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采」字,象形。

象什麼形呢?大家一定知道上為爪(實為手採果木之形),下為木(實為果葉之形)。

《說文》:「采,捋取也。從木從爪。」

「采」為「採」之初文。

(日)白川靜《常用字解》:「釆」亦表示采取草木之色,有色彩、着色之義。加上「彡」構「彩」,義指色彩、彩色、美麗的色彩。」

《靈性甲骨》:

嬌手輕盈,菓本峥嶸。儼然一幅上古先民採摘巖畫。

酥酥纖手十指,採得春光一片。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2.《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商春秋战国》谷溪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明 倪元璐致台翁手札

1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编修之职。祟祯时,深受器重,声望很高,从侍讲累官至国子祭酒。但旋受奸臣陷害,退隐故乡;崇祯十五年(1642)再度受召任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但国运衰弱,独梁难支,颓势难挽。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他亦自缢身殉。后来明福王赐谥“文贞”。

2他的书法近黄道周,但气格更胜,比黄道周更为奇崛。黄道周曾谓:“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可见推崇备至。倪书用笔苍劲古拙,飞扬恣肆,结体出于颜苏,但展脱挺健,得颜苏之精神。此札内容为慰亡,写得沉痛哀婉,但又以通脱之观点为生者解说,言简意深,于平常俗事中见高远之怀。所书结体端正,行笔朴厚而活泼,极为精彩。3

清 · 翁同龢《隶书良才世德五言联》

1翁同龢《隶书良才世德五言联》纸本隶书 145.6×39.2cm×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良才徵穀祿。世德頌蘭芬。

款识:瓶生翁同龢。

钤印:翁同龢印(白文)、叔平(朱文)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中法战争中,主张抗战,并支持刘永福黑旗军保卫疆土。中日甲午战争时,又力主抵御外侮,反对李鸿章求和。后举荐康有为,支持变法维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归里后,隐居虞山西麓鹁鸽峰墓庐。困顿七载后病故。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由冷渐热,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加温,于今已趋炙手可热之境地。当下书坛,热闹非凡:不仅学书者趋之若鹜,多如牛毛;号称“书家”者亦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各种书法展览更是目不暇接,层出不穷。如今书坛,多种书体竟相媲美,各展其姿,各臻其妙。比较而言,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包括行楷和行草)等,均不乏登堂入室、出类拔萃者;而在狂草书领域,涉足者虽众,真正成功者却寥若晨星。

1东晋·王羲之《大道帖》

2唐·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3北宋·米芾《临沂使君帖》

4唐·怀素《自叙帖》(局部)

先学楷书再学草书这种学习程序,虽然对把握字体结构有一定的帮助和道理,却与书法的演进历程相悖谬,甚至可说颠倒了书法的历史。

当下书坛,书家为种种世俗的欲望和羁绊所束缚,很少能够真正“散怀抱”、“超鸿蒙”,进入“淡然无欲,翛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知”的境界,因而很难创作出“无意于佳乃佳”的出神入化的狂草佳作。

本文所谈的草书,不是通常所说的行草、小草,而是狂草、大草。

说到当代草书(主要指狂草书),我们当然不能绕过于右任、林散之、沈鹏三位大家。客观地说,于右任的功绩主要在于倡导标准草书,并在实践中以碑入草,熔章草、今草于一炉,创造性地开拓了“碑草”这一新的草书范型。他的草书重在单字结体,造形苍劲洒脱,雄放浑厚,用笔圆熟中见生辣,结字古朴中见巧妙,虽然字势飞动、神清意朗,但缺乏整体连绵奔腾之势,多半属“独草”连篇的草书之作,离狂草之境界尚有不小距离。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他以画入书,融隶入草,作品洋溢书卷气和俊逸风韵,尤其在墨法和笔法上多有独到探索,开草书未有之新境界,然就字法和整体气势论,似未臻狂草书纵横奔放、盘旋飞舞之高境。沈鹏是仍健在的公认草书成就最高的大师,他的草书以奇崛苍茫、拗折郁勃胜,处处行笔,又处处留笔,起落含蓄,跌宕多姿,在汪洋恣肆、奇诡变幻中,避免了一般草书家易犯的浮滑流弊。但从书史高度看,如何处理好整体气象雄浑与局部笔法精妙的矛盾,仍是他迈向狂草书佳境需要跨过的沟坎。作为近百年来出类拔萃的草书及狂草书大家,于右任、林散之、沈鹏尚有如此遗憾和不足,其他涉猎狂草书而可观者,自然更是难觅踪影。

为什么今人难以写好狂草书?简略说来,以下三点似可注意。

由楷而行而草的学书过程及其所形成的法度规则,与狂草书创作颇多抵牾

我们的书法教育,不论是正儿八经的教科书,还是言传身教的师徒授受,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认为:学习书法,应先学楷书或行楷,再学行书、草书。这样,从我们向书法殿堂大门蹒跚迈步起,就逐渐习惯和掌握了楷书或行楷的书写规则,由笔顺到结字到运笔,似乎都得按照“永字八法”之类的技法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其实,这恰恰是阻挡我们进入草书,特别是狂草书堂奥的障碍。何以如此?关键在于草书与楷书虽然都是中国书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两种书体无论从演变源流看,还是从书写技法看,都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书写要求,其间缺乏必然的承继关系。

从演变源流看,通常所言的楷书,或者说一直被推为典范的楷书,主要指唐楷,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为代表,定型和兴盛于唐代。后人学楷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学唐楷,以至蔚成风气并沿袭至今。通常所说的草书,一般指脱胎于章草的今草,它在汉代末年就呱呱坠地并已独具自己的形态,东汉张芝《冠军帖》堪称惊艳亮相,其后经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发展,至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书达到高峰。这就是说,草书早在东汉已经成型,并成为书法艺术中颇受推崇的一种书体;而被奉为规范的楷书却姗姗来迟,直到唐代才粉墨登场。先学楷书然后再学草书,这种几成铁律的学习秩序,无疑隐含着一个大家公认的前提,即楷书是草书的基础,写好楷书才能写好草书。这种学习程序,虽然对把握字体结构有一定的帮助和道理,却与书法的演进历程相悖谬,甚至可说颠倒了书法的历史。因为草书的衣钵并非来源于唐代楷书,恰恰相反,唐楷的诞生却与草书将汉字繁复写法简约化密切相关。

从书写技法看,楷书主要孳乳于汉隶,它与汉隶在字体结构上差异不大,笔势上颇有不同。比较明显的是,楷书将汉隶的波势挑法改为勾撇,把汉隶波动的笔画改为相对平稳,变汉隶字势向外伸展为向里集中,以及汉隶呈扁方形而楷书略呈竖长形等等。这导致楷书具有结字严谨、间架方正、横平竖直、点画规范、疏密匀称、端庄工整等特点。草书(今草)主要孕育于章草,虽然章草也由汉隶衍变而来,但在由隶书而变章草,特别是由章草而变今草的过程中,不论是字体结构还是笔势写法等,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这种颠覆性的变革,不仅使草书与汉隶和章草拉开了距离,更与同样由汉隶滋生的楷书(唐楷)迥然有别。草书,尤其是狂草,体势放纵,挥洒自如,忽大忽小,奔腾激越——其笔势连绵环绕,龙腾虎跃;其结体简省多变,诡谲难测;其整篇牵连宛转,气脉贯通,以奇异鸣高,以博变为能,正如萧衍所言:“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

要而言之,尽管唐楷所总结出来一套汉字造型和书写规范难能可贵,遵循其法则我们可以写出美观的楷书,但这套法则却不能也无法简单地应用于草书。楷书和草书虽然都由汉字的点画组成,可楷书的点画是独立的,而草书的点画是连贯的;虽然楷书和草书都有使转,可楷书的使转只能是点画间不露墨迹的一种暗示,而草书的使转却真正体现在点画间乃至字与字间的线条牵带连接上;虽然楷书和草书都讲究布局,可楷书的布局注重方正划一和工整端庄,而草书的布局却注重欹侧跌宕和变化中求和谐。这种差异决定了楷书与草书的不同运笔和书写要求!我们很难将楷书技法应用到草书上,楷书笔法不仅无法让草书真正达到草书效果,而且严重束缚了草书运笔的发挥,尤其是达到狂草书使转飞动的境界,楷书的技法直接就会导致这种使转僵滞呆板。

当然,以上所言并非否定学书可从或应从楷书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学书从楷书入手对于掌握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有益乃至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楷书与草书是两种没有多少直接血缘关系的各自独立的书体,在结体、用笔和布局等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我们作草书时,不能甚至忌讳把多年辛勤习楷经验简单带入。一些擅长楷书的书家,行书亦可称善,唯独苦练草书而难上水准,究其缘由,似与没有洞悉此点有关。

狂草书杰作往往产生于“无意于佳乃佳”的超意识状态,今人很难达此境界

就艺术性而言,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态,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实用的纯艺术书体。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即说:“草书是‘解散楷体’(隶体)并变通其用笔而重新组合起来的字体,再加上点画勾连环绕,把许多字变得面目全非,让一般人很难认识它,所以草书作为交际工具的实用价值并不很大;不过,草书作为书法品式的一种,它的艺术价值却很高。草书(特别是今草和狂草),体势放纵,变化多端,字的大小、正斜、轻重以及笔顺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冲破它以前各种字体的束缚,因而书家得以熔篆、隶、真、行于一炉,结合这些字体的表现手法来增加写草书的技巧,在广阔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极尽变化之能事,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表现。”

由楷而行而草的学书过程及其所形成的法度规则,与狂草书创作颇多抵牾

我们的书法教育,不论是正儿八经的教科书,还是言传身教的师徒授受,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认为:学习书法,应先学楷书或行楷,再学行书、草书。这样,从我们向书法殿堂大门蹒跚迈步起,就逐渐习惯和掌握了楷书或行楷的书写规则,由笔顺到结字到运笔,似乎都得按照“永字八法”之类的技法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其实,这恰恰是阻挡我们进入草书,特别是狂草书堂奥的障碍。何以如此?关键在于草书与楷书虽然都是中国书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两种书体无论从演变源流看,还是从书写技法看,都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书写要求,其间缺乏必然的承继关系。

从演变源流看,通常所言的楷书,或者说一直被推为典范的楷书,主要指唐楷,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为代表,定型和兴盛于唐代。后人学楷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学唐楷,以至蔚成风气并沿袭至今。通常所说的草书,一般指脱胎于章草的今草,它在汉代末年就呱呱坠地并已独具自己的形态,东汉张芝《冠军帖》堪称惊艳亮相,其后经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发展,至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书达到高峰。这就是说,草书早在东汉已经成型,并成为书法艺术中颇受推崇的一种书体;而被奉为规范的楷书却姗姗来迟,直到唐代才粉墨登场。先学楷书然后再学草书,这种几成铁律的学习秩序,无疑隐含着一个大家公认的前提,即楷书是草书的基础,写好楷书才能写好草书。这种学习程序,虽然对把握字体结构有一定的帮助和道理,却与书法的演进历程相悖谬,甚至可说颠倒了书法的历史。因为草书的衣钵并非来源于唐代楷书,恰恰相反,唐楷的诞生却与草书将汉字繁复写法简约化密切相关。

从书写技法看,楷书主要孳乳于汉隶,它与汉隶在字体结构上差异不大,笔势上颇有不同。比较明显的是,楷书将汉隶的波势挑法改为勾撇,把汉隶波动的笔画改为相对平稳,变汉隶字势向外伸展为向里集中,以及汉隶呈扁方形而楷书略呈竖长形等等。这导致楷书具有结字严谨、间架方正、横平竖直、点画规范、疏密匀称、端庄工整等特点。草书(今草)主要孕育于章草,虽然章草也由汉隶衍变而来,但在由隶书而变章草,特别是由章草而变今草的过程中,不论是字体结构还是笔势写法等,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这种颠覆性的变革,不仅使草书与汉隶和章草拉开了距离,更与同样由汉隶滋生的楷书(唐楷)迥然有别。草书,尤其是狂草,体势放纵,挥洒自如,忽大忽小,奔腾激越——其笔势连绵环绕,龙腾虎跃;其结体简省多变,诡谲难测;其整篇牵连宛转,气脉贯通,以奇异鸣高,以博变为能,正如萧衍所言:“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

要而言之,尽管唐楷所总结出来一套汉字造型和书写规范难能可贵,遵循其法则我们可以写出美观的楷书,但这套法则却不能也无法简单地应用于草书。楷书和草书虽然都由汉字的点画组成,可楷书的点画是独立的,而草书的点画是连贯的;虽然楷书和草书都有使转,可楷书的使转只能是点画间不露墨迹的一种暗示,而草书的使转却真正体现在点画间乃至字与字间的线条牵带连接上;虽然楷书和草书都讲究布局,可楷书的布局注重方正划一和工整端庄,而草书的布局却注重欹侧跌宕和变化中求和谐。这种差异决定了楷书与草书的不同运笔和书写要求!我们很难将楷书技法应用到草书上,楷书笔法不仅无法让草书真正达到草书效果,而且严重束缚了草书运笔的发挥,尤其是达到狂草书使转飞动的境界,楷书的技法直接就会导致这种使转僵滞呆板。

当然,以上所言并非否定学书可从或应从楷书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学书从楷书入手对于掌握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有益乃至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楷书与草书是两种没有多少直接血缘关系的各自独立的书体,在结体、用笔和布局等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我们作草书时,不能甚至忌讳把多年辛勤习楷经验简单带入。一些擅长楷书的书家,行书亦可称善,唯独苦练草书而难上水准,究其缘由,似与没有洞悉此点有关。

狂草书杰作往往产生于“无意于佳乃佳”的超意识状态,今人很难达此境界

就艺术性而言,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态,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实用的纯艺术书体。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即说:“草书是‘解散楷体’(隶体)并变通其用笔而重新组合起来的字体,再加上点画勾连环绕,把许多字变得面目全非,让一般人很难认识它,所以草书作为交际工具的实用价值并不很大;不过,草书作为书法品式的一种,它的艺术价值却很高。草书(特别是今草和狂草),体势放纵,变化多端,字的大小、正斜、轻重以及笔顺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冲破它以前各种字体的束缚,因而书家得以熔篆、隶、真、行于一炉,结合这些字体的表现手法来增加写草书的技巧,在广阔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极尽变化之能事,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表现。”

牡丹富贵绚丽,荷花清净雅洁,菊花吉祥长寿,梅花高洁坚贞。吴昌硕将 “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创造性继承书、画、篆刻等艺术,他的才能全面,以及其各项造诣的高超,都是不多见的。“不薄今人爱古人”,再融入自己的个性和长处,使此《花香四时》花香四时、诗画妙墨,森然独具面目。

缶翁自述:“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笔作画。”一语道破了他领悟到书画相通的道理,钟鼎篆刻之笔入画是他的长处,于是便将自己在金石书法上的经验充分地运用到绘画创作之中。吴昌硕以写意花卉见长,尤其擅长画梅、兰、竹、菊、荷花、水仙、藤本植物等题材。《花香四时》以纵长的立轴形制布局取势,此种构图因为长度长,更便于发挥书法纵横排奡的笔势,在布局的开合也适合花草木石的穿插安排,更符合草木花卉向上生发的自然生长规律。

此《花香四时》再现吴昌硕金石书法粗狂深厚、苍劲朴茂的风格特征,以书入画在文人画家中屡见不鲜,所不同的是吴昌硕以草篆入画,首先他的草篆得力于金石和篆刻,将石鼓文,封泥,砖瓦等书体的特点,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大片的题字在画面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蛟龙飞腾的题款,参差错落,与花卉相映成辉。

《花香四时》在绘画布局上统一采取对角斜视之势,重心偏于一侧,以茎梗植物为主,花与大石相映衬,与大石之厚重沉郁形成对照,从而令画产生刚柔、动静、繁简、虚实并集的韵律感。

1《荷花》一幅最见吴昌硕画风雄强霸悍的气魄,大泼墨的荷叶和荷杆元气淋漓,荷花用笔浑厚设色素雅,茨菰叶片的穿插交错和墨色控制恰到好处,鲜活欲滴。

2《牡丹》一画绘牡丹、水仙,纵横交错的枝干和花朵构成了一个错杂交响的华彩乐章,湿浓淡各相宜,在古厚奇拙中蕴含秀润。

3《秋菊》结构上、设色上对角取势也强化了花姿形势,笔、墨、水、色的运用堪称一流,画家工于篆籀的过人笔力和金石篆刻分朱布白的巧思在这幅红、黄菊花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4《梅花》枝干交错如铁网,平面构成的意识强烈,极具现代空间构成感,整幅画面在强悍之气和墨色韵味之间并不是只取一端,而是在秀润中透出苍茫古趣。

诗意在画内,吴昌硕把诗意演化成画意,他以诗人的情怀来描绘景物,画面充满着诗的意境。“踌躇欲画荷花,幻出一处烟霞”、“艳击珊瑚碎,高倚夕阳处。”用诗的凝练、概括来推敲画面。若要读吴昌硕的画,一定要深深地体会他的题诗,沉浸到那诗画交融的境界中,才能得其真味。

色彩的独到运用是吴昌硕大写意花卉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此《花香四时》敢于大刀阔斧地使用大红大绿对比色,这与过去文人淡雅的格调形成鲜明对比。红牡丹用色艳丽厚重,以绿叶搭配,浓墨涂抹荷叶,荷花几笔勾勒完成。他巧妙的以色助墨,以墨醒色,画面效果强烈而不刺激,在追求色彩夸张的同时,也注意色彩的微妙变化。大胆使用西洋红、浓绿、赭色等重色,与墨色交相辉映,自然奔放,水墨色交融一体,淋漓写意,苍茫浑厚。

白龙山人题盒:花香四时,缶翁妙墨。王一亭、吴昌硕并尊为“海上双璧”,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及造诣深厚的海派书画大家,对海派书画整体的发展,特别是艺术领军人物的确定,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王一亭对吴昌硕书画金石的广为推广,而他个人在书画创作上,也以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为海派书画增添了光彩。为此,吴昌硕在赠他的对联中曾写道:“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由此可见两位画坛巨擘的深厚情谊。

《花香四时》为吴昌硕晚年巨制,画风奔放雄劲,为先生画艺纯熟、精力弥满之时。笔力老辣,花朵纵横恣肆,气势雄强,穿插揖让从容大方、汪洋恣肆,苍茫古厚之气盎然。布局、笔法、设色的变化更使其呈现出丰富的形态特征,乃吴昌硕晚年难得的一副佳构。站于前,即可感受到于右任对吴昌硕的评价“诗书画而外,兼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后,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的评价绝非过誉。5

古代画家着色及研漂颜色

关于古代画家如何着色,从文物上看,在唐张彦远以前,巳经是相当丰富的(包括流传下来的文物和出土的文物);但是,在文献上看,张彦远以前,却很准找到。只有在张氏着绿以后,才逐渐有了一些论着色的记述。至于如何研漂颜料、使用颜色,在文献上看,那就更加在后了。

第一节 传统上的着色方法

古代画家对于画面上不单是要求形象上有主客之分,而且在颜色上也要“分别主从,彩色相和”。其方法,有青绿、浅绛、水墨和勾勒、勾填、没骨等等的分别。东晋以后的画迹可以作为例证,至于辽阳、望都出土的汉墓壁画,却不尽相合。下面举例作为说明。

甲、分别主从,彩色相和。

传统的着色方法,首先是从整幅画面上着眼,在构图的同时,已预计到用何种颜色作为主色,何种颜色作为从色——辅助陪衬主色之色。这样“成竹在胸”就 可能作到一幅画面上的彩色相合,互相照应。举例说,有的是以白色为主,其他暗淡的颜色为辅,如故宫绘画馆陈列过的董源“潇湘图”,是以许多白衣服的人为 主,其他山水为从的。有的是以朱红为主,其他重色为从。如赵佶“听琴图”(故宫收藏),穿朱红衣服弹琴的是主.其他石绿等色是从。有的是以浅淡的颜色为 主,其他鲜艳的颜色为从,如故宫收藏“韩熙载夜宴图”(见人民画报1954年3月号彩色版),在第四段上写韩熙载夜宴图,有八位女乐,花衣花裙,色彩极其 鲜艳,用它来烘托陪衬出穿着浅薄白衣服,袒露腹坐在墨色椅上的韩熙载,对比非常鲜明。古代画家还说:“青间紫,不如死”又说:“青紫不并列”他们也认为黄 白并用,可能减少色的光辉,所以他们说“黄白未可肩随”。可见古代画家很重视色彩的对比与调合的效果。

1乙、青绿,浅绛,水墨

在山水画里,为了表现春夏秋冬的季节性,为了表现朝阳、晴岚、夕照等,使用着石青石绿来描绘金碧辉煌的锦绣河山。有的还加上朱砂,石黄、白粉来装点 秋日的艳阳。有的还使用着胭脂白粉,嫩绿娇黄,用来点染春光的明媚。唐李恩训“浴日图”,全是用泥金勾勒的。(浴日图、夕照图均有印本。)

吴道子的白描,只用淡赭烘染出人面树身,形成“吴装”的画法。浅绛法是水墨与淡赭并用,树身用赭,树叶用墨,山石阳面用赭,山石阴面用墨。有的只用淡赭染树干和人面,其余全是用墨皴染。元代黄公望、王蒙最擅长此法。

水墨山水,是用浓淡墨代替一切彩色,有的用湿笔勾染,有的用干笔皴擦。有的以浓墨为主,淡墨为从,形成画面上的突出:有的以空白为主,浓淡墨为从,衬托出画面上的虚灵。变化多端,有一定的效果。

总之,“设色妙者无定法;合色妙者无定方,须悟得活用。”(“设色”指整幅画面说,“合色”指配合众色说。见方薰《山静居论画》)我们必须不断的通过实践,取得经验,方能作到颜色的灵活运用。山水画是这样,其他的画也是这样。

丙、勾勒,勾填,没骨及其互用

勾是用墨线勾出物体的轮廓,勒是把被颜色掩盖了的轮廓(墨线)重行勒出,但所勒的线,不一定仍用墨,而是用其他深的颜色勒出的。如石青上用胭脂勒出 则更显明些,草绿上用铁朱勒出,则更真实些等等,勾填也是先勾出墨线的轮廓,然后沿着墨线的内绿,填进所画填的颜色。在被覆力强的颜色,如白粉、朱砂、石 青、石绿等.既不许侵犯原来的墨线,也不许与墨线有一些距离,并且填进去的颜色,不一定是平涂,还要分别出厚薄深浅浓淡明暗。勾填法运用颜色,是比勾勒法 更需要熟练的。勾勒与勾填的着色法.自东晋至北宋的画迹来看,是被普遍使用着的。

没骨法,是不用墨线勾出物体的轮廓,有的是预先在另纸上用墨线构图,再把这构成的图(草稿)影在所画的纸或绢的下面.然后在纸或绢上利用下面所影的 草稿,进行绘画。还有的就在纸上用柳炭勾出物体的大概轮廓,就依炭痕再进行绘画,因为用墨笔勾出的轮廓,在古代被解释为“骨法用笔”。又叫“骨气”。这种 没骨画法,是不需要用墨线勾轮廓的,所以叫作没骨法。它不一定全用颜色绘画。有的是用墨画成的,如宋苏轼的墨竹等。有的是用色用墨相互使用的,如明沈周的 朱梅等。北宋后的写意画派,大概是由此演变下来的。

另外还有勾填没骨互相使用的。如明陈道复所画的菊花,先用墨笔勾出花朵,染些藤黄,花梗与叶,则是用墨笔拖点成为花梗与叶的形态。严格的分析一下,花朵用的是勾填法——墨笔勾出花瓣,再填进藤黄,梗与叶则是用没骨的画法。

第二节 古代画家对于颜料的选择

古代画家对于颜色原料的选择,非常考究。像张彦远所说“武陵水井之丹,磨蹉之沙”等等,注重名产,不惜重金购置。这和民间画工精打细算,选用物美价廉的态度不同。今择其重要的颜料分别叙述。

一、朱砂

朱砂的选择,除张彦远所说“武陵水井之丹,磨蹉之沙”外,下面是各家论选用朱砂:

甲、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光明、箭头、镜面等砂,其价重于水银三倍,故择出为朱砂货鬻。”

乙、清王概《芥子园画传》:“朱砂用箭头者良,次则芙蓉疋砂。”

丙、清邹一桂《小山画谱》:“朱砂以镜面砂为上。”

丁、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朱砂不论块子大小。”

戊、清迮朗《绘事琐言》:“选砂惟要明净,不净则夹铁,不明恐是方士烧炼之余。亦有一种炒过者,色紫而不鲜,久则变黑。又有取”过天硫“(水银)者,色亦无神,俱不宜用。惟择其鲜红而有光彩者。”

上述各家所说,作者认为只要是块状、板状,表面有光泽的,就是好朱砂。

二、胭脂 即胭脂饼、棉花胭脂。

甲、《芥子园画传》:“须用福建胭脂。”

乙、《小山画谱》:“双料杭脂。”

丙、《绘事琐言》:“以杭州雀舌为最。雀舌者何?木棉絮叠成薄圆片,大小不等,以收紫梗汁。既干,剪下每片之边,形如雀舌,其色厚而鲜,余皆不及也。”

现在胭脂饼虽找不到,但是红蓝花、紫梗、茜草都可以找到。因为这种胭脂颜色,无论是工细的画、写意的画,都还需用它。西洋红有时替代不了胭脂(姜思序售卖胭脂膏)。

三、赭石

甲、《芥子园画传》:“赭石拣其质坚而色丽者为妙。有一种硬如铁与烂如泥者,皆不人选。”又“赭石须选石色鲜润,其质不刚不柔。”

乙、《小山画谱》:“赭石以黄赤色鲜明者为上,铁色者为下。取其质嫩细可磨者。”

丙、《绘事琐言》:“今画家所用,其质以坚为贵,而硬如铁烂如泥者不可用。其色以丽为上,而紫如黑、淡如黄者不可用。”

赭石捻取颜色鲜明的即可,有时还需要暗赤色的。

四、雄黄,石黄,土黄

甲、《芥子园画传》:“雄黄拣上号通明鸡冠黄。”又“雄黄选明净者细研。”又“土黄用炭火煅用。”

乙、《绘事琐言》:“近日闽广有一种石黄,来言西洋,并无大块,但有细粉,亦无臭气。”

石黄是法国来的好用,色也娇艳。

五、石青

甲、《芥子园画传》:“石青只宜用所谓梅花片一种,以其形似,故名。”

乙、《芥舟学画编》:“石青有数种,但皮粗而成块者,皆可入画。”

丙、《小山画谱》:“石青取佛头青捣碎、去石屑,细乳,用胶取标,即梅花片也。”

丁、《绘事琐言》:“今货石青者,有天青、大青、回回青、佛头青、种种不同、而佛头青尤贵。”又:“石青约有三种:一箭头青,一梅花片。一细如芥子……总以色翠而鲜为贵。”

石青无论那一种,总以含泥砂少而又鲜丽的好用,好青“出头”也多些。

六、石绿

甲、《芥子园画传》:“石绿用虾 背者佳。”

乙、《小山画谱》:“石绿取狮头绿。”

丙、《芥舟学画编》:“石绿以少沙而色深翠者为佳。”

丁、《绘事琐言》:“石绿总以色嫩者为佳,其形似虾 背为贵。”

石绿不论“狮头绿”,“孔雀石”,都可以得到娇嫩的颜色,全在乎研漂得如何。

以上是各家对于重要颜料的选择。他们的主张,大致相同。

第三节 古代画家留传的研漂方法

古代画家研漂颜色的方法,各自不同。依法参酌试制,可以明了各种颜色的特性。大致谈起来,不外“淘、澄、飞、跌”四步手续。“淘”是说把可以洗涤的原料,先像淘米那样的淘洗一下,然后再研。“澄”是淘洗研细之后,兑人胶水,经过相当时间的澄清,清轻的部分上浮,重浊的部分下沉,然后“飞”出——就是把上浮的部分撇到另一碗碟中。留下来下沉的部分,再研,再“跌”汤,使清轻上浮的颜色,不致被压沉在底下。经过这四步手续,朱砂可以漂出朱际(三朱)、正朱(二朱)、粗砂(头朱)。石绿可以漂出绿花、枝条绿、三绿(浅绿)、二绿(工绿)、头绿(坦绿)。这样处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研漂所用的工具为:罗、担笔、乳钵、大碗、大小碟子、风炉、沙锅、磁缸、水桶、生姜、炭、酱和广胶(碗和碟是须用火烤的,先抹上姜汁黄酱烤过,瓷釉就不至于在烤时崩裂)。能再预备一双三百CC的量杯,那就更可以看出研细兑胶后的上下浮沉情况了。

一、朱砂研漂方法

甲、芥舟学画编:“向有说‘朱砂四两,须人工一日’,愚则以为必须两日。不过研愈多则黄瞟亦多耳。研时须用重胶水。工足后.用滚汤人大盏搅均.安半日许,倾出黄膘水,炭火上烘干。……出黄膘后,再入清胶水.细细搅匀,安一顿饭许,倾出,复候出黄膘水。”

乙、绘事琐言:“择其鲜红而有光彩者.洗过晒干,碾人擂钵,干乳至细,却栩栩然飞出。则用胶水少许,兼以温河水飞之,飞下者粗也。再乳再飞.至紫色者.脚也。脚去之。先飞下者为际。浮于际上者,置也,霉.弃之。先后飞下者作三层,大率与青绿同。多者用碗。少者用碟。”

“三朱”:研细时,入胶水研匀,温水搅开,将上黄水撇于碗中,皆飞下之朱也。此碗尚有粗脚,以指搅匀,另用一碗撇人黄水为第一碗。所遗沉脚,仍归乳钵,以俟再研。随将第一碗内黄水撇出为第二碗,所留第一碗内之红底,谓之三朱。

“二朱”:第二碗内黄水,少停一划撇出为第三碗。所留第二碗内之红底,谓之二朱。

“头朱”:第三碗内黄水,停半日撤出为第四碗。所留第三碗内之红底.谓之头朱。

“黄膘”:第四碗内黄水,上有浮露.以净纸盖水面拖去浮震后,以碟盛黄水.置手炉上烘干。

朱分三层.每飞下时,须用滚水出胶。

以上二家.一家主张用重胶水研,一家主张洗过干研。朱砂少,可用前法,朱砂多.后法较便。但须滚水洗过再研。又迮朗的漂洼,他把朱标分成四等,这是比较细效的方法。不过,按一般的习惯名件.他所说的“头朱”,正是三朱,他所说的“三朱”.一般的 叫作头朱,他对石青石绿的头、二、三的名称也同佯倒置。又“水飞”“指搅”是漂颜色的方法,这即是《红楼梦))四十二回上宝钗所说的“飞”和“跌”。这方法是兑人胶水后,由于颜色颗粒的大小,浮沉的难易,以及胶水遇热上浮的特性,应用比重的原理,增减胶水来分析颜色,使它很明显的成为深浅各部分。

二、石青研漂方法

甲、芥子园画传:“石青……取置乳钵中,轻轻着水细乳,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则顿成青粉矣。然即不用力,亦有此粉,但少耳。乳就时,倾入磁盏,略加清水搅匀,置少顷,将上面粉者撇起,谓之油子。油子只可作青粉用……中间一层是好青……蓍底颜色太深……是之谓头青、二青,三青。”

乙、芥舟学画编“……但研至将细时,必以滚汤泡过搅匀,候一盏顷.去面上浮出者,然看再研。”

丙、绘事琐言:“漂青之法,略与漂朱同。乳钵内沉脚再研,加胶再撇如前,仍分三层,与前同用。越研越青,不可轻弃。凡乳青须细细轻研……其撇水时,须随搅随撇,不可久待。待之久,则青沉不去。…… 惟第三碟内撇去浮标,不必指搅。至亍用石青时,忮水须稠,火上熔用。用后加清水,火上烘之,胶浮于上,撇去净尽,是谓出胶。出胶不净,下次再用,便毫无光彩.故必胶出净尽。俟再用,则临时再加新胶水可也。”

研漂石青的方法,三家所说,都不够详细。石青的原料,种类较多,在淘澄它时,也就比较费手。不过,迮朗主张出胶.是非常必要的。2

三、石绿研漂方法

甲、元代李珩竹谱:“设色须用上好石绿。如法.入清胶水研淘,作分五等。除头绿粗恶不堪用外,二绿、三绿染叶面。色淡名‘枝条绿’……更下一等极淡者名‘绿花’。……若过夜,则将绿盏以净水出胶。”

乙、大明会典:“青绿石矿.每斤淘净绿一十一两四钱。暗色绿每矿一斤,淘净绿二十两八钱。醯砂一斤,烧造确砂绿每千十一五两五钱。”

丙、绘事琐言“漂绿之法与漂青同。用耐点胶.用后出胶,亦与石青无异。谚云:“绿不绿,皎不宿;碧不碧,胶不出。”似石青以出胶净尽为妙,石绿即不出尽.亦无妨也。”

李珩把石绿合成绿花、枝条绿、三绿、二绿、头绿五等.最精致.上好的石绿是作得到的。“大明会典”只是说明“彩画作”研漂石绿每斤的出头,迮朗所引谚语.经实验.石绿不出胶,用时再兑清清水研用,是完全可以的。并不妨碍色彩.越发的细腻好用。

四、花青的制法

甲、芥子园画传:“看靛花法,须拣其质极轻,而青翠中有红头泛出者。将细绢筛,摅出草屑。茶匙少少滴水,入乳钵中用椎细乳,干则加水,润则细擂。凡靛花四两,乳之必须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再加清胶水.洗净乳钵,尽倾人巨盏内澄之。将上面细者撇起.盏底色粗而黑者.当尽弃去。将撇起者置烈日中,一日晒干乃妙。若次日则皎宿矣。凡制他色,四时皆可。独靛花必俟三伏.而画中亦惟此色用处最多,颜色最妙也。众色俱可一日合成,惟靛青必须数日;众色四季俱宜,惟靛青八胶、研漂、去滓,宜于夏日,以便烈日晒成,不假火力。若急用,则以火熬,但勿致枯焦为妙。”

乙、小山画谱:“花青,用广青略带葡萄色者为佳。(这正与王概i兑‘有红头泛出者’相反。可是‘靛花一广青’不是一种。‘广青’不泛红头,即是‘青黛’,价钱贵。)罗筛去滓,用胶研细,淘取其标,顺碟内,文火哄干。夏日分碟速干,恐皎臭也。”

丙、芥舟学画编:。花青即靛青……其色青翠灵活,画家之要色也。先捣碎如泥(这是指与石灰混合成块的)。用滚汤泡过。先泡出黄水,后泡出青水,所出者即其翳,虽泡数次,而其本色仍牢附于灰。人乳钵细研后,倾胶水搅匀于大盏,候一时许,倾其浮出之色于别盏,以其底之所玎者。将磁盘安于炉灰炭火上.顿将干,以物细细搅匀。若听其自干而不细搅,则上半多胶.下半多灰。必搅于将干之时,则不尽之灰与胶之黏性相和矣。”

丁、费汉源“山水画式”(公元1792年刊行):“擂花青法,先将靛花筛过,取去石灰及草.待净,人胶水少许,用朽木槌擂细,如干擂不转。再人胶水少许,再擂。如此数遍,看无渣滓,再倾清水,不可多,又不宜少。再擂。候水澄清,去水,以花倾人净器内,晒干。如无日色.将微火哄干听用。”

戊、绘事琐言:“漂花青之法,近日画谱多略言之。……靛则草质,至轻至柔。以乳钵研之,刚不克柔;以手泥之.柔以克柔,渣滓尽融为汁浆,故制淀者利用泥。始用绢筛.筛去草屑。化胶水极浓,约花青四两胶二两,研敛成丸.如小弹子,粘于大磁底,不可日晒.不可火炙.俟其自干:然后澄清河水浸一日夜,黄水自出。每朝撇去黄水,换人清水,十八日黄未尽而忮已尽。烘干,复用胶敛。水浸如初。又十余日,以黄水尽出为度,烘干收藏,以待乳用。……热于炉上先化极稠胶水一大碟,滴四五滴于空碟内,人淀少许,以指细泥,如泥金法。泥至将干,指上蘸水,再泥至极细,精光耀目,始加数滴清水泥开,不可多水.亦不可少。少则胶重,多则太稀,宜慎用之,宁多勿少也。泥开之后,归存大碗,而碟底既湿.滑不粘指,须俟烘干再用。另取一碟,泥之如前,轮流替换。若得四五人聚而泥之,一日可泥两大碗。大碗既盈,上须遮盖,澄过一夜,至来日清晨,用薄生纸拖去碗面浮翳,轻轻撇去青水,另贮一大碗中,不可稍带沉脚。后用三寸碟子分盛青水置于炉上旺火烘干,中间不可添人冷水。将干之际,候其方干,即行取下,不可烘焦。俟其既冷.将碟覆于潮湿地上,约半日,稍得湿气,刮下为丸,或散碎纸包藏以待用。用时置磁碟子内,漓入清水,随滴随化,逐时用去,毫无疵累。此泥花青者,较胜于乳钵百倍也。……泥淀时酌用胶水,宁可胶轻,不可胶重。”

从蓝淀提炼花青,在王概、邹一桂是说用“广青”“广花”。二者都是不用石灰沤出的。沈宗骞、费汉源、迮朗三家,则是说用石灰沤出成块的蓝淀。至于他们所说的“乳细”.“研细”,“细研”,这些都应当是“擂”。成块的蓝淀,则是先研后“擂”。作者认为花青是中国画颜色中最重要的色彩之一。因此,特把各家对于由“广花”(成粉末的)、“蓝淀”(成块状的)提炼花青的方法,写在这里,借供参考。

五、其他各色研漂方法

上述的几样颜色的研漂方法比较繁复、其他矿物质颜料,都可以参用前法,分析或深淡不同的几色。比如:

甲、雄黄 成粉末的,先用水煮,晒干,再兑烧酒研细,兑胶再漂。成块的,它的颜色有深有浅,把深色的归到一起研漂.把浅色的归到一起研漂。

乙、石黄土黄也是先煮,再研再漂。“法国石黄”无恶臭,可以不煮,进行研漂,可得深浅三色。

丙、赭石 先煮,有深浅不同的,也是各归一起研漂。

丁、红土、白垩不煮.只进,亍研漂.留用景上层的。

戊、铅粉 各家对于防止“返铅”,都提出了许多方法。但是都不很有效。现在有

钛自锌白和蛤粉,可以代替铅粉。

至于植物质的颜色,藤黄最好是用笔蘸着水使用。棉胭脂熬水绞汁即可。槐花采下来,沸水一汤,捏成饼,晒干备用。生栀子、苏木随用随煎水。

第四节 古代画家使用颜色的方法

古代画家使用颜色,各有不同的手法,不能一概而论。并且隋、唐、五代、两宋的画家们使用颜色的方法,在文献上很少记载,有的也仅仅是“片言只字”。这里所写出的,虽还都是些普通方法,但却比较重要,可以上接两宋的民族绘画色彩上的优良传统。

一、李衍说“承染”“笼套”

他在《竹谱》一书中说:“承染’是最紧要处,须分别浅深、翻正(反面叶正面叶),浓淡。用水笔破开时,忌见痕迹,要加一段生成(这是用两支笔,一支蘸颜色,一支蘸水,先在应该重的地方画上颜色,再用水笔烘破开,使它越来越淡,但用一支笔先蘸水,笔尖上再蘸颜色来承染也可以),发挥画笔之功,全在于此。若不加意,稍有差池,即前功俱废矣。法用‘番中青黛’(像广花.不泛葡萄红色。南洋所产,中国药店出售)或福建‘螺青’(即花青)放盏内……看得水脉(就是说,一片竹叶,哪头是叶尖,哪头是叶基),著中蘸笔承染(由叶的中间著笔染下)。嫩叶则淡染,老叶则浓染。枝节间深处则浓染,浅处则淡染,临时相变轻重。(这一段是在勾出形象以后,未染绿色以前,先用花青染出有浓有淡的底子,这是着色的第一步。唐宋一切叶子的染法,都是如此。)调绿(石绿)之法,先人稠胶研匀,别煎槐花水相轻重和调得所。(‘得所’是适宜、适合的意思。用槐花水和调,也是唐宋传下来的方法。槐花水代替了‘漆姑汁’,见张彦远论色。)依法濡笔,须轻薄涂抹,不要厚重及有痕迹。亦须嵌墨道遏截,勿使出入不齐,尤不可露白。(‘露白’是说墨道与颜色之间露出白纸。这是勾填法,是把颜色填进墨道里面去,不是先把墨道用颜色掩盖,完毕后再行勒出的勾勒法。)……二笼套’是画之结果,尤须缜密。侯设色干了.、仔细看得无缺空漏落处,用干布:争巾着力拂拭,恐有色悦落处,随便补治匀好。除叶背外.(叶背色淡)皆用‘草汁’笼套(笼套是笼罩套染的意思)。叶背只用淡蘸黄笼套。”(“草汁”即草绿.又叫“汁绿”,是花青藤黄合成的绿色。)

李衍这方法——承染、笼套.经作者实验,不仅是染竹叶,任何叶子都可以用这方法。无论绢或纸(熟纸).先用花青染出浓淡,分出反正向背阴阳和光的明暗,就着巳染过花青的,用二绿三绿轻轻地染上去,花青色重的地方,石绿要更薄些,花青淡的地方——光线明的地方,石绿要比较着厚一些。这样,就显出花青重的地方.石绿要更薄些,花青淡的地方——光线明的地方,石绿要比较着厚一些。这样,就显出花青重的地方,石绿显着深暗,花青淡或没有的地方,石绿显着鲜明,这是正面的叶子。叶子的背面,一般的都是比正面要浅一些,或是淡一些,这要用“绿花”去染。嫩枝用“枝条绿”去染。当要染石绿时,首先是把石绿兑胶,兑槐花水调合。这样作,不单是增加颜色的鲜艳,而且还增加它的固着力。干后,用洁净的布巾去擦,看石绿是不是固着不动。如果有些掉色,这就不光是在掉色的部分去补救,还要在全部涂上石绿的部分,用槐花水合胶水再轻轻用软羊毫笔罩一遍。等到石绿颜色已经稳固不动,再用藤黄兑花青的草绿罩染,一遍不够,还可以再染。背面还要衬托。这是民族绘画优秀传统中使用石绿再加罩染的重要方法。

二、王概、迮朗说使用粉

王概说:“或着白花,或合众鱼,凡绢上正面用粉,后面必衬。……着粉法;正面着粉,宜轻宜淡,要与墨匡相合,不可出入。如一层未匀,再加一层,故宜轻,便于再加。染粉法:如牡丹荷花虽经传染,必再以粉染其尖,方有深浅层次;诸花之瓣,如求娇艳,亦必先于粉上架染。丝粉法:花如芙蓉、秋葵,瓣上有筋,须勾粉色;染菊花每瓣亦有长筋,以粉丝出,并勾外匡,再加色染。点粉法:写生花不用勾匡,只以粉蘸色浓淡点之……若点花蕊之粉,须台藤黄,不可过深,入胶宜轻,点出黄蕊.方外圆内凹,不晦暗也。衬粉法:绢上各粉色花,后必衬浓粉方显。若正面乃各种淡色,背面只衬白粉;若系浓色,尚觉未显,则仍以色粉衬之。若背叶,正面色用浅绿,背面只可粉绿对,不可用石绿。”

迮朗说:“积粉之法,如画牡丹、芙蓉花之类,素绢蒙于粉本之上,以粉逐瓣染成,每瓣边上浓粉,另笔蘸水染至根头,是日积粉。积成之后,用各色从根染出,留其白边。染成之后,真如辩瓣悬空.迎风欲动工细极品也。点珠,用笔蘸厚粉点去,干时每点中有凹下处.不妨也。由是以推,画大红牡丹,亦有丹砂积成如积粉法,用脂及洋红染瓣边至根后,以淡朱标衬背,其红自鲜厚。”

由两家看使用白粉方法,都是主张两面敷粉(衬背)的。惟用蛤粉,只宜正面使用。背后衬托,最好是钛白、锌白较妥。

三、各家说使用朱砂

王概:“朱标着人衣服。好砂用画枫叶栏楣寺观等项。……中间鲜明者,晒干加胶。用着山茶、石榴大红花瓣,以胭脂分染。在下沉重,只可反衬。”

沈宗骞:“倾出黄膘水……作人物肉色及调合衣服诸样黄色,以其鲜明愈于赭石多多也。出黄膘后……可作工致人物衣眼及山水中点用红叶之类。”

迮朗:“凡染大红,以二朱为地,用淡脂染六七次,以浓脂细勾,自然鲜艳。……惟烘染既足,矾一两次,则绢纸烂后,颜色仍鲜,所谓以人力护其天真也。……凡染大红,以二朱为正,固已。又有于黄瞟下取其稍有红色者,加入二朱内作地,初觉其有黄色,以洋红染之至六七次。极红而正,然后以脂勾出。若绢本以“三朱”(应是头朱)衬背,或用铝粉衬,其红倍觉鲜明。……盖胭脂多染则浓而带黑,洋红多染则厚而仍鲜。丹砂之上,加染数次,倍觉鲜艳夺目。”

由这三家所说,在使用大红颜色上,还不止仅用二朱,尚须用胭脂、洋红分染,并还须使用重胶,还须上矾,还须衬背。迮朗主张用洋红分染,比用悃脂更加鲜艳,这是很正确的。

四、各家说使用青绿

王概:“凡正面用青绿者,其后必以青绿衬之,其色方饱满。……‘石青’其上轻清色淡者.用染正面叶绿,方得深厚之色。其中为质粗细得直,为色深浅正当者,用着纯青花瓣及鸟之头背。最下质重而色深者.用着鸟之翅尾及衬深绿叶后。凡着鸟身花瓣,青浅者以靛青分染,深者以胭脂分染。‘石绿’其上色深者,只宜衬浓厚绿叶及绿草地坡。其中色稍淡者,宜衬草花绿叶,或着正面,罩以草绿,或着翠鸟.用草绿丝染,其下色最淡者,宜着反叶。凡正面用石绿,俱以草绿勾染。深者,草绿宜带青,浅者.草绿宜带黄。(作者按:王概说石绿‘其上色深,其下色最淡’应是上面的色最淡,下面的色最深。)如绢上,正面用草绿,只宜背衬石绿;苦扇头、纸上用浓重之色,不能反衬,则用于正面,再加草绿染勤.方觉厚润。未可一次浓堆,不妨数层渐加.则色匀而无痕迹。”

沈宗骞:“凡山石:青多者,用石绿嵌苔;绿多者,用石青入石绿嵌苔。若笔意疏宕,则设色亦宜轻。合用青绿以笼山石.纯用淡石绿以铺草地坡面,而苔可不必嵌。”

迮朗:“至于用绿,亦宜数层渐加,不可一次浓堆。纸上正面着绿,宜以草绿罩之。绢上正面草绿,背面衬以石绿,只宜淡用,不可厚涂。致夺草绿本色,翻觉减趣。二青可作蝴蝶花及染荷叶正面老绿诸邑。‘三青’可作牵牛,翠眉等花,又嵌点夹叶杂草及人外衣并衬绢。其青深者,用胭脂勾染,其青浅者,用花青勾染。前人衣折用墨勾,花草用紫勾,古画可细玩。”(作者按:迮朗把石青的头青、三青倒置。他也引李衔说施用石绿,必以槐花水调和,今从略。)

上面三家所说使用青绿方法第一、有纸绢的不同;第二、他们都是说画在“绘绢”(锤扁了丝,施上胶矾的熟绢)上,而不是画在“原绢”(生绢、圆丝绢、不把丝锤赢.不加胶矾)上.唐宋使用青绿,由于是用“原绢”,所以都在正面涂抹,背面衬托,正面再加“草色”罩染。不是像王概等所说,正面用草绿,背面衬石绿——虽然他们也说过正面用石青石绿。(李衍所说也是用“原绢”)。又唐宋人使用青绿之前,有的先用花青分染出深浅反正浓淡(石绿),有的是先用墨分染深浅反正浓淡(石青),然后再上青绿,再进行分染。这三家仅仅局限在使用“绘绢”上。但使用绘绢,用三家的方法.也是非常鲜丽的。

五、各家配合众色

这是除了元王铎“采绘法”外的各家琵合众色的方法。作者把它总合归人一个表格里。不过各家所说的配合众色.是死的.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对它立该活用。并且众色的配合,也并不止此。

项圣谟,明末清初画坛上独树一帜的著名画家。其山水画没有专门和直接的师承,而只是广泛地领略古人,师法造化,加上其个人诗文,书法,篆刻等方面的修养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画风,既不同于当时势力最大的华亭画派,也不同于他所居住地区的浙派,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上独树一帜,时有“嘉兴派”之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经过多年教学和创作实践,我个人的经验认为要画好中国人物画,在技术上应具备下列几个基本条件:(一)透彻认识人体构造和运动的解剖学知识;(二)准确熟练地掌握比例、透视等视觉运动规律;(三)具有明确、肯定而富于变化的线描技能,画出人的精确生动的形象。这样的基本功叫做白描功夫。我国古代画家对此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以“骨法用笔”四个字概括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十分确切。如果我们对白描下的功夫愈多愈深,造型能力就愈强。

1有人问:“素描”怎么样?素描不是已经成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了吗?不错,多数学校都已采用素描作为造型训练的基础课,因为它在认识和表现对象的体积凹凸和透视转折等因素时比较直截了当,缺点是往往受外光干扰,不能深入精确地认识对象的原本结构,容易养成浮光掠影而不求甚解的习惯。特别重要的是:素描工具是铅笔或炭条,白描工具是毛笔;前者硬,后者柔;前者用指力,后者用腕力;前者笔触变化小,后者笔触变化大,效果很不同。有人素描画得相当好,但一拿毛笔就不知所措。原因在于素描论者把毛笔这个工具看得太轻便了。我并不反对学素描,素描可以作为分析和认识对象的拐杖,为白描打前站。

有人说,白描造型的长处是刻画物象的外部轮廓,但不能充分表现物象的体积、质感、光源、投影等因素。他们主张全盘搬用素描方法,作为中国人物画造型的基础。实践的结果,破坏了以白描为基础的传统造型方法,造成人物画基础教学中的混乱。他们引用苏联学院所奉行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理论,并且搬用其硬铅细刻的长期作业方法,当做唯一的方法来训练不同画种的学生。其实,素描方法在西方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铅笔与木炭派之分,有外光派与结构派之分,有用线派与废线派之分,并且只有我们现在所通行的苏联学院派那一种。我以为素描也应百花齐放,不能定于一尊。至于体积、质感、光源、投影等造型要素,油画也许是必须强调的,国画却不那么强调。对此应区别对待,各取所需,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要求一律。

2山水花鸟画有皴、擦、点、染等方法,人物画是否能用?我认为当然能用。历史上的人物画无论工笔、写意,都用过这些方法,特别是传神写照,离不开皴和染。近代任伯年善于以皴擦之笔用于简笔写照,到现在还没有人能超过他那样简练而生动的境界。皴擦点染是线描的补充,用以表现体积、质感、凹凸、转折等造型要素。

我们知道,水墨写意是中国画的近代形式,要求造型达到高度提炼而又极为生动。其成就在花鸟画方面尤为突出。杰出的代表有陈白阳、八大山人、李复堂、郑板桥、齐白石等人。他们之所以能把物象提炼得如此简洁明快而又真实生动,不能不归功于他们观察生活的深邃和笔墨技巧的精湛,二者不能缺一。在历史上可称为水墨写意人物的代表性画家,当推明代吴小仙、张平山,清代黄瘿瓢、任伯年等人,这些前辈画家巧妙地运用山水或花鸟之笔写人物,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技法。当前流行的水墨人物画无论其造型基础是白描还是素描,其用笔用墨的方法,我认为和上述诸家的画风有一定渊源的关系。

现代中国人物画继承水墨画的传统衣钵,并运用科学的造型方法,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新人形象,已逐渐形成一种新画风,称之谓水墨人物。由于这一画风的流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画就得这样画,不这样就不算中国画。外行人这么看不足为怪,内行人也这么看就等于把中国画其他形式如工笔重彩、兼工带写、白描双勾、彩笔墨骨等画法一概抹杀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赶浪头”“抄近路”的不正之风在青年中流行起来。有些人看到人家寥寥数笔,画出一个人来,既快又好,便认为这种“神来之笔”,是苦练笔墨得来的,于是一头钻进笔墨里去。什么造型,什么生活,都认为是次要的而撇在一边了。这使我想起齐白石卖画最冲的时期,市场上有不少造假画的人,凡齐白石的虾、蟹、虫、鱼都画得挺像,笔墨也几可乱真。至于别的形象,却战战兢兢,下不了笔。

没有生活,没有造型基础,笔墨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画好水墨人物,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科学的造型基础,单练笔墨是练不出名堂来的。

“单打一”是当前国画创作另一不正之风。这股风来源于近代画家专长一门或专长一物的风气。有些人急于求成,有意赶这股风,在某一题材或某一物象上死下功夫,以便出人头地。他们看到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以为这是一条通向艺术高峰的轻便道路,于是选中马或驴一头扎进去。有的人并不甘心步人后尘,在马驴牛羊之外另辟门径。步人后尘也好,另辟门径也好,他们不懂得走独木桥是达不到艺术高峰的。他们迷信此道,曾有人要我指点窍门,也有人向我取画“舞蹈人”的经,我总是诚恳地劝他们不要走这一条“单打一”的捷径。

3画山水花鸟也许有人从“单打一”这条路上捡得一点短暂的荣誉,这种荣誉肯定是虚假的,绝不可靠。人物画却连这么一点短暂虚假的荣誉也捡不到。因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综合产物。要表现人,必须认识人和自然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要画人,也得画人所生活的环境。如果撇开环境单独画人,画出来的人,就会像温室里培养的标本,像课堂里摆着的模特儿,缺乏生气。有人说,中国人物画有很多不画背景,不见得不是活人。我说这叫意到笔不到,或叫高度集中。在画家心目中,人和环境是永远息息相关的。画家从生活环境中抽出来的个别人物,决不意味着是脱离生活而孤立自存的人。我画舞台人物,我心目中就有一个舞台面,还有剧场和观众。尽管只抽出许多人物中的一个来画,这个人必须和周围的人有呼应,从这个人的姿态、眼神、步法可以反映出这种呼应的关系。“单打一”画人,不去接触、体验、认识和表现人所生活的环境,这个画家的艺术成就一定狭隘、单薄、无力,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4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主张人物画家也要画山水花鸟,而且要画好。如果不会画山水花鸟,想在南方农民背后补几片芭蕉叶,也会感到困难,更何况画大片农村景色。作为一个人物画家既要有生活的广度,也要有技法的广度。这就是我们进行创作所需要的基本功。

习作问题

怎样开始探索和学习国画?一方面实践;一方面专研理论。学习国画,不能枝枝节节的学,而要全面地学。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在几千年中形成一套规律和重点,线与技法和形式上都是浑然一体,非常完整。如京剧一样,有一套完整的程式,例如不可能只学米点,而不学他何如画树、石……,否则如用米点画山,又用别家方法画树、石,就很不协调……

1除了要学习各家独特的艺术规律外,还要学各家各派的共同规律。而学一家,还要根源到它的形成的源流。(如光学四王,再追到他形成的根源,如何吸收前任的东西,可以追到董巨)。如学习他们如何从传统学习并发展传统的经验,以为我们的创造找到正确的方法,这种学习方法要花很大力气,要多临摹,有人可以学到老,追跟找源追到某家某派,最早形成根源祖先,但在追根究底中,对于某种派别所以出现的原因,多人的看法很不一样。比如有人认为所以出现某种方法是因为画家的天才和大胆的独创,这是片面的。加个帽子是“唯心论”,也有人完全把原因归于生活,这也是片面的,如果艺术只是从生活而来,如果说生活又给你形式,又给你内容,何必去学古人、学遗产、学四王呢?这也是机械论,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首先认为艺术是一切艺术源泉,但艺术毕竟是主观的创造天才个性……在艺术中是不可能缺少的,过去多片面,强调生活,但对主观方面——思想感情、天才、个性等谈的很少。我认为一个画家在具备了生活经验和知识之后,在艺术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主观作用。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不仅要追求生活,也必须追求主观因素,要追求国画的共同规律。

例如国画的共同规律,它的特点是什么?如何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如何把传统与生活结合起来?这都是些很重大的问题,学习多家多派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创造新国画,要完成新国画的创造是长期的任务,过去国画经过了几十年才有几天这样高度完整的形式,新国画是很年轻,但我们一定要尽量学习专研,从多方面学习,这是我们每一个学国画的同志的任务。要长期不断的向生活、传统学习,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方面研究,而这几个方面不能偏废,不能只强调哪一方面,但在某一学习阶段中可以着重某方面,如一个时期,有条件多画传统的临摹,另一个时期,主要到生活中去。如果只临摹而认为生活无足重视,临摹好了就能画出好画来,那就糟糕了。我们一生都要学习,学习就是奋斗,要奋斗一生,要学习齐老的“衰年变法”的精神,学习要路子宽一些,站得高些,所谓高度没有的高度。

下面我们谈谈生活和艺术思想的锻炼的方法:我过去到外面写生,见到什么画什么,一点都不丢掉,生怕不真实。比例、透视唯恐不对头,搞得很苦,顾了形顾不了笔量,写生得很仔细,回去后凭记忆什么也画不出来,几年以前我在延安画宝塔,我在延河上支着伞,画了好几个小时,一块石头、一个窑洞都如实画出,结果也不像,透视也不对,即使透视画对了,我也不能满足,因为这张写生不能代表我对宝塔的感情。在参加革命之时,走了万水千山到达延安看宝塔时的情感,在打走胡宗南回到延安看到宝塔时的感情。全国解放后重回延安看到宝塔时的感情,在这张画上都看不出来。电影、照片都拍摄过宝塔,但我还是要表现它,因为它生活在我感情中,我找各种表现宝塔的角度,从山下走到山上,从高处看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表现感情的形式。这次我到延安在飞机场上看到一片向日葵,在远处出现宝塔的影子,我找到了,于是又画了第二张宝塔。

我们到生活中去,一方面要研究生活,研究你要表现的对象和它的造型结构,同时还要研究自己,研究自己的感情。如无感情,画的再精也只不过是完成照相机的任务。

2在写生时自己要想、要分析、要明确我为什么画这个不画那个?我用什么情绪去画?在了解生活的同时,必须了解自己的感情。如果我没有把自己对宝塔的感情十分理解、十分珍贵而铭记在心,我就不会在飞机场上一下子找到我想抓到的东西。要善于思索,善于动情。在阳光照晒下,人人都会感到昏昏沉沉,可是有人会出现灵感。为什么在人人都觉得荒凉的地方,有人会看到美。为什么在人人都沉睡的深夜,却有人起来巡游?因为在思索,在动情,他可以忘掉一切,画家要对什么都留心,都要想,都要爱。有人问:有人画个荒山有什么意思?我说:如果荒山没有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不去开辟它,为它劳动流汗了。那么住在这荒山上的人们也都是不幸福的人,要从平凡的东西中发现深情,发现出使人的精神更充实的东西,有的地质工作者到荒山野地工作,初来时觉得很苦,没有地方玩,没有周末晚会,没有一切物质享受,但工作久了,就对这荒凉的地方有了感情,他感到自然的美,感到自然界的生命力,也体会到同志内心真正的友爱……。他感到在这里生活有味道,很幸福,这就是有了精神上的满足使他战胜了物质享受之不足。他再也不去注意这些东西了。

艺术是精神产品,一定要给人精神上的东西,画不能给你吃给你穿,但给观众精神上的满足。因此画家自己精神境界不高是不成的。我们要把对人民有利的情感抒写出来。有人到生活中画画,不是从自己的情感出发,而是从“应画某物”出发,不是自己所激动的东西,一定画不出动人的画来。我们画画一定要表现时代精神。首先是画家自己具有时代精神,但决不可以把时代精神局限于理解为表现某种东西,就有时代精神。有人问我为何不画三门峡水库,而只画了山,为何不画新的洋灰桥,不画延安发电厂?这自然都是新东西,但只画这些才能表现时代精神吗?不见得吧。如果这样理解,就不必要画家的感情了,每个人经历不同,感情就不会一样,有人对这有感情,有人对那有感情,这样艺术家才会有不同。

画家一定要研究自己的感情,我在山沟里看到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潭,很爱,不仅是由于它的清凉,给了我生理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思索,使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到对人也应如清潭一样,明澈纯洁,我因此对这水潭动了情,好像水潭就是我最爱的朋友,这就是诗意。有了诗意才能画画,我激动得非要画画不可!有了诗意画起来才有味道,有意趣,才能在画上寄托自己的感情。在艺术上一定要取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艺术不能只看你画了什么,要看你表现了什么感情。要通过习作锻炼思想感情,锻炼表现技巧,而思想感情的锻炼尤为重要,如果你有了感情,你的观察力才会非常敏锐,非常准确,也能很快记住最重要的东西,能抓住自己的灵魂。没有感受的画画,什么都抓不住,在你心里也留不下记忆。

李可染先生总结出的艺术规律“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是很有道理的,只有“魂”被你发现了,你才能对表面皮毛的东西大胆的取舍。我画画的方法是现写生、画速写,回来后不看速写自己动手画。因为心中已然有了画,就能在白纸上看到自己要画的东西了,就如同自己亲爱的朋友不在时,心中会出现他的身影一样,但这时在心中出现的影子已经不是客观存在实际的真人,而是抛去了一切表面的东西一样,这时感情才会最饱满,这就是想象的灵感,这才会出现艺术。

客观印象对画家的印象,在创作上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印象不行,不深刻,还不能自如的表现,必须要下功夫研究对象,要有很多素材,包括照片,更有深刻的理解。画一朵花就要理解花的生长规律,了解它的结构等等,了解透了把花“吃”下去了,你才能摆脱对象画出来,并通过它传达自己的感情。为了表现艺术家的感情,就必须要改变对象,把对象“变形”。如要求过分写实,就会把艺术给毁坏了,这就是要求把人的宝贵的劳动与两毛钱的照片看齐,你们学五年,学成一部照相机是划不来的。艺术高于照相机,高在于艺术有主观的加工,塑造艺术形象,以自己形象为基础,但不能满足这一个方面——要“变形”。人与桃花是两回事,但诗可以把桃花比做人,如果只是说明桃花如何长,它与梅花在形象的不同,这就不是诗了。画也一定借助其他形象表现自己要画的形象,如“韭菜苗”、“劈斧皴”……如用个字画竹叶。古人可以创造这些技巧,我们也可以根据这方法创造新的造型方法,不能只利用古人的成法,我们学习古人的创造精神,古代画家许多人画过松树,但每人画的都不一样,都表现了画家自己的感受,今天我们思想感受不同,更不能只用古代的方法来表现。只有熟识对象把对象“吃”进去才能更好的创造,才能有表现的自由。

形式问题

生活可以给形式风格提供一些因素,但生活并不具备艺术形式。所谓不单纯指笔墨技巧而是包括一切表现对象方法。工笔、写意是形式,但也非我要讲的形式。我的意思是指如何表现具体对象的特殊形式。要求每张画都有不同的形式。我比较熟识“四王”的形式风格。但如果我在北京画的画和在西安、四川画的东西都和“四王”画的一样,那我就是“如法炮制”,就等于没有艺术形式,要是对具体不同对象找到不同形式,这是习作中非常重要的问题。3

有一张画的思想内容感情具备,就是长期找不到表现形式的事儿是有的,如我画宝塔山就是如此。形式一定要考虑,要使之与你的感受相适应,在形式上也要“有法到无法”。古人有曰:“如以法为之(以成法画画)万张相同,”如以意(不同思想感情)为之,一格万变。“可以这样讲:形式在画上决定一切,因为观众要通过形式看你的内容。如何发现形势?最重要的是要我们的不同的表现方法,表现方法不等于形式,但只有通过表现方法包括(章法、布局、色彩、笔法等)才能表现出形式来。

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与外国形式之不同,也由于表现方法不同,中国人死了穿白,外国人死了穿黑,少数民族讲团结杀鸡为誓,我们是握手,这都是方式,方式之不同。有些中国画技法与外国也相似(某些洋画也勾线,中国石涛的画有些用色也像西画),但表现方法不同,仍不能把中外艺术的特点搞含混。

中国艺术表现方法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中国画最突出的特点,这就等于利用(非公式化),这是很好的方法。他可以把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中国画不论在章法、布局、笔法……等方面都是程式化的并以这些来再造自然,这是中国古代绘画、诗词、戏剧共有特征。只有用了一套完整的“程式化”方法,才能恰当的表现中国画的内容。不可能只用中国笔法外国章法或用外国笔法画中国画,因中国画表现方法的各种因素都是完整而有机的统一,在一起不能分割的,使人感到非常协调舒服的。画一定要叫观众感到协调、舒服。形式的完整与内容是一致的,这才能使人“一见钟情”。

我们要学国画各家的表现程式(如系指章法),同时要找整个国画的程式规律,我们的创作中有时有很不协调!要克服它就要解决许多问题,花很大的苦功。例如画上山水与人物怎样才能协调,这一定要逐步探索,不断创造形式,使之日渐完整。突破再创造更新的形式,已达到更高的完整。

在形式的创造中不只有“内功”(指画家的高度思想修养,能等于感受不同对象而采用不同表现形式),还要有“外功”(指艺术技巧、笔墨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技巧与形式及内容的结合是很完善的。如倪云林的画,他用疏疏落落的笔墨、章法,表现疏疏落落的景物,并以此来发他的“逸气”(思想感情)。这一整套都非常统一、和谐,才能有感人的艺术效果。

风格问题

有人认为学画时,不要急于讲风格,认为风格是自然形成的。我认为风格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不一定靠自然形成。因为作者的精神面貌各有不同,表现内容也各有不同,这都是产生风格的条件。也要求有风格的表现,不论有意无意,画家总会在自己的画上表现自己风格的。如果说看不到风格,那只是作者用别人的风格或古人的风格代替了自己罢了。有的人一学画就有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当然风格也有好有高有低有坏有粗有精。但我们一定不要压制个性,压制风格形成。

“程式化”中包括一定风格化的要求,但画工笔画的同时可以画出很豪放的健壮的风格,画写意的,也可以画出很细腻的风格。风格不同于手法,不同的画家同样用青绿的手法,画出的山水风格各异。

技巧、笔墨,靠磨练可以学到,但风格要靠自己,不能用古人技巧标准要求今天的画。如多不合古法,就不高,画画时也不能用古人笔墨来装饰自己的画。

中国画要“程式化”但又要打破它,“从有法到无法”,这样才能达到极高的境界——气韵生动!

这画是画了第三阶段,就能更好地表现这个战役的意义,表现“淮海战役”导致了国民党全军覆没必然灭亡的命运,而“辽沈战役”则采取了打攻坚战的场面。

革命历史画不仅仅画个大场面和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表现革命的英雄人物及其思想精神面貌。表现革命的艰苦,前赴后继和悲壮的气概——周扬语,——表现人民的声势,表现党的领导,以此来教育今天的人民(外国博物馆的画往往只是说明事件)。画泸定桥,不单是掉下多少人,而是要表现英雄主义。历史画也要画出中国人民如何为改变他们艰苦的命运而作的斗争,不能把人物画得漂漂亮亮像“演戏”,叫人感觉革命很容易。一定要表现苦难,表现艰苦,又不能只是苦,而要有革命气概,这样才能教育群众,表现历史的低潮,悲剧苦难是必要的,但这些都为了突出革命气概。

在博物馆的画,不同于美术馆的画,它应能使六亿人都能看懂,使六亿人都能受到教育。詹建俊画“农民讲习所”,构思比较含蓄,表现毛主席送别学生去参加斗争,背景有一大树,风很大,以暗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群众看不懂,不欣赏。在色彩处理上也是黑暗低。历史画的主要基调是强烈的,大色块重于细致的变化,在博物馆,要远看引人注目,不能过于细腻。

4在历史画中,为何表现体现革命浪漫主义?主要要有革命浪漫主义思想指导。但手法上不适于把不同时间、地点等搞在一起。也不能过于象征,要真实。我的“安源罢工”本来要画上毛主席,这是浪漫,但当时毛并不在,就不宜画上。“艰苦岁月”是历史雕刻,又是浪漫主义的,但不是历史的。在历史画中浪漫主义也要通过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之。

历史画要有气派,平面画大多爱侧面描写,不易出气魄(当然也不尽然)而历史画则非有气魄不成。领导同志看画总是看有气派没有,再衡量高低。怎样才能有气派?我画的“安源”开始也是气派不够大,叶浅予画“北京解放”气魄也不大(虽然是画得好),人画得多不等于气派大,人少气魄不见得小。如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但我们画的都是大事件,只用几个人概括不了。过去总认为人多了、人小了就没形象,而画几个大人可以很好刻画形象。其实所谓形象不能只是人脸,又要包括人的动态。大的构图、色彩造型处理都是一张画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