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后四则跋文

在该帖后有四则跋文,现以原顺序一一加以分析:

1.明桂坡安国跋:“明桂坡安国同衡山先生鉴定真迹,时嘉靖十年辛卯秋九月既望识。”

安国(一四八一—一五三四),明朝著名出版家、藏书家。本姓黄,洪武初改姓安氏。字民泰,住处所营苗圃较多,因多种植桂花树,以“桂坡”自号,嘉靖十三年去世。跋中衡山先生即文徵明。他们为同时期人,并有交往,题跋时间是安国去世前三年。该跋有几处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是从文理看,该跋可能是安国所跋,但明朝人在题跋时一般不称自己是明人;二该跋是以锺繇为基调的小楷书,如若是安国所跋,就要确认该跋是否为安国所书,那么必须找到安国的其他书法作品作比对。安国曾于其藏《石鼓文》之十鼓斋“后劲本”“先锋本”和“中权本”后皆有跋文,然全以小篆跋之。如“先锋本”中,他用小篆长文跋完后,在次日又以行楷书再跋。从此跋文书法风格上可以看出安国学的是苏轼字,带有明显的苏字用笔方法和结构特点,题跋时间我们从前页的篆书中可以看出是嘉靖十二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对照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后带有钟繇风格的小楷跋文,时间间隔才二年但风格迥异,很明显这两跋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众所周知,《石鼓文》“先锋本”乃安国藏物至宝,其后行楷跋文定是安国墨迹。据此可判,楷书《怀素自叙》后跋文多为是有人借大收藏家安国之名伪托,非安国所跋。跋中虽又抬出文徵明,却无衡山手迹,因此“明桂坡安国同衡山先生鉴定真迹”亦不足为据。

1_副本宋 曾纡 跋怀素《自叙帖》台北“故宫”本

2.“句曲张雨记”

“至正癸未冬余从开元宫还憩沙树过石泉白隐君山斋,烟峦缥缈,触处灵奇,啸歌咏怀,不觉数日。酣适之际,隐君出唐宋墨迹见视,内有苏长公怀素自叙小楷,老笔纷披,时见葱蒨之色而纸墨完好如昨,想见隐君世世珍藏,故神明完旧也。危壁文波,时乎待化,若此帖则希世之宝,得及吾身,见之非厚幸哉? 句曲张雨记。”

张雨(一二八三—一三五〇) ,原名泽之,字天雨,或作天羽,后名雨,字伯雨;法名嗣真,号贞居子。以吴郡海昌(今浙江海宁县南)人而居钱塘(今渐江杭州市)。为宋崇国公张九成之后裔。生性狷介,渺视流俗,年二十多岁以儒者抽簪入道,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三十岁时登茅山(今江苏句容县东南)受《大洞经》有悟,从真人王寿衍道士,入杭州开元宫。是年,赵孟被旨许杭州,其时张雨得以结识赵孟并侍赵学书,后又拜虞集门下。又随茅山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至茅山学道,历主茅山崇寿观、元符宫,曾主修《茅山志》。茅山为古句曲地,张雨又别号句曲外史。六十岁时,张雨脱去道袍,埋葬冠剑,隐居杭州,与杨维桢,倪瓒等友善。其书法早年初学赵孟、虞集,后学李北海、怀素,又受杨维桢等人影响,形成自己鲜明的书法风格。正如黄惇先生对其评价:“他虽是从赵出,却能形成与赵有差别的个性风格,换言之,他的书法去掉了赵的雍容、平和,而增加了神骏、清遒的艺术特征。加上他入茅山成为方外道士,书中更溢出隐逸文人孤傲不群的气息。”

2_副本明 安国 跋《石鼓文》之一(先锋本)局部

署名“张雨”的该跋描述了题跋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自己的评述和感慨。书法是典型的赵孟风格。按理该跋应该是张雨所跋,其实不然:该跋时间是至正癸未即一三四三年,时张雨六十岁,距他侍学赵书已过三十年之久,可谓步入晚年。此时,其书法风格正如黄惇先生所说:“已去掉赵字的雍容、平和,而增加了神骏、清遒的艺术特征。”笔者找到其同年至正癸未正月二日的作品《鹤巢诗卷》,此件作品风格和该跋迥异。这说明是好事者伪托张雨之名而跋,跋中所提张雨入道地开元宫是想让伪跋更真实点,至于藏者“白隐君”为何人则不得而知。

3.“剡郡徐贲拜识”

“右东坡书怀素草书一帖,笔法遒紧而时挟斌媚,皆从苍老中流出。前在会稽招提,获观买田阳羡一表,矩矱森然,如端人伟士,正笏垂绅,望之肃然。此卷为东坡真迹,小楷累千余言而纸墨如新,奔猊渴骥之势,时隐现毫端,当与怀公草书俱称独步耶!盥濯敬观,亦人世间一奇遇也!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望,剡郡徐贲拜识。”

3_副本安国跋《怀素自叙》

徐贲,字幼文,号北郭生,其先为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生年不详,卒于明太祖洪武十二年(一三七九)。工诗,为“明初十才子”之一,与高启、杨基、张羽齐名,称“吴中四杰”。擅画山水,取法董源、巨然,笔墨清润。亦精墨竹。存世画迹有《蜀山图》等,诗有《北郭集》。

署名剡郡徐贲的跋文,剡郡应为徐贲郡望,他先赞东坡书怀素草书,又说自己在会稽一民间寺庙有幸得观东坡买田阳羡一表墨迹,接着又赞东坡此小楷,表明此卷千言小楷为东坡真迹,并可与怀素草书俱称独步,落款时间是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徐贲死于洪武十二年(一三七九),而该落款时间为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徐贲岂有死后十年再出来题跋的道理!此外,该跋有唐人《灵飞经》的笔法和结体特征。而徐贲本人小楷《题濯清轩诗》,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其楷笔秀整端慎,不为沓拖自恣。詹景凤《詹氏小辨》亦称其小楷“法锺兼虞,然皆拘拘法内。盖其天性端谨,不逾规矩”。比较跋文和徐贲本人小楷,应是两人所为。再者,此跋说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可“与怀素草书俱称独步”,此迹尚不及东坡之一二,逞论比肩怀素!客观讲,署名“徐贲”的此跋用笔谨严,结体端正,水平要比所赞之楷书要强一些。

4_副本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帖》中署名“张雨” 的跋

4.“同学弟士标顿”

“眉山楷字卷,昨始借至,特送尊览,后题跋甚胜,弟欲抄之尚未暇也。其人索价颇高,恐无受者,不必详及,俟面悉之,可留观一日,但乞勿示人,因有友欲居间为介绍者,不免耽耽踪迹耳,望留神。前命成公扁 联,已书,容送上求正定,方好着款也,附闻不一。剑老年翁先生,同学弟士标顿!” 

5_副本明 安国 跋《石鼓文》之二(先锋本)

对照清初书画家查士标墨迹,此士标可能就是清初书画家查士标。查士标(一六一五—一六九八),字二瞻,号梅壑散人,懒老。新安(今安徽歙县、休宁)人,流寓江苏扬州。明末生员,家富收藏,故精鉴别,擅画山水,为“海阳四家”之一。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与孙逸、汪之瑞、僧弘仁等书画家一起被称为“新安四家”。他的书法以行书、草书见长,书出米、董,上追颜真卿,颇得精要。时称米、董再生,名重天下,行笔俊逸豪放、神韵深邃,著有《种书堂遗稿》等。

6_副本元 张雨 鹤巢诗卷 苏州博物馆藏

此段跋文意思是说,得眉山即苏轼楷书卷,给尊者观赏一日,告知此卷价格高,并叮嘱留神不要给外人看。后又谈及给尊者书联,已经书好,等着送上确定了好落款等内容,后又落款士标顿。从这段文字的行文和落款看,此是一通信札,根本不是所谓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后面的跋文,是好事者移植到后面的,再者该段文字说是“眉山楷字卷”,也没直接说是楷书《怀素自叙》。所以说该段文字是不是查士标墨迹已经不重要,因为和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已经没有直接关系。

7_副本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帖》中署名“徐贲” 的跋

8_副本唐 佚名 灵飞经 局部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帖前题签

该帖正文内容前有大字隶书题签名“宋苏文忠公真迹神品”(苏轼御赐谥号文忠),小楷注“余清斋珍藏”。余清斋,是新安巨富、收藏家吴廷的斋号。关于吴廷,《丰南志•士林》有载。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斋”主,万历年间人,生卒年不详。有文献载曰:“清大内所藏的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吴廷旧藏。”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希”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和颜真卿《祭侄文稿帖》、米芾《蜀素帖》等皆曾是吴廷的收藏品。吴于一五九六年出其所藏晋、隋、唐、宋书家名迹,特邀董其昌、陈继儒评鉴遴选,延请同乡人书画家杨明时,铁笔勒摹上石,汇刻《余清斋法帖》,成于一六一四年,历经十八年,并以其斋室命名,董其昌为其题额。据日本书道博物馆编排的目录记,《余清斋帖》全册共有单帖二十六篇,帖后的评跋六十五篇,其中收有苏轼《后赤壁赋》,未见有其楷书《怀素自叙》。董氏见多识广,喜在古帖后题跋,他在《余清斋法帖》中分别对晋王羲之《黄庭经》、王洵《伯远帖》,宋米芾《评纸帖》等多帖题跋,其跋文和书论大多收集于《容台集》《容台别集》或者《画禅室随笔》中,但未见对此苏轼楷书《怀素自叙》有跋文和评价。可见,这件署名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可能并非余清斋藏品,退一步说,即使是余清斋的藏品也不能说明是苏轼真迹。

9_副本明 徐贲《题濯清轩诗》 故宫博物院藏

10_副本苏轼楷书《怀素自叙帖》中署名“士标”的跋

从以上的考辨中可知,此署名 “苏轼”的楷书《怀素自叙》作品文字错误连篇,书法水平拙劣,后面 的四则跋文中安国、张雨、徐贲是伪跋,士标跋其实是一通信札,是后人移植续上,帖伪跋亦伪,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苏轼楷书《怀素自叙》 疑系伪作。

11_副本苏轼楷书 《怀素自叙》的题签

12_副本清 查士标 书法广州美术馆藏

——文 / 陈书国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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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菩萨经中卷》 卷首

公元766年(天平神护二年)10月,时职任正四位下的女官吉备由利为报国家之恩,发愿抄写《等目菩萨经》。从这部7402字的经文上看,书写者笔触刚正利落,大气洒脱,个性极为突出,卷末题有“天平神护二年十月八日正四位下吉备朝臣由利奉为天朝奉写一切经律论疏集传等一部”。

尾题这位“吉备由利”,虽出身世家,但历史记载不多,连生年也难以确认。仅有的资料证明,她是奈良时期著名女官之一,曾受过严格的家族教育,深谙大唐文化。在宫廷内曾任典藏之职,是为称德天皇的亲信。抄写本经时,职位列正四位下,而其终生的最高职位是“从三位·尚蔵”,为藏司的首席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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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唐风古装剧《大佛开眼》中的吉备由利

在吉备由利写下《等目菩萨经》的同月,吉备家族的另一位朝廷重臣吉备真备也升任右大臣(正二位)之职,开启了其政治生涯走向巅峰之旅。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即是吉备由利的父亲吉备真备(一说由利是吉备真备的末位妹妹)。虽然时间模糊了这对血亲的具体关联,我们却仍能够通过他们对于唐文化的继承,看到吉备家族对于大唐文化的热爱与崇敬。


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695年 –  775年】,两次作为遣唐使入唐学习,期间“留学受业,研览经史,骇涉众艺”,在大唐20年之久,对经、史、兵法、律法、教育、天文、历法、音乐、礼仪、建筑等方面均苦心研学。回国后广泛传播并践行大唐的先进文化,可称为杰出的学者、军事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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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唐国子监遗址 吉备真备纪念碑

虽历史上记载较少,吉备真备确与阿倍仲麻吕、鉴真、空海等一样,同为中日文化的重要使者。而其精心著述的《私教类聚》,作为“家训”在家族传续,因而吉备家族的后人们对于大唐文化,绝不仅仅是简单通晓,却皆是深刻继承。


奈良时代写经  

日本写经史的最辉煌时期,应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此时中国为盛唐时期,日本因积极学习唐文化,从而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政治集权,经济、文化也盛象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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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昉之墓(福冈县太宰府市)

公元717年,日本留学僧玄昉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吉备真备为此次遣唐使团的正使),734年留学近18载归国。此时的日本王室将佛教视作“镇护国家之要法”,有意大兴佛事;而留学僧玄昉从中国携带大量佛像及五千多卷大藏经回国传播,由此二者为因,促进了日本国内书写大藏经的流行。因此奈良时代到平安中期也被公认为日本重要的写本时代。这期间的写经数量较大、书风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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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西大寺 四王堂

如今日本各寺院所保存的大量古写经可以说与这一书写事业是分不开的,据《西大寺资材流记帐》记载,当初西大寺的四王堂中收藏有大藏经5282卷,这些经卷现分藏于西大寺及石山寺等处。

吉备由利写《等目菩萨经》,也是奈良时代末期的事,加之吉备家族熟谙大唐文化,故该经也应算是日本写经的重要史料。

  赏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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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题记

重要文化財

1卷

(等目菩萨经中卷(吉备由利愿经)之一)

纸本墨书

27.0×999.0

奈良时代 天平神护2年(766)

反町英作氏捐赠

东京国立博物馆B-3300

本经为吉备真备当任右大臣之时,其子由利为报国家之恩而发愿所抄写的大藏经之一。卷末写有“天平神护二年十月八日正四位下吉备朝臣由利”。

(以上资料自东京国立博物馆)

该经卷用纸为楮皮染黄纸,有乌丝栏。字迹大气洒脱,是奈良时代后期具有代表性的佛经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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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国立博物馆

《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西晋竺法护译。亦称《普贤菩萨定意经》、《佛説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法华经》中某一品或一部分单独传译于中国的为数不少,而《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相当于唐译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华严》)之十定品。其中记载了等目菩萨向佛问普贤菩萨三昧所修的妙行,普贤菩萨才以神力出现,向众广说十大种三昧的高深法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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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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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朱耷71岁行草书《桃花源记》卷,纸本,纵26cm,横211cm。八大山人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故宫博物院藏。

此为朱耷书录东晋隐逸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之作。朱耷身为前明宗室,面对家国之悲,民族之恨,却无力抗争,只得出家为僧。他习静修真,参研书画,以此抚慰内心的亡国之痛,故朱耷深爱《桃花源记》,时常书之,以表达其誓不与清廷合作而追求世外桃源生活之意。

该书学东晋王献之,兼融小篆之体,笔法纯朴圆润,笔势流畅,意尽笔止,有傲岸之情态和奇妙之格调。此作品为朱氏晚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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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晋武陵人渔,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林,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尽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遂不复出焉,既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舟,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欣然规往,未果。后遂无问津者。丙子六月既望,纳凉在芙山房书,八大山人。

刘文华先生是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刘老师知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不仅是当今活跃在书坛的屈指可数的隶书大家,更是书法理论、教学和和实践的佼佼者。关于,书法学习的训练,我们看刘文华老师怎么讲。文章有点长,耐心读完,必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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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帖是在临什么

临帖是每一个学书法者不可缺的功课,如何临帖是学书者都想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刘文华老师认为,在此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临帖是在临什么。他说,我们入门学古人的时候,就是把古人的规矩摆在了桌面上,临帖就是学规矩,而不是别的。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虚实、浓淡、正欹出来,这些都是微观变化,是情绪化的东西,而宏观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关键,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也就是说,字的外形、结构、笔画的位置等从理,从字理,即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这是两个原则。

2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合不合规矩一看便知;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粗细,放收,快慢,墨的浓淡,都是书法本身要求,决定字的味道,就如我们吃的各种菜系,鲁菜,川菜,粤菜,用笔不同决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结构是理性要求,是中国汉字的形体美要求,必须严谨,无论行书还是隶书,这是书法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临帖就是在学习这种理法和原则。

2、目前的训练你要干什么

知道临帖要临什么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去临。训练就是解决如何临的问题,因各人喜好不同,对所临帖子选择不同,但是,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你不管如何取舍,训练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训练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继承与巩固。

3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在讲评学员的隶书时说,笔画不能单一化,简单化,不能单薄干枯,要立体圆润生动,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创作时把碑上的字形拿过来,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手法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示范的只是一般的,不同的碑其手法不一样,张迁、鲜于潢相类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而曹全又是一种,你如果能把这些碑的手法都掌握,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训练时我们就要像这样有目的的去一个个的解决问题,那么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人能追得上你,因为你一直走在前边,把问题都解决了,而这些问题有的人恐怕一辈子也想不到,所以他只能做个爱好者。

4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训练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进行取舍。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并不是说你要比别人加多少倍的劲、花多少倍的钱、用多少倍的时间就行,你必须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在这种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方法,确定一个科学的训练模式,然后你才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结果。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而不是用手。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自己的症结所在,头痛治头,但如果是由脚气引起的头痛,就应先把脚气治好,对症下药,比如说你们学草书的,应该先学行书,通过行书练技法,使转、提按、收放、笔画之间呼应、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练好之后,草书就只是个草法问题了。

5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我们教书二十多年,基本上都用这个方法,草书严格讲不是学来的,因为从它生成的原始状态看就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东西,由行书提练字形、用笔和手法,是一条正路,这是个方法问题。你现在在临《书谱》,对于《书谱》,你要明白,首先是学他的文章,其次是学他的草法,再次学他的字,在临习时要挑字临而不要统篇抄,严格上说《书谱》只能借鉴而不能学,纵观二十多年来,靠书谱出来的就一个伦杰贤,但伦杰贤先是学得米芾,写米写绝了,因此他是把创作落在《书谱》上而他的功夫却是下在米芾上。写《书谱》写了一辈子的孙墨佛怎么样!你像现在的有些中青年临书谱有成就的,他们都是在借鉴书谱,巧用书谱而不是实写,因此,训练思路要对。

3、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

讲评学生的行书临作时,刘文华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到,行书的技法是上一笔管着下一笔,下一笔接着上一笔,你的写法是这个不管那个,那个不管这个。行书的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行书在笔画上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可能是三个或五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管着,因此,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你写得行书理不对,法上才出了问题。草书更是如此,比如这幅《书谱》的临作,他的临帖的思路、观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练,学草书时要注意草法,特别是一些典型符号的练习,一定要强化练习,专门练习,一个符号半个小时应能解决、吃透,能用后半生,何乐而不为,但书写时要注意变得自然而不是疆硬。

6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还有一个现象,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对了一个帖,不停的重复临摹,而不去动脑筋想,形成抄帖,这样很难进步。在指导学员的章草时,刘文华老师又说,一些夸张的用笔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个性所在,像这种夸张显得很空,不学。每一个字要熟练,先向象里写,再往熟练写,再背临,要学会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一个字写五、六遍即可,照着写两遍,一定要往像里写,然后找感觉,比如背着写,看能否记住,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从速度、虚实、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去训练,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不断提炼,最后放开去怎么写都高级。也就是说,哪怕只吃一个豆也一定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去,吃得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能不能发挥作用。

4、核心的东西永远不变

刘文华老师在讲到隶书时说,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字再怎么写,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同样是在方块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这是一个原则,方块内的不动,而决定字的风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7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都必须摆匀它,你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但必须写匀,要求趣味和变化,必须先有这个理,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比如这个“张”字,我们画一个方块,方块内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把“弓”和“长”的某些笔画在方块内部变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变成张迁或是鲜于潢了吗,如果把’“弓”的第二笔横画和第三笔的弯钩向左夸张一些,再把“长”的横画和捺向右夸张舒展一些,这不就成了礼器或者是曹全了吗,以此类推,其它字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临帖方法要变,观察的方法要变,思路要变,训练的模式也要变。

5、意临不可或缺,要学会消化,创作时要活学活用

在点评一个学生的对联时,刘文华老师说,写对联字写得这么大,笔画要加粗,原帖上的笔画粗细是如此,但你把字夸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笔画夸大了两倍甚至不变,这不行,搞创作要活学活用,创作时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畫”字,上边轻,中间加粗,然后下边要突出礼器碑的风格,这样才行。你的临帖中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照着写要往像里写,背着写要往熟里写,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虽然不像但怎么看还都像,然后再怎么看还都不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比如说你儿子,外表和你不一样,咋一看不像你,但真的不像吗,他还必须得像你。

8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我们在消化古人的时候,这种像与不像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一个精神和原则的像与不像。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环节,临帖时没去进行意临消化,当然,这个消化也有个方法,比如说这个“膠”字,临熟了之后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虚实、浓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写完了,像么,绝对不像,不像它具体的每一个笔画,但是美感还是它,不管你如何去变,只要这里用点去处理了,都还是它。这种不像是微观的,像是宏观的。艺术不是老百姓说了算,在中国历史上艺术是贵族的产物。天天讲喜欢艺术,喜欢就是会吗,能写几笔就是懂吗。

9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没用,照搬古人是没脑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脑子才行。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发展是必须的,能不能发展要看你能不能科学,科学才能发展,不科学还发展什么,事就是这么个理。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原则、方法、标准、规律、基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加工厂,要思索、研究、试验,而科学的试验、合理的试验,才能是有效的试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

6、不要把字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

在讲评一幅《张迁碑》的临作时,刘文华老师指出,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张迁碑的趣味特点,一是笔沉,再一个是笔的拙朴,古人写字不是在搞创作,他要是搞创作求趣味,东歪西斜,恐怕脑袋就没了,官刻,给孔老夫子刻、给皇上刻,你刻得歪七斜八,脑袋不是没了吗。

10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什么叫封建,它是贵族的一种统治,传统文化是按儒家学说走的,儒家推崇礼,说话办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势,干什么都要行个礼、讲个法,那叫一种制约,封建统治就是由统治者确定的那种制约太多,而且中国书法的发展从来就没离开过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南北朝统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门,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这都是以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那么,它追求的美是什么美呢,不是追求怪异的美,而是端庄的、和谐的美,端庄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庄严、肃穆,和谐的美就是虚实轻重等书法的所有变化都在阴阳的学说当中,和谐来自阴阳的协调。所以,阴阳的协调是书法的味道,而端庄、严谨是正大气象,是书法核心的东西。

为什么很多人搞书法不能成家,就是他们认为搞书法是自己的事,“我就这么写,只要我觉得好愿意咋写就咋写”,其实,我在课堂上说过多次,人写字如果写到没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书法是个大文化,不是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比如,你喜欢坐着写,我说你要站着写,这不是我让你站着,而是这个字要求你站着,往规矩里去写。像你把张迁碑写到这种程度,你就应追求一种自然,张迁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笔画位置的错落上的变化,不是笔势上的变化,而是字形结构上的变化,是比例上的破坏和笔画位置上的破坏,而不是笔势上的事,曹全是笔势上的而张迁不是。弄清这点,在写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自然状态还原。

11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另外,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模式化。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就像音乐一样,有快慢、缓急、轻重、强弱。

当今书家多是在用一种模式书写,这最麻烦,可能一时出彩,但这种出彩三年也维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鲜于潢,碑阴变化变得越来越纯朴,越来越单纯,什么是朴实,就是直来直去,就是简单,简单得没想法,这种朴实咋一看没想法,而你如果去联想,想法可又就多了。

12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真正的艺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成熟状态,成熟状态完全是理性的、规则的、法度的;另一种就是非理性的,艺术发展到没成熟,有法式但不严谨,就像小孩走路,他还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几步特可爱。我们现在就追求艺术的理性的、严谨的、规则的东西,他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定着本体的属性,像正大、端庄、肃穆。但艺术半生不熟的劲和不加修饰这种劲,是艺术的趣味、境界、味道。两岁的小孩做一个动作成熟吗,不成熟,他说话,主次混乱说不清楚,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和说得话有味道,好玩,可爱,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气所反映出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你们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

在谈到清人的隶书时,刘文华老师又讲到,清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了,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这是清人唯一的东西,再一个,像郑谷口的机灵劲、陈洪授的放浪劲、邓石如的平和劲,赵之谦的结实劲,俞曲园的温润劲等趣味性的东西都可学,但真正的法则还要学汉,字法还是得从汉碑中来,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还是要学古。

7、碑阴与碑阳:趣味与法度的互补

汉碑分碑阳和碑阴,其背景知识对我们读帖和临帖有很大帮助,刘文华老师在讲评中谈到,帖上的东西你要会看,碑阳是正文,是给别人看的,碑阴则是说明,古代人刻碑永远都是正面规范、严谨,而背面随意、没那么多限制,对外的碑阳是规矩的,到阴面时就不讲究。阴阳在历史上永远是两种状态,面南侧谓之阳,面北侧谓之阴,如济阳是济水之南,淮阴是淮水之北。

13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碑阳面写正文,碑阴面则是一种说明,比如谁出的钱,谁刻的字等;还一种是正文写不下就往碑阴写,像礼器碑,字太多连碑的侧面也用上了。碑阴一般都是韵文,四字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对刻工来说也是一种体例,汉印从刀法上有两种,一是严谨的,还有一种是急就的,如将军印,临时定的,必须马上凿出来,不加修饰,形成急就印。碑阳的正文讲究,刻工刻得也讲究,到了碑阴,写得不讲究,他刻得也不讲究,写得随意刻得也随意,这种讲究与随意也反映的是一种刀法。

14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要把碑阳的东西方当成规范、法度,把碑阴的奇趣当成变化的手法,研究学习碑阳时是为了取法学成规矩,其笔法的严谨、讲究、细腻,起笔、行笔、收笔等规范度都是碑的极致,而学趣味一般学碑阴。前边法度严、趣味差,死板,后边法度差、趣味妙,两者正好互补。碑阳的规则法度虽然死板,但他也告诉你一种变化意识,这种意识虽然不如碑阴显得活泼、轻灵,却可用碑阴的起收笔的状态去改变碑阳里的那种状态,用后面意的东西去化前面法的死板,这不就行了吗。而一味的夸张,一味的加粗,其实不是变化,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思路上的一种混乱和模糊。当你理解了这些,就会在临帖时学到碑阳的严谨法度,规范技法,又会学到碑阴的率性个性,艺术趣味,两者结合使作品庄重而不呆板,轻灵而不轻浮。

8、临帖不能出问题,创作永远都保持一种向上的状态

谈到继承与创作,刘文华老师说,临帖就是在继承,你如果能消化的去临,有目的、有思想的去临,临完了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创作。你看咱们有点成就的那些中青年书家,为什么三年、五年就没了,他用功的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开始投稿的时候,甚至能找八百个人看,请教,好歹上了一次、两次,自己成了,再投稿时也不找人看了,然后自己的习惯手法也出来了,按自己的习惯去写,古法就少了,再写古法更少了,习惯更多了,再写古法基本上没了,全剩下自己了,然后怎么投稿也上不去了,到了明天就开始骂街了。

15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书法界连续五年获奖的,连续五年站在创作前头的这样的人相当少,基本上是三、四年就没了,能坚持十年,创作上每次都上,这样的人极少。二十多年以来,八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创作上依然站在前列的有几个?一巴掌也不够;九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的,你能数上十个算不错了,为什么?都是在临帖上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先不说艺术大师,只要是在历史上能留下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从出道开始一直到死在创作上永远都是一种向上的状态;二是他所有的创作,包括个性的张扬和他自己面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而不是破坏了传统的模式;三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思想的,不是玩字体的,而是玩思想玩理念的。

16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如果要成为大师,那还是要有见地的,有身份的,在书法界、艺术界始终都是最活跃的,而且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准大师,而且从一出道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处在艺术发展的风头浪尖上,他是风云人物,引领着创作一辈子,再加上社会地位,独到的理论,而且他的思想、理念永远在别人前头,像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陆严少、黄宾虹,哪个大师不是这样。

因此,要用规则武装头脑,要用一种信念去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训练和总结,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要有目标。别人弄过的咱会了,别人没弄过的咱永远不去想,不行;你要弄出个别人没弄过的,让他老跟着你跑才行。这几年跟着我跑的就是这样,因为他脑子跟不上我,这并不是说我多聪明,我只不过是站在一个好的平台上,这个平台决定了你必须要往前走,必须要跑在前头。

9、通过学习去理解法和意,从而获得一种原则

在讲到对米芾的临习时,刘文华老师从几个字的示范上进行具体的讲解:你看米芾的这个“奉”字,从方向上,第一笔稍微往上去,第二笔往下来,第三笔又往上去,这三个笔画的运行正好是三个不同的方向,方向上互相交叉,这是笔的运动方向,那它是否就是单纯的往上或者是往下呢,还不完全是,往上的同时还有点往下阖和感觉,是裹着笔的,三个笔画都是如此,所以它把这三个运动方向里面又增加了内在的东西,总体往上还往下,总体往下还有点往上,每一笔都较着劲,就像我拉你过来,你不得不过来但还不想过来,绷着劲,这就是由笔画的限形产生的弹性,一种力度。前者往哪个方向行笔反映的是方向知识,而后者“绷或拧”的裹笔反映的是内在的一种劲,什么叫作合理,一个是把笔的方向写出来了,一是把这种劲写出来了,弹力和势写出来了,也就把意写出来了,至于长短宽窄不是主要因素。

17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这是一种技法要求,而这种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一种运动状态,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所以,我讲课时经常说,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活的东西,喘气的东西。如是,只要把这种笔势写出来了,怎么写都是米芾,为什么,就是它用笔和习惯、用笔的手法、曲直的控制、还有这种笔势,整个和米是一致的;而如果换一种手法,刘文华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比如这个地方是夸张的,这个地方也是裹着的,这就不是米而是颜了,即便是颜,那么它与米有没有关系?只不过颜这种裹着笔的东西多,而米裹的东西少而已。

18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颜的风格是圆转笔法、篆籀笔法多于米,而米的圆转少而且更加含蓄,他更多的是一种霹雳啪啦的折笔和切笔等,所以颜的字内含、圆润得多,而米则是劲捷和峭拔得多,因此,艺术的风格是靠笔法决定的,就像刚才示范的这几个字,在某一方面稍微一夸张就成了颜了,把某一方面稍微一强化就成了米了,它是一种笔势的改变,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个势字,就能把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它的结构原则用上,又在你笔下得到一种强化。为什么我经常说跟我学书法是在学理法呢,不是说让你写得必须与它一模一样,是让你通过它去了解一些法和意的东西,然后探讨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动作表达出来,这不就成了技法了吗。面我们在学习真正关注的不是技法,而是关注它的理念、理法和原则,我们临帖不是拿起笔就抄,甚至于还哼着小曲,这样你能写好吗?我们所有人写字上的差距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人他绝对是研究它的专家,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试验、归纳,再试验、再总结,是在通过字形结构,包括笔势、字势等的研究去获得一个原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帖,而不像有些人所谓的临帖只是抄了一遍内容,其它的要素与帖一点关系也没有。

19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所以,你们现在临帖的点不对,有时候学员感觉写得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好,写得不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不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坏关键不在于像与不橡,而在于合不合理。

10、神采为上:由动态的势去把握字的生命状态

对势的重要性,刘文华老师从王到颜再到米的字形和用笔的变迁以及笔势的微妙变化进行了示范,从每个字的具体笔画,每一个笔画的方向、势、劲、外在的和内在的呼应连带以及弹性、力度等到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同时强调,临帖不是要你临的多像,而是取其外在的态势与内在的品格,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运动状态,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

20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对于书法,明眼人特别注重势,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把握,民间写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结构,而从专业上讲,则不是关注其字形结构而主要是关注字势和笔势。势,主要是说一种劲或架势,一定是一种运动状态,人有某种劲或架势,它反映了人的某种心态,字有某种劲或架势则反映了这个字的神采,表象反映出一种运动状态,却告诉你一个内心的东西,同时也就给某一笔画或某一个字赋予了一种品格。这也就是我讲课的时候经常说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喘着气动起来,比如米芾的这个:“勝”字,左低右高,这三个竖着的笔画,不是直上直下,不是垂直而是斜一点,总体有种上蹿的感觉,而且还带着横势,只要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了,字势掌握了,运动状态掌握了,就可以放开写了,怎么写都行,只要字势出来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米芾。米芾就是善于营造一种险势,每一个笔画都动起来,还较着劲,特别有味道。因此要通过这种字势和笔势的关注,去把握字的运动状态和生命状态,表现出特有的神采。

—— END ——

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微信取代了纸和笔,纸质书信几乎绝迹,名人书信更成为“时不再来”的稀缺资源。不过,透过一封封名人书信我们可以读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著名诗人苏东坡的手札更是如此,比如今天要介绍的《一夜帖》

有趣的是

此帖缘于苏东坡托人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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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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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夜帖》,又名《致季常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夜帖》是苏东坡谪居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写给朋友陈季常的信札。

陈季常是苏轼老长官陈希亮的儿子,喜谈佛法,晚年隐居在黄州、光州之间,因为与当时谪居在黄州的苏轼时有往来,便成了好友。成语“河东狮吼”的典故即出自陈季常和其妻子柳月娥的事迹。苏东坡还曾给陈季常写了首打油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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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夜帖》局部

释文: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纔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軾白。季常。廿三日。

黄居寀,字伯鸾,成都人,五代十国时著名的画家,擅绘花竹禽鸟。写这封信的缘由是两人的共同朋友王君,向苏东坡借其所藏的黄居寀所画的龙欣赏,东坡答应了。后来想起半月前这幅画由曹光州借去描摹了。他怕王君误会其吝啬,所以修书托好友陈季常向王君解释,并承诺曹光州一旦归还,马上给王君送去。并送一饼茶给王君表示歉意。

从这封信里可看出苏东坡的大度达观,以及对待朋友的真诚人情。也可看出他被朝廷贬到黄州后仍然交友很广,已然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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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夜帖》局部

这幅作品质朴敦厚,用笔凝重,笔画丰腴多肉,且结字偏斜,前半段的情感平和,逐渐趋於起伏,所以全作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字体型态等也随之改变,相当具有变化的趣味。苏轼一生宦海浮沉,谪居于黄州的期间,正是他艺术创作的顶峰时期,这幅作品即是他在这段时间所作的行书精品之一,作品遒劲茂丽,肥不露肉,神采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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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生(上图右一),原名张宗可,因政治和其他需要,曾先后叫过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这是个爱改名字的人,后来干脆连“张”姓都摒弃,改为康生。

2

 

康生真草篆隶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一体,堪称大家。而且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平,康生一向相当自负。据说,康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的便签上一笔一划的写道: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3

康生作品

4

 

康生作品

自古文人相轻,据悉康生在书画方面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的书画之水平和齐白石不差上下,故有一个笔名叫鲁赤水,恰与齐白石相对应。

5

康生左手 草书“毛主席《卜算子-咏梅》”诗句

上世纪60年代,坊间传闻康生真草隶篆无不涉猎,写字能左右开弓双管齐下,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确有他多幅左手之书法传世。

6

郭沫若作品

7

郭沫若作品

而郭老的文学造诣亦不容小觑,其书法娟娟飒飒,文气十足。康生早年亦曾崇拜郭老,为表达敬意,曾用洒金古宣认真手书过郭老所填的古词《满江红》。然而,一人为政治家,一人为文学家,其书画亦囿于精熟,不过,正如王力曾在《王力反思录》中说的那样: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他还举出陈叔通先生生前的一段话为证: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

郭、康两人“相爱相杀”日久,如若比较两者内人之书,或许亦是一场“血雨腥风”的讨论。

康生、曹轶欧夫妇

8

曹轶欧(1903年—1989年),康生妻子,1927年同康生结婚。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北京市人,大学文化。康生第二任妻子。

康生妻子曹轶欧书法

9

10

1964年1月29日伴林为元桢同志书条并请指正。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1

曹轶欧1964年信札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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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轶欧手写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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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于立群夫妇

14

于立群,广西贺县人,是郭沫若夫人。于立群自幼喜爱书法艺术,以习颜字起步,后受郭沫若熏陶指导,曾研读历代碑帖,专擅篆隶,喜作大字,作品曾被成都杜甫草堂等博物馆收藏。出版有《于立群遗墨》。

15

郭沫若与于立群(1948年)

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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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奏乐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于立群性格文雅娴静,好读书,特别喜爱书法。因为她的祖父是写书法的,她从小就练就了悬肘书写的硬本领。她以隶书最为拿手,就连郭沫若也赞叹不已。

17

集毛诗词联

于立群有《于立群遗墨》行世。她的事迹被列入《中国古今女美术家传略》中,文中称她“长期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中国女书法家之一”。

18

19 20

章士钊有二个女儿,一个太有名了,一个又太默默无闻。小女章眉随殷夫人在香港长大,章含之的书中仅提及她1973年回国参加追悼会,与周恩来有过一段对话,她学的是建筑。还读到过章士钊六十年代前后给胡惠春的一封信,谈及章眉的习作在张大千女弟子的画展上一同展出,其他不得而知。

去年春,北京匡时推出一批殷夫人旧藏,才首次见到章眉的画作,确有惊艳之感,画上多章士钊题诗,还有一幅高二适的书法长卷,写着赠章眉的诗,从诗序可以确定写于兰亭论辨的1965年,章、高与郭沫若论辨的同时,还做起了向下一辈传授《兰亭》真髓的实事。很巧这时又收到高二适纪念馆惠赠的馆刊《舒凫》第四期,有二件新披露的佚函,与匡时的高氏长卷内容,完全相合,刊物不清楚的年代问题很轻松地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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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是年6月10日发表,这时章士钊临了一幅《兰亭》寄给香港的女儿,跋云:“右临神龙一通,乙巳夏伏日在北京,寄与章眉试临。孤桐。”二个月后,收到章眉的临本,章士钊看了很满意,即兴题了一首诗:

小雏无地共临池,万里传观亦自奇。谁是写家浑不辨,除看纸角署章眉。(眉今年十九岁。)

诗中说父女俩的字已浑然一体,不看署名不能分别,高兴之余就寄给高二适同赏,长卷因此诞生。高先和了章诗,另外写赠章眉二首,赞叹之外,在和诗的序中再次表示对郭沫若否定兰亭的不满:

《次孤桐老人韵》(老人以吾著文鼓吹神龙兰亭,遂模一本寄港女子,子眉为临习之助。眉未始用毛笔,而见者谓与公笔致无二,奇哉!世岂有不学而能者耶。老人既喜,为诗示门生适,适亦喜为诗和老人。惟此际方有人图毁弃右军,为蚍蜉撼大树之举,而吾一门师弟乃独宗尚之,此人情势亦同于霄壤):

闻有将雏涤砚池,兰亭一写便能奇。傅家不比章家远,却逊生儿唤作眉。(阳曲傅青主先生有子名眉,父子並工书。)

又《题赠章眉》二首:

右军书圣未为穷,又见官奴学作翁。谁为兰亭争得胜,九重露布策元功。(末句老人与适近事也。)

公诗示我我才穷,难报嘉言慰此翁。书为情钟心在苦,望眉日日著新功。

长卷落款作“八月廿九日”,章士钊收到高诗卷后,在纸边空余处附笔寄给章眉:“高二适是我三十年前论文小友,虽历來自署居我门下,然所学都比我专,书法工力,我尤不及。右幅是汝临写神龙兰亭我送与他看,他高兴所加的评语,语气十分亲切,字体亦甚高明,汝当奉为至宝,加紧用功,莫辜负前辈人的善意。汝得到此幅后,仔细看看,好好学习,试照样临写一通,並我的跋语也包括在內。汝自己认为满意,然后由邮寄来,让我寄与高先生看。桐。九月一日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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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赠章眉诗卷(局部)

《舒凫》载有高二适8月30日及9月20日致章士钊二函,中云:“公书他日在书史应得俊美佳评(非媚之境),眉定可传世其家,敬慕無既。(师母吴老夫人往在都门曾语公,称适短屏,彼再三疑以为出自公手,公笑谓:“果有此事乎?”,今则此愿无憾已。)来诗虽只二十八字,殊能抵當一篇鸿文。凡天位无旷,五伦纲常,应与天爵齐观。诗之可传,写一人之心曲,必使千万人有同感也。适和只作公元作跋语看(鄙首句,今改为“闻得”字)。眉临卷,公欲适为跋尾,适以为公应给眉先写上戏题一诗並短记,或如见示函语,然后适再如命加墨,(适意以公戏题诗为主体,乃敢批其后,非即欲公先为手题也。)俾成一手卷,公如常置几案,亦可稍暢老怀也。”又:“昨晚获诵赐诗,仰承公兴酣落笔,情味深隽,(前题眉《兰亭》卷均同科也。)即在唐宋大家集中亦未始多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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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公书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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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十七帖》局部

在诗卷寄出后的第二天,高二適又来信建议两人在章眉临本后,各自写上诗和跋,不知后来是否有过,匡时的拍品中未见章眉临本。前括号中的一段话很有趣,说的是高、章两人字体很近似,连吴弱男夫人有时也分不清。现在有女如父,老人欣慰自不在话下,稍后的“文革”岁月里,章士钊临了各种书帖,都有跋语,寄给女儿示范,匡时这次展示的就多达几十件,选录数则:“右数札乃孙退谷所藏,见于听帆楼集帖。退谷称其跳脫深于晋法,共三纸,临罢付眉儿。乙巳冬。桐。(临米帖)”“右临曹士冕所得本《兰亭》,殆即欧临《兰亭》也,所谓神龙《兰亭》则褚临,世所传《兰亭》,盖不出此二本,其余皆自二本醖釀而出。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孤桐为眉儿临。”“丁未国庆前三日,孤桐临摹一通。吾年八十七书此,即寄眉儿香港保存之。(临《书谱》)”

这里刊出父女同框作品二幅,章士钊题画诗的释文为:“小女涂鸦故弄姿,书窗涴壁侭权奇。无妨竟问刘宾客,伊是水家卫茂漪。”“颗颗红心伴蜜脾,华林园里绝乌椑。怜他小鸟矜头白,飞向高枝先乱啼。(乙巳夏五,为小女章眉题白头翁啄柿图。孤桐章士钊,時年八十有五。)”另一幅父女都有题词,不细看,字迹真的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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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眉作品

近见内地所刊许礼平《旧日风云二集》,在介绍潘静安的文章中提及黄文山,括号内注明“曾是章士钊乘龙快婿”。章就两个女儿,章含之可以排除,从上章士钊题诗中可知章眉1947年生,与黄文山相差近50岁。我翻过几本黄先生的文集,未见类似的记载。他出身北大,是章士钊的学生。当年因参加章的追悼会,曾被国民党控制的学校解除教职,见董桥《章士钊浮名满天下》(《记忆的脚注》)。许先生或许将学生误记为“快婿”,点错了鸳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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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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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廼中,字汉宽,1921年2月生于北京,天津杨柳青人。曾任吉林市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1944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书法师事启功、刻印师法王福庵。书法能各体,最长于篆、隶,尤以汉篆深厚古朴、独具特色。治印端庄古雅,遒丽多姿。

六十年雨露深恩,忆赏奇析疑,谈诗论韵,故府记游踪,历历前尘犹萦心目;超时代鸿儒巨匠,每辨真鉴古,解字诂经,砚边蒙教益,循循善诱获溉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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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

(一)

第一次知道启功先生名字是 1935 年的夏天,那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长我三岁的哥哥廼隆在汇文中学念初中 。一天,哥哥从学校拿回一本汇文中学的年刊,在形形色色的画面中,署名启功的国画吸引着我的眼神—尽管当时还是童稚之年,可能受些家庭环境的影响吧,对书画之类,已是情有独钟。观赏之余,“启功”两个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后来,我在二伯父贡扬公(名毓瑶)那里多次听到启功的名字,虽未见面,神交已久。

我的二伯父贡扬公酷嗜金石、雅善书法、尤长篆书,是北平“冰社”的成员。冰社成立于民国十年(1921 年,正是我的生年)是一部分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和古文物爱好者,为了发扬国粹、研究学术、交流观摩藏品等而成立的友好型的松散组织。最初社长是易大庵,副社长为齐宗康、周康元,秘书为孙壮、柯昌泗。据我所知,随后还有许多书画篆刻家如寿玺、金禹民、胡佩衡、徐宗浩、汪霭士、丁佛言等加入其中,我的二伯父也是成员之一。比我大八岁的启功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

这里,不知谁带的头,年轻些的都叫我二伯父为“二大爷”,启功先生也就随着叫起来。

我于 1939 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不久就见到了担任国文教员的启先生。他亲切地谈起我们间的世交,谈起我们共同的“二大爷”。我们好像成为了平辈,师生间的“隔膜”一下子打消了。在我心目中这位早就仰慕汇文年刊中的“学前辈”(我从小认为能画那么好的画、尤其是山水画的人是很了不起的),这时又和我共同叫着“二大爷”,是那么平易可亲。随着交往日深,师友之情与日俱增。

大约从 1939 年秋季开学起,我就邀集了同班嗜书爱画的同学王大安、金凤林、郭崇元、李年生、乐芝田等,再加上不约而同的美术系的梁敬莲、张瑾、袁小舟、张学礼等,或则数人邀集,或则个人行动,反正启先生(当时都这样称呼,一直沿续到现在)家有着无穷的凝聚力,每到星期天,尤其是我和王大安差不多很少缺席。我们向先生请教和谈论范围很广,大体上以书画为中心,兼谈艺术界和学校琐事等。先生知识丰富、幽默善谈,更多的时候是桌上铺着纸,陈着笔墨,先生总是一边动笔一边“闲”聊,在边写(画)边讲中,又是书画理论,又是文化知识,又是文坛掌故,又是各处趣闻……经常是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或下午,就这样极度愉快而充实地过去了。这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言教身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最美好的日子。

先生家里人口简单:母亲和姑姑、先生夫妻二人。一家雍雍睦睦、和谐愉快。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有一二同学家境较好),但是如此经常地(常年累月)向先生请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还要拿点什么“束脩”之类,也没有一点点酒食征逐,互相馈赠。有的只是跟先生求张字、求幅画,求个扇面……都是小品,谁也不好意思求大的。回想起来,我求的包括扇面等也不下十几件,六十年来,经过历次劫难,今天留下的作品,仅剩下二尺小联一副,山水扇面一件(背面是溥侗写的 —溥侗,字西园,别署安处斋,艺名红豆馆主,擅书法、词曲,为清末民初著名京剧、昆曲票友)已经堪用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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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上大学一年时的下学期,学校组织了一堂安排在阶梯大教室的书法讲座。这个讲座由陈垣校长主持,启先生主讲。这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聆听惟一一次的大规模、高水准的书法讲演。讲台上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反射幻灯机(我记得是德国蔡司的),启先生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资料,讲堂上黑着灯,启先生一边讲述,幻灯配合着讲述变更着幕布上的画面。其中有一组“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展示当时刚从新疆高昌出土的一方魏碑墓志,墓志为朱笔书写,有趣的是只刻了一半。估计是兵荒马乱中不及刻完,匆匆入土为安的。从照片上显示出朱笔书写的未刻部分笔痕宛然,而刀刻部分则刀痕桀骜清晰可见,除文字未改外,与书写部分的笔致全然不同。这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铁证:那一时代的石刻风气,集中表现了刻手的“不听话”,从学其书法角度来说,学习时无论如何要特别慎重。启先生后来写的诗更为明确“学书自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诗写于 20 多年后的 1961 年,而其犀利之目光、精辟之论据,此时已完整地形成了。

在用笔上,启先生常用“笔肚”一词来讲授,常说“笔肚没写出来”“笔肚写出来了”。今天回想起,说“笔肚”就是“中锋”,似乎还不全面,我想是否再加一个“立体感”或者更接近些。

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启先生教我们每个人练字,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写同一种帖,而是跟据每个人自己的面貌来介绍临写什么。我以前写褚遂良,同时写篆隶,也临过几天王羲之《圣教序》,但写起行书来却非王非褚,模样有点不上路。先生看后略显踌躇,对我说,“我把宋高宗介绍给你,你看怎么样?”说完从架上取下一本日本影印的册页,是宋高宗的墨迹真书。册页印制非常精美,我看后觉得我的字与它确有几分相似,但不好意思开口借临。先生看出我的心态,便毫不犹豫地递给我:

“拿回去写写看。”我入辅仁大学前,已对篆刻有了“半仙之体”,入学后也颇得师友称赏。在此时期,也为先生刻过印章若干方。由于印章的钤本也遭到过劫难,检点幸存的,只还有八方了,做为“印人”能够存下钤本,比起书画家来,还真有这点“优越性”哩!

在启先生身边求教的日子持续到 1944 年我大学毕业。后来事务庞杂、行踪不定,与先生见面明显见少。

北平解放后,人们沉浸于建设新中国、新事业的兴奋匆忙之中,同时作为我所最心仪的书画篆刻,却陷入一派“不景气”。这些艺术品种,在一时间好像成了旧文化的代表。

国家当时“包下来”的政策,“包”不到自由职业者们如靠“润笔”生存的书家、画家和篆刻家们身上。而这些的传统买主,则大部分流亡海外或收敛锋芒,紧缩开支。

因此,这方面的市场一落千丈,琉璃厂书画店成堆成垛的古书名画无人问津,到了“给钱就卖”的地步。对于我,书法刻印,本来就是业余自遣的性质,我有自己的社会职业,是被“包下来”的人员(启先生当然也是),在这些方面的共同爱好,也只有放一放了。

一系列“运动”,直到“反右派”“文革”,种种浩劫,无法也不必细说了。总之,1979 年才一切开始恢复了正常,与先生三十年的睽违,才又恢复了来往。可惜的是,这时的我,早已失掉了北京户口,而是远在东北的“化外之民”。然而,只要是有机会到北京去,第一件必办的事,就是向他老人家登门请安。而我在启府所遇到的第一件遗憾的事,就是原来四口之家,那样雍雍睦睦的完美家庭,两位老人陆续凋谢,那位轻易不出一语而又随时显露出善解人意的笑容的章氏师母,竟然也撒手人寰弃我的恩师而去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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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79 年 9 月的一天,我的妻子孙贤舒到北京出差,带着我的“介绍信”找到启先生当时的住处小乘巷,代我去看望启先生。这是 30 年来第一次通音讯啊!先生看到来信,高兴异常,随即答应在我呈上的一幅清代旧纸上写字,同时谦逊地说:“这么好的纸让我写,非写糟蹋不可。”先生并复信一封,回绝了我同时求对联的要求。在信里推说写不好,这当然是托辞,事后我才觉察到,带去的对联纸虽也是旧品 , 但图案是木刻水印的折枝花卉,一左一右,上下联各七枝,五彩缤纷,不免有点俗气,领悟之下,才觉出自己的孟浪。

启先生在我捎去的旧纸上,写下了他《论词绝句二十首》中的六首,诗曰:“暝色高楼听玉箫,一称太白惹喧嚣。千年万里登临处,继暗缘何苦寂寥(李白)。

词成侧艳无雕饰,弦吹音中律自齐。谁识伤心温助教,两行征雁一声鸡(温庭筠)。一江春水向东流,命世才人踞上游。末路降王非不幸,两篇绝调即千秋(李煜)。

新月平林鹊踏枝,风行水上按歌时。郢中唱出吾能解,不必谦称白雪词(冯延巳)。词人身世最堪哀,渐字当头际遇乖。岁岁清明群弔柳,仁宗怕死妓怜才(柳永)。

潮来万里有情风,浩瀚通明是长公。无数新声传妙绪,不徒铁板大江东(苏轼)”落款处启先生写道:“汉宽吾兄相别三十年矣,1979 年秋重晤,书此请正。启功。”今天看来,这幅中堂确属至精之品,是那个时期启先生的代表作。先生还在我的一本册页,写下了不久前的一首自作诗,原题目是“失眠”(其一):“月圆花好路平驰,七十年唯梦里知。佛法闻来余四谛,圣心违处枉三思。满瓶薄酒堆盘菽,入手珍图脱口诗。昔日艰难今一遇,老怀开得莫嫌迟。”这里写的是“近况一首”。

先生所以随机写了这首诗,恐怕是它的尾联和我的境遇较洽合吧。

在以后的趋谒中虽然并非毫无机会,但由于受人之托较多,而先生这位有名的来者不拒的长者,在满足了我替人家提的要求后,哪还忍心再多占先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但又一次的机会又不期而至了。

1981 年的 6 月,我和妻子同到小乘巷去看望,正在倾谈中,来了一位国际客人—日本某书道代表团的团长先生。只见先生向这位贵宾递过两幅日本产的精美卡纸,上面是先生画好的朱竹、梅花各一幅。他让这位贵客选择其一作为纪念品,而选剩下的,就指了我们一下,表示将题赠给我们。对先生的朱竹,我早已心向往之,今天佳作当前,可是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啊!

只见这位贵客一手拿着一张反复谛视,终于,像是下了决心,把那幅朱竹放下。我可打心里高兴了,心说,你这外行可便宜了我—说他外行,一点也不屈心。他把自己谛视的一端,转了 180°,恭恭敬敬地双手递过去,请求题款。先生接过来,再转了 180°冲着自己,然后濡墨题上款识—原来这位日本客人看了半天,竟然一直在倒着看!这对我们,真是喜从天降,而且还得到了“俪赏”的双款。

从七十年代后期起,我的书作在当地不断受到重视而求书者日多。这使我想起隋代书僧智永“铁门限”的故事—人家喜欢你的字,上门来求,把门限(今称“门坎儿”)踩破,竟然拿铁皮把门限包上,成为“铁门限”。

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不为我所喜。因之灵机一动,即自名我的书斋为“无门限斋”,这又有何不可?

求老师题额是无庸置疑的了。这次是按当时的门楣尺寸大小裁就纸张请赐题的。先生特在纸尾跋曰:“汉宽大兄世大人,乐意近人,海涵地负,余事以铁笔自娱,嘱题此额,何让《西铭》。”应该说明一下:这里的“汉宽”是我的表字,而“大兄世大人”一称,是和前面谈到的“二大爷”一称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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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随着先生知名度与日俱增,随着我和先生的师生关系日益为人们所知晓,无法完全避免的就是虽然尽量控制然而又是永无休止的需索—代为求字、求题跋、求匾额……

我所供职的“吉林市图书馆”首先得到了题名。近年,图书馆迁入新馆,拟把原竖式的改成横式,可惜当年(1981)所写原迹因经手人没注意保管早已遗失,我只好拓下原木刻的成品,照先生的笔意修改放大后交工刻成横式。这种“亵渎”,也确实出于无奈,不知“下真迹”几等了。

为吉林市代求而得到俯允的还有:吉林市档案馆、吉林市致和门立交桥、北山画院和为吉林市名胜北山补题“文革”被破坏的前人联语之一,“盈畦、满目”联。

这里应说明的是,原联语为某名家所拟,“一畦杞菊为供养,半壁江山入画图”。先生看了说此联不妥,“半壁江山”是山河破碎,他把它试改一下。就随手写成“盈畦杞菊堪颐养,满目江山即画图”。真是点铁成金,也给我以很大启发。

吉林市的雾凇是全国有名的自然景观。我曾数次恭请启先生游吉林、赏雾凇,因为这也是一次登长白(或吉林望祭殿)亲履祖先遗迹的机会。但每到这个季节,不是另有重要活动就是身体不适,所以一直停留在愿望上。1993 年的 1 月,我妻子孙贤舒陪同吉林市党政领导一行人到启府邀请先生参加吉林的“雾凇节”。对于远行,启先生还是婉辞了,只答应写几个字,并当时提笔舒纸,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了一首描写吉林雾凇的七绝:

“雾凇木稼实奇观,南土希逢北地宽。雾岭冰川增异景,森林竟作玉壶看。”北京画院著名画家纪清远是我亲姑母的孙子,是清代著名大学者纪昀(晓岚)的六世孙,北京市的政协委员。

2001 年,他获知北京宣武区的晋阳饭庄占用的原址是纪晓岚在北京做官时的故居。这时北京市为修筑两广大道,需拆除若干旧建筑,而晋阳饭庄就在拆除之列。为了保护下这一文物古迹,他四方奔走,得到诸多有关人士的支持,北京市领导特批把两广路线稍作移动(这一下多花了几千万元!),同时把晋阳饭庄的一部分(原故居)开辟为纪晓岚纪念馆。为此,清远通过我,得到启先生的慨允,在目疾未瘳中赐题了“纪晓岚纪念馆”的匾额。

但目前因实物资料尚在搜集中,内容还比较单薄,暂定名“纪晓岚故居”,此匾尚未正式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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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面谈过,和先生相识不久,我的还不成熟的印章就逐步地钤印到先生的作品上。这种不动声色的奖掖,真胜似千万句褒语!先生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名家所制印作,先生不怕玷污了自己的书画,而使我的拙作居然能够僭入,我岂能不孜孜以求,尽量刻得精到些。然而,伎止此矣!

我为先生所刻印作,可分为两个时期:1940 年至1948 年共有八方,1979 年至 2004 年共三十方。

其中“启功九十后作”一印,刻于辛巳(2001), 这一年先生生第 90 年(即所谓虚岁九十),为此,先生特以小诗一首,跋语一通分别书于扇面相赠如下:

“箑叶临窗晓日初,失眠病目不堪书。平生一眚滔滔是,九十年来记已无。不佞生于壬子仲夏,今年始周八十又九。

汉宽仁兄世大人惠制此印,钤此志谢。弟功谨识。辛巳仲秋。”又在印章钤盖之侧跋曰:“汉宽先生每年赐制,此其近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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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启先生做了一辈子老师,奖掖后辈是他老人家一贯的作风。1995 年,在各界友朋一再要求催促下,我开始搜寻作品,为出版《刘廼中书法篆刻集》和“书法篆刻展”作准备。我的集子本打算分成书法集和篆刻集两册出版。

就敬请先生分别题写《刘廼中书法集》和《刘廼中篆刻集》,先生欣然应允。等题好了一看,落款上竟然写了两个“敬题”,这可把我难为坏了。“责问”先生,答曰“当然得这么题”!那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使我只有敬领致谢。

我听说先生给黄苗子先生题写书名,也用了“敬”字,被黄先生做了手脚,运用现代科技轻松地把“敬”字处理掉了。我是否也照此办理呢?经反复思考,觉得并不甚妥。我就原样未改,印在书里,并在《后记》中说:“想来想去,还是姑仍其旧吧。一以保留原貌;二则可以昭示后人,前辈们是如何提掖晚生的拳拳之意的。”启先生还在目疾中为作品集题诗,诗曰:“ 铁笔追秦汉,柔毫继晋唐。中华书艺古,千载见遗芳。”为这本书的出版,先生还致信其弟子、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请其帮助想办法,足见先生呵护之殷。虽然该书最后的出版落在弟子鞠稚儒肩上,但对先生的感念,却是难以释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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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02 年 9 月,是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也是启先生从教 70 周年,北师大与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央文史馆、国家文物局、九三学社中央等单位在东方美术馆举办了“庆祝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启功先生从教 70 周年—启功书画展”,我与妻子专程赴京祝贺。开幕式那天,坐在台下远远望着九十高龄的启先生,感慨万分。启先生从教 70 周年了,而我从师先生也六十余年了,如今先生已届耄耋之年,身体每况愈下,想来感慨万千。这时,台上各主办方代表已先后发言,主持人请启先生讲话,先生接过话筒,对站在左右的乔石、王兆国等领导说:“我不讲话,我向各位首长提个要求,咱这开幕式能不能到此结束,大家都站有一会了,还是看展览吧!”老人的善良、幽默,赢得一片掌声。当我走进展厅,想与先生“报到”时,先生因劳累过度而晕倒,被医护人员推出了展厅,紧急送回医院。这是近年来去北京唯一一次没有当面向先生请安。

2005 年 6 月 30 日凌晨 2 时 25 分,启先生因病不幸仙逝,我病中含泪作挽联表达哀思,并让妻子专程赴京送到先生灵前:

六十年雨露深恩,忆赏奇析疑,谈诗论韵,故府记游踪,历历前尘犹萦心目;超时代鸿儒巨匠,每辨真鉴古,解字诂经,砚边蒙教益,循循善诱获溉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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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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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奇,安徽省安庆市人,别署“翰逸轩”。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书法家协会隶书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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