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是一位精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匠,其文学上的创新,是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广泛的异域文化借鉴为基础的。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翻译外国作品,人所共知。但鲁迅还有所谓的“暗功夫”,以十年时间“沉入古代”,其成就却不大为人所关注。
鲁迅青年时代关注乡邦文献,校勘古籍的同时,还收藏古代碑砖及其拓本。他和二弟周作人陆续搜得古砖20来方。鲁迅到北京后,留在家乡的周作人继续搜集。《阿Q正传》中主人公的原型名唤阿桂,住在周家附近,靠打短工为生。无工可做的时候,就到处打听消息,当掮客。破落的大户人家等钱用,拿东西去卖,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就委托阿桂去办理。阿桂听说周作人收买有字的砖头,曾找过几块来卖给他,其中有一块永和十年的砖,相当名贵。
鲁迅到北京以前的日记不存,到京后的日记对此项工作有不少记载。他搜集古砖及拓本,有的在市场购买,有的系朋友馈赠。据日记载,1915年10月27日,陈师曾赠给他“后子孙吉”砖拓两枚;11月6日,在琉璃厂买到“正光”砖拓一枚;12月5日,在琉璃厂买到砖拓十六枚。1916年9月19日,“陈师曾赠古专(通‘砖’。下同)拓片一束十八枚”。1917年3月25日,在琉璃厂买得砖拓二十一枚;10月5日,“季巿(许寿裳)持来专拓片一枚,‘龙凤’二字,云是仲书先生所赠,审为东魏物,字刻而非印,以泉百二十元而得之也。”此价格相当昂贵,是鲁迅买古砖拓本中少有的大投入。1918年5月23日,在琉璃厂德古斋买到恒农墓砖拓片大小百枚,价二十四元;9月27日,在琉璃厂买砖拓二十枚,花费二元。1921年9月8日,在琉璃厂买砖拓片二十六枚。至于实物,也偶有所获。1919年12月14日,“买专一枚,上端及左侧有字,下端二字曰‘虞凯’,馀泐,泉五角。”然而,几天后卖主反悔了,18日,“估人又取‘虞凯’专去,言不欲售,遂返之”;10月17日,他在琉璃厂还买到张俊妻墓砖三枚;12月31日,在琉璃厂得墓砖四块。1920年1月5日,鲁迅买了一块古砖,因怀疑是伪作,次日又调换另一款。
与此同时,在绍兴的周作人仍在收购古砖及拓片,有的寄给鲁迅,如1915年7月28日鲁迅日记载:“晨得二弟信并‘河平’专、‘甘露’专文拓本各一枚”,9月6日,友人转来二弟的信“并‘马卫将作’专一块”,托人把砖和拓片从绍兴捎到北京,应该费事不小。1915年11月21日鲁迅“得二弟信并‘永和’专拓本一枚”,可能就是从阿桂手上买到的那块砖的拓片。又1918年7月13日,“午得二弟所寄专拓片一包……粘专拓”,这应该是收到家乡来件后初步的整理或修复。鲁迅有时也把自己在北京得到的拓片寄给二弟,如1915年10月30日寄周作人“后宜子孙”砖拓本两枚。
周氏兄弟本来想编一本《越中专录》,可惜兄弟失和,鲁迅不得已搬出八道湾十一号寓所。他离开时只带走一块即大同十一年砖,其余皆为周作人据有。计划中的《越中专录》无法实现,鲁迅只好从自己所藏拓本中选出汉、魏、六朝出品170件、隋朝2件、唐朝1件,编成《俟堂专文杂集》,并作题记道:“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通‘只’)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几句话写得沉痛悲愤。这本书鲁迅生前未付梓,1960年3月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五个部分,每部分之前都有鲁迅亲笔编写的目录,在各拓本的名称之下注明该砖的收藏处、拓片提供者的姓名、古砖情况以及鲁迅对该砖真伪的看法。
鲁迅从八道湾十一号寓所中拿出来的大同十一年(南朝梁武帝年号,公元545年)砖,长21.5厘米,宽17厘米,高8厘米,一边刻有“大同十一年作”,另两边有花纹,上下配有紫檀木盖托。鲁迅曾把这块方砖改制的砚放在书房“老虎尾巴”书桌上。该砖出土于浙江嵊县,系鲁迅的浙江嵊县籍学生商契衡于1918年所赠。鲁迅得到后拓出两份,自存或送人。
在北京鲁迅旧居南屋会客室里,还曾放置过一块灰色扁方砖,其中一角缺损,砖上刻有“君子”二字,俗称“君子砖”。“君”字上面有一横,是汉代一种特别写法。该砖为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建“君子”馆所用。据《汉书》载,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河间王筑馆纳士,《三辅黄图》载其所筑馆名曰“日华宫”,后来日华宫旧址上出土的砖皆有“君子”二字,故称“君子馆砖”。同治元年张星鉴著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记》,清末又有河间人李濬著《君子留真谱》,图影介绍,视为珍品。鲁迅特意搜求过此砖,1924年9月10日终于得见,日记载:“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专一块,阙角不损字,未定直(通‘值’),姑持归,于下午打数本。”还没有问明价格,不知道能不能入手,先打几份拓片留存。肃宁是河间的旧名,齐寿山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的同事和好友,原籍河北。他了解鲁迅的爱好,常留心古物,购买赠送或者介绍给鲁迅购买。鲁迅得到该砖拓片的喜悦之情或可从以下两件事上想见。9月21日,星期天,马幼渔来访,鲁迅赠以“君子”砖拓本,与同好分享;9月29日,鲁迅终“以六元买君子专成”,置于会客室几案,友朋共赏之。《俟堂专文杂集》列有“君子馆专”一项,收入拓片三张,一为正面“君子”二字,一为背面即鲁迅所说的“阙角”者,一为侧面花纹图案。
鲁迅所藏砖文拓片中品相较好的还有:元平元年砖、马卫将作砖、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砖、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砖、富乐未央子孙益昌砖、后子孙吉砖、荷戈人画砖、车马画砖、骑者画砖、舞女画砖、好大王陵砖、龙凤砖、开元廿六年裴夫人元氏砖,等等。
“砖文”的“文”,当然不单指文字,也有纹路、纹章的意思。鲁迅收藏古代金石拓片,兼顾图文。蔡元培对此深表赞同,视为独创,认为这些工作为后来提倡新兴版画开了先河。鲁迅曾计划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为此广泛搜集材料,砖文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可惜,因为早逝,他的计划未能完成。
鲁迅珍藏的砖文拓本600多帧,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为《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即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书法区别于写字的重要标志就是它的艺术性。我们平常讲的小孩学“书法”,其实是写字,只要把字写工整了,美观了,大家都认识了,达到传递和记录信息的目的就可以了。而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则是艺术品,既是艺术品,那就必须要有艺术的品质和属性,而书法作为平面黑白线条艺术,其造型就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
讲到造型其中重要的就是线条的位置和使用。什么是线条的位置,就是线条应该放在的地方。线条位置的第一种是相交线。比如:一长横和一短竖的相交关系,就有三种:一种是放左侧,一种是中间,一种是右侧。一长竖和一短横的相交,有三种:一是靠上,二是距中、三是靠下。撇和捺的相交也有三种:一是上交,二是中间,三是靠下。理论上,要避免出现中间这一状态,平均就会分散,书法作品要对每一个线条的“位置”都有一个明确的交待。
第二种情况是不相交的时候。如“有”字中月的两横就是不相交,可放上,也可放下,但忌平均。如小字,也是这样。
第三种情况是平行关系。如“三”字就是平行关系,这种方式横向有两种:一是渐小,二是渐大。如月字中间两横就可以处理为渐大和渐小两种情况。在一幅作品中,不要求一个字的平行,但上下两字时前面一字可渐大,紧跟着一字可渐小,以求整体平衡。
第四种是交接关系。如“口”字,四周封口就是交接关系。这个可以变化可以衍化为四种不相交接的关系。
独体字可以收左或者收右,放左或者放右。上下结构可以靠上或者是靠下,应尽量避免踞中。居中要收紧,如“南”字,中间一部分要收紧,要够密,对比要明显。
左右结构的字一般为中间分离,如“静”字,左右分离,但其中的一个要点是左右两边要够紧。如“细”、“枝”、“能”。什么情况下“正”,什么情况下“斜”呢?要看排兵布阵了。一般情况下是上面有一个分开的字,下面紧跟着来一个紧的,造成一开一合的布阵。要学会举一反三,这是在章法里面体现字法的最明显的一点。如一个“妙”字,就有四种写法,一种是分开,一种是靠紧,一种是横式,一种是左小右大。所有的左右结构的字都要想到这样,并且能够灵活运用。按照这样的排列组合,左右结构共有14种的组合模式:1、‖2、︳︱3、﹨∣4、∣﹨5……
在实践书写中,心中要有横坐标和纵坐标的角度和想象。有纵线、横线、斜线,如“米”字一样,以45度角为基础造成字势的八个方向。斜、纵、横这几点要时刻想着。记住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黄庭坚就是内八和外八。心里要记得一些最简单的符号,象背英文一样。要有宽有窄的开合。一串字可以上面是正三角,下面是倒三角。最经典的是斜向。这些元素在《对圣教序》里面体现的非常突出。
什么样的字具备艺术的品味而耐看呢?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在造型上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的就耐看,也更有创造性,给人的印象也就越深刻。
“篆籀绞转”与“一搨直下”笔法的比较
——“二胡”与“古铮”可以听的笔法
我们从大的用笔体系里可以分为三种用笔体系,一是“篆籀绞转”,其二是“一搨直下”,另一种是碑派“方折铺毫”。
关于笔法的追溯,源于各种书写工具的变化,我们很难确定具体笔法的一个演变时间。比如,甲骨文中“刀”与“骨”的关系;金文中“模范”与“浇铸”的关系。除了这一些,笔法还与书体的演变有着很大的关系。篆书与曲线;隶书与方折。这些都对书写用笔的方式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习笔法,不能单一而静止的观念,认为笔法是一种书写不变的技术法则。
一种笔法体系可以表达一种相类近的书法风格。书法创作都是通过用笔方法来推进书写的进程,所以我们会觉得笔法是书写的核心,将之视为书写的不二法门。一种用笔体系有一种用笔体系的特点,没有所谓的高下,能区分的就是对控笔能力的高下。在历代传统作品中,各种笔法体系都有经典之作。
这里着重比较“篆籀绞转”与“一搨直下”两种用笔体系在行草书中的应用。
这两种用笔体系,在行草书中都有很经典的范式作品。“一搨直下”是王羲之在行草上对前人笔法的一种提炼,他对运笔与笔锋状态的体验,强化起笔和行笔的方便。应该说“一搨直下”是王羲之主要的用笔特征。开创了帖学的源头。王羲之的《十七帖》为代表的一批手札都是这种用笔方法(图1、2)。
图1 《十七帖》局部1
“篆籀绞转”
顾名思义,最先是用于篆书的书写,因为篆书以曲线为主的结字形态,形成独特的用笔方法。(图3)这种笔法在行草书经过了王献之、张旭、颜真卿、怀素几代人不断提炼与纯化,最终以怀素《自叙帖》最为典型。(图4)
图3《峄山碑》局部 图4《自叙帖》(局部)
起笔方式的区别:
“篆籀绞转”的笔法在起笔处都有一个逆锋起笔回锋的过程,将尖锋通过回旋的方式将笔锋裹住。通过回旋裹锋的控笔动作,笔毫处于微微扭曲的状态,笔锋也处于中锋状态。因为回旋裹锋需要顺着笔毫方向的改变才能完成书写,所以总体上从起笔到行笔的动作相对舒缓。(图5)、(图7)
“一搨直下”的笔法起笔,突现入笔的自由与快捷。笔尖直接入纸,入纸后再根据笔锋入纸的角度,进行摆正,调到中锋状态。因为直起直落的起笔动作,有点象“打点”的方式,入纸后摆正笔锋也是一个储存笔势准备发力的过程,再到行笔。形成了“打点”-“发力点”-“迅猛笔势”起笔三步骤。这种带有“快”、“准”、”“狠”的起笔与笔势别于“篆籀绞转”。
如(图6)、(图8)
图5篆籀起笔
笔毫微微裹绞状直顺 图6一搨直下尖锋入纸笔
图7《小草千字文》中的 图8《行穰帖》中的
“行”篆籀绞转的起笔 “行”一拓直下的起笔
行笔方式的区别:
“篆籀绞转”因为起笔舒缓的笔势和微微带有裹绞状态的笔锋,所以行笔上有两个特征,一是运笔的力度相对匀速,提按变化小,另一方面行笔速度也相对较慢,但运笔的速度变化相对丰富。运笔过程中力度变化较小,这需要相对衡定的控笔能力。因为带有裹绞形态的笔毫,墨水渗透到纸上的轨迹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线条质感常带有颗粒性的枯笔形态。(图9)、(图11)
“一搨直下”在行笔中,因为起笔储足了快速行笔的笔势,所以行笔直接,“一搨直下”就是这种行笔的形象叫法,所以也有些叫“一搨直过”。“一搨直下”笔锋在行笔过程呈平行状,所以枯笔会出现平行的飞白形态。(图10)、(图12)
图9 篆籀行笔, 图10 一搨直下
笔毫微微裹绞状 行笔保持笔毫直顺
图11“侯真卿”篆籀绞转行笔 图12“顿首丧” 一搨直下的行笔
转折方式的区别:
我认为这两种笔法最突出的用笔特征不是起笔与行笔过程,而是转折方式的不同。“篆籀绞转”突出是“圆转”,“圆转”因为是通过一定弧度的曲线现实改变画笔的方向。当笔毫顺着曲线运笔时,笔毫也在圆转中裹绞在一起,所以很形象的叫“绞转”笔法。这一笔法可以现实笔画与笔画之间连绵不断的对接,“绞转”笔法成熟的为连绵大草的出现奠定了用笔的基础。
“一搨直下”在转折中,所用的方式是“切转”。“切转”与“绞转”不同,“切转”是通过“下切”的用笔动作,重新摆正笔锋,储足另一个方向的行笔笔势。很显然“切转”是突然改变行笔方向,“切转”角度根据行笔的方向确定,运用最多的横折、竖提两种笔画。所以相对“绞转”来看,“切转”出现的笔画形态一般都是锐角与直角。“切转”在笔画与笔画之间连带上没“绞转”来得方便,“切”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笔画方向的重新起笔。所以王羲之的草书,还是和行书属于同一范畴的用笔方式。
图13篆籀圆转, 图14 一搨直下切转
缓缓改变方向笔毫呈裹绞状 突然改变运笔方向
图15“亡侄”一线下来方向变化, 图16 丧乱之极方
圆转的裹绞笔意 向用切转方直
用笔审美的区别:
“篆籀绞转”这种用笔方法连绵的长节奏,速度变化产生的缓急,故线条形态有粗细、浓枯,产生线条的节奏感更强,线条形态的变化更丰富,这些线质表达的情感也更为复杂。在表达情感上有先天的优势,可以表现出郁郁芊芊的生机。“篆籀绞转”好比悠扬连绵,情真情意深的二胡曲。
“一搨直下”在行笔过程中的直接与干净,形成精致与典雅,一板一眼的节奏感,易出君子之风、潇洒风度之美。“一搨直下”有如欣赏叮当有致,起伏跌宕的古铮曲。
| 2017年3月6日—11日,历时6天的全国第二届书法临帖作品展评审工作在广东省广州市圆满结束。
本次展览共收到14323位作者的来稿(每位作者一临一创两件作品),其中山东省作者1324位,广东省作者1318位,河南省作者1304位,江苏省作者1221位,浙江省作者725位。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共有229位作者作品入展,其中山东31人、江苏19人、浙江18人、江西16人、河南14人、河北14人。 |
观察手记
第一天(3月6日)
评委报到,评审工作预备会
第二天(3月7日)
初评预审,初评
第三天(3月8日)
初评结束,交叉复查,各组自查
第四天(3月9日)
作品整理,找出与临帖入围作品对应的创作作品
第五天(3月10日)
集体查看,终评投票
第六天(3月11日)
作品审读,确定入展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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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届书法临帖作品展入展公示名单 共入展229人,按省份排序 邓小江 苗太林 钱文柱 王广辉 王 建 王立场 王 盛 程德宁
北京(5人) 黄文强 杨修鉴 张 彤 张文郡 崔 婧
福建(7人) 苏学瑜 许春颖 杨丰泽 姚慧珍 赵炳坤 朱钟平 康龙生
甘肃(6人) 颉江泊 孙彦芳 王艳玲 张定柒 张 鹃 安 赟
广东(12人) 陈勤斐 崔青云 韩润红 黄少鹏 黄祖礼 李广志 王树新 韦思扬 吴柱擎 于瑞欢 朱起明 曾文达
广西(5人) 林文宏 蒙政伟 韦 渊 周启芳 黄 河
贵州(2人) 钟 华 胡正良
海南(1人) 冯宗辉
河北(14人) 贾 亮 李宝众 刘 海 刘之瑜 牛 杰 孙有声 王晨辉 王建勋 杨东旭 杨武刚 张福增 张 甫 张润洁 回金华
河南(14人) 程志宏 郭小红 李晓辉 刘红卫 马 岚 孙 辉 王 卓 杨留柱 杨瑞宽 张建斌 张 轩 张 翼 庄千恒 陈培立
黑龙江(3人) 马 硕 赵雅峰 李 博
湖北(4人) 汪招明 杨 勇 於文放 潘旭丽
湖南(12人) 李斯特 龙耀宗 彭 波 谭立军 唐安国 田小华 吴红兵 向贰肖 肖会长 徐继高 杨会昌 冯学军
吉林(4人) 佟中海 王湛迪 王中宇 郭长河
江苏(19人) 常 畅 陈国学 陈翰婴 陈巧令 黄兵先 孔 研 李 红 李雪雷 邱永华 阮李妍 佟士委 王明明 夏剑锋 肖 勇 徐坚刚 徐 勇 仰传作 植晓春 艾宏伟
江西(16人) 陈园辉 程向阳 戴光辉 贺家龙 赖泽炯 李达光 李 辉 刘晓敏 宁天豫 邱吉斐 唐黎亮 夏能位 姚绍德 袁长新 张博玉 陈柳樱子
辽宁(8人) 李 琪 梁 滢 刘 智 王春涛 王大庆 尹殿辉 应立博 郝长宁
青海(1人) 李 浩
山东(31人) 陈月寒 程祥忠 高金伟 高卫兵 高旭杰 胡中一 李淑宝 李 伟 李雪梅 刘德忠 罗 庆 吕济智 马云泽 孟海燕 潘孝国 逄春伟 石秀东 宋亚德 宋增秋 孙 良 孙仲阳 汪立德 王凤林 杨 健 杨善明 于忠斌 张国帅 赵 勇 郑和春 仲艳萍 陈文宏
山西(7人) 何 聪 李爱玲 任继云 王 悦 杨淑云 赵眉才 陈庆军
陕西(1人) 王 涛
上海(3人) 田 凌 吴 钢 李晓荣
四川(11人) 代兴东 丁小虎 何叶江 黄清春 蒋 刚 李 历 汤文俊 唐 龙 唐笑天 杨刚亮 陈道建
天津(4人) 刘玉国 邱 凯 张润红 龚莉莉
香港(1人) 陈瑞荣
云南(5人) 李瑞国 罗明忠 幸荣林 叶 宝 李启证
浙江(18人) 高见策 侯海蓉 蒋挺辉 林 映 刘 洋 罗邦国 沈 车 沈文中 吴舒舒 谢如意 徐乐敏 杨 茜 杨日赞 叶小文 张 强 张子安 赵宏祯 陈 西
重庆(7人) 霍 胜 李忠平 沈 涛 田智勇 张 亮 张 逸 付冉英 |
本文导读
一、学习草书,应该如何入手——大草还是小草?为什么要从《书谱》入手,而不是《十七帖》、《千字文》?
二、孙过庭《书谱》的创作背景告诉我们,这本帖到底有多高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三、基于《书谱》的特点——“爽利”,应如何选择临帖工具?
四、用笔的核心:学会“取势”!
五、从《书谱》中的用笔、结字变化学习如何表达书写的性情?
六、《书谱》的章法安排,其实就是一片一片的有机组合!
七、如果对《书谱》的笔法、运笔特点以及章法的构成有所掌握,就可以进行模拟性的创作。
【壹】
草书有章草、今草之分,今草有大草和小草之别,大草的进一步延伸就是狂草,今人很少有染指狂草的,因为人不狂,又不会喝酒(唐代草圣皆狂饮),会喝酒的狂人又不会写字,这需要社会的洗礼和巧遇以及自身的修炼才会形成这种“怪胎”,太难了!
林散之是当代“草圣”,但他的字不狂,笔法是狂了,但精神状态还不狂。所以,讲草书的学习一般以小草为主,小草还是有一定的操作余地的,至于大草书,自己还没有搞清楚,怎么能作为“范式”去为“人师”?犹如吃“螃蟹”,自己才吃了个“小脚”,就去给人大谈它的美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学习草书总要找个“模本”,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学草首先要“识草”,然后了解它的基本笔法。作为识草和学习的“模本”有《十七帖》、《书谱》、怀素草书《千字文》等,其他不足为观。
《十七帖》是刻本,徒见字形的结构,难见笔法的流美与精妙;怀素《千字文》初看似乎与“二王”的血脉有所“游离”,初学者很难掌控。只有《书谱》的形神妙得“二王”的正脉,且如谦谦君子,尽管行为举止风流潇洒,但又无不合乎礼仪,既“穷变态于毫端”,又“合情调于纸上”(《书谱》),全卷三百多行,洋洋数千文字,突立古今,“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乍显乍晦,若行若藏”(《书谱》),可谓理性与神采兼擅,用《诗大序》中的一句话“法乎情,止乎礼”来形容《书谱》是最恰当不过了!
《书谱》的特点是综合了“二王”的用笔方法,有人讲是吸收了《十七帖》的笔意是不全对的。在笔法上,起笔、收笔、转换等纯为“二王”一系,且方圆并用,处理精妙、准确,用米南宫的话讲,“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似从右军大令换骨来”(《书林藻鉴》冯梦桢云)。《宣和书谱》中也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模,往往真赝不能辨。”
【贰】
唐代,士人阶层不断成熟,并以机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科举的确立,庶族寒士可以进入上流阶层,因此,“士人阶层作为全社会的整合力量完全成熟起来,这就使得士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渐趋标准化”(张法《中国美学史》)。
标准化的结果是对“礼”的强调,对“法”的高扬,故有人讲“唐人尚法”。另一方面,科举以“诗赋为主”,表情达意性又成为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在参与国家管理时的灵性、创造性和变通能力方面充分显示了士人们的总体素养。唐代的开放性、强盛的国度等方面又孕育了唐代狂放、开张的艺术特色,这里暂时不展开讲。所以,唐代的艺术特色既有重法的一面,又有表情的一面。
如唐代的楷书,使得楷书的法则达到了一个后世无法超越的高度,而对情感的表达,甚至宣泄,又构成了唐代艺术的另一方面,如狂草,张旭和怀素成为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而孙过庭是生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他的《书谱》可以说是法与情的糅合,八法兼擅,情性备至。
所以,学习孙过庭《书谱》的“要害”是得其笔法,而后悟其情性。
【叁】
孙氏用笔以“爽利”见长,笔法精熟,不迟疑,信笔而书,如有滞碍,必成“墨猪”,笔画也难见精准表达,如焦竑云:“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书林藻鉴》)“爽利”的前提是对笔法的了悟和娴熟运用。这一方面说明他对王字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又说明“二王”法度在他笔下的精准性把握以及他书写时的自信程度,古人云:“落笔喜急速,议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趣也。”(《宣和书谱》)
这就要求我们在临习时,充分注意笔画的开头,确有“隽拔刚断”之意,这恐怕是学习《书谱》的最为重要的地方。为此,在具体书写时,要选择吸水性较差的纸,要求是尽可能达到“虚柔滑净”(卫铄《笔阵图》),墨中要稍加些水,不能太浓,达到“清润”的效果,这样“纸墨相生”,可以大大提高起笔的书写速度,也可便捷地书写出理想的符合《书谱》意味的点画来,初学者不宜用生宣。
由于有“隽拔刚断”而又“爽利”的用笔特点,在书写工具上也有一定的讲究。一般不宜用羊毫,羊毫柔而致密,初学者不易掌控,其柔韧的性能不能发挥,一般采用兼毫或狼毫,这种笔本身具有的“刚性”能帮助自己书写出“爽利”的“刚断”笔画。
【肆】
由于孙氏书写的速度关系,在书写时肯定有一个“取势”的动作,也即王羲之所谓的“凝神定思”后的一刹那的“入笔”过程,通俗地讲像是快速奔跑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势的作用是历来就被书家们强调的,“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蔡邕《九势》),这种“取势”的动作对临写《书谱》极其重要。
“取势”的结果是:
一、可以增加笔画的弹性。好多作者书写的单个汉字及其笔画是没有弹性的,成了机械的摆布,笔画的形成不是充满生命力的流动,而是一根僵硬的“木棍”,“状如死蛇”,就单个字而言,不是在一种势态下的有机组合,自然的生发,而是“装配”,尽管结构很好,但是,缺少相互制约的、不可缺少的“神”,这个“神”的解释是,在一张作品中,“神”是生命的流动,内在的韵味,一种气势,或作品所营造的一个氛围,即所谓的“和而不同”,形散而神不散,不同的部分、单元统一在一个流动的“感觉”之中。
二是由于“取势”,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对应、组合、穿插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局部、单元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前提下相辅相成的,没有“张力”的组合是涣散的,是没有神采的!实际这种“张力”与“弹性”有着相似的地方。这种落笔“取势”的感觉,在《书谱》中是随处可见的。
【伍】
用笔一关过了,方可对书写性情进行揣摩。孙氏强调“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书谱》),因此,《书谱》所表现的情性虽没有旭素那样充满激情,像浩浩荡荡的长江、黄河那样奔腾而出,但他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美叮咚的泉水,轻快而又畅达,悠闲而充满诗情。这种情绪的展露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单个字之间,二是在字与字之间,另外是一片一片的组合之间。
单个字之间是靠每一个单元的“弹性”点画及其点画之间的具有张力的“弹性”组合来实现的。由于作者落笔较快,在调整笔尖后,其运行稍缓,而到收笔处又是以“取势”或“蓄势”的动作,并引向或跳跃到下一个笔画的,这期间有抑扬顿挫的缓急动作,造成这个结果的就有情绪的投入。
也就是说,较快的“落笔”,是一种情绪化的切入,由此连带出的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弹性”的用笔下的相互配合与照应,也即上一笔画的收笔与下一笔画的起笔不是机械的摆布,而是跳跃式的、充满弹性的连接。
如此,我们在欣赏《书谱》时,就会感觉到每个字的结构是“因势结字”,笔画与笔画之间是有一股无形的张力在控制着。如果书写时不注意这一点,字形就会“坍塌”无力,或圆转一团,或方折明显、强拉硬拽而呼应不当。
在《书谱》中,字与字之间尽管形不贯,但是,气脉相连,主要也是通过上一个字的收笔与下一个字的起笔以充满“弹性”的“空间引接”来呼应的。有的是“气贯”,有的是“实连”(《书谱》中较少),而不是状如算子的“排字”。我们可以观察到《书谱》中的每个字是处在一种“动感”之中的。
总之,孙过庭在书写用笔时的总体感觉是落笔“取势”,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起承转换“取势”,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对接“取势”。
由于“取势”造成一种“惯性”动作,在这动作中所体现出的一种“运笔”是独特的,其运笔的过程是微妙的“运指”和明显的“运腕”相结合的一整套连贯动作组成的,如果是“悬肘”写,还得加上微妙的“运肘”,但是一般不需这样。写《书谱》时不宜把字放得太大,充其量放大一倍。
【陸】
在组合章法时,需要对《书谱》的整体进行全面的观察。情感的流动是作品的第一要素,这在篇幅中可以看到。情趣的创造与表达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是在篇幅中用偶尔轻盈的笔画组合及两个字体的连贯来达到一种“提神”的作用,使人们的眼前不时地出现“亮点”。
其二是通过一片厚重的、笔画较粗的点画来与上述的轻灵的巧妙组合形成较强的反差和对比,或者说把“轻灵”与“粗犷”进行巧妙组合,而同时也起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轻的是“虚”,厚重的为“实”。
其三,由于孙氏的用笔过于精良,所以,有时他应用一些老到而沉着的“破锋”起到调剂的作用。这可能是书写时情绪的作用,或者是故意安排,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已经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故刘熙载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艺概》)也就是说在书写书谱时,不要一味的“甜美”,我想孙氏是知道自己的书法是“妍媚”的,这在古人对他的评述中就可以看到,即“过庭《书谱》谓古质而今妍,而自家书却是妍”(《书林藻鉴》),这“妍媚”来自逸少,不能怪孙过庭。为了使自己的书写与自己的观点一致,应用“破锋”可能是一种补救,从《书谱》中的“古质而今妍”来看,他是反对“妍媚”的。
总之,要体现自己对《书谱》的掌握情况就是进行模拟创作,如果发现感觉不对的地方,要及时与字帖进行对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自己的拟作慢慢向《书谱》的感觉靠近,达到不管写任何内容,随手就是“《书谱》”,那种“君子”的风范跃然纸上,如此,《书谱》的笔法才“烂熟于心”,行笔才能“隽拔刚断”,由此才可以对其他“王系”字帖进行学习,不断加入新的营养,或用其他风格的书体及笔法来进行矫正和调和,这样就可以慢慢走出《书谱》了!
与大范围的下岗工人相比,学术界也算是个人收入增长较快的一个领域。近两年,大学教授的年薪已经是几万、十几万了,这还不包括数目不菲的课题经费。过去人们常说,学者收入偏低是学术滑坡的主要原因;如今学者的腰包鼓起来了,为什么学术滑坡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会滋生出更严重的学术腐败?
这显然与现代学术传统的中断有关。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下什么是现代学术传统。
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陆续回国,进入北大、清华和东南大学等学术重镇。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和“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坚持学术独立、恪守学者人格的高贵品质,从而摆脱了中国士大夫固有的依附性,开始形成了以“学术至上”、“教授治校”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学术传统。
所谓“学术至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就个人发展而言,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给人以清醒的头脑、高尚的追求和有意义的人生,从而为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提供了可能。当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反复告诫学生,一定要有研究学理的兴趣,要养成学问家的人格;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时为了培养学生兴趣,保护学生个性,使他们不至沦为工具和奴隶,曾竭力推行通才教育;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时主张深思善疑,反对轻信盲从,提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都是基于这一理念。第二,从社会进步来看,由于学术研究是文化教育的基础,所以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著名哲学家贺麟也一再强调学术是恢复国家元气、培养天下命脉的大事。他认为正常社会应该以“学术为体,政治为用”。如果政府不尊重学术,学者就应该舍弃“政统”的延续,以求“学统”和“道统”之不坠。
所谓“教授治校”,除了有利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之外,还具有端正学风的作用。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学术界曾面临政府欠薪和物质极度匮乏等问题,但是并没有发生所谓学术滑坡和学术腐败。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有“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学术至上”的理念,为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竺可桢说:“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由此可以看出“教授治校”对端正学风有多么重要。
进入50年代以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上述学术传统基本中断。在那个时代,就连鲁迅也面临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的命运,其他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贺麟所谓“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的判断,变成了无情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二世而亡”的原因所在。
文革结束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口号的提出,知识界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但由于硕果仅存的老学者心有余悸,新一代学者因为在文革中还未成年,在知识和见识上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毛病。又见识有限,所以他们对上述学术传统不是一无所知,就是讳莫如深。这就使所谓科学的春天虽然热热闹闹,却难免会滋生出大片的无根之草,无本之木,以至于在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有人居然用新权威主义来为专制独裁张目。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运气好点的农民家庭一年就可以成为万元户,绝大多数工人在改革初期也暂时受益;相比之下,80年代的知识分子依然是一个中低收入群体。于是社会上便流传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和“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社科院的”等民谣。好在不少学者还有点理想追求,也懂得清贫自守、洁身自好,因此学术界的状况还仅仅是“滑坡”,并没有像官场那样,早已堕落到“腐败”的地步。
进入90年代以后,下海经商挣钱成了一种时尚。从表面上看这也许无可厚非,但没想到这居然是主政者瓦解人文精神、转移反腐败视线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在这种时尚的影响下,学术界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其中又以人文学科和其他基础理论最为严重。许多相关专业门可罗雀、难以为继,而专业工作者也陷入人心惶惶、无所适从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人才能清醒地看到,过去的政治运动和眼下的经商大潮,就好像大棒和胡罗卜一样,是专门对付知识分子的两种手段。
90年代末,经过多年财政紧缩和几番改革阵痛,国营企业这个沉重的包袱终于被甩掉了,再加上税收的增长和一系列调控措施,政府手里有了大量可以支配的金钱,这就为相关部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学界的资本和手段。在这些手段中,最常用的就是那些名目繁多的“评”字号活动。当今学界,凡是课题评议、职称评定、业务评比、成果评奖乃至硕士博士点评审,都要在学官的操纵下进行。因为职称要与工资和福利挂钩,这就使许多人不得不为评上那个职称倍受屈辱,以至于自由丧失,人格受辱。至于那些学官,虽然混迹于学界,也不懂得为什么要研究学问,更不知道求知的乐趣,发现的愉悦,却能够获得较高的职称。更可怕的是,在这种评价机制下,有些人为了获得利益,不惜弄虚作假,偷机钻营、趋炎附势,抄袭剽窃、出卖灵魂……。
好的制度可以让小人变成君子,坏的制度可以让君子变成小人。尽管我不大同意“君子固穷”的说法,但还是认为,当人们不是把学问视为兴趣,而是把它当作追名逐利手段或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时,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做人原则,甚至与贪官墨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利”字边上一把刀。这把刀既可以阉人,也可以自阉。这恐怕是当前学术腐败日益严重的症结之所在。
所幸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终于发现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并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早在四十年代后期,胡适就对他的学生说:自由是针对外来束缚而言的,北大有自由的传统,学校可以给你自由,但独立却是你们自己的事,如果“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他还说:要想不盲从,不上当受骗,就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耳朵、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但是,如今的学界早已不是当年的北大,可见要想让现代学术传统薪尽火传,并扼制当前的学术腐败,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就不会改变中国学术传统二世而亡的命运。
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




卷后有卢震、蒋维藩、卢豫、卢询、尹耀宗、尹兴宗诸家题跋。卷首下角钤有白文“棣华书屋”、朱文“东武尹氏珍藏”二印,后者即尹耀宗,尹兴宗家收藏印。民国以后归武昌徐行可收藏。
曹宝麟,男,汉族,1946年5月生于上海,上海嘉定人,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沧浪书社社员、国际书协副主席、曾任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熔裁宋、明,渐达苍茫浑成之境。精研米芾,博涉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诸家,其书法自成一格,以纯粹的帖学家法再现了古典之美。他把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一百多幅作品,考据排出先后次序,开创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先例。
他更耗费近十年时间,将二百通宋人尺牍为主的书迹,一共涉及一百五十多位书家,详尽考证,填补了学术界对对宋代政治史及文化史研究的空白。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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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老师丙申六月新作
采用八十年代老红旗牌虎皮宣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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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在今天的古人
国馆大讲堂
他距离如今这个时代,很远——他是王力先生等人的首届研究生,流淌着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文脉,可以为一篇文章考证10年;他距离如今这个时代,又很近——作为当代书法界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见证了中国书法界的起起落落,也早已桃李满天下。
但他终究还是像活在今天的“古人”,儒雅从容,但骨子有着文人的坚守和无惧。“细雨骑驴入剑门”,不是陆游当年的无奈,而是将毕生所学化成心里的剑,坚定地走入这个时代。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曹宝麟尽管专业分较高,但外语很差,是王力先生力排众议才被“破格齿录”。这样的幸运,在今天是不复再有。他曾遭老师严斥,也深得赞许,从古汉语研究转到书法也因得到老师的鼓励而更加自信。对于恩师,曹宝麟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乃至恩师去世后,他只要到北京,有时间就会去探望师母,并去香山扫墓。他说,“不是恩师宁有我,能回高柳燕南。”
除了良师,曹宝麟还有三五益友。下放广德时,谭家明和他书信而交并为他搜罗珍贵的书籍;而白谦慎常为他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而奔走……这样的君子之交,实在难得。
说到底,这是一种精致的文人文化的传承。这种精致的文人文化,首先反映于学识,书法与其他艺术不同,它和文字、文学有割裂不开的联系,学书必先读书,否则即便笔冢墨池,还是俗书。就像北大三友,他们的书体、风格与追求都大相径庭,但又有谁说他们不是好书家呢?
抱瓮出灌,凭古而立
他是个书法界的学者,却谦虚说自己的学术不过“抱瓮出灌”四字。但做研究的人都知道,能从寻常普通的材料里寻出脉络并作出独特的解读和研究,没有精湛的造诣、广泛的涉猎和缜密的分析是做不到的。他说,“人生的乐趣,莫过于求知欲得到满足。”
也有人曾问他,“曹教授是当代学习米芾的第一人,但是也希望你能有更多自己的面目,你怎么看待?”曹宝麟说:“割断所学的血脉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空无依傍。传统是环环相扣的链。就像董其昌,他与前人相比不见得有多少创造,但他对这链的接续是有贡献的。我自己也力争接续这传统之链。”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总强调自己写的是学者字的原因吧。刘熙载有云:“书,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所以他不求超越别人,只以平常心对待,以他人之法抒己之意。他所追求的,是借助适意的书写,再现一种古典的情调和一派精致的逸韵。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知不觉,曹老师也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回忆起自己年幼时就尤爱古文的简远隽永,如今想来,他觉得今生投身于书法的研究和创作,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每个人总是希望从事他最喜爱的事情。我希望再花二十年,把自己的书法水平再提升一个台阶。”一个年近七载的人,仍有着这样的追求,听来让人心生敬佩。
从几千年前的米芾,到王力先生,再到曹宝麟,纵使时代变迁,也总有一脉相承的秉性与操守。这条悠远的文脉,是对文字的恭敬,是对传统的坚守,是儒生之雅,是君子之风,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而在如今日益浮躁的时代,曹老之后,还有多少呢?
魏晋《经书残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富于悲剧色彩的时期。长期的战争和动乱,造成了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对峙的局势,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解体和大动荡,人民经受了动乱造成之巨大灾难,他们精神生活是压抑和苦闷的。当时的人们,为了寻求一种精神解脱,社会上应运而生掀起了一股崇尚“老”“庄”之风气。当时,出现过狂飙突进式的激昂悲壮的“建安七子”,出现过隐居竹林行迹放浪的“竹林七贤”,出现过记叙精义的“世说新语”,所有这些,都是动乱与战争影响之下的产物。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士子们,沉湎于清谈,服药,饮酒,放诞,纵欲及寻求进精神刺激等,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做法寻求精神的解脱,从而忘记灾难之现实。此时,西域传入的佛教乘虚而入,其迅速地扩展的原因,也是由于其迎合了并且满足了当时填补人们精神空虚的需要。佛教以其“轮回报应”之说,用其“诱喻”,“胁迫”等手段,给予了处在悲苦无告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新曙光,给予了苦难之中的人们以极大的精神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朝梁武帝之时,佛教被定为“国教”。北朝,自石勒父子信奉佛图澄开始,中间有魏太武帝的短暂的灭佛行动,至魏文帝建造云冈石窟之时,佛教在北朝亦成为“国教”。正是因为在佛教大行其道的流行风气之下,写经刻经之风在南北朝时代迅速漫延,以致于使写经刻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