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文人书法”的提法,我想大约从“文人画”一说过渡而来。说起文人画,我想起一位早逝的大师陈衡恪(师曾)先生,五四时期,他高标文人画的大纛,结社布展,译文撰述,其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开一代之风气。多年之后,傅雷先生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也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陈师曾在其自撰《文人画之价值》中,归结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毫无疑问,此“四要素”若是移至“文人书法”上来,应该说也是相当适用的。

陈衡恪是诗书画印的全才,他曾说:“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这一点,他如实道来,似乎不如齐白石“滑头”,齐说起自己“诗书画印”的排名时,好像是“诗第一”,“画最次之”,让人怎么看也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陈衡恪将自己的“诗词”置于最末,而于书法,则提也未提,想必还应在“诗词”之后了。

2a要论起陈衡恪的诗词书法,其实他都有不俗之功力,这和他早年的家庭熏陶是无法割开的。我们都知道,陈衡恪出身江西义宁(今称修水)的诗书世家,其父祖皆一代硕儒,文史大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在晚清时期领导了颇有影响的湖南新政;父亲陈三立,清末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三弟陈寅恪,更是中国的史学大师,被誉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加之陈衡恪本人以及其次子、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封怀,一家四代出了五位杰出人物,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故被称之为“陈门五杰”。修水至今也有个“五杰广场”,就是以陈氏家族为豪。顺便再说一句,在我们的《辞海》中,仅义宁陈氏一家,就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了条目,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即便“三曹”、“三苏”也只能在人数上屈居其次了。

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余父辄以夸示宾客,忘其为溺爱也。”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又受业于湘潭周大烈,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结婚后又从岳父范肯堂学汉隶、魏碑及行楷。范肯堂乃南通名儒,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在这些名师指导下,加之其聪颖好学,刻苦钻研,青少年时期就已艺事大进,于诗词书画印诸艺,皆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后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与鲁迅朝夕相处,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师范博物科继续深造。其时与正在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的李叔同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在书画、诗词、篆刻等方面都有同好,于是相交颇契。

归国后,陈恰又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两人意趣相合,交往甚密,那段时期里,“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时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书画碑拓等。应该说,鲁迅对陈衡恪的书画印章还是颇为看重的,他最初翻译的那本《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了陈衡恪书写。在今天鲁迅所存有并不太多的书画藏品中,仅陈衡恪一人的作品,就有十五件之多(九幅国画、六枚印章)。1933年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对陈衡恪的画作了很高的评价:“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尽管陈衡恪的书画印章,受吴昌硕的影响很大,但鲁迅对陈的推重似乎更大于吴,这或许也说明鲁迅更喜欢文人笔墨中“笔简意饶”的书卷气吧。周作人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也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一点,周氏兄弟的观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

陈衡恪的书法宗汉魏六朝,上溯钟鼎、甲骨、石鼓、秦权,下逮汉隶、晋唐行楷等,几乎无所不能。他的字和他的印章在风格上颇为统一,都有醇厚的气息,且风神秀逸,苍劲朴茂。据说他作书喜用狼毫秃颖,故线条苍老刚健有雄浑之气。人皆谓陈衡恪的书法中,篆隶最强,而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个性书风的,还是他的行草书。我读他一些书札尺牍,以及于山水花草小品上的行草题跋,线条厚拙但写得轻巧简练,自然磊落,有时也不乏带点烂漫天真之气。通篇观之则灵动鲜活、生气勃然。而其篆隶书法,则深受缶老的影响,尤其是石鼓文。当然相比较而言,陈氏书法结体平实,用笔含蓄收敛,没有缶老作书的夸张与霸气。

3a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陈衡恪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当年他所作的《北京风俗人物画》,用速写与漫画的形式,揭露出当时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其手法之新奇,意境之独特,可谓前所未有。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被人誉为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但丰先生立即给予了纠正,说“中国漫画”的真正开创者应为陈师曾,尽管1915年发表《北京风俗人物画》时还未被冠之于“漫画”之名,但这却是中国的漫画之始。另外,众所周知的关于艺术大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故事,也就是齐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而获得了成功。陈衡恪在一首《题齐濒生画册》诗中,最后就有这样两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当时齐白石的画比较拘泥,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遇上了陈衡恪的鼓励和帮助,才走出了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难怪白石老人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也曾感慨地说:“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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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吾自画,何必求同?”陈衡恪以此金针度人,也代表了他自己的艺术观。只可惜,就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艺术造诣的天才美术家,却天年不永,在他四十八岁的艺术创作黄金之际,却因继母病故奔丧时不幸染上伤寒而一病不起。陈衡恪之死,在北京艺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有几句话评语甚高,他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又称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因为陈衡恪有“朽道人”、“朽者”之别号,故吴昌硕也挽词曰“朽者不朽!”

世事难料,往往自称“朽者”者,却反而“不朽”。

1a王羲之的二指单钩法。[东晋]顾恺之《斫琴图》(局部)

王羲之怎么抓毛笔?“二指禅”!

南博专家得出有趣结论:二指“单钩”写毛笔字最漂亮,五指握笔法赶紧丢了吧

如何正确拿笔是每个初学书画人的必修课。历史上最会用笔的人非“书圣”、“画圣”莫属,他们是如何执笔的呢?近日,南京博物院重点项目“中国历代执笔研究”正式完成,专家在数百幅古画中,整理出国人执笔的变迁。专家还发现,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吴道子可能玩的都是“二指禅”。

汉朝人拿毛笔,如同攥着拳头:

2a握管式的执笔法。[东汉]《仓颉》(局部)

以手指接触笔杆的数量来加以区分,如“二指”、“三指”、“四指”、“五指”,同时看无名指、小拇指是否悬空,又有单钩、双钩之分,如“二指单钩”,可谓变幻无穷。“中国历代执笔研究”项目负责人、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庄天明在收集大量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历代执笔特征,发现各个时期,中国人拿笔的方式各不相同。比如以方正雄浑著称的汉隶,汉朝人在书写这种字体时,拿笔的方式颇为“粗线条”——笔头朝下,整个手掌握住笔杆,像攥着拳头,被称为“握管法”。

“以往汉朝人拿笔方法一直是个谜,做课题时,我们通过直接史料——汉代画像石上找到了当时人们拿笔的画面。”庄天明介绍,大量石刻表明“握管法”在东汉非常流行。比如山东临沂画像石上,仓颉执笔就是握管法。据此推测,当时为了使用与推广这种执笔方法,便将造字之祖的执笔方式亦想象与定格为握管之法,以示握管法为古统和正统。

三根手指拿毛笔最流行,二指最佳:

3a庄天明认为最值得学习的三指法。([北齐]杨子华《校书图》之一,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庄天明发现,晋唐至五代主要流行的是二指与三指单钩式的执笔方法;宋代虽以单钩式执笔为主,但双钩执笔法渐兴,至元代单钩法与双钩法已呈并行的趋势;明代虽仍采用单钩法,然主要流行的已是三指双钩式的执笔法;清代出现单钩、双钩、四指、回腕等执笔法多元并存的局面。

“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人始终用两三根手指拿毛笔,清代才出现四指。”

庄天明介绍,全世界范围内最为普遍的方法是三指执笔法,即是以大拇指、食指与中指合执的方法,这也是现代我国硬笔书写采用的方法。但这种方式还不是最佳的。

大名鼎鼎的王羲之怎么拿笔?与他同时代的大画家顾恺之所绘的《斫琴图》中,人物执笔清楚显示为二指单钩;而宋代梁楷的《王右军书扇图》中王羲之的执笔方式也是二指单钩法。庄天明介绍,二指执笔法其实是一种以食指为主、以大拇指为辅的执笔方法,是一种最简单灵活的执笔方法。庄天明原先用三指法,练习二指单钩法数月后发现“笔不但不掉了,笔与指的敏感性与灵活性凸显出来。”

4a《执笔的流变》作者庄天明

5a市民在观看南京博物院艺术馆一楼展厅里的“执笔的流变——历代执笔图像汇展”。

今天我们五指拿笔有什么问题?

6a庄天明认为应摒弃这样的五指法。

再将时光拉回到现在。很多人童年学习毛笔字的时候,都用的是“五指执笔法”,也就是五根手指都与笔杆接触。

庄天明研究发现,五指执笔历史很短,仅50多年。他认为,是近现代配有五指执笔图像的书法基础教材的陆续发行;同时,人们写毛笔字由悬腕书写改成腕臂枕桌书写,五指法才成为了主流。

庄天明认为,普遍流行于现代的五指执笔法,其缺点尤为明显。“简言之就是复杂而繁难,死板而不方便。”他表示,现在教孩子们学习书法,应该尽早放弃五指法,相对于虽然效果最佳,但难度最大的二指法,教给孩子三指法比较合适。

7a世界最早的执笔

8a唐代的执笔

9a宋代的执笔

10a晋代的执笔

11a南北朝的执笔

12a五代的执笔

13a顾恺之的执笔

14王羲之执笔图15

1a《姨母帖》,行楷,载原裁于唐人摹《万岁通天帖》。硬黄纸本。纵26.3厘米,横53.8厘米, 藏辽宁博物馆。《万岁通天帖》又名《王氏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是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家物,内收王氏家族二十八人法书。王方庆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6)上进武则天,武命人临摹后将原本又赐还王方庆。现存《万岁通天帖》为摹本,包括王羲之、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七人共十帖。此帖钩填技术极其精妙,可谓“下真迹一等。”董其昌曾称此帖“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

此帖曾摹刻于《戏鱼堂》、《真赏斋》等丛贴。现存王羲之的字面貌不尽相同,大凡有流便和古质两种,《姨母帖》属于后者.杨守敏说:“观此一帖,右军亦以古拙胜,知不专尚姿致。”此类作品可能是他早期所写,其结字和用笔都还存有较浓厚的隶书笔意,和现在出土的晋代简牍帛书有相近之处。如“一”“十”“痛”等字中的横画,隶书的笔意都很明显;“痛”“日”“何”等字的转折处都较生拗峭拔,并残存横式。这些都是隶书笔势孑遗。另外笔画质朴凝重,出笔入笔比较自然,不像唐以后那样强调一笔三折。这些都使此幅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华的艺术魅力。还有一幅《行穰帖》和此帖比较接近。

笔法新变端倪——《姨母帖》

作为千古书圣的王羲之,其不朽的地位往往与《兰亭序》相关。但《兰亭序》已是新变后的体式,其实并不能反映王书“承古开新”的创变轨迹。在几乎所有右军遗迹(摹本或刻本)中,《姨母帖》要数最能表明右军创变过程的书作了。

一、古意犹存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代。

虽然史书记载,汉张芝、魏钟繇等前代书家已在书法创新方面取得成就(如传张芝《冠军帖》已为新体草书),但值得可信的手迹流传微乎其微,而且,考古发现的大量的楼兰文书让我们明白东晋书体大多依然旧意浓重,与右军新体在体貌上迥然有别。我们固不能否认当时的书家已在有意无意地作着新变的尝试,但要说真正成功者,当首推王羲之。

《姨母帖》作为王书早期的代表作,其古意自然十分明显。我们姑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姨母帖》的古意。 一是用笔、体式存有旧体笔意。所谓旧体笔意,指自秦汉(甚或更早)以来日常所写隶或草书所有随笔而出的书写习惯,少提按,但不乏力感,尤以汉简书最明显。后来的草书或楷书以保存隶书笔意为古意。这是从形式上对古意的理解。

二是透过这种旧体笔意而有的纯朴、自然、真率的审美特性。

孙过庭《书谱》有“古质而今妍”语,虽语对钟张与羲献而言,但其中含义之别,不难理解。

而把这句话用在《姨母帖》与《兰亭序》上,笔者以为也极为贴切。 《姨母帖》遗存率意的旧体用笔见有多处,如首行“十一月十”、“日”、“之”字捺脚、“顿”左部;第二行“顿”、“顷”、“通”底捺;第三行“姨”、“痛”左竖,“摧”左竖及右“佳”、“剥”末笔、“情”字“月”部;第四行“何”等;第五行“羲”字“”笔,等等。其结字宽博,字与字之间连带不多,这些都是旧体所有的特性,尤为隶意所有的特性。

不过,《姨母帖》所有的古意,与逸笔草草的汉简或楼兰文书等已有明显不同。王羲之在率意之中间,有含蓄、凝重的感觉,使此作在格调上高出了许多。二、新法伊始 何以《姨母帖》率意之中得凝重,或许与其尝始新的用笔法有关。 我们先来作一些对比:首行“一”、“十”、“三”,第二行“首”,第三行“痛”横画写法各不相同,有以旧法者,有以新法入旧法者,有较完整的新法者。“十”横为完全的旧法,但以率笔为之;“一”、“首”横为隶法,起笔藏锋且先左下后回锋向右;“三”底横也用藏锋,但似有新意;“痛”横则为较明显的新法。以旧法率意者线质虽实却平(“十”),若不以羲之的功力,或可能流于轻滑;以旧法隶意者线质温厚圆实,较耐看;以新法入旧法者既得形态之美,又不乏蕴实;纯粹新法者易流于形式。从意识上看,东晋时代文札多率意,羲之能在率意中间入有意,以致线质不趋流俗,故尔有凝重感。倘使不具备藏逆而任笔为体,《姨母帖》恐怕难有这种深沉的魅力。

三、结字宽和、章法自然

《姨母帖》在王书中显得特别,最直接的原因是其结字的外拓。倘我们不知此为王书,则极有可能与颜书相混淆(或许颜真卿从此书中获得启示?)。此作首行“日”、“羲”、“顿”;第二行“首”、“顷”;第三行“衣”,第四行“何”,第五行“次”体态几与颜书无异。惟用笔有所不同,故《姨母帖》比颜书更见古意。 早期王书的这种宽博或与隶书有一定关联。隶变使篆之修长为扁方,其势变纵势为横势,故隶字多得宽博之态。东晋时刻石文字仍为粗实宽厚一路的隶楷(如《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夫妇墓志》等),可以想见当时手书的体势也一定带有隶书痕迹(事实上确实如此)。《姨母帖》作为王书早期作品,存遗隶书体势也当属自然中事。

不过,与一般的文札不同的是,王书此作的宽博已然具有了某种关系———字与字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排列。从一般意义上讲,隶书多关注单字结构,其上下字的关系不作更多考虑;一般从隶变入的手书也多属随意列带,较少理论的思考。《姨母帖》则无论从行的关系或字的关系都恰到好处:既非紧张的咬合,又不是散落无序。每字大小看似相似,实则各有所变。如首行“之”字成分裂状,恰好给“羲”及“顿”之茂密提供了空隙;第三行“哀”字重写符号“∶”的空白则由第四行“奈何”之间的连带补实。

从行势上看,王书后来的跌宕转接已在此作中见出端倪,主要表现在第五行:“塞”、“不”势斜向右,“次”之“ノ”使其扭向

左,“王”接上势,“羲”“”笔又侧向右,“之”又回向左。

《姨母帖》线质的凝重、结字的宽和、章法的自然而有序及新法的始萌使其既超然于时代之上,而又不失时代所有的古质与纯朴,这或许正是此作作为承古开新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四、新、旧交变的书写技巧

尽管从王羲之的角度讲,新、旧笔法的交替是自然而然的事,其间并没有“夹生”的感觉,但对于后人,若想得到他这种有意无意的转接,却并非是件易事。

其中相关的技巧有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对旧体笔法与结字有基本的了解与实践。如对隶书笔法与结构的体会,对章草笔法与结构的体会及对俗体书的体会等等。

二是对新变后的笔法的认识。

王书新变后的笔法,在其后几帖中已见完整,但因手札多行间带草,所以要体会羲之新法,最好莫过《兰亭序》、《集王书圣教序》及《何如帖》等行书。新法比于旧法,最明显处,是提按分明,节奏外显,转带起迄明朗,尤多牵丝细笔,笔画粗细变化丰富。试比较同字新旧笔法的不同表现。

三是对新、旧笔法的融合。

既得新笔法的体念,又懂得旧笔法,才能有将新旧笔法融合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仍旧筑基在熟能生巧上,若仅仅只是两种笔法的凑合,无疑会使线条及结构变得生硬。而且,懂得新笔法者往往排斥旧法,善用旧法者又难于体验新笔法的精致。所谓古朴而精微,便是新旧法交合而生的一种美感。譬如说:《姨母帖》“十”字以旧法,但行笔的稳实却有一种走向精微的趋势;首行“之”字末笔,爽而缓,既似旧法,也似新法;“塞”看似用新法,但古意绵绵……依笔者体会,以新法而不尖刻,以旧法而不荒率,入笔藏露相生,用笔迟速得宜,收笔稳而自然,方为新旧笔法融合的妙策。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 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在明末以书画名重海内。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许多作品行中带草,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 董其昌学识渊博,精通禅理,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画禅室随笔》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

董其昌:笔下不敢耍,怎出好书法?《试笔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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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书罗汉赞等书卷(又名试笔帖)纸本 纵31.1厘米 横631.3 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吴镇草书《心经卷》,这个气势常人还是难以达到吧!

1a 2a 3a 4a吴镇《心经卷》,草书。

吴镇书法多见于题画,《心经卷》是其传世的唯一草书作品,此卷草书之冷隽清逸如料峭云崖之老梅干枝,给人以超拨苍秀的美感。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尝自署梅道人。吴镇终年七十五岁。

吴镇长住魏塘,深居简出。吴镇于六十八岁【至正七年(1347)】侨寓嘉兴春波门外(今嘉兴市城区)春波客舍,专写墨竹。时与友人会于精严寺僧舍,心仪佛门,始自称“梅沙弥”。四年后回到魏塘,殁前自选生圹,自书碑文:“梅花和尚之塔”。墓在今梅花庵侧。

祖名吴泽,字伯常,南宋时从汴梁(河南开封)移家至嘉兴,定居浙江嘉兴魏塘(今浙江嘉善魏塘)。吴镇年少好剑术,成年后与其兄吴瑱同受业于毗陵(今江苏武进)柳天骥学习易经,自此韬光养晦,讲天人性命之学,坚持高尚志气,不与众人和同,贯通儒、道、释三教,达生知命。为人抗简孤洁,一生清贫,高自标青,隐居不仕,与达官贵人很少往来。曾在村塾中教书,钱塘等地卖卜。

十八九岁开始学画,年轻时游历杭州,吴兴,饱览太湖风光。开眼界,长见识,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启迪了他创作灵感。

张大千、黄宾虹等人在吴镇墓前合影其工诗文书法,绘画题材多为渔父、古木、竹石之类,善画山水、梅花。草书学巩光,山水师法董源、巨然而又独出机杼,以雄强笔法辅以丰富墨法,自有一种苍茫沉郁、古厚纯朴之气。精写竹,师李衎,晚年则专写墨竹。墨竹宗文同,为文同后又一大家。善于用墨,淋漓雄厚,为元人之冠。兼工墨花,亦能写真。同以竹掩其画,镇以画掩其竹。其画虽势不能夺,唯以佳纸笔投之,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诗词风格简劲奇拔,感情真挚,常以比兴自吐胸臆,接近陶潜诗风,外示平淡而内实郁愤。书法能结合王羲之和怀素之长而自具面目。每作画往往题诗文于其上,或行或草,墨沈淋漓,诗、书、画相映成趣,时人号为“三绝”。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与王蒙、黄公望、倪瓒齐名,并称为元四家。

梅花庵相传吴镇本与盛懋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盛画者甚众,而吴之门阒然。妻子颇笑之。曰:“二十年后不复尔。”后果如其言。

吴镇事迹收录于《画史会要》、《清河书画舫》、《六研斋笔记》、《容台集》、《仓螺集》。墨迹今存世的有《双桧平远图》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渔父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渔父图》卷(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长松图》轴(南京博物院藏)、《草书心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其风竹刻石,陈列在嘉兴南湖烟雨楼,其八竹碑及草书《心经》碑陈列于嘉善梅花庵。又有《梅道人遗墨》2卷,系后人辑录的其诗和题跋。

吴镇非常爱梅,家室四周遍植梅树,取斋名“梅花庵”。因居处有橡林,故书斋又名“橡室”。

祁寯藻(1793年7月11日(癸丑年)—1866年10月22日)字颖叔、淳浦,避讳改实甫,号春圃、观斋、息翁,山西寿阳县平舒村人。户部郎中祁韵士之子。嘉庆进士。历官至军机大臣,左都御史,兵、户、工、礼诸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道光十九年(1839)赴福建筹办海防,查禁鸦片。咸丰帝即位,更得重用。后自请辞官。咸丰、同治之际,密陈厘捐病民,力请罢止。论时政六事。同治元年(1862),供职弘德殿,教同治帝读书。五年后卒。 谥号文端。

1a世称“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1]、“四朝文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寿阳相国”。他一生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对朝政有影响。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颜柳,参以山谷,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2a祁寯藻主持清代道咸诗坛、书坛长达几十年,为士林所瞻望,他为学主张通训诂,明义理,调和汉、宋学术之争;为诗主张宗宋,开后代同光宋诗派诗人之先河;尤其他的书法,更是清代书坛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他的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出颜、柳,参以山谷,深厚遒劲,自成一格,论者谓达到“大书深刻”之绝诣,有“为一时最,人共宝之”的赞誉。以其在清代山西书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而论,堪称傅山以后第一人。[2] 其子祁世长历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其孙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玄孙祁式潜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3a 15 14 13a 12a 11a 10a 9a 8a 7a 6a 5a 4a

1a清 郎世宁《百骏图》长卷,绢本,设色画。纵:94.5公分, 横:776.2公分。 《百骏图》画姿态各异之骏马百匹,放牧游息於草原的场面。马匹们或卧或立、或嬉戏、或觅食,自由舒闲,聚散不一;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郎世宁发挥了西洋画法中常应用的前重後轻、前实後虚、前大後小等写景方法,使画面产生空旷深远的景界,草木、山水、人物无不写实精致。全幅色彩浓丽,构图繁复,形象逼真。郎氏擅以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加入西洋光影透视法及西画颜料,以显示中西趣味兼容并蓄的画面。如画中马匹、人物、树木、土坡皆应用了光的原理,使物象极富立体感;而如松针、树皮、草叶等的墨线勾勒,石块土坡的皴擦等仍含有中国传统手法,即使是马匹及树干上的阴影表现,亦是以中国传统的渲染方法来完成。此图绘於雍正六年(1728),堪称郎氏早期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郎世宁(1688—1766)意大利人,生于米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中国,随即入宫,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城战图》等。

郎世宁1715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就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在绘画创作中,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创造出了新的画风,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尽管如此,洋画家郎世宁也必须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后再“照样准画”的清宫绘画制度,目前保留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郎世宁《百骏图》稿本就说明了这一点。郎世宁还将欧洲的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使得清代的宫廷绘画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颖画貌和独特风格。2a 12a 11a 10a 9a 8a 7a 6a 5a 4a 3a

1a一九三九年,徐悲鸿先生应邀至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举行画展。当时他还应印度大诗人太戈尔邀请,游历了西马拉雅山之大吉岭。在那里看到了许多罕见的高头、长腿、宽胸、皮毛闪光的骏马,他还经常骑着这样的骏马远游,更逐渐了解了马的骠悍、勇猛、驯良、耐劳、忠实的性格,终于成了马的知己。访问期间,他对着骏马大量写生,进一步掌握了马的最美的神气和姿态。此后,他便更生动地画出了马的气质和活力,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奔马,达到了“尽妙”的境界、为世人称道珍爱。

鸿先生总结说:“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吾所法者,造物而已。碧云之松吾师也,栖霞之岩吾师也,田野牛马,篱外鸡犬、南京之驴,江北老妈子,亦皆吾所习师也”。悲鸿先生曾说过:“我很喜欢荷花,但我不敢画荷花。要画,就得给我二十刀宣纸,把这二十刀宣纸画完了,才可说会画荷花了”。“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的功。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的骨架、肌肉、组织。又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徐悲鸿一生中确实画过数以千计的马的速写稿。他熟悉了马的气质、马的结构、马的日常活动,和在技巧上需要创造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塑造了那一洗万古凡空马的英姿骏马。这也就是作者追求理想,向往自由的象征。

一九四二年从印度回国后,悲鸿先生在艺术界集有基础成就的画家,在四川磐溪建立中国美术家学院研究绘画。他那时画的马,则更加注意了结构,而又采用泼墨或工兼写意的表现手法,着重刻画马的神态和气质。据说徐悲鸿自己认为,他画马真正的成就,还是在一九四0年访问印度之后。一九四0他在一幅群马图上题款日:“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悲鸿时客西马拉雅山之大吉岭”。

他的原配蒋碧薇,是邑人蒋香谷之女,也是有名艺人,又是当时所谓的交际名花。一九三六年因双方意见不合而离婚。一九四五年冬,徐悲鸿与廖静文女士在重庆结婚,证婚人为沈钧儒、郭沫若,到场观礼者一百多人。郭沫若贺诗云:“嘉陵江水碧如茶,松花青青胜似花,别具一番新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徐悲鸿不畏强暴,热心签名支持郭沫若倡导的民主运动,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全国解放后,徐悲鸿先生以满腔热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是第一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带头替英雄模范人物画像。一九五0他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一幅奔马图上题诗日:“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又题画马诗云:“百载沉菏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他借马抒情,寄托了人民的爱憎,在它们驰骋的脚印上,烫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徐悲鸿画的奔马图,还制成了邮票,全套十一枚,并在最佳邮票评选中,获最佳特种邮票奖。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徐悲鸿先生突然脑溢血,不幸过早地逝世了,享年五十八岁。但他对人民艺术事业的卓越贡献却永远在史册上熠熠闪光;他的高风亮节也给后人留下了光辉的典范。为了纪念他,我国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周总理亲自题额;尔后在他的家乡宜兴又新建了“宜兴徐悲鸿纪念馆”和“悲鸿故居”,长期展览他的作品,供中外人士瞻仰、观赏。2a 11a 10a 9a 8a 7a 6a 5a 4a 3a

1a米芾[fú](1051-1107),自署姓名米或为芊,芾或为黻[f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汉族,祖籍山西太原,曾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书画自成一家。能画枯木竹石,时出新意,又能画山水,创为水墨云山墨戏,烟云掩映,平淡天真。善诗,工书法,精鉴别。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宋四家之一。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

因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

古代书法作品《天马赋》(并序)

★历史上的《天马赋》是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珍品。米芾,原名米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襄阳,人称“米襄阳”。米芾能诗擅文,书画尤具功力。篆、隶、行、草、楷各体皆能,其书法淋漓痛快,隽雅奇变,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

★在米芾传世的作品中,《天马赋》被康熙誉为前无古人。但长期以来,对于《天马赋》真迹却莫衷一是,存在很大的争议。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称自己看见过四种刻本的《天马赋》,其一后题“平海大师书”;其二后有元代黄公望跋,称“展视之时,有大量贯斗而堕,其声如雷”;其三被称为“吴本”,多枯笔,“别是一种米书”;其四就是董其昌自己所刻,启功先生后来为《董其昌临天马赋》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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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金刚经残片,一九〇〇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唐天祐三年正月六日书,首尾俱残损。浅棕色粗麻纸,纸质较厚,绳装册页,无界栏,单页纸长22厘米,对折,高13.6厘米,共六十纸,正反面书写经文。现藏敦煌市博物馆。2a 8a 7a 6a 5a 4a 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