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么样的创新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创新

创新,要创什么样的“新”,也是一个不容易理清的关键问题。在科学现代化、社会信息化、文化通俗化的当下,“全球化”“地球村”大大缩小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距离。而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全面侵入,是当代画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全盘接受,还是完全抵制,抑或秉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去思考、甄别,为中国画的创新,为使中国画更有生命力、更加丰富多彩,而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去吸收一切有利的因素?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检验一个中国画家的心胸、魄力和水平的标准之一。我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文化生态,必须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鉴别能力,坚决抵制那种完全西化,或者没有深入生活,胡编乱造,急功近利,快餐式生产,无思想深度,缺乏生活基础、缺少真情实感、远离真善美的所谓“创新”,因为它们与中国画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相违背的。而这种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也不会长久,只能是昙花一现。真正的中国画创新,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而是需要一个人用一生全身心投入的。它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来源于画家对大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体验,更是艺术真性情加上艺术形式的提炼和艰难创造的产物。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世界。也可以说,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就是通过文学、哲学、艺术这个诗意的世界,通过诸子百家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构建起了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国画是中国文化传递的一种媒体、一种形式。画家完全凭借自己独特的人格品位、审美取向、审美结构、思想观念、艺术形式等开展创作。这种创作,主体是人,自然物象仅仅是画家选择的人格、思想、情感、观念的载体。所以中国画作品真正要把握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给人们带来一种欣喜、一种希望、一种眼界、一种感化。有人说:“艺术不是纯技术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绘画是思想感情的表达。绘画作品只有蕴含深刻的思想感情,才能感动人、震撼人。当然这里面也需要艺术形式、笔墨语言的支撑,否则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艺术作品。

中国画的创新,实质上是解决新与旧的矛盾,是勾连传统与现代、旧有形式与创新形式的创造过程。一个立足创新的中国画家,应该在前人未曾考虑过,或没有研究到位的课题上做文章,努力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新的思维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就是根据自身特点、条件,去探寻适合自己深入研究、创作的领域,力求在内容形式、表现方法、精神思想上都有所突破。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创作出系列性的、具有新意境的艺术作品。这应该是艺术创新的一条基本途径。

看待一个画家、一个时代有没有创造、有没有创新,就要看作品在传统旧有形式基础上有无突破、有无超越,在精神境界、内容意境上有无拓展,在艺术形式、笔墨语言的提炼上有无提高,有无创造出新的技法,能不能创作出超越前人的艺术作品,为中国画的发展增添新的篇章。当然,这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高标准,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总是少数。多数是在某一些方面,如在表现形式上创造了新的表现方法,或在题材内容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等。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也都属于创新的范畴。我们要看到,在历史长河中,真正有突破、有创新的画家并不多,但其创新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对于中国画发展的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

四、没有执着哪有创新,没有创新哪有发展

发展是任何事物进化的必然规律。中国画已有千百年的发展历史,通过一代代艺术家的不断努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一些容易画的、好表现的,前人都已涉猎,留下的都是难度非常大的。要为中国画艺术添砖加瓦,若没有几十年全身心的投入,没有对艺术的虔诚与执着,没有对人生、大自然、艺术的深入体悟,根本难以创作出与前人和今人都有所区别的作品。那么,中国画发展做贡献也只会是一句空话。而且真正的艺术创造都是来自于个体的。真正能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有思想、能创新的画家,以及与前人拉开较大距离、独具个性风格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出现和被认同与接受,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中国画创新需要有内因与外因的综合保障:既需要艺术家自身的奉献与牺牲,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与推动。

首先,大凡真正有创新的优秀作品,必定是画家独特精神世界、思想灵魂的再现。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即所谓的“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提高人生境界是提升艺术境界的首要前提。一个真正有创造的艺术家,其艺术作品与金钱、价位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与金山银山无缘。请问历来有几个有成就的画家在生前其作品就卖过高价?一个立足创新、有使命感的艺术家,首先必须做好与孤独、寂寞为伴,一生都在不停地思索与劳作中度过的思想准备。因为急功近利走捷径,体会不到艺术的高度与深度,打不开艺术的密码,进入不了艺术创造“天人合一”的自由天地,精神境界难以提升,就创作不出真正有独特意境和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同时,创新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我们艺术家不可抗拒的神圣使命。真正的艺术就是创新与突破。只有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为中国画的发展增添新的篇章。这应该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为之终身追求与奋斗的大方向。

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我们这泱泱大国里,不管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都有人在坚持走艰苦而又不容易被人所理解的创新之路。时代埋没人,时代也造就人,这是历史的事实。中国画坛如果没有蔡元培、徐悲鸿、陈师曾等一批倡导创新、发现人才、提携人才的领导者,没有适合人才发展的相关举措,像齐白石、蒋兆和、陆俨少这些没文凭、无学位的大师能出现吗?20世纪的中国画坛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吗?因此,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完善的引领保障机制,是中国画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度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象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创新。不管历史上出现过多少绘画大师,都代替不了我们当代的创造。我们必须要想到,国家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从地方到中央,层层建立了这么多专业搞创作的机构,养了这么多的专业创作人员,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艺术的发展,而仅仅是把画家集中起来抄袭古人、不思创新发展,图个热闹吗?我认为,如果只有共同的艺术观念、共同的艺术形式、共同的思想情感和共同的审美意境,而缺少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艺术形式和不同的个性风格,那么艺术创作将陷入一潭死水之中。不管从什么角度讲,这都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所以,中国画要发展,就必须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不光可以有传统形式的传承者,也应该有创新的开拓者,更需要有人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拓前人没有开拓的领域。只有这样,中国画才有路可走,才会有发展,才会使当代的创造成为以后的传统。这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真正的创新者,不应该成为一些人歧视、抨击的对象,而应该成为人们理解、尊重的典范。创新也不应该被当代美术界边缘化,而应该成为中国画创作的主流。所以,美术界应该重新重视创新、提倡创新,重新擦亮创新这块耀眼的金字招牌,为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而作为艺术家也应该与时俱进,树立一种正确的创新观,投入到艺术创新的事业中,为中国画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总之,对于中国画的创新发展而言,应该有不同的思想碰撞、不同的道路选择。中国画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所发展。所以重新倡导创新、推动创新,是中国画发展极关键的一环,也是中国画发展的必然途径。

1「告」字,象形。

上面是什麽形啊?像不像小树枝之形啊?是的,是小树枝。

大家知道甲骨「口」部,是祭神拜祖祝祷器物之形。小树枝插在祭器之上,是为向神祖祷告,这就是「告」字的本义。

《灵性甲骨》:

甲骨「告」字,先祖敬以小树(木)祈神。缘由古人以树木最通神灵,是神发之最具生力勃兴之物。《诗经》:「杲杲出日。」树木最高,与天、与神最接近者耶,故多敬畏「灵木」「神木」是耶。

复以「灵木」敬告祈神,直通神性。

甲骨「告」字,由是之而通神圣性灵,「告」字竭诚不妄耳。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2.《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商春秋战国》谷溪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赵之谦篆刻何澄自用对章 西泠印社2015秋拍

赵之谦(1829~1884),字支自,后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无闷、悲盦等,室名二金蝶堂,浙江绍兴人。精于书画篆刻、金石考据学。绘画兼人物、花卉、山水。人物古艳冷隽,格近罗两峰、陈洪绶,花卉取八大、石涛、青藤、白阳诸家。为近代六十名家之一。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任颐、赵叔儒、易大厂,直至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2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印面主人简介:何澄[清],字镜山、竟山,号心伯,一号伯,居室曰思古斋,山阴(绍兴)人。明经,能诗,深于金石之学。工篆刻,善花卉,与赵之谦、浦华为书画友。碑刻旧拓本储藏甚富。官闽时,刻有《台湾杂咏》、《思古斋双钩汉碑篆额》,著有《思古斋随笔》、《思古斋诗文集》等。

印文:

1.臣何澄

2.竟山

边款:

1.刻意追橅,期于免俗,撝叔为镜山制。

2.汉镜多借“竟”字,取其省也,既就简并仿佛象之,撝叔。

1宋 佚名 青枫巨蝶图 纨扇 绢本设色 23×24.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枫巨蝶图》是一幅写实小景画,是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精品。左下方伸出嫩绿色枫树一株,枝叶婆娑。一只赭黄色巨蝶从右上侧凌空飞临,与枫叶构成平衡的对角关系,构图十分精到。一只鲜红色瓢虫伏于绿色的枫叶之上,十分俏皮,顿时丰富了整个画面,小瓢虫与巨蝶形成呼应画对比关系。画风高度写实,细致入微。用笔精湛,细线勾勒,笔若游丝,使蝶与枝、叶的形态皆极为轻倩灵秀。设色淡雅明快,红、绿、黄对比鲜明,给人以清新出尘之感,色彩鲜丽而不落浓艳俗套。

此画无款。鉴藏印钤“大观”葫芦形朱文印以及“石渠宝笈”、“乐善堂图书记”、“重华宫鉴藏宝”3印。钤清乾隆、嘉庆二御览印。存《纨扇画》册中。《石渠宝笈初编》著录。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1尺牍《离都帖》 纸本 29.2cm X4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西元1012-1067年),字君謨,福建仙游人。书法学虞世南、顏真卿,并取法晋人。与苏軾、黄庭坚、米芾并列“北宋四家”,誉满书苑。

此帖又名“致杜君长官尺牘”,乃蔡襄即将渡长江“南归”途中所书,追述离都(开封)行至南京(今商丘)而痛失长子。友人来信慰问,襄作此书答谢。书法丰腴厚重处似顏真卿,兼有王羲之行草之俊秀。选自《宋四家墨宝》册。 释文:襄啟。自离都至南京。长子匀感伤寒七日。遂不起此疾。南归殊為荣幸。不意灾祸如此。动息感念。哀痛何可言也。承示及书。并永平信。益用悽惻。旦夕渡江。不及相见。依咏之极。谨奉手啟為谢。不一一。襄顿首。杜君长官足下。七月十三日。贵眷各佳安。老儿已下无恙。永平已曾於递中。驰信报之。2 9 8 7 6 5 4 3

吴 说,字傅朋,号练塘。,居钱塘之紫溪,人呼吴紫溪。宋诗纪事谓为王令(逢原)之外孙。高宗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除尚书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饶)。说工书法,字路极广,楷、行、草及榜书均佳。小楷人称“宋时第一”。行草书圆美流丽,深入黄太史之室,而得其精髓,又时作魏钟繇之体,颇有新致。其独创杂体游丝书亦颇擅名。一笔一行,游丝连绵。宋高宗赵构《翰墨志》称:“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

吴说传世的简札,多为信手而书,无拘无束,自由挥写,不计工拙。自然而又合理地与抒情达意紧密结合。这些简札最能表现书家的艺术个性,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其榜书沉稳端润,行、草圆润流丽。有《三诗帖》、《门内帖》、《简谅帖》、《千字文》等书迹存世。

吴说《垂喻帖》尺牍 册

纸 行书 30.2 x 44.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2释文:

说顿首再启。垂喻锦里园亭诸榜。何其盛也。悉如尺度写纳。告侍次为禀呈。第愧弱翰不称耳。谢傅方且为苍生而起。裴公讵容从绿野之游乎。非次不敢数拜椟。亦告侍旁。为致下悃。昨中丞初除拜日。尝致贺启一通。不敢使人代。乃其自制。吾友试一取观之。亦可以见其蕲向之意也。说顿首再启。

南宋初年,文人书家多舍弃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传统,而竞相模仿北宋黄庭坚与米芾书风,尚异趋奇。吴说对此既不刻意苟同,也不随俗浮沈,他仍然追求以二王为主的魏晋风骨以及唐代楷书的法则,这对南宋以后的书学家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幅尺牍以行草体书写,是吴说与官府往来的信札。全幅用笔使转轻盈,字体圆活灵动:如竖直的笔画多稍作微曲,少作方角的转折等,正呈现典型的王字(王羲之、王献之)风范。而尖笔锐锋,更为通幅增加不少娟秀之气。吴说行草书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的行楷或小楷,但全作文字结构停匀,笔墨温婉典雅,也是一幅传统书法的佳作。

吴说《明善宗簿帖》(又称《简谅帖》)

纸本行草书 23.9×38.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4释文:

说顿首上启。明善宗簿懿亲侍史。近两上状。一附弥大。一送华亭。未知已得呈达否。比又辱诲示。承已达行在。感慰兼至。信复。伏惟尊履申福。宗寺职务清简。谅多娱暇。正恐朝夕别有异数耳。说碌碌不足数。到官已半年。更如许时。通理当满。预有填壑之忧。正远冀宝鍊冲粹。不宣。说顿首上启明善宗簿懿亲侍史。八月晦。

吴说《庆门星聚帖》

56释文:

说上问庆门星聚 伏惟均协 当诣今嗣将仕侍下休裕 匆匆不及别状 说近奉诏旨 访求晋唐真迹 此间绝难得 止有唐人临兰亨一本 答以千缗 省略更高古 许命以官 且告老兄出一只手 广为搜索 亦足张吾军也 留意 幸甚幸甚 说再拜上问

吴说《门内星聚帖》(局部)

纸本,25×45.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78释文:

门内星聚长少均叶多庆桐川岂无所委奉不鄙一二疏示老兵偶二三辈遣出取亲旧未还朝夕遣往顷 见老兄有玉界尺(上有刻字者)欲求一条助我几间清致素辱眷予深想不我靳尝求一物为报顷在括苍赏作 诗欲匃辍此物其卒章云磊落贤公子宁求善价沽朝夕捡寻录寄适在报恩办道场上状崖略且践不重 幅之约也说再拜

《门内星聚帖》行草书,纸本。纵25.2厘米,横45.4厘米。14行,140字,信札,信中言及求五界尺等事。裱边有翁方纲跋一段。本幅上有江德量、成亲王永瑆等家的监藏印二方,半印六方,跋纸上印 —方。

此帖率意而书,无拘无束,笔法劲利清瘦,刚中有柔,笔致有兰亭雅态,技巧性很强,布势如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可见吴说的功力不浅,刻意求新。清安岐《墨缘汇观》云:“行草书14行,用笔清健,兼有游丝法。”

《游丝书宋诗》(局部)草书

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

910附:

游 戏 的 代 价

■蔡显良

南宋初期的书法出现复古与游戏的两极现象,其实是北宋晚期尚意书法思想在南宋初期的异化,是尚意思想崇古与率意两个方面的极端化发展:一是不加选择的食古不化,典型表现就是赵构的盲目复古思想;二是纯粹的游戏翰墨,抛弃书法的游戏规则,偏离古法传统地盲目创新,典型表现即是享誉一时的吴说游丝书现象。南宋初的复古已经没有了尚意书法的创新睿智与艺术冲劲,因此已经毫无自信心与穿透力,只能在泥古守旧的深潭中不能自拔;同样,南宋初的游戏思想是对米芾“墨戏”思想的超常规理解与诠释,没有了米芾在熟谙古法基础之上的黑色幽默与故作调侃的意味,似乎惟剩脱离书法游戏规则的盲目性演绎与失控式莽撞,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当有人面对书法经典《兰亭序》却发出“无心工拙当闲暇,信手纵横尽技能”(薛仙《绍兴戊午秋因观毕氏所藏定武旧石本兰亭因题》)这样的无知之言时,对于南宋初期萎靡不振的书法状况就只有让人无比慨叹了。

“龙跳虎卧王右军,蚕头隼尾始逼真。不恨臣无二人法,但恨二人不似臣。”李石《试严志行笔》这首论书诗很好地反映了南宋初期书法的浮躁心态,既想师习古法,又不思沉潜,不经磨练,又想超越前人,最终只能导致盲目创新的出现。米芾墨戏思想的极端化发展便有了滋长的土壤:“余事游神翰墨间,乘兴濡毫快挥扫。”(王十朋诗句)而吴说游丝书(图1)在南宋初期大受吹捧和欢迎就是这一现象的产物。从周紫芝《吴傅朋(吴说,字傅朋)郎中自出新意作游丝书妙绝一时士大夫皆赋诗为作数语书轴尾》这首诗的题目即可以看出吴傅朋游丝书在当时的大受欢迎,“士大夫皆赋诗”,文人骚客争相赋诗吹捧之。据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二记载,当时竟有上百人赋诗颂之:“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刘子翚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予少时见二公所作,殊敬爱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记忆。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当时竟有上百首诗歌对其进行赞颂,亦可谓名噪一时、声震寰宇了。“笑谈了却邦人事,游戏翰墨惟书林。自从真行易篆隶,草圣书绝驰极挚。游云惊龙初振奇,渴骥怒猊争作势……手追心摹前无人,一扫尘踪有新意。”(洪适《题信州吴傅朋郎中游丝书》)洪适等人即极尽赞美之能事。当然有识之士还是对他的这种怪异书法提出善意的批评,可见传统与规则是不能随意逾越和玩弄的:“我评先生贤,不以能书称。”(向旙《题吴傅朋游丝书》)“可怜太纤瘦,不受镌瑶琼。”(王之望《吴傅朋游丝书》)观吴傅朋游丝书作品,“太纤瘦”的评价十分到位,一味地牵丝连带,并无顿挫笔法,显然已经脱离了用毛笔写字的趣味。至于他追踪孙过庭又上溯王羲之的行草,在南宋初期书坛萎靡的情况之下,虽“清娴姣丽,特患无出世态”(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显露绮靡姿媚之风,因循过甚创新不够,但已经弥足珍贵了。(见图2)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米芾等人的墨戏思想是建立在古法的基础之上的自信与潇洒,而此时的游戏思维显得十分盲目,竟然对毫无笔情墨趣的游丝书大加夸许,令人大跌眼镜。然现存游丝书赞诗仅十余首,游丝书也流传无几,洪迈记述上述文字的原因即是“惧其益久而不传”,但事实就是一语成谶,像吴说游丝书,如果不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并不能够长久的。

1980年5月,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国展在沈阳展出,参展的都是大佬,看看咱的老师、师爷在不在其中。

茅盾

1 2现已获得证实的沈雁冰的笔名有98个,然而在众多笔名中“茅盾”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这个笔名的来源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沈雁冰被迫隐居在上海,郁郁不得志的他开始用笔来宣泄心中的情感,于是创作了小说《幻灭》。小说完成后沈德鸿开始投稿,可许多的报社却不敢登他的文章。这使得他内心十分矛盾,于是他在手稿上署名“矛盾”。稿子最后交给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叶圣陶认为小说很好,但是看了这个名字却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字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郭沫若

3 4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丿虫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

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丿虫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家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丿虫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丿虫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林散之

5 6林散之治学有一往无前的钻劲。他十七岁即以范仲淹名言“不及,非人也”为座右铭,并取号“三痴生”。

沈尹默

7 8“我记忆中的沈尹默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在上海时,沈尹默常来我们家,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玩在一起。每次看到他来,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兴奋。我和妹妹以及堂弟、表妹都相争着要坐到他的脚背上’骑马’。他总是乐呵呵地满足我们每个孩子的愿望。他的手臂力量很大,我们几个孩子还轮番吊在他的手臂上’荡秋千’呢。沈尹默除了和我们玩,还教我们背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伴随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丰子恺

9 10抗战前,丰子恺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着一根绳子。画好了,挂在墙上,正好被一青年农民看到了。他笑着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子系住带头的那一只,其余的都跟上来了。”丰子恺恍然大悟,便又重画了一张。11 12

 

潘天寿的生日,是传说中的花节,他喜欢自己是“百花生日生”。所以成名后,他往往在得意之作上盖上“百花生日生”的印章。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女性不仅在头饰上追新求异多变,而且还尽可能地在脸上精心做各种妆饰,以迎合当时的审美观和心理。因此,开额、画眉、制蝉鬓、涂胭脂、抹铅粉、点口脂、晕额黄、贴花钿、画花子等风俗广泛流行。

开额,就是把额前的头发剃掉,让发际线上移,使得额头部分变大。这相当于在额头上腾空了一个宽阔的舞台,舞台上由那对描画出来的眉形唱主角。

1图1中唐第159窟女供养人常沙娜临

唐代妇女画眉之风非常流行,唐玄宗曾命画工绘《十眉图》。敦煌壁画中的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眉,以黑或黑与石绿画成,即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中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初、盛唐时期所绘的菩萨和女供养人多作此种黛眉或翠眉,通称娥眉。如初唐第329窟、中唐第159窟、晚唐第138窟中的女供养人(图1)。敦煌曲子词《倾杯乐。窈窕逶迤》中亦云:“翠柳画娥眉。”一类是短眉,元稹《有所教》一诗中说:,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不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可见各式各样的短眉,也是盛唐时期的一种时髦妆饰。盛唐第130窟都督夫人一家及侍婢,均作短眉,宽而浓。此类短眉也见于晚唐第107窟的女供养人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引路菩萨》;中的仕女等。

2图2榆林窟第25窟北壁老人入墓中的妇女

蝉 鬓,古代妇女的一种发式,据记载最初由魏文帝曹丕的宫人莫琼树所制,它是两鬓的装饰,将两鬓1梳得很薄而透明,形如蝉翼,故称“蝉鬓”。古诗中形容妇女经常有“云鬟雾鬓”之句,薄而透明的蝉鬓与厚而高实的发式结合与对比,使妇女的发型富于变化而别致。因此,蝉鬓既是发式也是面饰。隋唐时期流行蝉鬓,隋薛道衡《昭君辞》:“蛾眉非本质,蝉鬓改真形。”唐白居易《长相思》:“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鬃臀云满衣。”敦煌曲子词《南歌子。奖美人》:“蝉鬓因何乱?” 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71窟北壁《阿弥宅经变》中的菩萨、盛唐第445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中的伎乐、盛唐第45窟北壁“未生怨”中的侍女、榆林窟中唐第 25窟北壁“老人入墓”中的妇女,其两鬓似梳饰蝉鬓(图2)。

唐代妇女多使用胭脂,李贺《贺复继四首》:“燕脂拂紫绵。”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美人红妆老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敦煌曲子词《柳青娘·碧 罗冠子》中亦云:“故作胭脂轻轻染,淡施檀色注歌唇。”敦煌壁画中的女子涂胭脂,多涂在面部的两颊,绘成蛋形,如盛唐第217窟的仕女、中唐第159窟和 晚唐第9、12、138、144窟中的女供养人两颊均涂胭脂晕染,亦如敦煌曲子词《南歌子。奖美人》所描述:“翠柳眉间绿,桃花脸上红。”

抹铅粉,唐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铅粉凝春态,金钿耀水嬉。”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书》记载:“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额,相号为泪 妆……”南宋吴文英《花犯·郭希道送水仙索赋》亦云:“小娉婷,清铅素靥,蜂黄暗偷晕,翠翘敬鬓。”莫高窟如中唐第159窟《挤奶图》中手捧钵站立门前的 妇女、盛唐第445窟的宫女、盛唐第217窟《得医图》、第45窟《未生怨》故事中的妇女,脸部多涂素粉,不施胭脂,头上也多不作钗饰。这种素妆更显得自然妩媚,玉骨轻柔,正如P.2838敦煌曲子词《浣溪沙。髻绾湘云》里所云:“髻绾湘云淡淡妆,早春花向脸边芳。”

3图3晚唐第9窟天女李其琼临

点口脂,又叫点点唇,就是以唇脂涂抹在嘴唇上。点唇早在先秦就已兴起,然而直到唐代,它才特别为女性所垂青。唐代崔颢《卢姬篇》诗云:“卢姬少小魏王家,绿鬓红唇桃李花。”北宋秦观《南乡子》词曲云:“妙手写徽真,水翦双眸点绛唇。”P.2838敦煌曲子词《内家娇。丝碧罗冠》亦云:“嫩脸红唇,眼如刀割,口似朱丹。”敦煌壁画中的菩萨、供养人等人物画像,多以朱红点染嘴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唇薄小,如晚唐第138窟、144窟、9窟的女供养入,盛唐第130窟都督夫人及其女儿、盛唐第45窟《未生怨》中的妇女、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树下说法图》中的女供养人等均为樱桃小口。另一种口唇厚圆,唇形突出,唇色鲜艳,如初唐第220窟、晚唐第9窟中的天女(图3)、中唐第159窟的女供养人等。

4图4吐峪沟出土绢画侍女(公元7世纪)

晕额黄。南北朝至唐时,妇女爱在额间涂以黄色,作为点缀。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戏赠丽人》诗:“同安鬟里拔,异作额间黄。”唐李商隐《蝶三首》诗:“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据文献记载,妇女额部涂黄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为染画,一种为粘贴。染画是用毛笔蘸黄色染画在额上,如新疆吐峪沟出土的唐代绢画中的侍女额间所绘(图4)。粘贴法较染画法容易,这种额黄是用黄色材料剪制成薄片状饰物,使用时粘贴于额上即可。由于可剪成星、月、花、鸟等形,故又称“花黄”。南朝陈徐陵《奉和咏舞》诗“举袖拂花黄”,北朝《木兰辞》“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唐崔液《踏歌词》“翡翠帖花黄”等,都指的是这种饰物。严格说来,它已脱离了染额黄的范围,更多地接近花铀的妆饰。

5图5晚唐第138窟女供养人李其琼临

贴花钿。花钿是贴在眉间或脸上的妆饰。关于花钿的起源,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引《杂五行书》说: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因故称之为“梅花妆”或“寿阳妆”。古时候做花钿的材料十分丰富,有用金箔剪裁成的,还有用纸、鱼鳞、茶油花饼做成的,甚至蜻蜓翅膀也能用来做花钿!花钿的颜色有红、绿、黄等;形状除梅花状外,还有各式小鸟、小鱼、小鸭或各种图案。如晚唐第138窟的女供养人,两鬓抱面,额上绘有对称的如扇状的五个花瓣,花瓣中心为绿色心形,在眉梢处也绘有同样的花瓣,两颊涂淡赭黄晕染,鼻子两侧的晕染处绘有对称的展开双翅做飞翔状的飞鸟,在嘴角两边也绘有对称的站立小鸟,另外还散落点缀著几颗宝石般的绿色圆点,真可谓丰富多彩(图5)。

6图6初唐第220窟天女史苇湘临

画花子,是用各种颜料画在眉间或脸上的妆饰。如敦煌初唐第220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的天女,额间就画有一硕大的云头花钿(图6)。不过,由于敦煌壁画都是用颜料所绘,因此一些女性眉间或脸上的妆饰,究竟是贴的花钿还是画的花子,很难确切判断。

不论怎样,我们从敦煌壁画中唐代妇女的面妆情况,可以看到在追求时尚方面,古代妇女确实是多彩多姿。

1将中国的水墨画分成“笔”和“墨”两大系统的见解由来已久,例如五代的荆浩便已提倡过这种观点。这位活跃于10世纪初叶的山水画家,批评吴道子有“笔”无“墨”,项容有墨无笔,唯有 他自己才是综合了两者所长的有“笔”有“墨”的画家。关于这一时期的绘画史状况,由监修者主持的第一卷中的《从白描画向水墨的展开》一文中已作了阐述,不过在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尽管荆浩作出了样式性概括,但在这以后的水墨画世界中依然继续着“笔”“墨”分道扬镳、单独存在的主张。当然,“笔”、“墨”之间也发生着复杂的样式上的浸透,其结果是导致了水墨画技巧的无限变奏,以致大量的作品令人迷惑不解:究竟以收入《牧溪·玉涧》卷为好?还是、收入《梁楷·因陀罗》卷为好?不过,虽然我在这里说“依然继续着”“笔”、“墨”单独存在的主张,但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张力关系完全均衡地同时并存,而毋宁说在现实中,“笔”常常居于优先于“墨”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注目于支配了这一现实的中国绘画鉴赏界的传统的特殊批评倾向。否则的话,便无法说明后文将述及的中国国内对于《牧溪·玉间》系统作品的轻视现象。

确实,主张绘画而没有“笔”的存在,在中国是难以被接受的。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批评的规范—谢赫的“六法”,紧接着“气韵生动”而提出的第二法便是“骨法用笔”(笔),而“随类赋彩”(色彩)则被置于第四。由于“墨”被认为是色彩的转化和代替,这一评价的次序不可动摇。因此,“墨”的全部作用必须依附于对“笔”的妥协,作为若干“笔”的要素的共存才能被认可。

虽然,“笔”拥有着画坛的主导权,但是,侧重用“墨”的作品却在以禅林为中心的社会里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本卷的题目还具有另一意义,也就是说它当然希望使人在“牧溪”、“玉涧”二位禅僧的名字的后面联想起不断支持“墨”画的禅林社会。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墨”的作品必须妥协于“笔”,而“笔”的作品更多赋于了“笔”以纯粹表现的机会。但是这样的“笔”却逐渐地丧失了支配“笔”的本来的生命力,变成一种没有生机的形式,最终不自觉地与色彩相“同居”,成为儿童的“涂绘”般的存在。

2另一方面,完全拒绝与“笔”的要素相共存的“墨”的绘画,当然也是有用的。但是,在这种场合它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画风形式化了,呈现出一种样式的“化石化”现象。我举例说明这一问题。主要收录以“墨”和“禅林”作为象征的作品的本卷中,刊录了许多《鱼藻图》,也许有读者会对此感到奇异。其实,这些 鱼藻图 正是纯粹地将“墨”作为“面”来使用的典型例证,因为在画面的表现中极端地否定了笔线的运用,反而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墨面扩展的外缘,因而在这里可以看出作品完全束缚于不可见的轮廓意识的、啼笑皆非的结局。而且,用墨的调子捕捉对象的出色观念也由于这种神经质的轮廓意识而被“收买”,与《鱼藻图》的特殊主题相连接而陷入到样式进化的死胡同里。在这种“化石化”的样式中,作品实际年代的判定极为困难。16世纪明代的某些《鱼藻图》 ,甚至直到近年还被认为是“宋元画”。

3今天看来,在这种“化石化”的 《鱼藻图》 画风与虽然妥协于“笔”却主要使用了“墨”的水墨画之间,仿佛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距离,但在 《鱼藻图》发生的当初,无疑与其他“墨”画作品具有许多共通之点。只是,从画面上彻底地排斥了可视的线描要素的 《鱼藻图》 ,渐渐地使自己特殊化,而其他“墨”画作品却认可了“墨”线要素的混入,因此,两者的悬隔终于成为今天所见的判然异途。由于这一理由,在本卷中收录了作为纯粹“墨”面使用的特殊形态《鱼藻图》 及其周围的动植物画。

当然,在这里有必要探求以这种《鱼藻图》 为中心的画派与禅宗水墨画一脉相通的源头。可以认为,这一源头便是唐代后期所出现的“泼墨”画。如今,当时的绘画已经湮灭无存。本卷中之所以收入了传禅月大师或传石恪的作品,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留存着“墨”画发生期的“泼墨”影像。但是,只要粗略地一瞥便可发现,甚至这些作品也已经明显地倾斜于“笔”的方向。也许,由此可以追踪到“墨”画所能发生的这种变革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