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范围的下岗工人相比，学术界也算是个人收入增长较快的一个领域。近两年，大学教授的年薪已经是几万、十几万了，这还不包括数目不菲的课题经费。过去人们常说，学者收入偏低是学术滑坡的主要原因；如今学者的腰包鼓起来了，为什么学术滑坡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会滋生出更严重的学术腐败？
这显然与现代学术传统的中断有关。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下什么是现代学术传统。
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陆续回国，进入北大、清华和东南大学等学术重镇。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和“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坚持学术独立、恪守学者人格的高贵品质，从而摆脱了中国士大夫固有的依附性，开始形成了以“学术至上”、“教授治校”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学术传统。
所谓“学术至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就个人发展而言，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给人以清醒的头脑、高尚的追求和有意义的人生，从而为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提供了可能。当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反复告诫学生，一定要有研究学理的兴趣，要养成学问家的人格；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时为了培养学生兴趣，保护学生个性，使他们不至沦为工具和奴隶，曾竭力推行通才教育；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时主张深思善疑，反对轻信盲从，提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都是基于这一理念。第二，从社会进步来看，由于学术研究是文化教育的基础，所以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著名哲学家贺麟也一再强调学术是恢复国家元气、培养天下命脉的大事。他认为正常社会应该以“学术为体，政治为用”。如果政府不尊重学术，学者就应该舍弃“政统”的延续，以求“学统”和“道统”之不坠。
所谓“教授治校”，除了有利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之外，还具有端正学风的作用。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学术界曾面临政府欠薪和物质极度匮乏等问题，但是并没有发生所谓学术滑坡和学术腐败。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有“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与“学术至上”的理念，为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竺可桢说：“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由此可以看出“教授治校”对端正学风有多么重要。
进入５０年代以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上述学术传统基本中断。在那个时代，就连鲁迅也面临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的命运，其他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贺麟所谓“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的判断，变成了无情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二世而亡”的原因所在。
文革结束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口号的提出，知识界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但由于硕果仅存的老学者心有余悸，新一代学者因为在文革中还未成年，在知识和见识上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毛病。又见识有限，所以他们对上述学术传统不是一无所知，就是讳莫如深。这就使所谓科学的春天虽然热热闹闹，却难免会滋生出大片的无根之草，无本之木,以至于在８０年代末的文化热中，有人居然用新权威主义来为专制独裁张目。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运气好点的农民家庭一年就可以成为万元户，绝大多数工人在改革初期也暂时受益；相比之下，80年代的知识分子依然是一个中低收入群体。于是社会上便流传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和“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社科院的”等民谣。好在不少学者还有点理想追求，也懂得清贫自守、洁身自好，因此学术界的状况还仅仅是“滑坡”，并没有像官场那样，早已堕落到“腐败”的地步。
进入90年代以后，下海经商挣钱成了一种时尚。从表面上看这也许无可厚非，但没想到这居然是主政者瓦解人文精神、转移反腐败视线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在这种时尚的影响下，学术界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其中又以人文学科和其他基础理论最为严重。许多相关专业门可罗雀、难以为继，而专业工作者也陷入人心惶惶、无所适从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人才能清醒地看到，过去的政治运动和眼下的经商大潮，就好像大棒和胡罗卜一样，是专门对付知识分子的两种手段。
90年代末，经过多年财政紧缩和几番改革阵痛，国营企业这个沉重的包袱终于被甩掉了，再加上税收的增长和一系列调控措施，政府手里有了大量可以支配的金钱，这就为相关部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学界的资本和手段。在这些手段中，最常用的就是那些名目繁多的“评”字号活动。当今学界，凡是课题评议、职称评定、业务评比、成果评奖乃至硕士博士点评审，都要在学官的操纵下进行。因为职称要与工资和福利挂钩，这就使许多人不得不为评上那个职称倍受屈辱，以至于自由丧失，人格受辱。至于那些学官，虽然混迹于学界，也不懂得为什么要研究学问，更不知道求知的乐趣，发现的愉悦，却能够获得较高的职称。更可怕的是，在这种评价机制下，有些人为了获得利益，不惜弄虚作假，偷机钻营、趋炎附势，抄袭剽窃、出卖灵魂……。
好的制度可以让小人变成君子，坏的制度可以让君子变成小人。尽管我不大同意“君子固穷”的说法，但还是认为，当人们不是把学问视为兴趣，而是把它当作追名逐利手段或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时，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做人原则，甚至与贪官墨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利”字边上一把刀。这把刀既可以阉人，也可以自阉。这恐怕是当前学术腐败日益严重的症结之所在。
所幸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我们终于发现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并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早在四十年代后期，胡适就对他的学生说：自由是针对外来束缚而言的，北大有自由的传统，学校可以给你自由，但独立却是你们自己的事，如果“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他还说：要想不盲从，不上当受骗，就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耳朵、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但是，如今的学界早已不是当年的北大，可见要想让现代学术传统薪尽火传，并扼制当前的学术腐败，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就不会改变中国学术传统二世而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