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教学和创作实践,我个人的经验认为要画好中国人物画,在技术上应具备下列几个基本条件:(一)透彻认识人体构造和运动的解剖学知识;(二)准确熟练地掌握比例、透视等视觉运动规律;(三)具有明确、肯定而富于变化的线描技能,画出人的精确生动的形象。这样的基本功叫做白描功夫。我国古代画家对此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以“骨法用笔”四个字概括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十分确切。如果我们对白描下的功夫愈多愈深,造型能力就愈强。

有人说,白描造型的长处是刻画物象的外部轮廓,但不能充分表现物象的体积、质感、光源、投影等因素。他们主张全盘搬用素描方法,作为中国人物画造型的基础。实践的结果,破坏了以白描为基础的传统造型方法,造成人物画基础教学中的混乱。他们引用苏联学院所奉行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理论,并且搬用其硬铅细刻的长期作业方法,当做唯一的方法来训练不同画种的学生。其实,素描方法在西方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铅笔与木炭派之分,有外光派与结构派之分,有用线派与废线派之分,并且只有我们现在所通行的苏联学院派那一种。我以为素描也应百花齐放,不能定于一尊。至于体积、质感、光源、投影等造型要素,油画也许是必须强调的,国画却不那么强调。对此应区别对待,各取所需,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要求一律。

我们知道,水墨写意是中国画的近代形式,要求造型达到高度提炼而又极为生动。其成就在花鸟画方面尤为突出。杰出的代表有陈白阳、八大山人、李复堂、郑板桥、齐白石等人。他们之所以能把物象提炼得如此简洁明快而又真实生动,不能不归功于他们观察生活的深邃和笔墨技巧的精湛,二者不能缺一。在历史上可称为水墨写意人物的代表性画家,当推明代吴小仙、张平山,清代黄瘿瓢、任伯年等人,这些前辈画家巧妙地运用山水或花鸟之笔写人物,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技法。当前流行的水墨人物画无论其造型基础是白描还是素描,其用笔用墨的方法,我认为和上述诸家的画风有一定渊源的关系。
现代中国人物画继承水墨画的传统衣钵,并运用科学的造型方法,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新人形象,已逐渐形成一种新画风,称之谓水墨人物。由于这一画风的流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画就得这样画,不这样就不算中国画。外行人这么看不足为怪,内行人也这么看就等于把中国画其他形式如工笔重彩、兼工带写、白描双勾、彩笔墨骨等画法一概抹杀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赶浪头”“抄近路”的不正之风在青年中流行起来。有些人看到人家寥寥数笔,画出一个人来,既快又好,便认为这种“神来之笔”,是苦练笔墨得来的,于是一头钻进笔墨里去。什么造型,什么生活,都认为是次要的而撇在一边了。这使我想起齐白石卖画最冲的时期,市场上有不少造假画的人,凡齐白石的虾、蟹、虫、鱼都画得挺像,笔墨也几可乱真。至于别的形象,却战战兢兢,下不了笔。
没有生活,没有造型基础,笔墨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画好水墨人物,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科学的造型基础,单练笔墨是练不出名堂来的。
“单打一”是当前国画创作另一不正之风。这股风来源于近代画家专长一门或专长一物的风气。有些人急于求成,有意赶这股风,在某一题材或某一物象上死下功夫,以便出人头地。他们看到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以为这是一条通向艺术高峰的轻便道路,于是选中马或驴一头扎进去。有的人并不甘心步人后尘,在马驴牛羊之外另辟门径。步人后尘也好,另辟门径也好,他们不懂得走独木桥是达不到艺术高峰的。他们迷信此道,曾有人要我指点窍门,也有人向我取画“舞蹈人”的经,我总是诚恳地劝他们不要走这一条“单打一”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