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全市“三大一实干”活动如火如荼全面深入开展之际,4月28日上午9:00,我会举办大美常州·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首届书法展暨青苗书法计划启动仪式,并邀请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双阳主讲《见素讲堂》第二讲。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明辉,团市委书记潘文卿、副书记苗润,市文联副主席池银合,市财政局副调研员戴文英,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双阳、徐州市青年书协主席岳继承,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叶鹏飞、副主席陈清、李啸东、戚散花,市青年书协荣誉主席胡士超、张国强,主席郑长安,副主席芮新丰、陈曦、陈捷、叶康宁、徐春柳、黄晖,以及参展书家二百余人出席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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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明辉和团市委书记潘文卿共同为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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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叶鹏飞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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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双阳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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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得到了全国众多书法大家、名家的关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言恭达先生,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鲍贤伦先生,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卫军先生等,专门挥毫,题写贺作,对我们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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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岳继承先生宣读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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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常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叶鹏飞和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双阳为我会名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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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书法家胡士超、张国强为我会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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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青苗书法计划”。我会首批青苗书法计划的导师分别由荣誉主席胡士超、荣誉主席张国强、副主席陈曦、副主席陈捷、副主席黄晖、副秘书长张亚明担任,分别与首批结对子的六所小学——新北区安家中心小学、钟楼区卜弋小学、金坛区河滨小学、武进区南塘桥小学、溧阳市东升小学、天宁区博爱小学的书法教师结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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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课堂书法教学的技巧和水平,设立了青苗书法教学指导委员会,分别聘请副主席、武进区剑湖实验学校副校长徐春柳,会员、新北区国英小学教师杨旭,担任主任和副主任。并将对青年书法家进课堂开展教学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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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周其雪宣读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青苗书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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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将与全市20所小学结对,选派优秀的青年书法家与结对学校的书法教师开展“传帮带”活动,以提高书法临摹和创作水平为重点,在书法的技法、审美、理论、历史等专业知识上给予指导,提升小学教师的书写技能和审美能力。同时,还将发动市青书协所有会员投身结对学校的书法兴趣课教学中,义务为学生上满上好1000节书法兴趣课。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郑长安主持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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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00,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双阳主讲《见素讲堂》第二讲,深入分析了五体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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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阳主席以“书法五体之关系”为题,从四体与草书的关系、帖学笔法演示,如何做好五体兼修并进以及五体元素的纯粹与融合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并着重阐述了书法五体兼修并进的重要性,以篆、隶、楷、行与草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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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学习五体要进行系统的分析、厘清不同五体元素的“临创”关系。譬如,学习篆书有利于线条用笔的控制,学习隶书有利于灵活自如地铺毫,产生出浑厚的线质,学习楷书有利于结构的掌握,学习行书有利于书写行气的产生,理解行“聚”,草“散”的特征。还就“帖学笔法演示”作了详细讲解,并以图文的形式强调:如何做好五体兼修并进以及五体元素的纯粹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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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青年书法家精心创作的82幅作品,内容或是讴歌常州文化的诗词歌赋,或是常州籍古今文人骚客的经典诗文,充分展现了青年书法家对家乡常州这片土地和人民真挚的情感,对理想、对艺术和对事业坚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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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展设在红荷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展期从4月28至5月6日(5月1日闭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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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笔,
原是拿毛笔泡水的动作,
泡开的毛笔较易吸收墨汁,
写字时会感觉比较圆润。
不过“润笔”一词,
更为人所知的意思是:
请人撰文、写字、作画的报酬。
一直以来,
收取润笔乃文雅之事。
说起大师们的润笔,
那是明码标价、绝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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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笔”的来历

北周时,郑译与隋文帝杨坚有同学之谊,又帮助杨坚获得皇位,但因贪赃枉法被贬。后来,他奉诏回京治病,隋文帝杨坚接见他时,下诏恢复他的爵位和官职,当场命内史令李德林起草诏书。

2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杨坚

这时,高颎对郑译开玩笑说:“笔干了。”郑译笑道:“我出为刺史,拄着拐杖回来,没得到一个钱,用什么给你润笔?”杨坚大笑。

这就是“润笔”的出处和来历,后用来指代请人撰文、写字或作画的报酬。

郑板桥
“白银为妙”

3郑燮小像

郑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诗书画三绝。但他在政治上并不得志,61岁时因为民请赈而得罪大吏,从一生中做的最大的官之一——潍县知县任上辞官回乡了。此后13年,郑板桥以卖书画为生。由于他已名满天下,求书索画者络绎不绝,他便自书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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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燮《东坡烟江叠嶂诗卷》

第一段开门见山,明码标价: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
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6郑燮《行书金农诗横幅》

第二段说别送礼,直接给银子: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
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若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

7郑燮《兰竹图》

第三段说不能赊账,也不陪聊天:

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
年老神疲,
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8郑燮《墨竹图》

最后附诗一首,强调买卖双方的两厢情愿: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9郑燮行书横幅《吃亏是福》

都说郑板桥有“三真”:真气、真意、真趣。在润格问题上,倒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齐白石
“一只半虾”

10齐白石

齐白石为人谦和,但自定的稿费标准却绝无商讨的余地。他在七十多岁时,因苦思作画而少休息,说:“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在他家的客厅里,挂着他亲笔书写的稿费标准,明码标价,一清二楚。

11齐白石画虾

有一人来求画,但数数荷包里的钱,只够买一只半虾,但他想得到齐白石亲笔画的两只虾。齐白石说:“我一生受苦,从童年至今,所以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没钱,怎么生活呢?”然后接过钱说:“放心,一定让你满意。”

12齐白石画虾

随后,齐白石挥笔作画。先画了一只正在水边嬉戏的虾,活灵活现;又在旁边,画了一只在水面上只露出上半身的虾,下半身被层层水波挡住,惟妙惟肖。两人皆大欢喜。

13齐白石画虾

齐白石就这样巧妙地满足了来客的要求,同时又严格遵守了自己拟定的稿费标准。

张善孖
“草莽英雄”

14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在苏州赏画

张善孖是张大千之兄,以画虎闻名,自号“虎痴”。

抗日战争期间,张善孖住在成都。有一军阀命人带四百块银圆送去,限张善孖十日将虎画好,为他57岁生日祝寿。张善孖早知此军阀,干过不少杀人谋财的勾当,对抗日更不热心,对他很是厌恶,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满口答应为这军阀画虎,还收了润笔费。

15张善孖画虎

在祝寿那天,张善孖亲签了封条的画被呈递上去。那军阀甚是得意,迫不及待地当众打开画卷,竟气得要死。原来画面上是一片芦苇,从中露出了一个小老虎的屁股,上书“草莽英雄”四个字。

16张善孖画虎

军阀吼叫着将画扔在地下,下令立即捉拿张善孖。不多久,卫兵们回来报告,张善孖在前一天就坐汽车跑了,倒是把四百块银圆交托别人送来。

傅抱石
美酒润笔,真情动心

17傅抱石

傅抱石喜欢饮酒作画,常一手执笔,一手执壶,肆意挥洒勾勒,抒发满腔激情。关于他饮酒作画,还有一段佳话。

18傅抱石《屈子行吟图》

在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时,由于当时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他在作画时买不到酒喝,无奈间试着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倾诉无酒之苦。

19傅抱石《看山图》

周总理看罢信,为傅抱石的直率莞尔一笑,立即派人送去了好酒。傅抱石喜上眉稍,打开瓶盖,一股醇香扑鼻而来,精神为之一振,再喝上几口,有如久旱逢甘霖。

20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美酒润笔,真情动心。傅抱石激情勃发,很快与关山月构思创作出《江山如此多娇》这幅气势磅礴深受中外贵宾好评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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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一些人看来,
不就是在纸上写几个字吗?
这点纸墨值几个钱?
所谓“废纸三千犹恨少”,
其实,成为一个真正的
书法家、画家或作家,
需要高昂的成本和付出。
所以,
请尊重艺术家的劳动成果!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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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戏牡丹,一挥万重山

一横长城长,一竖字铿锵

一画蝶成双,一撇鹊桥上

一勾游江南,一点茉莉香

书法,是汉字书写最诗意的表达。纤纤一管,无筋无骨,挥毫之间,诗意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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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关于“人”的概念,是小时候父亲展开三字经字帖,指着人字对我说的:“人字两笔,一撇一捺,撇须如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捺须如崩浪奔雷般的气势,人字方能呈头顶高天,脚踏厚土之势,顶天立地,方为人!”

从前过年的时候,看爷爷在火红的正丹纸上写的“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字字刚健有力,丰润挺拔,蕴含着满满的年味。

看从前的书信,“意映卿卿如晤……”,落笔轻重,用墨浓淡,行文起伏变化间饱含眷眷爱恋和依依离情,笔笔含泪,字字泣血,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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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人的书法作品,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笔笔有深意,字字有温度,有历史的厚重感;看现在的字,横竖一个样,都是手机电脑快速敲打出来,是冷冰冰的,轻浮的。

中国书法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流传下来的书法名家,不过百人而已。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其中最喜欢《兰亭集序》的潇洒飘逸,《玄秘塔碑》的宏正清竣,《古诗四帖》的奔放不羁,《黄州寒食诗帖》的豪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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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王羲之天性清和,洒脱不拘,有广为传颂的写经换鹅的故事,还留下东床快婿的美谈。

当时太尉郗鉴遣人来王府择婿,众子弟皆悉心打扮,各展所能,只有王羲之袒腹而卧,如若不闻。正因王羲之深入骨髓的潇洒不羁的气质,才能写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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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局部

《兰亭集序》,行气流畅,用笔顿挫有致、章法如野鹤游天,“飘若惊鸿,矫若游龙”,达到了“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解缙盛赞“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局,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

在我看来,《兰亭集序》就如姑射仙子漫步云端,步履悠闲潇洒,顾盼神飞,是“清水出芙蓉”般不加雕饰的超尘脱俗。虽兰亭真迹已不在人间,人间一直流传着兰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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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图下为文征明《兰亭修禊图》局部

柳公权书法极富盛名,当时民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柳公权为人刚正不阿,荒淫无度的唐穆宗曾问柳公权如何运笔,柳公权答曰:“心正则笔正!”唐穆宗为之改容。其字一如其人,刚健挺秀,铁骨铮铮。

柳公权六十四岁所书的《玄秘塔碑》,笔力挺拔矫健,书体疏朗刚正,行间气脉流贯,内敛外拓,全碑无一懈笔,虽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王世贞《池北偶谈》赞:“玄秘塔铭,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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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秘塔碑》局部特写

在我看来,《玄秘塔碑》就像一位隐于深山的绝世高手,侠肝义胆,一身正气,江湖一旦纷争起,出手扫尽不平事,又飘飘然而去,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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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秘塔碑》局部

张旭狂草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当时并称“天下三绝”。张旭又有“颠张”的雅称,颠在何处?张旭每至酒酣,以头发饱蘸浓墨,狂呼大叫,在粉墙素屏上东涂西抹,一笔狂草,满壁纵横……杜甫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古诗四帖》是张旭流传于世中最精彩的作品。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笔画连绵不断,奔放不羁,满纸如云烟缭绕,一气呵成,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董其昌评:“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

在我看来,《古诗四帖》犹如飞天神女遨游太虚。飘然而至,衣袂翩翩,如云出岫而轻盈;悄然而去,余韵不尽,如云蔽月而婉丽;忽长袖而舞,如流风卷白雪,忽又伫立长思,如明月照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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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张旭 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一生屡遭贬谪,依然笑看大江东去,纵谈世事古今,除了苏东坡,几人能做到?苏东坡的豪放旷达,也一样体现在他的书法中。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天真烂漫是吾师”,有怎样的个人意绪就写怎样的书法,是宋人“尚意”的最高境界。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东坡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此帖笔法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结字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参差错落,变化纷纭,诗意与书意相互映衬,共同描画出苏东坡当时悲凉的心境。

在我看来,《黄州寒食诗帖》就如一名落落不合时宜的风流狂士,洗去一切纷华伪饰,以赤裸裸的拙涩面目示人。在风雨如晦中,疾呼狂走,仰天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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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书法,其实写的是人的性格,每种字体,都有它的灵魂,它的喜怒。

一碑一世界,一帖一净土。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书法依旧是缓慢的。在一笔一划的轻重起伏间,世界越发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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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对于中国人宛如性命,生死相随。从晋代战乱之时,王导仓惶过江也不忘把钟繇的《宣示表》缝在衣带之中,誓言“帖在人在,帖亡人亡”,到唐太宗指使萧翼骗取《兰亭序》真迹,临终又立下遗嘱,让太子李治把《兰亭》放入昭陵陪葬,再到黄炎培出借王羲之真迹给毛泽东,因过于贵重提前索要,被毛泽东评为“不够朋友,够英雄”的传说,书法与中国人的关系可用8个字来形容:言志明心,血肉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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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中国文化的便捷方式

哲学家熊秉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应该说,中国的文字乃至书法艺术的特性,契合了中国文化的某种特质。从书法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化,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平和淡泊、温柔敦厚的书风,既是出于初唐时期确立文化典范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个人的喜好。上至历代君王,下至普通百姓,书法都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书法是最能代表民族特质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

老子崇尚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在书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阴阳相生、刚柔相济、虚实相间、计白当黑、“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等,这些书法中常见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原理。另一方面,儒家崇尚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影响着书法的风格品评标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体现出符合儒家标准的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形象。

实用文字的发展和作为艺术的书法的发展,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实用文字的发展讲求整齐简洁、美观规范,由繁至简;艺术则追求变化和特点。所以,一种字体在出现初期至成熟之前,往往是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商周甲骨文已经是高度成熟的文字,至东汉末,书法的各种字体和风格样式都达到完备的状态,出现了一大批以书法名世而载入史册的书家,也出现了一批书法理论专著。这些理论不仅影响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为绘画以及其它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字书写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领先并影响着其它门类艺术的发展,使得中国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始终注重意象化表达。中国画强调线条勾勒和书写性,正是书法影响力的体现。中国人对书写至始至终的情结、对书写特征的迷恋,在其他民族是极为罕见的。先哲许思园说:“书法为最普遍最实用之艺术,中国人审美修养,实基于此,因而陶冶成世界上最能鉴赏形式美之民族。中国之篆隶行草山水花鸟画幅,玉器与园庭布置,皆无上美妙。发扬民族文化,必经恢复此艺术境界始,而其根本则在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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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达意的基本手段

半坡文化中,有作为装饰性的陶文。很多陶文是线面的结合,也有一些是用线勾描出来的。线条的形态丰富多彩,本身已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与后世书法的一些特征相当接近。

书法艺术最重要的特征是“书写性”,所谓“书写性”是指作品中笔触的运动感和连续性。中国书法就是把这种书写性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这种书写性在原始刻画符号中(包括文字的雏形和原始图画等)已有所体现。岩画中表现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界的其它物象也是文字的雏形,后来演化为象形文字,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象形文字符号呈现的绘画形态美,也体现出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在人类发展早期是共同的特征,但在很多民族并没有得以延续,只有在中国的书法中得到充分发展至高度成熟,又贯通于绘画等其它艺术领域之中。郭沫若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

中国人具有诗的灵性,崇尚心灵自由的诗意人生。“书者抒也”(许慎《说文解字序》),“书,心画也”(扬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书法艺术这种直抒心意的表达方式,非常符合中国人直觉感知世界的方式。因此,书法能通透地表达中国人的诗性心灵,成为中国文人表情达意的基本手段。

王羲之书《兰亭序》,记叙兰亭山水之美和集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了“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感慨;颜真卿书《祭侄稿》于亲人罹难、“父陷子死,孤城围逼”的情况之下,借其文其书表达对叛贼的痛恨和失去亲人的悲愤,书文辉映,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东坡于困顿之中书《黄州寒食诗》,“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寓忧患之意于点画之间,将抑郁却旷达之情倾泻于笔端……历代志士的家国情怀无不体现在书法之中。

在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中,作为静态书体的篆、隶、楷书,用笔内敛平和,更多地表达一种静穆平和的秩序感;作为动态书体的行、草书,用笔跌宕飞动、变化莫测,追求犹如交响乐般的强烈节奏。这种节奏性在草书中发挥至极致,尤其是张旭、怀素的狂草,变动如鬼神,不辨端倪,对书法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表达在草书中合二为一。某种程度上,草书与原始刻符中体现出的人性本初有意无意的表达方式尤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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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书法是古代文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明清文人追求所谓“三绝”——诗书画,近代文人要求做到诗书画印四全,还有所谓琴棋书画、书房四艺……这些对文人基本技能和素养的要求都离不开书法。书法在传统社会里一直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既是书斋雅玩,也是必修功课。于读书治学之余,挥毫染翰,即可证经悟道,又可消磨时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古代君子立身的四个原则,也可看作一个层层递进、人生境界不断提高并最终升华的过程。为学始于立志,致力于道德,终于优游于艺术境界。只有依靠艺术达于“游”的精神自由境界,才可体味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大境界。

书法能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对力、气、韵、势、节奏的追求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穿插、避让、担夫争道,又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自此草书长进”;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黄庭坚“于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以古人为师和以造化为师是书法学习的两条重要途径。师古人,就是学习历代积累的书写经验;师造化,是要参悟宇宙人生和自然万物之理,以技进道。

硬笔、电脑等新型书写工具的介入,使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步弱化,艺术的功能却得到发展。新时期持续不断的群众性书法热潮即是很好的佐证。书法在当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强化视觉的表现力上,很多美术化因素融入进来,例如强调单字结构的造型,甚至出现极力变形夸张的方式,还有强调章法的构成,融入现代构成设计意识,甚至出现各种色纸拼贴等非书写手段来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这些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书法的表达空间,丰富了传统书法的表现形式。

宋代陆游有诗云:“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雨后的春光下,明窗净几,铺毫展纸写上一通草书,闲情疏意,随纸斜行,不着意,不求工,写累了就晒晒太阳,细细地品鉴雨前春茶。这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快意人生!

— 壹 —

知道我喜欢朱新建的画,边平山老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这样就与朱新建电话聊上了。渐渐嫌电话聊得不过瘾,又约见面,地点在苏州,我先请朋友订了胥城饭店,电话他,请他过来一起晚饭,他说晚饭可能不方便,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在。我说几个人?一起过来吧,我可以换个大点包厢。他说:人也不算很多,让我先数一数。过了半分钟,说:一时还真数不过来,大概就百十来个吧⋯⋯

第一次见面,这一聊就聊了足足四十八个小时。因为我的朋友是经济学研究生,话题也先从经济学开始。朱新建从亚当• 斯密聊到冯• 哈耶克,从凯恩斯聊到费雪,从奥地利学派聊到新古典经济学,后来朋友的新婚妻子电话过来催他回家,我把他送下楼,问:这个画家聊的经济学是不是瞎忽悠?朋友说:不是的,他聊的比我老师董辅礽更通俗易懂。

来年春天,他让我去宜兴陪他写生,为大水所阻,困在宾馆百无聊赖,当地某老板新开一桑拿馆,非常热情地把我们邀去。浴罢,被带到一间大休息室,老板已经备齐了笔墨,朱新建也不推辞,直接在一张丈二纸上书陶诗“众鸟欣有托”五个大字,旁观者无不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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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请他到景德镇画瓷,我见瓷胚中有个方型器,就请他和吴子建、石开、边平山诸先生各在一面画画或写字。他问我想画什么内容,我说内容不限,只要有趣就行。他画了两个祼女背影,随手题了释志南“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句,石开老师当场就笑得不行了。

边老师平山最推崇格调,所画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还说平生所见最高的古画是二尺的绢上只画半条蟋蟀断腿。有人送我一本制作精美的小册页,我就请他给画了。十二页,每页着墨极吝,或小半个枯蓬,或一两根细草。朱新建见了说:平山真是聪明绝顶,就像打乒乓球,从来不打桌面,练的全是角球。我请他顺便在册页上写个签条,他也不加思索,题了“神仙脾气”四个字。后来我把册页又给边老师看,他一高兴就不肯还我了,还把“神仙脾气”四个字让吴子建先生刻了个闲章,盖在他的画上。

二零零六年的春节,他在苏州过年,我们相约到秀州书局访范笑我兄。那天范兄陪我们游烟雨楼,在船上,讲解员介绍红色传统,讲建党的不易,讲十三位代表如何历尽千难万险。朱新建说:参加“一大”其实不难的,当年如果我是一大代表,你在上海马路上偶然碰到我,说不定就跟来嘉兴玩了,一不小心就也是代表了,难的是现在的代表,好几千万人中就那么几个。

— 贰 —

有天一大早,朱新建就来电话了,说最近突然悟到一个可以行遍天下无敌手的秘诀,问我要不要买,还说一点不贵,就一百万。我说一百万还不贵?你扯吧,立马挂了电话。

中午又打电话来,价格已经降到廿万了,我仍坚决说不买,他颇无奈。

到晩上,电话又来,说千万别挂电话,白送你总行了吧?我说那好!他就在电话里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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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的意思是古往今来,行走天下的第一利器就是表扬,而表扬,又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实事求是,简单直白。比如对方长得英俊高大、读书成绩很好这些有目共睹的优点,你多表扬下,对方就会感觉到你的善意,起码不会把你当作敌人;第二重,勤于观察,语多神解。别人每有得意事,自己不便说或不好意思说,如新得升迁、新搬大宅,乃至手腕上新置一块劳力士手表,要十分果断毫不犹豫地帮他说出来,你就被引以为平生知已了;第三重,心开神释,别出机杼。要把对方自己都尚在无意识或感觉有无之间的优点加以提炼总结,不遗余力表扬出来,那就上升到重生父母的境界了。

十多年过去,每每想起前事,虽然是调侃,我还真有点后悔当年没有把这个秘诀买下来,如真花了钱,那怕是廿万,感触一定很深,我的人生由此大改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至于朱新建本人,倒是践行得极好。有次认识一个老板,其吝啬是泽被一方、百里无出其右的,但只要朱新建来,必在最好的饭店,点最贵的菜请客。原因是初会,他在一个小饭馆请朱新建极简单吃了次饭,朱新建给写了张字,叫“孟尝客我,剑铗生辉”。

他来湖州小住,朋友请去画室喝茶聊天,正好那天市长也来画室挥毫临帖,他随手画一图,题了郑板桥七绝相赠,诗曰:“吴兴山水几家诗,最好官闲弄笔时。寄取东坡与耕老,吾曹宾主略如斯。”这么多年过去,市长也早退休了,但每次碰到,必拉着我大夸一番朱新建。

— 叁 —

朱新建善于表扬别人,但他化解别人对他的批评也是另有一功。

当年叶浅予先生看了他的画,气得鼻子冒烟,说:哪里是创新,这是复辟,是封建糟粕!我们继承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继承的恰恰是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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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建回说:第一,叶浅予先生本人的艺术成就我是很钦佩的,叶浅予是我很景仰的前辈艺术家。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其实跟叶浅予有很大关系,叶浅予的画我到现在都可以背了,不信拿纸拿笔来,叶浅予很多速写我可以画给你看,一模一样。我个人是在叶浅予身上下过很多功夫的,叶浅予速写画得非常好,对女人的造型很有研究,画得很好。叶浅予肯定是我基本造型因素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画成今天这样,也是学了叶浅予不少东西。第二,像叶浅予这样的前辈艺术家,能对我们后生晚辈的作品这么关注,我表示感谢。第三,叶浅予的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等很多东西,跟我的都不一样,所以我和叶浅予先生的价值、趣味等也会不尽相同。这种不尽相同,我希望你们这些作为领导的人能够容忍。

多年后,我陪上海画家张桂铭先生去北京,华君武先生请吃饭,席间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朱新建,华老竟然能复述叶、朱间的对话。华老于时人少所推许,惟于朱新建,可谓输心降志,推崇备至

北京有本叫《边缘》的杂志,开个专栏叫“瞧这片画坛”,把当今有点名气的画家几乎痛骂个遍,朱新建当然也在被骂之列。这些年画家听惯了各种表扬,一旦被骂当然个个恨得牙痒痒。我问朱新建的看法,他说:把我放在“新文人画”群体里骂一遍不过瘾,又单独拎出来再骂一遍,说明作者对我是高看了一眼。把兰陵笑笑生和毕加索作为批评我的标杆,那不是批评,简直是一种表扬。我真要谢谢他,以后碰到,要请他吃饭,吃好饭再让他来我家挑画,有喜欢的,请他随便拿。

— 肆 —

朱新建虽然是一位职业画家,但他似乎更倾心于文学。他时不时会提到他的两位大哥顾小虎和阿城,我有时与他抬扛,他碰到没法解释的问题时,总说这是阿城讲的,你下次问他好了

后来我也真认识了顾小虎和阿城两位老师,明显发现顾小虎的谦抑和雅人深致深深影响了朱新建,而朱新建的思维方式明显源自于阿城。

朱新建的文字水平在当代画家中应该是无出其右的,那些年在陈村老师的“小众菜园”论坛玩,没有多久,那些对文字都很自负的上海作家如王小龙、孙甘露、沈宏非、吴亮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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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山 《各体书册》册
纸本 29cm×15cm×2×12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临帖研究
窦元章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或一六八五)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书法作为基本的教育环节也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傅山晚年曾回忆说他八九岁开始学习书法,至七十七岁[1]还临池不辍,临帖活动伴随了傅山近七十年,影响着傅山每一次书风的转变。傅山临过的帖现已无法准确统计,根据其文集、书论里的记述和传世的作品来看,傅山遍临百家,涉及真、草、隶、篆、行各体,而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赵孟頫、颜真卿、篆隶及二王。本文试图梳理出傅山在各个时期临帖的特点,说明临帖对其书风形成的影响。

傅山临赵孟頫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利,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2]年轻的傅山苦于书艺不进的时候,遇到了赵孟頫,因『爱其圆转流利』,于是下功夫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可见傅山学了赵孟頫之后书艺大进。赵子昂的书法很适合傅山的胃口,之后的十几年,赵孟頫成了傅山学习书法的主要对象,一直到甲申鼎革之后。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傅山临写赵孟頫的作品,但从其早期的作品《佳杏得红字诗稿》以及石刻拓片《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来看,明显流露出赵孟頫流畅绮丽的味道。在傅山其他的小行书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赵孟頫的影子,而这种影响即使在傅山晚年的临作中还时有表现,如山西博物院藏《临帖册页》及晋祠博物馆藏《临王羲之张令等帖手卷》(图一)的后半部分都能看到赵孟頫的遗风。可见,年轻时的傅山对赵孟頫的书法下过很大的功夫,以致在日后的作品里会不经意间带出赵书的味道。难怪晚年的傅山经常感慨:『然腕杂矣』、『少年时徒坏纸笔,但习恶书。』[3]

年轻时期的傅山浸淫于赵孟頫书法,一是受到当时书风的影响,自明以来,书坛上馆阁流行,赵书风靡,而晚明书坛执牛耳者的董其昌更是称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4],把赵孟頫推为王羲之后第一人。年轻而有些无知的傅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二是傅山在学习赵孟頫之前,接触的都是晋唐时期的石刻,所以不能『略肖』其精神,当看到赵孟頫墨迹的时候,随即被其『圆转流利』所吸引,喜欢并且上手是自然而然的事;三是赵书『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5]『赵书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6]。傅山深知王羲之书法是正脉,但不能看到墨迹,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甲申之后,傅山对赵孟頫的态度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余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7]『熟媚绰约,自是贱态。』[8]『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9]很显然,傅山痛斥赵孟頫是因为政治原因、人品问题,正所谓爱之深,痛之切。但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傅山对赵孟頫『亦未可厚非』,还是肯定的。

2《草书临帖》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绫本,纵162.2cm,横44cm。

3傅山《临王献之江州帖轴》 绫本 174.5×50.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傅山《临王献之江州帖轴》 绫本 174.5×50.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傅山临颜真卿

傅山受其家学影响,从小学习颜真卿,但真正全身心临习,是从甲申之后。白谦慎推断,他对颜真卿书风的热衷始于一六四○年代后半期与一六五○年代。根据傅山自己的叙述,他曾认真学习过颜体楷书《家庙》、《麻姑》、《大唐中兴颂》及行书《争座位》、《祭侄文稿》。傅山有一件书于一六五○年代的《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图二)作品,整体风格除了线条厚重外,基本上是按王羲之小楷的笔法和结字特点临摹的,完全没有原碑的宽博朴拙。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傅山在做一种有意的探索,即用自己习惯的王羲之笔法临摹颜真卿小楷,尝试找到二者间的契合点;二是傅山从小接受王羲之体系的小楷训练,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风格,甲申后改学颜体小楷,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摆脱王羲之的影响,故在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中,有意无意地带出了王羲之小楷的味道。而书于一六五三年的另一件小楷《庄子逍遥游》册页,尽管还有钟繇和王羲之的影子,但表现更明显的是用笔凝炼厚重,结字平稳宽博的正宗的颜体风格。在大字楷书上,如藏于晋祠博物馆的『性定身闲』联(图三)和『竹雨茶烟』联(图四),则表现出了更直接、更纯粹的颜体风格。

4傅山《竹雨茶烟联》轴 纸本 225×44cm×2 山西晋祠博物馆藏

行书方面,在傅山一六四○年代至一六五○年代中前期的书作中,我们发现其书法风格的不一致和不稳定的状况,这正是傅山学习颜体行书,改变原来面貌的探索阶段的表现。到一六五○年代中后期,傅山以颜真卿为主调的行书风格基本形成,这也是傅山小行草的代表风格。就书于一六六○年的傅山行书代表作《丹枫阁记》(图五)而言,林鹏先生说:『完全是颜体的地道风格,笔法结构,直追平原』[10]。书于一六六○年代的《左锦》册页(图六),无论是笔法、结字还是整体格调上都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极其相似,傅山把颜体行书的特点已完全融入到自己的风格中。对于孤傲不逊、个性十足的傅山,能够亦步亦趋地学习临摹颜真卿,只能说明颜真卿不管是人格上还是书艺上都深深地吸引了他。

5傅山 行草临古轴

中年后对颜真卿的认真研习,是傅山一生学习书法最重要的阶段。其后的书法不管是楷书、行书还是连绵大草,都以颜体风格为主导,而傅山选择颜真卿作为自己一生学习的典范,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是家学渊源。傅山在《作字示儿孙》后云:『复始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11]又云:『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12]这表明傅山的先祖一直在学习颜真卿,并把学颜作为傅家子弟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而颜体书法厚重、磅礴、壮伟的风度,非常符合北方人的审美心理,也更符合刚正不阿、性情豪迈的傅山。傅山从小应该受过良好的颜体书法训练,对颜真卿及其书法是非常有感情的。

二是政治原因。这是傅山中年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颜真卿书法最直接的原因。傅山从小受到儒家思想教育,是一位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当面对山河骤变、家破国亡的历史遭遇时,傅山选择了抵抗,选择了不合作,最后选择了用文艺的手段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武器。而临危不惧、忠义大节的颜真卿无疑是傅山学习的最好典范。晚年的傅山有两段笔记,记述了他为何如此认真地研习颜真卿的书法:

『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犹读《三国志》,于关、张事,便不知不觉偏向在者里也。[13]』

『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14]

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写道: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15]

这首写给儿孙、教育后代的诗,提出颜真卿是做人、做书的典范。他告诫子孙,只有颜鲁公那样高风亮节的人,才能写出那样遒丽雄强的书法,只有那雄强豪迈的书法才能以笔代戈,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卫俊秀先生认为:『(这首诗)特提出人书俱传的鲁公,态度是严肃的,气势是雄大的,念及后代,寄意遥深,意义实为重大。是傅山书论纲领性的诗篇。』[16]傅山显然具备了颜真卿的双重品格,因此他从颜真卿的书法美学范式中找到了契合点。

三、书法本体原因。吸引傅山的不仅是颜真卿的忠义形象,还有颜真卿书法风格的特点。在《训子帖》中傅山在比较了赵孟頫和颜真卿的书法特点后,提出了著名的『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观点。傅山认为颜真卿的书法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的书法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颜体书法得篆籀正法而朴拙无华;在『二王』优美、恬淡传统书风之外高举了粗犷、豪放的另一面旗帜,被视为『丑』;结字内松外紧,转折处活泼流畅,可谓支离;用笔洒脱自然,直抒胸意,可谓直率。而『拙、丑、支离、直率』也正是傅山向颜真卿取法的主要方面,这些特点最后融合到了傅山的其他书体之中,尤其表现在他的连绵大草上。颜真卿不仅是傅山崇拜的典范,也是其『四宁四勿』书法理论的完美体现者,是傅山书法的主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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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傅山 《行草临帖书册》册 纸本 32cm×32cm×2×8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临篆隶

中年以后,傅山开始关注篆隶,提出了许多掷地有声、清晰有力的观点:
『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17]
『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18]
『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19]
『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20]
『至于汉隶一法,……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21]

傅山还把这一理论付诸书法实践。中年以后临过的篆隶碑帖有《石鼓》、《峄山》、《张迁》、《史晨》、《华山》、《梁鹄》、《曹全》、《夏承》、《孔宙》、《尹宙》、《衡方》、《乙瑛》等,有些碑甚至反复临摹,多有体会[22]。傅山传世的篆隶作品不少,但质量不算高,远不能和其他书体相提并论。他学习篆隶的目的是在用,取篆隶之浑厚、古朴、支离等营养而参融到其他书体,尤其是草书中,最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连绵大草。在傅山《临曹全碑》中,我们看到,他弱化了原碑规整娟秀的特点,线条硬拙,结构奇侧,和原范本相去甚远,显然是在把握大致字形基础上的『意临』。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似乎能看到傅山学习篆隶的态度和方法。

傅山如此重视篆隶的原因:首先是清代初期,学术上的追本溯源,金石学的复兴,访碑活动的活跃,促进了审美思潮的变化,书法上也把学习篆隶作为艺术革新的不二法门;其次是甲申之后,傅山开始全面热忱地临摹颜真卿,颜体书法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古拙、质朴,具有篆籀韵味,而篆隶书的特质又符合傅山『四宁四勿』的审美观。傅山从颜体书法上受到了启发,找到了灵感,懂得了把篆隶融合参用到行草书的方法。傅山在篆隶上的主张和实践不仅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还开启了清初碑学思想的萌芽。

14傅山《隶书张说恩制赐食五言诗轴》绫本 143x48cm 山西晋祠博物馆藏

傅山临『二王』

傅山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学书历程时说:

『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破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23]

又说:『写《黄庭》数千过。』[24]

傅山从小接受『二王』体系法帖的严格训练,因举业之所需,以楷书为主。其传世的大量小楷作品,基本格调都是『二王』,可见早年傅山在『二王』小楷上下的功夫。少时的严格训练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在傅山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神圣的种子。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晚年的傅山开始平静地反思,他深入研究先秦诸子,期望从正统的儒家思想和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寻求应对社会危机和山河易主的根源。书法上,他开始重新重视『二王』,认为『二王』,尤其是王羲之才是书法之『大乘』,是传统的经典。他也从对『二王』的领悟中『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此时的傅山大彻大悟了。

15傅山 草书临王羲之《诸从帖》轴 纸本 186.5cm×40.5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对『二王』的回归,首先表现在他对《兰亭》的重视和学习上。林鹏先生说,傅山至少见过三种版本的《兰亭》墨迹[25]。各种版本都认真研习过,世传傅山临《兰亭序》有两件(图八):一件为绢本,一件为纸本。据专家考证,绢本依《定武本》临写。后有题记为:

《兰亭记》平淡直率,始终倡叹,雅一情字。晋人高致,三复不厌,正复引人今昔有伤深怀。俗人妄臆昭明不选之由,良大可笑…[26]

另一件为纸本,于一六七七年临《褚摹本》,时年傅山七十一岁。亦有题记:

向见邢太仆家所抚定武《兰亭》,一味整齐标志,较今诸所行《兰亭》颇悬都鄙,比之唐临本则不无安勉之别矣。……褚临本已尔,不知右军真迹复当奈何。[27]

从以上两则题记来看,傅山对《兰亭序》,尤其是《褚摹本》真迹大加推崇,对殉葬的《兰亭序》真迹更是顶礼膜拜,有些神往了。『平淡直率』、『雅一情字,晋人高致,三复不厌』等感慨是傅山认真临习后的切身体会。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傅山有这样一段话:

《兰亭》二本,若能便中寄来,得一寓目何如?平生所见数种,唯河南临本,真足至宝,不可得也。此二种中,倘是,则亦不可轻视诸人。[28]

『不可轻视诸人』,是傅山觉得《兰亭》太珍贵了,以免损毁?还是傅山有些私心,怕诸人偷学了去?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傅山把《兰亭》奉为至宝而三复不厌。

从两件《傅山临兰亭序》的作品我们注意到,临作基本遵循原范本的字形和章法,甚至连范本里的缺字和涂改之处都依样葫芦地据实临摹,可见傅山对王羲之的崇拜和对《兰亭》的虔诚。

16傅山 《草书临王羲之明府帖》轴 绢本 191cm×49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对『二王』的学习,除了《兰亭序》外,主要是《阁帖》。传世的傅山临作中,大部分是其晚年临『二王』的法帖,如《丘令帖》、《伏想清和帖》、《明府帖》、《冠军二妹帖》、《安和帖》、《安西疏帖》、《伦等帖》、《玄度帖》、《殊愁帖》、《诸从帖》、《诸怀帖》、《初月十二日帖》、《得万书帖》、《十七帖》、《江州帖》、《阔转帖》、《府君帖》、《适得帖》、《小园帖》、《张令帖》、《知欲东帖》、《极热帖》、《八月帖》、《想弟帖》等等,有的临写不下数遍。这些临作有以下特点:

一、大轴临作多为应酬之作。傅山传世的临作中多数为大轴临作,从质量来看,普遍不是很高,内容任意拼凑,用笔轻浮,章法随意,许多细节不能到位,书写相当草率,明显不是傅山『临以致用』或『适情自娱』的作品;从材料来看,这些大轴临作多为绢本和绫本。晚年的傅山基本寓居深山,过着清贫的日子,生活上还经常需要朋友接济,不大可能用昂贵的绢和绫来临帖练字,应该是求字者预先备好材料来找傅山书写的。傅山为什么把大量的临作当作应酬之作呢?有一段话为我们找到了答案:

人再索老夫鹜书,辄云不要作诗,只是临帖。帖是古人底现成字,无甚忌讳,是人都拿的底,诗则生人疑猜,且多触犯,笔砚亦成畏途矣。[29]

在傅山的大轴临作中,也有不少是代表作,如《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临王羲之诸怀帖》、《临王羲之明府帖》等,用笔精致,气息通畅,精神饱满,韵味十足,实为傅山之佳构。

17傅山 草书临王献之《安和帖》轴 绫本 192cm×47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二、臆造性临摹。『晚明是中国临摹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临摹的观念在这时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临摹不再仅仅是学习和继承伟大传统的途径,它还成为创作的手段,换言之,它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创造。』[30]这种变化具体为小字展大、数帖拼凑杂糅、改变所临范本字体、随意脱字等方面,总之,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后人把这种奇特的临书方法称之为『臆造性临摹』。

傅山的临书方法无疑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在其传世的临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巨幅大轴,与所临原帖风格极为不同。也有不少拼凑、杂糅、脱字现象的临作,如同为临王羲之的《伏想清和帖》(图九),临作A『月』后脱『未』字,全篇脱三十八字,临作B中间未脱字,后脱二十九字;《临王羲之安西帖》后半段节录自王羲之的《二书帖》;《临王献之冠军帖》后续的是王献之的《二妹帖》字。

『臆造性临摹』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但绝不是没有目的的游戏行为,而是包含着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创新。始于明中后期的巨幅大轴,促使书家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书写观念,在技法层面和作品风格上,都需要有新的改变。在临『二王』法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傅山做的一些创造性革新。『二王』系统的书法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中庸和谐的美学思想,表现出恬淡、优雅、流畅、细腻的美感。傅山的临作打破了这种和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着自己的个性,具体表现为:以连代断、以实代虚、以圆代方、以弧线代直线、以繁代简、以疾代徐、以外拓代内●、以中锋代侧峰。傅山『通过比晚明书家更为剧烈的变形,更为繁复的盘绕,更为恣肆的用笔……把十七世纪张扬的草书运动推向最激进的极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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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傅山 节临淳化阁帖王右军草书手卷 纸本 26 X 206CM

三、册页、手卷临作与巨幅大轴临作风格明显不同。纵观傅山存世的『二王』临作,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与巨幅大轴的『臆造性临摹』不同,傅山在手卷、册页上的临作基本忠实于所临的范本,如晋祠博物馆藏《临王羲之张令等帖手卷》(图十),是傅山七十三岁时所临,在近二米的长卷中临王羲之法帖八通。整幅作品基本忠实于所临范本,用笔精到,气息通畅,十分精美,显示了傅山扎实的基本功和在草书上的天赋。这类临作除了尺幅大小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外,可能是傅山承袭传统的临摹观念,将临摹作为学书的手段,也可能是送给特别尊敬的人或亲密的朋友,故而写得非常认真。

纵观傅山近七十年的临帖生涯,当时的学术思潮和艺术风气,以及其家学渊源和突出的个性,民族意识和明遗民立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超前的创新意识都影响了他对临帖对象的选择。最后傅山以颜真卿的外拓、中锋、豪放为切入点,以篆隶的古拙、浑厚、圆转为支撑点,以『二王』的欹侧、流丽、韵致为归属点融合参用,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

20傅山 草书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轴 绢本 119.5cm×46.5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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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穿着一件因节省布料而短小的卡其布中山装和打了两大块补丁的裤子,独自敲开了南京百子亭22号林散之老人的房门。当时,我20岁出头一点。记得我被林老家人领到老人书案前的时候,老人正坐在案前,慢条斯理地在碗杯里洗他的假牙套子。他非常专注,一点也不理会站在眼前的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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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书法作品

我有点尴尬,只好静静地等着,好一阵功夫,老人才抬眼望了我一下,没有表情,也不作任何表示,让我继续尴尬,而他则微微侧过头去细心而缓慢地装他的牙齿。老人的脸庞很丰满,两眼炯炯有神,活似寺庙里的罗汉,但不是慈眉善目的那种。我在此前拜访过好几位名人,当时他们待人接物一点也没有脾气,而眼前的这位长者仅就外表看,就知道是很有个性的。老人收拾停当,大声对我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方言,我没听清,于是便自我介绍。老人递来一支铅笔,并示意他听不见,要我在纸片上写下来。我慌乱写了姓名和来意,就将闽北山区带来的笋片搁到了案子上,当我表示是礼物,老人在纸片上写了几个字:“好东西咬不动”,写罢,自己也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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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国画作品

于是我们的笔谈开始了。老人问近日读什么书?我答《聊斋志异》,老人狡黠地瞟了我一眼,写道:“你爱鬼故事?”我说喜欢蒲氏的文风。老人要我详细说说,我答道:“文字精当,简洁生动,不作虚字浮词,文言能绘声色者,蒲柳泉一人而已。”老人颔首微笑,又笔问:“你读诗吗?”我如实奉答:“喜读杨诚斋和苏东坡。”老人接着问:“唐宋孰胜?”这问题有点难,按我当时的思辩能力,难有自己的认识,只好说套话:“唐宏宋约,唐诗写大景,宋诗写小景”,如是等等。老人似乎有感觉,慢慢写了七个字:“细心人方可为艺”,然后表示让我来提问。我意识到刚才的对答是考试,现在轮到子路来问孔子了。我提了一些学书的具体问题,诸如草书是否要以楷书为基础这类很幼稚的话头,老人一一简明相告。其中有几处我记忆深刻,一是说学书要有阶段,“年少写形,壮岁写势,老了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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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开书法作品

当问到草书飞白的用笔时,他写道:“湿笔宜速,虚白宜缓。”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直到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写字的镜头才略有所悟。我们的笔谈大约近一个小时,写了不少纸片,到又来了客人才告中止。客人中有位跟老人很熟,翻了纸片,将有老人字迹的都索要了去。我不好意思久坐,告辞时老人要我将地址留下。想不到我旅行回到家,桌上赫然一个大信封,里头是老人寄赠的一帧很精美的的墨迹。老人寄赠作品使我感动至今,因为我没有开口求过。虽然当时的书画不以货币计值,是时代风气使然,但一位有名望长者的墨迹毕竟是贵重的,何况其中还融入了知遇与勉励。今天书画成为商品,书画家不随便送作品应该也是合理的,但我有时不免仍感慨:凡物一旦被金钱所侵入,人类情感的东西就被排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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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开国画作品

王羲之虽然出身望族,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家,但是政治上一直没显达,特别是中年时自认为被王述所辱,在父母坟前发毒誓再无心仕途,否则“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这毒誓刷爆了江左朝廷的朋友圈,从此没人敢再提请他留意仕宦的事。王羲之作书“暮年方妙”,说不定也得益于此。

辞职后的王羲之,嗑药、游山玩水、留意八卦消息,还曾经驾船出远海,嗨得不行,自己都说了“我这辈子估计得死在‘嗨’上”。这些正史所记载的事情,我们从十七帖这些私人信件里,就能挖出不少“料”。

涉及“嗑药”的“帖子”——服食五石散

服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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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可。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

从人类社会到动物界,都在使用精神安慰品。五石散就是魏晋时的精神安慰品,在上层社会服食成风。所谓的魏晋风度跟整个上层社会长时间“嗑药”有相当的关系——看看今天“嗑药”的群体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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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图片

一想到把这些东西吃进肚子里,就觉得很佩服王羲之他们——该怎么消化啊。当然他们考虑的不是消化,是嗨,这些东西能让他们的精神游离于俗务,体会到畅快的飞升。但是,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特别是服食不当。到了唐代,神医孙思邈就让大家对这些方子见一个烧一个。

旃(zhān)罽(j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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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得足下旃罽、核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郗愔,字方回,是王羲之的妻弟,服食五石散的同好,也善草书(是不是写草书的不喝酒也得嗑药?)。王羲之嗑药作书,这个小舅子看来没少陪,就连收信的周抚,也要被王羲之拉进圈子了。

涉及出游的“帖子”——一场预谋已久的旅行

艺术家大都对“壮观”“异闻”的事物感兴趣,王羲之退休后尤其如此。

游目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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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王羲之《十七帖》全卷由二十八篇不同的尺牍组成,其中绝大部分是写给好友周抚的。周抚镇守成都(益州)将近三十年,王羲之说要去成都,估计至少说了十几二十年,这是其中一次,要怪就怪周抚写给别人的信件(别疏)把成都风物夸得太迷人了。

成都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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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否?信乙乙示,為欲廣異聞。

王羲之的八卦细胞其实很发达,从自然到人文,都感兴趣,连城楼门房什么时候修的都要感慨一番。这样的八卦十七帖里还有很多——当然,成都自古就是好地方。

清晏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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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知彼清宴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爱好旅游的人,对身处胜地,却熟视无睹的朋友,总是有点恨恨。而成都,自从李冰建成都江堰后,两千年来一直是天府之国,甚至有“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说法——怕年轻人跌进茂盛温柔之乡,失却了进取之心。

七十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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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颐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虚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王羲之快六十了,好友周抚更是七十了,约了十几年的汶领(岷山)之行却还未成行。王羲之的退休生活到底有什么拘束着他呢?

八卦成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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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书影

南朝人的八卦是个传统,以风尚言语相激,才有了《世说新语》。在风尚中的人,总是难以免俗,王羲之的“八卦”,在十七帖中随处可见。

鹽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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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千里修书,只为问四川产盐真的是有所谓的盐井、火井,你真的亲眼见过?这么“无聊”的王羲之,对传闻甚是在意。现代人可能不理解古人对盐的感情,古时卖盐的商人相当于今天的地产商,首富、土豪、任性。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都是“操舟卖盐”的,两淮盐商在康乾盛世时也是国家财政的支柱。

“二 爨” 观 后

文/李啸

现在网络上对古代经典法帖质疑的声音颇多,甚至有些来势凶猛。网络允许表达个人价值判断,更允许表达个人学术观点。但由于这个平台没有“门槛”,难免助长偏执与任性。学书者若以印刷品、照片、搨本等间接图像去判断是非标准,也许只能是“雾里看花”,“人云亦云”。

前天,有幸与国内部分书家学者一起访碑问道,在云南曲靖、陆良分别考察了爨宝子碑(小爨)、爨龙颜碑(大爨)。对我而言,每次看到原碑,原有的感知都会有所改变,对先贤的相关评价也会多一分认识。这次看“二爨”,也不例外,观感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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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惟见原碑方知风神

先贤们总是热衷于用“之祖”、“之冠”、“第一”……来评价经典碑帖,这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他们的艺术自信,也有历史视野的局限。当然先贤还是有很多的论述形象而精准,至今想来还是令人称绝。如康南海评“二爨”:“端朴若古佛之容(爨宝子)”,“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龙颜)”,一“佛”一“圣”,片言只语,栩栩如生。小爨如佛,“端朴”、干净、安静,又内藏机锋、智慧,还有点顽皮。大爨则端严、静穆、宽厚,而细察亦见轻灵、亲和,乃至生动。故众人感慨,看搨本不见原碑,若观征婚相片,或朦胧或虚假,骤难识透,惟见素颜真人方知精神气质。

看到“二爨”原碑,众人痴迷,踟蹰前后,仰观俯察,惊呼奇绝。这种视觉享受是任何印刷精良的法帖或拓工精细的搨本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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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刀法演绎提升笔法

“二爨”之美,美在笔法更在刀法。“小爨”原碑保存极好,碑面整洁如新,笔法精深,刀法精湛。最有特点的是点、横、竖等主笔划,于起收处,驻留外翻,锐角方棱,极有特色。通篇釆用双刀刻法,上深下浅,起收、提按、转折,自然清晰。字形貌似内收,但通过刀法外挑,丝毫未显拘泥,拙反生巧。“大爨”气势雄伟,意态奇逸,碑因风化略显斑驳,但刀法凿痕依然可见。我以为其刀法以双刀为主,辅之以斧凿单刀。较之“小爨”收放变化更大、更自如。双刀“切法”斩钉截铁,点划劲道、短促有力。方而不锐,浑厚圆融,气局博大。单刀“冲法”生辣,使线条在流畅中显示出毛涩与苍茫,长笔划多见斧凿之痕,长驱直入,舒展大度,与“小爨”方折朴拙风格迥异,透过刀法可窥见篆书笔意。丰富多变的刀法,让“大爨”的艺术价值更为凸显。康南海亦盛赞此碑“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

可以说,“二爨”的刀法既酣畅淋漓地演绎出笔法的节奏变化,又提升了笔法的精度和金石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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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碑楷妙在互兼互容

以“二爨”为典型,我以为碑楷之妙,以刀代笔,刻写转换,既生发变化,激发创造,又互兼互容,和而不同。“二爨”两碑前后相隔仅53年,“小爨”无论从起笔到收笔处,还留有强烈的隶书笔意。而“大爨”则大大弱化,除了部分较长的横划、捺划残留隶意,基本上均是楷法。东汉以来,隶、草、楷,行多种书体衍生、并存、交替,对魏晋书风影响极大。隶楷中时有篆意,甚至草法,这样的艺术兼容,既有历史感,又生奇趣,给楷书以更大的塑造空间。此外,以历史观照汉魏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书法产生的影响,碑楷又融入了少数民族骠悍雄强、粗犷浑朴的风格。作为南碑代表的“二爨”所表现出的“出锋露角、胫骨开张”,较之北碑显得略为冲淡、中和,更容易为典雅文气的审美心理所接受,故奠定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楷书创作规律,颇似学书过程,先求其同,而后求其异。“同”是共性,是功力;“异”是个性,是才情。求同难,难在坚持重复,深入挖掘。聪明人做“笨事”,大事可成。求异难,难在各美其美,不同而和。聪明人做“巧事”,一事无成。

我在想,匠人精神与诗性情怀永远是艺术的双轮,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骑独轮车的艺术巨匠。

2017年4月24日

于金陵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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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啸,现任江苏省书法院院长,江苏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理事、楷书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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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隶书从出现到成熟,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当代隶书创作较有成就的青年代表,能否就您的理解对隶书做个简单的介绍?

曾 翔:我不喜欢“成熟”二字,什么东西成熟了就不好玩了。隶书自秦朝古隶到隶变再到两汉发展到了极则,唐朝衰落至明清复兴就是很好的证明。当代隶书要有所发展,溯本求源,深入研究,不可做表面文章。学东西当从不成熟时学起,成熟的东西往往很难发展。

张建会:我初学书法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初次见到汉碑石刻拓片时的激动和震撼。虽然斑驳模糊的字迹有的不可识,但碑刻呈现出的那种浑朴气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艺术生命中。后来,接触了汉画像石刻、霍去病墓石雕群像,以及大量的汉碑摩崖石刻等,其所承载着的华夏文明正大气象和民族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牵动了我思维中的壮美之感和博大之魂。正是这种雄浑厚重成为我对汉隶书体创作的基调,也是我多年来对隶书的审美追求。

张 继:隶书作为社会流通的一种字体,早在秦代以前就已出现,两汉方得盛行。魏晋之后,通行字体虽渐被楷书和行书所代替,但作为书法艺术,隶书一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历代众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尤其到了清代,碑学兴起,隶书得以空前发展,不乏大家出现。纵观两千多年的隶书发展史,可以说隶书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民族文化艺术繁荣的结晶,是汉字演变和改革的重要成果。隶书的出现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许雄志:隶书是汉代的代表文字。是一种富有装饰气味的流行于当时的书体。

韩少辉:隶书的演变至东汉发展到顶峰。从隶书的体裁分,主要有标准隶书和通俗隶书两大类。标准隶书即通常所谓八分书,以扁方为主的字形,以左排右波的笔势和左右背分的体势为特征。通俗隶书在东汉晚期大量存在,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体裁受八分影响不大,用笔简捷径直,结构率意自然,书写方便,透露出向楷书过渡的消息。对隶书的学习,除标准隶书为必修外,通俗隶书正是我们创造和形成风格的可资之源泉。

何来胜:隶书从产生起,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即汉代隶书和清代隶书,汉隶品目繁多,风格多样。大致可分为方笔(《张迁碑》、《衡方碑》)、圆笔(《石门颂》、《曹全碑》)、方圆结合(《礼器碑》、《华山碑》)等。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学书者来说必须有所侧重。清代出现了许多隶书大家,他们抛开了式微的帖学,取法秦汉及六朝碑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后世学习隶书提供了良好的方法。

2.隶变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您怎么看待?

曾 翔:“隶变”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今天那些保守的、一成不变的创作观念是极好的教育。没有“隶变”我不敢想象书法史将是个什么样子。

张建会:隶变是我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隶变之后在东汉形成成熟的隶书,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意义。隶书在篆书基础上改变使转方式,用笔化圆转为方折,运笔增其提按,结体删繁就简,是今文字之祖。另外,行草书和楷书皆由隶书衍化而出,其意义不言而喻。

张 继:隶书是从篆书蜕变而来。它变圆为方,书写相对便捷纵逸,使汉字最后脱去图画成分从而走向符号化道路。作为我国历史上汉字字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一“隶变”,它宣告了古文字阶段的结束和今文字阶段的开始,它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即基本上不再受客观事物外在形象的束缚,而运用书法艺术特有的线条语言和结字规律及作者的主观意趣来塑造汉字形象,从而抒发个人情怀。

许雄志:划时代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它以独特的魅力有别于其他书体。它的诞生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在此以前书法作品用笔的丰富性。

何来胜:在隶书出现之前,人们以篆书作为日常记录的书体,今人称之为“古体字”。虽然隶书已经萌芽,但还不是主流。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篆书显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而逐渐被边缘化。隶书作为特定时期产生的书体,十分符合时代的要求,同时也完成了由“古体字”向“今体字”转换的过程。随后产生的草、行、楷等书体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能谈谈您当前的书法创作情况吗?您的隶书面貌已被人们接受,今后有什么打算?

曾 翔:被人们接受,不敢当。我坚信一条:变则生,守则死。

张建会:我当前在书法创作上,主要是对《西狭颂》有所偏重,作品力求气象高古、博大雄浑。以往比较注重加强用笔的力度和线条的质感;今后在隶书作品中,我想将汉摩崖石刻作为创作给养,沿着追求大气而不失韵致的创作思路去丰富自己的隶书面貌。

张 继:本人于隶书创作颇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早年学书从隶书入手之缘故吧。对于目前的创作,我基本上走的是碑简糅合的路子。我曾撰文谈到:“一件真正优秀之作品,传统是基础,创新是条件,个性是灵魂。然法度之个性生成绝非易事,往往须毕生追求。”对于个性风格的探求,我认为:首先个性表现须有独具面目之线条语言,此为最基本元素。故我尝试用笔师法汉简之率真与畅达,并间或糅以草之飞扬洒脱,篆之婉通圆健,但尽量不失汉碑之金石气息。

隶书主笔之一雁尾处理,亦不拘于成法,而是方圆、收放、曲直、轻重多变,均受众隶启发,但务求统一。整体用笔轻重反差之巨亦是从《礼器》中悟得,但务求和谐。为充分调动线条语言之功能,也为丰富用笔、丰富结字,偶以线代点,或以点代面,或以面代线,使得点、线、面相映成趣,似有新奇之效。

在今后的隶书创作方面,“化碑于简、以简融碑,仍是我研习隶书之心路,意写碑帖、取我所用仍是我临书之主要手段。博涉诸艺、兼攻诸体乃至取法秦砖汉瓦、诏版权量仍是我隶书创作之重要辅助;不求怪诞、不事严整、心悟雅趣、抒发情性仍是我追寻个性风格并向纵深发展之目标所在。 

许雄志:行草书的创作自由性与随意性较大,在随意和快捷中时常可获得意外的效果。而隶书这方面就显得不足,要表现它的特征就须横平竖直地去写,即便写汉简那样的作品也是如此。

我个人的隶书作品虽有一定的面目,但它的单一性是不容否认的,这点我也能感觉到。如何有别于明清古人和时人的面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韩少辉:汉、清两个隶书高峰难以逾越。我之隶书与之相比只是高山之沙砾而已,但奋斗是不会停息的。篆书和行书是我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需要强化和攻克的。对其他书体的学习和借鉴,或可使隶书有所成就。 

何来胜:当代书法创作,大都以行草为主,篆隶书事实上已成为配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当代就没有隶书大家。作为清代书法的延续,当代出现了许多堪与清人媲美的隶书高手,如沈定庵、张海、刘炳森等。作为后学,我在借鉴前人书迹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谈不上有新的突破,当务之急是如何“破茧”。

4.您学习隶书的入门碑帖是什么?今天您认为最适宜入门的隶书碑帖是什么?

曾 翔:我是从秦人古隶入手的,学习隶书的同时还要学习篆书,方能通隶之变。选什么碑当根据自己喜好来定。汉碑如《张迁》、《石门颂》都可做入门之选。

张建会:我学习隶书的入门碑帖是《汉史晨碑》,今天看来我觉得最适合入门的隶书碑帖是《汉礼器碑》。清王澍称其为“汉隶第一”,在多年的教学中也深有体会。在诸多的汉隶作品中,此碑的技法和结体是最为成熟的,其用笔瘦劲刚健,笔锋能锲入纸中,结字以正为奇,法度皆备,乃初习汉隶之门径,为隶书中之楷范。 
张 继:我自幼受乡间艺人及两位小学教师影响,喜欢写写画画,但不曾见古人碑帖。大约在读高中阶段得《曹全碑》一册,方开始临习。我认为隶书入门应选择相对比较严谨、工稳且法度比较明确的碑帖,比如《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等,但临习时应注意既要追求结构,同时又要相对自然灵活,切忌刻板,即要求“形神兼备”。

许雄志:最早学过《史晨碑》、《石门颂》、《鲜于璜碑》,后来又临过《张迁碑》和《西狭颂》。对我最有启发价值的是汉简。

临帖和选帖就像一桌子菜,每道菜都有营养,百菜百味,适合于每个人的口味有若干个而不可能是全部。我个人反对初学者从《张迁碑》入手。《张迁碑》,它会使本来对字形不敏感的人或者说对字形驾驭能力不强的初学者遇到更大的麻烦。初学者应该首选的是造型精准结字优美的隶书作品,比如《礼器》、《乙瑛》等。

韩少辉:我接触的第一本隶书字帖是刘炳森书《杜甫诗》,这是1984年的事。不到一年在王朝瑞先生的建议下改临《乙瑛碑》,后又学习了《张迁碑》和《石门颂》。

适于入门的碑帖依个人之见,《乙瑛》、《礼器》、《曹全》、《鲜于璜》都是极规范的隶书范本,择其一种即可。

何来胜:我学书法即从隶书入手,当时没老师指点,全靠自己摸索,凭着对艺术的直觉,我选择了《曹全碑》作为学习隶书的入门碑帖。当时只是觉得此碑字形漂亮,排列整齐,又较完整、清晰,不像其它碑刻那样模糊不清。现在想想,要学好此碑其实难度很大。初学隶书,我认为最适宜的还是《乙瑛碑》、《史晨碑》。学《张迁碑》得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才行。《石门颂》难度更高,字形、节奏都要有所兼顾,用笔难度更大。

5.“学院派”以其相对高超的笔法技巧越来越受书坛关注,但却鲜有隶书高手出现,这是不是因为隶书气质浑朴、精神内敛而技法相对简单不被学院或学生重视造成的?

曾 翔:其实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才是最难学习的,技巧可以力为,精神内涵只可悟得。据我所知,从学院走出的隶书高手也不少,如中央美院的徐海、蔡梦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杨涛等。

张建会:也不尽然,我在三十多年习书过程中,深深感到学习隶书“入门容易提高难”。隶书技法看似简单,实则在用笔上最难把握,需要潜下心来细细揣摩深入锤炼。它不只是笔法技巧层面的问题,更强调笔墨意韵和点画的形质及金石气息等,它需要一定量的沉淀和积累。

张 继:前不久有一位书法家谈到,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隶书方面的实力派书家较之行草书少之又少。事实上,楷书、篆书方面的真正高手也不多,也就是说正书体系的创作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两点:1.从审美角度,当代人已不满足于仅对正书法度的表现,人们的审美期待越来越高,缺乏生动姿态,缺乏丰富内涵,缺乏情趣、品位的作品已不被大家称颂。2.从创作角度看,一方面前人在篆、隶、楷上曾各臻其巅,占尽风流,为后人留下驰骋才情的天地已十分狭窄。另一方面,正书不像行草那样抒情,正书自身的相对严谨对崇尚自由的当代书家也是一种束缚,尤其是个性风格的生成难度更大,许多书者有回避的可能。

许雄志:“学院派”的技巧“做”出来的多,这与画画有关吧。过分重视形式、构成和所谓笔法的多样性,会失去最主要最本真的东西。汉隶那种质朴、那种排叠、那种雄浑的汉家风骨才是其真魂。

韩少辉:学院派的这种情况和师资所擅书体有关,中央美院就有隶书高手。

何来胜:“学院派”书法近来备受关注,我认为主要还是体现在形式上。和业余玩书法的不同,“学院派”们很专业,学术气氛、研究资料等样样齐全。他们也有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去创作,当然他们对用笔、对结体也相当重视,然而总是形式至上的。“学院派”也有写隶高手,但为数不多。

6.从简帛书可知,隶书笔法十分丰富,汉碑是人工加天工的结果。千年来,人们都处于一种集体“误读”之中,这种误读在今天还有多大的意义?

曾 翔:这个问题与印章的情况有点类似。原生态固然很好,后天的加工也很重要,关键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汉碑就是因为多次的再度“创作”才暗合了后人的审美习惯。这说明人们的审美需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的。

张建会:对汉碑石刻的“误读”,实际上是从清代开始的。清代乾嘉之季,碑学兴起,直追秦汉。汉碑石刻由于年代久远及自然风化,特别是摩崖石刻浸蚀剥落,字口模糊,的确这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造化。也正是这种造化,使书家对汉隶造成了“误读”;也正是这种“误读”,才成就了清代众多隶书大家。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帛书大量出土,但我以为对汉碑石刻的解析还应该继续“误读”下去。

张 继:的确,许多书者受汉碑表面效果的影响甚大,这种“误读”当然对学习与创作绝对不利。但是学习隶书,汉碑是基础,它法度完备、气象高古,没有能取代者。只是学习它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在心中体悟它的原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能“透过刀锋看笔锋”。如果同时加强对简帛书的研习,通过其丰富的笔法,更能提高对汉隶的认知。

许雄志: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即便是汉简,它的用笔也是较单一的。材料的表面不光洁造成的“飞白”效果不能说明它用笔的丰富性。就创作而言,表现简帛书的灵动与随意固然重要,但表现出它的宽博沉雄、伟岸堂堂的气象才是上境。

韩少辉:隶书的本质要求是博大、雄强、质朴、端庄,这不仅仅是因为刻石的人工加天工之结果,而且也是隶书的特质。它同样需要极高的书写技法为其服务,它拒绝拿捏、琐碎、做作甚至创造前的草稿。它貌似简单,入门容易,而写出气象和风格却极难,原因就在于它太“简单”。

何来胜:从流传下来的简帛书法来看,笔法确实十分丰富,但普遍存在草率和随意之嫌,线条的质量并不高。但作为一种风格,我们允许其存在。其实,汉碑笔法也相当丰富,只是经过了人工雕刻,使得我们有些麻木。但是假如没有这种模糊的 “误读”,没有学书者丰富想象的加工,也就不会出现当今隶书百花齐放的局面了。

7.我们今天拥有的简帛书资源,会不会为当代隶书走向振兴、成就隶书大家带来契机?

曾 翔:资源多是好事也是坏事,当代学习简帛书的很多,但写得好的很少。成就一个大家的因素是多样的,资源只能借鉴,但不能照搬。依样画瓢是成不了大师的。

张建会:虽然现在拥有两汉大量的墨迹,但我以为简帛书不能直接取法。我曾在湖南省博物馆看到过简帛书,它字迹很小。要将这么小的字放大后取法,很难写出汉隶雄浑朴茂之气象。在隶书创作上还应“宗汉碑法,取摩崖象,尚简书意”。但简帛书为我们解读汉碑石刻提供了佐证,为当代隶书走向振兴提供了多元的有效资源;简帛书资源也必然会为成就隶书大家带来一定契机。

张 继:简帛书的不断出现为隶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我相信它将对隶书走向振兴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一定会为成就隶书大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许雄志:应该会的。

韩少辉:考古的发现为今天隶书的繁荣带来契机。如何应辉借鉴摩崖刻石、孙其峰借鉴汉简、王镛借鉴民间书法等等。以我愚见,成就隶书大家,振兴当代隶书,取法应上溯周秦篆书。简帛书用笔简捷、活泼,书写性强,具有很强的通俗隶书的意味,它可以丰富我们的隶书创作,使隶书变得活泼多姿,但不能成就大师。 
何来胜:我不反对人们对简帛书法的借鉴学习,百花齐放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也出现了许多以简帛书为创作主体的名家,如沙曼翁、张海、鲍贤伦等,他们为丰富隶书的创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8.相较清代隶书,您如何来评价当代隶书的发展空间和多元可能?

曾 翔:当代隶书发展的空间很大,如能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多向古人学习,“板凳须坐十年冷”,我想振兴隶书是不成问题的。

张建会:汉隶复兴于清代,在此三百年间就成就了郑、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隶书大家。相对帖学而言,至今汉碑石刻还没有完全被全面深入地开掘。近现代大量汉碑及简帛书的出土,为当代隶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我们现在无须奢谈隶书的创新,反而还应沉下心来,用多视角和多切入点来细细解读挖掘。隶书创作风格的多元化,相对帖学来说空间更加广阔。

张 继:清代隶书的振兴,让我们得到一种启示,隶书还有相当大的多元发展的空间,关键看当代书家能否真正深入到传统中去作深层次挖掘,能否有感悟地对传统碑帖进行灵活的表现与发挥,能否有机地同相关艺术进行融合,能否有效地将自己的情性通过隶书语言进行表达。

许雄志:多元与单一因人而异。当代的隶书创作越来越会走向“混合体”。传媒、出版、展览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隶书的审美与创作。

韩少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书风。作为实用的书法退出历史舞台和作为艺术书法的响亮提出,标志着书法作为一门完全独立的艺术登上了历史舞台;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妍,各具特征而又相互交融。主要有:以文气、灵气、才气为特征,以四川书风为代表;以技术分析、形式构成为特征,以学院派书风为代表;以大气、拙厚、霸悍为特征,以中原书风为代表;以不拘成法、张扬个性为特征,以王镛倡导的流行书风为代表。这些不同的艺术流派展示了书法家主体意识的空前自觉和他们对创作技术层面的空前关注等等。

何来胜:清乾嘉时期,由于金石学的兴起,碑版的大量出土,再加上理论家的推崇,出现了许多写隶高手,为隶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为当代书法实际上就是清代书法的延续,它不可能是跨越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隶书发展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加上近来简帛的大量出现,无疑使得隶书发展更加多元化。

9、相较帖学,隶书没有像行草领域的“二王”那样的绝对权威,可谓是百花齐放。对此您怎么看?

曾 翔:前面讲过,简单的东西学起来最难,最好的隶书在使用中又往往不被看好。所以选择隶书的空间相对少一些。殊不知学习隶书对行草书的创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张建会:隶书的发展有别于帖学,它到清代才被唤醒。前人留下的汉碑石刻,不像“二王”书法那样作为经典曾被皇权推崇,世代传承,广泛宣扬;另外,纸张的出现,尺牍的使用,都促使帖学尊崇“二王”成为“不二法门”。汉代隶书石刻,无“功利”可言,小字多置于庙宇,大字又都地处山野,甚至近千年无人问津,何谈“绝对权威”?正是这样的历史现象,才会塑造出隶书的多种风格面貌。汉隶石刻与简帛墨迹成为我们今天创作的两大资源,加上清代诸位隶书大家的成功探索,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隶书名家形成自家风貌。

张 继:在当代崇尚自由、崇尚情趣的大环境下,表现手段更加灵活、表现空间更为广阔的行草书更能适合于大多书者与观者。但书法艺术的百花园中,各种书体之花将顺其自然地竞相开放,如果加以有效导引,必然会出现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

许雄志: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学“二王”不是绝对的。一千多年前“二王”即出现了,历史上的大家风格各异,有几人是停留在“二王”上面的?时下一股脑地学“二王”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二王”是经典的,但它不是精典的唯一。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河南书家群为代表的学王铎的流行。后来明清尺牍风气的流行,后来以书谱风的流行,再后来是米南宫书风的泛滥。现在是猛学“二王”法帖。这是一种新跟风。学“二王”只是一个追随,而不是终极和唯一。

韩少辉:何为权威?王右军被李世民奉为帖学的权威,无非没有个性、技法完备而已。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是李世民成就了王羲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汉碑中的《礼器》、《乙瑛》等也可谓权威。隶书的笔法、气势、空间造型、章法、布局等等辩证关系它们俱有,艺术内涵丰富。当然这不是否定“二王”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但在破除个人迷信和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应客观、公允、历史地对待书法史上的每一座丰碑。

何来胜:由于隶书风格的多样性,学书者仅凭个人兴趣即能找到与已相近的书法范本进行临摹学习,结体、用笔也较为自由,对于风格的创造也容易得多。二王书风,作为书法经典,是后人学习行草书的不二法门,影响书坛一千多年,无论用笔、结字都有一套规范程序,相对来讲,它的创造性也就大大缩小了。

10.您心目中的隶书大家都有谁?

曾 翔:如果是指古人,那我喜欢陈洪绶。

张建会:在清代的隶书大家中我最崇拜金农。虽然他那个时代简帛书还没有出土,但我们却能从他的隶书作品中体会到他对汉碑石刻的真正含义上的理解,解读出他对墨迹与石刻关系的真正把握。他的隶书不但有两汉之神韵,而且在某些用笔上与简帛书相暗合。另外金农在隶书创作上,胆敢独造,形成漆书之独特书风。金农隶书作品为当代隶书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那就是要以古为新。“古”即对传统挖掘得要深,“新”即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精神境界,也就是以汉隶之神理,发时代之意趣。

许雄志:清代有的邓石如、伊秉绶。当代的说不清。