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寳子碑 . 原刻. 曲靖 : 楊氏等, 東晉大亨4年(405)4月上旬. 拓本, 經摺裝, 墨紙尺寸: 23.3 x 11.8 cm. 淸末拓本. 書後有淸咸豐二年鄧爾恒刻跋. 碑石立於雲南南寧(今曲靖), 淸乾隆43年出土, 現立於雲南南寧(今曲靖)第一中學碑亭中. 書前襯葉有”堀越文庫”(Horikoshi bunko)印記.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1991, v. 2, p. 92. 增補校碑隨笔, 1981, p. 199. 善本碑帖錄
书法的工具，不消说，便是文房四宝了—-纸、墨、笔、砚。平常讲到四宝，总是说湖笔、徽墨、宣纸、歙砚。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从事于做那些工业，出产多，品质好，应用最普遍而著名的缘故。并非说国内除四地之外，不产纸墨笔砚。
初学写字，大楷用浅黄色的原书纸(七都纸)，小楷用毛边、竹帘或白关纸。总之，宁使毛些、黄糙些，不必求纯细、洁白，白报纸、有光纸等，均不相宜。至于水油纸，等于古代的所谓硬黄纸，那是摹写所用。废报纸可以拿来利用习榜书。初学字的毛病是滑，所以忌用光滑而不留笔、不吸墨的纸类。
我国书画家所用的纸，大别为生纸、熟纸两大类。生的纸，纸性吸墨;熟的纸，纸性不吸墨。普通所用白纸，因为出于安徽宣城，所以统称宣纸。其名目有六吉单宣、夹贡等，都属于生纸。煮硾、玉版则归入熟纸类。其它如冀北迁安县所出之迁安纸，有厚、有薄、有黄、有白。它的质料多棉，近高丽茧纸，俗名皮纸，亦名小高丽。北方人用厚的一种来糊窗，其实于书画皆相宜，不过质地稍粗而已。倘使把它改良了应用，一定很出色的。又福建纸极细洁，但较薄些，拿来写字作画也很好。就是因为交通关系，江南较少见，以上亦属于生纸。至于像蜡笺、粉笺、冷金笺、扇面纸等，矾过的或拖色的可统归为熟纸。熟纸光洁而多油，落笔前须经揩拭过。矾重的，往往毛得不吃墨。国外产品，如高丽纸，古名茧纸，拿来作书作画，落笔皆很舒服。坚韧经久，向来视为珍品。但现在出品的已不及从前。另有细薄的一种，从前用来印书的，现在已不见了。日本纸极有佳品，惟质地稍松脆，不经久，流通亦少。至于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笺纸，像唐代的薛涛笺、宋代的澄心堂纸、元代的罗文纸、明末的连七奏本大笺等，现在绝迹了(罗文、奏本市上所有，但纸质已非)。便是清代的各种仿古笺，现在也很少见到，颇是名贵。
书画家对于纸的考究，自与其他三种工具相同。倘使心手双畅，纸墨相发，兴会便亦不同。若不得佳纸，即使有好砚磨好墨，好笔好手，仍为之失色。《笔道通会》云：“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称，虽能书亦不能善。譬之快马行泥泽中，其能善乎?”孙过庭以“纸墨相发”为一合，“纸墨不称”为一乖。又曰：“得时不如得器”，可见其关系之重要了。墨的大别也为二类：一种是松烟;一种是油烟。普通的都是油烟，油烟墨书画都相宜。松烟墨仅宜于写字，但墨色虽深重却无光泽，并且一着了水容易渗化。科举时代用以写卷册，取其乌黑。自从海通之后，制墨都用洋烟，便是煤烟。制煤者贪价廉工省，粗制滥造，虽在初学者无妨采用，但品质粗下，实不宜书画。
古代制墨，每代都有名家。但到了现在，明以前的已不可见了。明代如程君房、方于鲁诸人的制墨，现在尚得看见，惟赝品每多。又古墨质虽好，倘使藏得不好，走胶或散断之后，重制亦便不佳。有些有古墨癖好的人，喜欢收藏，但自己既不是用墨的人，又不能“宝剑赠烈士”，只是等待其无用而已，实是可惜。目下乾隆时的好墨可应实用，颇为难得。至乾隆以前，保藏不好的已不堪应用了。
古墨坚致如玉，光彩如漆。辨别古墨的好坏，《墨经》上有几节论得很精：“凡墨色紫光为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渝者为贵，然忌胶光。古墨多有色无光者，以蒸湿败之，非古墨之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艳，泽而有渍，是谓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纸试墨，或以砚试之、以指甲试之皆不佳。凡墨击之，以辨其声。醇烟之墨，其声清响;杂烟之墨，其声重滞。若研之辨其声，细墨之声腻，粗墨之声粗。粗谓之打砚，腻谓之入研。
凡墨不贵轻，语曰:“煤贵轻，墨贵重”。今世人择墨贵轻，甚非。煤粗则轻、煤杂则轻、春胶则轻、胶伤水则轻、胶为湿所败则轻，惟醇烟、法胶、善药、良时，乃重而有体，有体乃能久远。
普通墨的最大坏处，是胶重和有砂钉。胶重滞笔，砂钉打砚。以光彩辨古墨好坏的方法，也可应用到市上较好的墨。还有一种辨别墨质的方法：用辨别墨质粗细的方法辨别好坏。便是磨过之后，干后看墨上有无细孔，孔细孔大，亦可分别它们的精粗。
磨墨用水，须取清洁新鲜的。磨时要慢，慢了就能细，正像炖菜时须用文火一样。古人论磨墨说：“重按轻推，徐徐盘旋”，又说：“磨墨如病”，真形容得很妙。
作书用墨，欧阳询云：“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但古人作书，没有不用浓墨的，不过不是绝浓。又宋代苏东坡用墨如糊，他说：“须湛湛如小儿睛乃佳”。明末的董思翁以画法用墨，那是用淡的，初写时气馥鲜妍，久了便黯然无色。不过他的得意作品，也没有不用浓墨的。行、草书的用墨与真书不同，孙过庭的《书谱》上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姜白石的《续书谱》上说：“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另一方面与笔势上也有关系。
笔的分类，大别可分为三类，即硬、软和适中。拿取材来说，在取用植物方面的有竹、棕和茅。在取用动物方面有：人类的须及胎发。兽类的有虎、熊、猩猩、鹿、马、羊、兔、狐狸、貂、狼等的毫毛，及猪鬃、鼠须。禽类方面的有鸡、鸭、鹅、雉、雀之毛。拿竹、棕、茅、须、发、鸡、鸭、鹅、雉、雀毛来制笔，都不过是作为好奇，或务为观美，既不适实用，自然也不会通行。所以讲到一般的笔材来源，只在兽毛了。软笔只有羊毫一种。除羊毫以外，虎、熊、猩猩、马、鹿、豕、狐狸、貂、狼等毫毛，及猪鬃、鼠须等都属于硬的一类。不硬不软的一类，便是羊毫和兔、狼等毫的一种混合制品。社会上一般所用的笔，大概不外乎羊、兔、狼毫三种，现将较为通用的各种兽毛分别说明如下：
熊毫：硬性次于兔毫，可写大字榜书。
马毫：只可制揸笔，写榜书用。
猪鬃：每根劈为三或四，可以写尺以外字。
兔毫：俗称紫毫，最大可写五六寸字。
鼠须：功用同兔毫，近代有此笔名，无此实物。其实即猫皮的脊毛。
狼毫：狼毫即俗称黄鼠狼的毛，大者可写一尺左右的字。
鹿毫：略同狼毫，微硬。
狐狸毫：《博物志》蒙恬造笔，狐狸毫为心，兔毛为副。
狸毛：唐书欧阳通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
羊毫：羊须亦制揸笔，只宜于榜书，爪锋书小字。
自唐以前，多用硬笔，取材狸、兔、狼、鼠。羊毫虽创始于唐，它的行盛，当始于宋代。
取兽毛的时节，必须在冬天。兽毛的产地，北方又胜于南方。因为冬腊的毛，正当壮盛时期。北方气候寒冷，地气高爽，故毛健而经用。南方多河沼，地卑气润，毛性柔弱易断。
“尖、齐、圆、健”，是笔的四德。制笔每代有名家，论制笔的，唐代有柳公权一帖，颇为扼要。包世臣记的《两笔工语》很精辟。
普通临习用笔，须开通十分之五、六，用过后必须洗涤。洗涤时，不可使未开通的十分之四、五着水，否则两次一用便开通了。一开通后腰部便没有力。用笔蘸墨的程度也不可太过，王右军云：“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则毫弱无力”。此说似乎笔须开得很少，但笔头少开也应该看写字的大小，若中、大楷一笔一蘸墨，决不可为训。若小楷蘸墨过饱，也不能作字，此中宜善为消息。
笔与纸的关系，不外是“强笔用弱纸，弱笔用强纸”两语，这是刚柔相济之理。就用笔的本身而论，我以为软笔用其硬，硬笔用其软，也是很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功力的。
作字用笔关系之大，我常比之将军骑马。若彼此不谙性情，笔不称手，如何得佳。米元章谓笔不称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捕物”，此颇善喻。
砚材有玉、石、陶、瓦、砖、瓷、澄泥等类，形式也不一而足。普通的都是石砚，石类中大别为二，一是端石，二是歙石。端石出广东端州，歙石出安徽歙县。玉、陶、瓦、砖各类，或系装饰，或系古董好玩，不切实用，现在不去说它。便是石类中的端石，好的既不多见，且很名贵。专门研究端石的，有吴兰修著的《端溪砚史》颇为详备。
我人用砚，既得备“细、润、发墨”四字条件的，不论端歙，总之已经是上品了。用砚必须每日洗涤，去其积墨败水，否则新磨的墨，既没有光彩，砚与笔也多有损害。洗砚须用冷水、清水拿莲房剥去了皮擦最妙，用海绵、丝瓜络亦好。
四宝之外，与学书最有关系的是九宫格。九宫格的创始在唐代，因为唐人作书是专讲法的。旧制九宫格的划法共八十一格，看了使人眼花。清代金坛蒋勉斋骥，重定九宫共三十六格，较为省便，纵横线条，又有变种，见下图：
蒋氏于撇捺的写法，另用加两斜线的方格，可名之为“个”字格。他有说明：“蓋下之字，左右宜乎均分，法界四方格作十字，以半斜界划两角。学者作蓋下字，撇与捺之意，俱在墨线上。如：会、合、金、舍等字，字头用意不离此法，自无过、不及之弊矣”。
近时社会上所用的九宫格，实比蒋氏重定的更为减省，一名小九宫，实可称为“井”字格。现将另一种通行之米字字格同录于下：
今人俞建华本蒋氏之法，再加减省，定为十六格，上下用二重斜线，最为进步。他对于蒋氏的批评及应用九宫格的意见，说得明白透彻，再好没有：“蒋氏之法虽较简便，但仍嫌其繁复。蓋写字之结构固应研究，然并无确切不移之法则。试取各家之书较之，此长而彼短者有之，此大而彼小者有之，各家不同，而俱不失为佳字。即使一人之书，前后亦不能一律，如兰亭“之”字，有十八个，而个个不同，极易变化之能事，古人反侈为美谈。由此可知，结构虽有普通之法则，无绝对之标准。若亦步亦趋，丝毫不可出入，则书法变为印板，既乏笔意，又无生趣，阻碍书法之进步，莫此为甚。今为初学者说法，仅使其知有规矩，使其知运规矩之方法则可矣。至其如何深造，如何成家，悉听其自己之探讨。如此，则庶不致汨没天才，而使天才豪迈之书家，不受束缚，不受压迫，自由发挥，其卓然成家，越过古人，不难也。较之拘拘为辕下羁中之驹，只能为古人之奴隶者，相去岂只天渊哉。今既不欲学者过受束缚，而又不欲学者过事奔放，而于初学之时能助其划平竖直，步入轨道者，爰本蒋氏之法再加省减，定为十六格，其格式如下：
此法不但可用于临摹字帖，更适于自书。初学笔划，每不知置于何处，且竖划不直，横划不平，配合不匀，左右不等。今用此格以写字，若稍加注意，则诸弊可免。例如：横划可照横格书之，竖划可照直格书之，斜划可照斜格书之，自能矫正其不平不直等之病。例如：“一”字可占当中一横划;“二”字可占上下二横划;“三”字、“五”字则可占上、中、下三横画，不但笔画可平，且配置亦易。“十”字适为中线之交点;“干”二横一竖、“王”三横一竖、“丰”字之上一笔斜度，亦易表明。至于“才”、“木”、“米”、“东”等字之撇捺可按下方之两对角线书之，则左右自易相等。“今”、“俞”之人字盖，可用上方之两对角线。“吝”、“琴”则可利用下方之二对角线。“日”、“月”、“目”、“耳”等窄长字则可只用两格。而“日”、“目”之短者，则只用中四格足矣，“口”、“曰”等扁小者亦然。“周”、“国”等方而大之字，则充满全格，其四周之笔，务须写在四周之格内。至于两拼相等之字，如“門”、“辅”、“願”、“林”则每半个字占两格，而以中线为界。“谢”、“树”等字三匀之字，则中字占中格，两旁之字占两旁之格。“鑾”、“需”等二段者，则以中横线为界。而三停之“章”、“意”、“素”、“累”等字，则每停占一格。至如写隶字，以隶字多扁，可省去上下两格。小篆则瘦长，可省左右两格。石鼓之方者如“
”、“
”等占满格。钟鼎之方者，如散氏盘之“
”，则用格长者。如颂鼎之“
”，王孙锺之“
”，甲骨之“
”，则只用中两格够了。由此类推，神而明之，可以应用于各种字体。
不过我们须注意一点：初学子弟，对于习字用纸，没有不知用九宫格的。但是他们的用九宫格纸却等于不用，因为他们的帖上并无九宫格，既无从对照，就失去了其效用。最好的方法可依所临字的大小，将九宫格画在玻璃上或明胶纸上，使用时将玻璃或明胶纸放在帖上，临一个字移动一个字，那就非常便利了。至于已有相当程度的人，于某字或屡写不得其结构者，觅古人佳样，亦可用此法取之。
爨龍顏碑 / 爨道慶撰. 原刻. 陸涼 : 爨氏, 南朝宋大明2年[458] 拓本, 線裝, 墨紙尺寸: 25 x 14.2 cm. 淸末拓本. 正書. 碑石在雲南省陸涼縣貞元堡. 書前襯葉有”堀越文庫”(Horikoshi bunko)印記.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1991, v. 2, p. 133. 增補校碑隨笔, 1981, p. 213. 善本碑帖錄, 1984, p. 56. 参见
现在讲到结构问题。结构就是讲点划、位置、多少、疏密、阴阳、动静、虚实、展促、顾盼、节奏、回折、垂缩、左右、偏中、出没、倚伏、牡牝、向背、推让、联络、藏露、起止、上下、仰覆、正变、开阖之次序，大小长短之类聚，必使呼应，往来有情。广义一点讲，关于行间章法，都可以包括在内。结构以一个字言，好比人面部的五官;以行间章法言，好比一个人的四肢百骸，举止语默。
我们看见五官有残疾或不端正的人，除了寄予同情之外，因为过于触目诧异，或者觉得可怕，或者觉得可笑。或者是因为他的猥琐、他的凶恶，使你觉得此人面目可憎。或者像破落户、有烟瘾的人，所穿垢腻且皱的绸袍子，把喉头的纽扣扣在肩膀上。或者像窭人暴富，欲伍缙绅，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处处不是。或者像壮士折臂、美人眇目。这与作字的无结构，不讲行间章法，所给予人的印象何异!从前《礼记》上说：“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作字不讲结构，也便是不成为书。
赵子昂云：“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不精，虽善犹恶;字形不妙，虽熟犹生。”冯钝吟云：“作字惟有用笔与结字。用笔在使尽笔势，然须收纵有度;结字在得其真态，然需映带均美。”是的，初学作字，先要懂得执笔，既然懂得了执笔，便应进一步懂得运用，运用懂得之后，然后再学习点划体制。扬雄说：“断木为棋，刓革为鞠，皆有法焉。”书法的神韵种种，在学者得之于心，而法度必须讲学。康有为说：“学者有序，必先能执笔，固也。至于作书，先从结构入，划平竖直，先求体方。次讲背向、往来、伸缩之势，字妥帖矣。次讲分行布白之章法，求之古碑，得各家结体章法，通其疏密、远近之故。求之各书法，得各家秘藏验方，知提顿方圆之用。浸淫久之，习作熟之，骨肉、气血、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
古人讲结构，往往混入于笔法，如陈绎曾的《翰林要诀》、无名氏的《书法三昧》、李溥光的《永字八法》等，实在是当时馆阁所尚，虽有精要处，而死法繁多，使人死于笔下，学者不去考究，何尝不能暗中相合。至于张怀瓘的《玉堂禁经》、李阳冰的《翰林密论》，比以上三种虽较高些，但徒立名目，越讲得多，越讲不完全，越使学者觉得繁难。王应电讲书法点划，分为十法，近人卓定谋别为九法，将我国所有各种字体、笔划基础归纳在内，然在普通应用，无甚关系。
这种说明，都是外状其形，内含实理。学者于临池中有了相当的功夫,然后方能够体会。
近人陈公哲，列七十二种基本笔画，颇为繁细，虽是死法，然于开悟初学，尚属切实可取。可以将其笔画与字样、举例对看一遍。
清蒋和的《书法正宗》，论点划殊为详尽，虽亦都属于死法，然初学者却都可以参考。其内容分：(甲)平划法，(乙)直划法，(丙)点法，(丁)撇法，(戊)捺法，(己)挑法，(庚)钩法，(辛)接笔法，(壬)笔意，(癸)字病。(字病于第七讲中引到。)
又王虚舟、蒋衡合辑的分部配合法，笔画结构取用欧、褚两家，可以参阅。
讲结构而先讲点划偏傍，正如文字学方面的先有部首一样。亦正是孙过庭所谓“积其点划，乃成其字”的意思。等点划、偏傍明白了，循序渐进，再配合结构。蒋和所著，大法颇备，学者正宜通其大意。
以上所举陈、蒋、王等所著的参考资料，在已有成就的书家看来，是幼稚的，或不尽相合的，但对初学入门者却是有用的。执死法者损天机，凡是艺术上所言的法，其实是一般的规律，一种规矩的运用，所以还必须变化。所以昔人论结构有“点不变谓之布棋，划不变谓之布算子，竖不变谓之束薪。”的话，学者所宜深思。
一个人穿衣服，不论衣服的质料好坏，穿上去都好看的人，人们便称之为有“衣架”。反之，质料尽管很好，穿上去总没有样子的，便称为没有衣架。有衣架和没有衣架是天生的，难以改造。至于字的间架不好，只要讲学，是有方法可以纠正的。汉初萧何论书势云：“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造于笔下。出没须有停优，开阖借于阴阳。”后汉蔡邕的《九势》中说：“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令左右回顾，无任节目孤露。”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云：“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欧阳询云：“字之点划，欲其相互接应。”又云：“字有形断而意连者，如：以、必、小、川、州、水、求之类是也。”孙过庭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 “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姜白石云：“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卢肇曰:“大凡点划不在拘之长短远近,但勿遏其势，俾令筋脉相连。” 项穆日：“书有体格，非学弗知。……初学之士，先立大体。横直安置，对待布白，务求其匀齐方正矣。然后定其筋骨，向背、往还、开合、联络，务求融达贯通也。次又尊其威仪，疾徐、进退、俯仰、屈伸，务求端庄温雅也。然后审其神情、战蹙、单叠、回带、翻藏、机轴、圆融、风度、洒落。或字余而势尽，或笔断而意连。平顺而凛锋芒，健劲而融圭角。引伸而触类，书之能事毕矣。”“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开阔长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而滞，如泥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又，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划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斜。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用笔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以斯数语，慎思笃行，未必能超人上乘，定可为卓焉名家矣。”
这些话都是在讲，学书先知点画结构,而后行间、章法、结构。虽亦有时代风气的不同，但是其大纲是可得而言的。欧阳询的三十六条结构法，大概是学欧书者之所订，便于初学，宜加体会。
明李淳整理前人所论，演为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每取四字为例，作论一道，颇足以启发学者。
隋代释子智果《心成颂》，其所言结构精要，多为后人所本，兹录后:
回展右肩：头顶长者向右展，宁、宣、壹、尚字是。
长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实、其、典字是，或谓个、彳、木、才之类。
峻拔一角：字方者抬右角，国、周、用字是。
潜虚半腹：划稍粗，于左右亦须著远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用、见、冈、月字是。
间开间阖：“無”字四点为上合下开，四竖为上开下合。
隔仰隔覆：“竝”字两隔，“畺”字三隔，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
回互留放：谓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而下放， “茶”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并放。
变换垂缩：谓两竖划，一垂一缩，“并”字右缩左垂,“斤”字左缩右垂是也。
繁则减除：王书“懸”字，虞书“毚”字，皆去下一点。
疏当补续：王书“神”字、“处”字皆加一点。
分若抵背：卅、册之类，皆须自立其抵背。鐘、王、虞、欧皆守之。
合如对目： “八”字、“州”字之类,皆须潜相瞩事。
孤单必大：一点一划，成其独立者是也。
重立仍促：昌、吕、爻、棗等字上小;林、棘、絲、羽等字左促;森、淼等字兼用之。
以侧映斜：撆为斜，磔为侧，交、欠、以、入之类是。
以斜附曲：谓“ㄑ”为曲，女、安、必、互之类是。
单精一字，力归自得，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盈虚视连行，妙在相承起伏，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违背也。
又清人蒋和之全字结构举例，集诸名家讲论，颇为明要，足资学者参考。
宋代姜白石《续书谱》所言，有关结构者：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划，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划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傍，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须与上齐，鸣、呼、喉、咙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须与下齐，和、扣等字是也。又如“宀”头须令覆其下,“走”、“辵”皆须能承其上。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为善。
疏密 书以疏为风神，密为老气。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魚”之四点，“畫”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为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
曾文正公曰：“体者，一字之结构。”今人张鸿来以势式、动定二者，分用笔、结字曰：“书之所谓势，乃指其动向而言，此用笔之事也;书之所谓式，乃指其定象言，结字之事也。”
但是，结构是书学上的方法，是艺术方面的技巧，而不是目的。换句话说，便是在书法上的成功，还有技巧以上的种种条件。举例说：文昌帝君、观音菩萨，装塑得五官端正，可以说无憾了，但是没有神气。如果作字在结构上没有问题了，而不求生动，则绝无神气，还不是和泥塑木雕无异?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正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所以古人在言结构之外，还要说：“字字需求生动，行行要有活法。”李之仪云：“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晁补之云：“学书在法，而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在胸中之所独得。”周显宗云：“规矩可以言传，神妙必繇悟入。”都是说明此理，在学问、艺术上说，一个“悟”字关系最大。书法方面的故事如：张旭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悟笔法;又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试问，舞剑器与担夫争道，于书法发生什么干系?诸位现在当有以语我。
书法应俱备的条件，不外乎神气、筋骨、血肉六个大字。三者之中，如果有一方面出现缺陷，作字便有毛病了。
神气二字，是有迹象可说的。譬如有病的人，他的精神气色，自然不会和健康者一样。书法上的神采气脉，亦一望而知。《书谱》上所说的“五乖”和“五合”，便是有病无病的根源。伪造古人墨迹，为何经法眼一看，便立辨真伪呢?原来，当他一心作伪的时候，心中有人，眼前有物，战战兢兢，惟恐失真。落墨动笔，气脉已经不贯，笔墨也不能像自运的随便，因此神采便没有了。书法上讲到神气，本来已是最高的一个阶段，这将在第九讲的《书髓》中谈到。
至于筋骨、血肉，那是有形质可指的，因为筋骨出于笔力，血肉出于水墨。一般毛病的发生，当然是由于不知执、使、转、用。而由于不识人家的毛病，或竟以丑为美，也是极普遍的现象。初学者欲明书病，如果一时难以辨明，可以从字页的背面求之。
由于不知执、使、转、用而来的毛病，昔贤早有举例，如蒋和所著《书法正宗》中所举：(癸)字病。字之有病，大家不免。初学不由规矩，往往满身疾病，不可救药。今兹所举，不过一斑，随时注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瑕疵既去，则完璧可期。
陈公哲的字病图说，分析归类，更为明白：
凡以上种种病态的由来，不外笔不正，锋不聚、锋不能逆入、用力不均、顿太重、过太滑、提太速、收太缓，自然有时也因受了用墨的影响。
从前，老前辈拿一部帖子去教子弟临写，往往在字旁边先圈好了朱圈，没有朱圈的字，便教子弟不必去临写。这种选字的工作是合理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大书家写的字，也未必个个是好的。同样理由，一个大文豪的文章，或者是一个大诗人的诗，也未必是篇篇都好、首首精采。不过一般老前辈的选字，都注意在结构方面，而忽略了某一家的根本毛病。譬如颜字，宝盖横折点势太重，好像一个人后脑勺上生了一个瘤;一捺的顿后提笔抽笔太快，好像从前老太太的金莲，加上现代摩登女子高跟鞋的后跟;一划的收笔顿笔也太重;一竖钩的回驻势太足。柳字三点水的三点，点势过分拉长，好像世俗所传明太祖画像的下巴。
李后主讥鲁公书为“田舍翁”。米襄阳云：“颜、柳挑踢，为后世恶札之祖。”又笑不善学颜者的笔墨，称之为“厚皮馒头”。赵孟頫云：“鲁公之正，其流也俗;诚悬之劲，其弊也寒。”黄山谷说：“肥字须要有骨，瘦字须要有肉。古人学书，学其二处;今人学书，肥瘦皆病，又常偏得其人丑恶处。如今人作颜体，乃其可慨然者。”这些话，都是着颜、柳字本身和学者的弊病。世俗不善学颜书的，一般的现象是写的臃肿、秽浊，正如麻疯、丐子;不善学柳书的，写得出牙布爪，亦是一股寒乞相。这都是学者过分地强调了颜、柳体的特点和弊病的缘故。在笔意方面讲也是如此，颜、柳字的“向”，意本来已经够明显的了，而学颜、柳者又莫不加以强调和奉承――我上面所谈的“不识人家的毛病”，正是指这等地方，而学者却误以为惟其如此，才见得是颜、柳体。于是学颜字的成“呆字”;学柳字的成“瘤字”，正是认丑为美。黄山谷所以“慨然者”，也正是因为“偏得其人丑恶处”吧。
再拿米芾的字来说，米作竖钩，往往用背意，努势也很过分，“挺胸凸肚”，力用到了笔外，正所谓近于“鼓努为力，标置成体。”于是便见得一股剑拔弩张之气，而学米者却每每又先得此种习气。《海岳名言》云：“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那么，米字得那种毛病，根据他自己得话来讲，恐怕便是“苦生怒”的证候。又，用指力者，笔力必困弱，欲卧纸上，势实为之，苏字有偃笔之病，正坐于此。现在，再举一些古人所论到的字病。
张怀瓘云：“支体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棱角且形。况复无体象，神貌昏懵，气候蔑然，以浓为华者，书之困也。是日病甚，宜毒药攻之。” 又云：“书亦须用圆转，顺其天理，若辄成棱角，是乃病也，岂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无迹。”又云：“棱角者，书之弊薄也;脂肉者，书之滓秽也。婴斯疾弊，须访良医，涤荡心胸，除其烦愦。”
姜白石云：“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魚之四点，畫之九划，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
董思翁曰：“善用笔者清劲;不善用笔者浓浊。”
丰道生曰：“今人所喜效而习之者，或云笔墨老硬，或云行间整媚，或云用笔鲜浓。殊不知，老硬者古所谓怒张倾仄，非盛德君子之容也。整媚者，古所谓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也。鲜浓者，古所谓无筋无力者，谓之墨猪也。然则今人之所喜，皆古人之所恶;古人之所忌，乃今人之所趋。古今不同，如昼夜寒暑之相反，岂不信然。”
讲到一般俗眼――当然是指未闻书道者，或者是一知半解者，他们有时倒未必是以丑为美，实在是因为功力未到，艺术方面缺乏修养。于是指纤弱为秀美，粗犷为气魄，浮滑为活泼，轻佻为潇散，草率为流丽，装缀为功夫，板滞为规矩，歪斜为姿态，枯蹇为老结。殊不知秀美非纤弱，气魄非粗犷，活泼非浮滑，潇散非轻佻，流丽非草率，功夫非装缀，规矩非板滞，姿态非歪斜，老结非枯蹇。若请我临床处方，那么，我将取筋骨医纤弱，取稳秀医粗犷，取沉着医浮滑，取端厚医轻佻，取谨严医草率，取闲雅洒脱医装缀，取生动勇决医板滞，取平实安详医歪斜，取遒润清洁医枯蹇。
俗眼不知字病，那自不必说。但所谓“通识”者，也真不容易呢!现举引《书谱》中一节：“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者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诸位看了，恐怕也不免要笑。其它与字病有关的，我于第三讲的执笔问题、第五讲的运笔问题，及前一讲的结构问题中都已讲到过，诸位如已记不起，可细心在讲义中再翻一翻。
此外，作字的笔划先后有误，亦是病源之一。学者不明于此，容易成为习惯。这种落笔先后的错误，俗名叫做“左丑”，现在采录昔人所举，为初学者容易失误处列于后，请学者参考，便于自行纠正。
我在第一讲的书法约言中，已约略谈到了我国的书法史――书体的变迁。又因为站在实用的立场上，和初学书法的基本而言，所以历次所讲的，都是正楷，也兼带行书。本人对于篆、隶二种书法的观念，认为纯属美术，不是一般的应用。即论它的应用范围，也极为狭隘，几乎全在装饰方面，譬如题签、引首、篆刻、题额等等，平时一般人是用不到的。梁·庾肩吾倣班固《古今人表》作《书品论》，集工草、隶(今正楷)者一百二十八人品为九例。以“草正疏通，专行于世”，故于诸体不复兼论。他对于篆、隶二体说：“信无味之奇珍，非趋时之急务。”本人的态度也正是如此。自然，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浓厚的兴趣，欲求旁通复贯，当然去研究。如果因为要表示做一个书家，必须精通四体，好像摆百货摊，要样样货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劝诸位正不必贪多。一个人成为书家，能精正、行二体已是了不得，若是贪多，便易患俗语所说的“猪头肉块块不精”的毛病了。诸位看古今社会上所讲的“精工四体”者，究竟有那一体有他的独到之处?《书谱》云：“元常专工于隶书(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见有一专长，已是很不容易了。右军书圣，流传下来的也仅见真、行、草呢。说到这里，本人更有一种偏见，从来写篆、隶字的，不论对联、屏、轴等等，年月及上下款，也都是写正、行的。写篆、隶的书家，因为他的正、行功夫总比较欠缺，加上篆、隶二体与正、行的用笔、结体不同，在一张纸面上看起来，就大有不调和之感。现实社会上的风雅者，求人书篆联、草联，还要请加跋，用正、行译写联中句子，为书家者也漫应之，颇为有趣。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书学上对于学书，向来有二个不同的主张，像学诗、古文辞一样。一是主张顺下，便是依照书体的变迁入手，先学篆而隶而分而正;一是主张先学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隶、篆。二者之外，也有圆通先生发表折衷的见解说：学正楷从隶书入手。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学诗、古文辞，顺流而下的主张是不错的、科学的;但书学方面的三种主张，似乎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实际上却都是无须的。因为这几种书体，除了历史关系之外，在用笔和结体上就很不相同。学书既因实用，而以楷正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至于最后一种说法，如果学者欲求摆脱干录、经生、馆阁一般的俗气，以及唐人过分整齐划一而来的流弊，进求气息的高洁雅驯，那么，隶、楷的消息较近，这种说法还具有二、三分理由。清代有一个好古的学者，平时作书写信，概用篆书，以为作现在的楷正是不恭敬。(其书札见昭代名人册牍)写给小辈或僕辈的乃用隶书，真可谓是食古不化。孙过庭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赵瓯北讥当时一辈，力事复古的文学者说：文字的起源是象形八卦。“然则千古文章，一画足矣。”真可谓快人快语。
本人为一般的旨趣，实用为尚。因此，本讲虽标题书体，而所讲的仅限于真、行、草三种。孙过庭云：“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行、草的关系，原为密切，草书虽非初学的急务，但就因为关系的密切来讲，不能不连带同讲。
(一)真书
真书，便是正楷书。今人言小楷书，便是昔人所言小真书。真、正二字，异名同实，原是通用的。初学正楷书，宜从大字入手。若从小楷入手，将来写字，便恐不能大。昔人言小字可令展为方丈，这是说要写得宽绰，原因是一般学者的通病，为拘歛而不开展。其实大小字的用笔、气势、结构是不同的，我们看看市上所流行的黄庭经放大本，对比一下便可明白，小字是不能放大的。
初学根基，为何先务正楷?为何正楷不容易学?古人颇有论列。
张怀瓘云：“夫学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能至，其最难也。”
张敬玄云：“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若不先学真书，便学纵体为宗主，后却学正体，难成矣。”
欧阳修云：“善为书者，以正楷为难，而正楷又以小字为难。”
蔡君谟云：“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
苏东坡云：“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又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又曰：“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能莊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
宋高宗云：“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创，俨立廊庙。草则腾姣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所以锺、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又云：“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于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余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
曹勋云：“学书之法，先须楷法严正。”
黄希先云：“学书先务正楷，端正匀停，而后破体。”
欲工行、草，先工正楷，自是不易之道。因为行、草用笔，源出于楷正。唐代以草书得名的张旭，他的正书《郎官石柱记》，精深拔俗，正是一个好例。学真书，本人主张由隋唐人入手，其理由已在第一讲谈过。但唐人学书，过于论法度，其弊易流于俗。而初学书，又不能不从规矩入。那末，于得失之处，学者不可不知。兹节録姜白石论书：“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録字书》是其证也。矧歐、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復魏、晋飘逸之气。”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東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划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
姜白石这些话，并不是高论，而是学真书的最高境界。眼高手低的清代包慎伯，他是舌灿莲花的书评家。所论有极精妙处，也颇有玄谈。他论十三行章法：“似祖携小孙行长巷中”甚为妙喻。元代赵松雪的书法，功力极深，不愧为一代名家，其影响直到明代末年。推崇他的人，说他突过唐、宋，直接晋人。但他的最大短处，是过于平顺而熟而俗，绝无俊逸之气。又如明代人的小楷，不能说它不精，可是没有逸韵。
我国的书法，衰于赵、董，坏于馆阁。查考它的病原，总是囿于一个“法”字，所以，结果是忸怩局促，无地自容。右军云：“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划耳。”学者由规矩入手，必须留意体势和气息，此等议论，不可不加注意。学者的先务真书，我常将此比作作诗作文。有才气的，在先必务为恣肆，但恣肆的结果，总是犯规越矩。故又必须能入规矩法度。既经规矩和法度的陶铸，而后来的恣肆，学力已到，方是真才。同样，画家作没骨花卉，必须由双钩出身，然后落笔，胸有成竹，其轮廓部位超乎象外，得其神采，得其圜中。孙过庭云：“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学成规矩，老不如少，初学于正楷没有功夫，便是根基没有打好。
(二)行书
行书不正不草，介乎于真、草之间。是变真、以便于挥运的一种书体。魏初有锺、胡两家为行书法，俱学于刘徳昇，而锺氏稍异。锺是锺(繇)元常，胡是胡昭，胡书不传，但有胡肥锺瘦之说。今所传锺书，传为王羲之所临。前人有把它再拆为几种的，如：“行楷”、“行草”、“藳行”之类。行楷是指行书偏多于楷正的意思，如王右军的《兰亭序》，大令的《保母志》，以及《圣教序》、《与福寺碑》等等。(其它集王都比较差)。行草是指行书偏多于草法的意思，如阁帖及大观帖中的《廿二日帖》、《四月廿三日帖》及《追寻伤悼帖》等等。整部帖中，要分别清楚哪一部是行草，哪一部是行楷，有时就比较困难。比如上述例举的行楷和行草帖中，其中说是行楷的，却有几个字或一、二行是行草;说是行草的，倒有几个字至一、二行是行楷的。还请学者在分别时注意。所谓“藳行”，是指藳氏的一种行书，如颜鲁公的《争座位》、《三表》、《祭姪稿》等等，但三种都统称为行书。
行书作者，自须首推王右军、谢安石，大令为次。作品除前列举者外，表章尺牍都见于诸阁帖中。实在说来，晋朝一代作者都是极好的。王氏门中，如操之、焕之、凝之，其他如王珣、王珉都不凡。晋以来，宋、齐、梁、陈、隋各朝，气息也很好。直到唐朝，便感到与前不同了。唐人行书，唐太宗要算特出的书家了。其余一般来讲，都很精熟，但缺乏逸韵，这当然也是受到尚法的影响。但是比起楷正来，已比较能脱离拘束。颜鲁公的尺牍如：《蔡明远》、《马病》、《鹿脯》诸帖，比较他的正楷有味得多。柳诚悬也是如此。其他如欧阳询、李北海所写的帖，都是妙迹。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秀丽非凡。褚河南的《枯树赋》，为有名的剧迹。然此二帖，大有米颠作伪可能。写尺牍与其它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板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行书要稳秀清洁，风神潇散，决不可草率。宋、元、明人尺牍少可观者，原因有几种：一是作行书过于草率从事;二是务为侧媚，赵子昂、文徵明、祝枝山、董思白等为甚;三是不讲行间章法。到清代人，尤无足观。
行书的极则，不消说是晋人。阁帖中所保存、流传者亦不少。古人没有专门论行书的文字，所见到的，都附带于论真、草二体中。
(三)草书：
草书分长草和今草两种。章草源出于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草创之义，所以称草。用笔实兼篆、隶意思。《晋书·卫瓘传》中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可见这一种草书的产生，是先于楷行、今草。今草一方面为章草之捷;一方面又由楷行酝酿而来，因此用笔与章草有所不同。现在社会上一般讲的草书，就是指后一种的今草。
右军有草圣之名，他的草书剧迹，当推十七帖。但晋贤草书可以说都很好。学草书不入晋人之室，不可谓之能。学草书的初步，先务研究、辨别其偏旁。世俗所传的《草诀歌》、《千字文》、《草字彚》，都是为学草的帮助。草书的点划，其多少、长短、屈折，略有出入，便变成另一个字，所以有俗谚：“草字脱了脚，仙人猜勿着。”于右任等选订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苦心孤诣，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综汇古今法帖，名贤手泽，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以建立草书之标准。昔人所谓妙理，至此，可于此书平易得之，裨补学者非浅。
草书的流行范围，在当时也只限于士大夫阶级，并不普遍。直到现在，草书和篆、隶一样，纯属一种非应用的书体。讲到它的写法，孙过庭曾云：“真以点划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划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伯英不真，而点划狼籍;元常不草，使转纵横。”又云：“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便。”这几句话说得极精。包慎伯的诠释：“蓋点划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则谓之无使转;使转力求姿态，易入偏软，偏软则谓之无点划。其致则殊途同归，其词则互文见意，不必泥别真草也。”也说得很明白。姜白石云：“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孙、姜两人以真明草，以草明真的说法，都极为精要。本来写草字的难，就难在不失法度。一方面要讲笔势飞动;一方面仍须像作真书那样的谨严。黄山谷云：“草法欲左规右矩。”宋高宗云：“草书之法，昔人用以趋急速而务简易，删难省繁，损複为单，诚非仓史之蹟。但习书之余，以精神之运，识思超妙，使点划不失真为尚。”草书精熟之后才能够快，但是这个快字，在时间方面如此说，若在运笔方面讲，正须“能速不速”方才到家。什么叫能速不速呢?便是古人的所谓“留”，和所谓的“涩”，作草用笔，能留得住才好。后汉蔡琰述石室神授笔势云：“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诸位应悟得作草书的要点正在于此。
学楷正由隋、唐入手，但草书决不可由唐人的“狂草”入手。唐人的狂草不足为训，正如隶书的不可为训一样。诸位或许要问，为什么唐人的狂草不足学呢?妇孺皆知，鼎鼎大名的张旭、怀素，不正是唐人草书大家么?我说正是指这一类草字不足取法。世俗所称的“连绵草”和“狂草”，这二位便是代表作家。黄伯思说：“草之狂怪，乃书之下者，因陋就浅，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处，蓋与从心者契妙，宁可与不踰矩义之哉。”姜白石云：“自唐以前，都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划处皆重，非点划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赵寒山说：“晋人行草不多引，锋前引则后必断，前断则后可引，一字数断者有之。后世狂草，浑身纒以丝索，或连篇数字不绝者，谓之精炼可耳，不成雅道。”赵孟頫云：“晋贤草体，虚澹潇散，此为最妙。至唐旭、素方作连绵之笔，此黄伯思、简齐、尧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见烂然如籐缠着，为草书之妙，晋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潇散为胜耳。”诸家的论草书见解都颇为纯正。近人郑苏戡，他虽不能写草书，但颇能欣赏，颇解草法。他有两句诗说：“作书莫作草，怀素尤为历。”可谓概乎言之。又有诗云：“草书初学患不熟，久之稍熟患不生。裁能成字已受缚，欲解此缚嗟谁能。”这些话颇有识度：后两句是指俗见入手的错误;前两句是关于草书生熟的说法。能草书者，或反而不知道这一点，却被他冷眼窥破了。因为书法太熟了之后，便容易变成甜，一甜便俗。唐人的草书可算极精熟，但气味却不好，原因就是不能够生。不说草，说楷、行罢，赵松雪的书法，功夫颇深，但守法不变，正是患上了熟而俗的毛病。拿绘画来说，也是如此。画得太多了，最好让他冷一冷，歇歇手。
关于草书，想到一句古话：“匆匆不及作草”，诸位也许听到过。因为断句不同，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一句读，意思是作草书不是马马虎虎的，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来不及写草字;一是到“及”字一断，“作草”二字别成一小句。那意思是说，因为时间匆匆来不及写楷正，所以写草字。两说都通。正像《四杰传》里，祝枝山所撰“今年正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的贴门上的句子一样。如果断成“今年正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贴在门上，不闹笑话么?断句不同，意思全异。那么“匆匆不及作草”这句话，究竟怎样理解才对呢?我觉得把两种解释，统一起来认识草书，是比较妥当的。宋高宗反对前一种解释，他说草书应“知矢发机，霆不暇撃，电不及飞，皆造极而言创始之意也。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他说的是草的本旨，原是不错的;但作一句读的“匆匆不及作草”，说来虽确乎过份，但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你们看学草书的人，有时也往往随便得过份，过份强调了草书的快，因而往往一辈子竟写不好。一般学草字的毛病，便在于能“疾”而不能“涩”。写草字正须笔轻而能沉，进而能涩，方能免于浮滑。这是第一种解释有道理的地方。孙过庭云：“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反效迟重。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论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夫心闲手敏，难以兼通者焉。”其论中肯之至。
关于草书入手，姜白石指示后学有几句话：“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此说最为纯正。
总而言之，作字不论正、行、草，先要放胆，求平正开展而须笔笔精细，贵恣肆而尤尚雅驯。得笔势，重意味，贵生动，忌板滞。凡平实、安详、谨严、沉着、端厚、稳秀、清洁、潇散、飘逸种种，都是书之美点;凡纤弱、粗狂、浮滑、轻佻、草率、装缀、狂俗，一切都必须除恶务尽。初学应从凝重、难涩入手，切忌故作古老。
学无止境，书学下功夫亦无止境。杨子云说：“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学书也要大开眼界，要欲博而守之。务约而博，由博返约，那么，将来的成功，决非所谓“小就”了。
韓仁碑 . 原刻. 荥陽 : s.n., 東漢熹平4年[175]11月30日 拓本, 經摺裝, 墨紙尺寸: 23.8 x 12 cm. 淸末拓本. 書前襯葉有”堀越文庫”(Horikoshi bunko)印記.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1991, v. 1, p. 166. 增補校碑隨笔, 1981, p. 113-115. 善本碑帖錄
我经过相当时间的推敲和思考，决定用“书髓”二字来包举本讲。因为在这一讲里所要谈的，可以说是书学上的最高修养，比较抽象，古人也不大把它分析、讲明。正如孙过庭所谓：“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又云：“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这在初学者听来，或者以为同书法不甚相关;对于引證古人的议论，或者感觉会很平凡，或者是感到不容易领会。其实呢，到是千真万确，妙而非玄。现在为了诸位易于明了起见，提纲挈领，在本讲总题之下，先总的、概括地谈一谈。
大概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韻、气味四项条件。那么，四项条件的因成是什么呢?阐述如下：
(一)心境：心境要闲静。如何会闲静呢?由于胸无凝滞，无名利心。换句话说，便是没有与世争衡、传之不朽的存心――不单单是没有杂事、杂念打扰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境界。心缘静而得坚，心坚而后得劲健。临池之际，心境关系可真不小。《书谱》以“神怡务闲”为五合之首;“心遽体留”为五乖之首。又说：“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锺、张而尚工。”这是到了极闲静的境界，才能如此。
(二)性情：性情要灵和。缘何得灵和呢?讲到灵字，便联想到一个“空”字。譬如锺鼓，因为它是空的，所以才能响;如果是实心的话，敲起来便不灵了。和字的解释是顺、是谐、是不坚不柔，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性情的空灵，是以心境的闲静为前题的。心境的能够闲静，犹如钟鼓，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书谱》以“感惠徇知”为一合;一“意违势屈”为一乖。又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讃》则意涉环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歎。”又云：“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历，而风规自远。”性情和书法的关系如此。
(三)神韻：神韻由于胸襟。胸襟须恬澹、高旷。恬澹高旷的人，独往独来，能够不把得失毁誉扰其心曲，自舒机轴，从容不迫，肆应裕如。我们可以想像诸葛武侯，他羽扇纶巾的风度如何?王猛扪蝨而谈的风度如何?王逸少东床袒腹的风度如何?神韻又是从无所谓而为来的。宋元君解衣槃礴，叹为是真画士;而孙过庭以“偶然欲书”为一合;“情怠手阑”为一乖，其故可思。有人说：神韻是譬如一个人的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大致果然不错，但那个可观可度，我看正不免见得矜持，还不够形容一个人的逸韻。譬如馆阁体的好手，不能说不是可观可度，然而终不是书家，因为其中有功名两个字。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所以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也就是因为胸中不着功名两字。
(四)气味：其为由于人品。人品是什么?如忠、孝、节、义、高洁、隐逸、清廉、耿介、仁慈、朴厚之类都是。古人说：“书者如也。”又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个如字，正是说如其为人。晋人风尚潇散飘逸，当时的书法也便是这个气味。鲁公忠义，大节凛然，他的书法，正见得堂堂正正，如正士立朝堂模样。太白好神仙、好剑、好侠，诗酒不羁，他的书法也很豪逸清奇。本来，一种艺术的成功，都各有作者的面目和特点。面目和特点之所以不同，这是因为各个作品，有各人的个性融合在内。试看，同是师法王羲之，为何歐、虞、褚、薛的面目，自成其为歐、虞、褚、薛呢?孙过庭云：“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人的人品，无论忠义、隐逸、耿介等等，莫不反映到他的书法上去。读书人首务立品，写字也先要人品，有了人品，书法的气味便好，也越为世人珍贵。
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学识不进。现试言：
(一)学识与心境的关系：孩子们初学执笔，写成功几个字，便喜欢听大人们称赞一声“好”。艺术家如果不脱离这种心理，常常要人道好，这就糟了。为什么糟呢?是因为他名利心太重的缘故。请设想一下，如果张三说他极好，李四说他不好，他还来不及辨别对方是什么人，他们的话有什么价值，而只是希望李四能改变主意，也说他好，结果又来了个王五，批评他某一点不好，你想，这样他的心境如何能闲静呢。
(二)学识和性情的关系：天下事事物物，万有不齐;各人的性情，自然像各人的面孔一样，也大有不同。对于书法来讲，也是如此。历代大家，各有面目，各有千秋。如果甲说锺王字好，乙说颜柳字好，于是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成见在胸，入主出奴，由辩论、笔战而相骂起来。结果去就质于一位学爨宝子的丙，那岂非笑话。本来颜、柳书虽有习气，但不能掩其好处。自己不能静观体会，缘何便可一笔抹杀。所以学问深，则意气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学问深者，必善于倾听客观的分析、各种不同见解;善于吸收各家精华，也必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和闲静的心境。
(三)学识和神韻的关系：学问高者，见多识广，心胸高旷，独来独往。因为心中毫无杂念，毫无与世争衡之心，书画诗文，其气息必超脱尘俗，潇散飘逸，神采清奇。否则“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庸人誉之，便自以为有余;一庸人毁之，便自以为不足。”得失劳心，真是何必!也使人觉得可笑。“见富贵而生谄容，遇贫贱而生骄态。”其实，他的富贵于我何加;他的贫贱于我何损，这只能显露了自己的胸襟和人格。即如拿王逸少的胸襟来讲，他所以“袒腹东床”，那时候，他正觉得大丈夫不拘小节，何患无妻，天热乐得舒舒服服。一方面看了他的弟兄辈，一个个衣冠整齐，一副矜持模样，目的原是想讨郗家小姐做老婆!眼前来的，又不知是谁的未来的丈人峯，未免心中要暗好笑呢!
(四)学识与人品的关系：识由学而高，学又因识而进，二者是有相互密切联系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由于学识。“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好。”这也是由于学识。有些人不能说是没有学问，但为何他偏干不忠不义的勾当呢?那是由于不能分别义、利，于是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归根结底，他原是并没有得到圣贤的真学问，因此便无定识，而影响到他的人格。有些人学古人的书法，偏先学到他的恶习，有毛病的地方。这是好而不能知其恶，是由于不学以致无识，而以醜为美，影响到书品。宋代书家苏、黄、米、蔡，据说这个蔡原是蔡京，但是后人因为蔡京人格有问题，不配和其他三家並称，所以配上了一个蔡襄。元代赵子昂，本来是宋朝宗室，国亡之后，还做异族大官，这于人格上就有问题了。所以虽然他的书法功夫不仅好，也够漂亮，但总觉得是浮滑一路，骨子差了。明末清初的王觉斯，天分真高，笔力比文徵明一辈强得多，《擬山園帖》的摹古功夫，更可见他的学力。但他自己面目的书法，粗乱得很。他又为宦官魏忠贤写生祠碑，于是人家便看不起他了。讲书法关系到人品，或以为不是“在艺言艺”的态度，但我以上所讲的，即以艺术至上的立场而合到人品，我想，这並不离题。至于一辈嗜古的收藏家，珍贵新莽的泉货、蔡京的《党人碑》、秦桧的书札，那是历史保存的意义，在我看来，倒不单单是好奇与物稀为贵。
以上所言，实在是卑无高论，但与书道联系之处，各位可以隅反。现在将古代书家所论到的，有关四项修养的话摘录于后，供诸位参考。
蔡邕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意恣情然后书之，若绾闲务，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沈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云间按：“如对至尊”尚是眼前有人，心中有人，非是。)
黄象论书云：“须得精毫佳纸之外，犹曰：‘如逸预之余手，调适而意佳娱，正可以小展。’”
王羲之曰：“凡书贵乎沉静。”
王僧虔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
欧阳询曰：“莹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
虞世南曰：“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视也。为目有止限，由执字体也。既有质滞，为目所视，远近不同。如水在方圆，岂由乎水?且笔妙喻水，方圆喻字，所视则同，远近则异。故明执字体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传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闲，神应思彻，又同鼓琴轮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
孙过庭云：“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唐太宗曰：“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
苏东坡曰：“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黄山谷曰：“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又云：“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
米南宫曰：“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晁補之云：“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虞集曰：“譬诸人之耳、目、口、鼻之形虽同，而神气不一，衣冠带履之具同而容止则殊。”
梁山舟曰：“写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自有势。”
曾文正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书亦如之。”又曰：“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眉目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韻胜。”
郝经曰：“客气忘虑，扑灭消驰，澹然无欲，修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知，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復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
孔孟论学，必先博学详说。上面所引前贤精要议论，无非在说明心境、性情、神韻、气味四项，惟或是说到其一、二种，或是笼统全说着，总之在同学们能细心体验。
王羲之《佛遗教经》
此帖但看其书。款曰“永和十二年”，时《佛遗教》之译者鸠摩罗什师年方舞勺①，未必天赐如此。又此帖之书江风晋酒，清逸难掩。细究笔触，又劲健内含，如对北沙掠南②之长吁。人生五味，佛教以无常观之、持戒容之，开多少境界;墨中五色，若闻知古道奉与、时风寄与，更内外清新。《佛遗教经》由智慧阅世之坎坷，告天下离苦以捷要。于禅宗山茶猛棒之未盛前，淡淡然，道得此融雪新芳之感人时。“灭苦智慧”，在持戒摄念，在“寂静无为”。非如此，不能有静生万物之通达。
灭苦智慧逢春木，寂静无为造化行。水火风雷成贝叶，池塘点滴印丹青。临此帖，尤须内里着力。汉魏用笔，多捻转滚拖，腴而厚，朴而冲;若之池影相映，辉光朦胧。两晋用笔，喜剔挑游掠，矫而妍，健而遒;若之月华指物，微风明朗。隋唐用笔，含推揉顿挫，端而雅，寓而深，若之春秋递繁，百啭其声。宋元以降，则腾挪铺纵，声音莫测而意味频更;一人学古，便举为万家所宗，一笔霜白，却仍作少年之愁。又何不自学古人、深究至理，与些浮光略影纠缠，笔下郁结，心头亦不得要。经云：解愁离苦，要在静而持摄。书亦同。精研之外，内里劲捷而外锋平和，是此帖发力处。字在肥瘦之间，出自知识晓矣、运转熟矣，非是扭捏其捧心蹙眉可为之者。
注释：
①舞勺：指十三岁至十五岁。
②北沙掠南：借指北朝的文化渗透南方。掠，表示被动的渗透。
王羲之小楷《佛遗教经》(局部)
相关链接：
赵钧《金石林时地考》四库本：语云：大字莫过《瘗鹤铭》，小字莫过《遗教经》。相传俱为右军书，缘其笔法遒媚故也。《瘗鹤铭》陶弘景书，《遗教经》唐释道常书也。余得宋拓一帙，剥蚀处有之，宋元及国初数人题跋，真奇物也。又得完好一帙，似赵子昂临，俱袁尚宝忠彻家物。近见吴人刻之以射利者，竟不知何人书。要之，不曾见此二种也。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本：传为右军书，后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山阴王羲之书”款，或是唐人写经，伪称王右军书。见明拓本，最佳为缪文子旧藏，今藏北京图书馆。
明万历刻《墨池堂帖》刻入。又见章草书本，明初刻，款为孙过庭书，小字很精，真伪难定。后道光丙午无锡华延黻跋，孔者吾刻。此伪刻新旧拓本较少。
杨震方《碑帖叙录》上海古籍社本：小楷，传为王羲之书，宋欧阳修疑为唐写经生作。但现流传者“世民”二字不缺笔，恐非唐人之作，但也有为唐释道秀所书。明章藻刻入《墨池堂帖》，末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一行，系后人所加。
王学岭临书脞语(二十一)
心远而清。
东坡居士论曰：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心气冲和为上，散乱为下。骨力合度为得，鲁莽为失。意蕴出新为佳，泥古为朽。山谷作论，力求出尘拔俗。意须在笔先，言必集群长。心不用杂，字中藏笔，是书有神之要路。唯心意闲淡，祛除排叠，乃擅诸体之妙境。心神与之技艺，内澄与之外涤，须得双管，方是文章。东坡尤以身端行正为意之主，气息宽厚从容，嫌厌险刻乖戾。是北海莫测雄茫后之简淡出岩岫，并山谷分光掣雾，冲腾散怀，皆为以风神做气象示人。吐气发声，内蕴周天。笔使腕转，赋色雕形，则如歌啸回响之衬托。
王学岭 楷书诗题读王羲之《佛遗教经帖》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