、相对的，因而是充满无限内涵的“白”或“无”。这种“白”或“无”，由于满足了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而以不同的形式贯穿于中国艺术的各种形式之中。如中国画的空白云烟，音乐中的“弦外之音”，诗词中的“言外之意”，戏曲中的不设布景和故事情节的大段跳跃等等，都与中国书法一样，使人从无中看到有，从虚中看到实，从混沌中看到具体，从空白处看到无限的内涵，以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从而“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获得自由、充实而又多样化的审美愉悦。

图/黑龙江书协理事胡海峰作品，气息流畅

白，以其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的重要价值，要求艺术家要特别注意“鼓捣白”的技巧，要努力使线、墨及其组合变化充分展现书法的气、神、韵。书家不仅要始终注意使线、墨汇集为具有特色的“具象”及通篇有意味的“黑白分割”，而且要特别注意黑白分割处的虚处、无处、白处，即无墨痕处的“白”的醒豁和空灵。

注意，如果忽视通篇的“黑白分割”，如果不舍去部分“具象”而留白，就会使线、墨造成的种种“具象”充塞于画面;如果忽视线、墨断续之间布白的创造，如果悟不出线的盘绕和墨的浓淡、润燥的主旨在于妙造布白，就会使线一味地缠绕、碰撞，使墨一味地铺展、重叠，就势必使人感到拥挤压抑，心烦窒闷。这样，作品就不可能使欣赏者有任何审美愉悦，作品也不可能有任何艺术价值。

一个书法家很容易对自己心爱的书法痴迷。王铎也是若此，当他沉溺于对米芾的喜爱中，他竟然兴奋的夜不能寐。以下是王铎寄给李年的信札：

释文：

弟昨为米韩马墨迹夜怀不能寐，天明即繇泥泞访年兄，欲一快也。不意年兄今遣苍头持来，谓恐为燕石。弟展观方二行，辄欣喜欢爱，若对海岳，亲见其运腕走毫也。五百年物，兵火不相之而寿如是。迨毕二启，其笔神淡宕，鸟王金羽戏海以簸扬，飞龙变化生云喷风雨。忽入缕针小家箝法,恶足以拟议也。且留弟斋，饫观数日，以慰輖饥。令较书多方爱护，断不敢油腻亵此宝。乃题为燕石云乎哉。虽然弟不欣喜欢爱则已，既欣喜欢爱，能不嫉妬年兄乎!今夜弟怀如何，又恐不能寐。念一笑。

弟王铎顿首顿首 梅公李年兄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