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也叫“隶字”、“左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目的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隶书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佐书，曰隶字。”就是说，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的一种简率快速写法，到了汉朝，经过加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秦隶也叫“古隶”，同小篆相差不很远：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结构都与小篆不同。汉隶西汉与东汉也有较大的区别，西汉的隶体笔画比秦隶简省，但尚无波磔(捺笔挑势);至东汉时，始有波捺，后人又叫“八分”。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接下来以汉朝著名的六个碑文的赏析说说隶书的特点：
乙瑛碑
背景资料：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或《孔和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碑高3.6米，宽1.29米，隶书18行，行40字，无额。后有宋人张雅圭题字二行。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并提出此官任职条件。
从风格形态来说，乙瑛碑具有宗庙之美。其风格，既不像《石门颂》那样豪肆，也不像《曹全碑》那样秀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乙瑛碑是八分隶书完全规范化的极致，具备了汉隶的全副表现手法。其用笔不像《张迁碑》那样多方笔，也不像《曹全碑》那样多圆笔，而是多切锋方笔入纸，顿笔圆转出锋，刚柔相济。平画表现最为明显。作为汉隶最重要表现特征的波磔画显明突出。
它又比《礼器碑》多一分沉厚，比《史晨碑》多一份雄强。其用笔沉著厚重，结字端庄雍容，体现了传统文化追求的一个向度，正如清代方朔所言：“(乙瑛)在三碑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枕经金石跋》)
清代梁巘说：学隶书宜从乙瑛碑入手(《评书帖》)。乙瑛碑在汉碑中属平正规范一路，适合初学。自乙瑛入隶，左可通雄肆一路，右可通雅逸一路。《古代碑帖鉴赏》称：《乙瑛碑》的结字看似规正，实则巧丽，字势向左右拓展。书风谨严素朴，为学汉隶的范本之一。
笔画：用笔方圆兼备，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骨肉匀适，虽然总体属方整平正一路，但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此碑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形态各异，转折处衔接工整，清晰有力。笔画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粗细统一，极有法度，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
结字：其结字笔画排列匀整，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不像《史晨碑》和《曹全碑》那样刻意突出长大的主笔画，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结体平正、布白匀称，结字宕逸相逼，而气加凝整，字亦刚健有风韵，字势开展，古朴浑厚，俯仰有致，向背分明。
章法：规矩合度，基本平直，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呈森然气象。
行气：竖行齐整，横行略有起伏，整体行文流畅，相互间不争不夺，平静有序。
气息：气度雄古典重，整体风格密丽典雅，“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分隶偶存》称“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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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礼器碑
背景资料：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勑复颜氏繇发碑》、《韩勑碑》等，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 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此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评价甚高。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明郭宗昌《金石史》评云：“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
相同的字，在同一碑中重复出现时，每字的结体却无一重复，字的点画形态各有变化，不能不让人叹服书写者的功力。无怪乎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书到熟来，自然生变。此碑无字不变。”又说，“唯《韩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此碑字口完整，碑侧之字锋鋩如新，尤其飘逸多姿，纵横迭宕，更为书家所激赏。攻汉隶者，多以《礼器》为楷模。《礼器碑》所传拓本甚多。明拓断裂适当垂处，不遑写下一字，而引上脚使长，又与是碑‘年’字不同。”初唐楷法多带隶意，无不与此碑有着深远密切的血缘关系。因此说《礼器》开创了初唐楷法的规模，也不为过。
笔画：用笔力注笔端，如干将莫邪，锋利无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至收笔前略有停顿，借笔毫弹性迅速挑起，使笔意飞动，清新劲健，尖挑出锋十分清晰。“燕尾”捺画大多呈方形，且比重较大，看上去气势沉雄，极为精彩。《礼器碑》的线条质感，与《张迁碑》、《曹全碑》等有着一定的差异，它与《乙瑛碑》一样属于平正端庄、俊挺宽博一路，但整体笔画比《乙瑛碑》纤细。用笔以“方笔”为主，偶亦兼用“圆笔”，有的字笔画细如发丝，铁画银钩，坚挺有力;有的粗如刷帚，却又韵格灵动，不显呆板。尽管线条起伏变化，但通篇看来又不失和谐，在力量感的表现上非常成功。行笔时的提按轻重反差强烈，笔画细的“一分笔”与笔画粗的“三分笔”交替并用，跌宕起伏的轻重变化以及结字的紧密，使字形犹如钢绳铁索，有一种细劲刚挺，纤而能厚，寓疏秀于严密，寓奇险于平正的风神。阴侧的用笔比较随意不拘，更具奇逸飞动之趣。
结字：其结体寓欹侧于平正中，含疏秀二严密内，历来被奉为隶书极则。结字上下紧凑，左右开张，犹如大鹏展翅，翩翩有凌云之势。碑阳部分结字端庄，碑阴用笔奔放飘逸，自然成趣。整体结体严谨，字法规范，在结构处理上，无论是上下结构、左右结构，还是包围结构，都能取势颐盼，体态优美，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毫无矫揉造作之嫌。同时，线条的粗细及所分割出来的空间形成了黑与白、轻与重的强烈反差，从而给人以鲜明的节奏感。
章法：碑阳部分章法排列较为规律，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密，这种章法充分展现了和谐、端庄、秀美的整体特征。碑阴字的大小不甚统一，横列的法则也被打破，纵有序、横无列，行与行之间有一定间距，字距参差不齐，富于流动感，通篇自然灵动，抒情性极强，富有生气。
行气：竖行齐整，横行略有起伏，整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
气息：碑文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风格在劲挺中又兼遒美之姿。它能将笔画的粗细、方圆，笔势的动静，向背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清超遒劲，庄重典雅，高古且充满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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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碑》
史晨碑
背景资料：《史晨碑》又名《史晨前后碑》，两面刻，碑通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无碑额，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三十五字，新拓恢复原貌三十六字，字径3.5厘米。碑文记载鲁相史晨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
清方朔以为〈晨史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
笔画：起笔重按、笔势中敛，造型丰美多姿，波挑分明、神采飞逸、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
结字：结字工整精细、方正，端庄典雅，中敛而四面拓张，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
章法：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字间距明显大于行间距。
行气：横行平竖行直，规规矩矩，如在格中书写的一般。
气息：端庄遒美而不失朴实，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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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
曹全碑
背景资料：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是中国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 (公元185年)十月刻。碑高约2.53米，宽约1.23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分5列，上列一行，二列二十六行，三列五行，四列十七行，五列四行，内容为王敞记述曹全生平。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萃里村出土，1956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
曹全碑是汉碑代表作品之一，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是娟秀清丽一派的典型，以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 ，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其结体，笔法都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
清孙承泽赞誉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乃“汉石中之宝也”。万经平其曰：“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南海康有为先生则认为其与《孔宙碑》为“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徐树钧在其《宝鸭斋题跋》中称其碑阴书法“神味渊隽，尤耐玩赏”。从前人诸多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曹全碑》最显著的审美特征是典雅逸静。与其同时代的汉碑相比，《曹全碑》若一位翩翩君子，具有极高的修养，其个性不激不励，中正平和，既符合规范，又飘然逸出，与《张迁碑》等以追求真率拙朴的碑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笔画：运笔以“圆笔”为主，波画行笔的提按极为分明。笔画的粗细基本属于“二分笔”，初学者笔力不够，如果一味追求它秀美的外形表象，往往容易失之于纤弱。它的波画“燕尾”处也极为圆润精到，临习时如呈“方形”，亦易失去原迹的风神。捺笔的波磔忌过于轻飘浮滑。《曹全碑》中的钩画，各有其独特的形态，有的钩画类似撇画，有的钩画近似捺画，有的钩画宛如点，有的则省略其钩头。《曹全碑》中撇画有主副之分，主笔撇画如直撇、斜撇等皆为隶书的经典之笔。副笔摘画一般不作大的发挥变化。同时一字中若有多撇组织在一起时，则其主次变化不太明显，其倾斜方向、角度大致也相近，有一种秩序感。
《曹全碑》的笔法变化丰富多样，其用笔多圆劲如篆势，所以虽瘦而腴，且如锥画石，此中锋之最显著也。转折兼用，而折兼有先提而后按者，有迤而下行者，有略断而续行者相参。皆因势而宽严为之，至纯用转笔者，殆极罕见，故能遒丽独出也。
结字：《曹全碑》的结字纵横占位准确，呼应笔势分明。结体舒展、用笔放纵、意态醇美，使作品秀美之中存豪气，该碑风格飘逸，个性独特。形体多呈扁形，少数有方或长方形。由于形扁，其势必呈横向，故而有稳的感觉。扁、横的形体主要由字的主横画拉长或撇捺开展造成的。与《礼器碑》相比，《曹全碑》的结构显得更调匀，这是由于《曹全碑》的扁平及其结构中，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得更加自然合理的缘故，也正因此，《曹全碑》比《礼器碑》、《张迁碑》等显得更加素静雅致。
章法：字间距略大于行间距，主要表现为疏朗平整，舒展奔放，字形多取横势，间有长、方结体，横向开张流畅，纵向含蓄稳健，从而使结构显得雍容大度、飘逸多姿。
行气：竖行齐整，横行略有起伏，横竖行的重心平直，显得稳定、规矩，但因一些弧形长线造成整体有灵动跳跃的感觉。
气息：《曹全碑》的字迹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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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
张迁碑
背景资料：《张迁碑》篆额题，全称《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有碑阴题名，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无盐(治今山东省东平)境内，张迁碑高九尺五寸，宽三尺二寸，共十六行，满行四十二字。碑阴三列，上二列十九行，下列三行。书法朴厚劲秀，方整多变，碑阴尤为酣畅。《张迁碑》于明代出土，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系故吏韦萌等对故令张迁的追念。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所以有人怀疑是摹刻品，但就端直朴茂之点而言，非汉人不能，所以决为当时之物。碑阴所刻人名，书亦雄厚多姿。
明王世贞评其书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清万经评其书云：“余玩其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孙退谷评其书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杨守敬《平碑记》云：“顾亭林(顾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的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又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笔画：此碑用笔以方为主，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笔道粗细介于二分笔与三分笔之间，方劲沉着、力气雄健。波画的提按过渡不甚明显，有别于孔庙三碑的大撇重捺。字形偏于古拙一路，于方直中寓圆巧，笔画粗细相间，生动自然。
结字：《张迁碑》结构组合，字型方正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端正中见揖让错综，灵活变化，殊多生趣。碑阳之字朴雅秀隽，碑阴之字稍见纵肆，皆高洁明朗。学汉隶者，都以此碑为最后范则。
章法：此碑通篇章法方正，竖行齐整，横行略有起伏，字间距略大于行间距;
行气：此碑行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但也见灵动之气。四周平满，严正朴茂，而且接近楷法，书风古茂朴厚，方劲雄浑。
气息：张迁碑出土较晚，保存完好，其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其书法以方笔为主，笔划严谨丰腴但不板刻，朴厚灵动，堪称汉碑中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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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
石门颂
背景资料：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孟文颂碑》、《杨厥碑》。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摩崖隶书。《石门颂》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2行，行30、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全文共655字。摩崖汉隶，是“石门十三品”之第五品，属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卷镌刻在古褒斜道的南端，即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东北褒斜谷古石门隧道的西壁上，1967年因在石门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库，乃将此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至今。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为表彰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王升撰。
《石门颂》摩崖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它与略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清代张祖翼评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封面“辞海”二字，就取自于《石门颂》。
该刻被称为草隶鼻祖和楷模，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既整齐规范，又富于变化，富含感情，不拘一格，不拘绳墨，笔势纵放，奇趣横生，笔画粗细虽区别不大，但每一笔画却变化多端，用笔挥洒自如，不作修琢，有自然豪放意趣;字画瘦硬，结构疏朗，飘逸有致，笔隶中带篆、带草、带行，被书家称为“隶中之草”。
笔画：《石门颂》继承了古隶的率意性与篆书的简洁性用笔，以圆笔为主，并把方笔与圆笔巧妙地融合，起笔逆锋，含蓄蕴藉;收笔回锋，少有雁尾而具掠雁之势;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其实这是汉代竹简帛书的作风。《石门颂》字多用一分笔，提按粗细变化的幅度也不大，如果初学者笔力不够，容易流于纤细油滑，失却汉隶凝重浑厚的风采。
结字：结字极为放纵舒展，具飘逸新奇的风韵，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章法：具有汉隶的典型风格，字形扁方，转折、波磔较为明显，但符号化、抽象化、造型的浪漫性和装饰意味及用笔上的抒情强烈。字、行间距都较小，纵有行，但横则不一定成列，格局错落。
行气：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
气息：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刻字书写较随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天真自然的情趣，《石门颂》正是以她不拘一格，随意发挥的艺术气质为后人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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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