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书法的作伪与鉴定
自古以来中国书画的伪作真可谓不胜枚举。作伪的历史上可追溯到魏晋时期，在悠久的作伪历史中自然也生出许多关于鉴定的趣事，每每使人莞尔。
书法作伪的上限茫茫不可考矣。现在能看到比较早的是南朝书法家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载的事。王羲之常上书皇帝，皇帝命张翼临摹到分毫不差，于其后回信，信到了王羲之手中，王羲之原本不察，细看却发现破绽不是己书，叹道：“这小子差点乱真。”这是皇帝支持下的“作伪”。国画同西画入门方式有所不同，国画侧重临摹古画，西画更加侧重写生。晋代画家顾恺之曾有《摹拓妙法》一文，南朝画家谢赫所著《六法论》中第六法即为传移模写，临摹的传统虽然不是为了作伪，却也是中国画作伪的渊源之一，明清以来很多画作都有临摹的克隆品流入市场，鱼目混珠。古代书法的复制技法双钩填墨也曾经是古代文人乃至普通人家必做的功课，现代大多数习字者不通此道久矣。
书画既有伪作，那么就有人专事鉴定。南朝时梁武帝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又不能分辨真伪，故而命僧权，怀充，陶弘景等多位鉴书人为他鉴定王羲之等人的真迹。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宋拓定武兰亭》等王羲之摹本上见到僧权等人的自书签名。及至入唐，国家统一，唐内府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大量征购王羲之的书法，其中多为伪作，由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一一筛出，最终只装为百余卷入内府，这些在褚遂良记载的王羲之真迹目录《右军书目》以及唐人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中可见大体。唐人使用一种较为透明的硬黄纸，将这些珍贵的法书名迹摹搨下来，又称为响搨，后来的碑刻拓本的“拓”是由此“搨”而出，只是手段不同。唐人响搨极为精善，在当时就属较为难得的复制品，供弘文馆学书之用，或赏赐贵胄名臣，寻常人很难得到。一部分真迹陪葬入了唐太宗的昭陵，五代更是乌烟瘴气，节度使温韬把昭陵挖开，盗取的赃物清单内虽然没有兰亭序，却有大量的钟繇，二王，羊欣等人的法书作品，光亮如新，如今尽皆消失了。二王的真迹在宋代已是稀少，因此摹本也显得极为珍贵，那时候宋人作伪古书画非常猖獗，书敢作钟王，画可摹顾恺之，行笔粗劣，优劣混杂。苏轼也曾有跋文记述他所见到的传为二王，卫夫人，怀素等人的伪劣书法，均是时人伪作，针对兰亭摹本，苏轼的一则跋文颇有价值，或可供读者参考：“唐太宗购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其余皆在秘府。至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所窃，后遂流落人间，多在王涯、张延赏家。涯败，为军人所劫，剥去金玉轴，而弃其书。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鲲、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
书画鉴定，殊为难事，尤其是在古代。因古时真迹往往藏于内府与高官大贾之家，其人又多爱宝藏，不轻易示人，极为难见。由于王字多为唐内府征购，到唐代中期民间所藏王字已是寥寥无几。按《法书要录》所载，武则天时期，狄仁杰亦有书名。武后某次谈起狄的书法不错，狄仁杰苦笑道，尚未见过真迹。武后便命宫人自内府提出大量法书名迹。狄仁杰于殿内观赏数小时后，赏毕即刻收回。狄仁杰贵为权相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等?真迹既然难得一见，又谈何鉴定呢?
唐人封演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萧诚说自己善于书法，李邕说自己擅于鉴定书法。二位皆住南中。某次萧诚写了幅字，自认颇佳示以李邕，李邕却瞧不上。萧诚心生不满，于是弄了几幅伪作日日把玩，这样做旧很高明，旁人一看还以为有数百年的历史。萧诚对李邕说：“我有羲之真迹，宝藏已久，想呈送你一览。”李邕当然想看，萧诚却故意拖延。过一阵两人谈及此事，李邕执意想看，说道：“答应了却不给我看，不是在骗人吗?”萧诚便让家仆取来，家仆却回来报告：“前几天有客人来看，估计被他偷了。”李邕当时信以为真，过了很久萧诚才说：“我放在某个地方，后来忘了。”他将字取来后李邕观摩了很久说：“这样的真迹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在座的宾客皆以为然。过了几日，正当李邕的宾客相聚，萧诚当场对李邕说：“你素来看不起我的书法，前几天给你看了几张我小时候写的字，你怎么认为它是王羲之的真迹，你鉴别的能力何在啊?”李邕大惊道：“你再拿来与我看看?”字取来后他稍微瞟了几下，就扔在床榻上说：“细细看，还是不怎么样。”李邕是唐代的行书大家，对王羲之的行书深有心得，居然输在萧诚布下的心理战上，不可不谓怪事，读之亦令人莞尔。这也让人对古代书家的所谓眼力，跳脱了迷信的圈子，书法这门艺术不该被神秘化。
得益于先进的印刷技术乃至彩色珂罗版复制技术，大量原色精印字帖充盈于市，随手辄取，还有各种技术所制复制品可供赏玩，现代人的眼福远远在古人之上，当然今人字写得不如古人也是拜印刷技术所赐，真是讽刺得很。董其昌当年二十四岁去往南京乡试，才第一次见到王羲之官奴帖的摹本。赵孟頫一生中也未见过神龙本兰亭，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丁武兰亭那模糊不清的碑帖就欣喜若狂了。而今胶版印刷复制大概下真迹两等，用彩色珂罗复制的书法名迹可谓下真迹一等，王羲之摹本多有原色原大甚至仿制原装裱式样的复制品，可时时临摹把玩何等快哉。一些顶级复制品既然如此精美，有时也会被人充当真迹出手。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人请启功先生鉴定字画，刚开始先生点头称是，众人亦以为真迹，不料他突然笑道：“这是日本人做的复制品，足以乱真，证据在这里”。顺着他所指看去，画面中有细细的拼接痕迹，确实是高仿印刷，差点被蒙过。
所谓伪作，自然是伪其名而书的作品，不过书画史上还一种特别的现象，即没有名款的作品常常被收藏者出于喜爱抑或是抬高价格的目的，生生为其按到名家头上去的例子。本非伪作的作品却产生了真伪之争。这类事例真可谓不胜枚举，明代董其昌尤其好此口，比如《灵飞经》被袁清容认定是钟绍京所书，理由是灵飞经比较接近钟字的面貌，董其昌也加以符合;《古诗四帖》因为是潇洒的大狂草，又极似张旭书法，便被董指名为张旭所书。还有唐人临兰亭，董其昌又给它们按上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名头。元代的书法家李倜与赵孟頫是好友，二人常互为题跋。李倜得到一卷行书文赋，没有名款，但是非常漂亮的小行书，极似兰亭的风格，纸色古旧，疑似唐宋古物，就邀请赵孟頫题跋。此卷既然是文赋，又是纯用王字体貌，因旧唐书记载陆柬之是陆机的后代，曾发愿精研书法后再书写先祖的文赋，并且尤精王字。于是赵孟頫就用他婉转流丽的行书欣然题跋，将此卷的作者判归陆柬之，元以后历代都沿袭赵孟頫的题跋，认定是陆柬之所书无疑，实际真真假假可谓难辨矣。古代如此，近现代亦然。沪上金石学家杨守敬赴日，见到日本所珍藏的真草千字文，日本学者内藤虎等人认为或是智永的亲笔，而杨认为是唐人临写。真草千字文的唐人墨迹还有一份在法国博物馆，名款为经生蒋善进，而日本所藏千文没有名款，岂不可惜?更何况此册还是当年遣唐使携回之物，晋唐书法至今可谓鲜绝，自然而然就要被智永认领，不然岂不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此类强安名款的做法不胜枚举。收藏者出于对珍藏宝物的喜好，其心或者可以理解吧!
历代内府以及大藏家所递藏的固然有大多为名家名臣精品翰墨，但也还有少数属泛泛之物。其原因不外乎是内府鉴定水平不足而收入。一旦某帖入某一内府或者著录，假如有幸避过战乱，火灾等等灾难，即便有所怀疑也必然会继续往下递藏。一些有争议的伪劣物于是能传世至今，甚至平添很多笔墨官司。最显著的例证就是传为柳公权所书的行书《兰亭诗》，现藏北京故宫。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帖粗陋不堪，荒率无度，乃是劣等的伪作。我深深赞同徐邦达老先生。类似此等伪劣物后也多有历代藏家的题跋，有的甚至不吝赞美，原因驳杂，主要是受古代条件所限制，后世不能苛责。
伪作流行，充盈于市，容易乱人耳目，如果真迹与大量的伪作共同存世，这些经由同一人或几人之手而出的伪作很容易被人当成真迹。这就可怕了，书家的名誉还会受到牵连。赵孟頫就是深受受害者。赵孟頫在元明都受推崇，世人多学赵书，故而多作伪者。其中以俞和所仿水平最高，他所落赵孟頫名款的作品如《妙法莲华经》可称妙品。虽然他与赵孟頫的真迹还是有一定出入，但他的功力很高，作伪数量也大，以一己之书风扰乱了后代鉴定赵孟頫书法的标准，也令人钦佩。一些明代人所伪的赵孟頫作品就要逊色得多了，这些伪作影响了赵孟頫的声名，即使在当代，还有大量的款为赵孟頫的碑帖在市场流通，有的是集字而成，有的是临写刻拓，需要谨慎对待。
古代的鉴定有惧于皇威而无法说真话的遗憾，这一点启功先生已有论述。我以为这在乾隆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乾隆极爱书画，尤其喜欢王羲之与赵孟頫的书法。三希堂法帖中只有伯远帖是可信的真迹。《快雪时晴帖》本为王羲之真迹的唐摹本，此帖传到元仁宗时，赵孟頫奉敕为其题跋说：“今乃得见真迹，不胜欣幸之至”，清中传到乾隆手中，乾隆更是不加怀疑地奉为王的最上真迹。《快雪帖》本为手卷，乾隆将其改为册页，其上布满了他以及臣子梁诗正等人留下的题跋。此帖一半为带有行意的楷书，王羲之正书在唐代已是极为难得，清代尚有王的正书墨迹，是真正的人间神品，也难怪乾隆如此珍爱。然而根据《右军书目》的记载，此帖本为六行，此本四行二十八字，且四行连贯无损字，焉能是真迹?今天我们可见到此帖的复制品，细细观察，勾摹质量比之台北故宫所藏摹本《奉橘帖》《远宦帖》，日本藏摹本《丧乱帖》都差之远矣。以赵孟頫，梁诗正等人的眼力学识焉能不察?大概是王羲之正书真迹不存于世，或得一纸，人艰不拆吧。又三希堂三帖中的《中秋帖》，分明是断字取意的临本，今人怀疑是米芾所书，因为在米书《张季明帖》(全卷为《米芾三帖卷》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有极为相似的笔致。《中秋帖》原本为《十二月割帖》，在米芾所刻的《宝晋斋法帖》中可见原本的面貌，此帖紧接着是董其昌的题跋，也有大致的考证。如此推重此帖而漠视王献之其他更为精善的临摹本，显得略微蹊跷。
乾隆对《富春山居图》的鉴赏结果一直是书画史上的笑柄。《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作品，到清代时据说相似的伪作多大十几种。乾隆第一次见到此图的伪作子明卷是在乾隆十年，当年乾隆不过三十五岁。此卷他认定是真迹且极为珍爱，常常把玩，其实此卷是由王翚所仿，艺术水准本身又很高，年轻的乾隆看走了眼也稍可理解。第二年乾隆得到了沈德潜进献的《富春山居图》，乾隆秉烛夜观产生了动摇，召集臣子讨论真伪，结果梁诗正等人认为子明卷为真，新到的此卷为伪，天晓得梁诗正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总之有了老臣们的支持，乾隆就更加认定了先前的结果，从此贻笑大方。幸运的是，他在伪作上大肆题跋，所有空白处无一幸免，而真迹则逃过一劫，大致保留原貌，或者是梁诗正的一大功劳。
书画作伪获利颇丰，市场需求也很大，最大的买主即是历朝内府。由隋入唐，唐入宋，宋入元，朝代更迭罹经战乱之后，内府往往空虚。史载，元代新立，其内府所藏书画居然仅仅百余份。新朝的内府会从民间大量征购历代书画作品，这时商人闻风而动，悉心作伪的作品便于此时大批量流向市场，产生一波作伪高潮。内府的鉴书人如眼力低下，作伪行当就会愈发猖獗，宋由五代统一中国后，搜罗了大量历代名臣墨迹，刻有《淳化阁帖》《大观帖》，其中就有很多伪作，蔡襄主持下的《大观帖》中居然收有仓颉的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后来金人南下灭宋时，将徽钦二宗掳走也顺便将北宋宣和内府洗劫一空。宣和内府所藏珍物大多由徽宗圣览题签，收藏品的质量很高。金人的劫掠使得这些藏品或流入金国，或流入民间，所以至今依然可见宣和原装裱式样的书画作品，也可一睹宋徽宗亲笔的题签与装裱的品位，如传为李白书《上阳台帖》，王羲之摹本《远宦帖》等。那些侥幸逃脱金人魔爪的古书画则蒙受了另一番灾难。宋人笔记《齐东野语》中有记载，宋高宗的绍兴内府，居然将内府书画作品，先代题跋题签全部拆去，重新装裱，使得这些古书画上可以为其真伪提供最大佐证的题跋题签全部消失。书画鉴定的传统是目鉴，本来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大体依靠先人著录，题跋，钤印等等考其源流作为辅证，此等作法对书画本身与后世鉴定无疑都是巨大的伤害。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上，最早的题跋居然是元人手笔，近千年递藏中的题跋必然有先贤乃至名家手笔，如今尽皆消失，这笔债不能不算在宋高宗的头上啊!
自唐以后，因真迹多在内府，若要伪造抑或复制，内府及权臣人等因近水楼台，偷真造伪真是方便得很。武则天对书画也颇有爱好，王氏家族尚珍藏一卷包括王羲之在内的王氏家族的名帖，为取悦武氏便进献于她，武则天却格外开恩，“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命人勾摹以后又物归原主。这并非作伪，乃是高明的双钩复制，十分精巧，此卷真迹早已亡佚，复制品历经千年却流传至今，珍藏辽宁省博物馆。武氏还曾宠幸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此二人自挟宠遇，居然明目张胆从内府偷盗珍品，又将旁人书画精品借来假称阅览，实际命人临摹，以假充真归还物主，人畏于权势也不敢声张。这一类行径在朝代倾覆之时时常发生。
清末乱世，紫禁城内时常失火，多是太监为掩盖偷窃罪行而纵火毁证。有一些太监携物出而贩卖，珍贵的法书固然不敢偷盗，就想办法让人偷偷描摹复制，以假充真，外人不见真迹，必然把伪物珍藏。北京故宫所藏的一卷赵孟頫《洛神赋》就是摹写自赵孟頫的大德四年《洛神赋》，真迹现存天博;日本人所收藏的绿绢本《神仙起居法》乃是由故宫真本临出;蔡襄的《谢赐御书诗表》真迹却在日本，摹写的伪作在台北故宫;杨凝式的《韭花帖》真迹疑在罗振玉手中，现在不知所踪，而摹本分别在北京故宫，无锡博物馆。不但太监如此，宣统皇帝溥仪自己也常常以赏赐为名，将书画弄出宫外出售，以补贴家用。民国之初，政府宣布将故宫收归国有，溥仪被逐出宫时，居然将《快雪时晴帖》偷偷夹带，幸而被士兵发现截下，免遭了国宝流落人间，不然或者会同《照夜白》等国宝一样安身国外。他的妃子将三希堂另外两帖夹带成功，后来辗转流落香港。后来新中国成立才被政府收购回归故宫。
书法作伪常见的钩填墨或摹写实际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法。勾摹的书法，粗看虽然一致，却躲不过放大与对光。粗劣的勾摹，对光透视有笔笔不相一致的痕迹。精细的勾摹经过放大也逃不过人眼。日本学者富田淳将宫内厅珍藏的《丧乱帖》放大后发现，此帖并非简单的双钩填墨，而是采用一丝丝填墨的办法，因此会产生明显的脱墨现象，历经千年点画中已多有白色斑点，现在的《丧乱帖》似乎已经被日本人修复过。双钩填墨的复制品若以题跋，年代，书风考证真伪则是杀鸡用牛刀，有点南辕北辙的意思。更何况书风是模糊的，杨凝式存世三件精品，件件迥异，各具其妙，不能够用《神仙起居法》否定《韭花帖》。又有因为书写材料变化而导致的一些细微变化或者巨大差异，如苏轼针对北宋当时的一种汴梁笔有云：“近日都下笔皆圆熟少锋，虽软美易使，然百字外力则衰，盖制毫太熟使然也。”观察苏轼自书的《前赤壁赋》，就有类似此笔书写的特征，而他的《黄州寒食帖》以及一些尺牍《东武帖》明显有鸡毫笔的特征，多锋而肥美。勾摹的作品因为是依据原件所制，基本特征是齐备的，只有钤印，装裱等或有破绽，可以为鉴定提供更加切实的依据。
以上谈了点古代书法的趣闻与常识。书画鉴定是一门大学问，要严谨对待，我认为与现代科学的一些学科相结合未尝不可，而不能仅仅靠以往传统的目鉴。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将科技利用到鉴定行业应该不是坏事。技术是服务于人的，先进的技术可以为鉴定家提供更多更有用的信息以供参考，比如放大的细节，纸张，绢本的纤维显微图，全卷的光学检测报告等等，这些不应该排斥，我期待将来一些简单的问题无须靠纷乱的笔墨官司就能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