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可以让人赏心悦目,收藏亦可以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和知识,还可以使藏家的投资增值。然而,错误的收藏,不但使人身心受损、经济上还要吃大亏。

经验之一:要掌握评判书画艺术水平的标准

看一幅画的优劣或一个画家的艺术水平主要从两个方面去看:

首先看此幅画反映出该画家绘画基本功的水平。基本功的水平又从四个要素去看。

一看画家造型变型是否合理。齐白石讲:“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讲“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徐悲鸿讲“造型、解剖、结构准确”,这些都是在讲造型的道理。

二看画中的章法、构图是否严谨。有的画画的,故意把一些人物和山水画的造型画得极夸张,追求所谓抽象派、印象派,让人看了不知是什么东西。造型过分了也没有人愿意看,他们的作品自然就被淘汰了。

三看该画中反映出画家的用笔、用墨、设色是否恰到好处。石涛运笔,干中带湿,有血、有肉、有骨。石溪、钱松喦都用颤笔,那线绵里藏针。沈周点苔,那苔点既有沉着感,又有浮动感。董其昌用墨让人觉得高雅、纯净,梁楷用墨让人觉得淋漓、酣畅。恽寿平用色,让人觉得艳而不俗。

四看该画反映出画家能否在传统绘画基本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别人都用前人用过的皴法画,而你又率先使用了一种新的皴法,这就是创新。比如傅抱石先生的破笔皴,这种皴法使他画山有风,画水有声,画云会动。

1其次看此幅画反映出该画家绘画语言的水平。绘画语言也从四个方面看:

一看绘画的选题和表达是否有创新。比如过去的画家都画屈原,而蒋兆和却画了一幅《流民图》;比如过去的画家都画鹤、马、牛、猴,而吴作人先生呢,偏偏选择了熊猫;过去的画家都画华山、泰山、黄山,钱松喦先生画黄土高原,这些都是在绘画选题上有创新。

二看该作品的气韵是否生动。有的画画出的人物、山水、花卉都很呆板,象是摆在那儿的。有的画家画的山水、花卉都是带着灵性,是活的,这就是气韵生动。

三看该画的意境是否深邃。有的画看一遍就够了,过后就忘了,有的画越看越爱看,百看不厌,过后脑子里还有深深的印象,并且给人的想象力带来驰骋的余地,这就是因为该画意境深邃造成的。

四看该画的格调是否高雅。有的画画的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鸟、动物,让人一看就觉得粗俗不堪,但有些大师级画家画出的山水、人物、花鸟、动物,让人看就觉得很雅。

以上“两大方面、八条要素”就是掌握鉴赏书画好坏的依据,由此你就知道什么画艺术水平高,什么画艺术水平低,什么画能升值,什么画会被淘汰。于是就能决定该收藏谁的,收多少,不该收藏谁的画了。

经验之二:要会选择鉴定家

懂得该收什么样的书画后,马上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将要收藏的作品的真假问题。请什么样的人帮助鉴定真假,也就是应该请谁帮助“掌眼”。

你要收藏的作品属于哪个时期的,就应该找对那个时期书画看得多,研究得多,收藏得多,买卖得多的鉴定家去鉴定。鉴定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每个鉴定家都有自己一定的知识领域,从来就没有全能的鉴定家,也从来就没有不出错的鉴定家,只不过大鉴定家比小鉴定家出错少。现代的书画也可找作家本人或亲属协助鉴定,有据可依的意见可信。

2经验之三:要会评估书画的价格

会选择鉴定家后,就该懂得如何评估书画的价格。因为只有懂得如何评估书画的价格,收藏东西时才不会花冤枉钱。书画的价格一般由以下六个因素决定:

1.书画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水平。例如艺术水平高的齐白石书画,要比王雪涛书画的价格贵得多,要高数倍至上百倍。但王雪涛书画中的精品可能要比齐白石差的作品贵。

2.书画的大小和品相。同等艺术水平的书画作品,大的比小的贵。品相指书画作品的相貌,书画作品底子上有残、缺、破、脏、掉色、涂改、漆、挖补的称为品相不好,当然品相好的比品相不好的要贵,但成扇、册页、手卷比同水平、同大小、同品相的挂轴书画要贵。

3.书画作品是否珍稀。高水平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传世越少越贵,所谓“黄金有价艺无价”就是这个道理。

4.书画是否传承有绪,是否有名人上款和题跋。同等艺术水平的书画中那些传承有绪、有名人上款、名人题跋比没有的贵。

5.书画是否得到收藏者的共识和需求。得到收藏者共识和需求的书画比没有得到的要贵。

6.书画作品所处的社会状态和出售者的综合状态。书画处在经济繁荣的社会状态时就高,反之就便宜。收藏者综合状态好时就比不好时要价高得多。不要总以为古老的、稀少的书画价格就高,就是国宝,其实不尽然。因书画的价格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水平决定的,所以有些艺术水平低,资料价值差的古老的、稀少的书画并不贵。

经验之四:会把握买卖的机遇,即使调整收藏结构

好的书画作品,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遇到最好不要放过。好的书画作品可能价格要高些,但这是合理的,如果不把握机遇果断买进,那可能失之交臂永不可得了。要卖掉那些没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在它最值钱的时候卖掉。要买进那些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在它价格最低的时候买进。这是一门艺术,把自己的收藏往高(艺术水平高的)、精(特殊好的)、尖(好而极少的)上发展,这就叫调整收藏结构,还有一些作品虽好但题材重复的,最好把它卖掉,换成自己没有的好东西。

经验之五:要有主见,不要追潮流

前几年,因一些画商的需要,把石鲁、陈子庄、黄秋园、张大千“泼彩”的画价格炒得很高,对于这种情况,收藏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把握自己,不要追潮流,否则等这阵炒风过后,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不应该把那些东西买回来。石鲁虽然有创新的思维,但笔墨功力不扎实。陈子庄也如此。黄秋园有一定的笔墨功力,但意境太旧。

经验之六:要从收藏家发展成鉴赏家

作为一个收藏家,如果不同时是个鉴赏家,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懂鉴赏就得听别人的,买东西时别人又不掏钱,他看错了损失是你的,况且你收藏那么多作品,真的、好的本身就是鉴定的依据。只要你经常学习、研究,与别人交流经验,那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鉴赏家。“鉴赏”并不是一门“玄学”,鉴赏就是研究比较,真的与真的比,找出书画家创作的风格和不同时期不同面貌的规律。真的与假的比,找出判定真、假的道理。假的与假的比,找出作假者作伪的规律。要想成为鉴赏家就必须作到:一、向鉴赏家学习、请教。学习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二、向书本学习。三、向书画作者和书画本身学习。这可以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作画时的处处心机,也可以从作品上看出作者的绘画功力。四、要向大自然和社会学习。因收画家创作的作品,是对大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所以向大自然和社会学习可以了解他们创作的基础,以判断其创作是否合理。从收藏家发展成鉴定家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你有藏品,藏品就是重要的鉴定资料。

经验之七:要爱护好保管好收藏品

收藏品是收藏家的心爱之物,一定要爱护好、保管好。藏品一定要放在防虫、防潮、防霉、远离火种的地方。打开画的时候一定要用两手攥着轴头慢慢往开打。卷起来的时候,最好转动轴杆让画面均匀受力往上卷。没裱的画最好不要折着压着放,被折着压着放的作品,放时间长了,在装裱好后,你会发现底子上往往留者折的痕迹,画的品相不好了,让人看了,觉得不舒服。有的画像傅抱石先生的画,重新揭裱时,应告诉裱画师傅不要多冲洗,冲多了裱出来后会发现画面上的墨、色掉得很厉害。有的老画,裱工时间很长了,能不揭裱的最好不要揭裱,如必须揭裱时,就提醒裱画师用水闷的时间长一些,最好不要把“命纸”揭掉。这样揭裱,才不易伤着画。还应跟裱画师交待书、画上墙后要看着潲水,不要把画裱崩了。

教训之一:出手与否欠思量

我刚开始收藏时,因为书读得少,不太懂得一些大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和其作品的珍稀性,把这些作品与一些老的收藏家交换收藏品时换了出去,后来了解到这些书画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时,再想收其作品却收不到了。这就是说没看懂大画家的藏品不要轻易出手。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书画作品,别人送来因为要的钱多了一些我没舍得买,以后再想多花钱买却买不到了。还有一些该收藏的作品,由于对该作品的作者没有正确认识而没有收藏。

教训之二:假作真时真亦假

买假画上当的情况,大致可分几类:1.鉴定家鉴定错误造成的。迷信名鉴定家,见有的书画上有著名鉴定家的跋,就买了,后研究发现是假的。有的东西是通过鉴定家买的,后研究发现是假的。2.信任国营画店造成的。以前总觉得国营画店,尤其是有名气的国营画店不会卖假货,于是买东西时候就不注意鉴定,买了后经研究发现是假的。吃了亏一想,国营画店卖的很多货,都是他们自己收进来的,他们也有因鉴定错而收错的时候。3.相信朋友造成的。有的关系很好的朋友拿来的东西,出与对朋友的信任,没仔细鉴定就收了,后研究是假的。4.相信作者及其亲属造成的。5.自己鉴定错了造成的。由于光线不好或缺乏资料而鉴定错了,买进假货。还有千万不要买偷来贪污来的东西,这会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书画这“东西”,好像长了“灵性”,他要和你有缘分,转过多少人的手,最后还得归你收藏,如果他要和你没缘分,就是到你的手中,也终会失去。收藏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甜、酸、苦、辣全有。但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便要走下去。

李泽厚是谁?对大多数八零后九零后来说,他早已是一个于己无关的“陈旧人物”,这些年轻人很难想象的是,他也是曾在改革年代领一时风骚的“青年导师”,只是,彼青年非此青年罢了。这是个如此薄情寡义的时代,仿佛遗忘了李泽厚叱咤其中的八十年代美学热哲学热,遗忘了有一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美的历程》。

1当我们最近在上海遇见李泽厚时,这位年届八十的老者早已是宠辱不惊,“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学问家思想家都无所谓”,很可能他也从来没在乎过此等生前身后名。1992年,李泽厚去国赴美,主动结束了自己盛极一时的辉煌年代。据说,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曾是李泽厚1993年对中国文化界的时代断语,当时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时至今日,李泽厚认为这句话仍适用于当下,只是“目前的中国文化界在思想和学问两方面都比不上前人”。尽管李泽厚并不愿将自己定义为思想家,但我们还是会或多或少地将这句话视为一位老辈知识人面对时代变迁而淡出的“夫子自道”,有那么点疏离,又有那么点不舍。但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行渐远,“还是有不少人愿意看我的书,这就足够了”。

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撰文,认为当时的知识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当时提出的这个断语中是否隐藏着您某种忧虑或者担心?当时的中国是更需要思想还是更需要学问,您一定是有自己的倾向的吧?

李泽厚:更正一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是1993年我给香港的《21世纪》杂志“三言两语”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中的一句话,并非什么正式文章。后来很多人引用,但并不知道是我提的。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找到源头,原来在我这里。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作价值判断,没有说这是好是坏。   但我的说法却被误读,以为我反对搞学问。后来,王元化先生在上海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但我认为,这讲法意义不大,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又有哪个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呢?难道陈寅恪、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了?难道鲁迅、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王先生的话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但王先生这句话后来却被认为是定论,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确的提法。一位朋友说,实际上这是句正确的废话,因为即使抛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一般说,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鲁迅、陈独秀。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胡适也搞过考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证明了他有学问,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出名的,而是以他们当时的思想而闻名的。特别是鲁迅,通过文学作品使他情感成分极重的“思想”影响了广大青年。胡适也不用说,尽管他的学问不大,他自由主义的胸怀和思想也很有吸引力。顺便说一句,现在把胡适捧成国学大师,我觉得非常好笑,其实他的学问当时根本被人看不上。可见,这两批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思想”和“学问”还是有显著不同的。那么“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一下把这种不同拉平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但是说到底,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与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相比,情况恐怕会不大一样吧。

2我当年提出这个断语,并不是忧虑与担心。我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化都是各方面专家贡献智慧的结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才会得到发展。但专家只是“专”那么一点。如果你专很多点就不是专家了。人文科学也是这样,有胡塞尔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董仲舒专家,朱熹专家……各种各样的专家出现,是时代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不需要思想家。当时风靡一时的“回到乾嘉”、“乾嘉才是学问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其他一律均狗屁”、“只有学问家,没有什么思想家”等等,我是不赞成的,现在好多人可能淡忘或不知道这些事了。我当时曾发表过一些嘲讽意见,所以在这个“三言两语”中虽未做价值判断,只描述现象,但也确有提醒一下,让大家注意的意思,谈不上担心和忧虑。而“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恰恰把问题掩盖了。正如以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的学者如周策纵、傅伟勋提“中西互为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也为体”等等来反对我的“西体中用”,看来很正确、公允、全面,其实没有意义,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总之,任何时代都需要这两种人,不必一定比个高低上下。但大家也知道,学问家可以有百千,即使一般却能真正影响人们的思想家恐怕也只屈指可数。

那么,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文化界的状况会不会让您觉得有必要修改或补充当时的断语?

李泽厚:没有必要。很可惜,目前的中国文化界在思想和学问两方面都比不上前人。当然在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出了一些好著作,但是他们被淹没在大量的文化垃圾中。这是一个制造垃圾的时代,被利益收买,被金钱腐蚀。

现实中很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当然会反映在思想上。但是,能够明确提出问题,有比较像样的理论说法,恐怕为数甚少。当下牵涉到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太不了解,也就不必多谈。随便聊聊,例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捧得极高,但说实话价值不大。陈寅恪真正成功的我认为还是他研究的隋唐史,厉害在于材料并不是用得很多,眼光非常锐利,洞察力极强,抓住史实,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所以他的书常常并不厚。例如他说到秦代的那一套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我经常引他这句话,其实他对这句话提到一下而已,也并未论证但极有分量,与传统说法根本不同,至今不都还大骂秦始皇么?但出土秦简大谈“孝”、“宽”等等证实了这种说法。又如陈讲儒家长处在伦常制度,而不在思想意识等等,也没去论证,但这片言只语的洞见我以为抵得上好几十部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才七万字,我以为超过了别人七十万字的书,他也是不作材料堆集,几句话就把问题讲清楚了。尽管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正如可以不同意陈寅恪的那些观点一样。有思想有学问的书,不在于厚、多,汤用彤一生好像只出了三本书,陈的书也多是薄本。现在出版了一大堆的书,厚的很多,好的很少。

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今中国似乎通过十几年就一下子变成了强国、大国。但现在有另外一个趋势,当“救亡”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似乎“强国”又冲淡了“启蒙”。

李泽厚:首先,我认为我们国家还不是强国,只能说是大国,不是发达国家,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近两年一些领域的倒退被经济发展掩盖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此。比如世博会,人口少一半的话,哪里会排这么长的队。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中国是强国了,要怎样怎样,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现在离真正的富强还差得很远,别说GDP超过日本,就算排世界第一又怎么样,十三亿人啊。

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预计过今天的中国竟然有了这么多乐观的资本吗?

李泽厚:我估计中国会发展,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快。我始终关心经济,我认为只要好好搞经济,就能够发展。我在国内挨骂,在海外也挨骂,就是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放在社会发展顺序的最后,提倡首先发展经济。二十年后来看我的话,是对的,我1992年发表的文章,现在仍可以一字不改,当时那些骂我的名人名文恐怕不好拿出来了吧。

文化上的盲目乐观更甚,现在对历史上的盛世一下子捧得很高,目前受到关注的大秦帝国、康乾盛世,莫不如此。

李泽厚:至于你刚才所说的文化上的不清醒,更为使人厌恶。我不看清宫戏,我对康熙、乾隆也持否定的态度。上世纪六十年代,搞近代史的刘大年写了一篇《论康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就不以为然。我觉得清朝入关导致了中国的倒退。但秦始皇我倒是肯定的,假使没有秦始皇,那中国不知道要分成多少国家了。中国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保持了千年的大一统局面,中央集权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皇汉武是不容否定的。汉武帝时代,虽然打仗死人不少,但维护了一个以汉文化为主的局面。欧洲那么多国家今天聚在一起,为的就是寻求共同市场。中国早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市场,对今天大有好处。当年李登辉不是希望中国分成七国吗?在美国我不和美国人讨论西藏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不了解情况。西藏如果独立,内蒙古也可以,新疆也可以,广西也可以……这样一来,中国还会剩多少?这个对中国不利,对这些地区生活的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等本身也恰恰是不利的。欧洲那么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都和在一起了,中国怎么又硬要分裂呢?民族主义对内对外都不好。

当然,任何政府都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在文化上反复鼓吹,那就很危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最容易煽动人的情感,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希特勒杀犹太人,即便很多人知情,当时德国民众普遍的情绪还是支持希特勒。

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也一直把持着救亡的心态。现在忽然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国在实力上变成了一个大国。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这个从未出现过的局面?

李泽厚:我从二十年前就这么说,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不能盲目地学习西方。中国如何吸收西方长处,目前这仍然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如何结合现实和传统做出转化性的借鉴,创造出拥有自己的新经验的体制,这才是好的,这是摆在中国,特别是知识界、理论界、学术界面前的重大问题。

“自由、平等、人权、民主”都是普世的,这毫无疑问,但在制度的建构上,不必完全照搬。在制度的设计上可以添加中国元素。比方说中国传统比较讲人情、讲协调,讲不伤和气,夫妻闹别扭、朋友闹纠纷不一定上法庭。我在文章中一再提到现在建立起来的协商、调解的机制,这就是中国传统,讲究情理融合。现在西方占主导的是“理”、“公共理性”,这仍然是中国目前极为缺乏而非常需要的方面、基础,必须具体落实到有操作性的法律层面上,但可以逐步加入中国“情”的元素。前不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就说,首先建立在允许人家上法庭的基础上。愿意调解的可以调解,不愿意调解的,仍然可以上法庭。这个前提非常重要,这也就是我说的“西体中用”。

如果回过头去评价一下自己,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学问家还是思想家?

李泽厚:我从来不评价自己,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我唯一堪以自慰和自勉的是三十年来,没有炒作,没有宣传,有的是批判、咒骂、嘲讽、轻视,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看我的书。这就足够了,要什么思想家、学问家的头衔干什么?十年前在《浮生论学》中我说过,我欣赏梁漱溟说自己中学不行西学也不行,只是认真思考,对所思所说负责任,仅此而已。

1原文:

余罢秩醴泉,特诣京洛,访金吾长史张公,请师笔法。长史于时在裴儆[jǐng]宅憩止,有群众师张公求笔法,或存得者,皆曰神妙。仆顷在长安二年师事张公,皆不蒙传授,人或问笔法者,皆大笑而已,即对以草书,或三纸、五纸,皆乘兴而散,不复有得其言者。仆自再于洛下相见,眷然不替。仆因问裴儆:“足下师张史有何所得?”,曰:“但书得绢、屏、素数十轴,亦偿请论笔法,惟言倍加功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

解读:

这一段,颜真卿叙述了得到张旭笔法的不易:一是颜真卿两次求师笔法。即“余罢秩醴泉”和“仆顷在长安二年师事张公”这两次。二是“人或问笔法者,皆大笑而已”,包括裴儆在内,张旭只给作品,不作正面回答,更可以看出笔法的珍贵。

本节有两个字需加以注意:一是“仆顷在长安二年师事张公”的“顷”字,“顷”为顷刻之意,引申为不久以前。颜真卿在长安用二年的时间“师事张公”,结合颜真卿的年谱可以大略得知此次拜师是指颜真卿在天宝二年的罢官期间。二是在原文中“或存得者”,有将“存”字写为“有”的,对比“或存得者”与“或有得者”之意,前者有仅得到只言片语之意,后者则是似乎已经得到了张旭的论书的全部。当时李白、李阳冰、贺知章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张旭的影响,颜真卿和崔邈是写在史书上张旭的嫡传弟子,又“存”字为拓片所固有,故认为“存”字比较符合此节的文意,也符合情理。

2原文 :仆自停裴家,因与裴儆从长史月余。一夕前请,曰:“既承兄丈奖谕,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倘得闻笔法要诀,则终为师学,以冀至于能妙,岂任感戴之诚也!”。长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miǎn]视,拂然而起。仆乃从行来至竹林院小堂,张公乃当堂踞床而坐,命仆居于小榻而曰:“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也。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须思妙”。

解读:此节叙述了颜真卿通过真诚的表白,终于打动了张旭。有两点需加注意:一是“既承兄丈奖谕”的“兄丈”二字,“兄”字古有师长之意,故在古代非师徒关系的一方称对方为兄时,对方一般不称对方为弟;“丈“字有尊敬的长者之意。因此“兄丈”二字,可理解为前辈、老人家。由此可以推断此刻的颜真卿还不是张旭的徒弟,否则颜真卿可直接称呼张旭为“恩师”、“尊师”或“吾师”。二是张旭指出草书和真书双修的学书主张,在《唐人书评》所列的十二位唐朝草书大家中,有着“唐朝第一妙腕”之称的孙过庭(排名第二,位列张旭之后)在《书谱》中说:“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草一起学习的观点在这里得到了草圣张旭的再一次明确印证。

原文乃曰“夫平谓横,子知之乎?”,仆思以对之曰:“尝闻长史示令每为一平画,皆须令纵横有象,非此之谓乎?”,长史乃笑曰:“然”。

解读:汉字中,横竖笔画最多。在张旭与颜真卿探讨这个问题前已多有论述。主要就是横划的书写要有起伏,不得拖笔,线条要有弹性,就像骑手的马缰绳——徐放徐收;一幅作品中以看不到横划的突兀排列为美,忌“堆柴”之弊。

原文 “直谓纵,子知之乎?”,曰:“岂非直者从,不令邪曲之谓乎?”,曰:“然”。

解读:竖划必须“从”于横划,注意横竖之间的呼应。在保证竖划相对较直的同时,一字之中的两竖不得等同“立柱”,否则极易生硬、僵死,状如算子;一字之中的竖划主笔要尽量不与作品的总体横势相垂直,否则容易失去上下的连贯,出现“直则无力”的弊病。同时竖划不宜过长,因为把握不好就会造成“割纸”的错觉。

原文“均谓间,子知乎?”,曰:“常蒙示以间不容光之谓乎?”

解读:方面在笔墨散开时要取法自然,和谐统一,收拢后要计白当黑,不争不犯。另一方面要处理好直与非直,密与非密等辩证关系,力争在矛盾双方由此及彼的桥梁上行走。

原文 曰:“密谓际,子知之乎?…岂不为筑锋下笔皆令宛成,不令其疏之意乎?”

解读:相关联的下一笔要果敢有力,承接处就像盖房子中柱子与檩柁之间的咬合。“筑”,捣也,意为由上而下的击打;“宛”,凹进去的意思。

3原文 曰:“锋谓末,子知之乎?”,曰:“岂非末已成画,复使锋健之谓乎?”,曰:“然”。

解读:一方面末笔出锋要意完神足,如“也”字楷书末笔要缓起轻收,形成的钝势小勾就像刚刚把弓拉满,箭头被一点点的缩到了弓背的挽手处的样子;另一方面,在书写过程中要注意笔锋的调整,切不可因为是末笔就草率为之,造成笔锋的“散包”和线条的“泄气”。

原文“力谓骨体,子知之乎?”,“岂非谓趯[tì]笔,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之谓乎?”。

解读:“趯”,意为跳跃,在永字八法中指“钩”。书法中所谓的“力”,是指各种线条按着不同字形组合起来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张力和视觉上的冲击,这种力不是蛮力,是以具象对抽象的审美表述。张旭对颜真卿的回答没有表态,说明颜真卿的回答尚不够准确。

原文曰:“转轻谓展折,子知之乎?”,曰:“岂非钩笔转角,折锋轻过,亦谓转角为暗过之谓乎?”,曰:“然”。

解读:在书写“横折拐角处”时,由左而右,在拐点处稍右再回锋于拐点,调锋而下;在书写“钩”时,锋至出锋处依然暗过之,而后蹲锋回返向上左出。“展”,转也。

4原文 “次谓牵掣,子知乎?”,曰:“岂非谓为牵为制,次意挫锋,使不怯滞,令险峻而成之谓乎?”,曰:“然”。

解读:两个笔划的连接处,常常会出现游丝,这种游丝起到了局部与整体,从笔与主笔的牵制作用。游丝是挫锋的产物,是毫不怯滞,间不容发行笔的结果。“次”,非前也,在这里可理解为书写主要笔划时所产生的衍生线条。有将“次”写为“决”者,理解为“撇”法,诠释尚通。然拓片为“次”字,结合此句所述笔法,故当以“次”为准。

原文

“补谓不足,子知乎?”,“岂非谓结构点画或有失趣者,则以别点画旁救应之谓乎?”,曰:“然”。

“损谓有余,子知之乎?”,曰:“岂长史所谓趣长笔短,虽点划不足尝使意气有余乎?”,曰:“然”。

“巧谓布置,子知之乎?”,曰:“岂非欲书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乎?”,曰:“然”。

解读:

这三节主要是讲创作中的临机把握问题。我们平时看一件作品,不是仅仅要看其中几个字,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整体效果。创作中的整体经营就好比农民在垒石头大墙,墙体里外要平,墙顶也要平,因此农民垒墙的时候,常常把石头拿在手里打量一番,长的要削去一块,短的要“补上”,而且要“压好茬”,就是要彼此咬合起来,否则就不结实。书法创作毕竟不是“垒墙”,一是汉字可以随意夸张;二是一旦出现了失趣的情况,善于补损就会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5原文

“称谓大小,子知之乎?”,曰:“岂非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为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颇皆近之矣。夫书道之妙,焕[huàn]乎其有旨焉。世之学者皆宗二王、元常,颇存逸迹,曾不睥睨[bìnì]八法之妙,遂尔雷同。献之谓之古肥,张旭谓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神机,肥瘦筋骨,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于学钟势巧形容,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yì],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不及元常,学子敬者画虎也,学元常者画龙也,倘著巧思,思过半矣,功若精勤,当为妙笔”。

解读:

此节论述了学书“同”与“不同”的问题,即大家都学二王和钟繇,容易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但不同时代对“肥瘦”审美的不同要求,以及个体差异又造成了相同中的不同。也就是说,个性来源与共性,只有朔本求源,笃学精思,善于扬弃,才能够在“有我”与“无我”中找到艺术的真谛,才能攀上书法艺术的高峰。

6 7原文曰:

“幸蒙长史授用笔法,敢问攻书之妙,何以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得圆转,勿使拘挛;其次在识笔法,谓口传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在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通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齐于古人矣。”

解读:

张旭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创作的问题,原文较为平实,不做详解。《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可以算作是颜真卿回忆整理出的一份张旭对书法艺术深入学习实践后的总结性的“课后笔记”。在这份笔记中,张旭采取一问一答的方法,融合了以往的书学观点,以钟繇笔意为基础逐条明确了书法美学创作实践的不同要求。具体就是平、直、均、密、锋、力、转、次、补、损、巧、称这十二个字,解决了学书中点划、结字、布置等基本问题;针对执笔、守法、布置和选择纸笔等要素,解答了“何以得齐古人”的问题;针对高质量线条的锤炼和对十二笔意的把握运用,传授了“老舅”陆彦远“如锥画沙”的用笔之法。

这就是颜真卿两次拜师草圣张旭所得到的书学真知的全部。如果说这是“言传”,那么“人或问笔法者,皆大笑而已,即对以草书,或三纸、五纸”手不释笔的不停挥洒则是“身教”。

这些学习笔记和书论总结,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学习,仍然有实际意义。要知道,正是这些言传身教点化了颜真卿,并最终使得颜真卿的书法艺术随着他的千古英名而不朽。8 9

王翚(1632年4月10日─1717年11月15日),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清代著名画家,被称为“清初画圣”,论画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他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被并称为“四王”,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清初六家”或“四王吴恽”。

其画笔墨功底深厚,长于摹古,几可乱真,但又能不为成法所囿,部分作品富有写生意趣,构图多变,勾勒皴擦渲染得法,格调明快。在四王中比较突出。

1其画在清代极负盛名,康熙三十年(1691)奉诏绘制《康熙南巡图》,历时三年完成,受到皇太子召见,并绘扇书以“山水清晖”四字作为褒奖。被视为画之正宗,追随者甚众,因他为常熟人,常熟有虞山,故后人将其称为虞山派。

有《康熙南巡图》(与杨晋等人合作)、《秋山萧寺图》、《虞山枫林图》、《秋树昏鸦图》、《芳洲图》(常熟博物馆藏)等传世。

21680年作 春山积雪图 立轴 设色绢本

31684年作 丹台积雪 绢本立轴

41680年作 云起楼图 立轴 设色纸本

5耕烟草堂图 立轴 设色纸本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9 8 7

20世纪曾深受诟病的文人画究竟是怎样的艺术?究竟有何优长?何以它会传承千年,令人至今对之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首先要说明的是,文人画并非中国画,而中国画却包括了文人画。在中国画之中,除了文人画还包括普通画家的画,中国画里的文人画与画家画,既都产生过伟大的经典,也都存在平庸甚至可称糟粕的东西。然而,今人对此概念并不清晰,也常有人将文人画与中国画混为一谈。

文人画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独特现象,中国文人参与绘画,并不完全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仅仅起着通过评价绘画来提升其品位与境界的作用,也不仅仅像西方一般的知识分子画家那样,与普通画家共用着同一种绘画系统(也即他们在作画技法上与普通画工没有任何区别),而是创造出了属于本阶层的独特绘画语言。这也就是说,文人画其实拥有自己一套独有而风格鲜明的绘画技法。

1五代 黃荃 写生珍禽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几乎从一开始就与参与了绘画创作,比如从晋唐至两宋的顾恺之、王维、张璪、荆浩、李成、王诜、苏轼等大画家,都有大名士的身份,他们与作为普通画家的吴道子、崔白、郭熙、李唐等,一同创造了唐宋绘画史上的经典。在此之外,文人士大夫对中国绘画史的推动,也可谓居功至伟,比如中国画史上的大宗——山水画的产生与发展,就属于文人阶层审美的集中体现,而倡导文学与绘画联姻的画外意,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画的发展……

然而,除了宋元时期苏轼、米芾的墨戏图真正体现了后世典型的文人画趣味外,上述唐宋时代有着文人身份的这些画家,其实与西方一般的知识分子画家颇为相似,使用着与普通画家画相同的表现技法。换言之,他们作画与当时普通画家的画并无本质区别,至多是在对景致的表现上更喜荒寒的境界,追求自由、野逸与疏放的心境。

事实上,自晋唐至两宋近千年时间里的中国画,是以画家之画为绝对主力的,虽然有大批文人参与其间,但他们只是与普通画家一起,共同建构并丰富了画家画的语言与内涵。然而到了宋元以后,情况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这就是文人画的正式登台亮相。此时不但在画面意境,而且在图式、技巧上,文人画都形成了一目了然的独特表现系统。

文人画图式产生的关键,在于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再度提倡、并身体力行地以书法用笔作画。这令唐宋以来的写实绘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实处转松”(清人王原祁语),使书法化的用笔从单纯的山石林木造型中凸显出来,与真情实景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从而催生了追求笔情墨趣的抽象化审美,一举确立了全新的文人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的图式,开启了文人画七百余年的全新时代。而至明末,当朝副总理级的大名士、大山水画家董其昌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明确推崇笔精墨妙、追求超逸气息的艺术主张,褒南宗(文人画和画家画的一部分)而抑北宗(画家画的一部分),一举确立了文人画领袖画坛的地位。

2明 董其昌

从此以后,特别是南宗继起的清代山水画大家王翚、王原祁(此二王与王时敏、王鉴合称“四王”)入主宫廷画苑,尤其是王翚深得乾隆帝青睐,令原本曾堪与文人画分庭抗礼的画家画,一举全面转向学习文人画。因而在明清之交的百余年时间里,在董其昌、王翚等前赴后继的影响下,无论是文人画家还是普通画家,都转以元代文人山水画格为榜样。尽管文人画与画家画实际的趣味差别仍旧存在,但画坛却全然盛行起了文人画的图式。这与唐宋时文人画家与普通画家共同使用画家画图式的情况相比,不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

要区分中国画里文人画与画家画的语言并不困难:画家画讲求真工实能,重写生与写实,以造型为中心,绘画笔墨是服务并从属于形象的。以精准的笔墨巧妙地为对象传神,或谓“内容决定形式”,是传统画家画的主旨。而文人画则讲求笔墨逸韵,以笔精墨妙为核心,造型常常依附于笔墨,这也正是齐白石论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要义所在。

换言之,画得像不像并非头等重要,借助对象凸显的笔墨好不好,才是真正在意的所在。他们所画,因而也往往由“形式决定内容”。再者,由于追求笔墨趣味,往往要求更注重局部,故文人所画,大多以趣味横生、个性鲜明的小品、手卷见长,兴到而为,不计工拙,而不像画家画那样,重在追求九朽一罢、惊世骇俗的大型力作与代表作。

3明 文徵明 《三友图》

这两大表现系统其实并无所谓优劣,不同的审美只要得到充分淋漓的展示,都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姑妄论之的话,不妨这样看:画家画的艺术观其实更适合成为所有画家的基础,而文人画的艺术观对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则具有升华的意义。然而,基础与升华并非孰优孰劣的价值学判断,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前后关系。

此中的真意,对很多梦想着找到成为艺术大师“一针灵”的人而言,可能终生难以理解。因为他们从不曾依照自己真实的性情来从事艺术创作,而是纯从机巧出发,毕其一生梦想找到,甚至制造出古今第一的范本秘笈,然后扯虎皮拉大旗,摹之仿之,幻想通过这般劳苦功高,博个封妻荫子,一劳永逸……无论是普通画家还是文人画家中的绝大多数庸才,往往是通过这样的方法锻炼而成,画坛画史上的流行作风,也因此盛行开去。

画家画与文人画本无所谓孰优孰劣,但由于有了上述庸才与流行风无孔不入的存在,包括政治等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却终于导致了这两者的失衡——从明清到民初的三百年里,大批画家莫不奉南北宗论为金科玉律,纠结于松毛苍润的笔墨效果,终于发展到了忘记甚至不能造型的地步。

且不说唐宋,就是元明时期的文人画家如赵孟頫、王蒙乃至文徵明、唐寅等,无不具备必要的造型能力,但到了四王画风行清代近三百年后,普通画家却沦落到只能描摹前人图稿的境地。这就像五谷对于人来说是基本食物,调料对这些食物有强化、提升滋味的作用,但若本末倒置,只吃调料而不食五谷,那么人的健康早晚会出问题。

4清 王翬 庚午(1690年)作 松溪茅屋图 立轴 水墨纸本

明末清初文人画的强势崛起,从四王到小四王,再到后四王,从南方的四王门徒到北方学四王的宫廷画家,画坛充斥了四王的文人画图式……同时,由于酷爱书画的乾隆帝的努力,清宫几乎尽收天下的高古名画,普通画家往往也只能见到功力相对深厚的四王之画,因而也尽皆以之为师。

画坛的这股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文人山水画流行风,一刮就是三百年,一直刮到了清末民初。

在这三百年中并非无人厌恶这种流行风,文人画内部因而也出现了另一种呼声,是即以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为旨趣的四僧画派的出现。搜尽奇峰的目的,是要借表现真山真水的清新感破除四王画系惟重摹古的陈腐气。然而,由于同属追求笔精墨妙的文人画,石涛们的写生与画家画追求的形神兼备,其实并不同趣,他们主要还是借山川造化的清新感来抒发个人性情,同时也表现笔墨趣味(当然主张回归造型技巧的画家当时绝非没有,如京江派以及南宗名家戴熙等,但却未形成很大的气候)。

5清 石涛

石涛、八大彰显个性的笔墨,启迪了后来的扬州八怪,令其在四王、四僧的画派之外别开文人画的一重新境。八怪所以称“怪”,乃因其个性特出。八怪大都是文人,绘画基本功不佳,但却都有一手诗文、书法的功夫,这是当时普通文人必备的基础,就像今天的大学生都懂点英语一样。由此文人画进一步将诗文与书法等内容引入绘画,非但更强化了书法用笔乃至金石篆刻趣味,而且将大段诗文题跋直接作为画面内容,形成了诗、书、画、印“四绝”的特色。随着一批书法篆刻大家如金冬心、吴让之以及后来赵之谦、吴昌硕等在画坛的崛起,文人画史上出现了一条由青藤、八大一直到金冬心、吴昌硕的文人画业余派的发展路线(相对而言,四王属文人画专业派),铸就了文人大写意在文人画历史末期的又一度辉煌。

尽管文人画在千人一面的四王画系之外另辟蹊径,开创出了其历史上的又一轮新局面,但由于追求笔墨审美的限制,这些个性鲜明而富独创精神的另类文人画家的努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四王派独霸画坛的沉闷,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画家在当时所遭遇的造型困境。

如果封建王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话,我想文人画尤其是四王画派,可能依旧会是中国画坛上的主力,当然也会有一些石涛、八大、金冬心、吴昌硕们,偶尔会蹊径别出。普通画家头脑中南北宗论中“笔墨重于造型”的认识,因而也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然而历史无从假设,封建王朝的荒唐统治终于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前趋于崩溃,中国社会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化:普通民众逐渐成为新兴社会的主人,平等自由的思想开始冲击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传统文艺同样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社会剧变对中国画的直接影响体现在:由文人画回归画家画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这既因为文人画随着文人阶层的快速消亡而逐步衰落,同时也因为普通民众包括其他新生的社会阶层,同样需要并呼唤着不同于追求笔精墨妙的文人画的绘画形式,来表现他们的真情实感。

这就是虽然殊乏天趣但却精雅微妙的四王派文人山水画,会遭遇新时代知识分子当头棒喝的原因。

6清 金农

一段时期以来,美术史界为矫正过去对四王画派的行政化批判(按:此“批判”属1950年代后意),出现了一种将民初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等对四王画派的指责,视作“崇洋”举动的看法。对于这种看法,我完全不能认同。

难道说为了笔精墨妙的文人画能够继续发展,国人就应该回复封建统治、科举制度?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过激之处,但这却是整个中国文化凤凰涅槃过程中所必须品尝的痛楚。换言之,文人画的衰落是无从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对中国画而言,可能会为此付出笔墨之美与之玉石俱焚的代价。

虽然文人画大写意在这个时代迸发出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辉煌,但新的时代却呼唤着能够表现新内涵的绘画艺术形式。社会革命的高潮迭起,传统中国画又因文人画的笔墨审美,几乎沦丧了基本的造型能力,这就令相对具有表现现实能力的西洋画,成为中国美术新青年的首选。而与此同时,新青年对仍沉醉在精雅化的小圈子里的文人画失望已极,甚至进而对传统中国画嗤之以鼻,乃而仇视,直至漠然……即使在传统中国画领域,体现着笔情墨趣的山水画包括花鸟画的文人画世袭领地,也悄悄地被新兴的民俗型画家所蚕食,任伯年、钱慧安等体现平民趣味的人物画在传统文人画之外迅速崛起……

虽然文人画的优长值得人们珍视与继承,但画家画的重新崛起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只有明晰上述这一系列复杂的艺术史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徐悲鸿、林风眠等这些当年的“愤青”,何以要弃本民族深厚而优秀的绘画传统于不顾,背井离乡,远赴西方取经。

2 文人画与画家画的品位差异

绘画初始,画家运用手中的绘画工具描绘视觉中所见到的,目的主要是功用性,为此所追求的是达到应物象形。其中虽强调了美术的美化作用,但主要的是要真实的再现被描写的对象。可见“再现”是画家画最原始的动机。在中国画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画曾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代替了画家画。具体时间大体在北宋,根据就是苏轼的诗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最起码那个时代文人画开始从画家画剥离出来,二者并有了很大的区别。可见,文人似乎瞧不起再现的画家画,把表现作为绘画动机也便在文人画者普遍形成了。

再现好理解,那么表现的含义是什么?一幅画是用笔墨展现世间的事物,那么似乎表现的含义就当是表现事物,表现笔墨技巧了。很显然,不是。那恰恰是画家的事,不是文人的勾当。

当然,对于怎样就算是真实,应物象形应达到什么标准,随着其产生发展的历程,不断在进步着,完善着,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标准。不过,在谈到画家画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看画家的主导意识。如果画家的目的专注在物象上,不论注重的是形似还是神似,都反映出画家创作的主体意识被捆绑在了所绘对象单一的追求“象”的层面上。

我们知道,象与功用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有象才具有更好的实际功用性,否则,所画不似便失去了其追求。这就足以说明,画家画的专注点落脚在了所绘本体。这是画家画最大的特点。至于“外在形式美”,那当是在象的基础上所逐渐形成的。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创作的主体意识和所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说,画家存在什么动机就会结出什么果实。创作中没有的动机,也不会结出此动机才会结出的果。因为画家画的创作者的本意是再现,因此尽管他的作品中可能流露出一些表现的色彩,但终究“表现”不是出于画家主体意识的表达。

故此创作的作品毕竟属于以描绘对象为归属的作品。这样说,不意味否定画家画的功用性。比如王式廓画的“血衣”,从人物造型的生动,从笔墨运用的精彩,从构图的追求真实再现等等,确实笔墨画面精彩,人物形象鲜活,准确地、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场面,作品功用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它绝不是文人画,因为作者的创作动机被牢牢捆绑在了再现那个时期农村真实冲突上。7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说到真实再现,画家画并非不可以运用将现实进行夸张的艺术手法。比如造型、色彩、构图都可以调动艺术的手段充分的参与到创作中。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这幅工笔重彩画运用长卷形式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真实细致的描绘了韩熙载现实生活中的场面。

8张萱 捣练图局部

它与唐张萱“捣练图”同样从色彩的华贵艳丽,到人物造型的准确生动、构图的完美,不仅在当时艺术水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历史上也堪称经典。但它们就是画家画而非文人画。内中的原因就在于它再现的是一时一事一景的真实,其中虽有夸张成分,那夸张也是为真实服务的。

9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著名的民俗画“清明上河图”,以高度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北宋汴梁沿河展现的清明时节的风景,从城边农村到汴梁城门,真实再现了汴河及两岸的人文景观。共包括了仕农工商仕道儒童等人物五百多人及各种房屋、建筑几十幢,尤其生动细致描绘了汴河桥上的行人和桥下行船景观。

“清明上河图”是画家画,不是文人画,尽管它整个场景并非真实的摄影式的描绘,尽管这些材料完全出于画家的组织,并非真实的再现那里的某时刻。但画家的动机是再现,画家的目的是将那里的情景“复原”。尽管不可能再现如摄影,但由于再现的动机是整个创作的核心,于是便铸就了其为画家画的特质。可见,再现的绘画理念构成了画家画的核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国画在借鉴西方美术技法和理念中,使国画产生了很大的丰富性。其中画家画的外延得到了扩充。如果说画家画原本的特征是追求物象的话,那么在借鉴西方绘画后,这一特点便得到了突破,即追求外在形式美也成为了画家画的特征。就是说画家画的表现性由追求物象,又增加了一个形式美。这类的画家画不追求物象,也不以表意寄托为己任,只是为了通过实物来塑造一个美的视觉形式。

对于这类画家画,观者不去考虑画面的物象和背后的含义,它让观者更多的在于关照它展现的美术因素,比如造型、线条、色彩、构图,以及美术因素对人心理、感觉所造成的影响、变化。形式美并非不属于物象画家画,也并非不属于意象文人画,只是它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几乎成为了它唯一的特征和属性。我们之所以将它列入画家画,便是因为物象与形式美同属于画家画所表现的外在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国学教育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据悉,从明年开始,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1据《北京晚报》报道,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近几年越来越受关注,各校纷纷在课程中增加了与“国学”有关的元素,而全国的“国学教师”有多达百万的缺口。为改变这一状况,明年教育部的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张健在报道中介绍说,目前国家提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少应该包括国学经典、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三部分。

其中,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又根据全国各省/直辖市的地域文化的不同样貌,分别编写了全国26个省/市的“国学与地区文化”相融合的地区版专用教材,并首次提出了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目标是“青少年完美人格教育”。

针对这一动向,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对此举表达了积极欢迎的态度:“教育部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可谓高瞻远瞩,令人期待。”他认为,这些年的国学热并非偶然,可谓大势所趋。

国学热日渐兴起,许多高校在招生时均把国学基础作为重要考察目标!例如清华大学提出将选拔在语言、逻辑、智力、记忆、国学等方面具有特殊天赋或才能的学生;清华大学首次推出的人文科学实验班(经学),报考学生需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以及《周易》《诗经》中的一种。其中还有“能用篆书默写540部首,能简单讲解六书”等要求。

而武汉大学也提出“申请国学班的考生将优先录取”的诱人条件。今年人大自主招生涉及国学专业,要求考生“具有扎实的古文基础,研读过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了解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参与国学相关竞赛或活动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或发表过国学方面的论文”。其中“国学基本知识”占据考分的50%,书法、古代汉语、语文常识、写作等占50%。除此之外,美国玛赫西管理大学,预备招收大学预科班,要求在中国读私塾四年以上。

这样一个信息告诉我们,未来的国外大学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私塾毕业的孩子会越来越多,也相信今后中国对私塾孩子的重视度也会越来越高。专家解读未来高考将重点考查传统文化,从小学习经典的孩子,未来的路将越走越宽!

1「角」字,象形。

諸親一定看得出这是獸角之形,太形象啦!

《說文》:「角,獸角也。象形。」

以手、以刀切割牛角為「解」。

上古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祭祀角爵。

殷商好飲、祝祀,是有青銅仿生牛角之器酒具「角」。

獸角為尖尖之形,遂有稜角、銳角、直角、鈍角,乃至角逐、角鬥之義。

《靈性甲骨》:

甲骨「角」字,獨以圓轉刀刻筆意寫之,刀含筆意,以圓易方。為方折嶙峋契文中之圓盈活脫靈性代表。

予之朱砂靈性甲骨「角」字,體兕牛角渾脫圓屈意,盡截圓弧儀之所有屈線寫之。而又圓中寓方,轉而益折;柔而益剛,倔強孤傲,嶙峋獨角之意出焉。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2.《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商春秋战国》谷溪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被誉为“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有这样一件草书作品,被后人称为《论书帖》或《草书帖》(见图一),帖中写道: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

1这是我国古代专门论及草书之“格”的重要文献之一。此外,米芾在其行书作品《李太师帖》(见图二)中这样写道:

“李太师收晋贤十四帖,武帝王戎书若篆籀,谢安格在子敬上,真宜批帖尾也。”

很明显,米芾在这两件作品中言及的“格”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指书法作品的品格或者格调。在《论书帖》中,米芾认为草书如果不能进入晋人书法的品格,那就只能成为书法中的下品。而在《李太师帖》中,米芾认为谢安书法的品格或者格调在王献之之上。我们暂且不讨论米芾这两种观点是否具有真知灼见,先了解草书之“格”究竟包括哪些含义,古人究竟怎样遵循草书之“格”,最后再言及米芾《论书帖》中相关问题。

2一、草书之“格”的含义

“格”究竟指什么呢?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古汉语大词典》对“格”有16种解释[①],其中两种解释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指一定的标准或式样;其二,指品质或风度。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对“格”有11种解释[②],也有两种解释与本文关系甚密。其一,指法则,标准。《礼记·缁衣》中云:“言有物而行有格也。”这里的“格”就是法则或者标准的意思。其二指风格。苏轼在《书蒲永升画后》中有言:“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毫厘间耳。”而《古汉语大词典》对“品格”有三种解释:其一,指物品的质量规格;其二,指品性风格;其三,指文艺作品的质量和风格。[③]由此可见,苏轼在《书蒲永升画后》所言“品格”就是指蒲永升绘画作品的风格。

其实,在我国古代,除“品格”一词外,指艺术作品风格的还有“格调”一词。《古代汉语词典》就直接把“格调”解释为风格或风度。[④]《古汉语大词典》也认为“格调”亦泛指作品的艺术风格[⑤]。韦庄在《送李秀才归荆溪》有诗句云:“人言格调胜玄度,我爱篇章敌浪仙。”诗句中的“格调”其实就是指艺术风格。然而,就书法艺术的“格调”而言,解释最为清晰的当属明代的赵宧光,他在《寒山帚谈·格调二》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物有格调。文章以体制为格,音响为调;文字以体法为格,锋势为调。格不古则时俗,调不韵则犷野。故籀鼓斯碑,鼎彝铭识,若钟之隶,索之章,张之草,王之行,虞欧之真楷,皆上格也。[⑥]”

同时又说:

“字有四法,曰骨,曰脉,曰格,曰调。方圆肥瘦,我自能主,谓之骨;缓急从意,流转不穷,谓之脉;取法乎上,不蹈时俗,谓之格;情游物外,不囿法中,谓之调。[⑦]”

赵宧光把书法的“格”与“调”分开论述,认为“格”指书法的体法,在体法方面,要取法乎上,不蹈时俗;而“调”指书法的锋势,在锋势方面,要情游物外,不囿法中。然而,就书法艺术的风格而言,格调二字不能完全独立,其关系紧密相连。如果说“格”指书法艺术的基本骨架,那么“调”就是书法艺术的完美肌肤,只有高古健全的骨架与晶莹剔透的肌肤完美结合,才能形成书法艺术的高尚风格,具备这种高尚风格的书法作品才是高格调的艺术品。赵宧光之所以将钟繇的隶书、索靖的章草、张芝的大草、王羲之的行书、虞世南和欧阳询的楷书成为上格之作,就是因为这些书法大家的作品格高调雅,卓尔不群,既杰出于当世,又垂范于后人。

结合以上对“格”以及“品格”、“格调”等字词含义的理解,不难看出,草书之“格”的含义应该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指草书的法则、式样或者标准;其二,指草书的品格或者格调。

二、草法规范:草书之“格”的基本要求

中国有句俗语:“草书出了格,神仙认不得。”这里的“格”就是草书的法则,也可以理解为草法的界限。草书之所以有别于其它书体而成为草书,根本所在就是草书的书写有其独特的法则和式样,草书的这种法则可以简称为“草法”。例如,附图三至附图五,分别是“曹”、“等”、“皆”等字的草法,尽管“曹”、“等”、“皆”等字的草法已经与这些字的楷书写法有很大

的区别,甚至通过这些草字很难追溯其楷书的原貌,但是这些类似符号化了的字符就是草书特有的范式,也是草书的法则和标准。如果通过添加和或者删除其中的某些点画而将“曹”、“等”、“皆”等字草写成其他形状,就不是这些字的草书写法,这些要求,就是草法的基本法则。草法是否规范,也是草书最为基本的要求。

3 5 4草法规范主要决定于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字的正确书写;其二为草书的正确写法。文字书写是否正确一般是指作品中是否写了错字或者别字。在我国古代,一个字有多种写法的现象很多。有的字尽管写法很多,但其意义是相同的。例如“酬”字,在古代可以写成“醻”,也可以写成“酧”,虽然存在不同的写法,但意义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有的字写法不一样,意义也不同。例如当今简化字的“发”字,在我国古代有“發”和“髮”两种写法,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读音也不同,意义更是不一样。再如简化字的“松”,在古代有“松”、“枩”、“枀”、“鬆”等不同的写法,其实“松”、“枩”、“枀”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都是指松树。而“鬆”与“松”才是两个完全不同意义的字,“鬆”是指头发散乱或者指松散、不紧的意思。如果我们对“松”和“鬆”区分不开,就往往将郑板桥的诗句“咬定青山不放鬆”写成“咬定青山不放松”。郑板桥原本指竹子紧紧地咬定青山,而不是指咬定青山的竹子不愿意放开松树。造成文字书写不正确的原因,是没有很好地领会文意和字意。

在正确书写文字的基础上,就草法规范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正确书写草书。例如图六至图十五,都是“皆”字的草书写法,这些写法都符合草书的书写规范。我国古代书法家能够写出不同形态的草书“皆”字,是因为不同书法家在处理草书“皆”字的点画及其组合方式时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根据自己的书写习惯和审美要求将“皆”字草书点画的粗细做了相应的变化,点画之间的组合方式和空间布局也有了相应的调整,于是,不同书法家笔下的“皆”字草书,尽管都符合草书书写规范,但形态各一,可谓千姿百态,而这些姿态的变化又是书法风格的表现所在。所以,书写不同风格的草书作品,是在草法规范的基础上表现风格。

孙过庭《书谱》中有这样一句话:

“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⑧]”

这里所说的点画,应该是指草书中千变万化的点画,这些点画的粗细长短等形态是变化多端的,这些形态各一的点画是草书情性的表现所在,属于草书的“精神层面”。而使转才是草书的形质,是草书的“物质层面”。如果草书的使转出了问题,就不是草书了。何谓使转?草书中的使转应该是指点画之间的牵带关系,草书的点画之间如果缺少了牵丝或者呼应等牵带关系,就没法称之为草书了。要表现出草书特有的形质,在书写草书的点画时,就需要改变点画的势态,前一个笔画的结束与后一个笔画的开始会通过特别的运笔方式紧密相连。所以草书的使转,在笔法上属于笔锋的转换和调转,在形态上表现为点画的牵丝、呼应等连贯状态。而草书点画的连贯状态是非常严格的,不是点画线条的任意缠绕,也不是点画的随意增减,更不是点画偏旁的牵强拼凑。由此可见,孙过庭所说的“草乖使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草法不规范,不能正确使用使转,就不能正确书写草书。在正确掌握了草书使转的基础上,书写出千姿百态的点画和字形,草书才具有情性,具有神采,这种情性就是草书的风格表现,而草书风格有高下之分。

三、格调高雅:草书之“格”的艺术追求

在引言中提及,米芾曾经下过断语:“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只有晋人草书才能入上品或者中品。从米芾这言论中可知,草书品格是有高下之分的。其实,在我国古代,品评书法是一时时尚。自南梁书画家袁昂撰写《古今书评》后,南朝时书法评论家于肩吾专门撰写了《书品》,将汉代至齐梁间一百二十三位书法家分为九品,张芝、钟繇、王羲之等三人列为上之上品[⑨]。唐代书画家李嗣真撰写了《书后品》,品评了八十二位书法家(文章写为凡八十一人),共分为十等,将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列为逸品,位于上上品之上[⑩]。张怀瓘在其《书议》、《书估》等文章中也对历代书法名家有所品评,在其《书断》中更是将历代书法名家分为神品、妙品和能品,其中神品二十五人,妙品九十八人,能品一百〇七人[11]。米芾虽然只有少量言论提及书法品格的问题,但自他之后,很少有人采用品评方式来评论历代书家书作。不知是宋以后的书家书作因为格调太低而没法给与品评,还是宋以后的书法评论家不再看重书法的品格。但自古以来的书家都很看重自己书法的品格,也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格高韵胜,直逼古人。即便是草书大家,追求格调高雅的艺术境界,是他们从事草书创作的毕生使命。

就草书而言,无论是章草还是今草,无论是小草还是大草,影响其格调高下的主要因素是两个方面:其一为线质;其二为用笔。

为说明线质与用笔对书法格调的关系,我们先从北宋对其书学生书法水平考核的标准入手。据元代脱脱等所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选举志第一百十·选举三》载: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能得其意,而均奇可观为下。[12]

可见,宋代书学将书法水平分为三等,书之上等的标准是“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这个标准不仅仅是书法技法的要求,也有书法格调的要求。在技法这个层面,要求方笔、圆笔相结合,写出的点画线条要肥瘦适中,而且在用笔时要学会藏锋用笔,以中锋行笔,在用笔的发力方面要求做到点画遒劲有力。除技法这个层面的要求外,在书法审美方面提出“气清韵古,老而不俗”的标准。“气清韵古”是指书法的气息、风格要清静、冲和,气韵要不同凡响,能够超尘脱俗。“老而不俗”是指在具体的书法中,则主要表现为点画具有老辣、苍老之气力,但是又不能带有俗气。虽然北宋书学生要学习篆书、隶书(指楷书)和草书,考核的内容也应该包括这三种书体。但从中也可以推测,就书学生草书的考核而言,上等标准同样是“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从这个标准可以看出,“气清韵古,老而不俗”是草书的格调,而要达到这种格调,在线质方面要力求“方圆肥瘦适中”,在用笔方面要做到“锋藏画劲”。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的书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精通字学又擅长书写的文吏,北宋学生虽然有培养书法艺术人才的倾向,但北宋最终没有通过书学培养出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尽管如此,从北宋书学生的书法考核等次标准不难看出,书法的等次决定于书写的技能和书法的格调,而书法的格调又决定于书法的线质和用笔。其实,决定书法线质高低的是用笔,而决定用笔的是书家本人对书法审美境界的理解和对笔法的领悟。由此可以推论,草书格调的高低取决于草书的线质,而线质的好坏取决于用笔的得法与否以及对线质美感的认识,而领悟草书笔法和提升对草书审美的境界在于书法家自身的综合素养。可见,要创作出格调高雅的草书作品,不仅要在书法技能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对草书线质和草书的审美境界有极高的认识和领会。

在我国书法史上,张芝、索靖、王羲之、王羲之、智永、孙过庭、张旭、怀素、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书法家,无不以擅长草书而名垂书史。而米芾认为,张旭草书是变乱古法,怀素草书不能高古,高闲而下的草书,只能悬挂于酒店招揽酒徒饭客。米芾晚于黄庭坚,对黄庭坚的大草视而不见,不加评论,是否米芾将黄庭坚的草书划入高闲而下之列?不敢推断。如果米芾见过祝允明草书的狂野,见过王铎草书的张扬,见过傅山草书的粗犷,不知北宋这位擅长鉴赏的书画博士会给与怎样的评论?诚然,就草书的格调而言,米芾所言的确有其在理之处,晋唐以后,草书格调的确不古,或用笔狂狷,或线条粗俗,或肆意张扬,或任意缠绕,笔法完备、点画凝炼、气韵流畅、品格高雅的草书在唐人之后难以复加。

四、法备格高:草书之“格”的终极目标

明代汪砢玉在《珊瑚网·画法》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画山水,意在必先,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此其格也。”[13]

在古代山水画家看来,“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是山水画的基本法则,如果画成尺山丈树,豆马寸人,就违背了山水画的法则。在古代山水画中,树依附于山,人和马行走于山林道上,与山水融为一体,古代山水画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会将人脱离开山水自然变为山水画的主体,这些都是古代山水画的基本法则,是山水画之“格”,意境再好的山水画也要建立在这个法则的基础上。绘画如此,书法亦然。在遵循草法完备的同时追求高品格的艺术境界,才是草书之“格”的终极目标。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翰不虚动,下必有由。[14]”这“下必有由”的“由”是指什么?应该是指下笔的理由和依据,而草书下笔的依据就是草书的法则。孙过庭在《书谱》中又写道:“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15]可见,字形虽然是由点画组成,但点画的书写是有法度的,如果“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不懂得“挥运之理”而追求书法的妍妙,是大错特错的。

赵孟坚在《论书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

“晋贤草体,虚淡萧散,此为至妙。唯大令绾秋蛇,为文皇所讥。至唐旭、素,方作连绵之笔,此黄伯思、简斋、尧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见烂然如藤缠者,为草书之妙,要之晋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闲散为胜耳。[16]”

在赵孟坚看来,晋代书法大家的草书,以其虚淡萧散的艺术风格而成为“至妙”之作,王献之的草书线条有缠绕之笔,被唐太宗讥为如绾秋蛇。连绵之笔的草书写法到了唐代的张旭和怀素等人书法家才普遍出现,如果看见线条如藤条缠绕的草书作品就认为是草书的妙处,是很不正确的,因为晋人草书的精妙在于法度端严中,闲散为胜。赵孟坚这段言论可以称得上是米芾“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这一观点的最佳注脚。诚如赵孟坚所言,晋人草书的精妙正在于“法度端严中,闲散为胜”,这种精妙的草书是法度与格调的完美结合,是草书之“格”的终极目标。

要创作出法备格高的草书作品不是人人可以实现的,即便技法精湛的米芾,在行书创作时可以目空一切而傲视古今,但到了草书创作,仍然力不从心。我们看其《论书帖》,尽管米芾本人标榜“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这件作品中也的确流露出不少晋人遗韵,但没有达到赵孟坚所说的“至妙”境界。何也?法度不端严,是米芾草书弊病之一;无闲散之境,是米芾草书弊病之二。就《论书帖》中六十五个字的草法而言,至少有三个字草法不规范,如作品中的“辄”、“张”、“酒”等字,其草法不甚规范,而“颠”、“惊”、“淡”等字的草法也值得商榷。这种不规范的草法,给后人理解文意时带来歧义,所以西泠印社出版的《中国历代书法大师名作精选·米芾一》中所收录的《草书帖》,将“辄”释为“聊”[17],就与米芾草法不规范有关。而米芾书写“张”字的草法更是不当,将“弓”字旁的草法几乎写成“言”字旁的草法,“酒”字的草法也是前无古人。就米芾草书的格调而言,虽有晋人遗韵,但没具备晋人闲散之艺术精神,所以,米芾书写草书时很难达到自由的境界,不如他书写行书时那么从容自如。

结论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草书之“格”是草书赖以存在而成为书体之一的根本所在。草法规范是草书之“格”最为基本的要求,格高调雅是草书之“格”的艺术魅力所在。要达到草法规范的要求,致力于草书的人可以通过虚心学习而做到,要达到格调高雅的境界,则需要草书学习者从两条途径同时并进,第一条途径是精研草法笔法,参悟古人用笔奥妙;第二条途径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进而提升自己对草书线质和草书审美的认识层次,独具慧眼,能区分草书品格的高下。在草法规范的基础上创作出格高韵胜的草书作品才是草书艺术的终究使命!

1清 髡残 行脚风雨图

【作品赏析】

髡残,俗姓刘,号石溪,又号白秃,电住道人等,湖南醴陵人。与八大、石涛、弘仁并称“四僧”。

髡残山水受董其昌影响,取法于黄公望、王蒙,但旨在表现“吾之天游”,布境多山重水复,层次深远,笔墨苍茫厚重。

髡残少时读经,事举子业,同时喜好书画和佛学。明朝灭亡时,他已三十岁。清兵入关南下,他奋起参加反抗,血战沙场,失败后开始隐居。尔后,便割去万根烦恼丝,出家做了和尚。为僧后,云游四处,向高僧们参究禅学。

髡残的画以老辣、苍健见胜。程正揆有语云:“间作书画自娱,深得元人大家之旨,生辣幽雅,直逼古风。”《国朝画征录》评他的画:“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笔墨高古,设色清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

髡残得力最多的是王蒙,其次是黄公望和沈周。他的画构图奇特,意境深幽,和他广师造化有关。当然,他的风格形成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髡残作为一个明末遗民,内心充满了对一个朝代逝去的无奈和欲与新世界抗争的血气。

《行脚风雨图》轴是髡残苍辣作品之典型。画中山峦起伏,重复层叠,远近分明,云壑幽深,一条山路自下而上,蜿蜒曲折,路旁房屋院落,历历可数,这种画法在明代已不可多见。似元代王蒙的构图法,其用笔之法也颇似王蒙,然只是用笔的大概方法似王蒙,精神状态则有异。用干枯而松毛的笔法分披、勾点,轻重缓速,洒脱多变。墨色浓重沉着,层次丰富,显得异常苍浑老辣。

丁未年髡残五十六岁,回首往事,感慨世事变迁,人间坎坷,唯有寄寓于书画之中。画中一老僧拄杖于山道之中,眺望远山,山高云阔,恐怕是髡残的自我写照。人生渺茫,一条山道由过去而来,通向云谷深处,也通向漫漫浓云的无尽禅意。由是,有诗云:“即忆崎岖风雨里,一条拄杖更谁同。”此长款颇多自我感慨和禅意的诘问。

此画由吴湖帆题签条。谢稚柳于裱边题道:“视其画,笔醇朴天成,尤推晚期之妙制,殊难得也。”可见谢稚柳先生对自己收藏的这件《行脚风雨图》的推重。

后人把石溪和石涛并称为“二石”。“二石”又与八大渐江并称“四僧”。石溪画较其他三僧以苍辣取胜。“四僧”中他的画存世最少,历来为世人所珍视 。

王铎《报寇葵衷书》是明末清初书法大家王铎中年得力之作,作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恰近40岁,使转清晰,纸墨相发,不似晚年作品狂乱不羁,偏于怪熟之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