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里巎巎 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色目康里部(蒙古族)人，元代著名少数民族书法家。

康里巎巎草书《唐人绝句六首》

释文：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

稚子苦相问，归来何太迟?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杜牧《归家》)

归时日尚早，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 回船不自由。(崔国辅《中流曲》)

秋浦锦驼鸟，人间天上稀。山鸡羞渌水，不敢照毛衣。(李白《秋浦歌》其一)

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馆二首》之一)

偶然欲作草书，因写唐人六绝句。元统二年三月廿三日子山识。

楷书，是书法的一种书体，它可不是学习书法的基本功!

这才是书法的基本功

一、驾驭毛笔的能力

驾驭毛笔的能力就是控制锋毫的能力。不同的字体(字体指篆、隶、楷、行、草等比较概括的字体样式)与书体(书体指具有风格特征的具体的书写样式，如颜体、欧体等)在笔法的法度上有不同的方法法则，主要体现在点画的造型上。其笔法技巧的关键所在，就是运用笔毫和调领笔锋将点画的造型准确地刻画出来，并且，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美的效果。 笔法的技巧实际上就是控制锋毫的技巧。“唯笔软而奇怪生焉”，要能够和善于充分利用笔毫的这种多变的性能特点，去刻画高质量的、优美的、丰富多变的点画造型。这是书法基本功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

二、驾驭墨法的能力

书法的创作是靠墨的具体体现来展示点画的造型的，进而展示字形和行气、章法的。因此，控墨的问题是基本功技巧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墨是写在宣纸上的，这里就有一个墨与纸的关系问题。孙过庭《书谱》所说的“五乖五合”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既“纸墨相发”。

“纸墨相发”就是墨法技巧的关键。 所谓“纸墨相发”是指墨的浓谈度要与纸的渗化度相和相调。纸质的不同发墨的程度不同，有吸水性大小和厚薄的差异。纸的吸水性越强，发墨的幅度就越强越快，吸水性弱，发墨的幅度就小而慢。厚纸发墨慢，薄纸发墨快。墨的水分越大发墨越快，水分越小发墨就越慢。对纸墨的性能要必须有所了解。 墨法技巧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施墨。书法作品墨色的层次变化完全是靠控制来完成的。它需要书者要有很强的控制笔速的能力和控制笔中含墨量的能力。饱笔当快，渴笔当慢。

三、驾驭章法的能力

驾驭作品章法的技巧，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驾驭字形的能力。字可工整，可欹变，可重大，可瘦小。工整而不死板，欹变而不失形，重大不肥钝，瘦小不饥伧。

二是驾驭行气的能力。篆、隶、楷书的行气须匀和与整饬，强调和谐、统一;行、草书的书行气须通贯与流畅，并强调节奏、韵律。这是行气中必须要把握好和表现充分的技巧。

三是驾驭整篇作品构成的能力，或者说是驾驭行与行之间的构成能力，也就是驾驭大章法的能力。篆、隶、楷须整体和谐统一，首尾一致。行、草书须行与行之间的对比、争让、应承、穿插等技巧要有淋漓尽致的展示。

综上所述，凡是书法所含的各种各样的技巧，都应当纳入基本功的范畴。基本功的训练应该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概述而言，就是：书法家驾驭笔法、墨法、章法技巧水准的综合能力。所以，单纯认为练好楷书就打牢了基本功，是很片面而危险的。

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 字法也。

——《琼蕊庐帖》临《淳化阁帖第五·古法帖》后。《琼蕊庐帖》，现藏日本京都，刊于日本村上三岛氏主编之《王铎的书法·册篇》

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

——《琼蕊庐帖》临《唐僧怀素帖》后

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学书三十年，手画心摹，海内必有知我者耳。

——临《淳化阁帖·褚遂良帖》后，浙江省博物馆藏

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

——临《为啬道兄书诗卷》后，荣宝斋藏

临《为啬道兄书诗卷》局部

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千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瞻彼在前，瞠乎自惕。譬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假年苦 学，或有进步耳。他日当为亲家再书，以验所造如何。

——《琅华馆帖》(张翱刻本)之《仿古帖》后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草书杜诗卷》末，上海博物馆藏 (参见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第五辑)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 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 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 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

——《琅华馆帖册》后，香港虚白斋藏

丙戍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琅华馆。 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 忽忘。

——《草书杜甫秦州杂诗卷》后 (参见村上三岛氏编《王铎的书法·卷子篇二》

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 曰：某学米，某学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欧。寓此道 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字画诗文，咸有萭*(寻获)。匪深造博 闻，难言之矣。

——临《淳化阁帖》与山水合卷尾 (参见村上三岛氏编《王铎的书法·卷子篇二》)

辛巳初一日，披览是册，忽已四载。苦庐无佳，况墨事都废， 偶披览辄觉稍快然。此予四十六岁笔，五十以后，更加淬砺，仍安 于斯乎?譬之登山，所跻愈进，愈峻以旷。已经崇峰，顿俯于下。 凡画以自足，皆为河伯一流。

——《琼蕊庐帖》后

余于书、于诗、于文、于字、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足支)彼 室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今再审观，亦觉有所证。(至至)不知于堂奥殹!归之二弟仲和，则余三十年于书、于诗、于文、于字其敝精凝神，亦可概见矣。

——《琼蕊庐帖》后

徽之书法，温润绵密，有远水流烟之致。惜不多见，载之古今，寥寥数行耳。极力摹写，瞠乎其后，始信书法非易事也。

——《琼蕊庐帖》临《晋黄门郎王徽之书》后

书时，二稚子戏于前，叽啼声乱，遂落(如)龙、形、万、壑等字，亦可噱也。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可得乎?

——《拟山园选集》(诗集·台湾学生书局)卷一

盖字必先有成局于胸中，……。至临写之时，神气挥洒而出，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

——《王烟客先生集》

今观公书法，根本二王变化如龙，楷之精，行之神，书所造深且如此，呜呼!公书即不深造，独足令人想见忠愤，况艺文又若斯乎。探它书，补公遗事于唐书，能无忘于后之苦心者欤?

——《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三九之题跋二

《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今入都，觌今础所有与予所得者，予册更胜也。将历三十年，如天宫星缠，起止次舍，时晷日眯，殆杖而后行，转以自轵。可见逸少之书与淳化帖玄微浑化，信学书者之潭奥矣。其珍摹灵林，勿亵此宝。昔人云，仙芝烦弱，既匪足雠虫虎琐碎，又安能匹时，取而味之终身焉。以测天者，步此册可也。

——《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三九之题跋二

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

——跋《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后，美国纽约某收藏家藏。

刻仆字者，钩多渐灭，随其浸润，踵之讹也。大作笯鸾囚龙，异状纷披，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矣。野火都离，枝叶渐脱。又带夫然幽冷之致，真古人不及。尝论之古“(上禾下皿)老*(左王右献)，止能华人目，《钧乐》、《广散》，止能爽人耳。若能悦人神，则足下之作欤!邴原之从孙嵩，独推郑康成，仆今亦如是。

——《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五十之《书牍·与石斋》

山东五弦李群得善书《兰亭》，纸故墨劳，似数百年物。或以为双钩廓填，予观之曰：其不然乎，斯褚登善之为乎!临昭陵原书，世不易有也。予足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惟此与颍州为第一腕所书。飞越无心，别有仙趣，若一母子而孪焉，超定武刻汴中本而止之。时虞山钱牧斋在席，亦极惊赏，且未有柳贯、邓文原诸跋在。夫世远欤，倾圯同归于尽，何物不尔，独此书特出于煤尘，岂偶然哉! 观书犹观山升岳，嫌众山之*(上山下列)*(上山下施)也。后之君子，欲见昭陵帖，观此帖斯过半矣。

——《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三八之题二

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矩阴阳于羲于献，但以刀割涂加四隅耳。兹帖与《沂州》皆其特达者，谓为国工不虚。

——《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三八之跋二

丙戍春，过北海斋，观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噫!兵燹之余，一时文献凋剥，乃仅存此卷，光怪陆离，不灭没于瓦砾。物之遇，由蹇遇亨，可胜叹耶。

——此文补刻于《停云馆帖》帖尾

“老师”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或传授学术的人，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人们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如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其实，在“老师”之外，古代对教师的称呼还有很多，而且有些已经相当陌生——

【师长】

含有视老师为尊长之义，是古时候对教师的尊称之一。《韩非子·五蠹》：“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

【夫子】

原为孔子门徒对孔子的尊称，后来夫子成为人们对教师的尊称。《论语·子张》：“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山长】

是历代对山中书院的主讲教师的称谓，其出处源于《荆相近事》。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众多，蒋维东被尊称为“山长”。此后，“山长”成为对教师的一种尊称。元代时，各路、州、府都曾建有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期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

【师傅】

古时老师的通称。“师傅”一词原本是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官职的合称，因为这些职位负责教习太子，所以师傅也成为老师的代称。《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师傅这一称谓迄今仍在使用，但一般指工商曲艺戏剧等行业的老师。

【师父】

古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所以也将老师尊称为师父。《吕氏春秋·劝学》：“事师之犹事父也。”

【西席】

也称西宾，是对教师的一种尊称。其来源为这样一个典故：汉明帝刘庄当太子时，曾拜桓荣为师，登皇位后，他对桓荣仍十分尊敬，常到桓荣住的太常府内，听桓荣讲经。汉代席地而坐，室内座次以靠西向东为尊。汉明帝虽贵为皇帝，仍然给桓荣安排坐西面东的座席，表示对启蒙老师的尊敬，此后，“西席”或“西宾”就成了对教师的尊称。

【师保】

原为古代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员，亦师亦保，统称“师保”。《易·系辞下》：“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后来泛指老师。如清代龚自珍《抱小》：“小学者，子弟之学。学之以侍父兄师保之侧，以待父兄师保之顾问者也。”

【宗师】

原为掌管宗室子弟训导的官员。《汉书·平帝记》：“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后逐渐演变为众人所崇仰、堪称师表的人。北宋孔平仲《谈苑》卷三：“石介，字守道，徂徕山人也。文章学术，天下宗师，皆呼为徂徕先生。”

【教授】

如今的教授一词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种职称，但在古代太学中则是讲学的博士。中国汉、唐两代太学都设有博士，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始设教授，元代各路、州、府儒学以及明清两代的府学也都设有教授。

【助教】

在国子监任教的教师。西晋咸宁二年立国子学，始设助教，协调国子祭酒、博士传授儒家经学。此后除个别朝代外，国子监中都设经学助教，称国子助教、太学助教、四门助教、广文助教等。

【学博】

原为唐代府郡的学官。唐代府郡置经学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后泛称学官为学博。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

【讲郎】

原为讲授经书的官员。《后汉书·儒林传》：“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

【教谕】

原为宋代京师小学和武学中的学官名。明清时期，县设“县儒学”作为一县之最高教育机构，内设教谕一人，另设训导数人。训导是指辅助教谕的助手。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先生】

“先生”一词的最初含义是先出生的人，引申指长辈、知识丰富的人。《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以及《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其中的“先生”均是称呼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后来，“先生”一词被引申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礼记·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玄注：“先生，老人教学者。”

1、书写状态

经典篆书与其他书体的书写方法不同，在落笔之前，要对全文篆法有个安排，既要强调单字的结体到位，以至全篇的布局妥当，“精心”安排之外，不能忽略其书写过程中的意趣。前人有一种衬以粉本的写法，绝不可取，这样会湮灭用笔的自然生动，因你的注意力要分散一部分给粉本，这就削弱了书写激情和随机应变的机会，因而显得刻板生硬，虽然结构准确，但少了书法所要求的真趣。

2、结字方法

铁线篆书以小篆为本，清人对篆法的使用比较严谨规范。随着创作的深入，后来者更参以许多其他方面的篆法，以补充小篆的局限，多有创见。汉许叔重有“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之论，是有其局限性的。愚以为，可以尝试着打破陈规，用字技巧若穿凿合度，有道而裁成，也许会另出境界，何乐而不为。研究上要严谨，创作上要变通。故铁线篆书的创作不必拘泥小篆一端，略施以融通之理，可得新趣。

3、用纸选择

铁线篆线条虽然纤细，然既名之曰“铁线”，可见其对用笔的力度是有要求的，若力度不透纸背，怎能合乎刚劲如铁的要求?合理地使用生宣，笔法和墨法的变化才能显而易见，使墨能有机地融入纸中，线条益显凝练，运笔的趣味性也就应运而生。若选熟宣，墨是浮在纸面上的，线条也显得板滞无神，总有“做”的感觉，失去了笔情墨韵。

4、笔墨要求

写铁线篆书的笔锋不宜太短，笔锋短了，含墨量也就少了，会增多蘸墨的次数，直接影响通篇的控制。在行笔上，要能清晰看出起笔、行笔、收笔的过程(同玉法)，根据字的结构，线条要有微妙的粗细变化，才会流动而婉约，产生一定的节奏感。笔宜用兼毫，固是锋挺而能杀纸，力透纸背。墨的使用则要适度，太稠则滞笔，致线条无生气，太稀则起笔易生墨结，在通篇线条的控制上，尤难停匀，用墨的最佳效果是能表现用笔的起、行、收。视觉上通篇线条粗细一致而不生意外，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5、心境调整

书写(创作)一幅铁线篆书作品，对心境状态的要求相对很高，它不同于其他书体的创作。例如，行草书创作情绪外露，一蹴而就;隶书创作线条要在丰富多变的情况下统一;楷书创作中笔法既要协调，又要丰富激越，在通篇稳健的情况下产生肃穆的效果。铁线篆的线条变化较简单，要求视觉上粗细一致，(有微妙的粗细变化)，这就给书写过程带来了相对大的阻力，甚至在书写进行时，没有了调整的余地，须全神贯注地使笔笔到位，字字精准，行行贯气，通体寓神，在这种近乎禅定的状态下，产生一种高度精确、雍容富丽的审美情趣。在如此背景之下就需要简淡平和、不激不励的心态，把创作激情委宛地融入这种平和之中，甚至不动生色。这种心态在创作前需要主动调整，关键是心情平稳的持续性，在书写过程中，要主动快速“感受”书写的快感，“创作”的愉悦。如此才会避免斤斤计较于点画而导致无情，这种“随意”是在“理智”的控制下产生，使之达到肃穆、庄重、精美、活泼、古艳、隽秀的艺术效果。

铁线篆为小篆书体之一,因笔画纤细如线刚劲如铁而得名。此篆书用笔圆活，细硬似铁，划一首尾如线。

书写(创作)一幅铁线篆书作品，对心境状态的要求相对很高，它不同于其他书体的创作。

对心静的严要求当属铁线篆，铁线篆，当属李阳冰!

如果你心够静，何不来幅铁线篆：

李阳冰《城隍庙碑》又称《缙云县城隍庙记碑》，唐乾元二年(759)刻，李阳冰为本县城隍祈雨有应之后撰并书。

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像汉字一样，最终发展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这足以显示出中国书法的强大生命力。

那么，中国书法生命力到底来源于哪里?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变化。没有“变”，就无法诠释“篆、隶、楷、行、草”诸体之演进历史;没有“化”，更无法理解万变不离其宗的书法魅力。

从创作实践上看，需要变。书圣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反复出现几十次的“之”字，却无一雷同，可谓变化莫测，风致别然。思想的温度决定书法的变化。历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书法家，例如隋唐时期的欧阳询、颜真卿、张旭，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无一不是在书法的风格和形式上进行着不懈的创新与变革的勇士，并坚定地走出了一条既属于时代，又融入鲜明个性的路子，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里程碑式的不朽篇章。

从创作理念上看，需要变。考察中国书法的历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上下五千年，能立足于书坛的无一不是其个性风格独树一帜使然。盛唐“王书”一统天下，被视为正宗，而“张颠、素狂”一说也出现了。这一说法，说明其影响之广、特点之巨，但也说明出现之初人们对其评价的略带贬义。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狂草书派终于确立了其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一度褒贬兼有的“张颠、素狂”之说不但没有了贬义，反而成为对狂草至上的评语。

从书法家的发展上看，更需要变。康有为在书法上的求“变”思想颇具代表性。他在《原书》中说：“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汉字诸体的形成与发展期以魏晋为分水岭，之后，中国书法风格流派的“变化”才呈百舸争流之势。

总而言之，师古而不泥，乃书者之上品;出泥而不染，乃法家之大德。

一般情况下，师古而不泥的创新冲动会不由自主地渐渐体现在手感、书感、情感的下意识之中。独创阶段不是一个在意识层面与以往截然分开的阶段，而是创新冲动自始至终潜隐在气质深处，千呼万唤，千锤百炼，润物细无声的阶段。书法会渗透在人的灵魂当中，书法精神会在书法家身上体现出来。书法是有灵魂的，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名帖的时候，感觉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联想到书法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联想到书法家本人的人文素养和创作状态，能够捕捉到他很活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书法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书法家生命的记录。如果只是模仿他的字体，而不研究他书写时的心情以及他背后人文的东西，即便你写得再像，也是肤浅和表象的，并没有走进书法家的内心，也不会找到书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书法之生生不息，其原因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